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父親

一、青年期的家難

我的父親胡傳（一八四一—一八九五）〔字鐵花，號鈍夫。原名守珊，故一字守三〕生于安徽省績溪縣北部的上莊^〔1〕。兄弟五人，我父最長。我家歷代都是以經營茶葉貿易為生的，也就是自故鄉(xiāng)山區(qū)販茶往上海一帶自設的茶葉店中出售。上海那時已是個大商業(yè)中心。我的高祖原已在上海黃浦江對岸的川沙設有小店，祖父又在上海設一支店。父親幼年即甚壯健，當先祖每年春季返鄉(xiāng)收茶時，店中商務便由父親獨力管理。

父親十六歲時便隨先祖去川沙，并由先祖延聘塾師，教授詩文。父親因為十分聰穎，早為其有志為學的伯父〔星五公〕所賞識。他認為有這樣資質的青年子侄，實在不應該在一個小茶葉店里埋沒了。所以父親被家中長輩特地選出，讓他專心讀書，以便參加科舉。

可是這時正值洪楊起事之后，內戰(zhàn)的烽火已日益迫近。當洪楊一八五〇年在金田村發(fā)難之時，父親才九歲。一八五三年太平軍進占南京，建立“太平天國”，并以南京為“天京”。數(shù)年之內，太平軍數(shù)度侵入皖南徽州山區(qū)，焚掠殆遍。一八六〇年我績溪縣亦為太平軍所焚掠，一連三載，父親和鄰居親友均率領家屬到高山里去避難，并據(jù)險自衛(wèi)。一八六二年情勢更為險惡，乃又遷往休寧縣暫避^〔2〕。

但是休寧亦非樂土。太平軍仍不時進犯，家人也四處躲藏。一八六二年年底，局勢稍稍好轉，全家乃轉返績溪；不意翌年春初和夏季，太平軍又兩度進犯。就在太平軍第二度入侵時，父親在一八六〇年（清咸豐十年）結婚的原配妻子〔馮夫人〕，便不幸死難了。她是那時我家二十余口——多半是婦孺——中唯一的死難者。當時父親是我家中唯一年輕力壯的成員，幫助那比他大過二十多歲而頗有名望的鄉(xiāng)紳伯父，度此大難。

在一八六〇至一八六四年（清咸豐十年至同治三年）四年之間，皖南真糜爛不堪。對這四年的焚掠、屠殺、饑荒等災情，父親在他遺留下來的自述里都有極詳盡的記載。事實上他這段記述，遠較當時其他任何〔類似〕的記述更為翔實^〔3〕。

在父親的回憶錄里，他曾做一概括的統(tǒng)計：我上莊村民的胡氏宗祠原完工于一八四〇年（道光二十年），亦即洪楊起事前十年，也是太平軍犯境前二十年。宗祠毀于一八六一年（咸豐十一年）。太平亂前數(shù)百年我鄉(xiāng)皆太平無事，地方殷實，人丁興旺。我族那時曾做過一次丁口總計，以便按口派捐，建造祠堂。當時全族男女老幼約六千人。太平軍覆滅后的第二年（一八六五年），我族再做第二次的人口調查，擬再按口派捐，重建宗祠。調查所得，亂后剩余丁口不過一千二百人左右，人口減少了百分之八十^〔4〕。

父親所做的統(tǒng)計還有其他方面的記錄，頗饒歷史趣味。在這群大難不死的劫后余生中，竟有二百人染有煙癖！鴉片鬼的墮落，實有甚于一般游手好閑的懶漢。他們終年耕耘所獲，還不足以償付煙債。父親那時便自問，這種人在生活上何能自給呢？！他的結論則是這整個胡氏一族都仰賴于四百幾十個經商在外的父兄子侄的接濟。他們的匯款也救活了家人，并助其重建家園于大難之后^〔5〕。

二、考試和書院教育

太平戰(zhàn)后，父親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進學為秀才，時年二十四歲。當年一個人讀書上進先要在他祖籍所在通過“縣試”，再參加省方所主持的“府試”；府試及格，便進學為“秀才”。既為秀才，則每三年都得應考一次，叫作“歲考”。如果一個秀才希望參加舉人考試，他還要通過省級主辦的甄別試驗，叫作“科考”?？瓶技案癫趴蓞⒓印笆≡嚒保ㄒ喾Q“鄉(xiāng)試”）。鄉(xiāng)試是朝廷特派的“主考”所主持的〔鄉(xiāng)試及格，便“中舉”成為“舉人”了〕^〔6〕。

父親進學之后，參加了幾次“省試”都未能如愿。因此他深深了解他的學業(yè)為戰(zhàn)火所耽誤了；所以他決定到上海去進那些戰(zhàn)后重開的“書院”，繼續(xù)進修。經過慎重考慮之后，乃于一八六八年春初進了新近復校的“龍門書院”。該院山長（院長）劉熙載先生是當時揚州有名的經師。父親被錄取之后，便在該院讀了三年——從一八六八到一八七一年^〔7〕。

在父親的回憶錄里，他記載了當時書院里的生活，特別是一些同學之間的交往與學習的經驗。他的同學之中后來有許多都在政治上和學術上有相當成就的^〔8〕。父親對這位了不起的劉山長的教學方式也有所記載。他說所有在書院中受課的學生，每人每日都得寫一份“日程”和一份“日記”。前者記載為學的進度，后者是記學者的心得和疑慮。為這種“日程”和“日記”的記述，該院都有特別印好的格式，按規(guī)格來加以記錄。這些“日記”和“日程”，父親均保留下來。其中有趣而值得一提的，便是這印刷品的卷端都印有紅字的宋儒朱熹和張載等人的語錄。其中一份張載的語錄便是：“為學要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這是個完全中國文明傳統(tǒng)之內的書院精神^〔9〕。

我所敬重的老朋友吳稚暉先生，生于一八六五年，比父親小二十四歲。吳先生也曾經告訴過我一件有關另一“書院”的驚人而有趣的故事。吳先生曾就讀于江蘇“南菁書院”。當吳氏第一次拜謁該院山長名儒黃以周先生時，他看到黃先生書齋上掛著一大幅使他難忘的格言：“實事求是，莫作調人！”這句格言如譯成英語或白話，那就是“尋找真理，絕不含糊！”這些也都說明了我國十九世紀，一些高等學府里的治學精神^〔10〕。

父親的自述里幾乎以四分之一的篇幅，記述其重建上莊胡氏宗祠的經過。這項重建歷時凡十一年，共費制錢一千三百三十萬（約合銀元一萬三千三百元）。自一八六五年動工，直至一八七六年（光緒二年），父親三十六歲那年才正式完工的。在這項偉大的工程中，他不但是該項工程粗工細活主要的規(guī)劃者和執(zhí)行人；他有時還要說服和克制族中守舊分子的反對。他所遺留的記錄不幸有一部毀于火災，但是這份記錄卻替后世留下了當年聚族而居的農村里的生活狀況、社會組織和社會公益活動的極珍貴的第一手資料^〔11〕。

在此期間，父親曾對中國地理——尤其邊疆地理發(fā)生了研究的興趣；這興趣是他在上海龍門書院當學生時便養(yǎng)成的。他繼續(xù)對地理學進修的原因，也是受當時國際和遠東重要變動的影響^〔12〕。據(jù)父親的記錄，他對當時政府和士大夫對世界地理和中國邊疆——尤其是東三省——的地理之無知，感到震驚！所以他便下定決心終身致力于中國邊疆地理的研究。

三、吳大澂的知遇

當父親于數(shù)年之內把家事稍事安頓之后，他便決定撇開家族鄉(xiāng)黨的小天地而遠游北京，另圖發(fā)展。在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他年已四十，乃向一位經商致富的族伯〔胡嘉言〕借了一百銀元，搭船自上海去天津轉往北京^〔13〕。在北京他僅憑兩封推薦書，旅行了四十二天，到了吳大澂欽差的駐地寧古塔^〔14〕。吳氏為一自修而成名的大學者、考古家和政治家。父親告訴吳公他不是來求職的，他只盼吳氏能給予護照和通行證，好讓他遍游東北，并考察邊疆地理。吳氏對父親大為賞識，其后吳氏巡行閱邊，總是偕父親同行；尤其是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中俄勘定疆界時，他們曾同晤俄方勘界專員^〔15〕。

就在這一年吳氏正式聘任父親為其幕僚。稍后吳氏并在父親毫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專折向朝廷特別保薦，說父親胡傳“有體有用，實足為國家干濟之才，不僅備一方牧令之選”。^〔16〕父親驚喜之余，當然也深感吳公的知遇。其后多年便一直在吳公幕府，參與機要。

父親在東北一段時期往各地旅行考察，備歷艱險。在一八八三年（光緒九年）一次〔兼查十三道，戞牙河地勢〕途中，一行人員在森林中大雪迷路，三日不得出^〔17〕。干糧已盡，計無可施。此時父親忽有所悟，他叫隨行人員去尋覓一條山澗，然后循山澗而下。因為山澗總歸會流出山區(qū)的，循山澗找出路，應該是不會錯的。他們于是找到了一條山澗，循澗而下，終于脫險。為此，父親曾作了一首詩，以為紀念。四十年后，當我在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發(fā)表一系列有關實驗主義的講演之時，我還舉出這個例子，來詮釋約翰·杜威在他《思維術》里所闡明的理論^〔18〕。

自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以后，父親便一直致力于公務。自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六年，他在東北服務六年。一八八六年先祖母逝世，父親返里奔喪。翌年又轉廣州依廣東巡撫吳大澂。吳派他去海南島視察，并報告全島土著狀況，做可能開發(fā)的籌劃。父親于此行所保留的詳細日記，后來曾發(fā)表于專研地理學的《禹貢半月刊》^〔19〕。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黃河在鄭州一帶決口。吳大澂自粵奉調任河道總督；設督署于鄭州，監(jiān)督堤工。父親乃隨吳去鄭州。在此期間父親亦記有詳盡日記，記錄購料、修堤等工作。當年的河工不但極其腐化，且有各種迷信摻雜其間。迷信之一便是崇奉水蛇、蝦蟆為“河神”。

父親在治河時期的日記里便作了十首《鄭工合龍紀事詩》，其中的一首便坦白地批判這迷信之無稽。下面便是這首詩的原文：

紛紛歌舞賽蛇蟲，酒醴牲牢告潔豐。

果有神靈來護佑，天寒何故不臨工？

我引這首詩來說明我父親生命里富于學術的一面。他是篤信宋儒的，尤其崇奉程顥、程頤和朱熹，是所謂“理學”。由于業(yè)師劉熙載先生的教誨，我父親受程朱理學的影響也很大；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對大清帝國內當時所流行的宗教，予以嚴肅的懷疑與批判^〔20〕。

由于襄贊治河的勞績，吳大澂乃保舉父親以直隸州候補知州分發(fā)各省候缺任用。一八八九年（光緒十五年）父親自鄭州請假返籍探親。便在這一次短暫的探親假期，我父母就在原籍結婚了?；楹蟾赣H乃攜眷返鄭州繼續(xù)治河。翌年父親乃離開河南住所往北京等候簽派新職。當年合格官吏的選派，多憑抽簽決定。父親抽得往江蘇省候補的簽。這在當時實在是最好的機會了。所以在一八九〇到一八九一兩年之間，我父母均住在江蘇省會所在地的蘇州；后來又被派往上海，擔任“淞滬厘卡總巡”。我便是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在上海出世的。就在這一段時期里，父親已有“能吏”之名，所以其他各省當局，對他也就競相延攬了^〔21〕。

四、在臺灣任知州和統(tǒng)領

一八九二年，不但是我父親原任所在的江蘇省署，就是廣東省署和新設的臺灣省署，都紛紛奏請朝廷想調請父親前往各該省任職。但是北京中央則循新任臺灣巡撫邵友濂之請，調父親去臺灣任職，蓋當時臺灣省治新設，需要人才甚急，所以北京吏部乃遴選干員胡傳，前往臺灣，襄贊省政。奉命之后，父親不得已只好暫留眷屬于上海，于一八九二年只身赴臺。其后在臺灣一直任職達四年之久。

在臺任職期間，父親曾巡視全島各地；并代邵巡撫親往澎湖列島視察軍務。他的巡臺日記，以及對邵巡撫的稟啟，均曾由今日的“臺灣省文獻委員會”付印出版^〔22〕。

父親因為深諳地理之學，根據(jù)所學加以判斷，他認為當時全臺各地的防御工事，例如各地的炮臺，對臺灣的實際防御均無補于事。在〔一八八五年〕中法戰(zhàn)后，我國南洋海軍全毀，臺灣門戶洞開，全島實際上無防御之可言。所以他在向省署的稟啟中，坦白指陳當時散置全島各地各種零星防御工事，以及落伍逾齡的各種武器和那些裝備訓練均感不足的武裝部隊，全屬浪費。父親乃稟請省署將這些無用的設施全部廢棄，另行訓練一支小型海軍，以為全島防務之用^〔23〕。

父親在全島旅行視察之后，由于當時防疫設備不足，乃染上瘧疾，臥病甚久。和他同行的仆役亦同染疫癘，甚至無一人生還！

一八九二年（光緒十八年），父親又受委管理全島鹽政。半年之內便有很多的興革。最近一位鹽務專家便曾根據(jù)父親有關鹽政的報告，撰文研討父親當年對臺灣鹽政的貢獻^〔24〕。

一八九三年（光緒十九年）父親又受〔臺灣藩臺唐景崧〕牌委代理臺東直隸州知州。臺東當時是臺灣唯一的一個直隸州。他接任只有一天，臺東的后山駐軍統(tǒng)領——可能因為心臟病猝發(fā)——突然病故。邵友濂巡撫乃委派父親兼領臺東后山軍務。所以當我在一九五二年訪問臺東時，臺東父老仍然記得我的父親是位武官——胡統(tǒng)領，而非文官——胡知州^〔25〕。

在父親統(tǒng)軍期間，他發(fā)現(xiàn)全軍有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官兵吸食鴉片。因為那時臺灣瘧疾流行，軍中官兵誤信鴉片可以防瘧的緣故，所以幾乎全軍吸毒。父親最恨吸毒，故極力使全軍戒毒。這些事，在他的巡臺日記里都有詳細的記載^〔26〕。

就在父親在臺灣擔任統(tǒng)領這段時間里，中日甲午戰(zhàn)爭爆發(fā)了。我軍戰(zhàn)敗。強大的北洋海軍全部為敵所毀。當北洋海軍于一八九四年全軍覆滅時，我父深知臺灣已無法防守。如眾所知，一八九五年中日馬關和會時，我國把臺灣割讓于日本作為賠償。所有清廷派來臺灣的官吏，均奉召返回大陸。

可是臺灣居民卻強烈反對，尤其是當?shù)厥考?。他們群起吁請巡撫唐景崧制止割讓，并宣布成立“臺灣民主國”，選唐景崧為“伯理璽天德”（總統(tǒng)）。這個“民主國”事實上只存在不過數(shù)周——甚或只有幾天——就完結了，但是臺灣的抗日運動卻延續(xù)至數(shù)月之久。

父親遲至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始離職返國。此時大陸與臺灣電訊已斷，土著與土匪又紛起滋事，所幸父親在臺時頗有政聲，所以尚能沿途通行無阻，返回臺灣臨時省會所在地〔臺南〕。這時他已染了嚴重的腳氣病，兩腿浮腫，不能行動。但正如上節(jié)所提，父親行政才能曾歷經上峰嘉許，所以此時的新軍事領袖劉永福將軍，仍堅留我父在臺繼續(xù)服務。劉氏是前任巡撫和“伯理璽天德”離臺后，全島唯一的軍事領袖，那時尚統(tǒng)治南部半個島。父親在臺直病到不能行動的情況之下，劉氏始允許他離臺內渡。父親于一八九五年八月十八日離臺，八月二十二日病故于廈門——他成為“臺灣民主國”的殉難者之一^〔27〕。

下面是父親于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六月二十日所立的遺囑。雖然那時和他共患難的家人，都已離臺赴滬，我二哥嗣秬尚隨侍在側。遺囑的全文如下：

予生不辰，自弱冠以后，備歷艱險，幾死者數(shù)矣。咸同之間，粵寇蹂躪吾鄉(xiāng)，流離播越，五年之久，刀兵、癘疫、饑餓三者交迫，屢瀕于危而不死。在婺源覆舟于鵝掌灘下，亦幸不死。光緒癸未正月，在寧古塔奉檄由瑚布圖河歷老松嶺赴琿春與俄羅斯廓米薩爾會勘邊界，中途遇大雪，失道誤入窩棘中，絕糧三日不死（窩棘者譯言老林也）。乙酉，署五常撫民同知，八月廿三日，馬賊猝來攻城，城人逃散，予以十三人御之，幸勝而不死。丁亥，在粵東奉檄渡海至瓊州察看黎峒地勢，自瓊而南，直穿黎心以達崖州，染瘴病困于陵水，亦不死。壬辰之春，奉旨調臺灣差委，至則派查全省營伍，臺灣瘴癘與瓊州等，予自三月奉檄，遍歷臺南北、前后山，兼至澎湖，馳驅于炎蒸瘴毒之中凡六閱月，從人死盡，而予獨不死。今朝廷已棄臺灣，詔臣民內渡，予守后山，地僻而遠，聞命獨遲，不得早自拔，臺民變，后山餉源斷，路梗文報不通，又陷于絕地，將死矣！嗟呼，往昔之所歷，自以為必死而卒得免于死，今者之所遇，義可以無死，而或不能免于死，要之皆命也。汝從予于此，將來能免與否，亦命也。書此付汝知之，勿為無益之憂懼也。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書臺東鎮(zhèn)海后軍中營示秬兒。

鐵花

注釋

〔1〕原英文稿內只用“胡傳”本名，未及字號。本稿內所列舉的字和號是根據(jù)《胡鐵花先生家傳》所增補?！都覀鳌繁皇珍浽凇杜_灣紀錄兩種》（一九五一年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中作為“代序”?！都覀鳌肥且黄喢鞔_實的胡傳的傳記。胡氏自著《鈍夫年譜》不全，亦未正式印行。又胡家及其鄉(xiāng)人慣書其祖籍縣名為“績谿”，本篇及以后各章均用較通俗的“溪”字以代替“谿”字。

〔2〕太平軍入侵皖南時，已在太平諸王內訌之后，洪楊革命已成尾聲。軍紀既已廢弛，焚掠亦所難免。唯鐵花先生遺稿內，亦有逃避“官軍”的記載。筆者當年閱讀原件時，便曾向適之先生指出，焚掠之事，清軍亦有份。胡先生說：“你也看出這一點啦！”

〔3〕胡傳所記皖南徽州一帶遭劫的情形，可能是有關該地區(qū)災情最詳細的一部記錄。關于其他地區(qū)還有很多種不同的記錄都較胡氏遺稿更為翔實，只是適之先生那時并未看到。

〔4〕胡氏這段記述，可能不正確。參閱上章注釋。鐵花先生對當時徽州一帶受劫的情形記述甚詳。如果他們胡氏一族的人口在四年之亂中便死掉百分之八十，他的記錄中一定有更多駭人聽聞的故事。但是全稿中似乎只提到他原配馮氏死難一事，未見有其他死難的記述。所以一族人口損失八成的情形，似乎不大可能。洪楊亂前他們胡氏全族人口為“千六”被誤為“六千”，倒比較可信。

〔5〕洪楊亂后，胡氏全族人口只有一千二百人，其中留在故鄉(xiāng)抽鴉片的成年男人（那時婦女染煙癖是極少的）就有二百人之多；另外還有四百位成年和青年的男人在外地經商，這個比率也不太可信。筆者當年本想于全稿完工時，再把這些問題向胡先生提出，一一加以澄清，不意胡氏突然逝世，這些問題就都變成懸案了。

〔6〕清襲明制，科舉制度是很復雜的，三百年間變動也很大。大致說來，科舉考試是分三級的：“秀才”“舉人”和“進士”。一個士子要當秀才，他第一步要參加他祖籍所在的本縣的“縣考”；及格了，再升一級參加“府考”；又及格了，則由本府主管官的“知府”提名參加朝廷特派之“學政”所舉行以“府”為單位的“院考”；院考又及格了，則由政府正式承認為“生員”，通稱“秀才”。像胡傳這樣的讀書人，他先要參加績溪縣的縣考，再參加徽州府的府考和院考。他在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通過了院考，“進學”成為“生員”，他就是胡秀才了。做了秀才可麻煩了。為了避免“秀才三年成白丁”，朝廷每三年還要考他一次，是為“歲考”；秀才如想考“舉人”，他還要參加府級的甄別試驗，是為“科考”?？瓶疾患案?，他就不能參加省級考試舉人的“鄉(xiāng)試”。歲考不及格，那可能連個秀才的招牌都保不住了。歲、科考試及格的生員（秀才）又按成績分為“附生”“增生”“廩生”（官家給點口糧故名）和“貢生”（貢獻給朝廷的人才）。貢生又按考試成績分為數(shù)等，最好的“拔貢”“優(yōu)貢”就有向朝廷申請做小官的資格了。優(yōu)貢一等可以做“知縣”（縣長）候選人，三等也具有縣教育局長（訓導）的資格。胡傳便是“科考優(yōu)等”而“鄉(xiāng)試不售”，做了一輩子老秀才。他不甘失敗，鄉(xiāng)試落第之后，乃正式進大學——“龍門書院”，好好地讀了三年書，預備卷土重來，再參加“江南鄉(xiāng)試”。但是他是否又參加過鄉(xiāng)試，那連他自己的兒子也不知道了。

胡傳似乎是一位“優(yōu)貢三等”，所以有人稱他“訓導”。他所參加的“鄉(xiāng)試”是在南京舉行的。清制江蘇、安徽兩省合稱“江南省”。在“江南鄉(xiāng)試”里名列前茅的，當然就是“江南才子”了。所以我國俗語上所謂“江南才子”并不限于長江以南所出生的“才子”，蘇北、皖北的莊稼漢，鄉(xiāng)試考得好的也有份。

胡適之先生對他父親的“功名”的敘述，可以說是語焉不詳，因為他是預備說給洋人聽的，所以筆者作注時把它稍為補充一點。

關于清代科舉制度的參考書，除一般官書之外，可參閱《清史稿·選舉志》。通俗讀物則以沈兼士編《中國考試制度史》第九章最為簡明扼要。

〔7〕據(jù)《清史稿·儒林傳》：劉熙載（一八一三—一八八一）字融齋，興化人，為清末大儒；晚年長“龍門書院”。嘗戒學者曰：“真博必約，真約必博?！边@也就是胡適所謂“為學當如金字塔”之意。胡氏治學對我國傳統(tǒng)治學精神的承繼，可說深入骨髓；西學對他的影響，有時反而是很表面的。

〔8〕《胡鐵花先生家傳》的作者張煥綸（經甫）便是胡氏在龍門書院的同學。經甫后來便是上海一帶知名的學者。其他如袁爽秋、童米孫等也都見重于時。

〔9〕“不疑處有疑，才是進步！”這九個字是筆者在當年筆記殘稿中找出的。近查一九六八年“臺灣省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張子全書》卻未見此條。其稍近似者有：“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學；學則須疑。”（《學大原下》）“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于行，愈于不知者爾?！保ㄒ姟墩伞ぶ姓罚┯帧盁o征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征吾言，則不言；周足征，則從之。故無征不信，君子不言”（《正蒙·有德篇》）。這些都是胡適之治學終身奉為圭臬的格言。然上述九字或出宋儒其他語錄。宋代的道學是清政府用以取士的官學。這個傳統(tǒng)不但是被胡適之完全承繼了，我國東南一帶的文士所搞的儒學也全是宋明之學，此風至臺灣而不衰！

〔10〕國民黨元老鈕永建先生也是當年“南菁書院”的學生。一九六〇年夏，胡、鈕二公同機飛美，途過沖繩島休息，二人于海灘散步時，談話的題材便是“南菁書院”。鈕氏動人的故事使胡氏大感興趣，所以胡公勸他到紐約時務必與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口述歷史學部聯(lián)絡，好把這段學術史保留下來。胡公興奮之余，并“口占一絕”，以贈惕老。詩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