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園槍擊案，多半發(fā)生在藍天白云，小黃花青草地那種地方，像美國的弗吉尼亞、澳大利亞的塔斯馬尼亞，還有蘇格蘭的鄧布蘭。在地圖上找不到的小鎮(zhèn)，忽然幾十響槍聲，十多人浴血，轟動世界。

因為這種地方，過于安逸太平：花園有一副三百六十度噴水器，大汽車靜靜地泊在車房里，老太太在院里曬太陽，郵差每天上午十點準時在門前的郵箱投放垃圾信件，街角的雜貨店，一個肥佬穿著運動裝，太陽眼鏡晾在額角，推門進去買一瓶牛奶，門板牽動上面的小鈴子，發(fā)出一陣叮叮聲。

這種太平小鎮(zhèn)在北美和澳大利亞，成千上萬，像一匹白綢子，沒有一絲陰暗面，住在這種地方，人反而容易逼瘋。

就像大衛(wèi)·林奇的電影《藍絲絨》的開頭：一個美國小鎮(zhèn)，陽光照射在草地上，天上飄過一朵白云，洋房、籬笆、一塵不染的柏油路。鏡頭往前推，草地上忽然有一只割下來的人耳朵，上面爬滿了螞蟻。鏡頭繼續(xù)推進陰森的耳道，繼而揭發(fā)了一宗變態(tài)兇案。

這個著名的場景是什么意思？生活太安逸了，平淡得激不起一點漣漪，所以丟棄在青草地上的一只割下來的耳朵，才叫人大吃一驚：原來日子太過美白，是不符合人性的，人總要追尋一點點驚栗，打破悶局。美國文學總的來說，及不上歐洲，因為北美洲太安逸，缺的正是人生的一點點沖突。

《白鯨記》、《老人與?！?，只有向大自然找尋刺激。香港廟街和深水埗，窮人很多，從前的木屋區(qū)，絕少有拿著菜刀無端斬死幾十人再自盡的連環(huán)血案。最多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血濺吊頸嶺的那宗，丈夫發(fā)現(xiàn)戴了綠帽子，把奸夫淫婦一窩劈死后自盡，卻像《水滸傳》的翻版，跟美國式的連環(huán)槍擊案不同。

生活沒有意思，所謂Pointless，就有Meaningless的罪行，沒有原因，非親非故，忽然斃于陌生人槍下。美國有其愚蠢的地方，不管制槍械，任寶貴的生命浪費下去。

去美國留學，除非哈佛普林斯頓，到中部的州立大學，不然沒有什么意思。生活要有點陰暗面，正如一碟白腸粉，要放醬油、麻醬、辣椒。美國中部的城鎮(zhèn)生活，就像天天只吃一碗白飯，加一碟沒有醬油的“齋腸”，吃足一輩子。

從前有一部臺灣文藝片叫《白屋之戀》，就是這種感覺：一座白屋，有什么好戀的？而且男主角，如果是白恤衫、白褲、白鞋的小生。幾響槍聲，顛覆了一切。去美國讀書，還是想一想好，香港亂哄哄的，大學校園沒有鐘樓和草地，也沒有槍彈，只要男廁也跟美國一樣，有一副安全套自動售賣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