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大劫，中華文明的悠悠鏈條驀然被重重一砍，沉沉一砸！文化領域也有人痛心疾首，但他們不可能挽救危亡。

1925年，語言學家劉半農率團抵巴黎，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抄錄104件敦煌遺書，后輯《 敦煌掇瑣 》。但學者王重民在巴黎圖書館寫本部，對伯希和掠去的經卷編目。后有王重民《 巴黎敦煌殘卷敘錄 》《 敦煌古籍敘錄 》及其與劉銘恕等合編《 敦煌遺書總目索引 》等問世，尤為寫本的定名、斷代，彌足珍貴。一一義舉，至少對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物狀況，有一概略了解，當時能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算是對一個苦難民族的一點精神撫慰。

1908年，羅振玉在《 東方雜志 》首次發(fā)表《 敦煌石室書目及其發(fā)現之原始 》，最早在國內介紹藏經洞。不過，大多數是依據伯希和“恩賜”的照片資料。后來，王國維通過研究羅振玉《 敦煌石室遺書 》，考證古代西北的政治、經濟與民族史，糾正史籍對史實的訛談，并介紹敦煌遺書文學作品，破譯敦煌古曲譜、唐代音樂等，碩果累累。1931年，陳垣《 敦煌劫余錄 》出版，陳寅恪作序首提“敦煌學”。序稱：“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大傷心史也！其發(fā)現之佳品，不流入異國，即秘藏于私家。茲國有之八千余軸，蓋當時唾棄之剩余。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系于學術之輕重者存。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如此，鼓動許多學人懷抱愛國熱忱，去改寫敦煌學的傷心史。

20世紀50年代后，直至“文化大革命”，向達、王重民等中國大多數學者，在“反帝愛國”政治背景下，仍艱苦研究。即使著述打上“愛國”符號，向達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王重民含冤自殺，標志一個時代的中國敦煌學終止。那時，只有世界敦煌學，而無中國敦煌學。

1941年，日軍侵華，生靈涂炭。張大千懷抱悲憤，毅然西行，臨摹莫高窟壁畫。七個月后，張大千將臨摹部分作品托人帶到成都，作為可追摹的唯一范本，辦了西行紀展，各界一譽“宇宙難容一大千”。這位大師毅然在第二年攜妻兒住進莫高窟，忍受三年苦難，臨摹作品276件。其義無反顧，或無可奈何，最終都進入這276首無言史詩。隨后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國民政府檢察院院長于右任舉薦留法學者常書鴻首任主持。常先生是杭州人，1935年秋在巴黎塞納河畔一舊書攤，看到伯希和編輯的六卷本《 敦煌圖錄 》，驚嘆中國還有這樣一座藝術殿堂，毅然回國探尋。常先生歷經五十春秋的孤獨追求，締造了追索、整理、研究和保護敦煌文物的敦煌學奇跡。這大概就是民族大義、凜然人格。此后，王仁俊輯印《 敦煌石室真跡錄 》、蔣黻輯印《 沙州文錄 》。再后，段文杰、樊錦詩等，承繼學業(yè)。這些文化學者作為飛天后人，早已忘卻傷心往事，為莫高窟焚膏繼晷，侍奉終生。

俯視歷史，仰止文化，匡時濟世，就是這些飛天后人！多么盼望，還有更多比肩的來者！“你未看花時，此花與汝同歸于寂；你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

1987年，莫高窟才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然而，因文物流失滿世界，至今還有多少沒被解讀，還有多少私人收藏品束之高閣，不能發(fā)揮考古學、語言學、文化學等方面的作用，迄今我們還沒有一部真正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敦煌學史。

敦煌文獻分散英、法、俄、日等許多國家，各國館藏多按流水號收藏，編排雜亂，搜集與收獲資料是個大難題。有的卷子撕裂后身首異處，難以一統(tǒng)觀瞻。清理、收集與研究，往往只見樹木，不見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