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自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當代文學便受到了德國讀者的歡迎與重視。德國人試圖通過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揭示和呈現中國人真實的生存圖景與心路歷程，并以此為鏡獲得一種來自遠方的文化啟示，以及對于他們自身的精神觀照。民眾的好奇與熱忱，漢學學者的勤勉與執(zhí)著，加上不同時期分別來自民主德國和聯邦德國的政府支持和市場推崇，使得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的譯介與研究成果較為豐碩。盡管由于文化話語權的相對弱勢（與美國相比）和德語語言障礙等原因，德國漢學學者的研究成果對于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力遠遠不及他們的美國同行，但他們與美國學者截然不同的學術背景與研究路徑，恰恰彰顯了到目前為止或許尚未得到全面挖掘的歐洲漢學的獨特價值。本書即以“德國漢學視野下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為論題，討論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的譯介成果、研究視角和思維方式，希望通過對另一種文化思路的借鑒，擁有對于我們自身學術研究和精神生活的新的觀察視角和反省途徑。

這個討論涉及兩個方面，一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創(chuàng)作及其所反映的中華民族的心靈史和精神史，二是德國漢學學者的譯介研究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文化思潮與歷史語境。也就是說，除了中國當代歷史、政治、文學狀況這些題中應有之義以外，本論題還在很大程度上與德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德國漢學的發(fā)展和成就密切相關。在“緒論”中，我們將圍繞論題“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辨析“漢學”這一基本概念，勾勒“德國漢學”的發(fā)展概況，希望以此將本書的研究對象、取材范圍、理論背景和基本立場，做一個清理和交待。

第一節(jié) “漢學”概念辨析

如果以13世紀末出版的“游記漢學”代表作品《馬可·波羅游記》作為歐洲漢學的濫觴，漢學在歐洲已經有了七百多年的歷史；即便是以1814年法蘭西學院正式創(chuàng)建漢學講座作為“專業(yè)漢學”的開端，歐洲經院式的漢學研究也已經走過了兩百年的路程。然而，中國學術界對于歐洲漢學進行自覺的研究卻是自1970年代才逐漸展開，其起步之晚，時間之短，恰恰與歐洲漢學的悠久傳統(tǒng)形成了強烈的反差。針對1950年代以來我們存在的與西方學術隔絕的情況，錢鍾書先生曾經指出：“我們還得承認一個缺點：我們對外國學者研究中國文學的重要論著幾乎一無所知；這種無知是不可原諒的，而在最近過去的幾年里它也許是不可避免的，虧得它并非不可克服的?！?sup>

從錢鍾書先生說這話到現在，三十多年過去了，在學術國際交流和文化中西對話勢不可擋的今天，在中國人文學科研究范式吐故納新、急劇變換的當下，海外漢學已經成了中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參照系。書肆流行的各種海外漢學翻譯書籍和研究著作（影響較大的如商務印書館的“海外漢學叢書”、中華書局的“世界漢學叢書”、大象出版社的“國際漢學書系”等），大學里創(chuàng)辦的一個個與漢學相關的刊物和研究中心，雖然不足以說明我們“已經克服”了自我封閉的缺點，但至少意味著我們走在了“正在克服”狹隘心態(tài)的道路上。

“漢學”這個稱謂在海外漢學領域一直是個有爭議的問題，這些年海外漢學研究發(fā)展和進步的標志之一，即對于“漢學”一詞概念的逐步理清和相對統(tǒng)一。我們將圍繞論題“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分別從“漢學與國學”、“漢學與中國學”、“東學與西學”三個方面進行細致分析。

一、漢學與國學

在20世紀90年代，關于“漢學”的爭議首先來自“漢學”與“國學”這兩個概念的交叉與混淆?！皾h學”作為一個傳統(tǒng)的學術概念，最初是指漢代以來側重從經史、名物、音韻、訓詁的考據立場去研究中國經學的學問，也就是所謂漢宋之學，是一門地地道道的國學學科。然而，如何稱呼這門學科，必須看研究的主體。如果研究者是我們自己，在習慣上應該稱為“國學”，因為它涉及的是對我國自己傳統(tǒng)的學術研究。如果研究者是外國人，包括華裔外國籍學者（此論點存爭議），這種學術就應該稱為“漢學”，或者更明確地稱為“海外漢學”，盡管研究對象仍然是同一個。“漢學”的英文是“Sinology”，德文是“Sinologie”?！癝inology”最早出現于19世紀上半葉，于構詞法的角度而言，無論是德文還是英文，它都是“Sino-”（原指秦朝，后泛指中國）加上“-ology”或者“-ologie”（學問、論說）組成的，是中國以外區(qū)域學者研習中國的學問。德國漢學家傅海波（Herbert Franke）對“Sinology”的研究也佐證了漢學研究在海外進入學科體系的最初情形：

“Sinology”是很多“-ologies”中的一種，它們被鑄造出來專指19世紀出現的知識領域……大約在1860年至1880年間，“Sinology”這個希臘、拉丁語合成詞及其派生詞就被普遍地使用了。這正是漢學研究和中國總體研究被認作一種學術科目之時。

1990年代以后，“漢學”與“國學”這兩個概念的區(qū)分已經逐漸清晰，現在很少有人會將“國學研究”與“漢學研究”兩個名詞混為一談。然而，這種混淆所造成的某些誤解仍然存在，一些學者習慣于把海外漢學看作本土國學的延伸與推廣，甚至看作國學的海外分店，這都說明我們對于海外漢學學科史知識的缺乏與觀念的錯位。

本書論題所涉及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其研究者存在著國內和國外兩個群體。前者是指遍布于中國各大高校以及其他研究機構中的各種不同層次的研究者，他們專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當然也包括一些比較文學、中外文學文化以及海外漢學的研究者。后者則是指散布于海外高?；蚱渌麢C構的漢學學者，中國當代文學或許是他們終生專注的事業(yè)，或許只是他們對于整體中國的眾多學術愛好之一。這些漢學學者，因為同時擁有中西學界的知識背景和學術影響，而成了國內學者海外參照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他們不僅是中國文學在西方的接受者、譯介者和研究者，還是不同程度地代表著西方、與中國進行跨文化交流的對話者，而在其本國，他們又因為專事中國研究而成為中西文化的雙向象征者。幾重身份的聚合與融通，使得漢學學者關于中國的言說與書寫，也擁有了種種不同的闡釋空間。

在雙方的跨文化對話中，觀點的碰撞與精神的交流早在1980年代就已開始，海外漢學家的著作已經、正在和持續(xù)被譯介至中國，并且深刻影響著中國文學尤其是現當代文學的研究。這種影響不僅體現在他們因某些觀點所招徠的支持戰(zhàn)線或者對立陣營，更體現在他們的理論與方法作為一種思維路徑和話語方式所激發(fā)的眾多沖擊、探討、反思與啟示。而最終，無論是推崇者還是反駁者，大都能在文本接觸中獲益頗多，或經融合豐富自身的學術體系，或借沖突確立自身的話語立場。更令人欣慰的是，除了文本之間的神交，面對面的交流在近年以來也越發(fā)頻繁，以留學、訪學為契機活躍在海外漢學研究圈里的中國學者越來越多，因會議、講學的緣由被邀請至中國的漢學家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漢學”的中國與海外研究者不再各說各話、永不相交。如上所述，對于主動或被動地接受著海外漢學話語滋養(yǎng)的中國研究主體而言，與漢學學者建立這種文本之間或文本之外的聯系，是拓寬學術視野、參與國際對話的一種必然要求，也是本書寫作的緣起和意義之一。

二、漢學與中國學

關于“漢學”爭議的第二個方面，來自“漢學”（sinology）與“中國學”（Chinese studies）名稱的糾結，而且這種糾結延續(xù)至今。以嚴紹璗、許國璋等學者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提出用“中國學”代替原來“漢學”的稱謂，理由是“中國學”這個概念涵蓋面更大，更能代表當今海外漢學研究的范疇和趨向。具體而言，一方面，傳統(tǒng)漢學研究的對象側重于中國語言、文化、歷史和哲學等人文學科，而“二戰(zhàn)”以后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以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為主的“當代中國研究”應運而生，“漢學”的叫法也應當與時俱進地被“中國學”所替代。另一方面，中華民族包括漢、蒙、藏、滿等多個民族，“漢學”研究的是中原文化、漢族文化，而國外學者從不把蒙古學、藏學、滿學等納入漢學范疇，認為它們是與漢學并列的學科門類，因此，不如統(tǒng)稱為“中國學”，可以涵蓋中華民族各個民族的學問，以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議。

李學勤的觀點則代表了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看法，他說：“有的學者主張把‘sinology’改譯‘中國學’，不過‘漢學’沿用已久，在國外普遍流行，談外國人這方面的研究，用‘漢學’比較方便?！?sup>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們談到國際漢學，多以“漢學”或“中國學”的概念來籠統(tǒng)論述，因為“漢學非一族一代之學”，二者都是中國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文化和歷史的學問。同時，如李學勤所言，“漢學”一詞沿用已久，與“中國學”的概念難以分離，因此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漢學”和“中國學”這兩個概念是可以通用的。這一觀點在中國學者中頗具代表性。

然而，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學界，“漢學”與“中國學”都是界限明確、難以互換的兩個概念。比如，歐洲漢學家就很少說他們的工作是“中國學”研究，而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者也一般不用“漢學”來標榜他們的領域。傳統(tǒng)的歐洲漢學研究，主要是對于中國古典文學、語言、歷史的研究，與后來在美國興起的中國學研究側重于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研究完全不同。盡管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傳統(tǒng)漢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在步歐洲漢學之后塵，但從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人開始向社會科學轉向，逐漸形成了中國學學科，并隨著全球化所帶來的美國強勢文化的沖擊，深刻地影響了發(fā)源于歐洲且歷史更悠久、基礎更雄厚的漢學研究。在當下的德國，雖然很多漢學學者至今仍固守傳統(tǒng)，但更多的中青年研究者已經對老一代的治學理論和方法產生質疑與反思，并期望沖破傳統(tǒng)禁錮，走出一條既不同于傳統(tǒng)漢學的“歐洲中心主義”，又不追隨強勢的“美國霸權主義”的新漢學研究之路。

本書論題中的“中國當代文學”在“漢學”和“中國學”的分野與交叉問題上地位有些特殊。一方面，它無疑屬于傳統(tǒng)漢學中“文學”研究的范疇，也或多或少蘊含著與古典文學前后相繼的精神和氣度，需要不同程度地借鑒和延續(xù)傳統(tǒng)漢學中語言和文學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另一方面，產生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條件和政治背景，決定了它必然要與中西（中德）格局、意識形態(tài)、經濟文化交流等非文學的因素發(fā)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系，而這些正是“中國學”的研究重點。德國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多數堅持認為他們的學科領域是“漢學研究”，而不愿意冠以“中國學研究”之名。在美國的中國學研究鋪天蓋地、席卷全球并成為國際漢學主流聲音的當下，這或許多少表明了歐洲（德國）學者力圖在學術上保持獨特個性并與其美國同行分庭抗禮的決心和愿望。筆者也因此選擇采用“漢學”一詞來表述本書論題所涉及的領域，盡管本書中“漢學”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也確與“中國學”有相通之處。這種選擇，既出于對這些方法上兼容并包、理念上特立獨行的德國學者們主觀意識的尊重，同時也是客觀、歷史、全面地了解德國漢學學術傳統(tǒng)與創(chuàng)新精神的必然要求。

三、東學與西學

到目前為止，關于“漢學”這一概念爭論產生得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它到底屬于什么范疇，是屬于“東學”還是“西學”？一部分學者認為漢學研究的內容是關于中國的學問，應該屬于“東學”，正如在中國國內研究西方文、史、哲、經的中國學者不能算是國學家而應該算是西學家一樣，同樣，在西方國家研究中國的漢學家也理應算是東學家。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是屬于西方學術的一部分，當然是“西學”的范疇，而如果把它當作關于中國的學問被外國人接受和傳播的研究，這就是一個典型的比較文學課題。所以，這一部分內容本身就對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

實際上，漢學是西方學術界有著獨立傳統(tǒng)和聲譽的一個學科，它的產生和發(fā)展是中西交流的結果，是西方學者關于中國的一種文化選擇，它既是外國化了的中國文化，又是中國化了的外國文化。歐洲漢學的知識內容和研究資料都是中國的，是屬于東方的，但它是發(fā)生在整個西方學術背景中的一個知識體系，漢學家是在接受了西方的學術傳統(tǒng)和學術觀念后才開始展開研究的，其治學方法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他們本國政治、思想、文化等背景的影響。從知識論上來看，漢學當然是“東學”，但是從方法論而言，漢學又是“西學”，因此，漢學是一種同時具有東學和西學、知識論和方法論的雙重性學術。歷史上很多漢學家從未到過中國，也不懂中文，但是關于中國，他們著作等身，雖說不免有一些謬誤和妄談，但也不乏真知和灼見，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尤其是他們的治學方法和理論觀點，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產生了莫大影響，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提出，西方的“東方學”是他們對于東方的“集體想象”，是西方人一種沒有客觀知識的語言技巧和意識形態(tài)的文化表達。這種的觀點，雖說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恰恰忽視了西方的“東方學”具有知識論和認識論雙重學術性這樣一個基本事實。

漢學所具備的這種知識論與認識論的雙重性，正是本書所做研究的理論支持之一。漢學的雙重性對于“德國漢學視野下的中國當代文學”這一論題的研究，至少擁有三個方面的價值。其一，對于國內學界來說，德國漢學由于其理論視角的新穎和資料考證的扎實，對我們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深具啟示意義，尤其在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接受史和傳播史、歐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和中國闡釋等研究上，德國漢學的研究成果對于我們獲得那些曾經遺漏的、中文圖書中難以找尋的材料將頗有裨益。其二，中國因與西方迥然相異的文化，一直作為德國（歐洲）反觀自我的一個遠方“他者”，如一面鏡子般存在于中德文化交流之中。德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以對中國社會經濟政治形勢的戰(zhàn)略觀察為起點，伴隨著他們對于異域東方的窺探與想象，以及對自身傳統(tǒng)的堅守或反思，最終目的仍是解決德國自身的問題。對德國人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情況的深入了解，將有助于我們對日耳曼學術和文化體系的認識。其三，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探討中國當代文學在德國的譯介與研究，讓我們以相關成果為參照，觀察另一種文化視角里面的自己，經由德國、反思自我，促進中國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與研究的發(fā)展和繁榮。同時，也有利于我們把握更多與西方以及國際同行對話的焦點和交流的契機，更好地將中國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化思考推向世界。

第二節(jié) 德國漢學的百年歷史

德國漢學的興起和發(fā)展歷程與歐洲其他國家頗為相似。從12世紀初馬塔埃烏斯·帕爾斯恩西斯（Mathaeus Parsiensis）最初開始收集蒙古人信息到16世紀鄧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等傳教士到中國傳教并研習中國文化，從18世紀“中國熱”時期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等人對中國的歌頌到19世紀“經典帝國主義”時代對中國的殖民心態(tài)，從1878年萊比錫大學設立東亞語言與漢語副教授一職到此后二三十年里德國漢學的勃興，從漢堡、柏林、萊比錫、法蘭克福四大漢學研究中心的繁榮，到兩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漢學人才的流失，再到“二戰(zhàn)”之后的再度勃興與發(fā)展，德國漢學在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之后，終于在世界漢學版圖上擁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18世紀，文化上和中國聯系得最為緊密的國家是法國，在漢學研究方面法國學者也走在了歐洲各個國家的前面，于1814年設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大學漢學學科。如果以學院派的“專業(yè)漢學”作為漢學產生的標志，1909年漢堡殖民研究所設立漢學教授職位被認為是德國漢學的開端，這一時間不僅比法國晚了近一百年，而且也晚于俄國、荷蘭、英國等國家。德國的老一代漢學學者或者就讀于巴黎，或者自學成才，或者長期在中國從政經商，由實踐而得真知，直到“專業(yè)漢學”在全德范圍內逐步建立，才有了自己培養(yǎng)的專業(yè)人才。實際上，早在1816年波恩大學籌建時（1818年建校），該校就曾經決定設漢學教授的職位，只是由于該職位唯一的候選人滯留巴黎不歸而未果，錯失了“專業(yè)漢學”設立的一次良機。而在之后的幾十年里，德國雖然也有一些“散兵游勇式”的漢學研究，但大多數的漢學學習者并沒有太多職業(yè)前途，幾位頗有建樹的學者也都先后轉往他國謀職。漢學成為一門專門的學科后，雖然在形式上取得了與哲學、法學同樣的地位，但是在規(guī)模和實力上，仍然與包括東方學科比如印度學（21所大學中設17個正教授和8個副教授）在內的其他學科無法相比。

德國的漢學研究，起步雖然較歐洲傳統(tǒng)漢學研究中心要晚，開端時期力量也非常薄弱，然而后來的發(fā)展卻很迅速。經過百年的歷程，德國漢學不再是當年那個有著鮮明時代烙印、附庸在漢堡殖民學院東亞系的小學科，它成了遍布德國各個州、在19所大學里擁有專門研究機構的一門學科。如今，其研究人員之多，機構規(guī)模之大，課題選擇之精細，至少可以說冠絕歐洲，德國是歐洲名副其實的海外漢學研究的重鎮(zhèn)。也就是在這一百年里，世界范圍內的漢學研究從內容到方法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德國漢學當然也不例外。下面將要探討的，正是德國漢學發(fā)展進程中與本書論題“中國當代文學的譯介與研究”相關的百年歷史。

一、醞釀階段

德國漢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之前，但那時的漢學研究始終沒有擺脫東方學的框架和“業(yè)余漢學”的氛圍。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門采爾（Christian Mentzel，1622—1701）、克拉普洛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1783—1835）、諾依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970）、碩特（Wilhelm Schott，1802—1889）、賈柏蓮（Georg von der Gabelentz，1840—1893）等學者雖然在中國文字、歷史、語言研究等方面都卓有成就，但始終只將漢學視為他們東方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并沒有給予漢學獨立學科的地位。與1814年12月便已在法蘭西學院設立“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席位的法國相比，德國在漢學方面的成就便更顯不足。

真正推動漢學在德國崛起的是1871年德國統(tǒng)一后的殖民擴張熱潮。在帝國利益的驅動下，有關中國的研究日益緊密地與德國對“陽光下地盤”——海外殖民地的激烈爭奪關聯起來。例如地理學家李?；舴遥‵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曾受德國政府委派對中國進行了七次考察，他在1877年至1911年間發(fā)表的五卷本著作《中國》（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 und daraufgegriiendeter Studien）里關于中國沿海以及山東的考察報告就對德國后來強占膠州灣產生了重要影響。1887年柏林大學設立東方語言學系的目的也非常簡單：就是為了向將要前往中國等國家的翻譯、官員、傳教士等人提供有關的語言和國情知識。在德國正式設立漢學系前的25年間，大約有480人在這里學習中文，其中也包括日后德國第一位職業(yè)漢學家福蘭閣（Otto Frank，1863—1946）。

1897年德國強占青島并隨后將“勢力范圍”擴大到整個山東。伴隨著德國的殖民擴張，有關中國的大量信息也源源不斷涌入德國。對有關資料進行系統(tǒng)研究從而真正了解中國文化此刻便成了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新形勢下，福蘭閣在于柏林召開的1905年德國殖民大會（Deutscher Kolonial kongress）上發(fā)表了題為“東亞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概念”（Die politische Idee in der ostasiatischen Kulturwelt）的報告，大聲疾呼在德國高校中建立漢學系的必要性。他提出，德國人必須“根本性地理解東亞文化世界，確切地說，那不是對表面現象的一種機械認識，而是要吃透它的精神內涵和歷史發(fā)展”，而要吃透中國精神，就必須要有“古代以及儒學闡釋方面的精確知識，而這種知識只有科學意義上的漢學才能提供”。這一報告明確反映出20世紀初德國學者的一種理論自覺意識，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將帶有功利性的語言培訓和人文地理考察跟真正學術意義上的專業(yè)研究區(qū)分開來的強烈愿望。

二、興起階段

1909年，“中國語言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千呼萬喚始出來，福蘭閣成為漢堡大學的前身“漢堡殖民學院所”設立的德國第一個漢學教授席位上的首任教授。福蘭閣一生著述27部，其中五卷本巨著《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為他贏得了巨大聲譽，也大大推動了德國對中國古代歷史的了解。緊隨漢堡大學之后，柏林大學于1912年設立了漢學系，荷蘭漢學家高延（J．J．M．De Groot，1854—1921）成為首任教授。1922年，萊比錫大學也在1914年東亞系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漢學系，執(zhí)教于這一崗位的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后來還創(chuàng)建了慕尼黑大學漢學系，為德國漢學的發(fā)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1924年對德國漢學來說意義非凡，這一年，已經翻譯出版有《論語》（1910）、《道德經》（1911）、《列子》（1911）、《莊子》（1912）、《易經》（1914）、《孟子》（1916）等典籍的德國新教傳教士衛(wèi)禮賢（Richard Wilhlem，1873—1930）結束了長達20多年的在華生活返回德國，也將對中國文化的由衷熱愛和對中國思想的深刻理解帶回了故鄉(xiāng)。衛(wèi)禮賢先在一家基金會的支持下成為漢學講座教授，不久后正式成為法蘭克福大學教授。1925年11月，衛(wèi)禮賢又在法蘭克福大學創(chuàng)建“中國研究所”（China Institut），將一大批德國文化名人吸引到了身邊。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德國漢學逐步擺脫了高高在上、曲高和寡的局面。衛(wèi)禮賢翻譯的中國典籍不僅走入了千萬德國人的家庭，而且還被轉譯成法、英、荷蘭等文字。同時，他的著作還對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文學家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與布萊希特（Bertold Brecht，1898—1956）等人產生了重大影響?？梢哉f，衛(wèi)禮賢的經歷幾乎就是德國漢學研究從業(yè)余走向專業(yè)、從為殖民服務走向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縮影。衛(wèi)禮賢的譯介作品頗受重視，例如他的《道德經》譯本到2000年為止已經至少再版了33次，在德國的受歡迎程度遠超任何一部中國典籍，影響難以估量。當然，衛(wèi)禮賢對中國文化的特別推崇，也被一些批評家指責為喪失了學者應有的價值中立立場，以致他的成就在德國漢學界至今仍然存在爭議。

隨著漢學影響的擴大，20世紀20年代德國又有多所大學開設漢語課程，漢學系也在一流大學中得到進一步發(fā)展。1927年，波恩大學建立漢學系，后來發(fā)展為中國文學的研究重鎮(zhèn)。1930年左右，以語言學研究著稱的哥廷根大學也建立起漢學系。1937年，系主任哈?。℅ustav Haloun，1898—1951）委任當時正在哥廷根大學留學的季羨林先生為漢學系講師，為其解決生活來源問題。季羨林在漢學系圖書館閱讀了大量古籍，特別是佛教《大藏經》和筆記小說，為其后來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以漢學正教授職位的設立為準，德國逐漸形成了漢堡（1909）、柏林（1912）、萊比錫（1922）和法蘭克福（1925）四大漢學中心。在其他一些大學里，如哥廷根大學、波恩大學、慕尼黑大學、耶拿大學等也開設了漢語課，同時從事一部分研究工作?？傊?，20世紀二三十年代，德國漢學在人員上和機構上都趕上或超過了歐洲鄰國。

三、受挫階段

遺憾的是，剛剛興起的德國漢學還沒有來得及實現其第一次飛躍式發(fā)展，便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在希特勒統(tǒng)治時期，德國漢學遭受到沉重的打擊，不僅多年積累的圖書資料毀于戰(zhàn)火，而且一大批漢學家流亡海外，其中大部分永遠離開了德國。這是德國漢學界的重大損失。盡管德國國內的大學在不斷成立新的漢學系，增加新的漢學學者（戰(zhàn)后直到1962年德國漢學家的數目才與納粹時期持平），但因為此時的漢學研究再度成為政治的工具，所以表面的繁榮并沒有給德國漢學帶來真正的學術興盛。例如，從1933年到1945年戰(zhàn)爭結束，設在北京的“德國研究所”受德國外交部的資助，其德方工作人員由政府派遣，這些學者不得不直接或間接地受納粹控制。除了那些由于政治和種族原因而移居英國和美國的漢學學者，另一些留在德國本土的漢學家為了生存和過政治關，往往會加入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這段時期的漢學史至今諱莫如深，1997年，馬漢茂（Helmut Martin，1940—1996）教授還不無遺憾地說：“納粹時期漢學研究史是一個敏感而特殊的課題?！?sup>

四、復興階段

1945年“二戰(zhàn)”結束時，法蘭克福、萊比錫、哥廷根等地的漢學圖書館均遭到了嚴重破壞，德國的漢學系僅剩柏林洪堡大學、萊比錫大學和漢堡大學三家。不過，隨著戰(zhàn)后德國經濟的迅速恢復，漢學也在聯邦德國迅速復興。從1946年海尼士在慕尼黑大學建立漢學系開始，哥廷根大學（1953）、波恩大學（1957）、法蘭克福大學（1962）的漢學系也先后恢復。在隨后十年左右的時間里，聯邦德國有一大批漢學研究所應運而生。當時文化教育政策大權在各州，而德國科學委員會也有相應的規(guī)劃，即每個州都要至少維持一個漢學所，每個達到一定規(guī)模的大學也要設置一個漢學所，于是，漢學系便如雨后春筍般在各個大學中迅速發(fā)展起來了。柏林自由大學（1956）、馬爾堡大學（1957）、科隆大學（1960）、圖賓根大學（1960）、海德堡大學（1962）、明斯特大學（1962）、波鴻大學（1963）、維爾茨堡大學（1965）、愛爾蘭根大學（1967）等，先后建立了漢學系或設立了漢學教授席位。

總體而言，到1960年代初，德國漢學不僅已經恢復了元氣，而且漢學學者總數也超過了戰(zhàn)前的繁榮時期。漢學教授的人數翻了一番，從1960年的7名增長到1969年的15名，其中正教授12名。再加上1980年代新建漢學專業(yè)的弗萊堡大學（1980）、特里爾大學（1984）、基爾大學（1990）……到1990年代，德國已有19所大學建有漢學專業(yè)。另外還有康斯坦茨、茨威考、不萊梅等三所專科大學（FH）建有經濟漢學專業(yè)。此外，一些大學的語言學、歷史學、哲學系中也有學者從事著與中國相關的研究，如美因茨大學格爾墨斯海姆（Germersheim）分校應用語言學專業(yè)的柯彼德（Peter Kupfer）教授等。

隨著公眾對中國的興趣與日俱增，學院式的中國研究已經滿足不了政治和傳媒的需要，一些大學外與中國相關的機構、團體應運而生。1956年由聯邦德國外交部和漢堡市牽頭成立了亞洲學研究所（IFA），研究重點為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1959年聯邦德國外交部與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文化部攜手，在波恩重建東方語言學院（SOS，其前身是1887年建于柏林的東方語言學院，以培養(yǎng)漢語人才為宗旨）。在大眾基金會和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1967年德國亞洲學會（DGA）成立，旨在促進對亞洲國家當代問題的研究。除了上述機構外，德國一些歷史悠久的獨立研究機構同樣值得關注。例如圣奧古斯?。⊿ankt Augustin）的華裔學志研究院（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源于圣言會（SVD）1933年接管北平輔仁大學后于1935年創(chuàng)刊的《華裔學志——北平天主教大學東方研究雜志》（Monumenta Serica：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1972年，它幾經輾轉后遷至波恩附近的圣奧古斯丁。其圖書館擁有中西文藏書各8萬余冊，特別是中國古代史、古文化方面的藏書十分豐富。中德建交以后，學術交流得以大踏步發(fā)展，1980年代是戰(zhàn)后漢學發(fā)展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在這段時期里，不僅大學內的漢學體制建設基本完成，教員實現了世代更替，研究興趣也明顯地向現代中國轉移。

漢學在民主德國也占有重要地位。經歷了1950年代因與中國同屬社會主義陣營而產生的漢學短暫繁榮之后，民主德國的漢學研究曾因1960年代中蘇交惡受到重創(chuàng)，甚至在1964年到1977年間，整個民主德國僅有洪堡大學一名漢學教授在支撐局面。然而，1970年代中期與中國關系逐漸解凍之后，其學科實力逐漸恢復，與其他東歐國家相比，民主德國的漢學研究獨占鰲頭。除了萊比錫大學的漢學系以及洪堡大學的漢學系和中國現代史專業(yè)以外，科學院歷史語言所、國家與法學研究院的國際關系研究所、社科院的國際工運研究所也從事對中國的研究工作。在40年的時間里，這些機構共培養(yǎng)了200多位專業(yè)人才，其中一半獲博士學位，約20人具備教授資格，可謂人才濟濟。

兩德統(tǒng)一之后的1990年代，德國大學里的專業(yè)漢學研究機構有近20個，教授約40名，這還不包括大學和?？拼髮W的東亞專業(yè)、其他從事中國研究的社會科學專業(yè)、專事漢語教學的部門和一些獨立的科研機構，陣容之龐大可稱歐洲之冠。到21世紀初，德國在校學習漢學的學生約2300多人（包括朝鮮學學生），每年有新生500人左右，有近200人畢業(yè)，其中70％為女性，在校學習時間為五到七年。盡管從總體而言，漢學系還是一個小系，其規(guī)模與主流的英美語言文學系無法相提并論，但相比世紀之初篳路藍縷的艱辛與寒酸，漢學在歷經了百年的滄桑與發(fā)展之后，終于成了德國大學一個不僅必不可少而且成績斐然的學科。

1. 張西平在“羅明堅——西方漢學的奠基人”一文中，提出把漢學的歷史分為“游記漢學”、“傳教士漢學”和“專業(yè)漢學”三個時期。《歷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01頁。
2. 一般把1975年中國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前身情報研究所在“文革”后期恢復工作時組建的“國外中國學研究室”作為我國海外漢學研究的正式開始，該研究室也是我國學術界開展國外中國學研究的最早機構。
3. 參見錢鍾書：“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1978年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歐洲漢學家第26次大會上的演講稿。
4. “國學”，原指高級學府，由國家設立。參見《周禮·春官·樂師》：“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薄吨芏Y注疏》，見于《十三經注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清阮元?？瘫荆?980年，第793頁。
5. Herbert Franke：In search of China：Come General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inology（“探索中國：歐洲漢學史概述”），Ming Wilson and John Cayle：Europe Studies China（《歐洲研究中國》），London：Han-Shan Tang Books，1995，p．12．
6. 參見嚴紹璗：“我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認識”，《國際漢學》，2000年第5輯，第8頁。參見許國璋：《許國璋論語言》，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1年，第264頁。
7. 參見崔秀霞：“漢學研究的發(fā)展、影響與交流——‘漢學研究：海外與中國’學術座談會綜述”，《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秋之卷，第177-178頁。
8. 參見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
9. 參見Folker E．Reichert：Begegnung mit China，die Entdeckung Ostasiens im Mittelalter（《遇見中國：在中世紀發(fā)現東亞》），Jan Thorbecke Verlag，1992，S．69．
10. 參見Reinhold Jandesek：Das fremde China．Berichte europ?ischer Reisender des sp?ten Mittelalters und der frühen Neuzeit（《中世紀和現代中國的歐洲報告人》），Centaurus，1992，S．288．
11. 參見萊布尼茨所著《中國近事》，這是萊布尼茨1697年用拉丁文編寫出版的一部書。在此書中，中國被這個歐洲最為精英的頭腦看作與歐洲同樣高度發(fā)達的文明國度。
12. 參見郭士立所著《中華帝國歷史》，1836年首先以英文出版，德文版于1847年問世。整部著作的宏旨昭然若揭：中國無法和西方同日而語，應用武力打開中國的大門。
13. 參見Helmut Vittinghoff：Chinawissenschaften zwischen Deutschem Reich und Drittem Reich（“德意志帝國和第三帝國之間的中國漢學”），1999，Helmut Martin/Christiane Hammer：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德國漢學：歷史、發(fā)展、人物和視角》），1999，S．145．
14. 參見Herbert Frank：Sinologie an deutschen Universit?ten，mit einem Anhang über die Mandschustudien（《德國大學的漢學研究》），Franz Steiner Verlag，1968，S．69．
15. 參見Helmut Martin：Deutschsprachige Chinawissenschaften（“中國漢學”），Helmut Martin / Christiane Hammer：Chinawissenschaften-Deutschsprachige Entwicklungen：Geschichte，Personen，Perspektiven（《德國漢學：歷史、發(fā)展、人物和視角》），1999，S．1．
16. 較為著名的有：曾在中國海關任職的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因為得罪了李?；舴遥‵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1833—1905），于1902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任漢語教授；貝特霍爾德·洛佛爾（Berthord Laufer，1874—1934），赴美在芝加哥博物館任職。參見：Herbert Frank：Sinologie（《漢學》），A．Francke AG．Verlag，1953，S．21．
17. Otto Frank：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德國漢學家研究”），1911，Helmut Martin/Maren Echardt：Clavis Sinica（《漢文鎖鑰》），1997，S．206．
18. 魏思齊：“德國漢學研究的現狀”，魏思齊主編：《輔仁大學第三屆漢學國際研討會“位格和個人概念在中國與西方：Rolf Trauzettel教授周圍的波恩漢學學派”論文集》，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7頁。
19. Otto Franke：Die politische Idee in der ostasiatischen Kulturwelt．In Verhandlungen des Deutschen Kolonial kongresses 1905 zu Berlin am 5.6．und 7．Oktober 1905（《東亞文化世界中的政治概念，在1905年10月5、6、7日德國殖民大會上的談判》），Berlin：Verlag Kolonialkriegerdank，1906，S．161-169，hier S．168．
20. 參見馬漢茂：“前言”，傅吾康：《為中國著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頁。
21. 其間《華裔學志》曾幾度搬遷。1949年，《華裔學志》編輯部從北平遷至日本東京，1957年遷至名古屋圣言會所辦的南山大學，1963年遷至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并入該校東亞語言系，1972年《華裔學志》研究院才遷至德國波恩附近的圣奧古斯丁。最終，《華裔學志》研究院成為獨立的研究機構。雖歷經輾轉，但《華裔學志》也因此吸收了來自亞洲、美洲以及歐洲等各方學者的觀點，從而成為國際漢學研究的重要學術刊物。參見王德蓉：“輔仁大學與《華裔學志》”，《尋根》，2004年第1期，第49-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