一位年輕朋友花了半個小時教會我開機、關機和幾個最簡單的“命令”。之后，我自己到書店買來一本最通俗的教材，開始練習敲鍵盤。

敲了兩天鍵盤，我迫不及待地開始輸入漢字。漢語拼音還是在中學里學的，差不多都還給老師了，現在拼錯一個字母就打不出字來，打10個字倒有9個要去翻字典。第一天打了13個小時總共輸入200多字，還死機20來次，中間給那位年輕朋友打了大約不下30次電話。

丁炳昌說：“你煩不煩人？！”

是我在學，你煩什么？我裝聾作啞，不予理會。

一個月后，我在電腦上打出了第一部“作品”——4000多字的“咪咪交響樂”。咪咪是我化療住院時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形象極可愛的小布娃娃，她已忠實地陪伴了丁炳昌和我兩年多。我們曾計劃為她寫一個類似木偶“匹諾曹”的童話，沒想到這純粹自娛的“童話”會成為我在電腦上的“處女作”。

從此就一發(fā)而不可收。從“全拼”到“雙拼”，再到“智能ABC”，半年后輸入速度漸漸跟得上思維速度，后來完全丟掉了筆，一天能寫作3000字左右——這是我拿筆寫作的速度。不過兩者有天壤之別：拿筆寫的是草稿，“版面”圈圈點點、勾勾畫畫猶如“鬼畫符”，不經過丁炳昌的“美容術”（修改謄抄），是沒人能看得懂的；而現在從電腦上出來的，是一步到位、打印得清晰精美的文章。

丁炳昌為之，從冷眼觀望而變成最熱烈的支持者——記得1987年盛夏在“火爐”武漢，他冒著38℃~41℃的酷熱為我修改、謄抄第三本新聞著作《中國新聞文體大趨勢》，整整一個多月，直抄得眼睛發(fā)直、頸椎發(fā)僵，走起路來就像個機器人跳現代舞?，F在電腦不僅解放了我，也解放了他，這真叫福從天降！為之，丁炳昌真愿意朝著電腦磕三個響頭。

1996年秋天，我正式回到《光明日報》的記者隊伍，了解到：雖然在1995年時報社花2000萬元實現了整個編輯部的電腦化，但各記者站尚無此先進裝備，要電腦，自個兒買！因此用電腦寫稿的地方記者，至今還寥寥無幾。年過半百的我，竟然榮幸地成了這“寥寥無幾”之一，成了地方記者中第一批用電腦替代了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