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度的學生反抗運動突然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爆發(fā)。此即所謂五四運動。事情經過是這樣的：消息從巴黎和會傳到中國，說歐戰(zhàn)中的戰(zhàn)勝國已經決定把山東半島上的青島送給日本。青島原是由中國租借給德國的海港，歐戰(zhàn)期間，日本從德國手中奪取青島。中國已經對德宣戰(zhàn)，戰(zhàn)后這塊租地自然毫無疑問地應該歸還中國。消息傳來，舉國騷然。北京學生在一群北大學生領導下舉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千學生舉行群眾大會，并在街頭游行示威，反對接受喪權辱國的條件，高喊“還我青島！”“抵制日貨！”“打倒賣國賊！”寫著同樣標語的旗幟滿街飄揚。

當時的北京政府仍舊在軍人的掌握之下，僅有民主政體和議會政治的外表，在廣州的中山先生的國民黨以及其余各地的擁護者，雖然努力設法維護辛亥革命所艱辛締造的民主政制，卻未著實效。北京政府的要員中有三位敢犯眾怒的親日分子，他們的政治立場是盡人皆知的。這三位親日分子——交通總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和另一位要員章宗祥——結果就成為學生憤恨的對象，群眾蜂擁到曹宅，因為傳說那里正在舉行秘密會議。學生破門而入，滿屋子搜索這三位“賣國賊”。曹汝霖和陸宗輿從后門溜走了；章宗祥則被群眾抓到打傷。學生們以為已經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離去前把所有的東西砸得稀爛，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這時武裝警察和憲兵已經趕到，把屋子圍得水泄不通。他們逮捕了近六十位學生帶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學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人自承應對這次事件負責，要求入獄。結果全體被關到北京大學第三院（法學院），外面由憲警嚴密駐守。

有關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嚴密地檢查與封鎖。但是有幾個學生終于蒙過政府的耳目，透過天津租界的一個外國機構發(fā)出一通電報。這電報就是五號上海各報新聞的唯一來源。

五號早晨報紙到達我手里時，我正在吃早餐。各報的首頁都用大字標題刊登這條新聞，內容大致如下：

北京學生游行示威反對簽訂凡爾賽和約。三親日要員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遭學生圍毆。曹汝霖住宅被焚，數千人于大隊憲警監(jiān)視下拘留于北京大學第三院。群眾領袖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簡短新聞外，別無其他報道。

這消息震動了整個上海市。當天下午，公共團體如教育會、商會、職業(yè)工會等紛紛致電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員撤職，同時釋放被捕或被扣的學生。第二天一整天，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政府的答復，但是杳無消息。于是全市學生開始罷課，提出與各團體相同的要求，同時開始進行街頭演說。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學生成群結隊沿南京路挨戶訪問，勸告店家罷市。各商店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懼怕，就把店門關起來了。許多人則仿照左鄰右舍的榜樣，也紛紛關門歇市。不到一個鐘頭，南京路上的所有店戶都關上了大門了，警察干涉無效。

罷市風聲迅即蔓延開來，到了中午時，全上海的店都關了。成千成萬的人在街頭聚談觀望，交通幾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無策。男女童子軍代替巡捕在街頭維持秩序，指揮交通。由剪了短發(fā)的女童子軍來維持人潮洶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是一件新鮮的事。中國人和外國人同樣覺得奇怪，為什么群眾這么樂意接受這些小孩子的指揮，而對巡捕們卻大發(fā)脾氣。

幾天之內，罷市成為全國性的風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業(yè)機構全都關了門。上海是長江流域下游的商業(yè)中心，這個大都市的心臟停止跳動以后，附近各城市也就隨著癱瘓，停止活動，倒不一定對學生表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