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施加于其他大多數(shù)領域中的人們身上的那些限制因素，并不適用于知識分子，即使只是近似同等地運用。如果這一點沒有導致知識分子的完全不同的行為方式，那倒會令人驚訝。在這些行為方式的差異中，有知識分子看待世界的方式，有他們看待自己與其同胞人民之間關系的方式，也有他們看待自己與他們所生活之社會的關系的方式。

1. 例如，根據(jù)《高等教育年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保守主義者在人文科學（3.6%）和社會科學（4.9 %）中所占比例非常之低，但他們在商科（4.9%）和衛(wèi)生科學（20.5%）中的比例則較高。”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精英人士中間，也就是在那些具有博士學位授予權(quán)的高校教師們中間，“沒有一位教師曾被報道其在2004年時投票給布什總統(tǒng)”，而當時布什獲得了全國大眾中選票數(shù)量的優(yōu)勢。而在衛(wèi)生科學方面，一項研究顯示：教職員中自稱為保守主義者的比例，與自稱為自由主義者的比例相當（20.5 %），其余人則自稱為溫和派。在商科中，自我標榜的保守主義者（24.5%）要比自稱為自由主義者（21.3%）的人略多一些。但是在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自我定義為自由主義者的人則占絕大多數(shù)；在這些學科的其他人中，溫和派的比例也是保守主義者的好幾倍。

2. 參見埃里克·霍弗：Before the Sabbath（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P3。理查德·波斯納也說過，那些“不希望被傳記作者仔細研究”的公共知識分子幾乎不承受任何名譽損失，即使各種事件一再地證明他們的錯誤。參見理查德·波斯納：Public Intellectuals: A Study of Decline（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P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