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莫教授批評“全書的主次輕重也不夠妥當，比如說到《左傳》只有寥寥百言，對晁錯的《論積貯疏》倒大談特談”，筆者以為這可能是錢先生慣常的做法，“詳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詳”而已。正如陳思和教授所說：“編撰者應該有獨到的文學見解、文學偏好，甚至有獨特的理論話語，對文學史的發(fā)展有獨特的描述。正如錢先生的《中國經(jīng)濟史》般，我只是如實地把錢先生所講的記錄下來，沒有加添，也不刪減。根據(jù)我聽過錢先生講的多門課，他事先都備課，而且上課時都是根據(jù)記錄的卡片來講述的，卻也不能肯定錢先生是否臨時會加添幾句。

至于近代著名人文學者劉再復先生對《深圳商報》記者談到錢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時，他說：“肯定是錢穆個性化的文學史，即體現(xiàn)錢先生獨立不移的文化理念與審美趣味的文學史。國內(nèi)以往數(shù)十年所出的文學史教科書，缺失的恰恰是個性，恰恰是個人視角、個人立場、個人審美判斷力的闕如。”劉再復先生又說：“很怕閱讀國內(nèi)出版的文學史教科書，因為它太多雷同，太多重復，其復制性、抄襲性、意識形態(tài)性均極明顯。編寫沒有個性的所謂‘平穩(wěn)’的教科書，算不上‘文學研究’，它沒有什么學術價值；但我們又不能不承認，作為教材，還須要顧及‘學術價值’，不能一味追求高深的學術價值，像錢穆先生的《中國文學史》，是否適合作為普通性教材，恐怕也未必。知道錢先生的儒家情結是一以貫之的，但也知道，多讀一些錢先生的書，就多一分清醒劑，既可避免激進，也可避免輕浮，我希望葉龍先生的整理稿能引發(fā)千百萬讀書人的思索。”劉再復是一位直心腸的人，實話實說。據(jù)我如實的筆錄，錢先生所講并不高深，只是他個人的視角和立場，只是他個人的審美力。我們盡可以多讀幾種國人寫的中國文學史，然后就個人性之所近而決定喜好。正如有教授提出的，凡有興趣有能力寫中國文學史的學者，盡可能各自寫其文學史，大可以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正如北京大學中文系的陳曉明教授所說：“文學史敘述要有個人態(tài)度。”

綜上所述，上述教授們都是主張凡有興趣有能力寫中國文學史的學者都可憑自己的個性喜好來撰寫。錢先生開講“中國文學史”這門課是在1955年，正如陳思和教授所說，那時候，寫得比較像樣的也只有劉大杰先生的《中國文學發(fā)展史》，其余多是寫的斷代史或文學專史，如文學中的戲劇史、小說史一類，寫整套的多比較粗糙，所以錢先生提出還未出現(xiàn)理想的文學史，實有待后人的尋求與創(chuàng)造。由于難于創(chuàng)造理想的文學史，故有待有興趣有能力者共同來創(chuàng)造，各人自可發(fā)揮其各人的見解。

大家亦可從《深圳商報》所刊出的上述學者所提出的共同意見看出，要寫出一本十全十美的“中國文學史”實無可能，但人人均可寫出其各人不同的見解與看法。這也就是錢先生所說的，有待今后的學者們一齊共同來尋求與創(chuàng)造。錢先生自己在此講稿中提出了一些大問題，值得大家來討論，也確實提出了他個人對中國文學史的一些看法與見解，供吾人參考。記錄如有疏誤，則文責當由筆者自負，祈高明不吝指正。

葉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