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行使職能

●陳云說：“這次，我們全國從南到北一齊動手，打一場消滅銀元投機的人民戰(zhàn)爭！”

●毛澤東果斷地說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集中打擊上海、天津兩地的投機家，讓他們知道共產黨人在經濟戰(zhàn)線上的厲害！”

●南漢宸強調：“銀行工作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方法去爭取存款，積累盡可能多的資金，支持工農業(yè)生產的恢復和發(fā)展?！?/p>

人民銀行打擊銀元投機

1949年11月，投機資本大量涌入上海，搶購紗布和糧食，只進不出，他們坐等漁利。

新中國剛剛成立時，財政經濟面臨嚴重困難，工農業(yè)生產萎縮，商品嚴重匱乏，國營經濟力量十分薄弱，投機商人乘機興風作浪，囤積居奇，哄抬物價。

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3月，先后發(fā)生了4次物價大漲風潮，風源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在剛剛解放后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大中城市里，到處都可以看到小販子手里拿著兩枚銀元，一邊敲了錚錚的聲響，一邊向過往的行人兜售地叫喊著：“大洋哩，現大洋！買倆賣倆！買倆賣倆！”

在北京，販賣現大洋最多的地方是前門外五牌樓、東單菜市場門前和西單菜市場門前一帶，沿街站著一排這種兜售叫賣的小販，那亂哄哄的場面，真叫人心煩意亂。

國民黨從大陸撤走前，由于市場上流通的金元券和銀元券一天天地貶值，物價就像野馬奔馳一樣地濫漲，人們手里不敢存錢，一發(fā)下工資，除了立即就去換成糧食和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之外，余下的一點點錢就換成外匯和銀元。

有錢的人家，都把錢換成了黃金存著，以此來避免通貨膨脹所帶來的損失。

在國民經濟恢復和社會主義改造中，中國人民銀行對金融業(yè)的監(jiān)督管理，除依法接管官僚資本銀行，取消外商銀行在華特權外，主要任務就是整頓和改造私營金融業(yè)，打擊投機活動，維護金融秩序。

解放后，對于國民黨的金元券限期收兌，并采取了“低價排擠，打進敵區(qū)”的政策。

但是，金銀和外幣處理起來就比較麻煩一些了，其中作祟最大的就是銀元。

雖然解放后就發(fā)布命令，市場上只準使用人民幣，金銀和外幣一律禁止流通，并限令到人民銀行去兌換人民幣，但是銀元在人民生活中已經是根深蒂固了，不管發(fā)行什么樣的鈔票，銀元總是暗中起著一般等價物的作用，越是通貨不穩(wěn)定的時候越是如此。

在剛剛解放的時候，手頭里都存有一定數量的銀元，投機分子就利用了這點心理，炒買炒賣銀元，借以哄抬物價和打擊人民幣的威信。

此時，有些人對我黨管理經濟的能力表示很懷疑，敵對勢力更是聲稱：

共產黨在軍事上得100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經濟上恐怕要得0分。

不法投機商人，為了跟人民政府爭奪對市場的領導權，獲取超額利潤，他們拒用人民幣，并從事金融買賣，攪亂市場秩序。

上海的投機商人并公然宣稱：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當時上海的一些主要馬路，特別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到處都可看到許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銀元。

在投機商人的操縱下，銀元的價格在短短的10天時間內，上漲近兩倍。銀價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內，批發(fā)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大米和棉紗也上漲了1至2倍以上。

在物價狂漲的情況下，南京的各大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動，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人民銀行發(fā)行的人民幣，早上發(fā)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銀行。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地威脅。

當時，人民銀行采取的第一個辦法是由人民政府拋出銀元，堅決把銀元價格壓下來，然后由銀行收兌銀元，并舉辦折實存款。

1949年6月5日，人民銀行向上海市場集中拋出銀元10萬枚。

同時，在各種群眾大會上，上海市長陳毅一次又一次地勸說和警告大搞投機活動的“闊佬”：

我誠懇勸告你們趕快洗手不干，人民政府反對不教而誅，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謂言之不預了！

這些話，投機者只當耳旁風。國民黨統管上海20多年不敢碰的地方，幾個共產黨“土包子”還敢太歲頭上動土？依舊我行我素。

5日拋出的銀元卻像泥牛入海，沒有一絲聲息地就被吞沒了。銀元價格繼續(xù)在上漲。熱鬧的上海街頭，到處是敲著銀元叫賣的兜售銀元者。

這一辦法不能奏效，銀元價格仍然居高不下，一點也不向下回落。不但沒有穩(wěn)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愈演愈烈。

6月7日，銀元繼續(xù)上漲。

面對投機商的挑釁行為，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銀投機商發(fā)出勸告和警告，勸告他們趕快洗手不干。

6月7日晚上，華東局開會。即將率領第二野戰(zhàn)軍西征入川的劉伯承、鄧小平也都出席了。

在會上，陳毅提出采取最后解決手段：查封大投機商操縱銀元市場的活動中心證券交易所。

大家都贊成陳毅的意見：“干！不要讓人以為共產黨什么都要寬大，到時候了，就要操刀一割！”

最后，鄧小平下決心拍了板：

我同意！還是干掉他。有人要喊冤枉，不管他！誰叫他違法投機？這就是自食其果嘛！共產黨還能被這幾個投機商人嚇?。课覀冇忻骸⒂忻?、有群眾，不怕他！

原來，上海證券交易所是當時銀元投機分子的總指揮部。該所設在漢口路422號，是一幢8層高的大樓。建成于1934年，號稱是當時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

抗戰(zhàn)前在該所登記的證券字號有192家，是金融、地產、紡織、百貨、化工、文化等各實業(yè)界的一些“巨頭”，也是官僚資本在滬操縱資金市場巧取豪奪的一個重要基地?？箲?zhàn)爆發(fā)后曾一度關閉。

1946年，經國民黨政府批準復業(yè)，登記參加交易的證券字號已達234家，控制著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并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操縱物價。

他與全國乃至遠東各大城市都有緊密聯系，國民黨政府的一些要員，或明或暗地充當幕后保護人。

這里的投機分子利用幾千部電話，同分布在全市各個角落的分支據點保持著密切聯系，操縱銀元價格。

在華東局會議上作出查封證券大樓后，陳毅當即打電話報告中央。

接到華東財委的情況報告后，陳云進行了認真地分析，他指出：

上海市場收兌金圓券僅用人民幣4億即兌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貨不是金元券而是銀元，此種情況是在平津解放即我軍渡江后，金元券迅速崩潰，南京政府垮臺造成的。

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元券，而是強硬的銀元。過江以前，解放戰(zhàn)爭一般是先解放鄉(xiāng)村，包圍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這樣在金融貿易上就先在鄉(xiāng)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guī)耪碱I市場，恢復城鄉(xiāng)交流是比較容易的，如沈陽、天津。過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鄉(xiāng)村，城鄉(xiāng)是銀元的市場，推廣我?guī)旁黾恿死щy。

銀元在上海、武漢等地占領著市場，人民幣不易擠進去。中央認為：這一斗爭不是容易的，比對金元券斗爭困難得多，斗爭可能延長得很久。

為了打贏這聲戰(zhàn)爭，陳云經常到中國人民銀行來，同南漢宸以及銀行里的專家、顧問一起商量研究對策。

南漢宸說：“開始，我們把銀元的沖擊力量估計不足，平津解放時，對銀元的收兌和排擠也不很得力。”

“我們定的牌價較低，吸引力不強，看到銀元興風作浪之后，只想用經濟手段把它壓下去，上個月在上海，我們采取的作戰(zhàn)計劃，代號叫‘以銀元制銀元’，我們集中了一大批銀元，在同一時間同一地區(qū)用低價投放到黑市上，企圖以此把價格壓低。6月6日那天，僅在上海市一個區(qū)的市場上就拋售了1萬枚銀元，結果還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投機的勢力太強大了。”

冀朝鼎參加了上海金融機構的接管，他說：“初步估計，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銀元至少也有200萬枚，而我們銀行手里掌握的銀元并不多。湯恩伯從上海撤退之前，已經奉蔣介石之命將銀行庫里的金銀都運到臺灣去了。因之，想用銀行拋售銀元來壓低黑市價格，確實是力不從心！”

南漢宸將熟悉上海情況的胡子嬰也請來一起參加研究討論，胡子嬰說：“1937年日本人占領上海時，也發(fā)生了銀元投機風潮，日本人也想用經濟手段壓下去，從東京運來了5噸黃金，一次拋下市場，結果也很快被市場吞沒，一點作用也沒起。”

陳云說：“看起來，只用經濟方法是不行的，我們得運用政治力量。這就是列寧說的政治與經濟之間的辯證關系。經濟是基礎，但這個基礎要有政治、法律等這些上層建筑來保護，來為它服務，為它開路。我們可以動員工人、學生上街做宣傳，讓人們不要參加銀元買賣；同時，對于那投機商販要采取果斷的取締手段！”

南漢宸說：“在天津，年初的時候我們曾經出動軍警進行緝察，取締了一些明面上的銀元交易活動，同時也用誘購的方法捉拿了一些大戶，作用還是不大，沒有發(fā)動群眾出來宣傳、檢舉，結果，沒有能夠形成強大的政治壓力！”

陳云說：“這次，我們全國從南到北一齊動手，打一場消滅銀元投機的人民戰(zhàn)爭！”

6月8日，中共中央發(fā)出《關于打擊銀元使人民幣占領陣地的指示》。

接到這一指示后，華東財委和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立即通過報紙和廣播，敦促少數奸商和投機分子停止從事銀元等投機生意。

當時，報紙上也發(fā)了社論，奉勸銀元販子及早改邪歸正，并宣布這種投機損害了廣大人民的利益，必須堅決進行取締。

同時，上海市總工會籌委會在各行業(yè)召開群眾大會，號召群眾堅決拒用銀元。

全市學聯組織了兩萬余名學生上街宣傳，文教界也起來聲討銀元投機行為。

然而，利欲熏心的投機商們卻把這一次一次的警告當作耳旁風，依然我行我素。

這一來，萬事皆備，只待行動了！

為了保證將投機分子一網打盡，上海市軍管會事先做了周密的準備。

9日，軍管會先派出公安局少數骨干化裝進入證券大樓了解情況，熟悉地形，其余人員全部留局待命，并臨時切斷與外界的一切聯系，以防泄密。

與此同時，還依靠原地下黨設在證券大樓的密點及秘密工作人員對證券大樓各投機商號、經紀人的違法活動等進行了秘密調查，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人員的名單。

8時許，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首先率領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預定部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分5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

9時，上海證券大樓內的交易行情正扶搖直上。這天的交易廳里，由于多了一些西裝革履的陌生人，投機商們多少有了些警覺。

10時左右，正當投機商暗自嘀咕、互相叮囑小心的時候，上海市警備司令宋時輪率警衛(wèi)部隊一個營，分乘10輛軍用卡車，突然出現在投機大本營的證券大樓門前。這時，交易大廳中的陌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從衣袋中掏出手槍，飛奔各個證券室。

原來，這些陌生面孔的人是軍管會派來的便衣，共有400人之多。一刻鐘以后，整座大樓被置于政府方面的嚴密控制之下。

從10時到24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并登記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及財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講話。

集中到大廳的共有上千人，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38名人員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經教育陸續(xù)放出。

在被抓捕的投機分子中，有一個名叫張興鋃的投機商人，在4樓設了一個“壽昌金號”的辦公室，裝出一副正當商號的模樣，其實這里是操縱投機買賣的總指揮所。

警衛(wèi)旅的工作人員走進去一看，在這個辦公室里，有電話機25部，那密密麻麻的電話線像蜘蛛網一樣，從門外沿著天花板伸到屋內。屋內藏有許多暗號和密碼，同四面八方進行密切聯系。

墻壁上掛著一個證明書，是國民黨財政部部長俞鴻鈞發(fā)給他的，旁邊掛著一張紅字表格，好像軍用地圖用來指揮作戰(zhàn)，上面寫著4個項目8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所謂袁頭、孫頭是指上面有袁世凱和孫中山頭像的銀元。每個項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筆注明買進賣出的價格，這顯然是金融戰(zhàn)線上一座奸商的前線指揮所。

宋時輪率領工作組突襲證券大樓，一舉取得了重大勝利。

繼上海打擊銀元投機活動之后，全國許多大城市紛紛效仿。

在武漢，逮捕銀元投機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從事金融投機的大錢莊。

在廣州，取締了從事投機生意的8家地下錢莊及其擾亂金融市場的即街頭兌換店377家，在北京也采取了同樣的措施。

上海在查封證券大樓的第二天，即6月11日，每塊銀元的價格由2000元人民幣猛地跌至1200元，大米價格下跌一成，食油價格下跌一成半，從而使人民幣的地位得以鞏固。

證券大樓被查封了，但證券大樓以外的上海灘上，到處還能聽到販賣銀元的叫賣聲和銀元的撞擊聲，銀元販子依然還在分散活動。

搗毀銀元投機的指揮所容易，而投機的散兵游勇卻難于對付了。

銀元的販賣、投機活動一日不絕，上海的物價也就一日難以平穩(wěn)，人民幣的信譽也就難以確立和鞏固。

宋時輪當時住在證券大樓，思考怎樣完成軍管會交代的任務，肅清擾亂市場的銀元奸商。宋時輪連飯也吃不下了。

有一晚，大上海已經更深人靜了，忽然，宋時輪聽到一個小孩的哭聲，他立即派人把這個孩子和他的奶奶帶到樓上他的住處。

宋時輪親切地問小孩子：“你為什么哭?。俊?/p>

小孩子說：“我奶奶有10塊大頭，讓解放軍給抓住了，今后沒法生活了，希望解放軍叔叔能還給我們。”

宋時輪這時心中突然一動，立即讓人給了小孩10塊銀元，然后問他們：“你們知不知道銀元販子？”

小孩說：“知道?！?/p>

宋時輪繼續(xù)問：“你們能不能帶我們去抓銀元販子？”

孩子的奶奶說：“可以?！?/p>

宋時輪并且對他們說：“凡是10元以下的，我們抓到即放?！?/p>

小孩的奶奶說了聲：“真的嗎？”接著便跪了下去，向宋時輪叩頭。

宋時輪慌忙把她扶起來，對她說：“我們不興叩頭，你起來。銀元奸商擾亂市場，危害人民生活，軍管會下命令取締銀元販子，我們只抓奸商，一般人有10塊銀元的，即使抓到了，也是馬上就放，這是真的。”

小孩的奶奶振作精神，高聲說道：“那我可以帶你們去抓?！?/p>

宋時輪問：“要多少時間準備？”

“一個小時?！?/p>

“給你們兩個小時的準備。”

“好?！彼恢雷谒媲暗木褪蔷l(wèi)上海的司令員，她指著宋時輪身上那黃色的軍服說，“不過你們穿這身衣服不行?！?/p>

宋時輪感到老人家很有智謀，他笑著說：“我們可以換便衣，可以抓到10個嗎？”

老人說：“10個不成問題，100個也不成問題，10塊大頭以下的都沒事，你說話算數嗎？”

宋時輪說：“當然算數?！?/p>

解放軍換上便衣，和他們一同去抓銀元販子，那10元以下的人又帶著更多的穿著便衣的解放軍去抓。這樣，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大的銀元販子基本上都被抓獲，小的銀元販子也不敢再從事這一活動了。

為了從根本上穩(wěn)定人民幣的地位，中央財經委員會致電華東財經委員會，在采取強硬手段查封證券大樓并嚴懲銀元販子的同時，還要采取以下措施：

命令鐵路、公路、上海公用事業(yè)，一律收人民幣。

征稅一律征人民幣。

在上海首先發(fā)行實物公債，其他一些地方也要發(fā)行一些公債。

通令各私人銀行檢驗資金。

開放全國各地區(qū)之間的匯兌，用已經較穩(wěn)固的老區(qū)貨幣支持新區(qū)貨幣。

人民銀行與黨中央、人民政府在這次和猖獗的銀元販子的較量中，運用政治和經濟兩種手段雙管齊下，不出一個月，就把上海不法資本家掀起的銀元風波平息了下來，穩(wěn)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場。

人民銀行打擊糧紗投機

1949年10月，陳云就采購棉花問題向中共中央電報。電報指出：

目前財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需收購大量物資，主要是棉花。必須繼續(xù)增發(fā)貨幣，從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關內貨幣發(fā)行額已經從185億增加到4851億，增加了25倍。在這一時期物價已上漲了15倍，估計8至12月的財政赤字為6700億，收購棉花等物資約需4000億，合計共需1萬億。除8月份已發(fā)行的2000億外，還需發(fā)行8000億，即在4個月內發(fā)行數額尚需增加2倍，在這樣的情況下，要想停止物價上漲是不可能的。

自4個月之前，銀元投機風潮被平息之后，投機分子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他們又把同人民銀行的較量轉向了另一個陣地：糧食、紗布市場。

他們想用這兩件人民生活最必需的物資作籌碼進行投機活動，藉以掀起更大的搶購風潮。

他們估計我們手里掌握的紗布不多，于是便把突破口選在這里。首先由上海帶頭，然后影響到武漢、西安等地。資本家將其全部資金，也包括工業(yè)企業(yè)暫時停產而騰出的生產周轉金，都用于搶購和囤積紗布上來。緊接著，又由天津資本家?guī)ь^，把資金力量都轉移到糧食市場上來，全國跟著騷動起來，市場上只要有糧食投放，他們便出來給一搶而空。

事實果不出所料。不出1個月，物價平均指數：京津漲1??倍，上海漲1??倍，華中、西北大致相同。

這次漲價的主戰(zhàn)場仍是上海，主要物資則是紗布。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上海的棉紗價格上漲了3??倍，棉布上漲了3??倍，由此帶動了其他物價跟著上漲。

中國人民銀行認識到，剛剛走向統一市場的人民幣又面臨著嚴峻的考驗。不打退這場進攻，什么金融市場、商品物價以至于整個人民生活，都無法穩(wěn)定。

資本家和投機商站在堆得滿滿的糧囤旁邊，資本家洋洋得意地說：“難道共產黨能夠取締糧食和紗布的買賣？”

投機商說：“銀元他們可以沒收，這糧食、紗布他們也能沒收？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古人常說，布帛菽粟，須臾不可離開。當市民都買不到糧食和布匹時，他們也就該讓步了！”

1949年10月20日，陳云急電東北局，要求緊急調撥一批糧食入關，支持華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糧食市場。

陳云向中央提出：解決上海問題和穩(wěn)定全國物價的關鍵是抓住“兩白一黑”：即為大米、紗布和煤炭。因為這3樣東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短缺的。正因如此，這也是投機分子和游資沖擊的主要對象。

自然，“兩白一黑”中的關鍵又是“兩白”，即大米和紗布，因為一個是吃的，一個是穿的。

陳云說：糧食和紗布是市場的主要物資，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場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場亂不亂，在城市中是糧食，在農村主要靠紗布。

為此，中國人民銀行在陳云的直接領導下，對解決糧食和紗布問題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國內外的敵人以及不法資本家卻利用中國人民銀行發(fā)行紙幣過多，再一次向新誕生的政權發(fā)出挑戰(zhàn)。

對此，陳云向毛澤東報告：

這次物價上漲，一方面是由于鈔票發(fā)行過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機資本在興風作浪。

實際上是不法資本家繼銀元風潮之后，他們跟我們共產黨人在經濟戰(zhàn)線上進行的又一次較量。

毛澤東聽了陳云的匯報之后，嚴肅地說：

可不可以這樣說，這次物價飛漲，實際上是資產階級，尤其是官僚資產階級不甘心他們的失敗，再次向我們發(fā)動的一場進攻。

對此，陳云點了點頭。

“主要戰(zhàn)場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p>

“有沒有輔助戰(zhàn)場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p>

“南滬北津，遙相呼應?！泵珴蓶|微微地點了點頭，“他們手中握有什么樣的牌呢？”

陳云報告說：在較量的主戰(zhàn)場上海，主要物資是紗布。由于投機分子集中囤積紗布，上海的棉紗價格在不到1個月的時間內上漲了3??倍，棉布上漲了3??倍。由于棉紗和棉布價格的上漲，也導致了其他日用商品價格的上揚。

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災，使得夏糧減產，因此一些不法資本家借機囤積糧食，哄抬糧價，市民搶購糧食成風。

最后，陳云總結道：“簡而言之一句話，上海是紗布，北方是糧食?！?/p>

“南紗北糧，有意思……”毛澤東沉吟良頃，又問道，“他們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積居奇?！?/p>

“他們先囤積，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漲再漲。對吧？”毛澤東問道。

“對！主席，按照時下的行情發(fā)展，到11月初，棉紗恐怕就得上揚4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揚3倍多?！?/p>

“好厲害呀！”毛澤東說罷站起身來，旋即在室內緩緩踱步、凝思。

接著，他又向陳云詳細詢問了人民政府手中握有的紗布實力，漸漸地，一套制勝不法資本家、投機家的方案在他腦海中便形成了。

最后，毛澤東就像指揮軍事戰(zhàn)役那樣，果斷地說道：

陳云同志，請立即電告陳毅同志，要不露聲色地頂住。在此期間，中財委和中國人民銀行要盡快拿出打垮投機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討論。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集中打擊上海、天津兩地的投機家，讓他們知道共產黨人在經濟戰(zhàn)線上的厲害！

陳云根據黨中央、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為了避免兩面“受敵”，為了抑制京津地區(qū)因缺糧而引起的通貨膨脹，決定首先抓住糧食，穩(wěn)定北方地區(qū)。

中國人民銀行在陳云的整體戰(zhàn)略部署中，重點是從努力吸收存款按照米、布、煤、油等4種實物的牌價舉辦折實儲蓄、加強現金管理，在各地建立發(fā)行庫，使全國的資金能夠進行靈活統一的調撥這3個方面，進行了有力的配合。

南漢宸用陳云的話來概括中國人民銀行在當時的那場戰(zhàn)役中的這幾項活動，那就是：

收存款，建金庫，靈活調撥。

北京、天津的糧販子看到東北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到北京，北京還逮捕和嚴懲了16家投機糧商。糧販子就再也不敢與人民政府作對了，從而使中財委減輕了壓力。

在北京、天津騰出手來之后，中國人民銀行即配合行動，開始全力對付上海的投機勢力。

聽到消息后，毛澤東高興地表揚道：

只要我們做到了手中有糧，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這招棋從軍事上講叫示強于敵。

1949年12月12日，陳云對全國范圍內統一調度糧食的工作做了具體部署。

陳云指出，要從四川、東北等糧食產區(qū)開始征集糧食，準備支援上海，其中，僅四川就征集大米4億斤。

原來，經過11月份的那場“棉紗之戰(zhàn)”，從10月開始的那場漲風平息了下來。

在此時，中財委認為投機分子雖然受到沉重打擊，難以發(fā)動全面進攻，但有可能在局部地區(qū)和部分物資上，特別是在上海的糧食供應上進行反撲。

與此同時，在上海的糧食市場上，歷來有春節(jié)后“紅盤”看漲的老規(guī)律，即指正月初五開市那天價格便上漲。

而此時，上海的存糧不到1億斤，糧食儲備非常脆弱，其他各大城市也都面臨糧荒。

11月底，物價漸趨平穩(wěn)之后，中國人民銀行便開始未雨綢繆，以做好充分準備，迎接投機分子的進攻。

當時，中國人民銀行按照整體布置，一方面設下幾道抽水筒子，吸盡金融市場上的游資和可以調動的頭寸，把銀根狠狠地抽緊；一方面大力組織貨源，從全國各地將紗布和糧食調到天津、上海。

中國人民銀行抽緊銀根，一是征收稅款，一是發(fā)行公債，這是兩條主干渠道。另外，要資本家給工人按時發(fā)放工資，不準他們停產將資金轉移到投機上去。

從銀行方面來說，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各機關、學校和國營企業(yè)必須把庫存現金存入到國家銀行，不準存入到私人行莊。

這樣，國家銀行就把社會上的游資逐漸地吸干了。

而這時，資本家和投機商還渾然不覺，他們仍在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資金，繼續(xù)買進糧食和紗布。

南漢宸及時地向全國各地銀行發(fā)出了作戰(zhàn)動員令：

用一切方法去爭取存款，積聚盡可能多的資金是我們的中心任務，一切工作的基礎。

我們只有首先從國營企業(yè)、機關、廣大職工和盡可能多的私人工商業(yè)家，即從廣大的千百萬人民群眾手里積聚資金，我們才有可能對生產做有利的推動；只有掌握了游資，才能有效地管理投機市場，變游資的破壞性為建設性。

以現金管理大力組織存款，廣泛地與各國營企業(yè)、機關、合作社訂立合同，努力成為他們的總出納，總金庫……以將其大量待用的、閑散的周轉資金集中起來，這是我們存款的主要來源。

普遍設立發(fā)行庫，逐步實行資金的統一調撥。各級管轄行，即區(qū)行、分行，均應十分重視這一工作，必須由負責干部親自掌握，經常研究，開發(fā)我們票據業(yè)務，大力組織公私企業(yè)間之劃撥清算，盡可能不通過現金。

經過兩個月的準備，人民政府在上海周圍完成了三道防線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蘇錫常一線。第二道，江蘇、浙江、安徽急速運糧。第三道，由東北、華中、四川組織搶運。

這幾道防線合在一起，人民政府掌握大約有10多億斤，足夠上海周轉一年半。

北京、天津、武漢等大城市的糧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補充。

當然，在這場斗爭中，國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從四川把大米調到上海，運費差不多趕上了糧價。國家拿出的補貼的錢，是相當可觀的。

到年底時，中國人民銀行已經吸收了存款8000億元，再加上現金管理的其他方面配合，社會上的游資便被中國人民銀行吸干了，市場上銀根也給狠狠抽緊，將投機商的手腳暗中予以束縛。

這時，正趕上春節(jié)，按民間習慣，大年初一、二、三，各商店、鋪號都休假三天。

國家銀行的策略是不動聲色，穩(wěn)住陣腳，沒有發(fā)起進攻，糧布價格仍然像往常一樣。

在那幾天里，陳云、姚依林、南漢宸等幾個領導，常常是幾天幾夜不睡覺，守坐在電話機旁和每天報送的項目電報面前。

當時中財委向銀行、商業(yè)等部門規(guī)定，每天要他們報送貨幣發(fā)行數量表，并計算出發(fā)行指數。并報送市場物價漲落情況表，并計算出各種商品的升降指數和總指數。還要報送外匯比價表。

資本家過年的時候高興極了，只等過了年高價拋售其所囤積的貨物。

誰知初四店鋪一開門，我國營商店立即掛出牌價，糧和紗布的價格一律降了下來。

投機商沒有估計足人民銀行的力量，頭兩天還在收購國營商店投放出去的物資，可是吞到第三天就吞不進去了，他們的資金枯竭了，而國營商店的貨物還源源不斷地拋售出去。

這一悶棍把投機商給打趴下了，物價下跌，而他們卻囤積著大量的貨物無法拋售出去。不拋售又不行，他們都是按天計算利息拆借來的資金，利率之高是很驚人的，現在就是血本大減價也堵不上窟窿，許多人只好宣布破產倒閉。

這回輪到那些大投機商幾天幾夜睡不著覺了。當宣布物價指數穩(wěn)定下來，市場上的糧食、紗布等貨物還有充足的貨源的時候，天津有好幾個投機商當場就跳樓自殺了。

開始時那些對共產黨能夠管理好經濟很不服氣的資本家現在服了，他們說：“共產黨不僅軍事上打100分，經濟上也打100分。”“6月份銀元風潮時，你們還是靠政治力量壓下去的，這次僅用經濟力量就壓下去了，這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

人民銀行接管金融機構

1950年2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第一屆全國金融會議。會議回顧了1949年銀行工作，提出了1950年全行的主要任務。

會議結束時，南漢宸在總結報告中強調：

銀行工作的中心任務是用一切方法去爭取存款，積累盡可能多的資金，支持工農業(yè)生產的恢復和發(fā)展；根據政務院統一財經工作，實行“三平”。

為貫徹政務院的決定，中國人民銀行同財政部門、貿易部門統一行動，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以平抑物價，穩(wěn)定金融。

早在建國前，南漢宸就為了新中國銀行業(yè)的金融接管和管理工作能夠順利進行，他著手進行了大量的人才招聘工作。

1948年深冬的石家莊，一天剛過17時，斜陽便已經向西邊一堵濃墨的云團里沉落了下去。蒼茫的暮色隨之便把城市給籠罩住了，馬路兩側的樓房里閃亮出一排排桔黃色的燈光。

這時，有南漢宸等一行3人，正迎著凜冽的北風，冒著襲人的寒氣，匆匆地趕路。

三個人繞過街頭的拐角處，走進一座長滿蒼松翠柏古木森森的院落里。他們來到院中的一排日偽時期留下來的日式單層洋房前。

南漢宸他們走到一間房門前，其中一個人用手輕輕叩了叩門。很快，房門便打開了，從里面走出一個40歲左右的瘦高個子中年男人，他看到南漢宸幾個人很陌生，不由得遲疑地問：“你們是——？”

和南漢宸同行的一個年輕人搶先問道：“您是冒舒湮先生吧？”

對方聽到他們說出自己的名字，更加感到詫異，他說：“是！是！敝姓冒，你們是——？”

那個年輕人說：“這位是中國人民銀行總經理南漢宸同志，聽到人說您通過封鎖線來到華北解放區(qū)，我們很是歡迎，特地來看望您！”

冒舒湮一聽，趕緊說：“噢！原來是南總經理，真是不敢當，不敢當，快請進來坐！”

說著，冒舒湮就把南漢宸3人請進屋里，在鋪著塌塌米的床鋪上坐下來。

南漢宸關切地向冒舒湮問道：“您是什么時候到的？一路上吃了不少苦頭吧？”

冒舒湮和許多初到解放區(qū)的人一樣，表現得很興奮，他對南漢宸說；“昨天到的！一路上受到了一些顛簸和風險，但總的來說還是比較順利的。來到解放區(qū)以后，看到這里空氣是這樣的自由舒暢，路上遭到的那點罪就算不得什么了！”

南漢宸非常誠懇地對冒舒湮說；“聽說冒先生是中央信托局專員和通易信托公司經理，還是多年的老報人，當過多年的記者?？箲?zhàn)勝利后，參加了敵偽金融業(yè)的接收工作。今天，我們特地來登門求教！”

冒舒湮趕緊說：“真是太不敢當了，不敢當了，南總經理要了解什么情況，只管出題目派人送來，我一定將我所知原原本本地整頓于送過去，還勞您冷冬數九地親自跑來！”

南漢宸說：“既然說是求教，您就是我的先生，學生怎能出題目考先生呢？”

說完之后，在場的人都一起大笑起來。

接著，他們便請冒舒湮詳細地談了國民黨的以四行二局一庫為首的整個金融機構情況。南漢宸聽得津津有味，不時插話詢問一些細節(jié)。

南漢宸臨走的時候，他對冒舒湮說：“我們接管天津金融機構的代表已經集中在天津附近的勝芳鎮(zhèn)，在那里學習接管城市的有關政策，也在熟悉和掌握敵偽金融業(yè)的情況。冒先生剛才介紹的情況很有用，你能不能整理個材料出來，我們即刻印發(fā)給駐扎在勝芳鎮(zhèn)的干部們參考？”

兩天之后，冒舒湮就把材料寫出來了，而且馬上打印出來，及時地送到勝芳鎮(zhèn)接管干部的手中。

送完資料，冒舒湮順路去銀行大樓回訪南漢宸，南漢宸迎出了很遠，他微笑著對冒舒湮說：“舒湮同志，歡迎你參加我們銀行的工作，昨天，我軍已經向天津守敵發(fā)起攻擊了，估計兩三天內天津就要解放，天津是我國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敵偽在那里設置的金融機構很多。我們要接管這些機構，還要在那里建立我們自己的銀行，這些工作既繁重又細致，希望你能協助我們接管這座第一個解放的大城市?！?/p>

冒舒湮被南漢宸這種精神打動了，本來，已經在舊社會宦海中沉浮多年的冒舒湮，這次來解放區(qū)是想投身于藝術工作的，因為冒舒湮過去也是文藝界里頗有影響的劇作家。

現在，冒舒湮深深地感到南漢宸對他的知遇之恩，也覺得再也無法拒絕了，當下冒舒湮便一口答應了南漢宸，并即刻趕赴天津去參加接管工作。

冒舒湮臨出發(fā)的時候，他去向南漢宸辭行。冒舒湮在銀行二樓碰到了南漢宸，南漢宸當時正站在窗口前向整隊出發(fā)的銀行人員送行。

南漢宸回頭看到了冒舒湮，他將冒舒湮拉到窗前，并對他說：“這些工農干部都是黨的好兒女，只是文化程度低些。等進城之后，您還要多幫助他們提高文化?！?/p>

冒舒湮一口答應了南漢宸，并同他握手道別。

1948年1月14日，冒舒湮一行人到達勝芳鎮(zhèn)，這時，金融接管處的人已經離開那里進駐到楊柳青，很快就隨著軍隊入城了。

冒舒湮他們緊隨其后追趕，終于，他們在市區(qū)里找到了金融接管處的負責人胡景沄、何松亭、尚明等人。

臨行前，冒舒湮按照南漢宸的指示，先集中了一段時間學習文件、研究情況，熟悉天津市的金融機構以及當地的風俗人情等等。

當時，參加這次金融接管的干部隊伍浩大，前后兩批加到一起共有925人，其中，負責接管15個部門工作的，都是縣長、分行經理級的干部。

大家在沒進城之前，就已經事先擬定好了接管工作布告、方案和方法。

1949年1月15日，銀行人員按照中央制定的總方針，對于國民黨政府辦的國家銀行和省市銀行以及四大家族辦的官僚買辦銀行，依法接管并沒收其一切財產，對官商合辦的銀行，沒收其官股部分，派軍事特派員監(jiān)督、審查其商股股權及其資產負債情況。

到2月末，他們就已經全部完成了接管工作，共接收了11家銀行和信托、保險等金融機構，其中幾家主要的銀行，即所謂的四行二局一庫，四行是：中央銀行、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二局是：郵政儲金匯業(yè)局、中央信托局：一庫是中央合作金庫。

南漢宸知道，接管這樣一個大城市，對于新成立的中國人民銀行來說，的確是一項嶄新的工作，而且，這也是一項政策性很強又非常細致的工作。

在第一線的人都及時地向南漢宸請求匯報工作，比如對于一些高級職員的去留以及他們的薪金待遇問題，對于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的官股和商股的劃分與確認問題等等。

這些敏感的問題，往往稍一觸動就會影響到海內外，影響到一大批人的人心去向問題，影響到一大筆資金財產的能否存留問題，因此，南漢宸每次都具體而周詳地指示布置。

幸好前去負責接管的胡景沄、何松亭、尚明等人都是政策觀念很強、辦事精明強干的人，他們在現場指揮得有條不紊，而且極會把握分寸，南漢宸感到心里很欣慰。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南漢宸又組織了以張云天為首的金融接管處，接收了北平的國民黨政府和官僚買辦的金融機構。

1949年2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由石家莊遷至北京，地址設在前門里西交民巷的偽中央銀行舊址。

在此之前，南漢宸已經來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里。

因為，那時北平和平談判的一些具體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落實，南漢宸和傅作義、鄧寶珊都是老朋友，所以由他從中進行斡旋就更方便了。

根據“邊接管、邊建行”的方針，中國人民銀行在接管的官僚買辦銀行的基礎上，建立起各城鎮(zhèn)的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

南漢宸根據社會主義必須建有遍布于全國各地的銀行體系，使其成為社會總會計、總出納的思想，中國人民銀行迅速地在全國各地甚至邊遠地區(qū)也設立了銀行的基層機構。

當時，有人對他這樣放手去做持懷疑態(tài)度，南漢宸批評這種保守思想，他說：“你們總是縮手縮腳，怕這怕那，無非是怕有人攜款私逃唄！可是形勢發(fā)展這么快，不迅速地建立起各地的金融機構，新中國的經濟能夠發(fā)展起來嗎？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就是有幾個攜款私逃的也沒什么大不了的，要相信大多數總是好的！”

到1949年12月底，中國人民銀行建立了華東、中南、西北、西南4個區(qū)行，40個省、市分行，1200多個縣支行及辦事處，加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在全國共有金融機構1308個，職工8萬余人。

在接管南京的過程中，中國人民銀行開了實行了折實儲蓄的歷史先河，大受老百姓的歡迎。

市民們笑著說：“人民銀行想出的辦法真好，有錢存折實儲蓄，沒有必要去黑市買大頭了?！?/p>

折實儲蓄在當時對穩(wěn)定人民生活和維護社會秩序，的確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直到1950年11月20日，南京物價基本穩(wěn)定，折實儲蓄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人民銀行才宣布停止此項業(yè)務。

南漢宸在中國人民銀行接管金融機構并進行新的管理過程中非常注重對銀行專家、人才的招聘，因為他知道，今天的中國境況和所面臨的難題，同十月革命的蘇聯差不多，南漢宸記得列寧說過：

真正重要的是穩(wěn)定盧布的問題。我們正在研究這個問題，我們的優(yōu)秀干部都在研究，我們認為這一任務有決定的意義。

不久，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等高級民主人士、著名經濟學家從東北解放區(qū)來到北京，南漢宸以重禮請他們到銀行來當顧問，并且請他們幫助大力推薦和引進人才。

經過章乃器的介紹天津市的金融實務家、上海銀行經理資耀華認識了南漢宸。南漢宸不僅親自接見了他，而且指定專人負責與他聯系，南漢宸告訴資耀華，以后有什么意見和困難，可以直接找他們負責人去反映。

資耀華經常向南漢宸提出一些有效有益的建議，南漢宸都虛心接受并立即付諸實行。

有一次，資耀華提出建議說：

“現今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設置都是采用中央銀行體制即由中央銀行管理和調控各個專業(yè)銀行，這種模式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合理有效的，我國的金融事業(yè)也應當按照這個模式組建，即把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起到銀行之銀行的作用，而其他各銀行是在人民銀行的領導下，充分發(fā)揮其專業(yè)銀行的作用。”

“現在，已經有中國銀行專營外匯業(yè)務；交通銀行專營工業(yè)信貸業(yè)務，此外，還應當建立商業(yè)銀行和專營儲蓄業(yè)務的儲蓄銀行。過去，金融機構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比如票據交換和貼現、證券交易市場等等，社會主義制度也可以采用?！?/p>

南漢宸聽了后仔細地思考了一下，回答說；“你的這些建議，有的是實際工作問題，有的屬于理論問題，而更多的是理論問題。我看可不可心這樣，我們成立一個研究性質的學會之類的組織，邀請國內理論家、教授、學者和實際工作的同志，共同地在這個學會里進行探討和研究。等到大家意見成熟了，便好推廣執(zhí)行，這就是所謂理論先行嘛！”

后來，資耀華根據南漢宸的指示，在全國銀行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建立金融學會的意見。會議上通過了這項提議，并責成資耀華負責此項籌備工作。

會議過后，資耀華就去北京大學找到了陳岱孫教授、樊弘教授和人民大學吳大琨教授等一起商量。很快，就將全國最早的學術性群眾團體金融學會建立起來了。南漢宸任理事長，資耀華和胡景沄任副理事長。

南漢宸每到一處，都要了解當地有沒有金融方面的專業(yè)人才，如果發(fā)現了，南漢宸就立即讓人推薦給他，自己就親自登門去請。

1949年12月下旬，廣西全境解放以后，毛澤東曾電示廣西省委：

為了支援東南亞的革命運動，將省會遷到南寧，另組織桂北區(qū)黨委領導桂北工作。

桂北區(qū)黨委成立后，當時要抓的大事有兩件，即鎮(zhèn)壓反革命，整頓社會治安，穩(wěn)定物價，恢復經濟。

在穩(wěn)定物價方面，南下時，大家都帶了一批銀元，入城后一周內，各單位都用銀元購物，同時在接收國民黨金融機構的基礎上，迅速建立了人民銀行，禁止國民黨的貨幣流通，發(fā)行人民幣，以銀元和物資作為人民幣的兌現手段，建立人民幣為主的物價新體系。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張茂甫帶領先行工作組于當天進城，組員有陳心波、余躍澤、段謙大、程衡、余勉、龍在天、鄧春林、高焦、于振海、楊德祥、沈至寶。白銀彰隨王磊等一行15人由山西臨汾出發(fā)，經石家莊、濟南、徐州、漢口、常德，沿川湘公路于12月5日進城。

大家看到，剛解放的山城，一方面是一隊隊青年學生集會游行迎接解放，一方面是工廠停工、商店關門、市場混亂，一片蕭條景象。

大家為了迅速建立革命新秩序，重慶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立即宣布成立，下設幾個部，金融部由鄧辰西、張茂甫任正、副部長，負責接管金融單位。

并于12月5日派出軍代表和聯絡員，分赴原國民黨中國、中央、交通、農民4大銀行、合作金庫、保險公司、四川省銀行、外地駐渝的省市地方銀行辦事處，以及重慶市銀行、大川銀行等18個單位進行接管。

1949年12月10日，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分行正式成立，同時在市中區(qū)、近郊區(qū)按經濟區(qū)劃，設立了若干辦事處。

人民銀行接管海外銀行

1950年1月5日，周恩來公開發(fā)表聲明，要國民黨政府所有駐外人員要好好保護財產，聽候接管。

1月9日，周恩來又專門對駐在香港的國民黨政府一切政治、經濟、外交、財政、文化教育等機構的主管人員和全體員工發(fā)布命令：

你們務必堅守崗位，保護國家財產檔案，聽候接收，不讓反動分子有任何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事情發(fā)生。

原有員工均可量才錄用，其保護國家財產有功者，將予以獎勵，有偷竊、破壞、轉移、隱匿等情者必予究辦。

1950年1月30日，中國人民銀行參加政務院組織的對原屬國民黨政府的機構接管工作團，負責接收有關金融機構，制定了《接管港九偽行局機構、財產、人員方案》。

對接管的任務、接管的單位以及接管的原則、方式、財產處理、人員安排等都作了具體部署。

南漢宸從莫斯科歸來不久，有一天下午，他正在辦公室里翻閱近日來積壓的一堆文件的時候，有人走進來告訴南漢宸說，去香港的金融工作團團長項克方來到北京要見他。

南漢宸聽到消息后很高興，通知趕緊請項克方進來。

項克方是上海金融接管處的副處長、接管中國銀行的軍代表。

中國銀行是我國專辦外匯業(yè)務的大銀行，它同交通銀行、金城銀行、鹽業(yè)銀行等10多家私營大銀行在海外都有分支機構，分布在英、美、澳、日和東南亞、香港、澳門等14個國家和地區(q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這些銀行理所應當地該歸我國接管。

周恩來發(fā)布的護產令傳到香港以后，金融機構中最先出來響應并向北京發(fā)電表示擁護的是香港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福建省銀行。

中國銀行香港分行經理鄭鐵如在新中國成前夕就做好了迎接國內接管的準備。

當時，蔣介石是想把國內各家銀行的一些積蓄財產都轉移到臺灣去，從上海撤退前他就命令湯恩伯，將上海銀行的金銀幾乎都運走了，現在又想把國外金融機構的財產也轉移過去。

蔣介石專門派出財政部長俞鴻鈞和劉攻蕓、陳長桐等經濟界要人去香港，用威逼、軟磨等手段，要香港各家銀行將財產交出去，但是，都被鄭鐵如等人冒著生命危險給敷衍過去了。

當1月9日周恩來的命令一下達到香港，鄭鐵如立即率領銀行全體員工發(fā)表聲明接受國內領導。

在鄭鐵如的帶動下，中國銀行在印度、巴基斯坦、緬甸、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和英國等幾個行處，也都相繼宣布接受國內領導。

南漢宸對鄭鐵如和交通銀行經理錢秉鋒等人的愛國行動給予高度的贊揚，曾幾次發(fā)電表示祝賀。

但是，國民黨當局并不甘心這場失敗，于是趁新中國在大多數國家還沒有正式建交、國家銀行對這些宣布歸大陸的銀行還無法進行領導之機，利用原來的條件，對這些銀行進行了一系列的策反活動，甚至公開盜賣其產權，偷竊或轉移其財產。

南漢宸對這些情況一直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他常對一些工作人員說：

我們決不能滿足于表面上的，形式上的領導，這些東西都還是紙面上的，我們在那里并沒有實際發(fā)揮作用，處理得稍一不慎，國家的這些財產便會為國民黨所取走，而且連機構也會被他們轉賣出去。

現在，面對這種情況，南漢宸立即組建了金融工作團去香港視察，實際上也是具體地負責財產接管工作。因為南漢宸意識到，香港是我們爭取海外金融機構的重要基地，這里金融機構數目最多，資金也最雄厚，半數以上的資產和員工都在這里。

參加香港金融工作團的除了項克方之外，還有閔一民、孫文敏等，他們與留在香港的銀行董事和高級職員都比較熟悉，有團結、聯絡、爭取的基礎。

在臨行前，南漢宸找他們詳細地談了話，同他們一起商量好開展工作的方法和步驟，確定根據不同對象采取不同對策的整體方案。

南漢宸說：

我們在香港有15家金融機構，這15家不論是從資金數量、社會影響，還是對我們的政治態(tài)度，都是不一樣的。

因之，我們一定要善于識分，區(qū)別對待。這正如《戰(zhàn)國策》上所說的：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知之而已；利害之相似者，唯智者知之而已。

副行長胡景沄插話說：“一定要有區(qū)別，毛主席早就指出過：沒有區(qū)別，就沒有政策嘛！”

南漢宸接著說：“根據剛才大家分析的情況看，這15家金融機構大體上可以分：

一類是我們自己開設的機構，像南洋商業(yè)銀行、寶生銀號和民安保險公司等。這些金融機構雖然資本不大，工作條件也不如其他單位，但是業(yè)務開展得也還不錯，最主要的是政治可靠，絕對服從我們的領導，因之一定要大力扶持他們發(fā)展，讓他們起帶頭作用，而我們的方針政策和意圖，可以通過他們的帶頭和影響進行貫徹?！?/p>

“二類是個大頭，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就是中國銀行，當然此外還有交通銀行、實業(yè)銀行和新華銀行。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很高，資金實力也雄厚，業(yè)務也興旺。

他們總的來說，在政治還是愿意靠近我們的，而且在國內又都有其總行、總管理處和董事會這類的。國內也已經派出一些干部插進到這些銀行里邊去了，因之可以說，他們已經走上接管的初步?！?/p>

“你們注意到了沒有，我這里用了‘初步’二字，其含義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意思，離開我們真正把他們接管過來，還相差很大的距離。

因之，對于他們，要堅定不移地推進我們的初步接管的成果，不斷地向縱深擴大，以便最后取得全面的勝利。”

“《老子》書上說過：‘慎終如始，則無敗事?！馑季褪亲屛覀冇惺加薪K，善始善終，把好的開頭發(fā)展下去，一直堅持到底！我們要對他們多做工作，其中特別是中國銀行，它在香港舉足輕重，必須牢牢地團結住和把握住。有利的條件是這里有個鄭鐵如，他的為人是正直的、愛國的，對我們的態(tài)度一直是很明朗的?！?/p>

項克方說：“前些日子，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訪問香港，港督設宴歡迎，并在宴會上為美國侵略朝鮮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

鄭鐵如先生在場，他即席站起來予以反駁，并正氣堂堂地闡述了我們出兵朝鮮抗美援朝的正義性?！?/p>

南漢宸說：“所以，我們必須很好地團結他，依靠他，許多事情通過他出面來做，可能就會更好些，事半功倍。總的來說，你們去到那里要牢牢地把握住方向，貫徹我們前一段既定的方針?！?/p>

胡景沄接過來說：“就是我們概括的那4句話，16個字：堅決護產，鞏固接管，推動業(yè)務，逐步改造?！?/p>

南漢宸接著說：“還有一類，是國內機構已經撤銷，我們對他們至今也沒有公開宣布進行接管。

屬于這一類的有農民銀行、廣東省銀行、廣西省銀行、中央信托局、郵政儲蓄匯業(yè)局、農民保險公司等?！?/p>

“他們的資本數量不大，業(yè)務也不太開展，內部紀律松弛，社會地位也不高，其中有的已經停業(yè)了。根據這種情況，是否可以一律停止其營業(yè)活動，只保留一個廣東省銀行，其他的機構一律撤銷?！?/p>

項克方等根據南漢宸提出的方針和策略，帶領金融工作團去香港工作了近一年時間，在那里又吸收了一些進步的在港的董事和高級職員參加，做了一系列深入細致同時也是機智靈活的工作，終于勝利地完成了接管工作。

后來，他們又到印度、巴基斯坦、緬甸、馬來西亞等地巡視，又陸陸續(xù)續(xù)地將這些地方的金融機構接管過來。使其真正地變成了我國銀行海外的分支機構。

項克方回到北京，他是找南漢宸述職匯報來了。

南漢宸一見到項克方，就高興地拉著他坐下，稱贊項克方說：“你是龍宮虎穴、洋場險灘，全能泰然處之，千絲百結，千難萬阻，都能理得順順當當，不容易呀！”

項克方說：“哪里哪里，您太夸獎了，我們只不過是根據總行領導的整個部署，做些具體工作罷了?！?/p>

南漢宸說：“你們的工作做得很漂亮，干凈利索，不留后遺癥！”

項克方匯報說：“國內各家私人銀錢業(yè)公私合營以后，他們在香港的分支機構，也都接受了公私合營的指示，今年年初在香港成立了公私合營銀行聯合辦事處，統一領導在港的金城、鹽業(yè)、新華、大陸、中南等9家銀行?！?/p>

南漢宸說：“在香港搞這些工作，統戰(zhàn)是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必須牢牢地把握住。

你們在這方面做得還不錯，面上能撒得開，工作也做得比較細，把香港那些金融巨子、財界頭面人物都團結過來了，真不容易！”

項克方說：“我們把杜月笙、張嘉璈、錢新之都爭取過來了，都在不同程度上為我們說話，起碼是不說壞話，這樣，我們的工作就比較好開展了?！?/p>

南漢宸說：“你們也做了周作民先生的工作，把他爭取回到祖國來，這也是件大功勞?！?/p>

項克方說：“我們也做了宋漢章等人的工作，請他出來擔任中國銀行的董事。

他雖然口頭上說，共產黨這招棋厲害，可還是接受了我們的聘任，內心里也不得不承認我們的一片真誠?！?/p>

南漢宸笑著說：“統一戰(zhàn)線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一宗法寶嘛，當然是一招好棋了！”

說完，兩個人同聲大笑起來。

配合土改支持恢復生產

建國后不久，中國人民銀行及時召開全國分行長會議，南漢宸向大家作報告。

南漢宸在報告中說：

農業(yè)生產占我國全部生產的90％，有的地方占90％以上，它是關系到5億人民的生產生活的最重要的問題。因此，我們的農村金融工作就必須圍繞這個問題，以這個問題為中心來開展我們的農村金融工作。

因為，在當時，有好多人在心中產生了一些迷惑：現在進城了，掌握了更為先進的生產力，掌握了更為發(fā)達繁榮的城市經濟之后，還顧不顧農村這塊陣地，或者是要顧怎么個顧法？

所有人都知道，中國革命是在農村里建立六七八塊根據地，然后用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城市的方法走向勝利的。

但他們說：“既然毛主席說從現在起我們的工作重心由鄉(xiāng)村轉入城市，農村這塊陣地就成為可輕可重、可緩可急的了。銀行工作就可以放棄農村，一古腦地把人力和財力都轉移到城市里來?！?/p>

南漢宸在陜甘寧邊區(qū)治理了4年財政，在晉察冀邊區(qū)治理了3年財政，他知道我國財政的最基本力量是在農村，在戰(zhàn)爭期間是這樣，建國之后仍然是這樣的。

南漢宸指出：

農業(yè)在我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還是個大頭，不扶持農民把經濟發(fā)展起來，城市的經濟建設還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于是，南漢宸及時地召開了中國人民銀行全國分行長會議，向大家作報告。

過去，我們的銀行干部在被敵人包圍封鎖的革命根據地里，都是背著口袋挨家挨戶地去農民家里訪問，然后根據農民的實際需要發(fā)放貸款，當時提倡以“家家紡紗，村村織布”的精神來發(fā)展生產。

新中國成立后，按照《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guī)定，國家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xiāng)互助、內外交流，達到發(fā)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

所以，中國人民銀行在建立機構、穩(wěn)定金融、物價的同時，還要大力支持生產，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

現在，南漢宸及時地了解廣大銀行干部心里的困惑，他告訴大家：

在今天，我們已經占領了城市，占領了海上口岸，應當是推進農業(yè)生產更多的糧食、工業(yè)原料和出口物資，以此來保證供應工業(yè)的需要和幫助農業(yè)生產的恢復，從而提高農民的購買力，為工業(yè)品擴大市場，組織與促進城鄉(xiāng)互助，物資交流。

農村的銀行干部們根據南漢宸提出的這個大目標，他們積極組織資金發(fā)放貸款，扶持農民把生產搞上去，等他們生產出多余的產品來，就幫助他們推銷出去。

南漢宸對大家說：

在沒有貿易合作的地方，必須組織私商，扶助運銷，為他們匯兌、押匯、放款等業(yè)務，幫助私商把農民的產品運銷出去?；蛘呤菐椭r民買車，修理運輸工具，組織運輸合作社等，大力發(fā)展農民自己的運輸事業(yè)，以便把農民的產品運輸出去。

1949年11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頒發(fā)《合作社信用部推進辦法》，其中指出：

合作社信用部是在政府的領導與國營經濟的扶植下勞動人民的金融組織。其任務是組織社會閑散資金，調劑供銷生產資金，幫助發(fā)展生產，繁榮社會經濟，積累公共財富。

合作社信用部的組織形式，一般采取兼營，資金不獨立，與供銷部混合經營，互相支援。但在客觀條件需要與可能時，也可單獨成立信用社。

《合作社信用部推進辦法》還就合作社信用部的性質、任務、組織形式和參加合作社信用部社員、股金、服務對象、業(yè)務范圍、存貸款利率及辦理委托代理業(yè)務等作了具體規(guī)定。

同日，華北供銷合作社、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fā)出《關于典型試辦合作社信用部的指示》。其中規(guī)定：

由河北省供銷總社與中國人民銀行河北省分行共同選擇交通便利、有經濟作物、手工業(yè)副業(yè)發(fā)達以及對出口貿易與辦理合作有基礎的一兩個縣進行典型試點。

南漢宸深知發(fā)展商品經濟的重要性，不通過城鄉(xiāng)互助、內外交流、發(fā)展內外貿易的手段把商品經濟發(fā)展起來，我國的國民經濟是很難迅速地恢復、發(fā)展與壯大起來的。

南漢宸生動地以實例作比喻說：“太行山、五臺山的核桃、花椒，內蒙古草原上的皮毛，窮鄉(xiāng)僻壤的豬鬃、雞蛋、雞毛、運出來后就可以遠銷國外。出口了這些東西，既可以換回軍工、醫(yī)藥、印刷、交通等器材，支援戰(zhàn)爭；換回原料恢復和發(fā)展城市工業(yè)生產；同時也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刺激了農民的生產！”

“總之，我們應當很好地運用這一可能的幫助，來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和生活水平，扶持工業(yè)生產的恢復和國民經濟的順暢發(fā)展?！?/p>

南漢宸又進一步幫助大家分析了解放初期的經濟形勢，讓大家明確地認識到，現在雖然已經實現了土地改革，農民分得了土地，但是商品經濟不發(fā)展，農民手里沒錢，工業(yè)品還是下不了鄉(xiāng)，而且，人民幣也下不了鄉(xiāng)。

南漢宸接著說：“農民沒有東西賣出去，就不會有貨幣收入，再加上物價不穩(wěn)，農民手里僅有的一點積蓄也是寧愿換成銀元，也不要人民幣。只有幫助農民把產品賣出去了，而且物價也穩(wěn)定了，人民幣也就下鄉(xiāng)了”

南漢宸接著以青海的實例為證明，他說：“過去青海人民要銀元不要票子，人民幣下不了鄉(xiāng)。現在貨幣穩(wěn)定了，銀元便一再跌價，由每枚2萬元跌到1萬元。農民過去收留銀元吃了虧，現在他們不要銀元而要票子了，過去貨幣不能深入農村，現在農村普遍感到貨幣奇缺，而要求增加貨幣。”

因此，中國人民銀行在資金上著重支持國營經濟，以增強國營經濟領導和穩(wěn)定市場的力量。為了支持對外貿易，帶支城鄉(xiāng)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銀行還用資金支持國營貿易公司組織進口。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新解放區(qū)，分期分批開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土地運動。

為配合土地改革，中國人民銀行大力組織農村資金，解決農民的困難。

中國人民銀行采取在農村開展儲蓄的方法，運用儲蓄存款發(fā)放貸款，用一部分農民的錢調劑解決另一部分農民對資金的需要。

另外，中國人民銀行還采取舉辦農村保險的辦法，保障農民的生產收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

1951年，中國人民銀行召開了第一屆全國農村金融會議，提出了省、縣銀行工作應以主要力量開展農村工作，貫徹“深入農村、幫助農民、解決困難、發(fā)展生產”的方針，為恢復和發(fā)展農業(yè)生產而努力。

會后，中國人民銀行利用遍布農村區(qū)鎮(zhèn)的營業(yè)所，開辦了多種形式的農業(yè)貸款。

同時，中國人民銀行在全國農村試辦信用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成為銀行在農村的有力助手。

從1950年到1952年，銀行對國營工業(yè)的貸款增長了3倍，對國營商業(yè)部門的貸款增長了5??倍。在積極支持國營經濟的同時，銀行信貸資金也用于扶持有利國計民生的私營企業(yè)。

中國人民銀行根據當時市場物價和私營企業(yè)的資信，分別采取了折實定貨貸款、折實抵押貸款和信用貸款的方式，幫助私營企業(yè)解決資金困難，有的還在貸款利率上給予優(yōu)惠，使他們能迅速地恢復生產。

從1950年10月開始抗美援朝以后，我國面臨著嚴峻的形勢。中國人民銀行團結全國人民，包括海外僑胞在內，做了大量的工作。

正巧在這個時候，各國的工商業(yè)、工會工作者，合作社工作者以及經濟學家在丹麥開會時一致認為，應當開一次打破冷戰(zhàn)對立局面，促進國際間經濟合作的國際經濟會議，地點決定設于莫斯科。

周恩來指示，我國將參加這次會議，并決定由馬寅初、南漢宸、冀朝鼎、吳覺農4人負責籌備這次會議。

經過半年多時間的籌備，1952年4月，我國派出以南漢宸為團長、雷任民為副團長、冀朝鼎為秘書長的中國代表團去莫斯科參加了這次會議。

到會的有48個國家471位代表，大會的宗旨是反對美國當時對中國、蘇聯以及其他各人民民主國家所采取的封鎖禁運政策，促進各國間的貿易發(fā)展。

南漢宸有著豐富的統戰(zhàn)工作經驗，冀朝鼎在歐美各國有著很高的聲望，被人稱為美國通、國民黨通、英語通的“三通”專家而蜚聲海內外，當年冀朝鼎曾被邀請去東南亞以及英國劍橋大學等地講學或演講，都得到了轟動的效應。

現在，他們利用莫斯科會議這個舞臺，充分地施展了他們的才能，利用國際貿易這個頗為受人歡迎的口號，廣泛地開展了積極的外交活動，同許多國家的經濟界、實業(yè)界人士建立了友好往來聯系。

南漢宸在大會上和小組會上的發(fā)言，贏得了各國代表們熱烈的歡迎和廣泛的興趣。會議期間，各國代表除了發(fā)言指責了美國當時這種人為的障礙之外，還與中國簽訂了貿易協定以及建立其他各種友好往來關系。

南漢宸按照事先的安排，在會議期間舉辦了中國工農業(yè)建設成就展覽館，把從國內帶去的五臺山的核桃、蘇州刺繡等，都琳瑯滿目地展現在各國商人面前，再一次向他們發(fā)出不可遏止的誘惑，許多國家，特別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當場就簽訂了貿易合同。

當時，我國的工作重點目標是日本，因為南漢宸考慮到，日本與我國是一衣帶水的近鄰，兩國是貿易互補的最好的天然伙伴。但是前一段時間，由于種種原因，使兩國之間的貿易下降了96％。

這次在莫斯科會議上，通過兩國代表的廣泛接觸，他們對我們的態(tài)度開始發(fā)生了轉變，尤其是南漢宸的年度、作風和言談舉止，更使他們產生了好感和信任感。

日本社會黨眾議員帆足計、綠風會參議員高良富女士和眾議員宮腰喜助3位日本代表團員，在南漢宸發(fā)出邀請以后，他們立即答應在會議結束后去中國訪問。

這在當時可是件很不平常的大事，當時日本政府是不準日本公民到“共產圈國家”訪問的，他們去莫斯科參加經濟會議也是繞道巴黎持法國護照離境的，現在要到中國去訪問，限制更多。

然而，就是在這樣嚴峻的苛刻限制下，這些日本議員還是毅然決然地要來中國訪問。

中國方面高度重視日本議員的到華來訪，毛澤東和周恩來都親自接見了他們，南漢宸和雷任幾次設宴隆重熱情地款待。

雙方都很珍惜這次來之不易的友好訪問機會，大家都極力想排除一切干擾和誤解，來共同締造一條民間貿易渠道。

在50年代初期東西方那樣尖銳的對立政治形勢下，雙方的貿易談判進行得相當艱難，遇到了重重的障礙，但氣氛始終是相當友好的。

在南漢宸的極大努力下，經過了漫長的相互理解和磋商后，終于簽訂了3000萬英磅的民間貿易協定。

發(fā)行公債治理通貨膨脹

1949年10月2日，陳云和薄一波致電毛澤東：

由于財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需收購大量物資，貨幣發(fā)行大量增加，故今后物價有發(fā)生劇烈跳躍之可能。這時經濟形勢卻更加嚴峻，盡管采取了一系列應急措施，但國家財政狀況并未得到根本好轉，巨額的財政虧空仍然必須靠發(fā)行鈔票來彌補。

原來，在9月底，人民幣的發(fā)行額已達到8100億元，與7月底的2800億元相比，增長了近3倍。

人民幣的大量發(fā)行，不可避免地要導致物價的猛烈上漲。

10月3日，為了平衡財政收支，從根本上抑制通貨膨脹，陳云和薄一波又再次致電毛澤東，又一次提出了發(fā)行公債的問題。電文說：

如果能夠在明年1、2、3月發(fā)行，則對明年的財政經濟工作和物價控制，可能有很大的幫助。

關于發(fā)行公債問題，早在陳云剛剛上任中央財經委員會主任之時，他就認識到：解決財經困難，不外乎開源和節(jié)流，在支出一時無法減少的情況下，只能開辟財源，增加收入。

增加收入的辦法有多種：一是增加稅收，二是擴大貨幣發(fā)行量，三是舉借債務。

在戰(zhàn)爭剛剛結束的情況下，工商業(yè)普遍凋敝，經營狀況不景氣，稅收顯然不可能盡快得到大量增加。

國民黨統治末期，為搜括民脂民膏，大量印制紙幣，后又實行金圓券和銀圓券，導致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因此人們對過多地發(fā)行貨幣心有余悸。人民政權顯然不能效仿國民黨的作法。

針對如何才能解決財政赤字這一燃眉之急問題，陳云主張在可能的情況下，不妨嘗試舉借一定數量的債務。但由于中國共產黨特殊的奮斗經歷，加上新中國建國前后特殊的國內外形勢，向外國借債不現實。

于是，陳云提出可吸取東北地區(qū)的作法，發(fā)行一定數量的公債。

原來，在1946年，東北地區(qū)有的縣市，如哈爾濱、雙城縣、賓縣、東安地區(qū)為了解決財政困難，曾發(fā)行過公債。

1949年7月，中央決定委托陳云主持在上海召開的，有華東、華北、華中、東北、西北5個地區(qū)的財經部門領導干部參加的財經會議，此次會議對發(fā)行公債問題進行了正式研究。

陳云認為：面對這種財政困難的情況，無非是兩條：一是繼續(xù)發(fā)票子，二是發(fā)行公債。假如只走前一條路，繼續(xù)多發(fā)票子，會加劇通貨膨脹，什么人都要吃虧。

陳云經過認真研究后認為，全國可以發(fā)行公債1??億銀元，相當于當時幣值2400億元。

陳云解釋說：

中國地方如此之廣，發(fā)1??億銀元的公債，數目并不算多。蔣介石剩下那么一點地方，還要發(fā)行兩億銀元的公債。東北4000萬人口，私營經濟所占比例較關內低得多，兩期發(fā)1200萬銀元的公債，第一期已經按期完成了。關內私營經濟占的比重比東北要大得多，公債數目可以定大一些。

對于發(fā)行公債所可能遇到的困難，陳云作了分析。他指出：“當然，發(fā)行公債也是有困難的。目前工商業(yè)還不能正常生產和經營，公債派下去有人會‘叫’的。發(fā)了公債城市工商業(yè)是否會垮？我看不會，因為每月發(fā)行的鈔票超過公債收回的鈔票。現在我們每月發(fā)行現鈔1633億元，而發(fā)公債收回的只有600億到700億元，這是有限度的收縮，不要顧慮籌碼會少。我們到時候看情況，如果緊得不行，就后退一點?！?/p>

此外，陳云還對公債發(fā)行的對象及具體辦法作了簡要說明。

1949年8月11日，財經會議尚未結束之時，為了爭取中央盡快批準發(fā)行公債，以便在會議結束時，各大區(qū)的負責人將發(fā)行公債條例帶回去公布實施，陳云就將發(fā)行公債問題的討論意見匯集起來，向中央作了報告。

報告指出：

為了在8至10月青黃不接時期緊縮一部分貨幣，使物價不過分波動，以便在冬季除財政開支外發(fā)行更多票子，以收購棉花及出口土產。經華東局、華中局及西北局到會同志同意，用各區(qū)名義分別發(fā)行折實公債，總共2400億元，計：華東1200億元、華中700億元、華北400億元、西北100億元。

發(fā)行對象主要是城市工商業(yè)家，未經土改的新區(qū)之地主亦需推銷。

公債條例爭取在8月份內盡早公布，發(fā)行期間至10月底截止。收款重點在9月份。

公債款每年還1／3，分3年還清。明年11月開始第一次還本付息。年利定為4厘。

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以中央名義致電陳云，提出如下5個問題，要求給予答復：

1、2400億元的用途。

2、為什么需要2400億元之多，是否可以減少？

3、估計城市工商業(yè)家對此項公債的態(tài)度將如何，是否會擁護，如不擁護是否有失敗之可能？

4、利息4厘是否適當，為什么是適當的？

5、為什么規(guī)定明年11月起還本付息，3年還清，期限是否太促，為什么要如此規(guī)定？

8月15日，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后，陳云立即復電毛澤東，對上述5個問題逐一作了回答。

關于2400億元的用途。陳云解釋說：

因解放區(qū)日益擴大，人員繼續(xù)增加，加之修鐵路、戰(zhàn)爭等原因，開支不斷增加，而收入一時難以驟增。8月至12月，全國財政赤字估計為5800億。

為保證紡織、農副產品的繼續(xù)生產，收購物資款亦不可少，秋后收購棉花及出口物資，需現鈔3500億。兩項合計為9300億元。

……

發(fā)行公債2400億，只占貨幣發(fā)行額的1／4，但對金融上所起的作用很大。其利如下：彌補赤字1／4；減少物價波度；易于收購土產；幫助貨幣下鄉(xiāng)。

關于2400億數字的由來。陳云說：會上提出過3個方案，即：1600億、2000億、2400億。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按2400億發(fā)行公債。

關于工商業(yè)界對公債的態(tài)度。陳云認為：公債以勸購、派購形式推銷，工商業(yè)家內心不會積極擁護，但公開積極反對者估計也只有少數。

大中城市游資很多，發(fā)2400億元公債數目不算大；另一方面貨幣下鄉(xiāng)，極有利于物資交流，又可刺激工業(yè)的恢復，這種影響對于工商業(yè)，特別是工業(yè)資本家是有利的。

1949年8月17日凌晨，接到陳云的電報后，毛澤東再次致電陳云，指出：

公債問題關系重大，請陳云立即回來向中央報告，加以討論然后決定。

為慎重起見，同日晚些時候，經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又以中央名義致電陳云，請他在動身回京前，抽時間邀請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分批座談財經問題，以便今后在商量決定公債等問題時有“更多的把握”。

遵照中央的指示，財經會議結束后，陳云繼續(xù)在上海和南京逗留了10天左右，與民主建國會和其他工商界人士就公債問題進行了座談。

回到北京以后，陳云將在上海、南京等地了解的情況向中央作了匯報。

因為一些工商業(yè)家不贊成發(fā)行公債，考慮到戰(zhàn)爭還在進行，政局尚不穩(wěn)定，與資產階級的關系不能搞得太緊張，因此，中央決定暫緩發(fā)行公債。

此時的財經形勢卻進一步惡化。由于財政赤字龐大，貨幣發(fā)行量猛增，自1949年10月15日起，從滬、津開始，華中、西北跟進，全國幣值大跌，物價猛漲。僅半個月的時間，全國主要大中城市物價上漲了近2倍。物價的迅猛上漲，加之投機分子乘機搗亂，使全國市場呈現出一片混亂狀態(tài)。

這次物價的再次波動，更加堅定了陳云對發(fā)行公債的決心。

1949年11月15日，在中財委第四次委務會議研究物價問題時，陳云明確指出：

要使物價波動次數減少，波度減低，除少用些以減少支出外，中央財政必須多收。而多收，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收稅，一是發(fā)行公債。

在會上，大多數委員贊成發(fā)行公債。為此，陳云決定再次將這個問題提交政務院討論。

同樣，10月的這次物價波動，也使黨中央對于發(fā)行公債的緊迫性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京召開。

在會上，陳云作了關于物價和發(fā)行公債問題的報告，指出發(fā)行公債的目的在于彌補一部分財政赤字。

陳云同時闡明：

人民購買公債，在全國經濟困難情況下，也是一種負擔。但是這種負擔，比起因增發(fā)鈔票、幣值下跌所受的損失來說，是比較小的。因為幣值下跌的結果，其下跌部分是全部損失了的，而購買公債，在一時算來是負擔，但是終究可以得到本息，不是損失。如果發(fā)行公債縮小赤字的結果，使明年的幣值與物價情況比今年改善，則不但對全國靠工資生活的勞動人民和軍政公教人員有好處，而且對于工商業(yè)的正常經營也是有益的。所以從全體人民的利益來說，發(fā)行公債比之多發(fā)鈔票要好些。

這次會議根據陳云的報告，正式通過了《關于發(fā)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決定》。

決定指出：

一、為支援人民解放戰(zhàn)爭，迅速統一全國，以利安定民生，走上恢復和發(fā)展經濟的軌道，決定于1950年度發(fā)行人民勝利折實公債。

二、本公債之募集及還本付息，均以實物為計算標準，其單位定名為“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漢口、西安、廣州、重慶6大城市之大米6斤、面粉1??斤、白細布4尺、煤炭16斤之平均批發(fā)價的總和計算之。此項平均市價，統一由中國人民銀行每10日公布一次。

三、本公債總額為2億分，于1950年內分期發(fā)行。第一期在1950年1月至3月間定期發(fā)行。繼續(xù)發(fā)行時間，由政務院決定之。

四、本公債分5年償還，第一年抽還總額10％，以后每年遞增5％。每期自發(fā)行截止時起，每滿一年抽簽還本一次。

五、本公債定為年息5厘，亦照實物計算。每期于發(fā)行截止時起，每滿一年付息一次。

……

1949年12月16日，《決定》通過后，陳云又就公債和鈔票發(fā)行計劃問題向中央作了報告，對公債發(fā)行中的一些問題再次向中央做了說明。

報告指出大部分工商業(yè)者有兩怕：一怕部分資金擱死于公債，二怕銀根緊，物價大跌。

由于陳云事先作了周密測算，對可能出現的問題也作了認真的研究和布置。

12月24日，為方便國外僑胞認購勝利折實公債，中國人民銀行公布《中國人民銀行為國外華僑認購勝利折實公債服務辦法》，指定上海、天津、廣州、汕頭、廈門、福州等地的中國銀行代為認購手續(xù)，國外僑胞可以經由所在國的指定銀行將款轉匯上述各該地的中國銀行。

12月25日，中國人民銀行頒發(fā)《中國人民銀行代理財政部發(fā)行公債辦法》，對債券的登記調撥、劃轉、會計賬務、統計報表和報告制度、抽簽還本，用黃金、外幣、外匯搭繳債款的處理手續(xù)，向財政部洽領備付公債本息基金及工作結束后匯總編制報告等均作了規(guī)定。

這次發(fā)行公債總的來說是比較順利的。

第一期公債如期得以超額完成，達到了原定兩期發(fā)行總額的70??％。

這次發(fā)行公債對于彌補財政赤字、抑制通貨膨脹發(fā)揮了巨大的作用。

對私人金融業(yè)公私合營

1950年8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金融業(yè)聯席會議，會議明確了國家銀行與私營行莊業(yè)務范圍和分工，規(guī)定了對行莊的原則要求具體意見。

8月24日，《人民日報》就這次會議的召開發(fā)表了題為“銀錢業(yè)的新方向”的社論。

還在1949年下半年那兩場投機風潮中，南漢宸便清楚地看到私營金融業(yè)的兩面性：

一方面，它與資本主義工商業(yè)不同，有著嚴重的投機性，長期以來就憑借其調動資金便利的條件，從事黃金、白銀、外幣的投機買賣，在物價不穩(wěn)定的時候更是推波助瀾，領先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引導社會游資轉向不正當的經營。

另一方面，它與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有著歷史上的各種聯系，如果他們是經營正當的信貸業(yè)務，對于資助私人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調劑社會資金的余缺，還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所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討論和制定《共同綱領》的時候，南漢宸就幾次地提出：

私營金融業(yè)應當受到國家銀行的監(jiān)督和管理，他們所經營的業(yè)務要受國家銀行的指導。而凡是破壞國家金融政策法令、從事投機或以資金支持投機者，要受到嚴厲的制裁。

在糧食、紗布投機風潮平息之后，私人工商業(yè)幾乎都陷于資金困頓、周轉不靈的地步，其中私營金融業(yè)最為突出，都處在破產和半破產的邊緣。

這時，一些私營金融業(yè)中的開明人士就已經感到金融業(yè)不同于一般的工商業(yè)，它的活動離開國家銀行的指導和扶持是無法獨立行動的，于是便產生了公私合營的要求。

資耀華將上海、天津銀錢業(yè)的這種要求，向天津市長黃敬提了出來，黃敬認為似乎早了一些。資耀華又向黃敬提出，是否可以先讓幾家行莊試試點，如果搞成功了然后再逐漸推開。

黃敬認為這樣也好，他于是就寫信給中財委介紹資耀華去找副主任委員薄一波商量。

薄一波看完信后便轉給了私營企業(yè)局局長千家駒來處理。千家駒很贊成，就寫信介紹資耀華去找南漢宸。

南漢宸很支持資耀華的意見，讓他轉告給上海銀行董事會，讓他們做出正式決議，然后向中國人民銀行呈文申請。

1950年3月，南漢宸針對這種情況，他向全國各地銀行及時地發(fā)出指示：

要注意實行調整工商業(yè)的政策，適當地發(fā)行一些貨幣，放松銀根，對于私人工商業(yè)、私人金融業(yè)給予貸款支持。

資耀華將南漢宸的意見轉告給上海銀行董事會，董事會經過研究協商便于1950年5月26日和29日兩次提出申請公私合營的呈文。

南漢宸接到呈文后立即報送給中財委和周恩來。

周恩來于6月9日就予以批示：

同意申請。

6月10日，南漢宸寫信給上海銀行董事會同意他們公私合營。

由于銀行及時地執(zhí)行了調整政策，使瀕臨絕境的私營金融業(yè)恢復了正當的生產經營活動，市場又開始走向繁榮活躍的正常局面。

陳毅在上海工商界人士座談會上，曾形容當時的市場形勢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趙樸初聽到陳毅的比喻之后，即興賦詩一首，將軍妙語絕人寰，江南四月不等閑。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1951年6月，我國著名金融巨子、北四行之一的金城銀行總經理周作民接受了周恩來和南漢宸的邀請回國。當時，他是第一個從海外歸來的金融家，回國后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南漢宸多次宴請周為民，對他的愛國行動給予高度的評價。

毛澤東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握著周為民的手說：“你是北四行的人嘍！”

后來，周為民不僅以金城銀行帶頭響應私營金融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頭一批參加了公私合營，而且將自己多年收藏的珍貴文物都捐獻給了國家。

在南漢宸為首的中國人民銀行積極努力團結、幫助、爭取和推動下，私營銀錢業(yè)在全國私人工商業(yè)公私合營之前，提前3年在1952年下半年就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