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昌六歲開始學畫，頗善丹青，尤喜繪制扇面，造詣甚高，且是每畫必詩。然不輕易示人，更不隨意贈友。故丹青真跡少于書法遺跡。其代表作《晴風露月四竹圖》，極為出名，人稱：“畫中晴竹，振雨露聲；風竹搖曳飄灑，露竹沐甘浸潤；月竹清漪宜人，為竹作中之精品。”該圖為民間所收藏，民初作品，以六尺引卷作朱砂筆。世昌當國后，對國畫專業(yè)之扶持盡心盡力，1920年，以大總統(tǒng)身份成立“國畫研究社”，聘國畫大家周肇祥主其事，同時撥巨額公款，明令成立北京藝術篆刻學校(今中央美院前身)，由陳師曾任校長，齊白石、王夢白等大家執(zhí)掌教席，一時名流薈萃，雅士云集。世昌下野之后，周肇祥等仍將名人畫作送往天津徐宅，請其為之鑒賞評論，不時與世昌研討中國繪畫藝術問題。“國畫研究社”曾與日本畫社共同舉辦過國際聯(lián)合畫展，分別在中國、日本及其他世界各地展出。世昌也曾將作品送會展覽，博得中外各界一致贊譽。世昌之粉墨花卉、松竹以及梅、蘭、竹、菊四君子畫，品位高雅，神韻仙體，在民國畫壇聲譽頗高。世昌尚有收藏之雅，尤愛古硯、古墨，收集端硯頗多，并將所藏之硯的花紋、題識，一一墨拓而成《百硯譜》一冊，成為中國近代唯一一部評硯專著。

世昌對家鄉(xiāng)也充滿熱愛?！锻烁眉分?，收入其于1914年所撰《水竹村記》一文，乃特為故里輝縣水竹村所作，他差人刻碑桑梓，以表首丘之情。文中寫道：“村直輝縣西南三里，西北距蘇門六里而遙。百泉入淇之支渠，五匯注環(huán)……余老矣，以懷歸耕之志。每瞻太行之麓，誦《淇奧》之章，竊欲效衛(wèi)武公切磋琢磨，以期矜莊，寬大明德，宣著之不忌而寬以客眾，綽以施仁，庶幾乎希蘇門諸儒講學之遺風，不敢以耄老居田而自逸也。”至今此碑仍立在水竹村舊址。世昌詩詞書畫多以“水竹村人”落款，足見其對家鄉(xiāng)之熱愛與懷戀。 

人至暮年，愈加懷舊。1936年3月，已是81歲高齡的徐世昌，邁著蹣跚步履回到輝縣水竹村并小住。其間，他書寫對聯(lián)共357副，從對聯(lián)內(nèi)容上考察，仍流露出其掩飾不住落寞與消沉。但盡管如此，在民族大義方面，世昌仍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愛國忠貞之理念從未動搖。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fā)，日軍得隴望蜀，咄咄逼人。世昌為國擔憂，坐臥不寧。日寇為達到滅亡中國之目的，妄圖利用世昌聲望，請其出山。一日，故友曹汝霖突然來訪。在談及時局時，汝霖道：“南京政府英美派當權，壓制日本在華勢力，使日本在中國的權利受到損失，日本是被迫無奈才出兵與中國打仗?？偨y(tǒng)（指徐世昌）此時若能出山，與日本訂立親善條約，日本即可撤兵。”聞罷此言，世昌馬上意識到曹汝霖是在為日寇做說客，不禁怒火中燒，斷然拒絕：“老朽年過八十，體弱多病，早就不過問政事，對此沒有興趣，愿另請高明。”曹汝霖碰壁，只得離去。徐世昌當即吩咐門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來，就說我不在家中。”此后，世昌稱病，閉門謝客。然日寇仍不死心。1938年初，日軍頭目板垣師團長和大特務土肥原賢二，分別約請徐世昌會面，但世昌托病不出。日寇再施詭計，派世昌門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說。金梁乃清宗社黨主要成員，已在偽滿洲國任職。此番來見世昌，竟抬出末代皇帝溥儀，以迫世昌就范。世昌雖屬前清重臣，一向尊重溥儀，在其遜位后，世昌對清室經(jīng)費、待遇等一直悉心照料，在清朝遺老中素有“眷念故主”之令名。但此時此刻，世昌清醒地認識到，眼前之事關乎民族利益、國家主權和個人名節(jié)，又以“我年歲已高，精力不濟”之理由斷然予以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