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爾尼雪夫斯基形容第一等級出身的人，說他們貪婪、怯懦、虛偽、多變、說得多做得少，都是些自私的個人主義者。他極為尖刻地說道：

“當(dāng)我們走進社交界時，我們在自己的周圍看到許多穿著軍禮服、常禮服和燕尾服的人，這些人身高五尺半或六尺，而有些人還要高些，他們之間有的人在兩頰、上唇和下顎留著胡須，有的人則刮得干干凈凈，我們于是以為我們眼前看到的是些男子漢。這是十足的誤解，是光學(xué)的錯覺、迷茫的幻覺。他們先是成為中年的陽性生物，然后成為老年的陽性生物，然而他們是不會成為一個男子漢的”。[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5..М.,1939-1953гг.с168-189.]

車氏指出，貴族們?yōu)榱俗约旱募鹊美?，反對其他階層的解放運動，竟然把17世紀(jì)才確定下來的“服役份地制”，說成是貴族“天賦的、不可剝奪的權(quán)利”。所以他的反對的目標(biāo)很明確：“民主主義者在所有的制度中不可調(diào)和地仇視的只有一種政治制度——貴族政治”。[ 《普列漢諾夫哲學(xué)著作選集》第1卷，三聯(lián)書店1962年，156頁。]我們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這里車氏竟然沒有提到反對沙皇專制主義，而這也正是后來普列漢諾夫注意到并且提出批評的?？梢娫谄矫裰R分子的反對名單排序中，貴族是被列為頭號敵人的，而他們對君主專制的態(tài)度則相對曖昧。這當(dāng)然不表示他們同意專制沙皇-官僚制，而且他們也無疑是沙皇政權(quán)的反對派。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們反對沙皇只是因為后者是貴族的頭子。

然而問題在于，沙皇遠不僅僅是貴族頭子，俄國歷史上皇權(quán)與貴族的矛盾是一個眾所周知的重要因素，當(dāng)這種矛盾突出時，皇權(quán)是否能成為“革命民主主義者”車爾尼雪夫斯基們的“敵人的敵人即朋友”？車氏本人并未明確這一點，但是他的衣缽傳人中后來的確出現(xiàn)了企圖依靠沙皇來壓制“貴族-自由派”的“警察民粹主義”者，以及融“民主”與“專政”為一爐并成為自由主義的克星的“人民沙皇”，并且由于下述的種種原因，這種“人民沙皇”即使對人民而言也完全可能比“貴族沙皇”更加嚴酷。

“大批判”文體的開創(chuàng)者：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戰(zhàn)風(fēng)格

車氏極端反感貴族出身的所謂“思想者”，認為此種家庭背景帶給他們的不自覺影響，使他們不可能在反體制的道路上走得太遠，即便反抗沙皇制度也是為了把俄國拉到貴族制的軌道上，他認為自己從骨子里就能一眼看穿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所謂“堅定性”是多么可笑的一件事?！百F族受他們的生活條件所制約，不習(xí)慣從事任何偉大而有生命力的事業(yè)，因為他的生活過于瑣碎而無生氣，他們所習(xí)慣的一切關(guān)系和事情也都是瑣碎而無生氣的。因為他們膽小，他們束手無策地在一切需要下很大決心并做高尚冒險的事情面前退卻，因為生活使他們習(xí)慣于平淡無味的瑣碎小事”。[ Чернышевски Н.Г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и Т.1.М.,1939-1953ггс..97.]他用了大量的言論抨擊那些貴族知識分子，說他們膽小如鼠、缺乏遠見、目光如豆，懦弱無能和自吹自擂——這就是他在自由主義化的貴族身上看到的突出特點。

要改變?nèi)说男愿窬捅仨毟淖冇绊懶愿裥纬傻哪切l件?！澳切┟颂貏e炫耀的‘自由主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種種事件暴露了這種自由主義的空虛及其徹底的無用，它只忙著一些抽象的權(quán)利，而不顧人民的福利，關(guān)于人民的概念他們是陌生的”。[ 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編譯：《18-19世紀(jì)俄國哲學(xué)》商務(wù)印書館1987年，461頁。]而平民知識分子就不同了，他們從小就在屈辱的環(huán)境成長，經(jīng)歷了宗教感破滅的痛苦蛻變和生活艱辛的磨煉，他們時刻準(zhǔn)備好“進行流血的、無情的革命”。[ Щелькунов.Воспомнания.К молодому поколению.М.,1923.с287-293.]所以“新生代人”要反其道而行之，反其贊成的，贊其反對的。就連沙皇書報檢查總局的報告中都說，《現(xiàn)代人》雜志上刊登的是“煽動一個階層仇恨另一個階層”的文章。[ 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編譯：《18-19世紀(jì)俄國哲學(xué)》商務(wù)印書館1987年，316頁。]

這種“階級仇恨”明顯影響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語言風(fēng)格。在俄國思想史上，車氏不但倡導(dǎo)了一種激進革命的立場，而且開創(chuàng)了一種拋棄“斯文”、無所顧忌、嬉笑怒罵、痛快淋漓的“大批判”式文風(fēng)，“別林斯基的‘狂暴’仿佛成了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羅留波夫和他們的追隨者將來在文學(xué)上的‘狂暴’的典型”。[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xué)著作選集》第4卷，三聯(lián)書店1974年，546頁。]所以“社會主義者”在那個年代特指“有狂熱信仰的人，極端的人和具有侵略意義”的人，而社會主義思想是指“思想的思想，它吞沒了歷史、宗教、哲學(xué)”。[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xué)著作選集》第4卷，三聯(lián)書店1974年，512-513頁。]正如赫爾岑所說：車爾尼雪夫斯基“再也不寬恕以前所尊敬的斯拉夫主義者了，現(xiàn)在這些人在他看來已經(jīng)不是啟蒙運動的朋友”，以至于寧可叫他們是“蒙昧主義者”和“丑角們”。[ 參閱《列寧全集》第2版，第20卷，176頁。]車氏決定教訓(xùn)他們一番。普列漢諾夫也指出：由于貴族的斗爭精神不強，與現(xiàn)實隔膜、在遇到像車氏這樣的奚落高手的時候他們連招架的功夫都沒有，只好選擇退出。在與貴族思想家爭論時，“他仿佛以這種論爭作為消遣，可以在論戰(zhàn)中輕而易舉擊退論敵們的攻擊。他戲弄他們，就像貓戲弄老鼠一樣，他對他們作各種各樣的讓步，表示準(zhǔn)備同意他們的任何一個原理，直到看來似乎已經(jīng)給與他們以一切勝利的機會以后，他才轉(zhuǎn)入進攻，用三、四個三段式就把他們導(dǎo)向荒謬的地步，然后又開始做新的讓步，對同一個原理作新的更有力的解釋，接著又重新證明這些原理的荒謬。在文章的結(jié)尾，車爾尼雪夫斯基按照自己的慣例把他的論敵教訓(xùn)一頓，使他們感覺到，他們不僅不懂得嚴格的科學(xué)思維方法，而且也不懂得簡單常識的最起碼要求，他們遇到了像車爾尼雪夫斯基那樣的勁敵，從此就銷聲匿跡了”。[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xué)著作選集》第4卷，三聯(lián)書店1974年，194頁]

車爾尼雪夫斯基與貴族知識分子的斗爭是毫不留情的，他在文章中從來不放過嘲諷自由派的機會，“不僅對俄國的自由派采取鄙視的態(tài)度，對歐洲所有的自由主義表示最不留情的鄙視態(tài)度，奧地利、普魯士和意大利的自由主義更受到他的非難”，他在一篇文章中說：“對我們來說，沒有比自由主義更好的娛樂品了，這正是為什么我們想在什么地方找到些自由主義，拿他們來開開心”。[ 《現(xiàn)代人》1862年3月號。//Соверменник.1862. №3.]

車爾尼雪夫斯基坦誠表示，他對貴族的仇恨來自于他們所出身的那個階級，他認為，平民因其在社會底層的摸爬滾打，天然地具有比貴族階級的道德優(yōu)越感和革命性，在這種階層本能中的“階級覺悟”與“貴族啟蒙”中的“無病呻吟”完全不同。應(yīng)該說，階級分析的確是探討“思想發(fā)生學(xué)”的一種有效的社會學(xué)分析方法，但通常它只能用于群體分析，對于一個具體的辯論對手如果你一上來就譴責(zé)其出身不良所以動機必定邪惡，人家就沒法跟你正常討論了。同時，即便是群體分析也只能在發(fā)生學(xué)的意義上有效。即便你正確地指出了某種觀點出自某個階級立場，也不能自然而然地就證明了這種觀點在事實上錯誤，在邏輯上混亂，在價值上邪惡。后面的幾種指責(zé)都是要單獨證明的。

所以，連普列漢諾夫都覺得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種對貴族的仇恨過于非理性。一方面，“車爾尼雪夫斯基為了這些剝削者的癖性而仇恨他們，而他在政治評論字里行間處處流露出這種對剝削者的仇恨，”[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xué)著作選集》第4卷，三聯(lián)書店1974年，100頁]作為左派的普列漢諾夫很欣賞車爾尼雪夫斯基罵得痛快。但另一方面，作為理性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其實也看出了車氏有點蠻不講理，有點仗著“立場正確”亂打棍子、扣帽子。車氏對僧侶以上的等級充滿仇恨，對僧侶本身及其以下的商人和農(nóng)民則“怒其不爭”，總之他對當(dāng)時俄國的各個等級都是抱著一種否定的態(tài)度，“他的文章的語氣越是辛辣，他的嘲笑就越是無情，他也就越是頻繁的投入論戰(zhàn)，甚至他的朋友也往往指出，他對于熱烈的論戰(zhàn)有一種特別的、在他們看來甚至是多余的偏好”。[ 《現(xiàn)代人》1856年，4月號。//Соверменник.1856. №4.]而普列漢諾夫則說：“我們從來沒有讀到過關(guān)于俄國自由主義如此辛辣、同時又如此中肯的評述?！盵 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哲學(xué)著作選集》第4卷，三聯(lián)書店1974年，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