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先生負責后方總部工作時，我偕同王平叔、黃艮庸到達廣州（1926年6月尾），意在體察了解這里是否果有民族生命的新生機，自己初無意參加當時的國民革命軍運動。乃不料任潮先生未征求我同意遽然電南京國民政府發(fā)表我和伍先生、徐景唐三人為廣東省政府委員。伍、徐就職，我沒有就職。徐且就任軍事廳廳長，伍先生則兼領全省地方武裝團體訓練員養(yǎng)成所所長事。那時在國共合作之下，各縣地方有民團組織，主其事者大抵為豪紳；又有農(nóng)團組織，則出于中共所發(fā)起領導。再則廣州市曾經(jīng)有過商團的組織。當局乃創(chuàng)為地方武裝團體一名稱，混括一切在內(nèi)，不使其偏左偏右。在此養(yǎng)成所中，調(diào)集各縣青年干部來省，經(jīng)短期培養(yǎng)后返回各縣地方建立和維持新的地方治安秩序，而以伍先生主其事。伍先生引導我參觀，要我講話。我適懷抱“鄉(xiāng)治”的思想主張，自愿為十次的連續(xù)講演，題為《鄉(xiāng)治十講》（共分十個小題目），惜今無存稿。

是年秋冬間粵局突然發(fā)生一連串大變化，打破了伍先生維持后方支援前方革命軍的理想。此即汪精衛(wèi)、陳公博居首的左派八個黨中央委員駕臨廣州，而先之以張發(fā)奎、黃琪翔率軍回粵。張、黃原屬李公部下，但此時卻歸屬汪派。一時謠言繁興，人心惶惶不安。不久汪偕李以赴滬參加黨中央全會而離粵的次晨，張黃就以打倒黃紹竑為名而行反李奪權之實。正在陳公博等占據(jù)省政府和政治分會之際，出乎張黃意料之外，張黃所部的葉劍英一團人揭舉中國共產(chǎn)黨紅旗舉行武裝暴動，打開監(jiān)獄，沖破省市各廳各局，焚掠市區(qū)，沿途多所殺傷，全市驟陷于“赤色恐怖”之中，伍先生所在總司令部自然成為攻擊目標；當時伍先生如何應付，我適僻處在離省城六十里的新造細墟（黃艮庸家），一切不知。事變后，見到伍先生，但知其平安離去，不知詳情。實則逢此關鍵時刻，最見平日學問功夫，惜我自己不用功，那時竟不曉得向伍先生請教。今日想起伍先生行常說的一句笑話；他說：“俗有‘投機分子’，那便是機會總投向我來?！蔽橄壬硖幬＞侄踩欢冗^，其偶然乎，抑非盡偶然乎？

粵局非久得到平靖，仍歸任潮先生主持，伍先生的職守一如其前。所不同者，此時任公見得黨內(nèi)派系紛爭莫知所從，不免失望于（國民）黨，而轉念求他自己如何盡力大局之道。他一向尊重蔣的領導，而蔣此時卻猜忌他，舉措諸多乖悖。例如張發(fā)奎應為軍紀所不容而竟率其殘部歸蔣，蔣為之補充，且令其駐軍南京對岸之浦口。左派八個中委曾經(jīng)監(jiān)察委員會彈劾受到處分，暫停其出席中央會議之權，而蔣輒許他們照常出席（唯汪已出國）。于是蔣李之間亦即南京與廣州之間，儼然分家對立。李公既要自己謀求盡力大局之道，乃始有味乎我初抵廣州見面所談的話，邀我從鄉(xiāng)間進省，就宿其總部內(nèi)，每夜聽我細談中國大局前途的分析料度和主張。他似乎頗有領會。由此我乃開始在他的政治生活中有時參加些意見。我的這些行動，伍先生當時似不謂然，但他未出一言阻止。

就全國大局而言，1928年卒得以完成北伐者，端賴李對蔣之棄嫌合作。而此事則由吳敬恒、蔡元培、張靜江、李石曾四元老寫親筆信，特派曾養(yǎng)甫持來廣州見李，敦勸李去南京一行。于是李入京會蔣，并重新就職總參謀長?；浘帜穗S（國民）黨內(nèi)一時和睦亦得粗安。為進而謀建設，在兩廣政治分會內(nèi)增設一建設委員會，任潮為主席而我代理其事。我原想在廣東試行鄉(xiāng)治之主張，即受任不辭。顧不料大局變化不得盡如人意。（后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