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周恩來在“文革”中努力“治亂”,減少損失,絕非“起了延長歷史災難的作用”。

所謂“起了延長歷史災難的作用”的說法,只是假設推理,缺乏歷史依據(jù)。研究歷史只能從真實的歷史出發(fā),而不能從假設推理出發(fā)?！拔母铩钡臍v史實際是:由于周恩來等的存在和所起的“治亂”作用,減少了“文革”造成的損失,減輕了歷史的災難,而不是延長了歷史災難。對于“文革”這樣重大的政治事件和這樣一段較長的重要歷史,發(fā)生在我們這么一個大黨大國,既有“造亂者”,就會有“治亂者”、抗爭者。人民所擁戴的周恩來是抗爭、治亂力量的代表。這種力量只能發(fā)揮減輕歷史災難的作用,而不可能起延長歷史災難的作用。發(fā)動“文革”時最初設定的時間是很短的,但這樣全國性大規(guī)模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運動發(fā)動起來之后,如同打開“潘多拉魔盒”一樣,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治亂”工作接二連三,難以收拾。所以,“文革”并沒有因為周恩來的去世而結束。只是在粉碎“四人幫”這股“造亂”力量之后,才事實上結束了長達10年之久的“文革”。因此,說周恩來起了“延長歷史災難”的作用,有悖歷史發(fā)展的實際邏輯。

◎ 關于所謂“表里不一”的問題

所謂“表里不一”是“貶周”論者又一個重要觀點,這涉及對周恩來人品的看法,而周恩來的人格品德又恰恰為世人所景仰。因此,“表里不一說”,實際上旨在從根本上摧毀周恩來的形象。

首先,從周恩來的出身環(huán)境和所受的教育看,不存在這個根基。

周恩來出身于衰敗的、但仍講忠孝信義傳統(tǒng)文化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他的父親為人忠厚老實,生母慈祥、溫柔、善良、大度，嗣母性情溫和、待人誠摯、辦事細心。他的性格深受家庭環(huán)境的影響。從小所受的文化熏陶也使他在求學時期就十分注重道德修養(yǎng)。他在南開畢業(yè)時,《同學錄》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于感情,摯于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他一生注重誠信,即使在延安整風中剖析思想、自我檢討時仍然認為:我的本質還忠厚,誠實,耐心和熱情。“文革”后期,在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時,他贈與“言必信,行必果”六字。這既表明他作為政治家奉行的誠信原則,也反映了他為人處事的修養(yǎng)信條。對周恩來而言,所謂“表里不一”,與他的人生準則風馬牛不相及。

其次,從周恩來的革命操守和黨性修養(yǎng)看,始終不齒于這種背離共產黨人的道德行為。

周恩來在做青年學子時就立志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要為中華騰飛世界奮斗。在經(jīng)受五四運動洗禮、考察日本和歐洲,經(jīng)過對各種學說推求比較后,選擇信奉馬克思主義、獻身共產主義和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作為救國救民的真理。他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chuàng)建,是最早的黨員之一。自此以后,他就幾十年如一日地按照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并以“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作為終身座右銘。在黨內,他以堅持原則、嚴于律己、黨性觀念極強,不搞宗派、不拉山頭,善于與各種不同意見的同志一道工作,高度重視和努力維護黨的團結統(tǒng)一而著稱。在黨內斗爭中,他從不搞“殘酷斗爭、無情打擊”,而是與人為善、循循善誘、開誠布公、熱情幫助,因而深受各方面干部擁戴。毛澤東曾說:恩來的最大優(yōu)點之一,就是同黨內外都有廣泛的聯(lián)系,善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周恩來的高尚品德堪稱全黨楷模。

其三,從周恩來同反動勢力的斗爭看,始終立場堅定、大智大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