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潘凱雄

在進入年復一年的這篇序文寫作時，按捺不住想先發(fā)兩點與本書所選內容沒什么直接關系的小感慨。

首先，這“年度最佳”的選擇活兒屈指算來本人已持續(xù)做了十余年，最近幾年，出版社雖要求篇幅適當壓縮、首印量也有所控制，但卻始終在堅持。作為同行，我要為出版方的這種執(zhí)著點個贊。我當然明白出版方在所謂出版數字化、閱讀碎片化沖擊下所面臨的種種壓力，但出版方的依然堅守在我看來絕不意味著他們的遲鈍或迂腐，相反，在某種情形下，特別是在種種不著調的恬噪聲浪中，堅守本身也是一種改革，更需要定力。

其次，本人自打接手選擇這活兒后的第二年起，平日里的閱讀就開始注意相關積累，加之一些作者朋友的聲援與支持，因此到了出版方要求交稿的時間自己還不至于很是匆忙。盡管如此，我始終還是對自已的選文被冠以“年度最佳”這樣的稱謂缺乏自信。這樣說的確不是因為謙虛，雖然我們平日里挑選出的稿件與最終入選稿件的比例大致為，雖然我們平日相關閱讀與最終入選之比遠比這個數還要大得多，但與每年正式面世的隨筆數量而言，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閱讀還是有限的，更何況文學閱讀從來就是見仁見智的一種充滿了個體性選擇的審美活動。因此，我也曾不止一次地想向出版方建議將“年度最佳”調整為“年度特色”這樣的字眼，而最終未能開口實在也是因為自己作為曾經的出版人完全能夠體會出版方使用這樣字眼的用心。不過，無論出版方使用什么樣的字眼，自己年復一年地在從事這種選擇時的確不敢妄以“最佳”為準繩，而只能是始終努力在追求“特色”二字：或話題的特色、或選材的特色、或敘述的特色……總之要在某個點上有那么點不一樣，有那么點說頭。

今年本書的選擇依然力求呈現出這樣一個“特”字。

一是事關文學與文化類話題的入選者比較多。王蒙、余秋雨、鐵凝、李零、賈平凹、葉兆言、劉震云、麥家、劉慶邦、黃國榮等諸位的大作莫不如是。坦率地說，往年在選文時本人多少是在刻意回避這點而更多地考慮社會受眾面更寬一些的，而今年則“反其道而行之”，不僅相關文學與文化類話題的隨筆佳作入選較多，進而還選配了若干有關讀書話題類的隨筆，諸如施京吾、董強諸位的大作，以此形成寫作與閱讀的相得益彰。

二是面向現實、針貶時弊、富于人文氣息作品的入選者同樣比較多。李國文、資中綺、葉廷芳、王彬彬、李鳴生、黃怒波、陳平原、 昌切等諸位的大作大抵屬于此類。他們筆下的文字無論是直面社會現實，還是由故鑒今，指向都十分清晰，那就是在我們經濟發(fā)展、物質豐富的當下，斷斷不可少了人文的氣脈和精神的脊梁。相比于這一點，過往年度中入選較高的談風月、吟小調的則大為減少。

至于今年何以要突出以上兩點特色？一是作家們的寫作為本人的這種選擇提供了豐厚的基礎資源，沒有這些作家作品存在，即便本人這方面的意愿再強烈也只能徒喚奈何，二是本人的確也有感于當下寫作與閱讀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值得引起重視。今年在集中決定入選篇什的時候，恰逢習近平總書記去年“在文藝座談會上重要講話”發(fā)表一周年之際。總書記在他的講話中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的文藝創(chuàng)作“沒高峰”，有些作品淪為“市場的奴隸”，因此，要“深入生活”，“為人民寫作”“為時代寫作”。我個人以為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講話甚為切中時弊，那種輕盈有余、厚重不足，娛樂至死的世風是該值得我們三思了。當然，我本人絕非一概反對那些輕盈靈動的文字小巧溫婉的敘事，而只是希望我們社會整體的寫作閱讀生態(tài)在結構上能夠有個合理的配置，這也就是自己在決定今年這個選本特色時的一個基本出發(fā)點。

最后的三層意思是每年完成這篇文字時必須要重復的：首先，一些作家對本書的成稿予以察力支持，對此我深表謝意，其二，恕本人孤陋寡聞，少數入選作品之作家一時還未聯系上，惟因不忍割愛，故未先征得其同意就冒昧將其大作入選，在深表歉意之時，也請他們在見到本書后及時與出版社聯系，第三，限于本人學識及閱讀量所限，遺珠之憾在所難免，敬請廣大讀者見諒。

是為序。

2015歲末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