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卻的追憶

陳忠實

走進小崗村

至今依然記得，六年前的清明節(jié)剛剛過去，我隨中國作家訪問團走進安徽省小崗村時，心情很不平靜。這個小小的小崗村，懸在我心里足足有三十多年了，今日終于得著機緣走進來了。

我說小崗村懸在心中三十多年，不是夸張。三十多年前的1978年，秋末冬初，我從一場規(guī)模很大的修建“大寨田”的會戰(zhàn)工地上下來，調進區(qū)文化館這種比較清閑也更顯松散的文化單位，已經(jīng)基本確定要把文學創(chuàng)作作為主業(yè)的人生志向。桌子上、枕頭旁攤開著契訶夫和莫泊桑的書，而睡夢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或是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這事那事，一時尚不能從我在人民公社（即今鄉(xiāng)鎮(zhèn)）工作過整整十年的感覺里調整到這安靜的書桌上來。大約就是這個時候，我聽到私下里竊竊議論著的一個小道消息，說安徽省已經(jīng)在農(nóng)村實施包產(chǎn)到戶的“大包干”政策了。直白說來就是“分田到戶”了，再透徹說來就是恢復到20世紀50年代農(nóng)業(yè)合作化之前的單家獨戶種莊稼的形態(tài)了，習慣稱呼為“單干”。這個小道消息不脛而走，不僅在農(nóng)業(yè)這個系統(tǒng)工作的人議論紛紛，不仰仗土地吃飯的城里人也紛紛熱議，對生活在公社體制下的農(nóng)民的心理瓦解更是不言而喻的。我那時候尚不知道小崗村，竊竊私議發(fā)展到沸沸揚揚的小道消息，只是籠統(tǒng)地說著安徽，有的說正在搞“大包干——分田到戶”的試驗；有的說是農(nóng)民自發(fā)搞“分田到戶”，安徽省官方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默許農(nóng)民的越軌行為；還有的說法很夸張，安徽省已全面推行“分田到戶”了……之后不過兩三年，小道消息已經(jīng)作為中央一號文件下達了，“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在全國農(nóng)村實行。我也曾作為落實“責任制”的工作組成員駐到渭河邊一個村子里，讓農(nóng)民把生產(chǎn)隊飼養(yǎng)室的騾馬和黃牛牽回家去，把大塊土地切割成一條一塊劃歸一家一戶……那時候，我記住了小崗村。這個向中國農(nóng)村近三十年的集體化體制——從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發(fā)出挑戰(zhàn)的小崗村，引發(fā)了隨后被稱作“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的堪稱翻天覆地的偉大改革。

在小崗村村外的田野上，我們一行來到一座別致的展覽館門前，上書“大包干展覽館”。我看到這個名稱便怦然心動了，及至走進展館，在看到那幅被放大了的秘密盟約時，竟有一種屏息的感覺。秘密盟約僅有兩三行文字，即要搞分田到戶的“大包干”，上面有這個不足二十戶人家的生產(chǎn)隊的十八個干部和社員的簽名，而且每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指印。我反復默讀著那幾行簡短的文字，久久凝視著那十八個簽名和指印，心中涌起的是一種神圣的景仰。秘密盟約最后一行文字申明，如果此舉暴露而招致某人坐牢或殺頭，其子女由所有簽名者共同幫助撫養(yǎng)到十八歲。這無疑是一個生死盟約。生死盟約的十八個結盟人，在簽寫自己的名字再按上手印的那一刻，都有了坐牢乃至殺頭的心理準備。而能促使這個不足二十戶的小村莊的十八戶當家男人豁出命來要搞土地“大包干”，任誰都會想到他們的光景怎樣難以為繼……姑且不評說其精神和意義。

我的眼光最后停駐在“嚴俊昌”的名字上，他當時是小崗村的生產(chǎn)隊長，秘密聯(lián)盟是他一手策劃的，由他親自向各家各戶的男主人征求意見，獲得呼應，就形成了這個堪稱共生死的約定。任誰都會想到，一旦“大包干”的秘密盟約暴露，首當問罪的肯定就是他嚴俊昌了。任誰也都會想到，小崗村一旦分田到戶，土地分割成一塊一綹，一家一戶的男女主人在自家分得的田塊里耕耙、播種、除草，與集體化的大幫人群勞動的場景相對照，不幾天秘密盟約就會大白于天下，這是無法掩蓋更無法保密的事。嚴俊昌難道連這樣簡單的事都會馬虎嗎？顯然不會。這就讓我想到，明知遮掩不住卻仍然要做，就是冒死心態(tài)了?？粗孛苊思s上嚴俊昌的名字，我的心里已經(jīng)泛溢出偉大的感覺。

見到這位偉大的農(nóng)民嚴俊昌，是在第二天的座談會上。一張方正的臉，一雙明澈的眼睛，還有尤為突出的大腦門，頭頂是基本全白的頭發(fā)，我便看到一個睿智卻也更為堅實的形象。他已六十六歲，我看到他的服裝，是質地不錯的西裝，當屬今天的農(nóng)民普及了的服飾，我在欣慰的同時，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感慨。

我們村的安徽菜販

自進入小崗村，或許自下火車踏上安徽省的大地，我的腦海里便浮現(xiàn)出一個安徽人來。掐指算來，竟然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這是習慣上稱作“三年困難時期”的頭一年，即1960年。我正讀高中一年級，某個星期六從學?；氐郊依?，在村子里遇見一個挑著空筐的陌生人，看樣子是剛剛在集市上賣完菜歸來。我也不大在意，村子里有陌生男女過往是常有的事。而這個挑著空筐的陌生人連連和我的兩三個鄉(xiāng)黨打招呼，而且是一種讓我聽來十分生澀的外地口音，讓我難免好奇，便問和他說話的鄉(xiāng)黨，這是哪里來的菜販子。鄉(xiāng)黨隨口說是安徽人，又著重加一句，難民。

我隨后就知道這是一個不遠千里從安徽逃難來到我們村子的難民。據(jù)說他先找到我們村子的主事人——黨支部書記和生產(chǎn)隊長，想從我們生產(chǎn)隊的蔬菜地里躉菜賣菜，書記和隊長都同意了。據(jù)說倆人同意接納這個安徽人的因由基本一致，于公事說，生產(chǎn)隊每天可以少派一個趕集賣菜的勞力。順便說明一事，自從實行農(nóng)業(yè)合作社以來，我們村這個獨立生產(chǎn)隊就開辟了一塊七八畝的蔬菜種植地，種植時令蔬菜，春夏有韭菜、菠菜、茄子、大蔥、洋蔥、豆角、西紅柿、芹菜、辣椒、大蒜等，秋冬有白蘿卜、紅蘿卜、白菜、冬蔥、香菜等。少量給社員分配享用，主要是給生產(chǎn)隊增加收入。我們村周邊的河川和白鹿原上有三四個規(guī)模大小不等的集鎮(zhèn)，幾乎每天都有逢集的鎮(zhèn)子可以銷售蔬菜，生產(chǎn)隊每天都要派出六七個甚至十多個社員挑著各種蔬菜上原或過灞河趕集去賣菜。這個安徽人從菜園里躉買了蔬菜，生產(chǎn)隊每天就可以節(jié)省一個賣菜的勞動力了，但也不能不說我們生產(chǎn)隊的當家人對這位安徽“難民”的惻隱之心。這個安徽人便在我們村住下來，每天傍晚從集鎮(zhèn)上賣完菜回來，馬不停蹄直接進入菜園，躉買兩筐各種蔬菜，第二天一早就挑著菜筐趕集去了……他竟然在我們村子一住就是四五年。

我約略了解他，是在他到我們村不久的那年暑假。我從學校放暑假回到家中，幾乎每天都能看到這個早上挑著裝滿蔬菜的竹筐出村、傍晚挑著空筐回村的安徽人。我家門前不過三五十步就有一面小坡坎，坡坎下有一孔年代久遠的窯洞，曾經(jīng)是我家隔壁一戶人家的磨坊，一個圓形的石磨盤，兩塊同為圓形的磨石，曾經(jīng)是村民磨麥子的好去處。不知何年何月窯洞的后壁發(fā)生坍塌，便沒有人再進這孔危窯磨麥了。多年過去，盡管這孔危窯再沒有發(fā)生坍塌，卻也沒人來磨麥了。這個安徽菜販就住在這孔廢棄的窯洞里，他每天出門賣菜、傍晚回來，都要經(jīng)過我家門前。暑假里我可以參加生產(chǎn)隊勞動掙工分了，每逢陰雨天不能出工，便有同村伙伴相約打撲克，往往選中這孔窯洞。陰雨天安徽菜販也不能趕集賣菜，就只好待在窯里。我曾和他聊天，他盡管姿態(tài)很虔誠，卻總是不多說一句話。我其實也就問一些無關痛癢的話，譬如，你跑這么遠路到我們這兒來買菜賣菜，何不在自家村子做這買賣？他大約支吾著說，他的老家生意不好做之類的話，搪塞一下。我大約也問過這樣的事——你一年四季不在生產(chǎn)隊出工勞動，生產(chǎn)隊會允許你出門賣菜給自己掙錢嗎？會不會扣下分給你的口糧？他依舊支吾著說他們那里的生產(chǎn)隊管得不嚴，可以外出，不指望生產(chǎn)隊分糧了。我之所以會問這些，是依著我們當?shù)氐恼呓渎僧a(chǎn)生的疑問，當?shù)氐霓r(nóng)業(yè)生產(chǎn)隊不允許社員私自出門做任何為自己掙錢的事，如有違犯，就不給他乃至全家人分配口糧。我仍不死心，又把曾經(jīng)聽說他是逃難的“難民”的話題提出。他沒有否認，卻仍然支支吾吾著說是先遭旱災又遭水災，顆粒無收……我大體相信了他的說辭，那時不僅安徽省遭災，整個中國已經(jīng)陷入“三年困難時期”，自然災害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村子也陷入饑饉年月，瓜菜代食，谷糠充饑，且不贅述。

二十多年過去，這個早已被遺忘的安徽菜販，突然在某一天從記憶深處浮現(xiàn)出來，竟讓我驚訝半日。那是20世紀80年代初某日，我到區(qū)上開會，主題是學習和落實中共中央一號文件，即在全國農(nóng)村實行“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責任制”。會上放映了一部中國農(nóng)村發(fā)展現(xiàn)狀的資料紀錄片，其中有一組鏡頭是拍攝“三年困難時期”安徽省某些村子的景象，整個村莊已人去村空，村子中的道路上長滿荒草，一個特寫鏡頭映現(xiàn)的是一戶人家圍墻里的桿狀野草，竟然長到高過圍墻高過圍墻里的房子的窗戶，快要接上房檐屋瓦了，這樣荒蕪的屋院連成一片……低沉的解說詞告訴觀眾，村民全部逃荒要飯討活路去了，盡管沒有說餓死人的事，觀眾大約都會想到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看著那一組令我驚詫的慘景時，突然想到毛澤東的兩句詩——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是毛澤東在得知消滅了血吸蟲病的喜報后乘興寫下的七律《送瘟神》中的兩句。他老人家大約怎么也想不到，血吸蟲病造成的那種慘不忍睹的景象，幾年之后又在中國鄉(xiāng)村出現(xiàn)了。自然災害是一個因素，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當數(shù)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是鄉(xiāng)村不識字的鄉(xiāng)民都明白的事……我在看到安徽鄉(xiāng)村村巷和屋院里的荒蕪景象時，就想到那個安徽農(nóng)民，甚至想象他也許就是紀錄片中某個院子的主人……

我已不記得這個安徽農(nóng)民的名和姓了，卻還有他的粗略印象，大約四十出頭，中等個頭，扁平臉膛，光頭，那雙眼睛從來也未見過怒色。他和村子里的人碰面，點頭說一句客氣話便不停腳步地走過去了。他傍晚在菜園里選購幾種蔬菜，需淘洗的就在地頭的水車井邊淘洗干凈，再挑回那孔窯洞，第二天早晨便挑著裝滿蔬菜的兩只竹筐上原或過河趕集去了。他的這種營生持續(xù)了四五年，和我們這個不足五十戶人家的小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再熟悉不過了，卻突然在某一段時日，村人發(fā)現(xiàn)這個安徽人不見了，似乎缺失了什么，互相打問他的去向。他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某一天悄沒聲息離去的，據(jù)說是包括我們村子在內(nèi)的地區(qū)即將開始搞“四清運動”的諸多傳聞風聲鶴唳，“三年困難時期”稍得寬松的農(nóng)村政策又收緊了，階級斗爭的鋒芒又顯露了，安徽人膽怯了，溜走了……我和村人一樣不大在意他的離去。現(xiàn)在在我看到紀錄片上那些長滿荒草的村巷和屋院時，不僅想到這個安徽菜販，而且很自然地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妻兒到哪里去了，我盡管不敢猜想他們的結局，卻不由得心里發(fā)冷。

看著嚴俊昌領頭搞的秘密盟約，及至第二天見到已著西裝的嚴俊昌本人，我都想著那個安徽人。前者冒死聯(lián)名密約分田到戶，后者隱身逃難到千里之外的村子里販菜謀生。他們在生存危機來臨時各自選擇了求生的途徑，也讓我加深了對他們的理解，尤其是對嚴俊昌這位偉大的農(nóng)民。

驚天動地“萬言書”

在我走進小崗村“大包干展覽館”，看到秘密盟約時，我的腦袋里還浮現(xiàn)著陜西戶縣農(nóng)民楊偉名。嚴俊昌是1978年要搞分田到戶的，采取的是秘密結盟的方式，盟約文字不過兩三行。而楊偉名是公開地建議，把一份名曰《當前形勢懷感》（亦稱《一葉知秋》）的萬言書投遞給各級政府和相關領導，從最底層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辯證和具體建議。座談會上見到嚴俊昌時，楊偉名因為那份“萬言書”而被迫自殺的慘相浮現(xiàn)在我眼前。這一刻，我頓然悟到一個尤為關鍵的時間概念，即1978年這個非同尋常的年份。嚴俊昌們的幸運就在于秘密結盟在1978年，而楊偉名的悲劇概出于1962這個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隨后發(fā)生“文化大革命”的1968年，他已陷入絕境，只好吞下毒藥……

在走進小崗村之前的2005年歲末的寒冬時月，我曾到陜西戶縣尋訪楊偉名這位被許多高人稱為“偉大的農(nóng)民思想家”的足跡。

此事發(fā)端于1962年春天。這是時稱“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年月，且不贅述鄉(xiāng)民吃糠咽菜甚至剝樹皮擼樹葉拔野草填腹充饑的慘景。楊偉名時任陜西省戶縣城關公社七一大隊黨支部委員，擔任大隊文書、會計和調解主任，在“三年困難時期”，他和支部書記賈生財、大隊長趙振離多次交談如何擺脫困境。他們盡管也相信中央關于造成“三年困難”的幾條原因，卻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問。在水豐土厚的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災能夠導致廣泛的生存絕望，一般不會發(fā)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饑荒，人們記憶里最近的一次旱災，已經(jīng)是近半個世紀之前的事了。況且在民間早就流傳著“金周至銀戶縣”的民謠，戶縣在關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區(qū)，今年的旱災雖有發(fā)生，但災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場連續(xù)三年滴雨未下的災難。他們?nèi)嗽谏套h如何盡快走出困境的時候，自覺或不自覺地都看到了公社體制的問題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計工分，吃飯（集體食堂）不要錢”的“共產(chǎn)主義”。幾經(jīng)交談幾經(jīng)討論，他們?nèi)诵纬闪俗叱隼Ь车膸讞l舉措，決定由楊偉名寫成文字稿。

這里對楊偉名做一點兒簡要介紹：1922年農(nóng)歷年末出生在戶縣北街一個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歲先后在縣城兩家私塾館就讀，從《三字經(jīng)》《幼學瓊林》等讀起，又熟習《四書》《五經(jīng)》中的《書經(jīng)》《詩經(jīng)》等，生性聰慧，背記古文五十余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礎。即使因貧窮輟學，他也一邊種莊稼一邊借來鄰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師范和農(nóng)業(yè)?？茖W校的課本自學。1946年7月，聞一多被國民黨當局殺害，時為鄉(xiāng)村郵遞員的楊偉名在《陜西商報》發(fā)表悼念文章。1949年初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西安解放后，黨組織選派他到咸陽地干班學習培訓，無疑是進入地方基層隊伍的途徑，卻被妻子抱住雙腿不得離家，隨之脫離了黨組織。新中國成立后，楊偉名積極參與并組建互助組和初級、高級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合作社，1957年再次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直到大躍進和農(nóng)村實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會計、文書，后來當選支部委員。從互助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積極參與并組織建設，而且把自家較為寬裕的房子騰出來，給村子里做食堂。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體制開始出現(xiàn)許多問題時，他依然以負責任的姿態(tài)絕不盲從，寫文章予以糾正。比如針對當時發(fā)生的不僅反科學也近乎不懂常識的“小麥密植”，他寫下《談談小麥播種量》予以糾正?！叭昀щy時期”發(fā)生的“物資供應困難”，他寫成七千余字的《關于處理目前“物資供應困難”問題的建議》，不僅提出良好意見，而且一針見血地指出造成困難的主要原因是“人為因素”。針對黨政機關不重視人民來信來訪的現(xiàn)象，他寫成《致縣委信》，指出作為“腦”的領導機構，應當重視作為“耳目”的基層干部和群眾的意見。1962年4月寫《目前農(nóng)村工作十談》時，他已經(jīng)寫下十余篇針對農(nóng)村人民公社各種偏頗現(xiàn)象的建議文章。他的《目前農(nóng)村工作十談》剛寫完三談，便停止下來，開始寫作《當前形勢懷感》這篇近萬言的文章，于5月10日完成。內(nèi)有十三個小標題，分別為：前言、憶“撤退延安”、處方、腰帶、改造與節(jié)制、恢復單干、進與退、走后門、市場管理、煩瑣的哲學、雙程軌道、提建議有感、后記。

麻煩和后來的自殺悲劇，概出于這篇《當前形勢懷感》亦稱《一葉知秋》的文章。

包括《當前形勢懷感》以及楊偉名此前的十余篇文章，都收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葉知秋——楊偉名文存》一書中，我不必再贅述其全部內(nèi)容，僅點出《懷感》一文中令我尤為感動到驚訝的兩點。一是他竟然敢于提出“恢復單干”，即包田到戶，這是任誰都知道碰刀刃的事，他卻直白地呈報各級黨政領導。聯(lián)想到十六年后嚴俊昌秘密結盟的事，是做了殺頭坐牢的精神準備的，楊偉名等三人卻敢于把《懷感》送到從公社到中央的各級領導手中，難道沒有考慮如嚴俊昌們的嚴重后果嗎？再一點是，他關于20世紀50年代的認識，提出了“社會主義初期建設任務”的概念，也與今天科學論定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相類似。

楊偉名把《懷感》寄出后，很快就引發(fā)了用今天的話說是“正能量”的積極反響。中共陜西省委辦公廳在《人民來信來訪反映》內(nèi)刊上予以選載，陜西省委宣傳部的機關刊物《宣傳動態(tài)》也摘要刊登，無疑是給各級領導作為決策的參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時任咸陽地區(qū)專員的王世俊很贊同《懷感》，親自給楊偉名回信說“感謝你對國家大事的關懷”，告訴他“這封信連日前一封建議信一并印發(fā)各有關部門和同志，供他們研究問題時參考……”而且把《懷感》和附信印發(fā)給咸陽地區(qū)的幾位領導參閱，破例把楊偉名這個農(nóng)民聘為該地區(qū)政策研究室研究員。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也有非常舉動，指示西北局辦公廳主任陶信鏞專門到戶縣和有關人士談話，并聘請楊偉名為西北局機關刊物《西北建設》雜志通訊員。由此可以判斷，劉瀾濤肯定讀過《懷感》，盡管沒有見到他的表態(tài)話語，也未能得知陶信鏞和戶縣有關人士傳達的劉瀾濤書記的指示內(nèi)容，但僅就聘請楊偉名為《西北建設》雜志通訊員而猜測，起碼是很重視楊偉名《懷感》的建議，也頗關心農(nóng)民楊偉名這個人才。然而，恰恰是劉瀾濤關于楊偉名《懷感》的相關資料，竟然在隨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導致另一個毫不相干的年輕人的災難，也成為楊偉名的致命一擊……

楊偉名和《懷感》的命運，不久就發(fā)生了逆轉，不是一般的逆轉，而是驚天動地的逆轉。在《懷感》寫成并寄出之后的同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且不說會議的主旨，單說毛澤東主席的一段講話，直接點到楊偉名的《懷感》。毛澤東以文章中有“一葉知秋，易地皆然”的話題說：“一葉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戶縣城關公社寫信的同志也講希望……”毛澤東主席又問對戶縣三個黨員的來信回答了沒有，并甚為鄭重地申明“共產(chǎn)黨員在這些問題上不能無動于衷”。我讀到毛澤東這段講話時，首先敏感于其中“任何一個階級都講自己有希望”這句致命的定性語言，這無疑是把楊偉名等三個黨員的來信看成是另一個敵對階級的聲音了。有了毛澤東主席的指示，8月份的北戴河會議剛一結束，9月初就有處理此事的工作組進駐楊偉名所在的戶縣七一大隊了，而且是一個由省、市、縣、社四級黨委負責人組成的工作組，對楊偉名等三名寫信人開始教育糾正的工作。

1962年8月上旬，在北戴河參加中央會議的陜西省省長趙伯平給陜西省委打電話，詢問楊偉名等三人《一葉知秋》的事，當屬他親自聆聽了毛澤東主席講話后的反應。

1962年8月16日，省委辦公廳《人民來信來訪反映》隨即全文刊登《懷感》，送省委常委閱讀。前次該刊所作的《摘編》，是供各位領導克服“三年困難”決策的參考，此次全文刊登顯然是供批判之用。

1962年9月7日，省委一位副秘書長和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與咸陽專署一位副專員，以及戶縣縣委書記四人一起和楊偉名等三人談話，且有四次，指出《一葉知秋》的錯誤。

1962年9月13日，中共戶縣縣委將《一葉知秋》印發(fā)給縣級機關和城關公社機關支部，明確在通知中指明其在“兩條道路斗爭”中的觀點、立場是非常錯誤的。

在這樣由省到縣的連番談話糾正錯誤的過程中，三人中最年輕的大隊長據(jù)說沒經(jīng)歷過如此嚴峻的大場面，最早表態(tài)認識錯誤了。支部書記賈生財起初尚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錯誤，在各級領導的連番談話指明其錯誤的過程中，也表示知錯認錯了。楊偉名在最初一次談話時，竟然神情自若且甚為自信地表示自己認識無錯。工作組把楊偉名視為重點對象，不僅和他談話，而且和村里的所有黨員談話，在普通社員中召開座談會，指出單干的錯誤導向，黨員和大多數(shù)社員一致表態(tài)集體化不能分解為“單干”，楊偉名陷入孤立。經(jīng)過甚為艱難的思考，他寫下了一紙檢討書，名曰《親切的教導，深刻的一課》。

在三個寫信人先后認識錯誤之后，接著便是程序化的關于這個事件處理意見的匯報。戶縣縣委對地委、地委對省委宣傳部、省委宣傳部對省委、省委對西北局以及中央就三個寫信人的處理意見，共同的觀點是三個黨員主張“恢復資本主義道路，是嚴重的政治立場錯誤”。之后，各級領導在各種會議上都有涉及這個事件的講話，指出其錯誤是“退到資本主義道路”，最嚴厲的是省委第一書記在省委一次全會上說：“楊偉名們分田到戶的觀點是十分荒謬的，十分反動的?！本臀夷芤姷降母骷壩募皖I導人的言論，這一句是最嚴厲且最嚴重的，即“荒謬”和“反動”，而且足足是“十分”。

在處理楊偉名等三人的最后結論形成時，從縣委、地委到省委的監(jiān)委會意見完全一致：“楊偉名等三名黨員對自己的錯誤做了檢討，認識很好，且他們只是向組織反映情況，沒有實際行動……黨內(nèi)不給紀律處分?！贝耸陆K算了結，支部書記賈生財調離七一大隊，到竹器社任廠長；原大隊長趙振離接任支部書記；楊偉名大約依舊做原來的文書、會計等工作。寫到這里，我竟有一種感動，一封驚動毛澤東主席的戶縣三個黨員的來信，也已被毛主席定性為“另一個敵對階級的聲音”，這個事件搞得從戶縣到咸陽專署到陜西省委再到西北局幾乎“手忙腳亂”，況且有省委第一書記“十分荒謬十分反動”的定性，處理意見卻是“不給黨內(nèi)紀律處分”。我感覺到一種溫情，一種包容的溫情，也應該是處于“三年困難”特殊時期各級黨委和領導人對此前狂熱的“大躍進”造成的災難的反思的效應。

楊偉名從此再未寫過一篇文章，盡管仍繼續(xù)著讀書看報的愛好，卻不寫字了，似可理解。他也再無出奇之舉，平靜地生活著，頗動興致地為一張全家照賦詩一首：“一胎兩女喜孿生，不幸離母襁褓中。居鰥孤楚難撫養(yǎng)，乳娘分憂感衷情。流水光陰匆匆過，雙雙各長十齒齡。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斂露笑容?！边@首詩大體體現(xiàn)著楊偉名此一時段的心情，前妻所生的孩子已長到十歲，他忽然動情賦詩，著意在不幸中遇到的后妻對孩子的“乳娘分憂感衷情”，“愁絮”表面是說喪妻后無人養(yǎng)育孩子的憂愁，內(nèi)里顯然也更有《一葉知秋》引來的麻煩到此時基本淡靜，能夠將“愁絮收斂”且可以“露笑容”了的寬慰。我揣測他能在這樣短的時間里調整到可以“露笑容”的良好狀態(tài)的因由，自然在于他本人的襟懷和自信，也在于他賢惠的妻子在此間尤為知心尤為小心的照料和關愛，然而，更關鍵的一點當在于各級黨組織結論里的“不給黨內(nèi)紀律處分”的決定。

我在戶縣楊偉名的村子搜集他的素材時，人們講了他的諸多趣事逸聞，僅述一例。某年他和隊干部沒收了一戶社員的邊角地，那位社員堵到他家門前破口大罵。楊偉名不僅既勸又壓妻子的火氣，而且別出心裁地端了一壺茶水送出門去放到罵人者面前，不言自明的意思是：你盡管罵吧，罵得口干舌燥了，喝口茶再接著罵……后來被一些高人譽為“農(nóng)民思想家”的楊偉名，生活中是這樣寬懷柔腸，也當是他能很快走出《一葉知秋》招致的麻煩的個性因素。

相對平靜地過了四五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成為他無法逃躲的致命災難，卻是因為一樁他意料之外的事件。

絕望終未絕

“文革”伊始，賈生財和趙振離成為“走資派”，被批斗被奪權。而基本不在黨政權力范疇內(nèi)的楊偉名也未能幸免，就因為他的那份《一葉知秋》。他被造反派定性為修正主義分子，又升級為反革命分子，大門上被貼上辦喪事才寫的白紙對聯(lián)：單干單干，才能發(fā)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魯曉夫祖宗。被游街又被批斗，隨之實行無產(chǎn)階級專政，把他和“地富反壞右”排在一列的位置。在此大災大難面前，楊偉名的心態(tài)如何，無疑是我頂關注的一點。他的兒子楊新民告訴我一件事，過春節(jié)時，楊偉名把造反派貼在他家大門兩邊的陰紙對聯(lián)撕掉，清洗干凈，寫下魯迅先生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詩句，自然用的是喜慶的紅紙。不僅如此，他在大門兩邊的圍墻上也貼出了他的“大字報”，南邊是毛澤東主席的七律《送瘟神》，北邊是自賦七絕一首：“砥柱觸天立中流，時光如濤蕩泥土。無私無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蔽覛J佩楊偉名的情愫，概出于如此災難性逆境中的“砥柱中流”的剛烈和膽魄，也就無需再猜想他面對游街、批斗和與“地富反壞右”五類敵對分子為伍的心情了。時過不久，造反派們把心思集中于奪權，一個農(nóng)村生產(chǎn)大隊的權已不能滿足造反派們的胃口，目標轉移向公社這個黨政機關，更在乎戶縣這個地方性的大機關。順便說一句，作為咸陽地區(qū)一把手的王世俊，已經(jīng)被斗被整得死去活來，其中一條罪狀就是支持楊偉名萬言書建議的包產(chǎn)到戶，是“為復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等。此間，無權的楊偉名作為“五類分子”的“死老虎”，已不在造反派們心急火燎奪權的焦點之內(nèi)，反倒被“冷清”地擱置一邊去了。楊偉名冷眼觀看，靜觀運動的態(tài)勢，但他大約絲毫也預料不到的一件事發(fā)生了。一個造反派大學生找他來了，進而釀成兩人撼天動地泣鬼神的悲劇。

這位大學生名叫劉景華，是西安冶金建筑學院的學生，也是“西安地區(qū)大專院校紅衛(wèi)兵統(tǒng)一指揮部”下的一個造反派成員。該組織授命他組建一個調查團，調查整理并形成對西北地區(qū)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且有叛徒之說的劉瀾濤的定罪材料。劉景華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于窮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輩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個農(nóng)民的兒子才得以上大學……我就無條件地站在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路線一邊，一顆紅心兩只手，黨叫干啥就干啥。黨叫我領導紅衛(wèi)兵調查‘走資派’的罪行，是對我的信任，我堅決執(zhí)行?！庇谑牵芸旖M建起十二人的調查團，來到西安南郊長安縣細柳公社姜仁村，開始著手調查。姜仁村是1964年“四清運動”時劉瀾濤選擇的“蹲點村”，三年后的1967年9月，劉瀾濤已被“軍管會”拘押，且押到姜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調查。劉景華帶領他的十二名團員趕到姜仁村來了，這個滿懷“忠心”的紅衛(wèi)兵調查團領隊劉景華，在翻閱了作為西北地區(qū)頭號“走資派”兼叛徒的劉瀾濤的揭露材料后，首先對劉瀾濤最致命的叛徒問題產(chǎn)生了懷疑。盡管他未說明懷疑的具體事件，但是我推想，肯定是那些揭露材料多屬“莫須有”和虛妄之作，缺失最基本的可靠性，也就缺失了可信性。他的懷疑成為一樁頗揪心的困惑，想找人交流卻又不能，因為誰都會意識到這是為劉瀾濤翻案的大忌諱，況且他的身份是調查團的團長。劉景華隱匿著不無痛楚的懷疑，繼續(xù)翻閱劉瀾濤的罪惡材料，其中有一條涉及包庇戶縣反革命分子楊偉名的事件。他得知劉瀾濤不僅沒有處分楊偉名，而且指派西北局辦公廳主任陶信鏞親自到戶縣和有關人士談話，不僅把楊偉名的《懷感》刊登在《西北建設》雜志上，還破例聘請楊偉名為該雜志的農(nóng)民通訊員。劉瀾濤當年這種作為高級領導人尊重人才的美德和眼睛向下的良好作風曾經(jīng)成為美談，現(xiàn)在卻成為罪惡。關鍵在于劉景華對此事發(fā)生極大興趣，懷著已有的疑問，當即找到《懷感》閱讀。他自述的讀后感是這樣的：“我認為這篇文章本質地分析了當時我國農(nóng)村的經(jīng)濟形勢，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造成這種困難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決困難的辦法……”劉景華就“決定去戶縣見見楊偉名”。幾日前，在對劉瀾濤的叛徒問題產(chǎn)生懷疑后，劉景華曾急于和人交談辯白此事而不能，且郁悶郁結，隨之看到楊偉名《懷感》事件也竟然牽涉到劉瀾濤的罪證材料時，他終于遇到了一個可以交談乃至傾吐鐘情的對象。他肯定知道這是一個叛逆的決定和行為，不堪設想的后果也是明白在眼前的。我便尤為感動、感慨于這位難得的獨立思考者——劉景華的大無畏精神，尤其是在“文革”最瘋狂的奪權背景下。這是從陜西貧困山區(qū)走出且懷著感恩忠心的大學生劉景華的反叛，面對的是鋪天蓋地的“劉瀾濤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的叫囂，他要去找楊偉名，這就注定了他年輕的生命別無選擇亦無可逃遁的悲劇。

劉景華只身來到戶縣，兩次找過楊偉名。第一次是在七一村的大隊辦公室里（此時的楊偉名是被判為“死老虎的五類分子”，何以會待在大隊辦公地，我猜大約是被看管），劉景華和楊偉名竟然一見如故，有資料說“促膝相談”（我猜想劉景華大約是以造反紅衛(wèi)兵的身份為偽裝，才可能有與楊偉名談話的機會）。兩人“促膝相談”一個上午還不能盡興，楊偉名領著劉景華到他家吃了午飯又接著談。第二次仍然是劉景華趕到楊偉名家里長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交談的間歇，發(fā)生了一件大事，紅衛(wèi)兵造反組織正式給劉瀾濤形成“叛徒走資派”的結論時，不僅專案組和造反頭目意見完全一致，“中央文革”也已有了明確的表態(tài)，但劉景華竟然發(fā)言說“劉瀾濤不是叛徒”。劉瀾濤被定性為叛徒的材料上報中央，劉景華當時被嚴重警告。劉景華不服氣，又到戶縣和楊偉名交談傾訴。還是在他們兩次會面的間隔期，兩人還有多次通信交流，可見他們達到怎樣相見恨晚水乳交融的狀態(tài)。然而，他們談話的內(nèi)容只有他們自己知道，信件也在后來的災變中被家人焚毀了。僅我能看到的資料，只籠統(tǒng)地說到楊偉名此時已不顧個人安危，公然指出“文革”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說學習《毛選》的口號“急用先學、立竿見影”是教條主義，說“階級斗爭”“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極“左”路線的極端發(fā)展。這是楊偉名和劉景華交談和信件的只言片語，總算留下了一些見出楊偉名的思想鋒芒的珍貴文字。我想楊、劉兩人能如此投機，當屬“英雄所見略同”，而對劉瀾濤定性“叛徒”的反對意見，便是劉景華的思想導致的行動。他的這種行動仍不能傾瀉義憤，竟而拍案而起，他把由劉瀾濤莫須有的叛徒冤案引發(fā)的對“文革”的徹底否定和反對，寫成十余張大字報，張貼到古城西安的鐘樓上，這是西安的心臟部位。大字報引發(fā)驚天動地的反響，很快被公安人員揭走。劉景華被逮捕，判處死刑，但不知因何故沒有立即執(zhí)行。劉景華被囚整整八年，到粉碎“四人幫”后才獲釋平反。

由劉景華案的牽涉，楊偉名陷入滅頂之災。原本他已不在造反派奪權焦點之內(nèi)，甚至造反派懶得再批再斗這只“死老虎”。但劉景華被逮捕后，他和楊偉名來往和通信的事也露了底兒，以他所在學校西安冶金建筑學院為主的造反派追到戶縣，聯(lián)合戶縣的造反派，對楊偉名展開前所未有的“武斗”。造反派給楊偉名認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劉景華的黑后臺”，又是“楊劉反革命集團”。之前楊偉名被本地紅衛(wèi)兵批斗時，據(jù)說只有低頭彎腰的懲罰措施，尚未動用武力。但這回被大學生造反派批斗時，由“文斗”兼加“武斗”了。批斗地點選定在城關公社院內(nèi)，造反派質問并聲討他和劉景華的“反革命言論”，卻不準許他回答，更不允許他申辯，干脆不容他開口。紅衛(wèi)兵造反派要他向毛主席下跪，他不跪。造反派扇他耳光，用拳頭捶打他，用腳踢他，從背后踢到他膝蓋彎里，他跌倒了也跪下了。楊偉名的妻子放心不下，又去不了批斗現(xiàn)場，只好讓女兒楊新慧去。楊新慧不敢到批斗現(xiàn)場，偷偷躲在后窗，看到這樣一幕：楊偉名膝蓋跪著的竟是鍘草的鍘墩（底座），而且墊著燒焦的煤渣。女兒看到亂拳亂腳亂打亂踢的景象，嚇得逃走了。這樣的批斗連續(xù)兩場，時在1968年5月5日和5月6日。和批斗中被打罰跪等身體所受的折磨摧殘相比，更致命的是楊偉名在造反派的叫囂聲中得知，劉景華已被逮捕，且判了死刑。

楊偉名和妻子當晚雙雙自殺，這是1968年5月6日夜發(fā)生的悲劇。

楊偉名的兒子楊新民和兩個女兒至今清楚地記著當晚發(fā)生慘劇的過程和細節(jié)。楊新民告訴我，5月6日傍晚，被整整批斗了一天的父親回到家中，吩咐他把兩個出嫁的姐姐叫回來，卻不說有何事。妻子已做好晚飯，楊偉名不吃。楊偉名夫婦和兩個出嫁的女兒、兒子楊新民在一個簡短的全家團圓見面之后，他便安排三個兒女到右邊臥室休息睡覺，他們夫婦常住左邊隔間臥室。楊偉名的女兒告訴我，弟弟新民尚未成年，父母讓睡就睡著了。姊妹倆覺得蹊蹺，根本無法入眠，隨后聽到廚房有拉風箱燒鍋的響動，她倆便來到廚房，見母親在灶下燒鍋，問母親天這么晚了燒鍋干啥。母親說燒開水。她倆更奇怪了，說電壺（暖水瓶）里有開水呀。母親便不耐煩，讓她倆少管閑事快去睡覺。姊妹倆也未再追問便回屋去了，卻依舊難得入眠。不久又聽到木樓上有響動，姊妹倆又問誰在樓上干啥。母親說她取個東西，又催她倆睡覺。到半夜時分，剛剛入睡的姊妹倆被一陣很痛苦也很大的呻吟聲驚醒，慌忙爬起來跑到父母臥室前，但是推門推不開，門栓反插著，煤油燈也被風吹滅了。大女兒楊彩英情急之下從后門出去爬上后窗，砸破窗玻璃進入屋內(nèi)，聞見嗆人的農(nóng)藥味，慌亂中點亮煤油燈，就看見父親楊偉名和母親劉淑貞并排躺在炕上，已無聲息，兩人的胳膊還挽在一起……我聽到此，做記錄的手抖得寫不成字。

姊妹倆隨后才明白，母親燒水是為了凈身，父母的臥室地面上還留著潑灑的水痕，父母都從內(nèi)到外換穿了一身干凈衣服。母親上樓是取劇毒農(nóng)藥，木樓是作為生產(chǎn)隊的保管室沿用著，既存有種子，也有雜物，還有殺蟲除菌的劇毒農(nóng)藥。姊妹倆懊悔不迭，曾有疑心，卻仍然粗心大意，沒想到會發(fā)生這樣的慘劇。從楊偉名被批斗完回家，到他和妻子雙雙燒水凈身換干凈衣服，再到他們夫婦喝下劇毒農(nóng)藥，整日整夜都下著雨。第二天，在某個公社造反派干部吆喝著“楊偉名是自絕于人民自絕于黨”的聲響里潦草下葬的時候，雨下得更大更猛了，真可謂天公垂淚。

在我理解，楊偉名的自殺選擇，無疑是一種絕望，一種徹底的絕望。一紙補天濟世的《懷感》，把自己弄到這種死不下活不旺的處境姑且不論，而且把一個從窮山溝里跨進高等學府的劉景華害苦了——不是一般的懲戒處罰，而是坐以待斃！楊偉名曾有對《懷感》理論堅持不改的精神自信，也有面對批斗乃至跪鍘墩等忍受肉體折磨的剛強，卻承受不了徹底的絕望，且不說以生命之軀對“文化大革命”的控訴……我在戶縣采訪結束時，想去楊偉名的墓前致禮，掬一捧黃土撒上他的墳冢。楊新民無奈地告訴我，原本潦草埋葬的墳堆，后來被一家小工廠征地建廠時抹去了，連他也找不到準確位置了。我便退一步想到，把楊偉名的思想和品格以及由此發(fā)生的時代性悲劇形成文字，權且當作那一抷無處拋撒的黃土。

這是2005年歲末月初，已經(jīng)是天寒地凍的隆冬時節(jié)。從戶縣回到西安，我便急于尋訪劉景華。我多方打問，得知劉景華平反后一直在廣州某高校任教，電話聯(lián)系倒也未有周折。我說明前往拜訪意圖，他很爽快地應諾，只是時間稍微推后，他正忙于學生期末考試，還要閱卷。他說春節(jié)要回老家，到時可以見面，也免去我勞神費事跑遠路的折騰。我便和他約定待他春節(jié)期間回來見面。我等待他的電話，想到他從遠方歸來，又是春節(jié)，親朋好友難得一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農(nóng)歷大年初二晚上接到他打來的電話，竟然說他檢查出肺癌。我一下驚呆了。他又緩緩地告訴我，已經(jīng)做過手術，恢復尚好，只是回不了老家了。我哪兒還有“糾纏”他的心思，連連勸他專心養(yǎng)護身體，采訪之事暫且不管。他說手術做得很成功，術后恢復很好，約我一月后去廣州見面。

劉景華家住廣州老城區(qū)一條窄巴的巷道里，臨街兩邊全是賣各種生活品的小鋪。幾經(jīng)打問，終于找到一幢平頂住宅樓房，抬頭看見樓臺上站著一位男子往街巷張望，看見我時便問是不是西安客人。我當即招手應聲。我走到他站立的平臺，握手問好之際，看見他滿頭稀疏花白的頭發(fā)，胖瘦適中的臉上呈現(xiàn)著沉穩(wěn)平和的氣色。我依舊難以抑制激動的情緒。他領我走進他的屋子，住室很寬敞，家具擺飾不見豪華，質樸實用。我和他坐下交談，他談到往事，不僅神閑氣靜，而且更顯得淡漠。我意識到不單是時移世易痛定之后的超然，更當屬他對把整個民族和國家陷入災難的“文化大革命”的蔑視。他說話斷斷續(xù)續(xù)，我已經(jīng)不再提問，不忍心看他說話的艱難，也怕過細地談到曾經(jīng)遭受的折磨使他傷心動情，肯定會影響正在恢復的病體。我能見到他已經(jīng)很榮幸。告別時握著他的手，再看著那稀疏花白的頭發(fā)，腦海中又浮現(xiàn)出那個在西安鐘樓張貼聲討“文化大革命”檄文的風華正茂的劉景華，竟有淚水涌出……

2014年7月19日二府莊

又及：近十年前，先后尋訪了楊偉名和劉景華，原想寫塊稍大的東西，卻終未成事。遺憾且不論，這兩位陜西鄉(xiāng)黨的偉績一直擱在心底，竟成一種糾結。近日發(fā)生自我寬宥心思，作退一步想，把就我所知的他們的事跡記述下來，既向他們致敬，也注入我的文字存留。

《人民文學》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