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筆者并不認為“革命崇拜”是不需要或不值得批判的。但問題在于，在許多情況下“革命”的有無并不是個學理問題而是個情勢問題。19世紀的俄國民粹派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內(nèi)從“到民間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渾身解數(shù)要發(fā)動“革命”，而“革命”就是不來。到1917年2月，“革命”卻在所有政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nèi)都不曾去“發(fā)動”、甚至始料不及的情況下突然來了?。ú紶柺簿S克后來一直宣稱二月革命也像十月革命一樣是他們領導的，這不符合事實，此不詳論。）所以，“革命”當然不值得“崇拜”。但如果認為你不“崇拜”他就不會有“革命”，或者像阿Q 那樣宣布一聲“我革命啦”他便從天而降，說句“殺革命黨，好看！”他便離地而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真正的問題在于，如果情勢使一場“革命”降臨人間，那么他是為華盛頓、甘地、曼德拉那樣的人所左右，還是為薩達姆、阿明乃至南非泛非大那樣的勢力所左右？毫無疑問，在那種情勢下能決定這一點的恐怕不是誰在學理上更正確，而是誰擁有更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正義凝聚力。就南非而言，曼德拉在這方面本不具有先天優(yōu)勢：他所在的部族并不像布特萊齊所在的祖魯族那樣代表了土著南非人當年抵抗殖民化的光榮歷史。但是，他以其為黑人解放不怕把牢底坐穿的奮斗經(jīng)歷，以及在奮斗過程中體現(xiàn)的犧牲精神、實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精神，使南非人，甚至包括相當多的南非祖魯人（如同我們在夸祖魯?shù)貐^(qū)的政治風波中所看到的）把他視為正義的象征，因而也就愿與他一起以理智的、妥協(xié)的方式實現(xiàn)南非的和平轉折。而如果曼德拉當年不為正義而戰(zhàn)，南非并不會因此便沒有黑人解放運動，只不過這場運動很可能便由泛非大那樣的復仇主義者或“打倒”派唱主角；南非目前的妥協(xié)局面也就更難產(chǎn)生而已。因此無論基于價值判斷還是基于功效判斷，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說無須被“崇拜”的話，那么至少也是不該受詛咒的。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綠林式的梟雄，他是集道義與理智、勇氣與寬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給南非帶來了希望。在1997年末馬弗京代表大會上曼德拉從非國大主席之位上光榮引退之時，新南非經(jīng)過三年多的治理已經(jīng)初步崛起，“好望”終于降臨在好望角，也許還不僅降臨在好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