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曾國藩的辦事之“識”

成功的人做事情都會小心謹慎，穩(wěn)妥從事。作為一代名人，曾國藩認為，辦事應該兢兢業(yè)業(yè)，守好自己的本分，體恤民情，凡事都要努力，永不放棄，相信“自助者天助之”，這樣，事情一定會辦好。

兢兢業(yè)業(yè)，做好事情

“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曾國藩的人生信條。為實踐其人生信條，他曾在戎馬征戰(zhàn)的沙場中幾次想自殺，有記載最主要的就有四次。1860年，曾國藩被困祁門時，身處絕境，即作書告諸弟，等于一篇遺囑，“看此光景，今年殆萬難支持。然吾自1853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愿死疆場，不愿死林中，本其素志。近年在軍中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p>

曾國藩幾次想要自殺，表面上是他兵敗后自覺無顏見江東父老，內心里卻是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所致。他要以死報國，以身詮志?！抖Y記》中說：“國君死社稷，大夫死眾，士死制?！币鉃榇笳煞蚓褪且獮橹矣诼毷囟I身。曾國藩表示：“不帶勇則已，帶勇則死于金陵，猶不失為志士?！彼€以袁簡齋的一句詩勉勵自己：“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在沙場是善終?！?/p>

當處理天津教案時，曾國藩更是明知兇多吉少，但也不避禍害。當曾國藩接到去津門查辦教案的諭旨之時，正在病假之中。曾國藩這次病得很重，“重發(fā)?；琛?，“泄瀉不止”。他自覺日薄西山，朝不慮夕，甚至連壽木都命人運到了保定。曾國藩接旨之后深感教案難辦，怕辦不好，會致一生努力化為灰燼。幕僚勸他以重病難以勝任為由，請朝廷另選別人。但曾國藩不肯疏辭，他說：大將不辭刀頭死，豈因禍福避趨之。終還是決定要“力疾受命”。

臨行前，他給二子紀澤、紀鴻留下遺囑數條，強調此次或一去無以再返，但斷不肯吝于一死，以違效命之初誓。曾國藩向他們交代后事，諄諄囑托“以勤儉持德，以孝友持道”。交代說自己長逝后靈柩返南，謝絕一切，概不許收禮。所留奏稿、古文，絕不許刊刻流布等。留書之后，曾國藩率領趙烈文、薛福成、吳汝綸幾個幕僚和少許兵弁，冒著七月酷暑帶病登程。

天津教案不比其他教案，牽扯的國家眾多，它們是得到中國皇帝允許來傳教的英、法、美、俄諸國。各國聯(lián)合起來，對中國壓力極大；他們的軍事力量也遠比中國強大，因此中國絕不能輕言與這幾國洋人開戰(zhàn)；而反洋教的群眾面廣，其中也包括政府官員和士紳。雙方力量都很強大，互不相讓，得罪哪一方都不好交代。并且，上諭明文令他“將為首滋事之人查拿懲辦”，讓他“持平辦理，以順輿情而維大局”，而絕不是讓他得罪各國，更不能把關系搞僵而引起國際爭端或武力沖突。

曾國藩日思夜想，無論如何也找不出兩全其美的好辦法。因此，他只能采取“委曲求全”的策略處理天津教案，這引起了國人的強烈憤慨。當他決定把“天津地方官交部嚴議及捕拿‘兇犯’，以抵洋人之命”的奏折傳出之后，京津及各埠士人一片嘩然，“賣國賊”的罵聲隨之騰起。他的親友、同鄉(xiāng)、同年都不相信曾國藩會如此軟弱，等到得到證實之后都紛紛來信對其勸說、指責，而與他不相干的官紳士人則對他大張撻伐，每天責問他的信件從京津、三江、兩湖各地寄至天津，這使他一下子陷入了被萬人聲討的輿論包圍之中。京師虎坊橋長郡會館、教子胡同湖南會館等處由曾國藩所題的匾額被憤怒的士子們當眾砸毀，并把凡有“曾國藩”之名者盡數刮掉，口吐、腳踏猶不解其恨。王闿運等名士、李鴻章等弟子、曾紀澤等親屬都懇切陳言，表示為曾國藩的做法感到惋惜，深慮此舉將使其一世英名毀于眾謗之中。

曾國藩本來就病得朝不保夕，加上這次莫可辯解的恥辱，使他病上加病。他也不愿再多活一天，只求早死，催著兒子把棺材做好，以備不測。

趙烈文、薛福成等人見曾國藩情緒極度低落，病情又日漸加重，都怕出意外，便日夜守在他的床邊，服侍勸慰。曾國藩心力交瘁，苦痛不堪，不想再多說話了，只是反復地自言“內疚神明，外慚清義”。他后悔自己在“剿捻”無功之后，沒有“退處深山”，之后重回兩江之任和蒞任直隸總督，皆系畫蛇添足。

曾國藩回顧道光以來清廷“辦洋務”的歷史，無論是主戰(zhàn)的林則徐還是主和的穆彰阿，到頭來都沒有好下場。仗打敗了皇帝把責任推給林則徐；而國人斥罵《南京條約》屈辱賣國，皇帝又把賣國的罪名推給主張媾和簽約的穆彰阿。曾國藩自己受清政府委派處理天津教案，必須完全按照清政府的旨意辦事，他原已意識到自己要扮演穆彰阿的角色，替清政府去頂賣國賊的罪名。他的預料果然成了現(xiàn)實：當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公布后，國人不罵慈禧太后，卻單罵曾國藩，他成了眾矢之的。清廷也眼看著曾國藩變成他們的替罪羊、犧牲品，任憑他在社會輿論的猛烈攻擊下，完全處于遭受唾罵、有口難辯的困境，但卻不置一詞。但曾國藩對此明知而不懼，展示了他愿為大清朝擔負一切罪名的勇氣。這與他對末世之官應以“心力勞苦為第一義”的認識是相通的。

后來，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在光緒四年奉命做出使英法的外交大臣。

在曾紀澤回答朝廷的問話時，慈禧太后以任勞任怨相勉勵，曾紀澤答道：

“臣從前讀書讀到‘事從君主能獻其身’一句話，認為人臣犧牲自己的生命，是最高境界?？唇鼇頃r勢，見中外交涉的事件，有時須把性命看在第二位，聲名也要看得很輕，才能替國家保全大局。就像天津一案，臣的父親，先臣曾國藩，在保定動身，正是臥病的時候，就寫了遺囑，吩咐家里人，安排后事，將性命不要了。等到了天津，又看事關重大，不是一死所能了結的，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那時京城的士大夫咒罵的人很多，臣父引咎自責。寄給朋友的信，常寫有‘外慚清議，內疚神明’八個字，正是排除了聲名，以顧全大局。其實，當時的勢態(tài)，除了臣父曾國藩所辦理的立場更沒有別的辦法?！边@一番話，把曾國藩犧牲名譽、忍辱負重的苦衷，充分地表達了出來，使慈禧聽后說出了“曾國藩真是公忠體國之人”的話。左宗棠曾說：“紀澤能說出他父親的實情，可以說是沒有辱沒他的父親。”這也是一個例證。民國時徐一士所著《曾胡譚薈》中說，“曾國藩是看名譽比生命重的人，所以摒棄了聲名以顧大局，無愧于‘公忠體國’。若是那些輕名重利之流，則未必可以像曾國藩那樣自我解脫。

曾紀澤在光緒元年出使俄國，改訂以前使節(jié)所簽的條約，給國家挽回了不少利權，他的外交手腕的過人，舉世共贊，足以為曾國藩爭氣。”慈禧也感嘆曾國藩可算是真正的后繼有人。

不改初衷，守好本分

一般而言，人總是隨環(huán)境的變化而調整、改變自己的行為的。而作為官宦之人，隨著位高權重，保護自己既得利益的傾向就容易越發(fā)加重。

胡林翼曾說：“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清朝的康熙皇帝有過一句名言，說穿了士大夫的本質：“士子負笈而行時，以天下為易；跌蹶經營，一人高位，反成尸位?！痹鴩Q得上是權位越高責任感越重，越敢于負責任的人。他的直諫就鮮明體現(xiàn)了他忠誠為國、不顧個人安危的品質。

清朝自嘉慶以后，世風日下，至道光朝更成魚爛之勢。大小官僚耽于享樂，腐朽入骨，無人肯講真話、干實事。如道光最龐信的宰相曹振鏞，在談到為官之道時公然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边@樣的官場，為自保功名富貴，圓滑彌縫，不負責任之風，已成為習氣。以至于咸豐帝大罵群臣：“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將來有不堪設想者矣！”“爾等甘為大清國不忠之臣，不亦愚乎？”相形之下，當時尚年輕的曾國藩就顯得氣宇卓邁，不隨流俗。他出身于湘鄉(xiāng)的普通農家，童年時還在湘鄉(xiāng)蔣市街賣過菜，離紙醉金迷的都市生活很遠；進京之后，又長期在翰林院讀書，沾染官場習氣少，保存的書生本色多。因而，在朝廷內外交困之際，就能挺身而出，于柔糜的官僚群體中，獨自表現(xiàn)出陽剛之氣。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這位在鴉片戰(zhàn)爭中失敗的皇帝臨終前立下遺囑，說自己無德無能，丟盡祖宗臉面，因此決定死后自己的靈位不進太廟，也不用郊配，不讓臣民祭奠他。這當然是對自己最嚴厲的懲罰了。由于道光帝的遺囑用的是“朱諭”，即親筆書寫，這就令他的繼承人不得不重視起來，因此，咸豐帝即位后立即讓臣下討論此事，曾國藩當時是禮部侍郎，他責無旁貸地要拿出意見來。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都認為“大行皇帝功德懿鑠，郊配既斷不可易，廟袱尤在所不行”。曾國藩經過十余日的慎重考慮，上疏明確提出：進太廟應是確定無疑的，但無庸郊配一項，“則不敢從者有二，不敢違者有三焉”。曾國藩詳細闡述不敢遵從的兩個理由，及不敢違背道光皇帝遺囑的三個理由。仍認為道光皇帝無庸郊配是對的。這等于說，道光帝不配臣民祭奠他。盡管理由是儒家的儀禮，但這是需要萬分勇氣的。因為已死的道光帝本人很可能只是裝個樣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況他的繼承人也不會聽任自己的父皇自貶自損，想抬高他還來不及呢！再者，大臣們已有明確的“公議”，曾國藩如此“不識時務”，是要冒很大風險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勝惶悚戰(zhàn)栗之至”這樣的話，也是坦露心思的真話。咸豐帝的御批雖有肯定之詞，但心中很不滿意曾國藩這個侍郎。但曾國藩認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個接一個地上，批評也逐漸升級，最后連剛即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第一道是《應詔陳言疏》，所述為人才問題，指出“方今天下，因循墜廢，可謂極矣，吏治日壞，人心日澆”；又對如何培養(yǎng)人才、整飭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接著，又上《務陳日講事宜疏》、《議汰兵疏》、《備陳民間疾苦疏》、《平銀價疏》等等，分別對當時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諸問題提出了切要透徹的看法。

在《備陳民間疾苦疏》中，他指出了民心渙散將導致天下大亂的嚴峻現(xiàn)實：

“臣聽說國家貧窮不足為患，只有民心渙散，則是最大的憂患。古代最富的時候是隋文帝時期，然而忽然滅亡了，原因就是失去民心；最貧困的時期莫過于漢昭帝初年，煞而又逐漸安定下來，是因為能安撫民眾……我皇上愛護民眾的誠心，大大超過以前。只是因為那些太守縣令……不關心民眾的疾苦，致使圣主的德政不能到達民眾中，而民間的疾苦不能反映上來?！?/p>

在曾國藩所上的諸疏中，在當時影響最大的是《敬陳圣德三端預防流弊疏》。

曾國藩指陳皇上缺失，第一條指出皇上只是在小處謹慎，反而忽視大處，而且有時謹慎到不該謹慎的地方。每天察于小事，而對于國家的大計必然有所疏漏而沒有時間去深究了。所謂國家的大計，包括哪些方面呢？

即如廣西一事，首先是安排人事，其次是審查衡量地方的利益，最后是對軍事需慎重其事。

第二個缺失是自上一年廣開言路以來，自然有至少一二個上乘之計，然而它們的歸宿，大抵都以“不用議”三字了結。其中有被特殊嘉獎的，如頒布詔令褒揚倭仁，但不久便將他疏遠到萬里之外，降旨以答謝蘇廷魁，不久便將他斥為亂道之流，這些足以說明皇上缺少求言的真意，只以納諫的虛文來掩飾。

第三指出皇帝“威福自專”：在最近的圣旨中，都說罷黜大權，由皇上親自掌握。最后的結果就是，朝中必然充斥大量阿諛奉承的人，可以肯定這種人絕對不敢說出一句逆耳的話而違背皇上的意圖。而稍有鋒芒的人，必然磨他的棱角而折損他的骨氣。一旦有事，則滿朝都是拖沓泄氣之流，只是袖手旁觀，一籌莫展而已。

這一奏疏大有孟子批評專制的遺風。這樣激切亢直的諫疏，不但那些只求保富貴的官僚們無人敢寫，就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曾國藩，也是壯著膽子頭一遭。據說，咸豐審讀后，開始是發(fā)怒，將原疏擲于地；繼而又說：“拘執(zhí)太甚，迂腐通”；再后來心里平靜下來，為表示開明，又加以褒獎。

這幾次上疏，是曾國藩在這一時期的主要作為。這一方面表現(xiàn)了他的政治抱負和遠見；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不諳世故、直道而行的書生本色。

幾篇諫疏使他在朝野內外贏得了敢于直諫、忠誠為國的政治聲名。從清廷到湖南老家，有許多人稱贊曾國藩的這種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給曾國藩來信，盛贊他不顧個人安危，上疏朝廷，并具體談了自己的想法，說：“今天才知老朋友的心。你能為民眾的痛苦而傷心，想拯桑梓于水火，起瘡痍而沐浴之，我表示欽佩。”

在曾國藩還沒有上書直陳咸豐的過失前，他的同鄉(xiāng)好友羅澤南去信責怪曾國藩只上言枝葉，不講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貪位之私心也；不務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茍且之學也”之話，曾國藩讀后，感觸很深。實際上，當時曾國藩已上書咸豐，但羅澤南還不知此事。

當曾國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說“與我上疏的意見相符，萬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議”，立即將上書摘錄全文，請羅澤南閱讀并指教。并請山中老朋友如劉蓉、郭嵩燾、江岷樵、彭筱房、朱堯階、歐曉嶺等人，一一閱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實情況后，對曾國藩更加刮目相看。

體恤民情，關注民生

中國自古就有俗語說：得民心者得天下。民能載舟，亦能覆舟，民心的向背和得失可能就決定了一個朝代統(tǒng)治集團的興亡更迭。曾國藩于此也有深刻的認識，他一再上疏希望統(tǒng)治者愛惜民力，贏得民心，減免捐稅，改革經濟。同時，他自己在從政上也是時刻存愛民之心，凡事體恤民情、關注民生。

曾國藩一生的重要時間都用在了率軍剿滅太平軍、捻軍的三江兩湖戰(zhàn)場上，為了給湘軍籌來足夠的購糧經費，他施展一系列輾轉騰挪的功夫，想盡辦法才勉強維持了全軍數萬官兵的俸銀、糧餉。在此過程中，他清楚地看到了飽經戰(zhàn)亂、貪官污吏搜刮和各種天災中的“民間疾苦”。于是主張所有的“官”都要發(fā)自“真心”地去愛民，惜民力；他還身體力行，要朋友和家人做好官，輕視聚斂錢財，以至于自己做了一輩子大官，連件像樣的衣飾也沒有，兩個寶貝女兒只有一條綢褲，出去赴宴也只能替換著來穿。

曾國藩于咸豐元年上《備陳民間疾苦疏》，有云：“臣竊聞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亂亡，民心去也；莫貧于漢昭之初，而漸致必安，能撫民也。我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間惟一年無河患，其余歲歲河決，而新莊高堰各案，為患極巨；其時又有三藩之變，騷動九省，用兵七載，天下財賦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虛，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甌無缺，寰宇清謐，蓋圣祖愛民如傷，民心團結而不可解也。”

由于當時銀價過高，人民為交賦稅，賣糧換銀，負苛沉重。他接著又上《平銀價疏》，希望可以設法平抑銀價，減輕人民的負擔，并提出了平抑銀價的六種方法：一、規(guī)定當時物價，每年一換；二、京城以外的軍餉，都改為發(fā)放制錢，少發(fā)銀兩；三、戶部各項收入，也可以收取制錢；四、地丁款項，分縣收錢；五、節(jié)省各項名目的開支，都改為發(fā)放制錢；六、適當減少銅礦的開采，以抬高制錢的價格。

此外，他在這份奏折里提到了關系民生的兩個問題：“盜賊太眾，良民難安”與“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并且認為，“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務。其盜賊太眾，冤獄太多二條，求皇上申諭外省，嚴飭督撫，務思所以更張之；其銀價太昂一條，必須變通平價之法”。

后來曾國藩又參與發(fā)行鈔票和大錢的討論，他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反對發(fā)行鈔票和大錢。同治二年，在給友人的信中，他又指出：“錢價不平，由于錢少，此是探源之論?！毕Ｍ軌蚨噼T銅錢以滿足民眾需要。

對于關系民生的鹽務問題，曾國藩也很動了一番腦筋。同治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在所上的《截停淮北餉鹽并設法整理以復舊制折》中，曾國藩指出：本來淮北的鹽務，自從前任的督臣陶澍改行了票鹽后，方法得當，商民稱便，鹽路暢通，如果能夠按這個章程循序實行，經歷一百年也不會出現(xiàn)弊端。但是后來戰(zhàn)事蔓延，促使鹽道塞阻，銷售暢滯不定，鹽既不能按時足額運售，鹽稅也無法正常收報。這些積弊一出，一些商販便開始在其中搗鬼，一些軍人也依憑強力到鹽壩中任意提取，以至于舊制雖好，卻無法再正常施用了。

曾國藩希望能夠通過四項因勢利導的辦法整頓鹽務：第一，規(guī)定明確鹽務稅收的項目和數額，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名目繁多的厘稅項目，以保證鹽道的便利暢通；第二，體恤鹽商，削減一些地區(qū)和河運鹽稅，降低商人的運輸成本，使其有利可圖；第三，將從鹽務中抽取的支付軍費的錢款重新規(guī)劃分配，理清鹽稅的用途和去向；第四，為了防止一些鹽商利用對鹽包大小的隨意改換來鉆空子，下令使用一定規(guī)格的鹽包，阻絕漏洞。

對于四川鹽巴走私興盛的原因，曾國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四川距兩湖地區(qū)較淮揚為近，而且淮鹽逆江而上，路途遙遠，中間若遭遇風暴，生死不測因素就更多，本來就不利鹽運，而四川居長江上游，距兩湖途近，航運便捷，于是私鹽的運輸十分興盛。為了恢復舊制，完成淮鹽正常地向湘鄂地區(qū)輸出，曾國藩希望能夠采用嚴厲查禁川運私鹽的方法，便利淮北鹽務的整頓事宜。

為了徹底整頓淮南鹽務的運輸秩序，曾國藩還制定了《淮鹽運行楚岸章程》，其中明確規(guī)定了八條鹽務政策：第一，在泰州設立招商局，規(guī)定每年淮鹽楚運的數量，讓有資力的商隊前去登記認購，分期分批運輸，使鹽運規(guī)范化；第二，在兩湖地區(qū)設置督銷局，保護鹽價平穩(wěn)，緝查私鹽；第三，采用四處截角查私，在鹽道上分設四處關口，分別查驗運鹽的分量，每驗一次剪去鹽銷憑證的一角，運抵湘鄂后驗票即知是否私鹽，并且可以有效地避免商人的作弊；第四，加重鄰私厘稅，使從鄰近省份私自運輸的食鹽畏重稅而退卻；第五，計算鹽運的成本款項，根據成本費用支付補償鹽商的運輸等費用；第六，補完各處厘金，規(guī)定鹽運各關卡的收稅數目、方式，以及稅錢的去向；第七，商運、官運之鹽務規(guī)程應按劃一處理；第八，保證長江鹽道的暢通，嚴禁勒索收稅。以上八條章程的施行，不可不謂之縝密，足見曾國藩對于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問題的思索是頗費了一番苦心的。

曾國藩說：“官不愛民，余所痛恨?！彼诳偨Y自己的為官之道時，也曾提到自己的“愛民發(fā)自內心”。他認為，愛民不是一句空話，也不只是一首《愛民歌》，不是做幾件事擺擺樣子就可以，而是要真心實意地去愛，要出乎“真心”。利民而不損民，助民而不累民，這是任何統(tǒng)治者都不可違背的基本規(guī)律。

成大事者，永不放棄

梁啟超說：“凡古能成大事者，其自制力、忍耐力必強。”曾國藩能夠戰(zhàn)勝失敗，走向成功，很大原因就在于其具有“打脫牙和血吞”，“一味忍耐，徐圖自強”的品質。他甚至把幕僚所寫奏折上的“屢戰(zhàn)屢敗”改成“屢敗屢戰(zhàn)”，這是一般人所無法理解的。

咸豐四年四月初二凌晨，曾國藩指揮湘軍水陸兩師，沿湘江北上，浩浩蕩蕩向靖港進發(fā)。部隊順流疾進，剛至中午，湘軍水師和陸師都到了靖港鎮(zhèn)外。

陸師過了浮橋，曾國藩即下了進攻的命令。然而，一進靖港鎮(zhèn)，只聽一聲炮響，埋伏在港外的太平軍一齊殺出。湘軍初戰(zhàn)受挫，這次又遭遇伏兵，一下子亂了陣腳，紛紛后退。李續(xù)賓、王鑫等人想督軍迎戰(zhàn)，但部下誰也不聽指揮，太平軍的一片喊殺聲震山蕩水，“活捉曾國藩”的吼聲更讓中計的曾國藩心驚膽戰(zhàn)。然而，他心知不能一敗再敗，必須誓死抵抗。

面對潰逃如潮的湘軍，他怒火中燒，令護衛(wèi)把將軍旗插在江邊，自己執(zhí)劍立于旗下，高聲斷喝：“過旗者斬！”

潰兵擁來，曾國藩大吼一聲，揮劍砍翻一個，余者呆立瞬刻，繞過軍旗，繼續(xù)狂奔。后面的敗軍如排山倒海，曾國藩的一把長劍再也不知刺向何人了！

這時，太平軍大隊沖入湘軍隊伍中，一片砍殺之聲，湘軍完全失敗了。衛(wèi)兵一把拉過曾國藩，護入座船，倉皇向長沙敗逃。

曾國藩呆坐艙內，五內俱焚。衡州出師后，與太平軍交鋒，兩仗兩敗，落了個狼奔豕突的結局，自己苦練了將近一年的湘軍，竟是如此無用。他想，如此下去，自己原先的豪言壯語將全部落空。再回長沙，官紳們的冷眼將不堪入目。何況，這次是否能逃回長沙，還很難說。耳畔響起一片敗兵的號叫，和太平軍一片“活捉曾妖頭”的怒叫！他左思右想，決定不如趁早一死，免得自討其辱。這時，幕僚陳士杰、李元度看到曾國藩神情有異，命令章壽鱗駕一舢板，隨護座船左右。

豈料隨員稍未注意，曾國藩猛然起身，推開艙門，縱身躍入江心。

“曾大人跳水了！”章壽麟一面大叫，一面由舢板跳入江中，很快救出曾國藩，將他扶進船艙中。大家七手八腳為他換衣、推腹，好在他并未嗆水，尚無大礙。大家一路勸解，狼狽逃回長沙。

曾國藩大敗之后，再次埋頭募兵練兵，原來的湘軍只剩了四千人，他陸續(xù)將水陸兩師增至兩萬多人，修造舟船，配備炮械。咸豐四年六月中旬，曾國藩再次指揮水陸二師北上，發(fā)動湘軍的第二次攻勢。

7月1日，湘軍水師“總統(tǒng)”褚汝航克復岳州，太平軍驍將曾天養(yǎng)反攻，大敗。6月14日再反攻，又敗。7月15日，曾國藩又親自出陣，串李孟群、陳輝龍兩支粵桂水師，自長沙到達岳州，次日在南風大作中出隊攻打白螺磯。

曾天養(yǎng)帶幾艘小船來誘敵，陳輝龍拼命地往前追，大船擱淺，動彈不得，終陷入包圍，曾天養(yǎng)埋伏的戰(zhàn)船齊出，陳輝龍陣亡，水師“總統(tǒng)”褚汝航、同知夏鑾、千總何若澧疾駛救援，結果這三員大將全部受傷落水而死，陳輝龍全營覆沒，褚汝航等也損失了二十多條戰(zhàn)船，官兵陣亡好幾百人。人家本來打得好好的，曾國藩一上來便損兵折將，而且空前慘重，他使褚汝航送了命，把他攻克岳州、三次大挫曾天養(yǎng)的汗馬功勞一筆勾銷。

先聲奪人的石達開從容部署，他用羅大綱守梅花州，林啟榮守九江城，自己極為巧妙地以東岸縣城為大營，督促水陸兩師嚴密布防湖口內，扎了大小木牌各一座，東岸筑土城，西岸筑木城，營外廣布木柱、竹簽，厚達十余丈，然后再沿城掘壕數重，埋設地雷，上用巨木縱橫為架，卻是遍設鐵蒺藜，所有防御工事，太平軍傾城而出，一日之內便告完成。第二天曾國藩又坐官船前來窺探，直驚得他目瞪口呆，驚呼石達開似有神助，竟能在一天之內將這座陷于重圍的九江城，變成了銅墻鐵壁一般！

12日，胡林翼、羅澤南、彭玉麟、李孟群合兵一處，并力猛攻梅花洲，曾國藩心生一計，命水師精兵兩萬余人，盡除都陽湖口障礙，沖入湖內。翼王石達開見狀哈哈大笑，因為湖口障礙如此容易清除，正是他的誘兵妙策，當時只聽一陣鑼響，湖口兩側太平軍工兵齊出，飛速設卡筑壘，斷了這大隊水師的歸路，使實力雄厚、所向披靡的湘軍水師，在湖里湖外，被斬為兩段。妙在他困住了湘軍水師之后，也不去攻打他們，當夜，石達開知會梅花洲的羅大綱，盡起舴艋小舟，突擊湖口彭玉麟、李孟群的水師，黑暗中，彭、李不知來船多少，心驚膽戰(zhàn)，被太平軍斬了都司史久立，焚掉大船九艘，小船三十余只。李孟群、彭玉麟開船便走，一路痛遭太平軍小船襲擊，這兩員水師大將，差一點兒送了性命。

李孟群、彭玉麟率領殘余船只，逃到上游，另一半水師還困在都陽湖里，左沖右突，逃不出來，曾國藩急得徹夜不眠，繞艙彷徨，他辛苦經營多年，視為百戰(zhàn)百勝無上法寶的水師，被石達開略施小計，一次襲擊，就損失了一半有余。

12月25日，石達開揮師反攻破敵，半夜三更，星月無光，他使林啟林自九江，羅大綱由小池口，兩路進攻，只用了一百多只小船，突擊湘軍水師，待駛近湘軍水寨，火彈噴筒齊發(fā)，滿江密布火網，曾國藩麾下的戰(zhàn)船紛紛起火燃燒，一隊舢板直撲曾國藩的旗艦“卒駕船”，黑夜之中，遠近不辨，嚇得曾國藩衣冠不整，被護衛(wèi)救上小舟，倉皇逃到陸上，投奔羅澤南的大營。他“旗艦”上的管駕官、監(jiān)印典吏、兩名把總以及無數衛(wèi)士全部被殺，水師全潰，將士四散奔逃，湘軍的文卷冊牘，糧臺銀兩，盡入太平軍之手。這一戰(zhàn)湘軍水師一百多號戰(zhàn)船被燒得精光。曾國藩在羅澤南的營里，目睹水師覆滅，船沉勇潰，他自己實在是看不下去了，憤不欲生，又一次赴水求死，幸為羅澤南、劉蓉竭力拉住。曾國藩自殺未遂，黯然逃到南昌，受盡天下人的冷嘲熱諷、奚落訕笑，他說，這一次慘敗，是他平生的四大慚愧之一。

一次又一次的慘敗，也曾使曾國藩灰心喪氣，悲觀到了極點，乃至蓬頭垢面，不飲不食，跑到山上去寫遺囑。但是，他的自殺行為，并非只是因悲觀失望，事情并不是這樣簡單。一次次失敗，完全是由于自己指揮不當，這種羞憤確也足以讓人以死相謝了。更重要的是，他從小受儒家文化的教育和熏陶，為國捐軀、盡忠報國、舍生取義之類的思想，早已浸透他的靈魂了。“愿死疆場，不愿死牖下”是曾國藩的志向，他早已經寫了“死在沙場是善終”這樣的詩句。事實上，作為一個文人而勉為其難來帶兵，如果難以期望大成，那么但求自己一死，不也難能可貴嗎？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曾國藩其實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也有著普通人的種種缺點和弱點，而真正使他成為英雄的原因，不過是他最終能夠戰(zhàn)勝失敗、戰(zhàn)勝自我罷了。

曾國藩就是這樣一個人，面對別人的不理解、不支持或是譏諷、嘲笑、輕蔑甚至侮辱，他不是怨天尤人，而是好漢打脫牙和血吞，咬牙立志，徐圖自強。

有失敗才有成功，這是歷史上許多成功者所證明了的真理。一般而言，經過艱苦的磨煉或一系列的挫折，才更易使人具備成功的品質。因而，有許多追求大成功之人甚至不是先求成功，而是先求苦難。這最主要的奧妙就在于失敗和逆境的土壤會培養(yǎng)出更多的成功品質。而只有具備了成功的品質才能成功，這是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了。

對事盡力，對己自修

曾國藩說：“凡辦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吾輩當盡人力之所能為，而天事則聽之彼蒼。”這就是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薛福成認為曾國藩有建樹的品勝原因是由于他宏毅的個性。他說：

“道光、咸豐時期，國內一直和平穩(wěn)定，許多臣子幕僚都認為平安無事，因而拘謹于文書法令，在那兒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混日子。突然有賊寇舉事造反，結果沒人能制止得住。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官，事到臨頭只會趴倒在地，互相對望而毫無辦法。曾國藩當時只是以卿的名義奉旨治喪在家，接到命令馬上組織鄉(xiāng)兵出去。打破舊的規(guī)章的束縛，自己創(chuàng)立軍隊編制，和叛軍孤身奮戰(zhàn)作戰(zhàn)。當時，反賊像決堤的河水，又像草原上的大火，勢頭兇猛，別人都束手無策，只有曾國藩奮起抵抗，四處戰(zhàn)斗。結果由于孤立無援，進退兩難。但即使如此，曾國藩仍然堅守節(jié)操，絲毫不受困難的影響，信心沒有一點受挫，默默忍受著艱苦，從容指揮，不論文武將相名賢，凡是有才能的都舉薦任命，委以重任，直到最后成功收復失地、平定叛亂，社會得以安定，其事業(yè)也由此中興。從前曾子談到士子的任重道遠，必然講其品性上的宏毅，像曾國藩這樣挾持亂世，成就的確很大，可以稱得上是宏毅的人吧？這里的‘宏毅’也是從其不做看客，堅持到底的作為中表現(xiàn)出來的?！?/p>

龍夢蓀在《曾文正公學》中認為，曾國藩在品德、事業(yè)、學問上的成就，所以光輝千古，在于他品性的強毅和謙謹。他說：“曾國藩作為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品德修養(yǎng)和事業(yè)學問都取得巨大成就，可以稱得上光耀宇宙，即使是婦人小孩也欽佩他。他是如何取得這么巨大的成就的呢？我曾讀過他遺留下的集子，反復研究，才找到他的成功所在，全都是從他品性的強毅、謙謹而來。正是因為他有堅強的毅力，所以才不斷勉勵自己去追趕前人的腳步；獨來獨往，自成一套，以免庸俗。即使碰到人世間比較艱苦的境地，也絲毫不動搖自己的信念，即使遇到千難百折，也不改變自己的志向，堅貞的人懷有必勝的信念，因此不為外界的疑惑而迷惘；虛妄的人必然不自信，這一點古人確實說得不錯。正是因為他謙虛謹慎，所以總認為事情沒有止盡，因此不敢恃才自傲。待人接物，小心翼翼，絕不敢有所怠慢。處理公務、事業(yè)，唯恐有所疏忽。因為事情變化莫測，推斷有可能出現(xiàn)失誤，所以經常思考并且廣泛地征求他人意見；又因為國家公務千頭萬緒，怕自己的才能和力量難以勝任，所以舉薦賢能共同圖議；他的學問之所以突飛猛進，道德情操之所以高尚，功績文章之所以光耀寰宇，確實是因為日就月將，有本有源的結果?！?/p>

龍夢蓀所舉的“強毅謙謹”，薛福成所說的“宏毅”，雖然二者措辭略有不同，但大體上是一致的。只不過薛福成是單就事業(yè)功績來說的，龍夢蓀兼談了曾國藩的道德學問、功業(yè)文章，二者在意趣方面又有不同。曾國藩之所以強毅謙謹，自然是因為稟性倔強，不自甘于頹廢消沉。

曾國藩在家書中這樣說過：“人當自強。但是否如沅弟（曾國荃）所說自強者總能勝人一籌，我大不以為然。至于說到一個人的強大，在我看來，不外乎北宮黝、孟施舍、曾子三種情況。曾子的‘自反而縮’，也就是孟子將仁義和謙虛集于一身的強大，這種強大與孔子告知弟子仲由的強大，大概可以久長。另一種強大是斗智斗力，這種強大就是逞強或逞能，有因逞強而大興的，也有因逞能而大敗的，如古代的李斯、曹操、董卓、楊素，這些人的智力可以說都是橫絕一世的，但是他們的失敗禍害也非同尋常。近世如陸、何、肅、陳等人都是我們所知道的自封的英雄，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得以保其終身的。所以，我們在自我修養(yǎng)上求強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強就不行了。由此看來，那些喜歡布施于人的人，就像那些喜歡逞強斗能的人一樣，他到底強大還是不強大都是一件尚未可知的事情。即使終身強橫安穩(wěn)，也是君子不屑一顧的方式?！?/p>

曾國藩認為逞強斗狠，說到底就是要獲得對他人的超越感和優(yōu)越感，從而謀求他人對自我的肯定、服從和尊敬。然而這種優(yōu)越感的獲得往往以壓抑他人、傷害他人為代價。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或某一范圍內或許確實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時間、另一場合或另一范圍內或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其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大。最后就會令自己陷入一個孤立的境地，結果只能發(fā)現(xiàn)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難，所以逞強斗狠終歸會失敗。

然而，如果一個人在自修處求強呢？此時你追求的不再是對他人的優(yōu)越，而是自我超越，當然也就不會形成對他人的威脅或者傷害，也就不會存在征服與反抗的持久矛盾，因為這時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別人，而是自己。在不斷修正自我、完善自我的過程中，所有的反抗來自于自身內部，是舊我對新我的反抗。這一反抗有時會刺激一個人更堅決更強烈地征服自我，由此，惡行得以消除，善舉得以光大，然后一個人的品行就在這征服與反抗中不斷改進，也就會因為不斷自修而完善和強大，這種強大是君子所要盡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