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新三國演義的面面觀

散簡續(xù)存(下)(張中行全集) 作者:張中行 著


新三國演義的面面觀

——和平問題

舊小說《三國演義》寫漢末時中國的事,這里新三國演義也是寫中國的事,卻是“此刻現(xiàn)在”的。因為是此刻現(xiàn)在的,所以它與那一個三國演義便不得不有很多不同,舉其大者說,其一,那一個演義的主角是魏蜀吳,而在這里,則是重慶、延安和南京。其二,由于時代不同,所以演義之義也便不得不有別,三國演義之所謂演是在既成的根干之上“添”枝葉,添枝葉,才能使人在“斜陽古柳”之下更感到風趣,而在這里,則只能沿既成的根干去“推想”枝葉。添枝葉的目的是供給風趣,所以可以不太重視對錯,推想枝葉的目的便不然。至于其所以為不然的理由等稍后再說,在這里,我們只是說,它的價值之決定就看它能否不會錯,而偏巧,在事實尚不成為事實之前,縱使它之為錯是很難證明的,它又偏偏也許會完全錯。

這不幸的可能說起來真是非??赏锵У模錇榭赏锵?,正如難知明日的金價之為漲或落那樣可惋惜。這里最嚴重的問題顯然是明日的變化或事實也會且必能影響我們的生活。金子漲了,有些人因而發(fā)了財,之后是因為發(fā)了財,所以能跑舞廳,住洋房,更重要的是能娶自己認為非有不可的女人。這一切對某一個人說顯然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原因是,不幸而反之,那就太糟,本來可以屬于自己的洋房和自己認為非有不可的女人竟至跑到旁人手里大概是頗難忍的事吧?但那變化不過是區(qū)區(qū)的金價!說到中國的將來,那就顯然是另一回事,正如我們所見,就其必能與生活以重大的影響而言,與它有關系的人數(shù)不是一個,不是一些,不是多半,而是全體的四萬萬五千萬。將來不可確知是事理,不得不問將來是人情,尤其是在此刻現(xiàn)在。

理由是非常明顯的,一句話是,因為目前的情形太復雜,太不定,所以一般人以為,將來的社會是也許會變成完全出人意料的。而當某種完全出人意料的事實真變成事實的時候,它又必將使生于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受到影響。最難堪的是我們現(xiàn)在還不能確知將受到什么影響。這影響,用數(shù)理的名詞表示,是新三國演義事實演變的一函數(shù),所以,我們想要知道此后我們的生活將如何變,我們就必須先推想一下我們恰好生于其中的新三國的演義將如何變。這想來總當是很難的,卻也不至于完全不可能,因為一切事實都是先在的事實所決定。譬如說吧,假使將來的支配勢力是延安,則我們可以推想,像現(xiàn)在仰仗買賣股票為生且享樂的尊駕們便必將吃不開,假如不是延安,而是重慶或南京,那就顯然成為另一回事。這且不提;在這里,我們須要特別注意的乃是,我們即將經(jīng)驗的生活的性質(zhì)就是如此之飄忽,它也許會使你這樣,但它同時也許會使你那樣,一切似乎在夢中。我們是正在做著一場民族的夢,而這夢,也就與被包含于其中的每一個人以試探,以磨練。

不過,即使是夢也罷,它的變化總是我們所不能不關心的。這之后,我們乃不得不致力于推想,因為我們相信,凡事實皆是先在的事實所決定,但同時,我們又不當止步于推想,因為我們也相信,人力亦是一事實。此后,我們即本此信念,以國民一分子的資格,來開始講述我們的新三國演義,或說是,來考察幾個我們都認為絕頂重要的關系與中國前途的大問題。

此中的重要問題之一是“和平問題”,因為我們尚在戰(zhàn)。

在國際關系如此復雜的現(xiàn)在,和平問題也隨著成為不簡單,譬如說,在東方,它顯然可以指較廣泛的聯(lián)合國與日本之間的,也可以指較狹窄的中國與日本之間的。這兩個和平有時可以一致,有時也可以不一致。所謂不一致,就是幾年以來,有些人所期望的,甚至是所奔走的單獨媾和。到現(xiàn)在,此較狹窄的單獨媾和問題顯然變成更復雜了,又因為它對我們顯得更關切,所以在這里,我們只考察這個較狹窄的中日之間的和平問題。

這個問題是,在現(xiàn)在,中日之間的單獨和平“在事實上”是可以做到的么?假使可以做到,在什么條件之下?顯然,后一個問題必須以前一個問題之得到肯定的答復為條件,假使對前一個問題的答復是否定的,則后一個問題便變成不是問題。我們現(xiàn)在開始考察此二問題中的前一個。

此問題是,中日之間的單獨和平“在事實上”能否做到。標明在事實上,意思是著重在不是“在道理上”?,F(xiàn)在有些人做和平運動是站腳在“在道理上”,站腳在“在道理上”說中日之間的和平是如何必要,如何有利大概是非常必要的,甚至更進一步而引經(jīng)據(jù)典說和平如何適合中日兩民族的傳統(tǒng)精神也不算過分,然而問題是“在事實上”。

我們須知,在道理上的和平不過是道理。在道理上,全世界的民族都相信和平是德,所以也都以自命為愛好和平的民族為榮譽,雖然在事實上,他們也許都在戰(zhàn)。在戰(zhàn)爭的時候,人們大概更會覺得和平是可貴的吧?因為無論如何,人們總還不能不怕饑寒和炸彈。但他們有時仍不得不繼續(xù)戰(zhàn),因為一切問題都是“在事實上”。

在事實上,中日的單獨和平問題不是“兩”面的關系,是“多”面的關系。日本的勢力是一個,中國的勢力是三個,或四個。所謂四個,其中包括人民。以下,試考察這四個事例對和平問題的態(tài)度,尤其該態(tài)度對于和平問題的決定力量是什么。

先說南京,因為南京是唯一倡導和平的。對于和平,南京的態(tài)度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力量或成效。這顯然也是很難算的一筆賬。公平的判斷大概是,假使部分的和平也可以算和平,南京是成功了,因為她正是名副其實的沒有戰(zhàn),反之,南京當然是失敗了,原因是,還有另外兩個也可以代表中國的勢力正在戰(zhàn)。尚在戰(zhàn),則等于最終的和平?jīng)]有實現(xiàn),或說得更干脆一點,等于和平運動不成功。這之后,假使兩方或多方的人們?nèi)韵M推?,那就顯然,不戰(zhàn)的大事只有正在戰(zhàn)和有力戰(zhàn)的人能決定,或說是,有權利決定。和平是戰(zhàn)爭之后的事,所以其如意的實現(xiàn)也必須以有力戰(zhàn)為條件。

其次我們再考量重慶。多年以來,在人民眼中,重慶是愛好和平的政府,縱使在國內(nèi),她也常常在作戰(zhàn)。在中日關系中,舊南京政府的一貫態(tài)度是,和平未至絕望時期,絕不放棄和平,可見維護和平的心是非常堅決的。這堅決想來并不是偶然的,正如易和平為抗戰(zhàn)之非偶然。但這都是過去的事,現(xiàn)在可以不贅;在這里,我們須要注意的是,自八一三以后,原來維護和平之堅決并沒有立刻變成反面的脆弱,雖然一直到現(xiàn)在,幸或不幸而它也沒有能發(fā)生一些足以左右局面的決定力量。此中的種切也許只能以微妙二字為形容。但這也可以放下不提,以為我們的原意是說現(xiàn)在。在現(xiàn)在,中日的和平在道理上并非不可能,不幸的是所有的困難都是“在實際上”。我們且舉其大者說,其一,日本方面主張先和平后撤兵,重慶卻反之說,必須先撤兵,然后方好談和平,這樣邏輯上的不可能的結果顯然只有打下去。其二,先后還不過是手續(xù)問題,較之手續(xù)更為重大的是和平的代價問題,日本和重慶都說自己是戰(zhàn)勝國,所以都想討一個對方覺得不能忍受的大價錢,因而其結果必是,兩方所希望的距離越遠,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小。其三,站在重慶的立場,停止抗戰(zhàn)還有兩個更大的困難,先說前一個是,如何從聯(lián)合國的陣營中拔出腿,尤其在同美國關系日趨密切的現(xiàn)在?其四,再說后一個是,用什么理由向人民去解釋,假使這個竟至做不好,它就恰好與延安以口實,這就是說,等于把人民趕到延安那一面。最后,第五,一個更為有決定性的理由自然是,覺得繼續(xù)抗戰(zhàn)對于自己——無論為戰(zhàn)后的獲得或國際的地位著想——更有利。

再其次是說延安。共產(chǎn)黨自民國十年在中國正式成立以來,很快地便成為與國民黨沖突的一個勢力。因為與國民黨沖突,所以他們的處境變成非常艱難。后來,他們終于在五次圍剿之后由江西跑到陜北。他們向北跑的口號之一是去抗日,因為在江西的時期他們早已同日本宣戰(zhàn)。在抗日的口號之下,他們主張聯(lián)合,也就是反對蔣氏的先安內(nèi)的政策。這主張,由于西北的環(huán)境復雜,乃以西安事變?yōu)檗D(zhuǎn)機,竟至為國民黨所接受。抗日戰(zhàn)爭開始了,共產(chǎn)黨乃得進而擴充軍隊,組織民眾,其極也乃至要求聯(lián)立,爭取國際上的地位平等。在事實上延安與抗日的關系就是這樣,他們相信,只有經(jīng)過抗日,中國才能聯(lián)合,才能復興,共產(chǎn)黨才能取得至少與國民黨對等的地位。專就最后一個預期而言,他們的計算是不錯的,這不錯將使他們繼續(xù)主張抗戰(zhàn),也就是繼續(xù)拒絕和平。

最后我們說人民。在本質(zhì)上,正如在宣傳上,中國人民“大概”是“相當?shù)亍睈酆煤推降拿褡濉N覀冊谶@里只說“大概”和“相當?shù)亍?,不說“一定”和“最”,是由于沒有方法證。而且,又因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假使我們也同樣稱自己為最,不是一定會引起旁人的不快么?不過,我們也慶幸,唯有我們自己能確切明白我們自己的事。說到愛好和平,我們的心情是,假使安寧之獲得可以不經(jīng)過戰(zhàn)爭,我們是一定會扔開戰(zhàn)爭的。但這也不是說,中國人民是托爾斯泰所贊揚的不抵抗主義者,他們是有時也會走上前線的。走上前線是為了安寧,所以在本質(zhì)上,中國人民還是愛好和平,至少是“相當?shù)亍薄_@之后的問題是,為什么一個愛好和平的民族也竟至贊助政府去戰(zhàn)爭。此問題之詳盡的解答顯然是相當困難的;在這里,我們不便去追求原委,所以只能舉出“在結果上”的幾點人民的態(tài)度作為說明。這其中之一是,近幾十年來,由于中日兩國外交關系的復雜,兩國人民的感情說實話實在并不佳。其二,它也就恰好助成抗日教育的成功。當抗日思想形成普遍的激烈的抗日意識的時候,人民常常覺得實地去抗日的人們是救主,是英雄,這就與和平之實現(xiàn)以非常大的阻礙。其三,人民愿意和平,因為人民希望得到安寧??墒?,如何方能獲得安寧呢?一般人以為,那必是國家的一切大問題都已經(jīng)得到解決的時候?,F(xiàn)在國家的最大問題是戰(zhàn)爭,而戰(zhàn)爭的對手——至少抗戰(zhàn)區(qū)的人認為——則是日本。在戰(zhàn)爭的時候,人民大概不會想到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換得安寧的,所以他們才寧愿忍苦支持政府去戰(zhàn)爭。

由于上面的種種理由,我們就會明白,為什么和平的空氣雖常常有,而結果又都化為空氣,散了。至于在未來,中日之間的和平之能否實現(xiàn),顯然須看上面述過的諸種條件能否突變。只有一件事是不容疑的,那就是,和平終于會來。

張行健

《上海論壇》…194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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