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蹉跌的兩大錯誤

陳獨秀是個叱咤風云的悲劇人物。他領導中國革命的功勞有如上述。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也沒能超越歷史,在晚年有兩大主要錯誤。一條是大革命后期的右傾錯誤,另一條是參與“托陳取消派”問題。

對這兩大錯誤,目前陳獨秀研究者的認識日趨一致,應當給予重新認識和評價。

關于前者,2002年9月出版的《中國共產(chǎn)黨歷史》第一卷,將過去長期講的“右傾投降主義”改為了“右傾機會主義”。兩年后,胡錦濤在紀念任弼時誕辰100周年座談會上談到大革命失敗時,又給予了新的說法,將其表述為“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這是到目前為止由黨中央領導人所作的新的定位,獲得了學界的普遍好評。無論右傾機會主義還是右傾錯誤(“左”傾也一樣),都是黨內(nèi)路線是非問題,不是革命與不革命問題。這不能構成什么“罪名”。

關于后者,其是非也日漸清楚。

——其一,這主要涉及當年聯(lián)共(布)的黨內(nèi)斗爭。過去將這個問題看得很嚴重,扣以種種罪名。但歷史早已翻過了這一頁。這屬于跨黨、跨國之事,要與時俱進。目前俄羅斯人已很少提及當年聯(lián)共(布)的黨內(nèi)斗爭,甚至對托洛茨基的問題另有新說,也會對歷史問題據(jù)實加以再認識。

——其二,陳獨秀參與“托陳取消派”,屬于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的紛爭,其看法有嚴重錯誤,也有派別活動,但更多地屬于理論論爭,不能因有這方面的錯誤而繼續(xù)“定罪”。

——其三,陳獨秀對托洛茨基的某些觀點是有保留的。他是講“二次革命論”的,托洛茨基鼓吹“一次革命論”,兩者南轅北轍。對大革命后期的一些應對政策,他比較贊同托洛茨基的主張,不贊成斯大林的意見；特別是對將大革命失敗的責任完全推給他一個人來承擔感到憤慨,并對托洛茨基遭受的迫害深表同情,這是他參加“托派”的一個重要動因。對這個情況,不能不作具體分析。

——其四,將“托派”認定為“反革命”,這主要是在1937年11月王明、康生從莫斯科到延安后,根據(jù)聯(lián)共(布)反對托洛茨基的需要,不分青紅皂白而作的處置。當時,確有“托派”反對抗戰(zhàn)、有漢奸嫌疑的言論,但陳獨秀卻是主張抗戰(zhàn)的,并撰文批評“托派”反對抗戰(zhàn)的言論。他在1932年10月被捕入獄,是由于“托派”分子向國民黨告密才為特務逮捕的。他在1937年8月出獄后公開聲明“已不屬于任何黨派”。這表明他與“托派”脫離了干系,因此不能老給他戴著“托派”這頂“帽子”。

——其五,陳獨秀參與“托陳取消派”,盡管具有分裂黨的性質(zhì),但并沒有做危害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事情,沒有里通外國的勾當。對陳獨秀的分裂行為應與張國燾的分裂行徑加以區(qū)別,兩者的性質(zhì)和情節(jié)不一樣。張國燾是明目張膽地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主席,要當頭頭；“托陳取消派”是一種不贊同當時中央的路線和政策的派別活動,并非要自立為共產(chǎn)黨之“王”。張國燾在抗戰(zhàn)開始后就跑到蔣介石那里去,拿國民黨的津貼做事；而陳獨秀拒領國民黨津貼去另組新共產(chǎn)黨,即使落魄江湖艱難度日,仍始終不與國民黨為伍。就此而言,也不能與張國燾等同視之。

后來人對陳獨秀的歷史評價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但經(jīng)過歷史的沉淀,縱觀陳獨秀一生,在我看來，應是“叱咤風云一巨子，輝煌蹉跌鐵骨錚”。對其作功大于過的肯定性評價,是符合黨的歷史的實事求是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