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先生

就在蔣校長那次召集的學生大會上，我們見到適之先生的氣度和他那種民主精神。當時他繼孟鄰先生之后上臺訓話，一開口，臺下就起了哄。反對他的（多半是左傾學生），踏腳，嘶叫，用喧鬧來蓋他的演講。擁護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聲音來維持秩序。來壓制反對者的喧嘩。頓時會場上緊張起來，形成了對壘的兩派，他的聲浪也就在兩派的叫囂中起伏著，斷斷續(xù)續(xù)送入我們的耳鼓。這是篇苦口婆心的勸導，但反對他的那些年輕人卻紅著臉，直著脖子，幾乎是跳起來的迎面大聲喊道：“漢奸！”他也大聲，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的答道：“這屋子里沒有漢奸！”終其演講，這些年輕人一直在給他當面難堪，而他始終保持著熱心誠懇，愷悌慈祥的聲音態(tài)度。這天給我的印象極深，我看到了一個教育家的氣度應當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適之先生的“能容”?！摹澳苋荨笔俏以缫崖犝f過的。

他有著寬闊的前額，這表現(xiàn)著寬闊的心胸。一副闊邊眼鏡，一副常笑的面容，使我們感到常是很愉快的。他似乎沒有悲觀或消極這兩種情緒存在，即使在最可慮的時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號前后的某一晚上，我從他家搭他的汽車回校，他用嚴肅的語調(diào)告訴我：“也許明天，五色旗就要掛出來，‘華北國’就要宣布了！”這話閃電似地打擊著我，我呆了，千萬道的憂思襲上心來，感到：“大禍終于來了！”車中的沉默更增加了我心上的壓力。到了北池子北頭，車停了，我下車來，他笑著說：“不要著急！——你怎么沒穿外套呢？在北平得穿一件外套，不然，很容易傷風的?！惫唬囃夂L吹得我一噤，可是那語調(diào)的輕快，卻將我心中的寒冷減少了。

他家那時在米糧庫。米糧庫不失為一個文化人區(qū)域，短短的一節(jié)胡同，一號住著陳垣、傅斯年，三號住著梁思成、林徽音，四號住著適之先生。這是個很闊的大紅門，里面一個很不小的栽滿花木的院子，北頭一座相當大的洋樓，這房屋的東家，大概過去很有點勢力，所以平臺的石欄和小徑的瓦砌，都是從圓明園搬來的舊物。

在這樓房的西翼，連著一片一層的洋房，有很大的三間。那是適之先生的書房，里面滿滿的都是書，據(jù)我看到西安現(xiàn)在的幾個公家圖書館藏書，沒有一個及到這一半的。他的書桌放在向南的那房里，極大的一張，但上面紙張，書籍，文具，堆得像小山一樣，直到他寫東西的時候，只好將這些小山堆推開，當中擠出一方尺左右的空隙放紙?？墒沁@亂山叢中自有它的條理，不論什么東西，在適之先生自己要找時，絕對一找就著。這書房的最大忌諱是有個多事的人去替他整理書桌。如果有人這樣做了，那就適得其反，將條理系統(tǒng)都給破壞了。幸虧適之夫人是一位舊式女子，也不在乎這書桌的亂不亂。本來嘛，這三間書房自成單位，將通大樓的門一關，這就是適之先生的世界了。

向例，他起的是不很早的，通常在七八點鐘。吃了早點就去北大上課或辦公，午飯常有人請。下午仍舊辦公，或到校外辦事。晚飯更少在家吃，而且通常應酬完回家總在十一點鐘，這才到了他認真工作的時候。讀書，寫文章，就在這全家入睡，夜深人靜時。在兩點以前睡覺是很少有的。遇到《獨立評論》要發(fā)稿時，那就更說不準了，也許四點睡，也許五點睡，甚至有時六點睡。這些我們都可以從他文章末尾所記的日期時刻看出來。不過他給《大公報》寫的星期論文卻是例外，因為要趕下午五點多鐘那班車送天津，所以總是星期六下午閉門謝客寫的，他寫文章卻不快（這到底還是學者的作風，下筆慎重得很），常常到了快開車時，看看表，叫小二（他的聽差，一個壯小伙子）騎車飛趕送到前門郵局去，有時甚至用汽車送。所以，雖然他很好寫評論政治的文章，但當有一時期《申報》請他去作主筆時，他終于拒絕了，因為他文章寫不快，這是和新聞記者條件不相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