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愛爾蘭在基督教傳入以前，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屬于那種離析散居的部落秩序，傾向于流動，遷徙，而族群之間并無一體的認同；雖然彼此可能意識到血緣近似，恐怕在一般情況下并不曾強烈地感覺到唇齒之親。所以，我們想象，在那一段長而又長的古代，四季游走和歇息于無垠的綠野上的愛爾蘭人（正確地說，應該稱為喀爾特人，Celt），他們升降山阜谷壑，穿越林莽，涉亂溪澗，這樣成群扶攜各自的老幼，牽領他們的畜牲，擦身而過，自然是缺少民族認同的，雖然他們共有喀爾特人的蓋耶耳語言（Gaelic），并且以那語言各自流傳著他們祖先的英雄事跡，例如無限勇毅的庫克哈練（Cuchulain），在史詩和民間傳說故事里被歌頌著，正好像他在葉慈的現(xiàn)代詩里被祈求顯靈，為了守護一個新世紀為愛爾蘭民族尊嚴獨立的革命黨人，免遭異族統(tǒng)治者撲滅，殺戮。

公元第三世紀初，可瑪克·馬卡爾特（Cormac Mac Art）肇建城堡于達臘（Tara）地，并號召武士成軍，愛爾蘭人逐漸體會到凝聚之力，滋生民族共同之情。達臘城堡的象征意義自中世紀以來未嘗稍衰，代表了喀爾特精神文明以及植根于那精神文明里的愛爾蘭的詩與藝術之中心。如此，當葉慈在《七重林中》徑取它為文字構成的典故而無任何隱晦之虞，原因也十分明白了，正如詩人在《雕像》中毫不猶豫地呼庫克哈練之名，其中所含涵指涉的豪邁，氣度，以及憂患艱難之想，都是直接而無隔絕的，對于熟識史事傳說的，自覺的愛爾蘭人而言。

基督公教正式傳入愛爾蘭之年，通常作四三一。那一年羅馬教皇遣帕拉底阿斯（Palladius）來到。然而，在此之前，早已有篤守謹信耶穌教訓的使徒浮海來到異端的愛爾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卒后被奉為愛爾蘭之守護的圣巴特里克（St．Patrick）。此后二百年間，基督教寺院如雨后春筍漫延愛爾蘭，并且證明能倨嚴，縝密，有力地深入愛爾蘭人的心境與精神，和原住的蓋耶耳神話傳說交疊，融合，從而產生一種寓二類異質文化于單一呈現(xiàn)方式的生命情調，互補共生，彼此詮釋，蔚為愛爾蘭心神最深邃，美麗的發(fā)揚，自成體系與傳統(tǒng)，無與倫比。第八世紀末，北歐海盜始襲愛爾蘭，燒殺擄掠之余，蓋耶耳人前此三百年累積的自信與財富為之蕩然，愛爾蘭陷于分裂，離亂，不斷的內部沖突和戰(zhàn)爭所導致的災害視海盜侵犯猶有過之而無不及，直到布萊恩·伯魯（Brian Boru）達臘登基為王，始重振蓋耶耳秩序，似乎尋找到了愛爾蘭古老的文化力。這是公元第十世紀下半葉的事。

然而，也就在第十一世紀之初，當布萊恩·伯魯一〇一四年殂于王位之際，愛爾蘭開始卷進一漫長，駁雜，悲壯的涉外關系，明顯，深刻而大規(guī)模地影響了這蓋耶耳文化體系下的民族，甚至使得他們的歷史嚴重地髹染了一層陰郁的色彩。這構成無比影響的異族外國就是英格蘭，即狹義的英國。布萊恩·伯魯既亡之后，愛爾蘭再度的分裂局面，引起英國王室貴族的窺窬，于是自十二世紀下半葉的亨利二世（Henry Ⅱ）以下，歷代英王無不積極經略愛爾蘭，以蓋耶耳人為殽胾，雖因此而導致侵略者與本土人民皆不免死傷枕藉，城鄉(xiāng)蕭條，英人樂之不疲，歷經都鐸朝（Tudor，1485—1603），與史都瓦朝（Stuart，1603—1714），長期的軍事行動配合經濟剝削，尤其見于他們紛紛圍筑的所謂“新教墾殖園”（Protestant Plantations），以沒入愛爾蘭蓋耶耳原住民的土地，賞與對王室效命有功的英格蘭人，以及蘇格蘭人。高壓統(tǒng)治下支離破碎的愛爾蘭僅能茍延殘喘，絕望的蓋耶耳民族精英或者紛紛流亡海外，或者沉入喑痖無聲與貧窮。史都瓦朝在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1599—1658）監(jiān)國期間更變本加厲，對愛爾蘭的政策以秉持新教的狂飆，徹底消滅早已深植在蓋耶耳文化中的羅馬天主教為其神圣使命。愛爾蘭為戰(zhàn)爭，饑饉和瘟疫所摧殘，陵夷，人口銳減至五十萬之數(shù)，破敗，荒涼，衰弱，而且幽昧而暗淡。

篤信天主教的英王詹姆士二世（James Ⅱ）于一六八五年登基，曾給予愛爾蘭短暫的希望，但一六九〇年波恩（Boyne）一役，為威廉三世（William Ⅲ）火攻擊潰，回天無力，從此愛爾蘭天主教徒快速地陷入絕境，他們被嚴禁擁有土地農莊，不得擔任政府公職，所有財富歸新教徒控制，苛捐雜稅，四季的徭役和地租，使他們生存的憑借消滅無形，人性尊嚴喪失殆盡。尤有甚者，在公共事務上他們更無發(fā)言和投票權，上大學受教育的機會也同時被剝奪了。在前后一世紀的期間里，英國徹底有效地將愛爾蘭推進黑暗愁慘的深淵，使它從一可憐憫的殖民島嶼更長墜千仞，終于進入不見天日的奴隸地獄。十八世紀結束前，愛爾蘭的文學家與思想家當中曾為此民族厄難痛心疾首，進而針砭批判的頗不乏歷史之洞識與宗教良心，但效果微乎其微，其中包括以新教徒身份位居都柏林圣巴特里克大教堂最高司鐸的約拿丹·史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大主教喬治·柏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1753），和著名雄辯的艾德蒙·伯柯（Edmund Burke，1729—1797）。史威夫特感憤之余，曾以他風靡不列顛英語世界尖銳犀利之筆著時文《虛懷芻議》（一七二九年），倡言為了遏止愛爾蘭窮人兒童變成他們父母與國家的負擔，并且為了把他們化為公共福利的資源，這個貧賤無告的民族何妨將大多數(shù)兒童一一屠宰，以供食用，既可解決養(yǎng)育困擾的難題，兼以外銷牟利，對愛爾蘭枯竭的生計不無小補云云。史威夫特為了警惕世俗，不得不訴諸極端悲慘丑惡的文字，掾其刺時之大筆，以暴易暴，為絕望的愛爾蘭人大聲疾呼。在他危言聳聽，歷數(shù)以屠殺兒童為挹注民生社會的策略時，曾舉一指涉域外的專例以支持他的議論，以虛擬假設，瘋狂失心的語氣強言凡此種種并非無中生有，而是由一個名叫撒蠻那札（Psalmanazar）的美麗之島之人引進自遙遠的臺灣云云。表面上荒忽其唐的寓言諷刺，其沉痛處更撼人心魄，感人肺腑。雖然如此，文章亦猶如石沉大海，發(fā)表后四十年間影響實微，并不能激發(fā)英國新教統(tǒng)治者對廣大受壓迫者的悲憫。

法國大革命導致愛爾蘭志士一新的認識，他們開始覺悟到武裝暴動以反抗強權可能就是民族解放必要和惟一的手段。十八世紀末年，渥?！ね╓olfe Tone，1763—1798）聯(lián)合新教與天主教徒組織愛爾蘭聯(lián)合會；迨一七九八年，由愛德華·費滋杰羅（Edward Fitzgerald，1763—1798）領導的革命行動終于爆發(fā)，事敗死之；前此渥?！ね矠槠鹆x而殉難。百年之后，葉慈作詩紀念約翰·奧里雅雷（John O’Leary，1830—1907）時，郁悒中重提舊事，“理想浪漫的愛爾蘭已經死去”。然而不然，縱使十八世紀的愛爾蘭因為英國政府通過對部分大家族的籠絡，安撫，曾經產生某些程度的繁榮假象，但所謂繁榮都局限于既得利益者的取奪范圍，并未能深入中下層社會。葉慈既贊嘆以格瑞歌利夫人（Lady Gregory）所擁有的闊園（Coole Park）之代表了十八世紀以降愛爾蘭優(yōu)渥雅致之文化，復深深為那長時期前仆后繼的革命志士之犧牲而感動，憂傷，但因為從事獨立建國事業(yè)的人鮮有來自富裕大家族者，葉慈的倫理判斷不免遭遇不能調合的困擾，進而構成了他一生難以解脫的心之枷鎖。

十九世紀以后，愛爾蘭在議會政治與武裝革命雙重的激蕩之下，依舊風雨飄搖，無有寧日；新教徒與絕大多數(shù)的天主教徒之間勢如水火，而廣大的城鄉(xiāng)更因政治與經濟的不安，失調，并未隨歐洲產業(yè)革命的影響，如其他民族國家那樣一一邁入近代，和現(xiàn)代。事實如此，相對于英國維多利亞朝之強權與富裕，愛爾蘭尚且于十九世紀中葉為連年累歲馬鈴薯病蟲害而遭遇史無前例的大饑荒，使人口由八百萬遽減為五百萬。愛爾蘭人大批移民北美洲。留下來的棄生在不公平的法規(guī)和苛刻的條例下，試圖爭取有限的身家財產之保障，和進一步參與政治的公民權。一八五八年，一個以從事愛爾蘭革命為宗旨的秘密社團在紐約成立，一八七三年取名“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盟”（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盟員自稱“芬涅安”（Fenian）；他們旗幟絕對鮮明，主張迅速而完全地脫離英格蘭，建立一新而獨立的國家。芬涅安運動領袖即葉慈一生景從無限，卻不知如何步趨追隨的約翰·奧里雅雷。英國感受到人民爭取自由的風潮，不得不逐漸松懈其高壓政策，于是有解散愛爾蘭新教總會之舉，并開始準許天主教徒進入都柏林三一學院接受教育。就在愛爾蘭終于遲緩地步入近代史，似乎也發(fā)現(xiàn)些許曙光的這個時期，葉慈，愛爾蘭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誕生于距都柏林不遠的山迪芒特（Sandymount），時為一八六五年六月十三日。

葉慈的父親是一優(yōu)秀的藝術家，母親來自濱臨大西洋的斯萊果（Sligo）一小康有余裕的家庭，而那斯萊果正是葉慈詩中長期不斷回溯思懷的童年故鄉(xiāng)形象。他有妹妹和弟弟各二，其中大弟早夭，小弟長大后以繪畫知名，為現(xiàn)代愛爾蘭重要藝術家。詩人童年隨父母移居倫敦，并開始接受英國的小學教育，暑假則泰半消磨在斯萊果；一八八〇年，舉家遷回愛爾蘭，十五歲的葉慈開始在都柏林上中學。一八八四年十九歲，顯然已經嘗試寫了一些長短詩的葉慈進入都柏林的大都會藝術學校，美術以外，極熱衷玄秘學理，與宗教之類；這一年的手稿留下來的包括《在香谷阡陌》等作。此后詩的創(chuàng)作例為他日月長期所從事者，直到晚年不曾稍懈。按葉慈首次以詩作見刊發(fā)表，為一八八五年披露于《都柏林大學評論》的兩首短詩。這件事十分重要，因為詩人晚年審訂麥克米倫（Macmillan）版詩合集，即《葉慈詩集匯編》（The Collected Poems of W．B．Yeats）時，全帙所收歷年累積之作，最早的就可系于一八八五年。他對詩的投入漸漸超過了對美術的興趣，同時就在此弱冠前后，竟于宇宙無窮的知識領域里獨鐘東方宗教，以及他終生沉湎的玄秘學理。除此之外，另一件對他終生影響至巨的事也發(fā)生在這個關頭：詩人得識芬涅安運動的領袖，約翰·奧里雅雷，初次感受到愛爾蘭民族解放的迫切意義。

一八八七年，葉慈父母復移家改住倫敦。年輕的詩人除埋頭創(chuàng)作，積極整理以愛爾蘭鄉(xiāng)土為背景之歌謠傳說外，并擔任兩份美國新聞報紙之通訊員，平時則熱衷玄秘學理不改，閱讀，研究，參與同好間的討論，繼之以冥默思維。一八八九年葉慈二十四歲，始有整理校輯布雷克（William Blake，1757—1827）詩之志，同年出版《烏辛之浪跡及其他詩作》（The Wanderings of Oisin and Other Poems），為平生第一本創(chuàng)作詩集。約翰·奧里雅雷介紹他與昴德·岡昂（Maud Gonne）相識，葉慈即刻為之深深傾倒，終生追隨著她的美麗，慧黠，與強烈的革命意志不改，亦無由企及，構成詩人此后性格表現(xiàn)和整個藝術發(fā)展的顯影劑，左右了他對政治和文化的思索方向及判斷模式，蓋已成為一不爭的事實。他的詩創(chuàng)作繼續(xù)成長，但也可以想見的，始終縈繞著沉重的愛爾蘭，那蓋耶耳神話傳說的世界，丹黯海灘和鄉(xiāng)野。三十歲之前的葉慈活躍于倫敦文人圈子里，與時彥才子交游，其中不乏愛爾蘭裔的作家，如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和王爾德（Oscar Wilde，1854—1900）；尤與席蒙士（Arthur Symons，1865—1945）最友善。一八九六年葉慈與席蒙士游歷愛爾蘭西部，再遇格瑞歌利夫人于高奧未郡。次年第一次蒞止夫人之闊園宅第度過一個夏天，此后年年如此，遂以闊園為其暑假別莊，留下不少深刻，精美的詩篇。然而也在這段時期，詩人更熱烈地投入了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與昴德·岡昂過從甚密，參與其事，并制作劇本《凱瑟玲·儗·豪里翰》，由昴德·岡昂擔綱演出于新成立的，由他自己領導的愛爾蘭國家劇院。這出戲被稱為葉慈一生作品中對革命事業(yè)最徹底關注，并且實際有所影響的力作，凌越其余。

昴德·岡昂于一九〇三年下嫁約翰·馬克布萊少校（John MacBride，1868—1916），二年后終于離婚。一九〇六年，葉慈與格瑞歌利夫人及劇作家幸罕（J．M．Synge，1871—1909）合任都柏林艾比劇場（Abbey Theatre）監(jiān)督，越二年于文學方面則陸續(xù)推出八卷本《抒情與敘事詩：韻文及散文作品集匯編》（Poems Lyrical and Narrative：The Collected Works in Verse and Prose）。葉慈著作不輟，聲望日隆，于一九一一年得識綺奧基·海德李斯（Georgie Hyde-Lees，1892—1968），六年后始結婚為夫婦?；槎Y證人為美國詩人艾茨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按綺奧基一生不但為葉慈育有一女一子，更是詩人創(chuàng)作最得力之助手，長期擔任謄校打字的工作，并以自動寫作的神秘經驗進一步開拓葉慈的靈異哲學，構成他的奇書《靈視》（A Vision）以及晚年大規(guī)模的詩作之基礎。葉慈既逝之后，綺奧基以最積極，最有條理的態(tài)度整理詩人遺墨和所有相關文件，供學者審視，研究，最后并將詩人全部手稿聚合成帙，悉數(shù)捐與愛爾蘭國立圖書館。

葉慈對東方宗教哲學及文學的興趣，到了這個時期，更形逼真。早在二十歲左右，他就曾經對一位來自孟加拉的婆羅門教士所宣說的神秘經籍十分入迷，近三十年間這方面的知識感應竟有增無減。一九一二年，他與印度詩人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會晤，或許也獲取了某種心傳。同時因為龐德過從的關系，他對東方的認識更大幅度擴充，詩文里偶然呈現(xiàn)的中國和日本意象雖屬點綴者多，缺乏完整的思想論述，但于英詩傳統(tǒng)一系之演變，發(fā)展，已經可以說是千載以下非常勇健的探索，突破。龐德以日本能劇示葉慈，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啟示，引導他嘗試面具舞踴戲劇之創(chuàng)作，在近代西方舞臺史上，自然有它值得重視的意義。葉慈對東方的關注和思維直接投射在他的文學重心，所以他議論佛陀雕塑像與希臘美術的關系，擬作印度情歌，以日本古劍為力與美之象征，以中國的青金石雕所呈現(xiàn)的藝術渾成為現(xiàn)實與理想人生之教訓，觀緞帶旋舞輒有體悟，睹宮娥錦繡也為之心悸感動不已。遙遠的東方如此，更不論巴比倫，拜占庭，底比斯和髑髏地這些舟車間關便可就即的歷史古跡，以及遼敻的波斯和深邃的天方阿拉伯了。

一九一六年愛爾蘭共和軍的復活節(jié)起義，以葉慈許多相識之死難為結，其中最糾結情緒的是馬克布萊少校的死。事過半年，葉慈作詩兼以記敘和哀挽，于無限沉痛傷感之中竭力保持民族的理性，尊嚴：“一可怖之美就此誕生”。事實如此，葉慈不但于詩句結構的次序中對死者一一從容招魂，當他喊到少校之名時，更毫不靦觍地織入昴德·岡昂的聲音與容貌。這一年詩人赴法國尋訪昴德，對她致悼亡唁勞，并輾轉表達求婚之意，再為昴德所拒；次年他改向昴德的女兒依索德（Iseult）求婚不成，遂迎娶綺奧基·海德李斯，暫時卜居英國牛津，因為新購置的愛爾蘭古宅灞列力塔尚在整理修繕中。按葉慈購置灞列力塔實為復活節(jié)起義發(fā)生不久以后的事，在時代激越的風云動蕩中，思有定居愛爾蘭以安身立命之資，則其中溯回追求的人生之象征意念，就湛然可以想見了。灞列力塔與十八世紀高第闊園同在高奧未郡，葉慈詩屢指涉之，蔚為一極具系統(tǒng)的豐富，繽紛的意象體系，與敘事的格局。這一年他新出版詩集即以《闊園野天鵝》為題。

二十世紀的前三十年間，大半就因為政治理念差異與經濟利益分配的問題，愛爾蘭長期處于不安，沖突的狀態(tài)下，其中許多感應都見證于葉慈的詩。一九一八年，以“愛爾蘭共和兄弟會盟”為后盾的“惟吾”（Sinn Fein）黨整合政治勢力，組成一個號稱“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的實體，但因為英國政府的干預，恐怖殘殺的內戰(zhàn)勢不能免，一直到一九二三年五月才告平息。愛爾蘭自由邦的憲法設定其議會下院由選舉產生，參議上院則由士紳碩彥中遴選六十人組成。一九二三年內戰(zhàn)既告結束，葉慈被選為參議員；他忠誠地履行公職達六年之久，屢次針對出版檢查法和離婚法的議題滔滔發(fā)言，并一度出任新鑄貨幣設計委員會召集人。

一九二三年葉慈獲都柏林三一學院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同年，瑞典皇家學院頒予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二九年一場大病，使詩人不得不回絕日本的邀請，未能就該國客座教授之聘。早在一九一五年，詩人曾經拒絕英國王室贈爵之議，但晚年則連續(xù)接受了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的榮譽學位。

葉慈住愛爾蘭灞列力塔不超過十年，晚年行蹤漸離斯萊果與高奧未漸遠，最后的居所在都柏林附近，但也經常出訪國外，或為文學邀約，或為健康因素。他的舊書重印和新著作陸續(xù)出版，包括《靈視》，《或許為音樂的詞及其他詩作》（Words for Music Perhaps and Other Poems），《回轉樓梯及其他詩作》（The Winding Stair and Other Poems）等甚頻繁而密集。而且就在垂暮之年，更協(xié)助一印度學究翻譯吠陀經典《優(yōu)波尼沙》（Upanishads）為英文，證明他少年時代所沉湎追求的東方玄秘學理，宗教，文學，猶完整地存在于他飽經憂患，卻毫無枯竭跡象的心。一九三八年艾比劇場演出他的戲《煉獄》（Purgatory），葉慈發(fā)表他最后的公開演講，同時出版一部自傳，不久即移居法國南部鄉(xiāng)間。一九三九年元月二十八日詩人溘然而逝，隨即埋葬當?shù)兀室痪潘陌四?，亦即愛爾蘭自由邦脫離大英國協(xié)獨立的那一年，始以遺骨歸愛爾蘭，長眠于杜瀾勿克利福教堂墓園（Drumcliff Churchyard），就在他童年故鄉(xiāng)斯萊果的附近不遠，班礴磅（Ben Bulben）山嶺之下。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花蓮　東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