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28日，法國投降不到6個月，法國國會下院在維希集會，聆聽納粹理論家阿爾弗雷德·羅森堡解釋他們國家戰(zhàn)敗的原因。“法國大革命頹廢的繼承者與大德意志革命的第一批部隊發(fā)生了沖突，”希特勒非官方的哲學家宣稱，“在這場沖突中，1789年的時代現在到了窮途末路。在一次成功的勝利當中，它被打垮了，雖然已經腐敗不堪，但它仍然趾高氣揚地想在20世紀繼續(xù)對歐洲的命運指手畫腳。”許多不再抱幻想的立法者同意羅森堡的歷史性評估意見。他們認為法國的崩潰不僅證明了第三共和國（1870年拿破侖三世下臺后組建的政府）的無能，還預示著民主本身即將死亡。民族社會主義是未來的浪潮嗎？在整個歐洲大陸，戰(zhàn)敗國的公民在面對失敗的時候都默默地問自己這個問題。

每個人都面臨同樣艱難的選擇：與德國合作還是抵抗。沒有中間道路可以選擇。抵抗的后果是看不見的，遙遠的，危險是具體的，隨時隨地都存在。任何不服從德國的人被捕后都會被立即關進監(jiān)獄，或者處死。另一方面，與德國合作不僅提供了生存的機會，還可能得到特許，重新過上正常的生活。其他方面的考慮也使人們不愿意采取勇敢反抗侵略者的立場。

德國人不像在波蘭那樣野蠻粗暴地對待公民，在西歐的占領部隊舉止最好，和平條款相對溫和。希特勒堅持說他只希望保護中立的斯堪的納維亞和低地國家；他與法國的休戰(zhàn)雖然有些強硬，但并不是不光彩的。

再者，大多數歐洲人認為戰(zhàn)爭已經結束，德國人勝利了。雖然他們不相信并反對德國，但他們當中許多人把怨氣都撒向了本國已經流亡的王室和政府。當他們以前的領導人呼吁他們進一步抵抗，但繼續(xù)沖突只能加大災難的時候，他們被拋棄的感覺更強了。誰也不想讓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重演。

并不奇怪的是，大多數丹麥人、挪威人、荷蘭人、法國人、比利時人和盧森堡人準備與德國人合作，而不是反對他們。但是不論他們的動機如何，不論是出于恐懼、利己、希望維持社會秩序，或者面對德國的強大無能為力等原因，信奉民族社會主義也好，或者只是為了順從也罷，他們想得到點好處的希望從來也沒有實現。希特勒無意給任何人好處，也不想給任何人權力，即使是挪威的維德康·吉斯林或荷蘭的安東·米塞特等傀儡政治家也一樣。雖然要依靠納粹同情者幫助管理他的新帝國，但希特勒對每一種合作都持懷疑和嘲諷的態(tài)度。“如果他們違背他們人民的利益，他們就是可恥的。”希特勒有一次說，“如果他們想幫助他們的人民，他們就是危險的。”在希特勒看來，被占領的人民只有幫助他的戰(zhàn)爭機器，支持他的種族政策的時候才有價值。

戰(zhàn)爭后期，合作一詞成了叛變的代名詞。事實上，在被占領土上從戰(zhàn)爭當中活過來的人都在某種程度上妥協過。哲學家讓·保羅·薩特曾出版過主要的哲學著作《存在與虛無》，他在德國占領期間最終加入了法國地下組織。他這樣描寫過當時的兩難境況：“不與我們的敵人同流合污，我們就寸步難行，沒有飯吃，甚至沒法呼吸。我們的血管里連一滴血都沒有，但是他們有。整個國家既抵抗又合作。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可疑的，我們不知道我們所做的對不對。一種微妙的毒藥連我們最好的行為都腐蝕了。”

在所有被占領的國家里，國家和地方的官僚機構選擇堅守本職，繼續(xù)履行日常職能，而不是走出去抗議德國的侵略行徑。官僚文人們分析說，罷工只會開門揖盜，讓德國人干預日常生活，增加整個社會的困難，不論德國人是否存在，社會都仍然需要公共設施、消防部門、交通設施、醫(yī)院和其他公共服務。

在挪威、丹麥、盧森堡和法國都多少自動地出現了這種行政管理上的延續(xù)。但是荷蘭和比利時政府命令他們的文職官員與德國人合作，只要占領者不逼他們違背國家的利益。事實上早在1937年，兩國就草擬好了在面對敵人入侵時公共官員的責任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