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國家之船

“愿它天長地久”

圣馬可廣場上，“馬可！馬可！”的呼聲不斷，祈求著這座城市圣人的庇佑。威尼斯最偉大的神學家保羅·薩爾皮^[130]（Paolo Sarpi）臨終之時曾呼喚道，“愿威尼斯永恒！”（Esto perpetual）而當他在1623年作出如上的祈禱時，這座城市早已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家。它在行為和事實上都已如此?！皣摇钡某橄蟾拍钪钡绞兰o上半葉才出現，但共同利益的理念當然要古老得多。起初，正是共同的利益建立起了威尼斯。

“公共威尼斯”首次被提及可以追溯到十二世紀初，當時市民中的顯要人物希圖取代總督與人民的權力。從那時開始，我們可以追蹤到一個官僚制國家的發(fā)展，及其內政與外交、統治與法律。教區(qū)與護民官的紐帶作用被削弱，為其舉行的宗教儀式數量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團結統一的城市概念的出現，眾多的公共工程傳達了這一點，并由公共法令一再轉述。一種新形式的城市生活正在產生，并立刻變得有效而普遍。公共秩序由公共手段來加以鞏固和控制。一度，人們塑造了城市；現在，城市塑造著人們。或者更確切地說，威尼斯的人民現在正依照城市的方式認識自己。私人的變?yōu)榱斯驳?。城市成為了一個整體。比如，一些罪行被描述為“違背公眾意志”，因而將這座城市與人民聯系在一起。最遲至十五世紀，我們已經可以談到威尼斯國家的形成。它被稱為“Signoria”，大意為“主權”或“統治”。

那么，這座城市是怎樣成為一個國家，甚至是現代國家的先驅的呢？這是一個令人費解的難題，牽扯到自我意識與公共自尊的復雜程序。它與一套監(jiān)管良好的公共財政體系相伴而生，由類似信用與匯票的機制維持。幾家世界上最早的銀行就坐落在威尼斯。歷史上的第一筆公債則于1167年在威尼斯發(fā)行。轉賬銀行（Banco del Giro）成立于1619年。如果沒有法律統治下的內部穩(wěn)固，一個國家就無法存在。無論其管理有著怎樣的瑕疵，威尼斯人總是以他們公正的天性而自豪。然而，一切法律背后的原則，用十七世紀初一位英國使節(jié)的話說，就是“國家的原因”。國家永恒不朽。國家是一切道德的源泉。這幾乎是一種拜占庭式的嚴厲與威望。

不過，更實際的問題也需要考慮。一個國家需要廣泛意義上的精英來行使權力，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到十三世紀末，威尼斯的統治權歸于法律定義下的貴族手中。而且顯然，政體的穩(wěn)定對于貿易的穩(wěn)定至關重要。權力與商業(yè)是不可分割的。這種管理需要一套官僚機構來監(jiān)督諸如公共衛(wèi)生與公共秩序等事務。威尼斯的官僚機構是西方世界的奇觀。一切都要訴諸案牘，如今威尼斯泛濫成災的檔案就證實了這一點。在其他城市或國家還只有最基本的內部組織的時代，威尼斯就已經成為了管理方面的專家、楷模。與其他城市相比，威尼斯的人口普查更加頻繁，也更有效率。雅各·布克哈特^[131]（Jacob Burckhardt）在《文藝復興的文明》（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中說，“威尼斯是統計科學的起源地，這一點名副其實。”社會與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井然有序。即使是在圣馬可廣場上賣水果或在大教堂臺階上賣花的小販，也都處于監(jiān)督管控之下。官僚主義的崛起有助于培養(yǎng)一批關于統治藝術的理論與論述，這些文本在所謂的“公民人文主義”的形成中占據了重要地位。當然，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大量的機會主義與貪污腐敗、相對主義與實用主義不可避免；但這一切卻在儀表堂堂的公共管理秩序之下隱蔽得愈加不為人知，暗自滋長。

一個國家需要內部居民的團結一致。一座城市能夠從吵鬧而逆反的公民之中存續(xù)下來——在某種程度上，城市因他們而繁榮興旺——但早期的威尼斯需要一套內部的控制措施。沒有哪座城市在管理民眾方面比威尼斯更成功?？偠脚c各類議會諳熟權力的藝術。任何言語上的冒犯，或者是我們現在所稱的“言論罪”，都會被指控為“對國家大不敬”，并被賞一段時期的牢飯。對這座“安寧之城”（la Serenissima）^[132]發(fā)表蔑視言論的外國人則會被驅逐出境。在阿爾弗萊德·德·繆塞^[133]（Alfred de Musset）出版的一份威尼斯外交官的秘密通信中，有這樣的條目：“向A先生支付總計五十斯庫多^[134]（scudi），為其殺死對威尼斯共和國發(fā)表不敬言論的S先生?！?/p>

威尼斯人必須服務于國家。這個國家由他們勤勉的先輩遺留下來，他們理應將其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要寶貴，這一點是反復宣揚的。為了榮譽，他們注定要將其存續(xù)下去。威尼斯的關鍵就在這里——存續(xù)。從一開始，這座城市就是一個存續(xù)的奇跡，而它也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祈求奇跡的發(fā)生。正如公共布告所言，處在這樣一個飽受威脅、四面楚歌的位置上，國家應有團結一致、令行禁止的公民支撐。這就是威尼斯幾個世紀以來保持相對寧靜的原因。它從原點而來。力量來源于地區(qū)自身，來源于同舟共濟的不變信念。

但是，威尼斯國家在一種對權力的認識與頌揚中誕生。威尼斯的強大源于鄰近地區(qū)的弱?。辉谂彽拇箨懮?，沒有一座城市能挑戰(zhàn)威尼斯的權威。最終，它成為了一座控制其他城市的城邦。它從不曾是一個由山水勾勒而成的自然地區(qū)，而是一個由分散城市組成的同盟。它在意大利北部建立了一個城市群帝國，嘗過勝利，也嘗過失敗，如今已換了天地。

由此，我們看到了一個高度專制，組織嚴密，異常高效的集體。這或許并不符合威尼斯如今寧靜美麗、時而昏昏欲睡的圖景；但卻是現今面貌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威尼斯的昨天決定了它的今天和明天。

由此，王權統治成為了世俗信仰的目標，在一年中，足足有幾百個公共儀式來尊崇和紀念。人們還特地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來組織和管理這些節(jié)慶活動。即使是1848年，威尼斯遭遇奧地利軍隊圍城的時刻，幾乎每月甚至每周也仍有慶典或游行舉行。這已經融入了威尼斯人的血液中。

威尼斯人天生就愛展示與炫耀。這座城市本身就是為了各類慶典而精心設計，在活動展示區(qū)圣馬可廣場，人們在這里展示禮物、互相寒暄。這樣一套有著嚴格慣例與禮節(jié)的國家秩序保證了儀式的規(guī)則。不同的群體攜帶著不同顏色的蠟燭。飄揚的旗幟代表著各自的秘密含義；白色表示威尼斯一切平安，綠色表示達成停戰(zhàn)，紅色則意味著公開宣戰(zhàn)。

公爵列隊尤其被看作威尼斯政體運轉的象征。他們是神圣與世俗統治活生生的化身。據一位米蘭人1494年的觀察，在其他的城市與國家，“當王公經過時，老百姓們雜亂無章、毫無秩序”。但在威尼斯，“所有人都以可以想象的最整齊的秩序前進”?，F在留存的反映整體秩序的雕塑與繪畫中，各自的姿態(tài)與服裝清晰劃分了每一位參與者的角色。在十六世紀，馬特奧·佩岡（Matteo Pagan）完成了一套共八件非凡的木刻畫，詳述了行進隊列里的每一位參與者。

圣馬可大教堂前的宗教游行，真蒂萊·貝利尼于1496年繪成。這樣的游行同時具有民間與宗教意義。它是威尼斯神圣與世俗統治活生生的體現。

首先是八位旗手，緊跟著幾位審判官；六位樂手吹響銀號；還有外國使節(jié)的隨侍，接著是公爵的隨侍。更多的樂手之后，是級別較低的官員，如文書、公證人等。隨著儀式進行，隊列逐漸分為三大群體，其中的宗教權威與國家權力保持著微妙的平衡。這不是由個人組成的隊列，而是國家公務員的隊列。隊伍中間走來的是總督。中央位置意味著權力的核心。從這中央發(fā)散而出、層層遞進的，是按規(guī)則而定的各階層順位。走在總督前方的，是市民階層，地位依順序逐步上升；貴族走在總督后方，地位依順序逐步下降。據一些人的觀察，貴族們十分仁慈親切，從不吝于微笑。氣氛是沉著而寧靜的。這曾是威尼斯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

這些慶典并不一定都是令人振奮的。在1月6日的主顯節(jié)^[135]上，一些劃船者會穿上老婦人的衣衫，鼻子上綁著胡蘿卜，拖著老舊的長襪，劃船駛向里亞爾托橋。在二月的懺悔星期四^[136]（Giovedí Grasso）宴席上，鎖匠行會將在圣馬可廣場上儀式性地宰殺一頭牛和幾頭豬。在儀式的后半部分，總督和幾位議員會用法杖擊倒數座由木板搭起的簡易城堡。實際上，這一儀式是威尼斯擊敗母城阿奎萊亞的勝利景象的再現。是否政治已變成了游戲，又或者游戲即為政治的一種形式？

當總督到訪城中不同的地區(qū)時，還有不同的節(jié)慶舉行。比如，當他來到圣馬利亞·福莫薩地區(qū)時，會被贈予一頂鍍金的草帽、一瓶葡萄酒和幾條面包。在活動結束時，十二座女性木雕會被列隊送往教堂，在那里，人們會向其投擲蘿卜。這一儀式據說起源于十二位威尼斯少女被海盜擄走，后來為本地區(qū)的青年所救的故事。然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它更像是代表了原始階段的威尼斯富裕人家在這一天集體嫁女祈求豐收的傳統。不過這樣的民俗慶典呈現出了奇特的形式。城中習慣稱呼冷淡倨傲的女性為“木頭瑪麗”?！盃烤€木偶”（marionette）一詞也可能起源于此。

威尼斯的節(jié)慶數量眾多，以至于一天之內有幾場不同的慶典需要舉行。威尼斯從本質上成了一座儀式之城。這就是城中路徑要精心規(guī)劃的原因。教堂坐落在焦點位置，虔誠的信徒在此匯聚。公共空間成為儀式性的中軸線，是這座圣城廣闊幾何結構的一部分。這是一個場面壯觀的社會。在種種節(jié)慶中，土地與海水融為一體。而無論是在表象上還是情感上，威尼斯的不同地區(qū)也因民眾的忠心和慶典緊密交織在一起；列隊行進代表著這座城市的共同愿望，就如同他們紀念這座城市的共同經歷一樣。儀式保證了延續(xù)與和諧。儀式也在這座城市時間的塑造中發(fā)揮了作用。它總是因循守舊，而并不那么注重每日輪轉的分與時。儀式也有助于編纂與認同歷史。這樣的展示也有不那么崇高的方面。壯觀的場面給外國人與使節(jié)留下了威尼斯人團結一致、財力強盛的印象。如同當代的威尼斯，這些節(jié)慶也將游客吸引到了令人流連忘返的威尼斯市集中。威尼斯人絕不會放棄任何賺錢的機會。這樣的考量隱藏在狂歡節(jié)制度的背后，無疑也隱藏在近年來舉辦的各項藝術與電影“雙年展”的背后。

因此，各類節(jié)慶將這座城市調動起來。從十六與十七世紀的畫作可以看到，房舍的窗戶與陽臺上覆蓋著華麗的毯子。一輛輛精美的花車與輪式戰(zhàn)車上展示著城市的基本道德規(guī)訓與圣人像；裝飾建筑大規(guī)模地展出；人們載歌載舞。還有繪畫、雕塑與朗誦。用于戲劇表演的舞臺或“腳手架”被搭建起來，臺上以寓言的形式解讀著當時的政治事件。在1541年的節(jié)慶典禮上，一個彩繪的球形宇宙被載在大運河的貢多拉上漂?。磺蛐蔚膬炔侩[藏著一顆引導的圓球。盛會是將生活改造為一種藝術的方式。它代表著普遍意識的最高形式，這就是威尼斯社會的各個階層都參與其中的原因。

由此，威尼斯的人們不偏不倚地走在神圣的路途上，每個人都對自己在整體結構中的位置心知肚明。平民被指望沉浸在喜氣洋洋的氣氛中，從而忘掉他們已永遠失去了曾一度擁有的寶貴自由。豪華場面當然也是保證社會秩序的又一良方。1494年，一位米蘭人觀察道，“在我看來，一切都是由一個人指揮著的，人人都服從于他，毫無異議?！敝挥性陬愃瓢＜盎蚬拍鞲绲拇蠹浪局频纳鐣?，才能實現如此的井然有序。這是威尼斯令人驚異的事實之一，其信仰竟以這樣一種返祖的方式掌控著民眾。造成這一點的原因也許是此地因虔誠信仰而融合在一起的獨特道路。威尼斯的土地是神圣的，是奇跡般地從水的世界中拯救而出的。威尼斯的人民就是土地的一部分。

因此，威尼斯的政府完善了自我呈現的藝術。它成為一種風格的練習。它已逐漸發(fā)展為一種形式獨特的雄辯，使國家所做的一切行動與決定都因傳統而神圣化，因神權而行使制裁。被喚起的是威尼斯的獨特天命，連同榮譽、決心與自主的理念。威尼斯的永垂不朽也是篤定不疑的。最仁慈地說，這是一種強調理想的手段。但是，它也可以被批判為是對實際狀況的有意忽視。或許，它可以被看作一層優(yōu)良情操的薄霧，并不比海上飄來的霧氣更濃厚，卻掩蓋了這座“寧靜之城”在應對外部世界時暴露出的貪婪與無情。

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如同威尼斯人一樣信賴花言巧語的計謀。這是一座表演之城。詩歌被認定和理解為一種雄辯的形式。在一種如威尼斯一樣以實用主義為本質的文化中，全部文學教育的技藝都是為了灌輸修辭的技巧。這座城市的藝術生活，無論是在音樂還是繪畫方面，都是為了表現效用；它更強調表征而不是沉思或直覺的感知。無論我們是聆聽維瓦爾第的音樂還是凝視丁托列托的畫作，我們都已進入了“效果”藝術的范疇，是炫目的藝術表現與華美的藝術運用。丁托列托的靈巧與維瓦爾第的流暢，或許也可以用大量的修辭概念來理解。威尼斯修辭學的教科書表現了一種固有的口才，這取決于“適度”與“得體”；依照該國“形式多樣”的慣例，必須調和極端，避免任何一種風格的統治。這是威尼斯人保守與謹慎的一部分。

在一部被認為由朱塞佩·巴雷第^[137]（Giuseppe Baretti）與塞繆爾·夏普（Samuel Sharp）所作的十八世紀專著《意大利禮儀風俗報告》（An Account of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Italy）中，作者評論道，“威尼斯人十分看重自己雄辯的口才，并將他們的辯護人看作古羅馬演說家的正統傳人?！币晃辉缙诘姆赊q護人李奧納多·朱斯蒂尼亞尼（Leonardo Giustiniani）在1420年的一封信中表示，“在（修辭）藝術里，沒有一種案例、類型、主題甚至規(guī)則是我所不精通的?！睆淖钤缙陂_始，威尼斯的管理者就對修辭學造詣頗深。

在威尼斯的所有管理藝術中，外交最為出色，這就是其原因。伴隨著對儀表與舉止的注重，威尼斯使節(jié)們在優(yōu)雅的自我展示方面所向無敵。這也是瀟灑的一部分，可以被定義為以不露痕跡的方式達到某種效果的能力。不露痕跡，與雙重性格，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威尼斯的代表個性。

威尼斯是第一座在意大利疆界以外與外界保持連續(xù)外交的城市；它于1478年在法國建立了使館。這座“寧靜之城”的原則與既定目標是與各方維持和平關系；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貿易才可能興旺發(fā)達。對軍備貿易而言，戰(zhàn)爭也許是利好因素，但對運送香料與其他貨物穿過海洋與陸地的貿易來說絕非如此。1340年，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要求威尼斯保證不向他的敵人提供任何幫助，總督回應道：“威尼斯人向來不曾介入爭論或交戰(zhàn)國之間，除非是為了達成和平?！蓖崴谷松朴诙Y貌的回絕。從十六世紀開始，他們就嚴守中立政策，對任何將威尼斯卷入其他國家或城市事務中的企圖都采取不置可否的方法。威尼斯的政治體系建立在等價與平衡的連貫模式之上。似乎很有可能，他們也將這一概念運用到了外交事務上。然而，在政權衰敗的時期，這種表面上的中立卻被指責是膽小怯懦與優(yōu)柔寡斷的遮羞布。

威尼斯的外交素以周全著稱——謹慎，小心，迂回，緩和而實用。它被隱藏在“甜蜜的方式”之下，這是一個來源于音樂的術語，表示溫和甜美之意。不過，在這層面具的背后，威尼斯使節(jié)們刺探著對方的弱點與偏見；他們不反對行賄與其他的腐敗手段；他們四處留心，尋找一切以資利用的抱怨情緒；他們個個都是陰謀詭計的大師。他們將各國玩弄于股掌之中，肆無忌憚地在各座城市間挑起爭端，只要這符合他們的目的。為了追求威尼斯的榮耀，他們便是如此寡廉鮮恥。

威尼斯人最著名的外交創(chuàng)新莫過于，在任期完成后，所有駐外使節(jié)必須向參議院遞交報告。這些報告被稱作“國際交往”，與其他的使節(jié)文件全然不同，在這份文件中，外交官須“報告其從出使的國家是否學到了值得明智的參議員們傾聽思考的東西，以利于祖國”。調查內容應包括軍事準備，經濟條件，以及最高統治者的健康狀況和性格特點。根據知識就是力量的原則，事無巨細都不容忽視。

同樣地，威尼斯這座城市也充滿了前來打探消息的外國使節(jié)。威尼斯人以繁文縟節(jié)和錦衣華服接待他們。但這樣的歡迎總是口頭多過實質。當十七世紀早期的英格蘭大使亨利·沃頓爵士向總督提出建議或提案時，他得到的卻是最含糊不過的回應；法律禁止總督做出任何明確的回復，于是，按照沃頓的說法，只能“浮于泛泛而談”。于是使節(jié)們只好機關算盡，煞費苦心。沃頓還注意到，總督與他的顧問們在國家事務中總是傾向于拖延時間或秘密行動。他們的考量總是建立在模棱兩可與矛盾情緒之上。在和平時期，這也許是有益的，但在危難之時，卻是一項重大缺點。頗有啟發(fā)意義的一點是，正是沃頓提出了著名的觀點——“大使是為了自己的祖國被派往國外說謊的正人君子”，而只有威尼斯的氛圍才能催生出這樣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