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著《民國老校長》和《民國教育家》問世以后，出版社的一位編輯對我說：“你能不能寫一本有關民國以來的科學家的書呢？”最初聽到這個建議，我委婉地拒絕了她的好意。之所以如此，大抵有三個理由：首先，民國以來的科學家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他們研究和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要想對他們的工作和人生進行一番梳理，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其次，我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后來雖然混跡于專業(yè)人員隊伍，但一直從事有關人文知識分子的寫作研究，對自然科學領域的人和事知之甚少，所以不敢輕易觸碰；第三，我們生活在一個專業(yè)越來越多、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按照專業(yè)分工，我是一個社會科學工作者，如果冒冒失失闖入自然科學領域，豈不是犯了“隔行如隔山”之大忌？

但是，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探索未知領域，何況我年輕時最大的夢想就是當一名科學家！如今我已經年近古稀，如果再不抓緊機會，也許這輩子就真的與自然科學無緣了。因此，經過半年多的思考，我覺得如果能夠靜下心來，找一些著名科學家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聽，是一件既有趣又刺激的事。之所以這樣講，也有三個理由。第一，民主與科學是五四運動的兩大主題，這些年來，大家對民主、自由的討論早已深入人心，相比之下，人們對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態(tài)度以及科學家的命運卻似乎關注不夠。所以，研究民國以來的科學家有助于彌補這方面的缺憾。第二，多年來我對民國歷史的研究情有獨鐘，并且在這方面積累了不少心得和資料，如今把自己的研究范圍擴展到科學家領域，應該沒有太大障礙。第三，與人文學者以及社會科學家相比，自然科學家的文字著述不多，所以他們更容易被人遺忘。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我發(fā)現自然科學家們確實具有獨特的風采。比如就工作狀況而言，他們“那種耐性，那種毅力，那種忘我的求真的努力，那些足以令人氣餒的失敗，以及忽然發(fā)現或證實的剎那間的那種真正的精神上的愉快和高興”(胡適語)，是其他人難以想象和無法體會的；他們那種“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來控制自然，……來使人的精神從愚昧、迷信里解放出來”的努力，也是其他人難以企及的。所以，胡適認為科學史上那些大科學家的傳記材料，是鼓勵人們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由此可見，關注科學家甚至為他們樹碑立傳，是對歷史負責的態(tài)度。

據我所知，自民國以來出現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學家。其中有數學家馮祖荀、胡敦復、熊慶來、何魯、姜立夫、樊畿、江澤涵、陳建功、蘇步青、段子燮、華羅庚，有物理學家葉企孫、胡剛復、饒毓泰、薩本棟、吳有訓、嚴濟慈，有化學家任鴻雋、曾昭掄、侯德榜、莊長恭，有地質學家丁文江、翁文灝、朱家驊、李四光，有生物學家胡先骕、陳楨、李繼侗、童第周，有氣象學家竺可楨、趙九章，有農學家秉志、董時進，有醫(yī)學家張孝騫、林可勝、黃家駟、林巧稚、楊崇瑞，有工程技術專家顧毓秀、周仁、凌鴻勛、沈怡、茅以升，等等。這些科學家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不但有動人的故事，而且在做人做事上也有傲然正氣、錚錚鐵骨。比如數學家何魯，不僅指責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是寡廉鮮恥的道德舉措，還嘲笑蔣介石是“孬種”，認為“今日中國，趙高太多”。又比如物理學家葉企孫，全面抗戰(zhàn)開始后，他的學生熊大縝離開清華投奔八路軍冀中軍區(qū)，曾發(fā)明了烈性炸藥和地雷、雷管，并受到聶榮臻的接見。但是沒過多久，此人卻以莫須有的“國民黨特務”罪名慘遭殺害。新中國成立后，盡管在“兩彈一星”功臣中有葉企孫的許多弟子，但是他本人卻備受冷遇。“文革”開始后，他又因為“熊大縝事件”遭受牽連，并于1977年在極度痛苦中去世。再比如氣象學家趙九章，他早年與竺可楨齊名，是中央研究院氣象所所長，國民黨敗退時拒絕前往臺灣。新中國成立后，他不僅培養(yǎng)了大批氣象人才，還積極投入空間科研事業(yè)的創(chuàng)建工作，從而對中國人造衛(wèi)星上天做出重要貢獻。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優(yōu)秀的特殊人才，卻在“文革”開始后屢遭批斗，最后因不堪忍受而選擇自殺。

從上述掛一漏萬的名單中，我發(fā)現科學家的傳記材料不僅如胡適所說，是鼓勵人們探索真理、追求幸福的思想資源和精神動力，而且還是反思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領域。所有這些，都是讓我在2014年元旦這一天拿起筆來開始工作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