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

1898年5月，湖北省武昌縣巡道嶺24號（今武漢市江夏區(qū)糧道街273號）的一棟坐西朝東的普通居民院落里，傳來了初生嬰兒響亮的啼哭聲，一名男嬰呱呱墜地。嬰兒的父親將其取名為項德隆。

項德隆即是項英的原名，又作德龍、飛龍。他曾以夏英為筆名發(fā)表文章，入黨后他將筆名與本名合為“項英”，自此直至犧牲，便一直以項英為名。項英還曾化名江俊、張成、江鈞、韓應(yīng)等名。

項英（1898—1941）

項英的祖籍在湖北武昌縣舒安鄉(xiāng)項家村。項家曾一度繁盛，人丁興旺，有“項八桌”之稱。但隨著時代變遷，項家家境逐漸敗落，大多數(shù)子孫淪為城市貧民。

項英的祖父擅長種植花卉、盆景，并以此為業(yè)。在當時的鄉(xiāng)村，大多數(shù)農(nóng)民溫飽尚且不得，有閑情逸致賞玩花卉、盆景的人自然很少。項家的生活也越發(fā)艱難。清末年間，項英的祖父不得已舉家遷往武昌城，在城內(nèi)涵三宮落戶。項家仍然以種植花卉盆景為業(yè)，在當?shù)赜小绊椉一▓@”之稱。項英祖父按時將時新花卉、盆景送往高官巨賈府中，倒也頗受歡迎，因而生活較在鄉(xiāng)村時有了不少改善。

項英的父親項天衛(wèi)讀過幾年私塾，是武昌縣城的一名職員，管理全縣的錢糧賬務(wù)。項天衛(wèi)為人忠厚老實，做事嚴謹。項英的母親夏氏善良能干，育有三子一女，項英排行第三，上有兩個兄長下有一個妹妹。

項英7歲時，進入武昌育才小學讀書。他熱愛讀書，聰穎好學，善于思考。項英自幼就十分懂事，看到父親工作太忙，便時常利用晚上和課外的休息時間，幫助父親謄抄錢糧簿冊，為父親分憂。項英謄寫認真，常寫常練，一手小楷毛筆字寫得非常漂亮。父親為此十分欣慰。不幸的是，在項英10歲那年，父親便身染重病離開人世。父親的離世使得家庭頓時陷入困境，生活的重擔全都落在母親夏氏的身上。夏氏十分堅韌、能干，一人承擔起家庭重任，靠給人紡織、洗衣、刺繡所得的微薄收入養(yǎng)育子女。雖然母親勉力苦撐，家里也時常有斷炊之虞，生活往往難以為繼。為了幫助家庭維持生活，幼小的項英經(jīng)常帶著妹妹項德芬一起去拾柴、撿破爛，以貼補家用。

項英自小耿直、剛毅，疾惡如仇。親戚中雖有人在武昌城里出人頭地，但他從來不去攀附。他的叔父項仰之，是當時武昌慈善會的會長，在武昌城是一位頗有權(quán)勢的“紳士”。一天，項英的一位親友看到他家境窘困，就勸他向叔父求援。項英很有骨氣，寧可挨餓也不愿意開口乞求。他對這位親友說，他的叔父是個惡棍，專門欺壓百姓，自己寧愿餓死，也不愿與這樣的人打交道，更別說去乞求他施舍。項仰之聽到這些話后，非常惱火，大罵項英是“不孝之子”。項英卻認為，對于那些騎在老百姓頭上作威作福的人，不但不能孝順，而且要堅決把他們打倒，這樣老百姓才能過上好日子。叔父對他也無可奈何。在項英幼小的心靈中，斗爭的意識已經(jīng)萌生。

1911年10月10日，湖北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社在同盟會的推動下，以湖北新軍為主力發(fā)動了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yīng)，進而掀起席卷全國的革命風暴，以摧枯拉朽之勢埋葬了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結(jié)束了長達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是年，項英13歲。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發(fā)生的第一次偉大的歷史性劇變，為中國先進分子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拓寬了視野，為中國的進步潮流開啟了閘門。武昌首義的硝煙，讓年少的項英看到了革命的力量，他開始意識到只有革命才能改變千千萬萬勞苦大眾的命運。然而這場革命并不徹底，它雖然剪去了人們腦后的辮子，卻并沒有改變廣大勞苦大眾受壓迫、受剝削、受奴役的地位。辛亥革命后的武漢依舊黑暗，民眾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項英及其家人的生活也并沒有因這場革命而獲得絲毫的改善。

項英先是在武昌育才小學讀書四年，爾后入武昌私立日新學校，15歲從該校畢業(yè)。因為父親早逝，家境貧寒，項英被迫放棄升學。生活的重擔把項英過早地拋向勞務(wù)市場，這對他來說是很殘酷的。他很聰明，在中學學得也不錯，還想繼續(xù)讀書，但生活的困頓已不允許他讀下去了。1913年，項英費了很大周折，才進入武昌模范大工廠紡織科，當了一名學徒工。

在當時，比起一般工人，學徒工受到的剝削和壓迫更為殘酷，工廠中的臟活、苦活、累活都由學徒工來做，不僅工時超長、薪資微薄，還經(jīng)常遭受無端的打罵、虐待。為了維持生活、支撐家庭，項英只得強忍著，把苦水、淚水咽到肚子里。三年后，項英學徒期滿，留在紡織廠，成了一名熟練的紡織工人。項英在后來回憶道：

我每天工作時間在十個鐘點以上，規(guī)定星期日休假，但有時還要加班，休假就沒有工資，所以一般工人誰也不爭取休假，工廠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太多了。

在紡織廠，他每天拼命超時工作，休息日也很少休息，但每月拿到手的工資卻仍只有八九元至十一二元，很難養(yǎng)活母親和妹妹。

盡管白天工廠的工作十分辛苦，項英每天晚上回到家之后，仍然不顧疲勞，堅持讀兩個小時的書。由此，項英養(yǎng)成了良好的自學習慣，學習的能力不斷提升，視野也不斷開闊。這使得他比當時的一般工人更快地了解并接受了新思想。這也是他能夠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個重要條件。

初露鋒芒

1917年11月7日（俄歷10月25日），俄國爆發(fā)十月革命。在列寧領(lǐng)導下，彼得堡的工人群眾發(fā)動武裝起義，推翻了資產(chǎn)階級的統(tǒng)治，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chǎn)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它喚醒了西方的無產(chǎn)階級，也喚醒了古老東方的被壓迫民族。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和中國的先進分子，中國的先進分子開始用無產(chǎn)階級世界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

十月革命爆發(fā)后，武漢的《漢口新聞報》《大漢報》相繼報道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消息，武漢的工人知道了俄國的“窮人黨”獲得了勝利。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武漢工人罷工斗爭明顯增加。1918年1月，接連發(fā)生武昌造幣廠工人反對扣發(fā)年終勞金和漢口各煤炭店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5月，和記蛋廠發(fā)生數(shù)百女工反對工頭欺壓女工的斗爭；8月，漢口理發(fā)業(yè)工人罷工；11月，武漢三鎮(zhèn)槽坊工人罷工。1919年1月，染坊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舉行罷工；2月，漢口諶家磯揚子機器廠工人罷工；3月至4月，又連續(xù)發(fā)生了漢口機器業(yè)工人、石匠、筆業(yè)工人等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1918年1月至1919年4月，武漢共計發(fā)生罷工斗爭13次，罷工規(guī)模也明顯擴大。

從1919年1月開始，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在法國巴黎召開和平會議。1919年4月29日至30日，英、法、美不顧中方代表的反對，決定將德國在中國山東攫取的特殊利益，全部轉(zhuǎn)讓給日本。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失敗的消息傳來，立即引起中國人民的憤慨，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首先奮起。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學等各大中專院校3000多名學生在天安門前集會，高呼“外爭國權(quán)，內(nèi)除國賊”、“廢除二十一條”和“還我青島”的斗爭口號，強烈要求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會后學生舉行了示威游行，痛打了駐日公使章宗祥，火燒了趙家樓。北洋政府急忙出動軍警鎮(zhèn)壓，逮捕示威的學生。這更加激起了北京學生及全國各界的憤慨，由此爆發(fā)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這場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很快就發(fā)展成為以工人階級為主力軍，包括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參加的全國范圍的反帝愛國革命運動。上海工人從6月5日起舉行罷工，滬寧鐵路和滬杭鐵路的工人、京漢鐵路長辛店的工人、京奉鐵路唐山的工人相繼罷工。武漢工人為了聲援五四運動，普遍參加“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愛國活動，武漢工人拒絕繼續(xù)為日本工廠做工，紛紛離廠舉行罷工。1919年6月3日，武漢六七萬工人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工。6月10日至12日，在廣大店員的推動下，漢口、武昌的商人罷市。直到軍閥政府釋放了被捕學生，撤去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三個賣國賊的職務(wù)，武漢罷市才宣告勝利。

五四運動期間，中國工人階級以巨大的聲勢參加了反帝愛國斗爭。雖然工人的罷工是自發(fā)的，但工人階級以自己獨特的組織性和斗爭的堅定性，在運動中發(fā)揮著主力軍的作用，開始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工人運動也逐步由經(jīng)濟斗爭上升為政治斗爭。這對中國先進分子認識工人階級的歷史作用和強大力量，接受馬克思主義，并到工人群眾中去開展宣傳活動，促進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jié)合，有著重要的影響。年輕的產(chǎn)業(yè)工人項英，在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運動中，為工人們的愛國熱情及其顯示的偉大力量所激蕩，他看到了工人階級團結(jié)起來的偉大力量。

董必武（1886—1975）

1919年，董必武、陳潭秋等初具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開始在武漢開設(shè)工人夜校，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這些對項英產(chǎn)生了很深的影響，使他認識到工人只有團結(jié)起來、組織起來，才能夠與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作斗爭，才能夠真正改變自己的命運。

從那時起，項英便自發(fā)地在自己所在的武昌模范大工廠中從事工人運動。起初，項英只與少數(shù)的工人交流，了解工人的心聲與需求。后來，活動的范圍擴展為幾十個工人。在與工人的交流中，項英號召大家團結(jié)起來，努力爭取自己的權(quán)益。

當時，武昌模范大工廠的工作條件十分惡劣，工人勞動強度大，工資微薄。一些工頭也為虎作倀，對工人百般刁難，工人們往往敢怒不敢言。工廠中到處彌漫著不滿的情緒，稍有風吹草動，便有可能卷起怒潮。項英意識到，可以利用有利的時機，動員全廠的工人罷工，提高工人的待遇。

1920年4月，項英抓住時機，成功地發(fā)動了一次罷工。當時，市場上棉布暢銷，紡織機器日夜開工以滿足需求。資本家加大了工人的勞動強度，卻沒有相應(yīng)提高待遇，一些工頭更是逼迫太甚。項英認為，此時發(fā)動罷工的時機已經(jīng)成熟。如果工人罷工、機器停產(chǎn)，會直接影響到資本家的利潤，停產(chǎn)的時間越長，資本家的損失也就越大。這時與資本家談判提高工人待遇，是個絕好的時機。在項英的動員下，工人們突然停止工作，模范大工廠轟鳴的機器一下子安靜下來。面對工人的罷工，資本家驚慌失措。他們?nèi)f萬沒有想到，平時逆來順受的工人，在這時候竟然聯(lián)合起來反抗。機器每停工一天，資本家的損失就會多一天。為了防止事態(tài)擴大，資本家被迫同意與工人談判，答應(yīng)了工人的要求，給工人賠禮道歉，同意給工人增加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并將工人痛恨的工頭開除出工廠。經(jīng)歷此次罷工，模范大工廠工人的待遇有所提高，勞動條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工頭再也不敢隨意地刁難、打罵工人。

這是武漢紡織工人的第一次罷工斗爭，顯示了工人團結(jié)起來的強大力量。罷工的勝利，使工人揚眉吐氣，感受到工人自身的巨大力量，也使工人們認識到，只有團結(jié)起來、組織起來，才能與資本家作斗爭，爭取自己的權(quán)益。項英領(lǐng)導的這次罷工，鼓舞了全廠的工人，喚醒了工人斗爭的熱情，他們紛紛加入工會。項英則順勢在模范大工廠組織起全廠性的工會。

這次罷工，是項英第一次親自組織的罷工。罷工的勝利，讓項英真真切切地了解到工人團結(jié)起來的力量，堅定了項英開展工人運動的信心。這場罷工斗爭，也為項英組織和領(lǐng)導工人運動積累了初步的經(jīng)驗。項英邁出了為勞苦大眾的權(quán)益而斗爭的第一步。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會議制定通過了《中國共產(chǎn)黨綱領(lǐng)》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第一個決議——《關(guān)于當前實際工作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吨袊伯a(chǎn)黨綱領(lǐng)》明確指出黨的根本任務(wù)是領(lǐng)導無產(chǎn)階級進行革命斗爭，推翻資產(chǎn)階級國家政權(quán)，消滅私有制，建立以公有制為基礎(chǔ)的勞動群眾當家做主的無產(chǎn)階級國家，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和階級差別，實現(xiàn)共產(chǎn)主義。

大會通過的《決議》，把發(fā)展工人運動作為黨成立后的中心任務(wù)，強調(diào)黨要加強對工人運動的領(lǐng)導，大力發(fā)展工會組織?！稕Q議》指出：

本黨的基本任務(wù)是成立產(chǎn)業(yè)工會。凡有一個以上工業(yè)部門的地方，均應(yīng)組織工會；在沒有大工業(yè)而只有一兩個工廠的地方，可以成立比較適合于當?shù)貤l件的工廠工會。中央檔案館編：

《決議》中還提出，要成立工會研究機構(gòu)，“研究產(chǎn)業(yè)工會組織的方法等問題”，應(yīng)研究“工廠工人的方法”?！爸劣诂F(xiàn)存的同業(yè)工會及技術(shù)工會，則要派黨員去加以改組”。為了組織和發(fā)展工會，決議還要求建立工人補習學校，以作為“組織工會的一個準備步驟”，使之成為“工人組織的中心”等。

001921年8月11日，根據(jù)一大《決議》的精神，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工人運動的公開合法機構(gòu)，也是全國工人運動的總機關(guān)和唯一領(lǐng)導者。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主要工作是：通過創(chuàng)辦各種形式的工人學校，創(chuàng)辦一批供工人閱讀的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列主義，啟發(fā)工人覺悟，目的在于組織工會，開展罷工斗爭。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一建立就出版了機關(guān)報《勞動周刊》來指導工人運動。《勞動周刊》發(fā)刊詞公開宣布：

我們的周刊不是營業(yè)的性質(zhì)，是專門本著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宗旨，為勞動者說話?！Ｍ袊と藗儭紒砭S護這個唯一的言論機關(guān)，擴大解放全人類的聲浪，促進解放全人類的事業(yè)實現(xiàn)。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成立后不久，又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濟南設(shè)立分部，作為領(lǐng)導各地工人運動的機關(guān)。當年10月，中共中央派剛參加完一大的包惠僧赴武漢主持黨務(wù)，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長江分部（不久改為武漢分部），以便在武漢地區(qū)開展工人運動。武漢分部建立后，即在武昌察院坡的時中書店建立《勞動周刊》發(fā)行部，宣傳勞動組合的主張。《勞動周刊》報道了工人階級極端低下的生活狀況，揭露資本家掠奪工人剩余價值的事實，還報道了上海、武漢、廣東等全國各地工人罷工斗爭的情況，在工人中的影響很大，被稱為教育訓練勞工的最好刊物。追求真理、酷愛學習的項英成為《勞動周刊》熱情的讀者。項英讀得很認真，為其中的革命道理所深深感動并為其中的革命熱情所鼓舞，對中國共產(chǎn)黨工人運動的主張有了一定的了解。

當時，武漢黨組織的發(fā)展僅限于學生、教職員中。武漢的黨團員約十余人，完全為學生、教職員，僅有一名工人出身的同志，且失業(yè)很久，與武漢各方面的工人沒有任何聯(lián)系。包惠僧抵達武漢后，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摸索，仍然沒有找到組織工人的有效方法。為此，他夜里輾轉(zhuǎn)反側(cè)，難以入睡。

包惠僧（1894—1979）

同年，中共中央決定在京漢鐵路工人中活動，先組織三個工人俱樂部，再籌備組織工會。京漢鐵路有長辛店、鄭州、江岸三個總段，工人居住集中，人數(shù)甚多，是當時組織工人運動最理想的地方。長辛店的組織活動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負責，鄭州和江岸的工作則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主持。中共武漢黨組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包惠僧、陳潭秋等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工作，終于在江岸發(fā)展了林祥謙、曾玉良、楊德甫等一批工人骨干。他們一致贊成組織起來的意見，但是由于他們每日要按時上工，沒有人負責聯(lián)絡(luò)和各處有關(guān)組織的工作，因此迫切需要一位適當?shù)娜藖磙k理文書和聯(lián)絡(luò)工作。包惠僧答應(yīng)給他們介紹一個人，卻沒有適當?shù)娜诉x。

就在包惠僧著急的時候，項英給他寫了一封信。項英從其小時的同學李書渠那里了解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和包惠僧的一些情況，于是便冒昧地給他寫信。信中，項英介紹了自己的情況，要求與他面談有關(guān)工人運動的問題。這讓包惠僧喜出望外，感到這位自稱是模范大工廠的紡織工人的“不平凡”，“表現(xiàn)出充沛的熱情與抱負”。于是他馬上回信，并約請項英到當時武漢黨組織機關(guān)所在地武昌黃土坡16號會談。

項英準時赴約?！澳翘?，他身穿一件皂色的棉袍，頭戴一頂黑棉布的瓜皮帽，腳上穿一雙油透了的釘鞋，手里拿一把雨傘，完全是鄉(xiāng)下人的打扮，看上去不過二十歲上下的年紀。”這是包惠僧到武漢后第一次接觸到的青年工人。

初見面時，項英還有點拘束，但很快他就與包惠僧熟悉起來。他從自己的家世、讀書到模范大工廠當學徒的情況說起。他說：

我自從讀了《勞動周刊》，知道中國工人也要組織起來，也有工人自己的團體，我愿意從這方面來努力，我希望您指導我如何造就自己，如何參加工作。

當講到工廠把頭壓迫工人、剝削工人、投機倒把、損人利己的事例時，項英氣憤得眼圈都紅了。包惠僧發(fā)現(xiàn)這個小伙子不平凡，看起來像個鄉(xiāng)下人，但有充沛的精力和遠大的抱負。他鼓勵了項英一番，把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任務(wù)進行了扼要的介紹，并請他為《勞動周刊》寫稿；又送給項英幾本書和小冊子，都是新青年雜志社出版的叢書，如《兩個工人的談話》《蘇俄的研究》《資本論淺說》《勞動音》之類。并約定下星期日下午1點再來會談。第一次的會談竟然達到兩個半小時。送項英出門后，包惠僧很高興，心想如果各處的工人都和這個小伙子一樣，工作就好做了。

包惠僧立即到徐家棚，向李書渠介紹了與項英談話的情況。李書渠又向包惠僧介紹了項英疾惡如仇、倔強的個性，這使得包惠僧對項英更加感興趣。

到了星期日，再與包惠僧見面時，項英顯得放松了很多。他說已經(jīng)把包惠僧上次給的書讀完了。包惠僧提出，能否介紹一下紗、布、絲、麻四局和第一紡紗廠工人的情形，項英很直率地說：

我一直被關(guān)在模范大工廠里，外面的情形知道的不多，不過因為自己是個工人，知道一些工人的心理和要求，《勞動周刊》號召“我們組織起來”，“增加工資，減少工作的時間”，“提高工人的政治地位”，這都是工人的迫切要求，如何實現(xiàn)這個要求呢？我愿意與你們共同努力，怎樣做法，我還提不出具體意見。

從第一次談話后，包惠僧就想把項英吸收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工作，派他去籌備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經(jīng)過李書渠的介紹和與項英的第二次談話后，包惠僧確信項英是一個有思想有抱負的青年工人，就把這一想法提出來，請他考慮。項英很興奮，毫不猶豫地答應(yīng)了。包惠僧希望他先回家同他母親商量一下。因為項英是經(jīng)過三年學徒的熟練工人，拋棄這個職業(yè)，不是一件小事。項英卻堅決表示自己對職業(yè)的選擇有完全的自由。他說：“選擇職業(yè)，我完全有自由，我也沒有把紡織工人作為終生事業(yè)來打算！”從此，項英毅然決然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江岸是京漢鐵路南段的一個大的鐵路地區(qū)，有車站、機務(wù)段、車輛廠、修理廠、材料廠等單位，和長辛店、鄭州一樣同為總段。江岸居住著3000多名工人，深受資本家剝削，有著很高的斗爭熱情。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決定在此建立工人俱樂部，作為武漢地區(qū)工人運動的一個重點來抓。

過了幾天，包惠僧邀請江岸鐵路各幫口的工人領(lǐng)袖楊德甫、林祥謙等座談，商量籌建江岸工人俱樂部，并把派項英來工作的事提出來，大家都表示歡迎。經(jīng)過討論商議，確定成立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

黨組織又把江岸鐵路工人中的幫口關(guān)系向項英交代清楚，要他在工作中注意聯(lián)系各幫口的領(lǐng)袖人物，調(diào)和幫口的沖突，再逐漸地消除幫與幫之間的矛盾。項英答應(yīng)說：

這樣的情況各工廠都有，我們在工作中注意這個問題，隨時隨地設(shè)法去解決這個問題，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了。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早期工人的組織形式受到歷史條件和社會環(huán)境以及階級力量的制約，主要是行幫。同一行業(yè)的工人，大多按地區(qū)分屬于不同的幫口。當時，京漢鐵路工人中形成了許多幫口，如福建幫、廣東幫、安徽幫、湖北幫、山東幫等。這些幫口之間的矛盾，嚴重影響著工人階級內(nèi)部的團結(jié)。在京漢鐵路的江岸各廠有福建幫、湖北幫、安徽幫，勢均力敵。但是在開始組織工人的時候，還不能不去考慮幫口關(guān)系，否則就很難組織起來。所以此時的工人運動既需要借助幫口已經(jīng)形成的組織力量，又需要協(xié)調(diào)幫口的關(guān)系。改造幫口，團結(jié)工人，這就成為擺在組織工人運動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wù)。項英作為一名產(chǎn)業(yè)工人，熟悉工人內(nèi)部的情況，對于幫口之間的關(guān)系有所了解，對這樣的任務(wù)充滿信心。

1921年12月，項英離開了武昌模范大工廠，前往江岸的工人俱樂部籌備處，開始籌備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的工作。從此以后，項英擺脫了模范大工廠資本家和工頭的剝削，開始了職業(yè)工人運動領(lǐng)導者的生涯。

找到了人生奮斗目標的項英積極地投入到籌備江岸工人俱樂部的工作中。幾天后，項英在包惠僧的帶領(lǐng)下到了江岸，參加江岸鐵路工人俱樂部的第二次籌備會。包惠僧在介紹項英同大家見面后，當場就決定聘請項英為工人俱樂部籌備委員會的文書。這是項英踏上革命道路后的第一個職務(wù)。項英馬上就承擔起會議的記錄工作。會上決定正式成立江岸鐵路工人俱樂部的籌備委員會，推選楊德甫、黃桂榮為籌備委員，林祥謙為財務(wù)干事，周天元為庶務(wù)干事，曾玉良為交際干事。會議以后，他們把所有關(guān)于江岸工人俱樂部的籌備事務(wù)，都交給了項英。從此項英就常駐劉家廟，同京漢鐵路的工人生活在一起。

一天，林祥謙將組織工人俱樂部的要求口頭報告了江岸機廠（后為江岸車輛廠）的廠長。這個廠長是法國人，對這件事情并沒有大驚小怪，因為工人組織俱樂部在法國是一件極為平常的事情。這樣，工人俱樂部的建立沒有遇到廠方的阻撓，工人也自然地將俱樂部的活動當做是合法的活動。項英隨即就將“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的大牌掛了起來。

項英熱情忘我地投入到了工人俱樂部的工作中，積極地在鐵路工人中宣傳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fā)布的《勞動法原則》等主張，啟發(fā)工人意識到自己的合法權(quán)益。項英熟悉工人的生活與語言，又與他們有著相似的經(jīng)歷，因此宣傳起來很順利。他能說會寫，富有熱情，許多工人都稱他為“項先生”。

當時，擺在項英面前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協(xié)調(diào)好各個幫口之間的關(guān)系。項英熟知工人階級內(nèi)部的情況，也知道如何去開展工作。他按照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指示精神，深入到各幫口中，深入細致地向工人們宣傳革命道理。項英通過階級教育消滅工人中的幫口成見。他耐心細致地不斷向工人們宣講：天下勞工都是一家，勞工們所受的苦難來自于資產(chǎn)階級的剝削與壓迫。勞工們只有團結(jié)起來，才能夠與資本家作斗爭，才能夠求得勞工的翻身解放。現(xiàn)在把工友們分為各幫各派，大家因為幫派不同相互爭斗、相互排擠，受益的只能是資本家。他們最樂意看到工人們渙散的局面，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控制工人、剝削工人。因此，廣大勞工要與資本家作斗爭，就必須要放棄幫口之間的成見，聯(lián)合起來匯集所有的力量。

項英的講解深深地打動了工人，大家都認為他說得有道理。項英的宣傳，調(diào)和了幫口之間的矛盾，增強了工人的階級意識。

項英將自己宣講的內(nèi)容總結(jié)出來，在《勞動周刊》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分析幫口問題。

在資本家掌握生產(chǎn)機關(guān)的時候，所有的工人，都壓迫在奴隸般的地位，所受的痛苦，絲毫沒有差別，無論哪一省的資本家對待工人，都是盡力壓迫和剝削。但是我們常見許多工會或工廠中，把工友分成什么廣東幫、兩湖幫、三江幫、天津幫及本地幫，弄成七零八落，互相排擠、互相斗爭，釀成各地工友相互不容的惡感，使資本家坐得大利。哎！這不自己殺自己嗎？

……我們試想想，資本家和資本家的走狗——司員工頭，為什么用省幫的關(guān)系來鼓勵我們、誘惑我們呢？不正是怕我們工友團結(jié)起來反抗他們。

文章最后還說：

工友們！快快覺悟起來呵！打破以前錯誤省幫的觀念，以階級斗爭的精神，爭回我們應(yīng)有的權(quán)利呀！

項英與各幫口的工人領(lǐng)袖楊德甫、林祥謙、曾玉良也相處得很好。大家聽說他是一名熟練的紡織工人，卻丟棄自己熟練的工種，全身心地來為鐵路工人謀福利，都很敬佩他。而工人出身的項英，也很快取得了工人和幫口領(lǐng)袖的信任支持。項英通過讓這些幫口領(lǐng)袖作為宣傳和串聯(lián)的骨干，使工人知道了加入工人俱樂部的好處，了解到工人俱樂部是為工人階級服務(wù)的，是工人自己的組織。在項英的努力下，工人俱樂部的工作自然開展得有聲有色。隨著項英工作的深入，工人對工人俱樂部越來越了解，要求加入工人俱樂部的也越來越多。

項英把工人俱樂部的活動辦得豐富多彩，分成象棋、圍棋、軍棋、乒乓球、籃球、京戲、講演等各個小組。這些活動形式活潑、內(nèi)容多樣，很是吸引工人，許多工人在晚上干完活都會到工人俱樂部聚會。這些活動在豐富工人業(yè)余生活的同時，也進一步密切了項英與工人之間的關(guān)系。在組織工人俱樂部的各種活動中，項英通過與工人的交談，了解到工人的工作生活狀況、所需所想，也與工人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為了對工人進行思想教育，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項英還辦了一個工余夜校，自任教員。項英白天和工人一起干活，晚上就教工人們識字。他不但向工人講授文化知識，還在講課的過程中啟發(fā)工人的階級覺悟。他告訴工人，勞苦大眾并不是天生就是受苦的命，他們的苦難是帝國主義、軍閥的殘酷剝削壓迫造成的。單個的工人是沒有力量與這些惡勢力作斗爭的，工人們只有團結(jié)起來、組織起來，才能夠改變自己當牛做馬的地位。他還介紹了其他地區(qū)工人斗爭的經(jīng)驗和歷史，鼓勵工人們組織起來，鼓起勇氣，通過斗爭爭取自己應(yīng)得的利益。

在夜校中讀書的工人，以小工居多。小工在鐵路工人中人數(shù)最多，所擔任的工作量大且最為辛苦和危險，但工時最長、工資最少、地位最低、生活最沒有保障。在工人沒有組織起來之前，小工最為人瞧不起，經(jīng)常挨打受罵。自從工人俱樂部建立以后，項英對工人的階級教育在工人中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鐵路工人中的技術(shù)工人也開始與小工稱兄道弟，客氣起來。小工與工匠、工務(wù)員、工程師也常在一起活動，這在無形中提高了小工的地位。因此，許多小工都積極踴躍地參加工人俱樂部的活動，支持工人俱樂部的主張。技術(shù)工人與小工的團結(jié)，表明項英對工人階級意識的培養(yǎng)發(fā)揮了作用，工人之間的團結(jié)和階級友愛得到了加強。項英通過辦工余夜校將工人們很好地組織起來，成為京漢鐵路工人中最為堅強的一股力量。

在豐富多彩的活動和夜校的學習中，一些工人身上的不良習氣，如酗酒、賭博和吸食鴉片，得到了糾正。這些工人的家屬也很高興，認為工人俱樂部把酒鬼和賭鬼都改造好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各項活動和夜校的學習，提高了工人的思想覺悟和階級意識，鐵路工人中各個群體的聯(lián)系不斷加強，工人們?nèi)找鎴F結(jié)，這些都為后來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奠定了基礎(chǔ)。

在這段時間，項英的工作是緊張忙碌而又充實的。他在名義上擔任工人俱樂部的文書，實際上擔任工人俱樂部的組織教育工作。他同工人水乳交融地在一起生活、工作、學習，樹立了威信，也鍛煉了自己的組織能力。

1922年1月22日，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在劉家廟舉行成立大會。劉家廟是一個距離漢口約十五華里的一個小集鎮(zhèn)，開會那天剛下過雪，天氣陰冷、細雨連綿，道路泥濘難走，但是到會的人仍然非常踴躍。在前一天，各廠處的工人，尤其是小工，都非常踴躍地到俱樂部繳納會費，辦理登記手續(xù)。在江岸各廠處的工匠、小工沒有一個不加入工人俱樂部的。全體工人中除了出勤人員以外，廠長、工程師、司員、工匠和小工都過來參會，到會的工友們不下900人。在項英等人的組織下，大會還邀請了許多來賓。江岸總段各廠的廠長，京漢鐵路鄭州、信陽、駐馬店、廣水各站各廠的工人代表，粵漢鐵路徐家棚總站工人俱樂部的代表，漢口租界人力車夫工會的代表，漢口英美煙草公司的工人代表，李漢俊作為武漢市政督辦公署總工程師，包惠僧作為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代表以及《勞動周刊》的代表等，都前來參加成立大會。

會場布置在劉家廟鎮(zhèn)的龍王廟正堂老君殿，正中有紅底黑字的“勞工神圣”匾額，左右有“勞動創(chuàng)造世界”“機器巧奪天工”的對聯(lián)。會場的大門扎有松柏枝的牌坊，牌坊上方有“慶祝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成立”的橫額。這些匾額、對聯(lián)和條幅，吸引著許多到場的人。看到平日里被人鄙視的勞工竟然被視為“神圣”的，權(quán)勢者避之而不及的“勞動”竟被認為創(chuàng)造了世界，工人們既新奇又興奮。會場內(nèi)外，人山人海、氣氛熱烈，時有鞭炮聲響起。龍王廟周圍的老百姓也聞聲聚集在會場，很是熱鬧。

上午10時左右，會議主席楊德甫宣布開會。項英報告了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的籌備經(jīng)過，講述成立工人俱樂部的重要意義，以及工人俱樂部的性質(zhì)、任務(wù)；作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的包惠僧作了《新文化運動與工人運動》的報告，祝賀江岸工人俱樂部正式成立，并介紹了全國各地工人組合的情況；李漢俊作了《日本勞動組合情況和中國工人組合的步驟》的報告，號召工人階級團結(jié)起來；黃桂榮宣讀了《江岸工人俱樂部組織公約》，主席將《公約》提付表決，全場一致鼓掌通過。林祥謙報告會費收入和籌備費支出的情況。大會選出了江岸工人俱樂部的主要負責人：主任干事楊德甫，副主任干事黃桂榮，秘書干事項英，財務(wù)干事林祥謙，法律顧問施洋。

大會還請現(xiàn)場來賓演講。第一個被邀請演講的是江岸車輛廠的法國廠長。這位廠長身材不高，年約40歲，他帶著微笑，夾雜著英語和法語，用半生不熟的中國話作了半個小時的演講。他先對法國和歐洲各國的工會作了簡單的介紹，然后談到中國工人組織工會的必要性，并祝賀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的成立。他的講話并沒有新鮮的內(nèi)容，但在客觀上表明廠方支持建立工人俱樂部，這對當時發(fā)展工人運動有著良好的影響。接著，請工務(wù)廠的廠長吳國梁講話。他本來反對工人建立工人俱樂部，但聽到法國廠長的一番話，也順水推舟地表示支持工人建立工人俱樂部，并說了些勉勵的話。

在項英和其他同志的精心準備與周密計劃下，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成立大會得以圓滿地召開。江岸工人俱樂部的成立，是武漢工人運動史上的一件大事，對武漢工人運動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工人沒有結(jié)社自由，不能公開組織工會。江岸鐵路工人組織工人俱樂部，得到了廠方同意，可以公開活動，實際上起到了工會的作用，是江岸鐵路工人的一個創(chuàng)舉。這一創(chuàng)舉離不開項英細致、周密和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

京漢鐵路江岸段的工作開展得如此迅速、如此順利，是黨組織始料不及的。項英在其間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包惠僧對項英的工作十分滿意，他評價項英說：

在京漢鐵路鄭州以南各站各廠費了很大的努力，起了很大的作用……發(fā)揮了他發(fā)動群眾與組織群眾的天才。

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

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成立后，項英和工人俱樂部的成員一起，按照“保證生活、增高人格、改革習慣”的宗旨開展活動。他們積極地與廠方進行交涉和斗爭，取得了一些進展：原來工人病假不發(fā)工資，改為病假14天以內(nèi)仍發(fā)工資；趕走廁所的看守，工人上廁所不受限制了；工人出廠要搜身被廢除了；工頭對工人不得隨意罰款了。項英為工人辦實事，使工人俱樂部威信大增。京漢鐵路南段工人紛紛要求加入工人俱樂部，工人俱樂部成員迅速增加。項英的工作更加繁忙，卻備感欣慰，充滿著熱情和干勁。

工人俱樂部是工會的雛形，有了工人俱樂部，并不等于就有了工會。在京漢鐵路江岸工人俱樂部成立以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自南向北發(fā)展工人俱樂部，同時也積極著手進行京漢鐵路工會的籌備工作。江岸工人俱樂部發(fā)展得十分順利和迅猛，具備了建立工會的堅實基礎(chǔ)，但要建立工會還存在許多困難。

首先，在封建軍閥的反動統(tǒng)治之下，工人并沒有集會結(jié)社的自由。當時的法律也沒有《工會法》。江岸工人俱樂部雖然已經(jīng)公開活動，但有其特殊的情勢和背景。反動軍閥可以隨時以武力干涉或解散工人俱樂部。因而爭取工人的結(jié)社集會權(quán)，是當時一個重大的政治斗爭。

第二，處于工人運動初期的工人本身的階級覺悟還有待提高，因封建意識形成的幫口嚴重地影響到工人的團結(jié)。京漢鐵路如此，其他各條鐵路也是這樣，這一問題如果得不到妥當?shù)慕鉀Q，工人運動的發(fā)展就會舉步維艱。

項英積極參與到對這兩個問題的思考中，尋求解決的辦法。

經(jīng)過反復(fù)的商量，中共武漢地方委員會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決定把第一個問題當做政治問題，從實際斗爭中來解決工會組織合法化的問題。軍閥吳佩孚在1921年曾發(fā)出“勞動立法，保護勞工”的通電，大家就抓住這一點，一切公開宣傳都強調(diào)吳佩孚的這一通電，在此掩護之下，工會組織采取秘密活動的方式。至于解決第二個問題，分兩步來走：第一步是聯(lián)絡(luò)各幫口的領(lǐng)袖人物，調(diào)和各個幫口的沖突。第二步是進行“工人無祖國”的階級教育，團結(jié)工人，瓦解幫口。

在教育和組織工人方面，項英積累了豐富的經(jīng)驗。他在京漢鐵路鄭州以南各站各廠，發(fā)揮了他發(fā)動群眾和組織群眾的能力，同各站各廠的負責工人和活動積極分子保持了密切的聯(lián)系。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工人的幫口意識逐漸淡化，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和政治覺悟逐漸增強。

項英在工作中得到了工人的信任和黨組織的贊譽，但他并未驕傲，而是更加辛勤地工作。項英除了工作以外就是讀書。他的求知欲很強，每次到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的機關(guān)去，首先就是翻閱書報，如有新出版的書報，必先睹為快。江岸工人俱樂部每星期都要開會匯報工作情況。項英每次在匯報工作以外，總是要講一講他最近讀的書和文章，談一談他的心得和體會。這些也加深了黨組織對項英的認知和了解。通過讀書和參與工人運動的實踐，項英思想進步很快，他的眼界更加開闊，政治覺悟更高，對于黨的認識也日益加深。項英愈來愈希望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他積極地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申請。

1922年4月，在武昌胭脂山下的南陵街李漢俊家中，中共武漢黨組織召開會議，討論項英入黨的問題。項英匯報了自己的基本情況，以及他對黨的認識、入黨的動機和態(tài)度。他的入黨介紹人包惠僧、李書渠介紹了項英的主要表現(xiàn)，著重介紹了他在工人俱樂部工作的表現(xiàn)。經(jīng)過大會討論，項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當時武漢地區(qū)黨員的人數(shù)總共只有十幾個，項英則成為湖北最早的產(chǎn)業(yè)工人黨員。在這次會議上，項英對黨的報告和每一位同志的發(fā)言都全神貫注地傾聽并詳細地做著記錄。會后，他對入黨介紹人包惠僧說：

我過了二十多年的孤獨生活，對人世間的冷酷是憎惡極了，現(xiàn)在入了黨，在今天的會議上接觸了這些同志，覺得大家都充滿了革命的熱情，都有豐富的思想，都是精誠無間的團結(jié)，共產(chǎn)黨人真是一種特別的人，我接觸到人生光明的一面，我要做一個好共產(chǎn)黨員。

包惠僧非常欣慰，這位四個月前才接觸黨的工作的年輕人，已經(jīng)成長為一名意志堅定的黨員。會議后，項英并沒有回家看他的母親，而是直接回到江岸工人俱樂部去了。

項英的母親夏氏，是一位能干的老人。項英在江岸工人俱樂部工作以前，總是按時回家，參加俱樂部活動以后就很少回家。母親很不放心，就找到包惠僧，說：“德隆的父親死得早，因為家里窮，沒有叫他多讀書，他的世故淺，性情也有些古怪，他不同親戚家門來往，他不肯求人，所以也沒有人幫助他。聽說你們介紹他到江岸教書，他教得了嗎？我很不放心，他幾個月沒有回家了，叫他回趟家好嗎？”包惠僧告訴她，項英聰明能干，書教得很好。項英的母親聽了很高興。過了幾天，包惠僧到江岸工人俱樂部見到項英后，就勸他時常回去看看母親。項英說：“我在家時是母親照顧我，我沒有照顧她老人家，她很健康，她能生產(chǎn)自給，不需要我贍養(yǎng)。我出來了，她還省些事，我也忙，所以沒有回去看看?！表椨⑷绱烁纱嗟幕卮鸷椭卑椎男愿?，給包惠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為人處事就是干脆。他對他的母親如此，對同志、對同事、對群眾也都是如此，他不回家就是不回家，他決不因他的母親要他回家或者是我勸他回家看看他就回家。在我們討論問題時，他總是爭先發(fā)表他的意見，在處理工作時，他總是很勇敢地擔當任務(wù)……他的頭發(fā)經(jīng)常是蓬松凌亂，衣服的扣子總不是很完全，也很難得去剃頭去洗澡。他在生活方面是非常簡單，始終是一個工人的本色。

項英自入黨之日起到1941年遇難，在19年的革命生涯中，為黨的事業(yè)付出了全部精力。在不同的革命歷史時期，無論擔任何種工作，項英始終保持著工人階級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