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知道這個名字的恐怕不多，如果了解文革諸階段中的清查“五一六”運動的話，可能知道他的人就會多一些。清查“五一六”，被史家認為是針對文革初期造反派的。其實根本就沒有一個稱作“五一六”的全國性的組織，可是在這段運動中卻有超過一千萬人因被懷疑參加了這個莫須有的組織而被整肅、甚至遭到嚴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鋼鐵學院的學生張建旗。

張建旗于1967年春夏之際組建了“五一六紅衛(wèi)兵團”，后來又與北京外國語學院的紅衛(wèi)兵聯(lián)合起來，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紅衛(wèi)兵團”。當時許多青年學生意識不到在這場運動中自己不過是木偶戲中的玩偶而已，他們不知天高地厚、甚至認為自己是能夠主宰天下、引領潮流的“風流人物”。因此許多組織動輒“兵團”“司令”（如動言“蒯司令”而不必稱其名），名目都很嚇人，“五一六”也不例外。它上有總部，下有特務連、情報組等。還成立了所謂政治部、作戰(zhàn)部、組織部、資料政策研究部，以及農(nóng)林口、財貿(mào)口、文教口、公交口、軍事口、外事口、中學、全國通訊聯(lián)絡站等八個方面軍，并推選了各部負責人，制定了各個階段的作戰(zhàn)方案。說的如此熱鬧紅火，實際上其固定成員也不過二三十人而已。

最初因為它提得問題尖銳，也一度鬧得沸沸揚揚，總部派出了一大批人，在凌晨的時候，到北京動物園、甘家口商場、西四丁字街等繁華熱鬧之處大量散發(fā)、張貼反周傳單，涂寫反對周的標語。這些傳單和標語的題目有《揪出二月黑風的總后臺》（當時毛和中央文革正批判“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周恩來的要害是背叛5 .16 通知》《周恩來是毛澤東主義的可恥叛徒》《將革命進行到底——紀念十六條發(fā)表一周年》。這些反周的傳單反映當時北京一些學生向往發(fā)跡的投機心理。

文革初，聶元梓等北大造反派發(fā)跡于反北京舊市委；清華大學的蒯大富發(fā)跡于反劉少奇；張建旗等人反周也正是這種心態(tài)的反映。他們沒有想到北大、清華那些人并非是偶然賭贏，他們背后都有能夠決定或知道運動走向人的支使，而張建旗等卻是盲人瞎馬，不了解中央部署，揪人專揀大的來（當時有“公安六條”規(guī)定凡是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都是反革命，對于其他人沒有特別規(guī)定），最后成為人人喊打的“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這一年9月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中，點出“五一六”是“反革命組織”。毛澤東還加了一段話“這個反動組織，不敢公開見人，幾個月來在北京藏在地下，他們的成員和領袖，大部分現(xiàn)在還不太清楚，他們只在夜深人靜時派人出來貼傳單，寫標語。對這類人物，廣大群眾正在調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于是“五一六”便定格為現(xiàn)行“反革命組織”；隨之掀起了抓捕五一六的大規(guī)模運動，綿延數(shù)年，涉及人數(shù)達一千萬之多，成為文革中最大規(guī)模的迫害群眾的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