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不值錢唄，所以男人們才這樣叫她……我想是這樣。”她解釋道，而且還嘆著氣。

“不一定嘛。也可能她就叫這名字，也可能你聽錯了。”我不知道為什么要為她辯解，難道是要使一個虛幻的形象得以維持下去？

“她有時還帶外國人到這里來。她告訴人，她在芭蕾舞團工作。哼，跳芭蕾的全是狐媚子……”對女侍所言我真?zhèn)文?。但有一點已經(jīng)越來越明晰了：L交往甚廣。但到目前為止，我還無法弄清她這樣做動機何在。任何一種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她的背景不會很簡單。我是怎樣被選中的，還有，她叫泥——我想起自己口袋里那封芒市來信，我真想再看一遍……

我松開了她的手。這時我才發(fā)現(xiàn)L規(guī)定的時間已大大超過了。不過我并不內(nèi)疚，難道我一定要像個陀螺一樣被她意志的鞭子抽打著轉(zhuǎn)個不停？我們之間并沒有簽什么賣身契嘛——我這樣說不是要抱怨什么。不，沒什么可抱怨的。我甚至還有點慶幸自己走到這一步：既非囚犯又不是個自由人——如此尷尬的心理境況不正是建立在一個真實的存在上嗎？我是被“澄明”拋射到這個夜晚來的。我周圍的一切都是謎。

在我離開梅花酒吧時，那些浮雕般的女侍突然活動起來。我聽到一句殘缺不全的議論：“……挺俊。”然后爆發(fā)出一陣大笑。哈，我挺俊嗎？再見吧，姑娘們，也許是這樣。但我承認我并不耐看。

我沿著河邊的一條煤渣路向文登大區(qū)方向走去。“再見”大酒店就在這個社區(qū)的邊緣。在一座已經(jīng)打烊的熟食售貨亭前面，一個治安警察從暗處走出來，他要我掏出身份證讓他瞧瞧。在難得一見、幽遠神秘的月光下面，這似乎是某部記不清片名的電影中的一個鏡頭：我西裝革履，急急匆匆，身懷特殊的使命；盤查在劇情的高潮處出現(xiàn)了——這類人通常是心不在焉、智力低下和顢頇的——我摸出證件，它是偽造的，但天衣無縫，我相當矜持地交驗……這當兒，我又一次想起了L緩慢清晰有些造作的話語：“你暫時什么都不是。”那么，我應(yīng)當從何時開始“什么都不是”呢？這是一個問題。如果從進入葬禮時算，那么此時我還是X醫(yī)生。身份證上的一長串數(shù)字把我像標本那樣釘在一個位置上，它的效力并未中止……戰(zhàn)后世界最大間諜案的主角阮慶（他于1972年擔任南越政權(quán)總理）逃亡到河內(nèi)，一時間，河內(nèi)以“愛國將領(lǐng)”榮譽隆重歡迎他。然而，越戰(zhàn)結(jié)束后才公布了阮將軍的真實身份：人民軍情報軍官，大校。從一位“總理”恢復到“大校”身份，它本身就辛辣地揭示了“定位”努力的可笑。怎么可以想象：一個曾做過軍團司令、總參謀長、國防部長乃至總理的人物居然是敵方的間諜？又怎么可以想象，兩種階級秩序可以在一個人身上并存？治安警察問我這么晚要去哪里，我說要去拜會一位海外來客。他把我的證件高高舉起，借月光來辨認上面的照片。其實在他的腰間就掛著一只長手電。“不錯，是您——但現(xiàn)在胖多嘍。”他說著笑話，把證件還給我，而且打算繼續(xù)跟我聊聊：“這一帶情況不好，常有人遭搶……”他憂形于色。他胸前掛著一只奇形怪狀的哨子，手里握著警棍。“所以我們投入了一些力量。”我巧妙地制止他再說下去，告訴他，假如再在路上耽擱，那位“海外來客”肯定會打熬不住上床休息了，因為我們約定的時間已經(jīng)大大超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