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俄羅斯知識分子群體的緣起和演變

20世紀60年代末，哲學家?？拢∕ichel Foucault）在《權力與真理》（Truth and Power，1980）中感嘆“知識分子”已經歷史性地銷聲匿跡了，只剩下在各個專業(yè)忙忙碌碌的“專家們”；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古爾納德（A.W.Gouldner）卻在《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1979）中歡欣鼓舞地認為，“新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擁有資本和技術的新階層正在形成。顯然，這種說法并沒有得到全部學者的贊同，拉塞爾·雅各比（Russell Jacoby）拋出了“最后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這一極其火爆的論斷。當代著名哲學家弗蘭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同樣感嘆知識分子陷入了迷茫，迷失了自我，發(fā)出了“知識分子都到哪兒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的詰問。在西方學界看來，信息爆炸、知識普及乃至“貶值”迫使知識分子不得不做出妥協、讓步，以此適應新的文化生態(tài)。

無獨有偶，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俄羅斯社會陷入了重重危機之中。關于知識分子的討論在學界興起，文化社會學家古德科夫（Л.Гудков）預言“知識分子將退出歷史舞臺”^[1]，社會學家波克洛夫斯基（Н.Покровский）則聲稱：“因為歷史偶然，我們見證了知識分子群體的消亡隕落，從歷史的舞臺銷聲匿跡”^[2]。誠然，這些預言未能成為事實，關于知識分子及其作用的討論其后也逐漸走向理性和客觀，大多數俄羅斯學者認為俄羅斯知識分子有其特殊的歷史貢獻，作為具有優(yōu)良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群體依然存在，他們依然守望著自己的精神訴求。我們不禁要追問，何為知識分子？

第一節(jié) 俄羅斯知識分子溯源

何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從來就是一個似是而非，既為人所熟知，又模糊不清的復雜概念。目前，學界關于知識分子的定義眾說紛紜，一般認為，“知識分子”這一術語有三個主要源頭：法語、英語和俄語。

法語中的“intellectuel”被認為是知識分子概念的源頭之一。法國社會活動家喬治·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在其發(fā)表于1898年1月23日針對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的評論文章中首次明確提出“intellectuel”這一概念，此后該概念逐漸開始流行?！暗吕赘Ｋ故录北砻髟诋敃r的法國存在以愛彌兒·左拉（Emile Zola）、克里蒙梭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們強烈關注社會熱點問題，具有較高的文化和道德修養(yǎng)，代表了整個社會的“良心”。因此，在該文化語境下，“intellectuel”一詞被頻繁使用，間接獲得了“批判、自由”等語義。然而，在法國，“知識分子”這一術語特別指涉“那些受過教育但又與傳統(tǒng)和秩序相悖的人，他們有很強的政治抱負，試圖要么直接成為國家領導者，要么間接地影響政策制定”^[3]。法國作為近現代革命的搖籃，其知識分子概念也呈現出別樣的社會政治屬性，凸顯出知識分子的社會性意義。

英語中的“知識分子”，有intellect、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三種表述形式，它們都含有“智力高的人”“智者”“知識分子”這樣的語義。Intellect的基本語義為“智力（尤其指高等的），思維邏輯能力”，也含有“智力高的人，才智超群的人”之意，側重并強調人的智力和天賦。Intellect由古法語intellecte變化而來，詞源為拉丁語intellectus。^[4]Intellect衍生出intellectual，意指“知識分子”，該詞是英語中“知識分子”概念的一般指稱，是最常用的表述。Intelligentsia源于俄語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般翻譯為“知識分子、知識界或知識階層”。

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都指“知識分子”，但它們之間有著較為明顯的區(qū)別。在英語語言圖景中，intellectual是一個帶有獨特感情色彩的詞，除了“知識分子”這一中性語義外，它還表示“屬于知識分子精英或上層知識界的人，致力于空洞的理論研究或思考，并經常不恰當地在解決實際問題”^[5]。1934年版的《韋氏詞典全本》中，intellectual意指：“通信息，有知識的人的群體；受過教育，有專門技能的團體、階級或黨派——這些人的言行通常是幼稚可笑的?！?sup>[6]換言之，intellectual（知識分子）是一個令人厭惡的、丑陋的詞（an ugly word），甚至含有極其勢利的意思。Intellectual也被認為是“什么也不懂的人，只懂得2美元的詞”。顯然，intellectual在西方是一個帶有貶義感情色彩的詞。以至于畢業(yè)于牛津大學，從事編輯與創(chuàng)作的著名學者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寫出intellectual（知識分子）一書，對數位學界名流進行嘲諷和批判，將他們的所謂劣跡都歸入知識分子的作為之中。在當代，intellectual的消極感情色彩依然被保留了下來。Intellectual是指：“知識分子，腦力勞動者，炫耀知識而不能解決實際問題的人，空談家。”^[7]Intelligentsia是一個集合性概念，強調“知識分子”的群體精神，由于這是一個俄羅斯特有的概念，它一般特指俄羅斯知識分子。

在俄語中，知識分子這個術語也有三種表述：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иг енция、интеллектуал。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與英語的intellectual構成對位關系，它們都意為“知識分子”，側重主體的職業(yè)特性和教育背景。其中，интеллигент為一般用語，不帶感情色彩，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完全承襲了intellectual的消極感情色彩，指“智力高度發(fā)達的人”，往往含有譏諷意蘊。學界一般認為，根據詞的內部形式判斷，俄語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來自拉丁語intellegentia，即“高超的理解力”和“自覺性”。拉丁語中的intellegentia來自希臘語中的νοησι?（也即noesis或ноэсис，意為高度的理解力、自我認知），它又包含兩個下位的概念διανοια（dianoia，思考者、冥想者）和επισημη（episteme，科學知識）。^[8]古羅馬作家、社會活動家西賽羅（Cicero，或Цицеро）在翻譯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時，將該詞引入拉丁語。古羅馬宗教哲學家波伊提烏（M.Boetius，或М.Боэций）對intellegentia做出了較為精確的闡釋，他將intellegentia視為“人類最高層次的認知能力，是超越其他想象、理智等的高超理解力”。經過中世紀的發(fā)展和文藝復興，intellegentia在保留基本語義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語義，獲得了新的內涵。在德國古典哲學中，intellegentia成為一個核心概念。在謝林（F.W.Schelling，或Ф.В.Шеллинг）看來，intellegentia既指主體的創(chuàng)造能力，又指主體被認知能力。黑格爾（G.W.Hegel，或Г.Ф.Гегель）則認為它是表示能達到自我認識的“理論精神”狀態(tài)。18世紀初，intellegentia作為一個重要的哲學概念由哲學家特列季雅科夫（И.А.Третьяков）正式引入俄國，此時它意為“理性、明智”。到了19世紀初，德國古典哲學對于俄國思想界的影響可謂獨樹一幟，西歐派和斯拉夫派都從中汲取所需的養(yǎng)料，用以支撐自己的觀點。普希金恩師賈里奇（А.А.Галич）在著作《哲學詞典匯編》（Лексикон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редметов，1845）中將謝林哲學思想中intellegentia-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詞譯為“理性、高級意識”^[9]。由此，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伴隨德國哲學思想進入俄國，在俄國獨特的文化語境中，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詞的含義也逐步發(fā)生嬗變，成為一個擁有飽滿、豐富意蘊的概念。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逐漸從指“抽象的理智、理性、理解力”嬗變?yōu)橹浮皳碛羞@種理性、理解力和其他品質的特定的人集合”。在俄羅斯，對于在“智人的集合”這一語義層面上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第一人，學界存在多種說法。其一，俄羅斯學界曾經普遍認為，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是由小說家、評論家博博雷金（П.Д.Боборыкин）在1866年引入俄國日常生活中，逐漸成為一個積極詞語。博博雷金本人也在《俄國知識分子》（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1904）一文中聲稱自己是俄國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第一人。他認為：“知識分子是最有知識、有教養(yǎng)、先進的社會階層?！?sup>[10]其二，有學者認為，“知識分子”一詞最早由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于1846年首次使用，而其直接來源是波蘭語中的intelligencja（指受過良好教育的社會精英）。其三，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施密特（С.О.Шмидт）認為，在集合意義上運用知識分子概念的第一人是浪漫主義詩人茹科夫斯基（В.А.Жуковский），他曾在日記中寫道：“優(yōu)秀的彼得堡貴族代表了全俄羅斯歐式的知識分子。”^[11]綜合上述說法，我們認為，從時間上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性集合概念誕生于茹科夫斯基之手是較為可信的說法。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與“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之間的一個明顯區(qū)別是，前者強調群體性，后兩者是可數名詞，不突出群體性特征。鑒于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側重于人的智力因素，且為了便于區(qū)分，我們將其暫且譯為“知識人、腦力勞動者”。本文指涉的“現代知識分子”是指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強調對作為特殊群體的知識分子進行深入剖析。然而，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隨著時代文化語境的驟變，“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與“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之間的界限存在變得模糊的傾向。或者說，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這個群體內部發(fā)生了較為顯著的分化，其群體特性呈現出更為多元化的趨向。

第二節(jié) 俄羅斯知識分子文化意蘊和群體特征

不同文化視域下的知識分子概念存在差異，我們無意對知識分子的種種定義作出一一陳述。知識分子是一個開放的文化觀念，伴隨歷史文化語境的不斷嬗變，它呈現出了極其豐富的文化意蘊，可謂歷久彌新。Концепт（文化觀念、文化概念、心智概念）是一個頗為流行的文化學（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術語，它源于數理邏輯學，在哲學和邏輯學中盛行后，被引用到文化學中，成了文化學的核心術語。Концепт“是人心智世界中最基本的文化儲存單元”（основная ячейка культуры），“是人認知思維和意識中的文化凝結體”（сгусток культуры），“文化正是以這種凝結體的形式進入人的心智世界，人（一般人、普通人，并非文化珍品的創(chuàng)造者）則反過來借助一系列文化觀念得以進入文化之中，從而在某些情況下對文化產生影響作用”^[12]。在俄羅斯文化中，存在一系列文化觀念：彌賽亞意識（мессианизм）、聚義性（соборность）、大一統(tǒng)（всеединство）、自由（свобода）等，它們是叩開俄羅斯文化的鑰匙。知識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無疑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其與上述術語一樣蘊含豐富的文化意蘊，但也存在顯著的差異：知識分子并非完全抽象的概念，現實中存在與其對應的特殊群體，是一個較為特殊的文化觀念。鑒于此，我們從歷史和文藝兩個維度對俄羅斯文化視域下的知識分子獨特的發(fā)展脈絡、嬗變路徑及其蘊含的文化內涵、群體特性進行簡略梳理。

在俄羅斯文化視域下，知識分子是一個集合性概念，強調的是擁有許多共性的個體所構成的獨特社會群體。費多托夫（Г.П.Федотов）和利哈喬夫（Д.Лихачев）都認為，俄羅斯知識分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羅斯受洗時代。早在羅斯受洗時期，得益于基督教的傳入及與拜占庭的文化交流，社會上已經出現一批傳教士、僧侶和修士。當時的圣徒傳和“編年史大都是由神職人員、主教、普通僧侶和教士編撰的”^[13]，而這些書的出現無疑使原本相對落后的古羅斯社會得到了快速發(fā)展。當時的僧侶、修士和大公們已經初步擁有知識，也是當時社會的典范。他們是溝通羅斯與希臘拜占庭的橋梁，是文化的傳播者與載體。因此，他們可謂現代意義上的真正知識分子的雛形，也正是當代著名學者梅捷托夫（В.С.Мететов）提出的“前知識分子”（пред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14]。所謂“前知識分子”是指：處于萌芽狀態(tài)的、具有一定文化修養(yǎng)的知識人。從歷史時期角度加以限定的話，應該是18世紀以前的知識分子。

茹科夫斯基于1836年首次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他將上流社會一小部分接受過歐化教育，具有良好修養(yǎng)的貴族精英視為當時的俄國“知識分子”。此時，“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在保留“擁有豐富知識的人”這一基本語義的基礎上，增加了道德的聯想意義。接受歐化教育的貴族一般被認為是有良好教養(yǎng)、有較高的道德水準的精英分子。以普希金、萊蒙托夫以及十二月黨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群體已然誕生了。或者說，知識分子開始作為一個顯性的文化現象登上歷史舞臺。在文學中，作為“時代英雄”的“多余人”登場了，他們具有突出的教育背景和良好的文化修養(yǎng)，懷有救世濟國的理想與抱負，雖沒有付諸實踐的能力，卻無疑屬于知識分子。綜觀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創(chuàng)作，不難感受到作品中“多余人-知識分子”因理想與現實之間難以填補的溝壑而萌發(fā)的“俄羅斯憂郁癥”，以及作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為國為民殫精竭慮的愛國情操。此后，十二月黨人更是以自身的行動來踐行這種獨特的愛國精神。這種愛國激情和憂思情懷攜帶了濃厚的彌賽亞情緒。歷經近千年的發(fā)展，隨東正教進入俄國的彌賽亞思想已然成為一種民族記憶。俄羅斯文化學者扎比亞科（Забиянко В.С.）認為，“彌賽亞意識是俄羅斯人精神氣質中起著決定性作用的特征”^[15]。事實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普拉東諾夫等作家筆下的知識分子無不傳承了彌賽亞思想。因此，可以說，彌賽亞思想是俄羅斯傳統(tǒng)知識分子群體獨特的文化標記。

著名作家、評論家、科學院院士博博雷金在1866年使用“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這一用語，他認為：“知識分子是最有知識、有教養(yǎng)、先進的社會階層?！?sup>[16]換言之，這個概念在茹科夫斯基對知識分子定義的基礎上，強調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合概念的社會學含義，他承認知識分子并非抽象的“理性”“知識”，而是一部分具有社會職責的精英，是一個全新的社會階層。因此，斯捷潘諾夫（Ю.С.Степанов）認為：“19世紀60年代起，知識分子正式成為俄羅斯社會中承擔民族自我意識的表現者和民族使命的背負者?！?sup>[17]俄羅斯知識分子群體在19世紀30～40年代登上歷史舞臺，^[18]真正發(fā)育成熟，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并演變?yōu)槎砹_斯文化中獨特的文化觀念則是在19世紀60年代初。知識分子傳統(tǒng)在俄羅斯文化中扎根并得以積極傳承下去。

別爾嘉耶夫進一步拓展了知識分子的內涵，從歷史視角對其進行界定，“知識分子在我們這里是一個由不同社會階級構成的意識形態(tài)、而不是職業(yè)的和經濟的集團，起初這個集團主要由貴族階層中比較有文化的一部分人構成，后來由神甫和助祭兒子、小官吏和小市民構成。農奴解放后——由農民構成。這就是平民知識分子階層，它完全是由思想，同時是具有社會性質的一些思想聯合起來的?！?sup>[19]別氏凸顯的是知識分子的精神訴求，他將之作為界定知識分子的核心要素，而將職業(yè)、知識、文化修養(yǎng)等置于次要地位。他認為，別林斯基是俄羅斯知識分子之父。以別林斯基為代表的平民知識分子所體現出的最大特點是對自由的無限渴望，對真理的執(zhí)著探求和對專制的勇敢、堅決反抗。正是這種強烈的自由渴望、迫切的精神探索和無畏的斗爭精神成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獨特的精神訴求。也就是說，知識分子與政權總是處于對立的立場，他們以一種大無畏的斗爭精神對政權提出批判。換言之，獨立的批判精神使知識分子擁有戳穿官方所宣傳、營造的烏托邦迷夢的內在沖動，反極權的烏托邦式統(tǒng)治是他們始終堅守的戰(zhàn)斗陣地。然而，他們也懷揣著用另一種“完美的”制度取代現行制度的幻想，在反烏托邦的同時又在編織另一個如“水晶宮”一般的烏托邦。烏托邦與反烏托邦在他們身上體現為一種二律背反和兩相角力中的動態(tài)平衡。

平民知識分子的另一個特點是決絕地否定傳統(tǒng)，這使他們成了虛無主義者?！陡概c子》中的巴扎羅夫是平民知識分子的文學肖像。他是一名出色的外科醫(yī)生，這一職業(yè)本身有著顯性的寓意：平民知識分子們將手握鋒利的手術刀，切除社會的弊端和陳規(guī)陋習。因此，他們設想的革命是“高超的外科手術，一下子就巧妙地割掉發(fā)臭多年的潰瘍，直截了當地對習慣于讓人們頂禮膜拜的幾百年來的非正義做了判決”^[20]。然而，這種手術并非如他們所預想的那般精準，而有時呈現出“將臟水和孩子一起潑了出去”的效果。在否定陋習的同時，也否認有益的文化傳統(tǒng)，因為對他們來說，“現在最有益的事情是否定……否定一切”^[21]。知識分子思想的矛盾之處在于，即使平民知識分子的這種虛無主義也是一種帶有“積極”意義的虛無主義，其本質是否定固有的陳規(guī)，從而開辟全新的發(fā)展道路。虛無地否定只是一種手段或策略，探索和提出新的發(fā)展方案才是其目的。

從十二月黨人到民粹派運動，俄國知識分子的獨立批判和精神斗爭性盡顯無遺。俄羅斯宗教哲學家弗蘭克認為，民粹派知識分子將革命斗爭視為實現道德——社會理想的基本的和內在的必然方式。革命斗爭信念是他們的信仰的重要內容。顯然，這種革命斗爭性并非民粹派知識分子所獨有，它是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共同特征之一。十二月黨人革命走向失敗，民粹派運動同樣沒有取得成功。在思想上，他們視人民為自己的后盾和基礎，以為人民謀取最大利益為己任；在行動中，他們始終不能真正了解人民，不信任人民乃至對其持有偏見。俄羅斯知識分子被認為是社會的“良心”，他們的力量“表現在心靈和良心上，他們的心靈和良心總是在正確的道路上，而理性上卻總是找不到方向”^[22]。思想愿景與理性實踐之間總是存在難以克服的“豁口”和“落差”。導致這種“落差”的最主要原因是知識分子群體在社會地位、經濟基礎、生活環(huán)境等方面與社會底層民眾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知識分子從來沒有完全了解底層民眾，而民眾對其所作所為也未能真正理解。這從一定意義上體現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無根性”和“漂泊性”。從貴族知識分子到平民知識分子，再到民粹派以及其后不同時期的知識分子，思想上與底層人民存在巨大隔閡是他們的共性。在俄羅斯社會中，知識分子常常處于一種“無根的浮萍”狀態(tài)。

19～20世紀之交，知識分子的活動迎來了第一次爆發(fā)，布爾加科夫、格爾申宗、弗蘭克、別爾嘉耶夫等哲學家在痛苦與惶恐不安中寫出了著名的《路標》?！堵窐恕凡粌H是知識分子對未來道路的探索和方向盤，也是知識分子深刻的反省、誠實的自我評價和反思，盡顯其獨特的批判精神。當代俄羅斯哲學家霍魯日（С.С.Хоружий）認為，《路標》顯示了知識分子“對自我的極端、無情、徹底的批判姿態(tài)，這種姿態(tài)的純潔性是永不褪色的”^[23]。因此，《路標》是一份時代危機的診斷書，是俄羅斯文化中獨特的里程碑，也是白銀時代文化的紀念碑。在文藝領域，不管是現實主義，還是現代主義，高爾基、安德列耶夫、勃洛克、梅列日科夫斯基、庫普林等作家都在嘗試找尋人擺脫危機與困惑的方法，探求國家未來之路。

濃厚的宗教性是俄羅斯文化的顯性特征。在俄羅斯，擁有深刻復雜思想體系的哲學家、文化學家，及享譽世界的著名作家，往往又是確定無疑的神學家與宗教哲學家。正是他們促進了俄羅斯所特有的宗教哲學思想的發(fā)展。宗教性是俄羅斯的民族特性之一，也是知識分子必然的本質屬性。著名思想家、神學家赫克寫道：“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索洛維約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別爾嘉耶夫、羅扎諾夫、勃洛克等人，他們都篤信宗教。他們的文學作品講述關于他們的精神斗爭、他們幾乎不顧一切去尋找上帝，以及生活的目的和意義的故事。他們被稱為‘上帝的搏斗者和追求上帝的人’。幾乎他們所有人都‘通過基督聽命于上帝’，他們把基督稱頌為世界唯一的希望……”^[24]這些文化名人正是各個時代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他們對于宗教的信仰盡顯了這一群體固有的宗教性。事實上，“東正教精神影響著俄羅斯文學的形成和發(fā)展，對文學主題、樣態(tài)以及作家的思維方式和精神探索起著重要作用”^[25]。俄羅斯作家偏愛借助文學文本探究重大的宗教哲學命題，大多經典作品中的人物本身也是典型的“時代知識分子”。

十月革命爆發(fā)后，馬克思主義成為精神生活的絕對主題，知識分子顯然不可能公開信教。赫克認為，革命前后的“俄國知識分子宗教史是一個悲劇”，“教會不能接受知識分子，不能和他們團結，因為這意味著背叛它永恒的傳統(tǒng)，意味著崇敬世間的王侯?！?sup>[26]即使如此，革命前后的知識分子依然無法徹底斷絕宗教性，“尋神”熱潮時有興起，更有大批知識分子為了信仰甘愿背井離鄉(xiāng)、流落天涯?！岸砹_斯民族，就其類型和精神結構而言是一個信仰宗教的民族。即使不信教的人也仍然有著宗教的憂慮。”^[27]宗教信仰之于俄羅斯知識分子來說是宿命，也是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簡而言之，在傳統(tǒng)文化視域下，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固有為國家探求發(fā)展道路，為人民謀求福祉的強烈彌賽亞意識；固有批判政權、針砭時弊的獨立批判和斗爭精神；蘊含濃厚的宗教思想。文化生態(tài)驟然變化，知識分子群體演變?yōu)榫哂袝r代印記的“現代知識分子”，而其群體特性也體現為對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繼承和異變。

第三節(jié) 俄羅斯“現代知識分子”

一 關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論說

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文化范式發(fā)生顛覆性革新?；蛘哒f，俄羅斯文化不得不面臨艱難而又無奈的轉型。此時，恰逢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兩種重大的“時代震蕩”高度重合，這又使新俄羅斯文化生態(tài)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圖景。事實上，“世紀之交”本來就是俄羅斯社會的獨特文化現象，公元988年東正教進入俄國，并成為國教，開啟了一種新的文化模式；17～18世紀之交，俄羅斯正處于“彼得大帝改革時期”，社會現代化起步并穩(wěn)健發(fā)展；19～20世紀之交，文化發(fā)展空前繁榮，迎來了“白銀時代”。在20～21世紀之交和國家政治、經濟劇變的新文化生態(tài)中，俄羅斯知識分子發(fā)生了顯著的變化。在一系列具有代表性意義的當代文本中出現了俄羅斯“現代知識分子”的群體形象，構筑起獨特的思想譜系。

國內外學界一般將彼得大帝改革視為俄羅斯社會現代性轉向的起點，俄羅斯由此走上了現代之路。在文藝領域，俄羅斯現代主義則發(fā)軔于19～20世紀之交的“白銀時代”，而在20～21世紀之交，俄羅斯文化呈現出一種不可逆轉的后現代性趨勢。那么，這就涉及一個問題，后現代是不是一個歷史分期概念？“所有的歷史分期概念（文藝復興時期、現代早期、浪漫主義時期等）無疑都沒有明確的界限，但‘后現代’也許更難界定、更特殊，令許多人對其感到懊惱?！?sup>[28]事實上，劃分時代不應該是同時代人的任務，而應該由其后幾代人和未來的歷史學家來完成，審視、反思和評價在客觀上都需要足夠的“時間距離”。因此，這個問題與文化史論相關，即后現代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如何？

學界歷來存在兩種關于文化發(fā)展的研究觀點：“文化斷裂論”和“文化延續(xù)論”。前者認為兩種相異文化的更迭是建立在文化內在發(fā)展邏輯和發(fā)展路徑的斷崖式裂變的基礎之上的?；蛘哒f，一種新的文化模式必然指向新的歷史時期；后者強調文化發(fā)展具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和傳承性，即使文化更迭，不同文化之間存在巨大的顯性差異，它們依然能夠串聯起一條內部發(fā)展脈絡。后現代文化已然波及當代社會的諸多領域，其與現代文化之間的關系是徹底顛覆，還是傳承發(fā)展？對此，著名英國學者史蒂夫·賈爾思（Steve Giles）等人總結了4種后現代與現代之間的關系的論述：

1.后現代主義傾向于流行性的審美思維，與極盛現代主義徹底分野了，完全摒絕極盛現代主義；

2.后現代主義可視為現代主義之終結；現代主義已然走到了盡頭；

3.后現代主義發(fā)軔、滋生于諸如達達主義、先鋒派等激進先鋒現代主義流派，然而其與現代主義也不盡相同；

4.后現代主義深化發(fā)展了現代主義的某些思想理念，它仍然在現代主義的框架內繼續(xù)發(fā)展。^[29]

據賈爾思總結，1和2可視為“文化斷裂論”，后兩者可認為是“文化延續(xù)論”。隨著對現代性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文化延續(xù)論”，即強調后現代與現代之間的傳承與延續(xù)的觀點得到更為充分和有力的論證。

英國社會學家、哲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認為，“后現代性可以理解為充分發(fā)展的現代性；理解為承認了在其自身歷史進程中所導致的后果的現代性，而這種始料未及的后果、副產品常常被認為是廢料一樣，毫無益處，其產生是偶然的、不經意間的，而非有意為之；可以理解為意識到自身特性的現代性——自為的現代性。后現代性是‘從錯誤意識中解放出來的現代性’，是對現代時期被確信為追求不幸后果的特性的制度化”^[30]。鮑曼明確了后現代與現代之間絕非一種斷裂，后現代是現代的一部分，或者說是現代的一個新階段。后現代是對現代性后果的反思，以期調整、撥正現代性的發(fā)展方向?！昂蟋F代性并不必然意味著現代性的終結，或現代性遭到拒絕的懷疑……后現代性就是正在來臨的時代的現代性……后現代性就是與其不可能性達成妥協的現代性”^[31]顯然，在哲學家看來，斷言現代性的終結似乎為時過早，也過于武斷，后現代對現代的“背叛”是一種內省式的清淤?，F在，也即當代和即將到來的未來的現代性就是后現代性，更確切地說，是“后現代的現代性”。

在界定“何為后現代主義”這一辯難時，后現代理論奠基人之一、法國哲學家利奧塔將后現代主義看作現代性的前置，從而確定并鑒別現代性演變?yōu)楹蟋F代性的資格和可能。在他看來，“要想成為現代作品，必須具有后現代性。后現代主義并不是現代主義的末期，而是現代主義的初始狀態(tài)，而這種狀態(tài)是川流不息的”^[32]?！昂蟋F代主義是現代主義初期”這一言說充滿了悖論意蘊。利奧塔“將后現代主義看作是極盛現代主義的一種，只是它是出于對極盛現代主義風格不滿而分裂出來的產物?！?sup>[33]利奧塔甚至明確提出，“后現代是屬于現代的一個組成部分”^[34]。更明確地說，“后現代總是蘊含在現代之中，因為現代性，現代的時間性本身就含有一種進入超越自身狀態(tài)的沖動?！F代性本來就不斷地孕育著它的后現代性”^[35]。

現代性涵蓋了后現代性，后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初期，這種言說有一個基本的預設前提，即現代性并非統(tǒng)一的整體，后現代性才可能作為現代性的一個分支蘊含其中。也就是說，至少存在兩種現代性。卡林奈斯庫（M.Calinescu）、魏爾默（A.Wellmer）等人提出啟蒙現代性和文化審美現代性。兩種現代性就意味著兩種現代主義。哲學家比格爾認為，存在兩種現代主義是毋庸置疑的事實。其一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現代主義，它以象征主義和唯美主義著稱。這種現代主義在歷史進程中逐漸被制度化，成為一種僵硬的范式，喪失了批判現代性的能力。其二是先鋒派，它并不承認所謂的藝術自律性，而傾向于將藝術與社會實踐相調和，從而源源不斷地書寫不同語境中新的現代性。換言之，后現代主義與先鋒派存在“血緣”關系。以俄羅斯文學為例，其后現代主義與現代主義之間的傳承關系已然被許多學者所認可。利波維茨基（М.Н.Липовецкий）等人認為，后現代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并非對立，前者是對后者的延續(xù)與繼承。^[36]他提出，“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是現代主義藝術與一些后現代主義元素的組合?！?sup>[37]俄羅斯學者列伊杰爾曼（Н.Л.Лейдерман）特別強調俄羅斯現代主義詩歌傳統(tǒng)對80年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巨大影響，并將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文學歸結為現代主義文學傳統(tǒng)的再現。俄羅斯學者葉羅菲耶夫（В.Ерофеев）認為，“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文學的哲學基礎是20世紀初‘白銀時代’哲學、存在主義哲學以及與蘇聯社會隔絕的20世紀新的哲學發(fā)現”^[38]。學者吳澤霖認為：“19世紀的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白銀時代文學和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共同構成的揚棄相沿的俄國文學傳統(tǒng)，是俄國后現代主義文學賴以形成的文學基礎。”^[39]

事實上，后現代（Postmodern）這一言說本身就是一個奇異的悖論。任何人企圖理解或解讀后現代，都必須“根據未來（以后）（Post）的現在（modo）的這一悖論，方可進入其隱奧空間”^[40]?；蛘哒f，后現代“自相矛盾地提出當代（現代）之后（后）是什么的問題。當代之后的事情會怎樣？就此而言，它們正是當代文學研究所面臨的重要悖論”。而“后現代的時間悖論也表明，嚴格說來后現代不能被看作是一個歷史分期概念；后現代對我們關于時間的思考提出質疑，對我們以過去思考現在、以現在思考未來、以‘非時間性’（no-time）觀點思考現在的思維方式提出質疑”^[41]。顯然，將后現代與原始時期、現代時期等量齊觀有待商榷，而當代毫無疑問依然屬于現代的時間范疇。綜合上述論說，本書將蘇聯解體后的新俄羅斯文學中的知識分子稱為俄羅斯“現代知識分子”。準確地說，從時間維度看應該是現代后期的知識分子，以區(qū)別于現代早期、現代中期的知識分子；另外，畢竟后現代是一種難以逆轉的社會文化現象，浸淫其間的知識分子必然帶有后現代因子，從而彰顯出一種“后現代的現代性”。

二 “后現代的現代性”：異變與傳承

知識分子傳統(tǒng)在俄羅斯文化中消失殆盡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符合現實和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新俄羅斯文學中“現代知識分子”突出特征是“后現代的現代性”（Postmoderne moderne）（沃爾夫岡·韋爾施語）。所謂“后現代的現代性”，“后現代的”是一個形容詞，作為修飾語來限定名詞“現代性”。也就是說，在社會文化后現代傾向不可逆轉地發(fā)展的語境下，“現代知識分子”身上棲居和彰顯的文化品格、精神面貌和思想維度與“現代早期”（啟蒙時期）、“現代中期”（極盛時期）知識分子存在差異。

科學技術是支撐社會現代化的關鍵，它不僅生產了豐裕的商品，也改變了社會的溝通交流模式，信息與資訊成了人活動的必要保障。然而，現代性存在明顯的后果：模塊化、流水線生產模式不只帶來了商品的充裕，也導致了環(huán)境污染，生態(tài)破壞，資源日益枯竭。同時，人也面臨核污染、核摧毀的終極威脅。人時刻處于被摧毀的憂慮之中，人之毀滅的可能性與精神腐蝕的速度都顯著提升。馬克思提出的資本對人的異化作用得到了進一步拓展，不僅人的精神被異化，人的身體同樣面臨“基因突變”的威脅。或者說，人這一種群和人這一文化觀念（концепт человека）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婭在《野貓精》中展示的正是一個全面異化的未來世界，塑造的是人類社會的一種可能的、另類的發(fā)展模型。

當代社會結構的核心原則是經濟化?！叭撕臀锉毁H黜為一種機能角色（經濟動物），只要新的生產力能滿足不斷增長的物欲，帶來當下利益，其他人文價值取向則被拋棄，快樂原則同化了現實原則，因而也就掏空了人文精神中的批判內容，人的主體（實現自我）也就變成虛假需求的犧牲品?！?sup>[42]商業(yè)文明所倡導的經濟化指向一種功利主義，它與俄羅斯傳統(tǒng)知識分子傳承的彌賽亞意識形成了原則性沖突，彌賽亞意識的核心原則是一種自我犧牲、一種奉獻。換言之，在新文化生態(tài)中，俄羅斯“現代知識分子”的彌賽亞意識注定被商業(yè)大潮所沖散、降解，直至化為烏有。同時，這種“快樂原則”也即“娛樂精神”成了時代的主宰。在以消費為主導的文化語境中，知識分子被目不暇接的媒體資訊所裹挾，在編碼一系列機器語言的同時，也成了被以電視、電腦為代表的機器所編碼的對象。人淪落為一個“娛樂至死”的種族，異變?yōu)榕辶形乃^的“饕餮”，降格為一種低賤、初級的特殊存在。

蘇聯解體與世紀之交兩大文化事件交匯，一種走向終結的世界末日情緒成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普遍心境。世紀之交是獨特的俄羅斯文化現象，它本來就與末世思想有著深刻的淵源。世紀之交是一個世紀的終結，俄羅斯人往往會產生一種啟示錄心境。20～21世紀之交卻真實上演了這種末世現象，許多俄羅斯人體驗到，一覺醒來，昔日的強大祖國（蘇聯）已不復存在，自己沒有移動一步，突然成了“僑民”，盧布幾乎瞬間貶為廢紙。所有這些體驗是被強制性“休克治療”的俄羅斯人，尤其是知識分子，萌發(fā)懷疑一切與否定一切的依據，這種懷疑與否定是知識分子末日情緒的“滋生土壤”。這種末世情緒具有湮滅世界的傾向，擊穿了任何事物存在的意義，指向一種對歷史、文化，乃至人之存在的虛無態(tài)度。雖然以巴扎羅夫為代表的平民知識分子也曾發(fā)出“否定一切”的吶喊，但平民知識分子在否定之后終究難以抵制“水晶宮”（現代性圖景）的誘惑，并非如其所宣稱得那般徹底否定，而是以極大的激情憧憬未來。

作為一種審視世界和周圍事物的認知思維，后現代主義的強勢介入使知識分子“感染”了消解亙古不變規(guī)律、傳統(tǒng)、原則的思想“病毒”。后現代這一言說本身展現了自身的不確定性、相對性和去中心傾向?！癙ost-”（后）這一前綴似乎表明，后現代性在竭力撇清與現代性的關系，凸顯出其作為一種新理論話語的姿態(tài)；然而，“post-”這一前綴也呈現出后現代性對現代性難以擺脫的依賴，或者說是一種“無奈的”的繼承和延續(xù)?！斑@種依賴和連續(xù)關系使得某些批評者認為后現代只是一種進一步強化了的現代性，是一種超現代性（hypermodernity）（Merquior 1986；During 1987），現代性的一副面孔（Calinescu 1987），或是現代性之內的后現代發(fā)展（Welsch 1988）?！?sup>[43]如果按照比格爾的論說，后現代主義是對業(yè)已喪失活力、成為僵化范式的現代主義“支流”的反叛與顛覆，也是對先鋒派的批判激情、叛逆沖動的極限發(fā)展。新俄羅斯文學中的現代知識分子身上棲居了這種不乏矛盾的“后現代的現代性”，他們以高漲的解構沖動摧毀國家烏托邦、宗教烏托邦的迷夢，將虛無主義思想推向極致，消解了存在的意義，將末世思緒升級為湮滅世界的洪流，以游戲、荒誕來對抗權威和經典，向任何統(tǒng)一的整體開戰(zhàn)，不妥協地發(fā)表各種歧異差見。

本章小結

本章第一節(jié)對知識分子這一文化觀念進行溯源和考辨，分別分析了法語、英語和俄語中“知識分子”一詞的起源和各種表述。法語中的“intellectuel”有較強的政治意蘊，與社會運動緊密聯系，彰顯出別樣的社會政治屬性，盡顯知識分子的社會性意義。英語中知識分子有intellect、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三種表述形式。Intellect側重并強調人的智力和天賦；intellectual是最常用的表述，但帶有明顯的消極感情色彩；intelligentsia是一個集合性概念，強調“知識分子”的群體精神，它一般特指俄羅斯知識分子。俄語中知識分子有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三種形式，前者強調群體性，后兩者是可數名詞，不突出群體性特征。本書指涉的“現代知識分子”采用的是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而其作為一個群體性集合概念誕生于茹科夫斯基之手。

本章第二節(jié)闡釋了俄羅斯知識分子的文化意蘊。俄羅斯知識分子固有一種彌賽亞思想、獨立批判和斗爭精神，且具有濃厚的宗教屬性。

本章第三節(jié)對“現代性”和“后現代性”進行比較論述，得出結論：后現代不能作為歷史分期概念，它是現代性的組成部分。俄羅斯“現代知識分子”的核心特征就是“后現代的現代性”：其傳承了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某些思想，在后現代文化語境中又做了些發(fā)展。具體體現為：他們在商業(yè)文明和消費思潮的裹挾下失去了扛起拯救民族大旗的信念和力量，彌賽亞思想成了幻影，他們以高漲的解構沖動摧毀了國家烏托邦、宗教烏托邦的迷夢，將虛無主義思想推向極致，消解了歷史、文化、存在的意義，將末世思緒上升為湮滅世界的洪流，以游戲、荒誕來對抗權威和經典，向任何統(tǒng)一的整體開戰(zhàn)，不妥協地發(fā)表各種歧異差見。

[1] Гудков Л.и Дубин Б.，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Заметки 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ллюзиях，Издательство：Изд-во Ивана Лимбаха，2009，с.3.

[2] Покровский Н.，Прощай，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10 апр.1997.1 п.л.

[3] 張曉東：《苦悶的園丁——“現代性”體驗與俄羅斯文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第3頁。

[4] William Morris ed.，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Houghton Mifflin，1982，p.3774.

[5] 王同憶：《英漢辭?！?，國防工業(yè)出版社，1987，第2707頁。

[6] 李小桃：《俄羅斯知識分子問題研究》，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第3頁。

[7] 陸谷孫主編《英漢大詞典》（第二版），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第986頁。

[8] Степанов Ю.С.，Константы：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сква：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689.也可詳見：H.G.Liddell，R.Scott and H.S.Jones，A Greek-English Lexicon，Oxford：Clarendon press，9-th ed.，1985，p.1178。

[9] Кондаков И.В.，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М.：ИКФ Омега-ЛЖ.2003，с.247-248.

[10] Боборыкин П.，Д.Подгнившие 《Вехи》，В защиту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М.，1909，c.128.

[11] Шмидт С.О.，Русское подвижничество，Сост.Т.Б.Князевская，М.：Наука，1996，с.217-218.

[12] Степанов Ю.С.，Константы：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сква：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43.

[13] 〔俄〕瓦·奧·克柳切夫斯基：《俄國史教程》，劉祖煕、李建等譯，商務印書館，2009，第68頁。

[14] Мететов В.С.，О проблеме дефиниций：от понят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к 《пред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Постановка вопроса）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провинция，отечество：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культуры，политики，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меж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научн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Иваново，24-25 сентября，1996，с.6.

[15] 轉引自張建華《俄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08，第24頁。

[16] Степанов Ю.С.，Константы：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сква：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696.

[17] Степанов Ю.С.，Константы：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осква：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проект，2004，с.696.

[18] 俄羅斯當代文化學者孔達科夫、榭緬尼科娃、斯基潘諾夫，我國學者朱達秋、張建華、李小桃等都認為，俄羅斯知識分子形成于19世紀30～40年代。

[19] 任光宣：《俄羅斯文化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第348頁。

[20] 〔蘇〕鮑·列·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yī)生》，藍英年、張秉衡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第189頁。

[21] 〔俄〕伊·謝·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全集（3）》，磊然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第236頁。

[22] 張建華：《俄國知識分子思想史導論》，商務印書館，2008，第26頁。

[23] Хоружий С.С.，Век после“Вех” или две-три России спустя，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март-апрель，2009.

[24] 〔蘇〕赫克：《俄國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驊、楊繽譯，學林出版社，1999，第146頁。

[25] 劉錕：《東正教精神與俄羅斯文學》，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關于俄羅斯文學與東正教精神的論述可謂汗牛充棟，俄羅斯較為有代表性的是Дунаев М.М.，Православие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6-ти частях，М.：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2004；我國學者金亞娜、任光宣、張百春、陳樹林、劉錕等對此展開了深入論述。

[26] 〔蘇〕赫克：《俄國革命前后的宗教》，高驊、楊繽譯，學林出版社，1999，第139～141頁。

[27] 〔俄〕尼·亞·別爾嘉耶夫：《別爾嘉耶夫集》，汪建釗編選，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第245～246頁。

[28] 〔英〕安德魯·本尼特、尼古拉·羅伊爾：《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汪正龍、李永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第242頁。

[29] Steve Giles ed.，Theorizing Modernism，London：Routldge，1993，p.176.

[30] 〔美〕維克多·泰勒、溫奎斯特編《后現代主義百科全書》，章艷、李自修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第377頁。

[31] Zygmunt Bauman，Modernity and Ambivalence，Cambridge：Polity，1991，p.272.

[32] 〔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第207頁。

[33] 王岳川、尚水編《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第100頁。

[34] 〔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第207頁。

[35] Jean-Francois Lyotard，The Inhuma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25.

[36] Липовецкий М.，Русский постмодернизм：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Екатеринбург：Урал.гос.пед.ун-т，1997，c.314.

[37] Лейтерман Н.，Липовецкий М.，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Екатеринбург：УРСС，2001，c.225.

[38] Ерофеев В.，Поминки по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4 июля，1990 г.，c.4.

[39] 吳澤霖：《俄羅斯后現代主義文學與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外國文學評論》2003年第4期。

[40] 〔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第210頁。

[41] 〔英〕安德魯·本尼特、尼古拉·羅伊爾：《關鍵詞：文學、批評與理論導論》，汪正龍、李永新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第242頁。

[42] 〔法〕讓-弗朗索瓦·利奧塔：《后現代狀況：關于知識的報告》，島子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6，第222頁。

[43] 〔美〕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后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張志斌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第3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