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語體互文性”是語篇互文性的一種類型，是借鑒互文性理論而得到的一個語體學概念，表現為一個語篇內或具有意義指涉關系的多個語篇之間不同語體的混合使用。作為一種常見的語言現象，語體互文性具有復雜的語言形式特征和多種語用功能，在語篇建構、話語主體之間的互動和語篇信息傳遞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語言學界對語篇互文性現象的研究曾經取得了不少成就，碩果累累。但對于語體互文性的研究相對比較薄弱，正因此，這一課題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值得深入探討。本章將對“語體互文性”這一概念進行界定，并對本書的理論基礎、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和意義等問題加以闡述。
第一節(jié) 語體互文性的界定
一、語篇互文性的分類
由保加利亞裔法國學者克里斯蒂娃于20世紀60年代首創(chuàng)的“互文性”概念，經過語言學的再闡釋成為語篇分析的核心概念。作為語篇的重要特征之一，語篇互文性關注的是語篇中不同來源（不同表達主體）的話語以及不同類型的話語（不同的語體、體裁和風格）之間相互組合、相互關聯、相互指涉的關系。
（一）已有分類的列舉
目前，學界對語篇互文性的分類大都采取二分法，也有采取三分法和多分法的。
普遍認為俄羅斯文藝理論家巴赫金的學術思想是互文性理論的源頭，巴赫金本人雖然從未使用過互文性概念，但從其表述中可以看出，他把語篇之間的相互關聯和應答即語篇的“對話性”關系分為“共時”和“歷時”兩種類型：
從共時角度看，發(fā)話人總是期待自己的話語能夠在聽話人那里得到積極的應答，這種互文性關系存在于同一時空環(huán)境中的表達主體和接受主體之間。巴赫金認為，在言語交際中，完整的表述是由表達主體和接受主體合作完成的。但19世紀以來的語言研究對于語言的交際功能，尤其是接受主體在言語交際中的作用估計不足，仿佛言語交際只是說者一個人的事情，其實不然：
實際上，當聽者在接受和理解言語的意義（語言意義）時，他同時就要對這一言語采取積極的應對的立場：同意或是不同意（全部還是部分同意），補充它、應用它、準備實現它等等；而聽者的這一應對立場是從他開始聆聽和理解時起的整個過程中形成的，有時簡直就是從說者的第一句話起開始形成的。對活生生的言語、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解，都帶有積極應答的性質（雖然這里積極的程度是千差萬別的）；任何理解都孕育著回答，也必定以某種形式產生回答，即聽者要成為說者（“交流思想”）。
接受主體的積極應答表現為即時的回答，也可以是交際之后用行動加以回答。事實上，說話人并不希望把自己的意思簡單地投射進聽者的頭腦，而是力求使自己的言語為他人理解，因此說者對這樣的積極應答是十分期待的。
從歷時角度看，表達主體當前生成的語篇不是孤立的，這一語篇和先于它產生以及后于它產生的語篇之間存在互文性關系，這種關系存在于不同時間點出現的語篇和語篇之間。
任何說者本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應答者，因為他不是首次打破宇宙永恒沉默的第一個說話者，他不僅須要先有他所用的那一語言體系的存在，而且須要有某些先前的表述（自己的和他人的表述）的存在，而他此刻的表述就要同這些表述發(fā)生這樣或那樣的關系（依靠這些表述，與它們論爭，或者只是作為聽者已知的前提），每一個表述都是其他表述組織起來的十分復雜的鏈條中的一個環(huán)節(jié)。
這種處于不同時空環(huán)境下的語篇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構成歷時的互文性關系。
克里斯蒂娃認為各種語義組合發(fā)生的文本空間由寫作主體、讀者和外部文本三個維度構成，它們彼此之間構成互文性關系。這種關系可以從“橫向軸”和“縱向軸”兩個層面得到界定：“橫向軸”是指寫作主體和讀者之間的互文性關系，“縱向軸”是指當前文本與各種外部文本及廣義語境（即先前和當下各種文學資料的集合）的關系。
熱奈特按照抽象程度、蘊涵程度以及概括程度遞增的順序將互文性關系分為五種類型：
第一種：兩個或若干個文本之間的互現關系：包括“引語”、秘而不宣的借鑒、寓意形式。
第二種：正文與其副文本的關系，這種關系一般不是很清晰?！案蔽谋尽卑祟}、副標題、互聯型標題、前言、跋、告讀者、前邊的話、插圖等等。
第三種：元文本性：也叫評論關系。聯結一部文本與它所談論的另一部文本之間的關系。
第四種：承文本性：聯結一個文本與先前另一文本的非評論性攀附關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礎上嫁接而成。作者對此類型進行了詳加論述，這種文本關系多是題材、內容上的。
第五種：廣義文本性：這種形式更為隱秘，是一種純粹的隸屬關系。某個具體文本所隸屬的類型，包括言語類型、表達方式和體裁類型。
費爾克拉夫將互文性分為“明確的互文性”和“互為話語性”兩種。所謂“明確的互文性”是指“特定的其他文本被明確地吸收到一個文本之中”；“互為話語性”是指“一個話語類型如何通過話語秩序要素的結合而被建構起來的問題”。更直白地說：“明確的互文性”是現實存在的語篇之間的關系，在所分析的語篇中，其他語篇以引語、套用、抄襲等形式進入當前語篇，構成互文性關系的是已經生成的不同語篇；“互為話語性”指的是一個語篇中各種體裁、風格和語體的復雜關系，在這里構成互文性關系的不是具體的語篇，而是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話語類型。
秦海鷹把互文性分為“廣義互文性”和“狹義互文性”：“廣義互文性”一般是指文學作品和社會歷史（文本）的互動作用（文學文本是對社會文本的閱讀和重寫）；“狹義互文性”是用互文性來指稱一個具體文本和其他具體文本之間的關系，尤其是一些有本可依的引用、套用、影射、抄襲、重寫等關系。
辛斌把互文性分為“具體互文性”和“體裁互文性”。“具體互文性”是指一個語篇包含可以找到具體來源（即寫作主體）的他人的話語；“體裁互文性”是指在一個語篇中不同文體、語域或體裁的混合交融。
李玉平把“互文性”理解為文本之間互相指涉、互相映射的一種性質。根據原文本進入當前文本后，是否會產生異質性和新的意義，將互文性分為“積極互文性”和“消極互文性”。“積極互文性”是指當互文性要素進入當前文本后，與在原文本中出現時相比產生了新的意義；“消極性互文”是指當互文性要素進入當前文本后，與原文本相比沒有產生新的意義。
韓金龍在對廣告語篇的互文性進行研究時，把互文性分為“細節(jié)互文”“體裁互文”和“文化互文”三種類型。“細節(jié)互文”可以分為插入和同化兩種，插入是顯性互文，用明顯的互文標記（如引號）把引文分開或獨立出來；同化是隱性互文，它改造原文，使其和當前語篇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引用諺語、俗語、名著名言都屬于細節(jié)互文。“體裁互文”是指借用其他體裁語篇的結構特征來構建一個新的語篇?！拔幕ノ摹笔侵杆脑牟皇蔷唧w的文本或圖像，而是原文所體現的某一文化的信念系統(tǒng)或價值體系中較為抽象的概念或觀念。
管志斌以互文性關系的語言實體為依據，即根據具有互文性關系的文本是抽象實體還是語言實體，把互文性分為“聯想互文”和“形式互文”。“聯想互文”就是一個主文本與所有聯想互文本的相互關系，聯想互文本就是人們處理一個文本時記憶空間所聯想到的所有文本，這種互文性是憑借聯想、記憶、回想等心理機制形成的；“形式互文”是文本之間有語言標記的互文關系，互文本以語言實體的形式部分或全部出現在主文本中。
上述學者采取不同的視角對互文性進行分類，有的同時著眼于語篇和社會文化背景的關系，有的僅從語篇形式本身入手，還有的立足于互文性形成的不同心理機制，各有特色。
（二）本書的分類
本書借鑒費爾克拉夫的分類，把語篇互文性分為“明示互文性”和“互為話語性”：
1. 明示互文性。當前語篇以“引用”“抄襲”和“仿擬”等方式，把其他語篇的話語納入自身即為“明示互文性”。這樣，當前語篇內部會有來自其他語篇的話語，處于不同時空環(huán)境下的語篇交織在一起，彼此形成互文性關系。這種互文性是現實存在的不同語篇之間的關系，相當于費爾克拉夫的“明確的互文性”，例如：
例（1—1） “能不能保證孩子每天有一張A4紙用來畫畫？”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拽著話筒高聲問，坐在她對面的是教育部部長袁貴仁，100多名教育界別委員坐滿了整間會議室。這是3月8日全國政協教育界別聯組會議上的一幕。
“畫畫是幼兒培養(yǎng)情感的一項重要活動，在國外，小朋友每天都可以用全開紙畫畫，而國內很多幼兒園每周只給兩張A4紙?！眲㈧徒又鴨枺澳懿荒鼙ＷC幼兒園的孩子每天至少有一張A4紙用來畫畫？”
這個疑問拋出時，低頭寫字的袁貴仁抬起了頭，他沒有直接回答劉焱的問題，而是引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提法——發(fā)展更高質量更加公平的教育。
——《中國青年報》2016年3月10日1版
例（1—1）語篇屬于新聞報道類語篇，這類語篇的表達主體是記者，但上面這個語篇中除了有記者的話語之外，還以引語的形式實錄了新聞事件涉及的當事人話語，因此語篇中融合了不同表達主體的話語，這兩種來自不同表達主體的話語形成明示互文性關系。
例（1—2） 起床版：今天八點鐘鬧鈴響，八點半起床，360手機衛(wèi)士顯示：您本次起床共用了30分鐘，超過了全國97％的懶蟲，特授予您五星懶蟲稱號。請您關閉不必要的起床程序，按時起床，強身健體。
自習版：今天進圖書館自習，進門刷卡時居然有語音：親愛的同學，您本周累計自習時間在全?？佳袑W生中排名兩千名以后了，遠遠落后于平均水平，多來自習努力學習，珍愛生命多多看書。
納稅版：今天地稅局給我發(fā)來短信：尊敬的納稅人，您本月繳納個人所得稅0元，本年累計0元，無法納入我局的排名統(tǒng)計，而且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請努力工作，拼命掙錢，收入早日超越個稅起征點！
——百度百科360詞條
以上語篇套用360軟件的開機提示語而成，這種套用現成語言形式表達新意的方法即為仿擬。仿擬后形成的語言形式與其所套用的語言形式形成互文性關系，對于仿擬形式語義的理解要參照其所套用的語言形式。
無論是引用還是仿擬，都是在現實存在的語篇之間建立起互文性關系，對一個語篇的理解要參考其他語篇，這就是本書所說的“明示互文性”。
2. 互為話語性。一個語篇內部或具有意義聯系的多個語篇之間存在著不同語體、體裁、風格類型的交叉使用，這些不同類型的話語之間形成的互文性關系稱之為“互為話語性”。
以上兩種互文性的區(qū)別在于：在“明示互文性”中，構成互文性關系的是現實存在的語篇，一個語篇通過“引用”“仿擬”等方式把其他語篇的話語包含進來，在語義內容或詞句使用上要忠實于原語篇；而在“互為話語性”中，構成互文性關系的是不同的語體類型、體裁類型和風格類型。
二、語體互文性的定義
如上所述，我們將語篇互文性分為明示互文性和互為話語性兩類。本書的研究對象“語體互文性”是互為話語性的一種特例，即從語體學的角度對語篇互為話語性的一種界定。
在學術界，“互文”有時也用“互文性”。在使用中，“互文性”常常用作專指理論體系的術語，而“互文”則負載了更多的理論涵義。這兩個術語有時作動詞性詞語使用，有時也可作名詞性詞語使用。按照這一思路，本書中“語體互文性”也同時具有名詞性和動詞性兩種用法。“語體互文性”作名詞性詞語時是指單個語篇或具有語義指涉關系的一組語篇內采用多種語體，不同語體的語言手段或輪番出現，或相互交叉，或高度融合難分彼此的狀態(tài)?！罢Z體互文性”作動詞性詞語時是指話語主體調動不同語體資源以達到特定交際目的的過程。
例（1—3） 并不是每一種元素，每一個個體都有這樣的幸運。同樣的碳元素，存在在這根木樁子上和存在在他的細胞里就會發(fā)揮不同的作用。這根樁子也是有用的，然而它不會呼吸，不會做夢，不會嘆氣，也不會同情任何一匹無辜的馬。甚至它都不想立得更直一些。立得更直一些不是會更好一些嗎？一個點和一個面的最短的距離，乃是從這個點向這個平面所作的垂線……
——王蒙《雜色》
例（1—3）屬于小說類語篇，主要采用文藝語體的語言手段，但語篇中還使用了一些科技術語：如“元素”“點”“面”“距離”和“垂線”等。因此語篇中出現了文藝語體和科技語體兩種語體語言材料的交叉使用，兩者形成語體互文性關系。
例（1—4） 從國防科工局、國家航天局獲悉，6月2日12時13分，我國在酒泉衛(wèi)星發(fā)射中心成功發(fā)射高分六號衛(wèi)星。高分六號衛(wèi)星是一顆低軌光學遙感衛(wèi)星，是我國首顆實現精準農業(yè)觀測的高分衛(wèi)星，堪稱“中國農業(yè)一號衛(wèi)星”。它將與在軌的高分一號衛(wèi)星組網運行，大幅提高對農業(yè)、林業(yè)、草原等資源監(jiān)測能力，為農業(yè)農村發(fā)展、生態(tài)文明建設等提供遙感數據支撐。
高分六號衛(wèi)星具有高分辨率、寬覆蓋、高質量成像、高效能成像、國產化率高等特點，設計壽命8年，配置2米全色/8米多光譜高分辨率相機、觀測幅寬90公里，以及16米多光譜中分辨率寬幅相機、觀測幅寬800公里。高分六號還實現了8譜段CMOS探測器的國產化研制，給國內衛(wèi)星首次增加了能夠有效反映農作物特有光譜特性的“紅邊”波段。
——《光明日報》2018年8月3日1版
例（1—4）屬于新聞報道類語篇，整個語篇在新聞語篇的結構框架中展開，主要采用新聞報道語體的語言手段，但語篇中還大量使用了科技語體的語言材料：如“低軌光學遙感衛(wèi)星”“高質量成像”“高效能成像”等等。語篇中存在新聞報道語體和科技語體兩種語體材料的交叉使用，兩者形成語體互文性關系。
上述兩例語篇中出現的兩種語體語言材料的交叉使用現象，就是本書所要研究的“語體互文性”。
語體互文性現象關注語篇中各類語體相互組合、相互交織、共存共生的關系，研究對象涉及語篇、語體、語用主體、語境和話語實體等多個要素。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語體被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于同一語篇或一組語篇之中，賦予該語篇多樣性和混雜性。而語篇通過對不同語體類型的重新排列組合，在不同語體的對話中傳達出對特定意向的認知內容。從本質上講，語體互文性現象是以一定的語言形式為載體，在特殊語境中生成的一種具有特定功能的語言現象。正是在特定語境中，語言形式、語言功能和語用主體的理性選擇得到了統(tǒng)一。
本書主要借鑒文學領域的互文性理論，語篇分析理論和語體學理論，力圖構建起能夠揭示語篇中語體使用規(guī)律的理論體系，揭示語體類型的建構規(guī)律和語篇之間的關系規(guī)律。
第二節(jié) 理論基礎
本書對“語體互文性”的研究主要采用互文性理論、語體學理論、語篇分析的理論框架，同時借鑒修辭學、語境學、語用學、功能語言學的學術觀點，不拘一家之言，盡可能使我們的研究建筑在扎實的理論基礎上。以下對本書涉及的主要學術理論加以簡單介紹。
一、互文性理論
（一）古代修辭學里的“互文”
“互文”是中國古代詩文創(chuàng)作中常用的一種具有特殊表達效果的修辭手法，正如唐代賈公彥《儀禮注疏》中所說：“凡言互文者，是兩物各舉一邊而省文?！睏顦溥_的《中國修辭學》中稱為“互備”，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fā)凡》中稱為“錯綜”。互文手法是指上下兩句或一個句子的前后兩個部分表面上詞面有異、形式參差，語義上實則相互滲透、相互補充。從形式上可以分為單句互文、對句互文、隔句互文和排句互文。例如：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北朝民歌《木蘭辭》
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
——諸葛亮《出師表》
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
——辛棄疾《西江月》
以上幾句為互文辭格的典型用例?；ノ霓o格要求對詩句進行語義理解時要聯系前后的語句。上述幾例分別是指在“在市場各處購買物品”“受任和奉命于敗軍之際和危難之間”“在明月下，在清風吹拂中，傳來了鵲和蟬的鳴叫聲”。這種辭格追求表意的委婉曲折和語言形式的整齊美觀，恰當使用可以起到文句簡練和以少馭多的語言效果。
（二）西方文論里的“互文性”理論
與中國古典詩文中的互文用例不同，西方文論里的“互文性”是一種重要的文本理論，“互文性”一詞是“intertextuality”的漢譯形式?！盎ノ男浴崩碚撁撎ビ诮Y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將解構主義和后現代主義的合理因素吸收進來，在文學研究和創(chuàng)作中具有深遠的影響?？梢院敛豢鋸埖卣f，在當代的文化研究和文論研究中，“互文性”是一個不容忽視、無可替代的關鍵詞。
“互文性”理論和“互文辭格”產生的年代和學科領域各不相同，但都強調對話語的理解不能限定在當前范圍之內，而應跨越話語邊界，關注當前話語和其他話語之間相互補充、相互支撐、相互建構的關系?！癷ntertextuality”被漢譯為“互文”，反映了中國古代和西方在認識這一語言現象時不期而同的冥契暗合。
1. “互文性”理論的源頭。“互文性”概念最早是由法國學者朱莉雅·克里斯蒂娃創(chuàng)立的，但索緒爾的符號學思想以及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被公認為這一理論的學術源頭。朱莉雅·克里斯蒂娃本人也認可這一說法。
（1）索緒爾的符號學思想。費爾迪南·德·索緒爾被尊稱為現代語言學之父和結構主義鼻祖，其學術思想對20世紀語言學、哲學和符號學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索緒爾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論觀點中，有些就蘊含著互文性思想的萌芽。
首先，索緒爾把語言看作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tǒng)”。每一個語言符號連接著概念和音響形象，分別稱之為所指和能指。在整個語言系統(tǒng)中，每一個符號因其與其他符號的對立而獲得價值，即任何一個符號的價值和意義是在與其他符號的差別中生成的。
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各項要素對立才能有它的價值。
任何要素的價值都是由圍繞著它的要素決定的。……如果不考慮它周圍的要素，也沒法直接確定它的價值。
在語流中，符號和符號在形式上雖然具有鮮明的界限，但每個符號的價值卻不是來自其本身，而是在于它與其他要素的對立和關聯中。這一觀點強調符號和符號之間的關系，淡化符號之間的邊界和單個符號的主體性。與此關系類似，不同語篇雖然生成于不同的時空環(huán)境并具有明顯的邊界，但仍具有密切的關聯性。這種強調符號和符號之間關系的思想引發(fā)了人們對不同文本之間關系的思考。
其次，索緒爾認為語言狀態(tài)中，一切以關系為基礎，語言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可以分為兩個不同層面。符號和符號之間的關系可以歸納為“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兩種。
在話語中，……這些要素一個挨著一個排列在言語的鏈條上面。這些以長度為支柱的結合可以稱為句段?！粋€要素在句段中只是由于它跟前一個或后一個，或前后兩個要素相對立才獲得它的價值。
語言符號順序排列在言語鏈條上構成的線條性關系稱為句段關系。句段關系是語言符號在空間的一種線性排列，具有延伸性，不具有可逆性。各種符號在與前后相鄰的各種符號的關系中獲得意義。
在話語之外，各個有某種共同點的詞會在人們的記憶里聯合起來，構成具有各種關系的集合。……我們管它們叫聯想關系。
在語言符號組合層面之外，各種具有共同性的符號組成一個潛在的記憶系列，形成各種集合。這種聯想關系是依靠心理聯想機制形成的。
句段關系和聯想關系的區(qū)別在于：
句段關系是在現場的，它以兩個或幾個在現實的系列中出現的要素為基礎。相反，聯想關系卻把不在現場的要素聯合成潛在的記憶系列。
由此可知，構成句段關系的幾個符號同時存在于一個時空環(huán)境，按順序先后出現組成線性的言語序列。構成聯想關系的符號依靠某個共同點連接在一起，每個符號不在同一個語言環(huán)境，只是出現在人們的潛在記憶中。構成句段關系的符號有確定的數目和序列，構成聯想關系的符號則沒有?？死锼沟偻迯摹皺M向軸”和“縱向軸”出發(fā)對互文性的分類就直接來源于索緒爾的這一理論。
（2）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巴赫金提出的“復調小說”“對話性”“狂歡節(jié)化”等一系列概念，都與“互文性”密切相關。與索緒爾排除語言現象的情景因素不同，巴赫金關注語言的社會性和交際性，認為語言的確切意義就取決于具體社會情境中的語言活動。他指出：“語言應理解為一種社會現象，語言活動的一切方面，從聲音、形象到意義都是社會性的。”
其一，關于表述的對話性。巴赫金在《言語體裁問題》中曾有如下表述：
我們的言語，即我們的全部表述（包括創(chuàng)作的作品），充斥著他人的話語；只是這些他人話語的他性程度的深淺、我們掌握程度的深淺、我們意識到和區(qū)分出來程度的深淺有所不同。這些他人話語還帶來了自己的情態(tài)、自己的評價語調，我們對這一語調則要加以把握、改造、轉換。
每一表述都以言語交際領域的共同點而與其他表述相聯系，并充滿他人話語的回聲和余音。每一表述首先應視為是對該領域中此前表述的應答（我們在這里對“應答”一詞作最廣義的理解）；它或反駁此前的表述，或肯定它，或補充它，或依靠它，或以它為已知的前提，或以某種方式考慮它。
可見，巴赫金對于語言的態(tài)度和索緒爾的結構主義思想并不相同，他更加關注言語交際的外部環(huán)境。在巴赫金看來，現實中存在的所有語篇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語篇內部充斥著來自其他語篇的或他人的話語，都是對先前話語的吸收與回應。這種表述與表述之間肯定、反駁、補充和依靠的關系就是“對話性”。任何的話語都離不開先前話語業(yè)已形成的言語規(guī)范，所有的話語都具有“他者性”。文本的價值只有在與另一文本的聯系中才能體現出來。巴赫金認為一切的表意實踐都不是孤立和靜止的，而是在開放的對話中生成和發(fā)展的。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說：“巴赫金的對話理論認為書寫既有主體性又有交際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一種互文性。面對這種對話理論，‘個人即寫作主體’的概念漸漸消退，讓位于另一種概念，即‘書寫的雙值性’概念?！?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4918492067.png" />
其二，復調小說。巴赫金用對話理論研究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文本，分析了其中對話性的表現形式，將其稱之為“復調”現象。
巴赫金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復調小說”的首創(chuàng)者。與傳統(tǒng)獨白型小說對人類生活“對話性”特征的故意遮蔽不同，“復調小說”是一種全新的小說體裁和藝術思維類型。其基本特點在于“有著眾多的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的真正的復調”。復調小說超越了傳統(tǒng)小說中作者和主人公的關系模式，它平行地展示了多個主人公不同的思想、意識和聲音，也就是在其小說材料中充滿難以調和的成分，這些不同的思想、觀點和世界觀構成對話關系。而作者高明之處在于將這些不同的意識相互調和，使之結合為一個更高層次的同一體，使每種意識都活靈活現，飽含生命力。
其三，狂歡節(jié)化。“狂歡式——是沒有舞臺、不分演員和觀眾的一種游藝。在狂歡中所有的人都是積極的參加者，所有的人都參與狂歡式的演出?！?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4918492067.png" />狂歡式中的人際關系發(fā)生了某些變化，它不同于現實社會生活中那種壁壘森嚴的等級關系，人與人之間變得平等和親昵。巴赫金認為，狂歡節(jié)傳統(tǒng)被梅尼普諷刺體吸收，并由復調小說付諸實踐，狂歡節(jié)化本身就是對話的，內部充滿了事物之間的關系、距離和類比。
以“狂歡節(jié)”為體裁發(fā)展源頭的“莊諧體”是古希臘時期為數眾多的體裁之一，“蘇格拉底體”和“梅尼普體”是其兩種變體，兩者均體現出對話性和狂歡化。就對話性而言，“蘇格拉底體”具有明顯的對話本質，它擺脫以往獨白式的寫作方法，用人物對話的方式去尋求真理，在對話過程中得出真理。緊隨其后的“梅尼普體”將“交談式演說體、自我交談、筵席交談”吸收進來，合成一個全新的體裁，在外表和內質同時具有對話性。
巴赫金同時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繼承了“蘇格拉底體”和“梅尼普體”的上述特點，在人物思想意識、作品體裁結構和語言風格上都體現著對話性?！皩υ捫浴焙汀翱駳g式”從作品的外在表現轉入作家對世界獨特的感受。陀氏作品中狂歡化的場面隨處可見，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都是對話性的。
對巴赫金而言，“對話性”和“狂歡式”的本質表現在把眾多難以調和的異質因素融合為一個有機體，回避狹隘的共性，鼓勵多樣性。包括作者、受眾等在內的多個意識在其中平等發(fā)聲，借此形成新型的對話關系，可“幫助人們摧毀不同體裁之間、各種封閉的思想體系之間、多種不同風格之間存在的一切壁壘”。巴赫金認為小說文本中交織的話語和彼此獨立的聲音是由小說的本質所決定，這是小說談論世界的方式。
“復調”“對話性”“狂歡節(jié)化”等一系列概念關注的都是文學作品中異質因素的共存關系以及文本與外部世界的關系，因此已經具備互文性的思想內涵。盡管巴赫金本人沒有使用過“互文性”這一學術概念，但卻為后來的“互文性”思想奠定了基礎。
索緒爾和巴赫金在強調語言的相對性方面不謀而合，克里斯蒂娃也認為“巴赫金的見解與索緒爾有形成交集的部分”。但索緒爾和巴赫金關于語言相對性的研究有所不同：索緒爾的相對性在于他認為語言系統(tǒng)中每一個符號的價值和意義不取決于自身而取決于與其他符號的關系，與不同的符號組合就會產生出不同的意義。而巴赫金的相對性主要是話語主體在不同社會話語情境中使用語言的相對性，這種相對性來源于語言的社會性。
2. 克里斯蒂娃：互文理論的首創(chuàng)者。20世紀60年代，結構主義思潮統(tǒng)領著法國學術界。在傳統(tǒng)文學的研究模式中，文本被當作一個自足的實體進行研究，文本的意義只存在于文本本身。對傳統(tǒng)文學觀的批判直接促成了“互文性”理論的產生?？死锼沟偻蘧C合了索緒爾的語言觀念和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并對其進行了深度拓展，在結構主義研究傳統(tǒng)中加入了言語主體和時間因素，打破表意實踐中能指和所指的線性對應關系，首創(chuàng)了“互文性”一詞。她的互文性理論既有索緒爾語言研究的嚴謹性和系統(tǒng)性，又具有巴赫金對社會情境的深刻關懷性。結構主義認為語言在人類各種實踐中具有中心地位，把所有關于人類行為的研究放在語言規(guī)律之下進行。其實語言是交際雙方的行為，任何言語交際都存在話語指向，都預設著“對話關系”，但這一點并沒有被結構主義所重視。
克里斯蒂娃成功地把巴赫金對話思想進行改造之后引入自己的理論研究，并進行了新術語的界定；同時對文本歷史進行了拓展，文本被定義為“一種重新分配了語言次序的貫穿語言之結構，它使直接提供信息的交際話語與已有的或現時的各種陳述語產生關聯”。克里斯蒂娃認為文本空間由三個維度組成，分別是寫作主體、讀者和外部文本，這三個維度之間存在對話關系。
在文本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創(chuàng)作主體對各種他文本進行審視、解讀，肯定一些、否定一些，這就是互文理論的結構性特征。文本與文本這種相互牽連和相互吸收轉換的關系，克里斯蒂娃明確將之稱為“互文性”，具體地說是指：
每一個詞語（文本）都是詞語與詞語（文本與文本）的交匯，在那里，至少有一個他語詞（他文本）在交匯處被讀出。
任何文本的建構都是引言的鑲嵌組合，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與轉化。
克里斯蒂娃認為巴赫金的著述使用動態(tài)模式取代了對文本的靜態(tài)分割，每一個文本都不是固定的、封閉的，“而是多重文本的平面交叉，是多重寫作的對話”。對克里斯蒂娃而言，文本不單是文字符號構成的固定的封閉的書面文本，而是一個開放、沒有固定邊界、不斷被擴充的系統(tǒng)網絡。在當前文本中，當前文本的陳述和取自其他文本的若干陳述交匯融合，即為文本的“互文性”特征。社會、歷史、各種符號系統(tǒng)不是超然于文本之外的獨立的世界，不是只有在書寫文本時才會出現，它們本身即為文本。因此對文本生成做出貢獻的不只是作者，還包括讀者以及當下或過去的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文本不是傳達作者的意義，而是構筑了意義生成的空間，必須依靠互文性才能生成意義。她提倡對文本進行“互文性”解讀，即對當前文本的解讀要將其放置在社會和歷史的廣義文本之中。
克里斯蒂娃認為文本發(fā)揮著中介地位，既連接著文本與讀者，也連接著文本與歷史。文本是在寫作主體、讀者與語境構成的三維空間中發(fā)揮作用，因此每一個文本背后潛藏著作者的意識、讀者的閱讀和語境。我們對文本的研究不能滿足在語言學的框架下進行，應該采取“超語言”的方法，關注語言學之外的其他學科。
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理論是對結構主義文本理論的超越，她反對將文本當作一個自足實體進行共時性研究，認為文本的邊界具有不確定性，文本的價值就體現在與其他文本的關系之中。文本互文分析的目的不是羅列出參與當前文本生成的文本清單，而是對話語主體身份的跨越性驗證。
克里斯蒂娃在巴赫金的著作引導下開啟了“言說主體”和“文本歷史”的研究，最終成為法國后結構主義的開拓者。從巴赫金到克里斯蒂娃，從對話理論到互文性，他們描述的是相同的現象。
3. 巴特、里法泰爾：互文理論和接受理論結合。“互文性”概念產生以后被廣泛使用，不同的學者根據自己的學術興趣對這一術語進行了再定義，并賦予它不同的思想內涵。羅蘭·巴特和里法泰爾將互文性研究的范圍加以縮小，使其成為文本閱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
繼克里斯蒂娃之后，巴特成為“互文”概念的第一個也是最為積極的闡釋者。1973年，巴特在為法國《通用大百科全書》撰寫“文本理論”這一詞條時，介紹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巴特基本同意克里斯蒂娃將“互文性”概念用于文本生產機制的思路，認為：“每一篇文本都是在重新組織和引用已有的言辭。”“任何語篇都是對以前引文的新的編織。一個個代碼、程式、節(jié)奏模式、零星的社會語言等等，進入到語篇之中，并在其中重新分布，在這個語篇之前和周圍始終都有語言存在?！?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4918492067.png" />
巴特同時認為文本不是來源于作者的獨立意識，而是來自多種聲音和多個他人話語?！盎ノ氖怯蛇@樣一些內容構成的普遍范疇：已無從查考出自何人所言的套式，下意識的引用和未加標注的參考資料?！?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4918492067.png" />以此為契機，巴特提出“作者之死”，對作者的權威性進行了否定。
在《文本意趣》這本書中，巴特再一次提到了“互文性”概念并對其進行了細致的解釋，使其轉向了閱讀層面，互文概念得到拓展。由此，巴特借用互文性概念成功豐富了自己關于閱讀理論的思考。巴特從閱讀者的角度出發(fā)，認為讀者是文本多重意義產生的重要一環(huán)，從而將讀者的地位進行了提升，將讀者視為擴展文本多重意義的主體。
在把互文和閱讀聯系起來的過程中，里法泰爾比羅蘭·巴特走得更遠，他將“互文性”變成了一個接受理論的概念。里法泰爾認為，讀者對文本的閱讀是作品的延續(xù)，是互文的重要組成部分。互文是一種特有的閱讀機制，里法泰爾將其定義為“讀者對一部作品與其他作品之間的關系的領會，無論其他作品是先于還是后于該作品存在”。里法泰爾認為閱讀是在兩個層面上進行：“模仿層”和“追溯閱讀層”。讀者首先在模仿層進行線性閱讀，尋找文本和客觀世界的指稱關系；然后跳躍至“追溯閱讀層”，以非線性的方式閱讀、尋找文本與其他文本的關系。與傳統(tǒng)的線性閱讀相反，讀者在閱讀作品時頭腦中會閃過許多其他文本，這些文本在讀者視野中存在共存、轉換等關系，使文本存在多種解碼的可能性，這即為“互文性”。
互文性理論在后期出現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發(fā)展路徑?？死锼沟偻藓桶吞氐幕ノ难芯渴菑V義的，他們把互文當作一切文本的基本特征，把文本放置在其出現的廣闊的文化空間中進行分析，重視文本與其他多種文化實踐的關聯，強調文本和社會、文化、歷史的互動。下面要談到的熱奈特的互文性研究則是狹義的，專指一個文本和其他具體文本之間存在的引用、仿擬、抄襲等關系。
4. 熱奈特：互文理論的明確化。熱奈特的研究決定了互文性概念從廣義路徑到狹義路徑的轉換。薩莫瓦約在談到熱奈特的互文研究時說：
同時，他還為理解和描述“互文性”的概念做了決定性的工作，使“互文性”成為“文”與“他文”之間所維系的關系的總稱。從這本書以后，人們就再也不能隨意使用“互文性”這一術語：要么是一般作為對話性的廣義的外延（巴赫金，盡管他主要將之運用于文本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分析），要么就是將它作為理論組成來理清文學手法，兩者必居其一。
熱奈特把“所有使文本與其他文本發(fā)生明顯或潛在關系的因素”定名為“跨文本性”，也叫“文本的超驗性”。熱奈特認為這種跨文本性是文學的研究對象。
熱奈特的《隱跡稿本》按照抽象程度、蘊涵程度以及概括程度遞增的順序將互文分為五種類型，分別是互文性、正文與其副文本的關系、元文本性、承文本性和廣義文本性。上述五種類型，包括了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
我把它稱作“跨文本性”，并把嚴格意義上的“文本間性”（自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以來的“經典”意義）包括在內，這里的“文本間性”是指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忠實（不同程度的忠實、全部或部分忠實）存在：引語是這類功能的最明顯的例證，引語以引號的形式公然引用另一文本，即表示另一文本的存在，又保持了一定的距離；這類功能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形式。
“互文性”這個術語在這里得到了明確限定。此外，熱奈特還區(qū)分了“互文性”和“承文性”：“互文性”是兩個文本的共存關系，一個文本實實在在地出現在另一個文本之中?！俺形男浴笔寝D換和派生關系，一個文本是從另一個文本中派生出來的，沒有前一個文本就沒有此文本，但前一個文本并不一定出現在此文本中。這在別的學者那里并不區(qū)分，熱奈特的這種區(qū)分是值得稱道的。
5. 薩莫瓦約：廣義和狹義的結合。薩莫瓦約對互文性的研究將廣義和狹義兩種路徑結合在一起。一方面，他認為互文性理論是一個能夠囊括所有文學作品之間聯系的理論概念，是理解文學作品創(chuàng)作過程的決定要素；另一方面，他也認為這一概念是具體的文本寫作手法和形式，是文本中“文中有文”形式的總稱。
從第一個方面也就是廣義的角度來說，“互文性”是從寫作到閱讀全過程的一個總原則和本質性特點。無論從文本寫作還是閱讀來說，文本的交互作用都極為復雜。就文本寫作而言：
文學大家族如同這樣一棵枝繁葉茂的樹，它的根莖并不單一，而是旁枝錯節(jié)、縱橫蔓延。因此無法畫出清晰體現諸文本之間相互關系的分析圖：文本的性質大同小異，它們在原則上有意識地互相孕育，互相滋養(yǎng)，互相影響；同時又從來不是單純而又簡單的相互復制或全盤接受。借鑒已有的文本可能是偶然或默許的，是來自一段模糊的記憶，是表達一種敬意，或是屈從一種模式，推翻一個經典或心甘情愿地受其啟發(fā)。
文學的寫就伴隨著對它自己現今和以往的回憶。它摸索并表達這些記憶，通過一系列的復述、追憶和重寫將它們記載在文本中，這種工作造就了互文。
互文性問題的關鍵首先在于文學與已有模型的關系。文學本身就是對已有題材和思想的必然重復，作家創(chuàng)作不是內容的創(chuàng)造，而是方式的創(chuàng)造。作家用一種未曾有過的表達對舊的內容進行再書寫，即所謂的“吾以己言言之”。這種重寫并非簡單重復，它有著作者自己的特定目的，在激活已有題材之余，讓這種題材在人類記憶中得到延續(xù)，文學就是在這種對已有記憶的超越中得到升華，這便是“互文”。
就文本的閱讀而言，薩莫瓦約認為“話語一半在言者，一半在聽者”。互文性研究不能僅僅滿足于從創(chuàng)作方面入手，讀者對文本的接受也屬互文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本與讀者存在緊密的依賴關系，讀者對文本的解讀具有深層挖掘能力，這種互文性閱讀打破了以往線性閱讀的方式，使閱讀千變萬化。
薩莫瓦約不斷強調“記憶”這個詞，互文性的記憶體現在三個層次，文本承載的記憶（題材的重復）、作者的記憶（創(chuàng)作時聯想到的其他文本）和讀者的記憶（閱讀聯系到的其他文本）。這三層記憶包含了互文性的所有內容。
從第二個方面也就是狹義角度來說，“互文性”是把已有文本吸收進當前文本的一些具體手法。薩莫瓦約從兩個相關文本的關系以及文本互異性的程度出發(fā)認為一個文本在對另一文本進行吸納時，是以多種方式對原文進行處理的，主要有合并和粘貼兩種方法。合并是或多或少把原文吸收進當前文本，成為當前文本的一個組成部分，包括引用、暗示和抄襲等。粘貼是當前文本不合并原文，原文在當前文本之外與之并列，如卷首題字和卷首語。
這樣，“互文性”這個概念在發(fā)展過程中經歷了一段相互矛盾的發(fā)展過程，一方面它的定義和內涵得到了越來越嚴格、具體地限定，另一方面又被越來越靈活地使用，以適應各種具體研究的需要。
克里斯蒂娃、巴特、里法泰爾都將互文性當作文學創(chuàng)作的一個基本原則和寫作的基本運行機制來進行研究，重點關注文本生成過程中，對文本產生影響的知識、代碼、各種表意實踐和歷史文化傳統(tǒng)，屬于廣義互文性。熱奈特著重于具體互文手法的研究，研究的是可論證的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系，屬于狹義互文性。薩莫瓦約則偏重狹義和廣義兩者的結合。
（三）“互文性”理論在語篇分析中的應用
在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影響下，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語言研究主流一直是以句子為最大單位。這種傳統(tǒng)的研究模式在當代對于語言現象尤其是語篇現象的解釋力十分有限，語篇研究急需新的理論支撐。對文本關系具有強大解釋力的互文性理論適應了語篇研究的需要，拓展了語篇研究的視域，關注語篇中異質成分的關系和篇章意義的生成機制，成為一種有效的語篇分析工具，對于推動語篇研究的發(fā)展意義非凡。正如?？塑菜f：
已有的研究主視、主導銜接、連貫等微觀的語篇分析概念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方法，較少關注中觀、宏觀視角的研究拓展和對跨學科理論向度的探索。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發(fā)現互文理論一旦被引入語篇分析，即可以作為一種大視野的理論方法、謀篇策略去揭示語篇生成與理解的內在機制與外部聯系，可以進一步顯示語言作為交際工具的本質，并能準確反映人類認知的普遍結構規(guī)律。
語篇互文性理論是互文性理論在語篇分析理論中的成功挪用。這種挪用成功彌補了傳統(tǒng)語言學理論在語篇分析中的不足，極大地拓展了語篇分析的視域。文學理論中的“互文性”是一種高度主觀化的現象，目的是來源于傳統(tǒng)也要突破傳統(tǒng)獨創(chuàng)新義，具有顯著的審美性和情感性。語篇分析中的“互文性”不限于文學類語篇，還涉及其他實用類語篇，其功能也不只是為了表達情感和出于審美的欲望，而是出于言語交際雙方交流和語篇建構的需要。
“互文性”是語篇的固有特征之一，任何一個語篇在生成過程中，總會與其他語篇發(fā)生相互關聯、相互指涉的關系。他語篇或參與當前語篇的宏觀建構，或起到微觀的補足作用。互文性理論的引入可以展示語篇交織共生的網絡，凝練和展示出語篇關系模式以及他語篇在當前語篇中的參與作用，對于語篇的建構與理解，對于當代文化語境和科技語境促發(fā)的新的語言現象都極具解釋力。
然而起源于文學批評的“互文性”理論，并不是為語篇分析而建構的，因此互文性理論在語言學領域的跨學科使用，必須根據語言學科的學科特點、研究目的進行再闡釋和界定，才能成為具有可操作性的研究工具。
概括地說，互文性理論主要是對文本生成過程的追索、探求，指一個文本在生成過程中與相關文本的關系。這種文本之間的關系可以通過兩個途徑生成，一個在文本之外，在文本的生成和解讀過程中，依靠作者和讀者的主觀聯想實現；另一個則在文本之內，依靠話語的關聯實現。
作家在創(chuàng)作一個文本時，必然受到眾多他文本的影響，并與之發(fā)生關聯。這個他文本包羅萬象，可能是同時代的其他文本，也包括作者個人的經歷，甚至包括歷史、社會和文化傳統(tǒng)。他文本對作家的影響可能只發(fā)生在認識層面，是作家的靈光一現，轉瞬即逝，沒有在作品中留下痕跡，這種互文形成過程是無法追索的。而有的他文本則會在文本中留下痕跡，人們常說的互文的典型形式，如引用、仿擬、拼貼、抄襲均屬此類。對于文學研究來說，語言只是媒介，但對語言學而言，語言形式卻是研究本體。沒有語言形式支撐的互文性關系在語言學里沒有任何價值。語篇互文性研究必須以語言形式為立足點，文本與文本之間的關系必須得到語言形式的體現。只有從可控的語言形式入手，并進而對其結構形式、語義特征、語篇功能進行分析，才能在語言學范圍內對其進行研究。本書前者對語篇互文性的分類，都是以語言形式作為支撐的。
互文性理論在語篇分析中的應用成功地架設了主體與客體、建構與理解、常規(guī)與變異之間的橋梁，使我們可以從語言現象的經驗考查向可能的理論構設邁進，從而超越字面意義的平面研究，擺脫詞句的限制與束縛。
二、語篇分析理論
哈里斯1952年首次使用了“Discourse Analysis”這一術語，但真正的語篇分析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語篇分析研究是在語言學轉向的大趨勢中孕育而生的。從誕生那天起，就呈現出跨學科、多向度和多理論的特性。
語篇分析以語篇為研究對象，重在研究話語使用者使用語言的結構和策略，其核心價值仍然在于自然語言的研究，屬于語言學科范疇。“這種自然語言作為人類所獨有的能力，用于創(chuàng)造和理解詞匯、句子或其他基于規(guī)則的使用單位形成的符合文法、有意義的、恰當的組合。由此，也形成了話語研究中語言學及其姊妹學科的核心關聯性?！?img alt="" src="https://img.dushu.com/2021/03/01/14484918492067.png" />
語篇分析的研究范圍包括語篇微觀的詞匯語法層面，中觀的語篇各種圖式結構、組織模式的研究以及宏觀的語篇和社會文化傳統(tǒng)的關系層面。這種多層面的研究證明了語篇現象的復雜性和層次性，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語篇研究的復雜性和層次性。研究方法從對語料的語言學分析、話語生成的認知過程，以及心理表征的研究一直到語篇的社會性、文化性研究。
語篇分析的傳統(tǒng)研究主題包括語篇結構、句際關系、會話結構和原則、話輪轉換、語句的銜接和連貫、劇本小說的敘事結構等。語篇各種語言材料如何與語用主體的動機相適應，對語境尤為強調。
近年來語篇分析的跨學科性質日益凸顯，具有各種不同的研究路徑，每一種路徑都有不同的理論模式、研究方法和步驟，諸如：
運用詞匯學、語法學的知識對實際的語篇資料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研究語言變化的方式，探索話語主體利用語言結構的目的性。
運用各種語用學理論，如塞爾和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利奇的禮貌原則理論對語篇意義進行研究，旨在分析特定語境中的各種意義，幫助我們理解話語主體是如何從語篇中傳達和獲取意義的。
運用心理學、計算語言學和人工智能理論，用科學的方法收集語料并對其進行分析和驗證，研究語篇的生成和理解模式。
運用認知理論，把語篇當作交際雙方思想表達與交流的方式，分析如何了解對方的表達意圖、情感，以及交際雙方如何共享社會文化傳統(tǒng)和知識系統(tǒng)。
對敘事和論證兩種語篇模式進行研究，分析各種敘事語篇是如何建構的以及不同類型語篇對話語類型的選擇。敘事和論證是人的本能，是用于組織我們思考以及彼此互動的方式的基本類型。敘事和論證是語篇建構的兩種基本模式，敘事和論證可以獨立完成一個語篇，也可以作為一個更大語篇的組成部分。
運用批評性分析理論解釋語篇中的話語對性別、種族、階級地位和各種權力的強化作用。社會的變革不可能脫離語言而實現。批判性的語篇分析認為語篇是一種社會實踐形式。每一個特定語篇和支撐它產生的社會機構之間存在相互型塑的關系，這一研究思路主要分析語篇的意識形態(tài)效果和這種效果產生所利用的語言資源。
話語的多模態(tài)本質的研究?！岸嗄B(tài)”是伴隨各種新媒體飛速發(fā)展形成的一種語篇現象，指不單獨使用語言，而是把圖像、聲音、肢體動作和語言整合成一個整體，語篇研究以此為研究對象研究各種符號資源的使用情況。
運用人類學的方法研究語篇和文化的相互構建關系。語篇是傳遞文化觀念的資源，社會共同體的文化傳統(tǒng)，價值觀念、社會屬性都會通過語篇顯示出來。
以實際發(fā)生的交際活動為重點，研究語音和各種可視的肢體動作的表達作用，分析人類如何調動各種話語資源來展開行動。
研究語料包括日常談話，新聞報道，學術論文，法律文書以及各種專業(yè)化、制度化語境中的語篇。
語篇分析對語境特別強調，語境促使話語主體根據當前情境選擇合適的語言材料，語篇和語境兩者之間存在相輔相成、互相制約的關系。
在國內外語言學界產生廣泛影響的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創(chuàng)始人韓禮德建構的功能語法的目的也是為語篇分析提供一個理論框架，這一學科對語篇研究的貢獻是對銜接理論的研究。
語篇分析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歷經數十年的發(fā)展在語言學、社會學、認知心理學、人類學、傳播學等學科中取得了眾多研究成果。近年來，在跨學科領域也獲得了極大發(fā)展。語篇的多模態(tài)本質、通過人工智能來展現語篇生產和理解的機制、人類以復雜話語進行交際的大腦神經機制、話語中的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關系成為新的研究課題。分析的語料范圍從最初日常談話延伸至廣告、新聞采訪、政治訪談、娛樂節(jié)目、商業(yè)談判、臨床治療等各類語篇。
三、語體學理論
本書研究的“語體互文性”現象是針對語篇中各種語體的使用情況來說的，因此現代語體學理論是本書重要的理論框架。本書涉及的語體學理論主要包括語體的定義、性質和分類，語體的構成和功能，語體交叉滲透的相關理論，語體的描寫研究和語篇的語體分析。
“語體互文性”是語篇在生成過程中打破語體使用方面的限制，在語篇中融入多種語體語言材料的一種語言現象。多種語體的交叉使用形成了語體色彩的反差，收到特殊的修辭效果?！罢Z體互文性”作為一種由不同語體材料構成的語篇現象，必須放置在語體學的視域中才能揭示其本質和規(guī)律。
無論是在西方還是我國，很早就已經有了語體的相關研究。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古羅馬著名的政治活動家、演說家、哲學家和修辭學家西塞羅所著的《演說家》《論演說術》，我國古代曹丕的《典論·論文》、陸機的《文賦》、劉勰的《文心雕龍》，都有和語體相關的表述，但這些研究都是朦朧和不明確的。
1909年，巴依的《法語語體學》出版，該書將傳統(tǒng)語體學的研究內容與現代語言學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述了語體學的對象、任務和方法。語言學界普遍認為這標志著現代語體學學科地位的確立，語體學研究從此走上了科學的發(fā)展道路。
語體學以言語交際中的語體現象為研究對象，就學科歸屬而言，屬于語言應用范疇。語體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建立一種民族共同語的語體系統(tǒng)，對語體系統(tǒng)中的各類語體的語言特點進行描寫并給予認知解釋，主要包括歷時縱向研究和共時平面描寫兩個方面。
歷時縱向的語體研究主要是揭示民族語言的每一種語體的歷史演變規(guī)律。
共時平面描寫的語體研究由以下兩個部分組成：
第一，語體和語體學理論的研究。這一層面的研究既包括有關語體這一客觀存在的語言現象的相關理論問題，如語體的定義、用名、形成、分類、習得、功用、與相近概念的區(qū)別；也包括語體學學科研究中的理論問題，如語體學的對象和范圍、研究方法和步驟等等。這一部分為整個語體學研究提供理論支撐。
第二，語體的具體研究。對言語交際中形成的話語作品進行語體學研究，抽象出各種語體類型，對與每一種語體相適應的語言手段及外部交際要素進行分析，最終建立起一種民族共同語的語體系統(tǒng)和規(guī)范，以實現對語言運用的指導作用。這類研究正如李熙宗先生所言，可以分為“語體的描寫研究”和“話語的語體分析”兩個部分。在《語體的描寫研究與話語的語體分析》一文中，李先生對這兩個部分研究的含義、研究內容、目的、方法的不同以及相互關系進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
他指出，“語體的描寫研究”是指在歷時的連續(xù)統(tǒng)一中確定某一時期，對其客觀存在的語體系統(tǒng)中的各類語體進行如實的記述描寫并作出認知性解釋，為建立該時代的完整語體系統(tǒng)提供物質依據的一種研究。這種研究的直接目的和具體內容是揭示某時代的作為各類語體類型的物質體現，同時又為自身物質構成的統(tǒng)一的語言特點體系?！霸捳Z的語體分析”是把屬于一定語體的具體（現存）話語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對其全部語言構成成分的語體功能分化和作為這種功能的外顯的語體色彩的狀況所作的一種窮盡性的分析研究。這種研究的具體目的和任務在于通過對具體話語作品的語言構成要素、表達手段從語體功能分化的角度作窮盡性分析來把握語言材料和語體的適應關系和語言材料、表達手段的分布規(guī)律，確定整個話語成品的語體歸屬?！罢Z體的描寫研究”和“話語的語體分析”包括了語體研究具體層面的全部內容。
李先生的這一論斷對于本書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對語篇中語體互文性現象的研究也是緊緊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的。
總的來說，語體學學科以語體的形成原因，存在狀態(tài)、表達功能為研究對象。語體學的研究目的就是從紛繁復雜的言語活動中厘清事實、總結規(guī)律，作出系統(tǒng)、理論的描寫、說明和解釋，了解各種語體的特點、把握其功能、熟悉語體變化的規(guī)律，指導人們在語言交際中“得體”地使用語言。
綜上所述，本書的研究采用互文性理論、語篇分析理論和語體學理論為理論框架，同時借鑒修辭學、語用學、功能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等理論，盡可能使本書的論述擁有扎實的理論依據。
第三節(jié) 研究內容、研究方法、語料來源和研究意義
一、研究內容
本書的研究以互文性理論為基底，將語篇分析和語體學相結合，從屬性、結構、功能三個維度，聯系語用過程中的各個要素全面分析語體互文性的本質特點、語言表現和語言功能。只有對各種要素進行綜合分析把握，才能達到合理理解研究對象的目的。
本書的研究內容具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語體互文性現象的語體學界定和研究綜述?？死锼沟偻?、費爾克拉夫、詹妮、熱奈特、辛斌、韓金龍等都對語篇“互文性”作過分類研究，本書借鑒費爾克拉夫的分類方法將語篇互文性分為“明示互文性”和“互為話語性”。同時從語體學的角度對本書的研究對象——語體互文性進行界定?！罢Z體互文性”是指特定語篇中采用多種語體的語言材料，不同語體在語篇中或輪番出現，或相互交叉，或高度融合難分彼此的狀態(tài)。此外，將對學界關于語體互文性的研究情況加以概述和評析。
第二，語體和語篇的對接關系?！罢Z體”和“語篇”分屬不同的研究領域，兩者內涵和外延均不相同。“語體”作為一種民族共同語的功能變體，是語言形式對交際語境適應的產物，具有語境的依賴性和語言特征的集合性。“語篇”是言語交際過程中形成的話語成品，其在形式上是一個超句體、意義連貫并承載特定的語篇功能。但同樣作為語用平面上的概念，兩者存在密切關聯：在現實的語言生活中，語體必須借助語篇為其外部載體，語篇和語體是選擇和使用的關系，即某個語篇選擇使用某種或幾種語體。在語篇的生成過程中，語體和語音、詞匯、句式一樣是可供選擇使用的語言資源。
第三，語體互文性的語用屬性。從語用平面上講，語體互文性是一種修辭行為，體現表達主體和接受主體的對話性關系。本書將對語體互文性的修辭屬性、對話屬性以及語篇范疇化問題進行分析。
第四，語體互文性的語用主體。語體互文性的生成過程涉及語用主體、語境和話語實體等多個因素。因此，本書研究將基于整合性的理念，對涉及的所有因素加以綜合考量，在其間取得協調統(tǒng)一。就語用主體而言，語體互文性是表達主體能動和理性的選擇，同時也是表達主體和接受主體互動的表現。
第五，語體互文性的語境。語體互文性的產生是對語境各要素適應的結果，本書將對語體互文性和語境的關系加以研究。
第六，語體互文性的語言表現和語篇功能。對語體互文性話語實體的研究將采取形式和功能并重的原則：既注重各種語體在語篇中的組合形式和語言表現，也注重語體互文性在語篇中發(fā)揮的功用。
二、研究方法
本書是從語體學的視角對語篇互文性現象進行研究，因此主要采用語體學的研究方法。關于語體學的研究方法，許多專家學者從各自不同的研究領域、不同的觀察視角和不同的研究層面進行過歸納。從其發(fā)展歷史來看，語體學的研究方法經歷了早期人文性、直覺性研究到現代形式化、科學化的轉變。
李熙宗先生在其一系列論著中對語體學研究方法進行過重要的表述，他指出根據研究特點和目的的不同，語體學研究方法會有差異，常用的有系統(tǒng)法，描寫法，比較法和定性、定量的方法。系統(tǒng)法，即從整體性和綜合性出發(fā)，著眼于整體與部分之間、整體與外部環(huán)境之間的相關聯系，對語體內部各種要素之間的聯系進行分析，構建結構網絡和框架，發(fā)現其運動規(guī)律和功能特點。描寫法，即對某類語體的詞匯、句式、語音特點、修辭手法作全面的描寫，以揭示其完整的特點體系；以某一語體要素的運用為主線，對這一要素在所用語體中的使用進行描寫。比較法，可分為歷時和共時兩個方面：歷時比較用于發(fā)現語體及其要素的生滅漲落的情況；共時比較是對不同語體或同一語體內部分支語體的比較，如此可全面把握語體的共性和特性。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定性分析是通過比較、分類，對語體作出質的規(guī)定；定量分析是對語體作數量上的分析，找到其內部量的規(guī)定。
丁金國先生指出語體風格研究中應貫徹辯證法的原則，具體提出了無形與有形、宏觀與微觀、靜態(tài)與動態(tài)、定性與定量結合的分析方法。
受西方修辭學和語體學的影響，外語學界也形成了一整套語體研究的方法。劉世生、朱瑞青指出文體學的方法論基礎是語言科學，語言學理論對文體觀有直接的影響，應運用語言學的方法分析語言形式的文體作用。李佳列舉了文體學研究中幾種重要的分析模式：Charles Bally的內容雙分模式，Riffaterre的讀者反映模式，Ohmann的轉換生成模式，Halliday的系統(tǒng)功能模式。其中系統(tǒng)功能文體學由于強調語言的功能和情境語境的作用，因此對話語文體學和社會歷史文化文體學產生直接影響，成為一種有效的文體學分析方法。其具體的操作模式是首先描寫語篇中語言使用的模式，其次解釋這些模式為什么會出現。張德祿等人認為作為一門成熟的社會科學分支，現代文體學在百年的發(fā)展歷程中，研究方法由依賴直感轉向科學化發(fā)展。具體的研究方法包括語言學理論方法、實證研究方法（包括觀察法、直覺印象法、描述法、調查法、推理法）、定量研究法（包括統(tǒng)計法和語料庫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茖W的研究方法是科學研究沿著正確路徑向前推進的重要保障。在借鑒上述研究方法和理論模式的基礎上，本書對語體互文性現象的研究將貫徹二元對立的思想，具體表現為：
描寫與闡釋并重：即描寫法和闡釋法結合。語篇和語體都是言語交際中形成的客觀現象。我們將選取一定范圍的語篇作為語料，使用觀察法對語料進行觀察，在此基礎上對語篇中使用的語體要素進行描寫，這些要素包括語音、詞匯、短語、句型、句類、篇章結構、某些程式的組成部分等等。在語體要素全面描寫的基礎上對語篇使用的語體類型進行確定，之后將聯系語篇、語體內外部環(huán)境對上述現象進行推理、闡釋。
演繹和歸納并重：即演繹法和歸納法結合。以語體學理論作為研究的出發(fā)點，就語篇和語體的關系以及語體在語篇中的使用提出相應理論假設。另一方面，從具體語料入手，對語篇中語體交叉使用的規(guī)律進行歸納，繼而對之前的理論假設進行驗證，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有效結合。
靜態(tài)和動態(tài)并重：即靜態(tài)研究和動態(tài)研究結合。采用結構主義語言學、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的范疇化理論對語篇中不同語體使用的靜態(tài)結構進行分析，包括結構單位和結構形式；之后從言語交際的整個過程切入，對研究現象在交際中以及語篇中的功能進行動態(tài)分析，實現靜態(tài)和動態(tài)的統(tǒng)一。
三、語料來源
本書的語料來源是以現代漢語為母語的言語社團在言語交際中生成的各類語篇，具體包括新聞報道語篇、評論語篇、廣告語篇、談話語篇、網絡語篇以及發(fā)刊詞語篇、公文語篇等等。因文學類語篇的語體互文性現象，學界已多有涉及，因此本書對此類語篇涉及較少。
四、研究意義
語體互文性作為一種重要的語篇現象和語體現象，對其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首先，民族共同語的各種語體和其他語言材料一樣是語篇得以形成的重要資源，將語體互文性現象置于語體學的研究視野之中，可以擺脫語篇分析學單一學科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的視域限制，為語篇的生成和解碼提供一個更具解釋力的研究框架，對漢語語篇的系統(tǒng)化研究也有所促進。
其次，關注語篇中各種語體的相互交叉與融合，聯系特定語篇進行語體研究，可以為現代漢語語體學的科學分類提供依據，并由此健全語體學的理論研究。本書對語體的研究由語體的本體構成擴展到語體的使用機制，研究方法由語言現象的描寫研究擴展到功能闡釋，對現代漢民族共同語語體系統(tǒng)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再次，本書是從語篇層面切入，對以語篇為載體的語體使用情況進行研究，這是以自身實踐為語篇分析學和語體學兩門學科的對接研究積累一定的經驗。
最后，對語篇內語體使用情況進行研究可以為語篇研究人員和文學理論工作者分析、解釋、評述和審視語篇提供重要工具和依據；同時，語體知識是人們寫作、閱讀語篇的先決條件，本書的研究能充分激活可供語篇建構的語體資源、修辭技巧，對提高社會公眾的言語交際能力具有一定的意義。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頁。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演講集》，?？塑病ⅫS蓓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3頁。
［法］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9—73頁。
［英］諾曼·費爾克拉夫：《話語與社會變遷》，殷曉蓉譯，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頁。“互為話語性”有時也翻譯為“構成互文性”“篇際互文性”和“建構的互文性”。
秦海鷹：《互文性理論的緣起與流變》，《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
辛斌：《批評語言學：理論與應用》，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頁。
李玉平：《互文性新論》，《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韓金龍：《廣告語篇互文性研究》，《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
管志斌：《語篇互文形式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第79—86頁。
詳見?？塑玻骸痘ノ模赫Z篇研究的新論域》，《當代修辭學》2010年第5期。
參閱［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演講集》，祝克懿、黃蓓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37頁。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28頁。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62頁。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70頁。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71頁。
［瑞士］費爾迪南·德·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高名凱譯，岑麒祥、葉蜚聲校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71頁。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曉河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頁。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6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頁。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61頁。
詳見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曉河、周啟超、潘月琴、黃玫等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頁。
參閱［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符號學：符義分析探索集》，史忠義等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87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演講集》，?？塑病ⅫS蓓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5頁。
［法］朱莉雅·克里斯蒂娃：《主體·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復旦大學演講集》，?？塑?、黃蓓編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11頁。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朱永生：《語境動態(tài)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頁。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頁。
［法］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70頁。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辛斌：《互文性：非穩(wěn)定意義和穩(wěn)定意義》，《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3期。
詳見秦海鷹：《互文理論的緣起和流變》，《外國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頁。
［法］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頁。
這五種類型前文已經有詳細介紹。
［法］熱奈特：《熱奈特論文集》，史忠義譯，百花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64頁。這里的“文本間性”就是“互文性”。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引言第1頁。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頁。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頁。
［法］薩莫瓦約：《互文性研究》，邵煒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頁。
祝克懿：《互文：語篇研究的新論域》，《當代修辭學》2010年第5期。
參閱管志斌：《語篇互文形式研究》，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鄧雋：《解讀性新聞中的互文關系——兼論互文概念的語言學化》，《當代修辭學》2011年第5期。
［荷］圖恩·梵·迪克主編：《話語研究多學科導論》，周翔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4頁。
亞里士多德的《修辭學》對演說語篇和散文語篇的風格手段和語言特征進行了研究；高吉亞斯也對當時議會中使用的正式的口語語篇予以了關注，分析其語言特征，歸納各種修辭手段；西塞羅在《演說家》《論演說術》里談到了多種語篇，如詭辯家使用的、歷史的、詩歌的，并對它們的語言特征進行了描述。具體論述參見胡壯麟：《理論文體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6頁。
李熙宗：《語體的描寫研究與話語的語體分析》，《語言研究集刊》（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
李熙宗：《語體的描寫研究與話語的語體分析》，《語言研究集刊》（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
具體參閱李熙宗：《多層次多角度地開展語體研究》，《修辭學習》1986年第2期；《語體的描寫研究與話語的語體分析》，《語言研究集刊（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建國以來語體研究述評》，《語文導報》1986年第10、11期；袁暉、李熙宗主編：《漢語語體概論》，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文體與語體分類的關系》，《語言風格論集》，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丁金國：《語言風格分析的理論原則》，中國華東修辭學會、復旦大學語言文學研究所編：《語體論》，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英語語體學來自英語研究中的“stylistics”，但對這一術語的譯介一直是一個爭議頗多尚無定論的問題，本書引用時尊重原著的譯法。
劉世生、朱瑞青編著：《文體學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6頁。
李佳編：《英語文體學理論與實踐》，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4頁。
張德祿、賈曉慶、雷茜：《英語文體學重點問題研究》，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年版，第81—105頁。
語體構成要素的詳細分類可參閱李熙宗：《語體的描寫研究與話語的語體分析》，《語言研究集刊》（二），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版；曾毅平：《語言材料語體分化論析》，《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2期。
鄂公網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