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這一切是為了未來，是為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正因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太好了，我們甘愿為它們吃盡苦頭。

從此文藝尤其是文學界的斗爭不斷，用周揚的話說，文藝成了“階級斗爭的晴雨表”，成了這樣的晴雨表，它就永遠首當其沖，永遠成為階級斗爭的手柄，成為發(fā)動斗爭的最好的按鈕，我國的文藝事業(yè)也就再無寧日了。批丁陳，“反右”，拉出延安時期丁玲、艾青等的文章再批判——有人說那是炒回鍋肉，批《海瑞罷官》與《謝瑤環(huán)》，批文藝黑線，批《三上桃峰》，批黑畫，批無標題音樂，批《創(chuàng)業(yè)》……越批越亂越邪門，不知伊于胡底了。

這樣，我們就不得不試圖深入地探討一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前蘇聯(lián)與中國共產黨和各國文藝知識分子的互動問題了。

我說的是文藝知識分子，包括作家、文藝學家、藝術學者、文藝批評家等。在我國，文藝的范圍比較廣，有些技巧性、天資性比較強的領域，其專家未必是知識分子，我不太可能說到他們。我說的主要是比較有其思維觀念特色的文藝專家們，其中主要是作家。

是的，自古以來，在我國，人們已經感到詩“窮而后工”的定理，韓愈更提出來“歡愉之辭難工，窮苦之音易好”。人們還總結了“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人生況味。作家詩人文學家，敏感、多情、個性凸顯，富有理想因而常失望，牢騷滿腹、不滿現(xiàn)實、富有批判性。這在舊社會，是激進的共產黨人最最歡迎的事。許多作家，尤其是現(xiàn)實主義的作家，揭露黑暗，同情下層，他們是天然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盟友。在中國，不僅是魯迅與一批左翼作家，包括老舍的《駱駝祥子》、冰心的《去國》與《到青龍橋去》也都是在客觀上宣告了舊中國的死刑。

我有一個看法，就是語言比生活要純得多，愛情詩比任何男女的愛情和婚姻更迷人，愛情詩表達的是愛情中的詩情，而現(xiàn)實的愛情與婚姻無法避免的油鹽醬醋、錙銖分厘、口角逞強、你想吃餃子我想吃面，都從愛情詩里剔除了。明月、清輝、玉盤、冰輪等字眼，也比天上的月亮更不受朔望、晨昏、晴陰、風雨的影響。綱領與文件也比政治的現(xiàn)實純美高尚得多，更不要說政治抒情散文與政治抒情詩了。50年代，我讀文件常常讀得沉醉，讀文件我一直讀到《人民日報》上常常全文刊登的前蘇聯(lián)副外長、駐聯(lián)合國代表維辛斯基的喋喋不休的講話。在審判布哈林的時候，維辛斯基當過法官。耽于語言文字的人有更多的幻想和天真，也有時會有更多的牢騷，一定的。

文學，常常成為一個批判的因素、變革的因素、激勵乃至煽情的因素。如果你讀過雨果的回腸蕩氣的《悲慘世界》，你在熱淚滿面、愁腸百結的同時，會認定法蘭西這樣暗無天日的地獄，早該土崩瓦解、亡國滅種。你會不理解法蘭西為何至今存在得好好的。而如果你讀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癡》，你可能瘋狂，你可能愿意揣上兩枚炸彈去赴死。看看所有舊俄的大作家的作品，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契訶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奧斯特洛夫斯基、岡察洛夫、謝德林，包括普希金與萊蒙托夫，你不能不得出俄羅斯需要一場鐵與血的革命的結論。雖然除高爾基外，沒有哪個舊俄作家宣揚革命，陀氏更是堅決地反對暴力革命，并因此受到蘇維埃國家的冷遇?？陀^上，19世紀的俄羅斯的文學高峰，從思想上情感上準備了1905年的革命，還有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