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福蕓在這一章，還寫下了她對胡適的欣賞：

教授在一本英文新書里——這一作品肯定耗盡了他血管中的每一滴血——徹底拋掉了驕傲，書里的話一定會讓他的許多同胞驚駭莫名。不是因為他們認為不真實，而是太真實了，毀滅性的真實，不能說出來。教授寫道：

“我認為，現(xiàn)在需要的是宗教懺悔般的深刻體認，即我們中國百事不如人，世界上每一個現(xiàn)代國家都比我們好上許多。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貧窮得可怕，我們的百姓災難深重；文明的民族應當為此感到驚詫。”

但接著往下讀：

“我們的家庭大多是罪惡的淵藪，充斥著壓迫和不公，私刑和自殺。”

“這一切只有責備我們自己。我們女人裹腳裹了一千年，抽鴉片抽了幾百年，結果民族虛弱，道德敗壞……我們只是吞下我們的祖先和我們自己罪過的果實。”

他最后寫道：“我們再不要欺騙自己了，得意洋洋地說帝國主義列強阻礙了我們民族的進步。讀一讀日本現(xiàn)代史吧，讓我們在羞慚和懺悔中永遠丟掉自負和自欺。

“然后，當我們徹底地、誠心地懺悔了，讓我們莊嚴虔敬地下定決心：我們必須做小學生?！?/p>

教授寫下這些話勇氣可嘉。滿懷清教徒般的熱情，像崇拜上帝一樣崇拜真理的思想家不會錯到哪里去；他的話對他那一代人不無益處，他們最好聽一聽。如果有個上帝要求犧牲和服務的話，那就是真理的上帝；從長遠看，真理的上帝賞罰公正。

這里是施洗者約翰的呼喚，盡管他沒有衣獸皮，居荒野。他的叫喊是以赫胥黎為名義的懺悔，他的福音書是達爾文的進化論。

近來的動蕩和喧囂中，他思索著，權衡著。他認定，赫胥黎和達爾文比馬克思和列寧更偉大，更永恒：這是靈魂做出的重大抉擇。

莫斯科插曲

威靈頓代表團結束在中國的考察后，便動身回國。咨詢委員會全體要在倫敦召開會議。

蘇慧廉是在哈爾濱與胡適會齊，“七月二十二日，兩人同搭西伯利亞的鐵路前往英國”。 西伯利亞鐵路上個世紀初開通后，是亞洲前往歐洲的最快捷路線。

從哈爾濱到英國，中間要經(jīng)過莫斯科。胡適一生中僅這一次到了蘇聯(lián)，蘇聯(lián)當時的現(xiàn)實還一度改變他的思想，他甚至認為可以容忍犧牲一點自由以圖專政治國的主張。

1926年7月30日胡適抵達莫斯科，他在此停留了三天。期間，參觀了蘇聯(lián)的革命博物館和監(jiān)獄，并到中山大學演講，盛贊蘇聯(lián)1917年革命的成功。胡適這三天的行程，自認為很受教育。這在他當時寫給好友張慰慈的信中可看出：

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的有理想與有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見的專篤，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的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劃、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配批評蘇聯(lián)。

不過，徐志摩即提醒他注意，因為胡適當時只看到蘇俄的國家統(tǒng)一與貌似強大，他并沒有看到其間國家強大與民眾弱小的關系。

看胡適思想史上的這段插曲，我有時不免胡思亂想。那幾天胡適下車去莫斯科，如果“思想保守”傾向改良的蘇慧廉也一同隨行，又會是個怎樣的結果？胡適臨離開蘇聯(lián)時，還意外地與共產黨理論家蔡和森邂逅，那一刻蘇慧廉如果也在場，這三個人又將有怎樣的思想碰撞？

歷史就這樣，在不經(jīng)意間岔開了一條軌道。

蘇慧廉可能是另有要事，所以胡適在蘇聯(lián)逗留時，他沒有下車。也因此，他比胡適先幾日抵達英國。

1926年8月4日，星期三。這一天的傍晚，胡適抵達倫敦。胡適以為沒人知道他是今天到達，沒想到的是，當他走下火車，蘇慧廉、安德生及王景春已在車站迎候。故友重逢，他很開心?！盎仞^，與兆熙同餐，談甚久。與Soothill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