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段時間之后，李靜陷入了糾結(jié)。她發(fā)現(xiàn)自己開始喜歡上了“電視”，但與此同時，她發(fā)現(xiàn)自己越來越不會說話了。面對臺領導“字正腔圓，聲音洪亮”的要求，李靜感覺有些許的不適應，因為這并不符合她的審美。一個學了這么多年音樂的女孩，琴房里的獨奏或許才是她最舒服的表達，那種自然而個性的表達方式，已經(jīng)完完全全地溶解在了她的思想與呼吸之中，無法輕易地被轉(zhuǎn)化。

電視臺看似平靜的生活之下，是李靜新夢想的醞釀與勃發(fā)。1991年，在工作了一年多之后，她告別張家口電視臺，考取了北京電影學院文學系。她用這樣一種方式去接近自己的雙重夢想：到北京讀大學；然后，找到屬于自己的表達。

面對女兒的再次折騰，李媽媽只是說了一句話，走吧，不行再回來。

彼時，在遙遠的南方，戴軍已經(jīng)成為小有名氣的“深圳小黎明”。他幾乎唱遍了深圳所有知名的夜總會。幾乎每一個新開業(yè)的場子都會把他的海報掛在最顯眼的地方。但不知為什么，他也有些焦躁，每次聽到心中那個挑逗的聲音，周圍五光十色的喧囂立刻變得無比靜默。

本不安分的靈魂，又遭遇世紀末最初的躁動，叛逆或許才是唯一的歸宿。未來學家奈斯比特說，90年代的人類社會正在走向新的文藝復興。而擁有之后又敢于一無所有的異鄉(xiāng)人李靜和戴軍，只不過是想要去探索另一種生活的可能性。這是一場不自知的自我革命。在1991年到1995年之間，他們的經(jīng)歷大體帶上了一種實驗的色彩。而北京，成為收容這兩位實驗者的大本營。

“一切都對了。”

戴軍這么想。1993年他終于來到北京。5年前，當他剛剛踏上深圳的土地，他覺得“哪都對了”，節(jié)奏也對了，生活狀態(tài)也對了，盡管一天要做三分工非常累。而5年后的北京，他再一次覺得哪都對了，盡管是住在3塊錢一天的地下室二層。那時的他已不再駐場，改做表演嘉賓，以北京為居住地，在全國各地的夜場穿梭。走了又來，來了又走，只不過這一次他的心中已結(jié)下了與北京的深度契合。也是在這個當口，從北電文學系畢業(yè)的李靜，進入北京電視臺，擔任《北京您早》欄目的主播，成了一名標準的電視北漂。

20世紀90年代中期，唱片公司與流行樂手共謀中國流行音樂的黃金時代。1994年冬天，戴軍正式進棚錄制了這首對他而言意義非凡的歌曲。那首歌，叫《阿蓮》。

通常故事講到這里，應該有什么事情要發(fā)生了。的確，在翻過來的1995年，“實驗”迎來了一個小高潮。這一年，《陽光燦爛的日子》火了，電影百年盛況空前：這一年，金庸被列入《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蜚聲與嘩然并起；這一年，鄧麗君、張愛玲走了，帶走多少癡怨眼淚。

這是很有故事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