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文?！y以忘卻的九年共事歲月

黃達

轉眼之間，文海同志離開我們已經(jīng)快一年了。要不是校部的同志提醒，我也沒有想到周年祭這么快地即將到來。

文海同志的專業(yè)是中國歷史，我的專業(yè)是貨幣、銀行，專業(yè)距離遠，雖然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同在中國人民大學已經(jīng)30多年，但沒有什么直接交往。1985年暑假調整學校領導班子，袁寶華同志來校出任校長，我作為老班子里的副校長，留在新班子里協(xié)助寶華同志工作；文海同志進入新的校領導班子，任副校長。這是我們在校部共事的開始。1994年暑假，我作為校長離任，文海同志接任校長。這是我們在校部共事的結束。從始點到終點，整整九年。

開始的兩年多，我們兩人之間的協(xié)作主要是在學校行政管理方面。應該說，行政方面的大事，我大多首先找他商量，統(tǒng)一認識，然后再在全體領導班子中醞釀。這包括：

——明確規(guī)劃學校事業(yè)發(fā)展的基本指導思想必須是：實事求是地弄清客觀約束條件和主觀努力的可能，不說空話，不說大話；

——明確人民大學要在中國高等教育陣地上立足于前列，其基本指導思想必須是依靠高的學術水平和高的教學質量，而不是希冀特殊照顧；

——在教工隊伍建設方面，明確基本指導思想應是：把補充年輕有活力的新鮮血液放在首位考慮，要重素質，不追求數(shù)量，要建造和保持學術民主氛圍和真正貫徹“雙百”方針；

——明確行政管理的基本指導思想是必須克服靠領導，特別是靠一把手一時一事臨時判斷的決策程序，要建立有職權劃分、有辦事規(guī)程的一套規(guī)章制度；

——明確必須加快調整學校中層領導班子，應該把扶持新的一代接替老的一代以適應時代的發(fā)展作為基本的指導思想……

在這些方面，應該還有一些方面，但一時想不起來了，記得我與文海同志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在那百廢待興的年代，我們能夠協(xié)調一致，對于克服當年學校的困境是很必要的。

在這一段，還有一個學校歸屬的大問題。當時，作為副總理和教委主任的李鵬同志，感到人民大學的財力不足，按當時體制，由教委解決有困難，如歸屬國家經(jīng)委，則不難解決，因而提出人民大學歸國家經(jīng)委主管。袁寶華老校長當時認為人民大學直屬國務院，并由經(jīng)委代管，是比較理想的安排。領導是好意，但我與文海同志對于學校領導體制的變化存在共同的疑慮：如果直屬國務院，學校地位提高，也許有好處，但能否落實，未知數(shù)太多；至于由經(jīng)委領導，前景難以把握，恐怕還不如處于教委領導之下。但無論是我還是文海同志，都難以直接反對，只能隨事態(tài)的發(fā)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力求領導體制更迭所可能帶來的消極后果盡量小一些。文海同志思想致密，能保持情緒穩(wěn)定，所以在1986年1月29日李鵬同志親自主持，專門討論人民大學問題的一次關鍵性的國家教委辦公會議上，我請文海同志專注記錄。會后文海同志整理出一份翔實準確的《在聽取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匯報時李鵬、何東昌同志的講話》。這是很重要的一份記錄文件。從記錄中可以明顯看出，領導體制更迭問題甚多，難以決斷。事實上，人民大學的歸屬問題，在這次會后就掛了起來，不了了之了。也可以說，這是我們兩人合作應對的一件值得記下來的事件。

1987年10月，文海同志當選學校的黨委書記，我們兩個人就進入了中國的大學管理體制中“黨政關系”的格局之中。在這期間，我們共同經(jīng)歷了一段政治壓力大，人們的思想認識易于產生分歧的歲月。那就是從1989年政治風波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得到貫徹的這一段期間。

開始于1989年4月的學潮升溫，到當年暑假后的復課和恢復教學秩序，這期間涉及對政治風波性質的認識，涉及在學生建立獨立指揮中心并走出校門在天安門安營扎寨的形勢下如何把握、處理校方與學生之間的關系，涉及對于政治風波中種種善后問題如何妥善處理等問題。在那段期間，應該說，從上到下，從校外到校內，從學校各級領導到教師、到同學、到職工，存在不同的意見是顯而易見的。在政治風波之后的兩年，對改革，上上下下，內內外外，也使人感到搖搖擺擺，分歧意見明顯，學校工作缺乏穩(wěn)定的環(huán)境。

在這期間，我作為協(xié)助袁寶華老校長主持學校日常事務的副校長，實際是并非一把手卻要對學校負責的“準”一把手?？墒牵瑹o論是北京市委，還是國家教委，布置指導學校具體方針、做法的會議，大都是通知學校的黨委書記參加，由黨政一把手共同參加的會議則次數(shù)較少。在平時，大體精神可以通過多種渠道獲知，參加會議的多少，不會導致信息的大不對稱。而在政治局面緊張的時刻，由于形勢復雜，而且瞬息萬變，種種渠道傳來的常常是可以做不同理解的信息；就是直接領導部門下來的精神，也不那么易于準確把握，具體部署更是處于多變之中，這使得黨政之間對信息的把握必然有較大的差異并有可能因而滋生矛盾。有幸的是，當時人民大學的黨政之間沒有發(fā)生這樣的矛盾，而是保持了領導班子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時艱的良好狀態(tài)。應該說，更多掌握領導信息來源并得到上級領導信任的文海同志起了重要作用——他始終注意及時傳達上級領導精神，注意學校主要領導成員之間的緊密溝通，并勇于承擔直接處理矛盾的具體任務。也許還有一點是值得提起的，那就是在政治風波中最緊張的一些日子里，當時學校的校級領導成員是共同在校部住宿的，這極為有力地保證了相互之間的信息交流和思想溝通。

我和文海同志，在九年的過程中能夠保持協(xié)調共事的關系，并不意味著我們兩個人的思想認識和思維邏輯時時處處自然而然總是完全一致的。當然，要把我與文海同志在思想認識和思維邏輯上的“同”與“異”辨析清楚，那難免刻舟求劍之嫌。其實，只要從總體分析，是不難判斷的：能夠保持協(xié)調共事的關系，說明有“同”的基礎；當然不能沒有“異”，“異”應與“同”同在。大原則的問題，一兩句話說不清楚，可舉一件小事為例。在現(xiàn)在學校新圖書館的前面，原來有一片生活服務區(qū)，設有副食店、百貨店、糧店、新華書店、郵局等等。改革開放后，在這個生活服務區(qū)前面的小廣場上，滋生了形形色色、雜亂無章的小商販。文海同志覺得實難容忍，我卻覺得可以暫且容忍，不一定急于處理。由小見大，可以說明“異”的事實存在。但“異”沒有排斥“同”，沒有損害“同”。這又說明，從有利于大局出發(fā)，彼此尊重，努力尋求可以共同認可的具體決策，是在我們之間一直得到共同遵守、自覺遵守的準則。袁寶華老校長不止一次表示：你們是一個團結的班子，可以勝任工作。

在學校黨政崗位與我共事的同志里，文海同志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素養(yǎng)方面功底較高的一位。這可能與他的歷史專業(yè)有關。我國的歷史學界是一個古老的學術圈子，人才最為雄厚。能在中國史學會任副會長(2004年后任會長——編者注)，那真要有點真實學問。就我自身的直接感受來講，在我與他共事的九年間，當我引用傳統(tǒng)典章和古圣先賢名言而把握不準時，那是經(jīng)常請教文海同志的。有的當即為我解惑；有的則表示要查一查。當即解惑，說明了他的功底。至于“查一查”，我請教的對象不止一位，回答“查一查”的也不止一位，但不出一兩日必定認認真真告知答案的，文海同志位居首列。他的認真負責、細致精確的作風，使我多年銘記難忘。

歲月匆匆，我與文海同志共事的九年，是在學校建校48周年前夕到57周年前夕之間。從那時到現(xiàn)在又過了近20年。學校不斷前進，不斷提高，不斷為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yè)做出更大的貢獻，是對逝者最好的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