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的童年

1930年，季羨林先生畢業(yè)于山東濟南高級中學，時年十九歲。

我的童年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七十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tǒng)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于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xiāng)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于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xiāng)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傊?，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xù)，毫無萬象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于1911年8月6日，生于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

我們家據說并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墒俏医瞪鷷r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么滋味，活著是多么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里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么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yǎng)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墒羌掖?，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里去撿落到地上的干棗充饑，最后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拔幕蟾锩敝形易约骸疤鰜怼狈磳δ且晃怀裘阎摹暗谝粡堮R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fā)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季羨林先生故里。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后，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于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后，家境仍然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面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堿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里煮水，腌咸菜，什么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咸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腳就往村里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蜷，蜷到肥大的袖子里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面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仿佛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面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面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年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里去拾麥子或者豆子、谷子。一天辛勤之余，可以撿到一小籃麥穗或者谷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歡喜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面粉，貼了一鍋死面餅子。我大概是吃出味道來了，吃完了飯以后，我又偷了一塊吃，讓母親看到了，趕著我要打。我當時是赤條條渾身一絲不掛，我逃到房后，往水坑里一跳。母親沒有法子下來捉我，我就站在水中把剩下的白面餅子盡情地享受了。

現在寫這些事情還有什么意義呢？這些芝麻綠豆般的小事是不折不扣的身邊瑣事，使我終生受用不盡。它有時候能激勵我前進，有時候能鼓舞我振作。我一直到今天對日常生活要求不高，對吃喝從不計較，難道同我小時候的這一些經歷沒有關系嗎？我看到一些獨生子女的父母那樣溺愛子女，也頗不以為然。兒童是祖國的花朵，花朵當然要愛護，但愛護要得法，否則無異是坑害子女。

不記得是從什么時候起我開始學著認字，大概也總在四歲到六歲之間。我的老師是馬景功先生。現在我無論如何也記不起有什么類似私塾之類的場所，也記不起有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之類的書籍。我那一個家徒四壁的家就沒有一本書，連帶字的什么紙條子也沒有見過。反正我是認了幾個字，否則哪里來的老師呢？馬景功先生的存在是不能懷疑的。

雖然沒有私塾，但是小伙伴是有的。我記得最清楚的有兩個：一個叫楊狗，我前幾年回家，才知道他的大名，他現在還活著，一字不識；另一個叫啞巴小（意思是啞巴的兒子），我到現在也沒有弄清楚他姓甚名誰。我們三個天天在一起玩，浮水、打棗、捉知了、摸蝦，不見不散，一天也不間斷。后來聽說啞巴小當了山大王，練就了一身躥房越脊的驚人本領，能用手指抓住大廟的椽子，渾身懸空，圍繞大殿走一周。有一次被捉住，是十冬臘月，赤身露體，澆上涼水，被捆起來，倒掛一夜，仍然能活著。據說他從來不到官莊來作案，“兔子不吃窩邊草”，這是綠林英雄的義氣。后來終于被捉殺掉。我每次想到這樣一個光著屁股游玩的小伙伴竟成為這樣一個“英雄”，就頗有驕傲之意。

我在故鄉(xiāng)只待了六年，我能回憶起來的事情還多得很，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已經到了同我那一個一片灰黃的故鄉(xiāng)告別的時候了。

我六歲那一年，是在春節(jié)前夕，公歷可能已經是1917年，我離開父母，離開故鄉(xiāng)，是叔父把我接到濟南去的。叔父此時大概日子已經可以了，他兄弟倆只有我一個男孩子，想把我培養(yǎng)成人，將來能光大門楣，只有到濟南去一條路。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最關鍵的一個轉折點，否則我今天仍然會在故鄉(xiāng)種地（如果我能活著的話），這當然算是一件好事。但是好事也會有成為壞事的時候。“文化大革命”中間，我曾有幾次想到：如果我叔父不把我從故鄉(xiāng)接到濟南的話，我總能過一個渾渾噩噩但卻舒舒服服的日子，哪能被“革命家”打倒在地，身上踏上一千只腳還要永世不得翻身呢！嗚呼，世事多變，人生易老，真叫人沒有法子！

到了濟南以后，過了一段難過的日子。一個六七歲的孩子離開母親，他心里會是什么滋味，非有親身經歷者，實難體會。我曾有幾次夢里哭著醒來。盡管此時不但能吃上白面饅頭，而且還能吃上肉，但是我寧愿再啃紅高粱餅子就苦咸菜。這種愿望當然只是一個幻想。我毫無辦法，久而久之，也就習以為常了。

叔父望子成龍，對我的教育十分關心。先安排我在一個私塾里學習。老師是一個白胡子老頭，面色嚴峻，令人見而生畏。每天入學，先向孔子牌位行禮，然后才是“趙錢孫李”。大約就在同時，叔父又把我送到一師附小去念書。這個地方在舊城墻里面，街名叫升官街，看上去很堂皇，實際上“官”者“棺”也，整條街都是做棺材的。此時五四運動大概已經起來了。校長是一師校長兼任，他是山東得風氣之先的人物，在一個小學生眼里，他是一個大人物，輕易見不到面。想不到在十幾年以后，我大學畢業(yè)到濟南高中去教書的時候，我們倆竟成了同事，他是歷史教員。我執(zhí)弟子禮甚恭，他則再三遜謝。我當時覺得，人生真是變幻莫測啊！

因為校長是維新人物，我們的國文教材就改用了白話。教科書里面有一段課文，叫作《阿拉伯的駱駝》。故事是大家熟知的。

但當時對我卻是陌生而又新鮮，我讀起來感到非常有趣味，簡直是愛不釋手。然而這篇文章卻惹了禍。有一天，叔父翻看我的課本，我只看到他驀地勃然變色。“駱駝怎么能說人話呢？”他憤憤然了，“這個學校不能念下去了，要轉學?！?/p>

于是我轉了學。轉學手續(xù)比現在要簡單得多，只經過一次口試就行了。而且口試也非常簡單，只出了幾個字叫我們認。我記得字中間有一個“騾”字，我認出來了，于是定為高一（高小一年級）。一個比我大兩歲的親戚沒有認出來，于是定為初三（初小三年級）。為了一個字，我占了一年的便宜。這也算是軼事吧。

這個學?？拷羡鬃訅Γ@很空闊，樹木很多?；ú菝?，景色算是秀麗的。在用木架子支撐起來的一座柴門上面，懸著一塊木匾，上面刻著四個大字：“循規(guī)蹈矩”。我當時并不懂這四個字的涵義，只覺得筆畫多得好玩而已。我就天天從這個木匾下出出進進，上學，游戲。當時立匾者的用心到了后來我才了解，無非是想讓小學生規(guī)規(guī)矩矩做好孩子而已。但是用了四個古怪的字，小孩子誰也不懂，結果形同虛設，多此一舉。

我“循規(guī)蹈矩”了沒有呢？大概是沒有。我們有一個珠算教員，眼睛長得凸了出來，我們給他起了一個綽號，叫作Shao Qian（濟南話，意思是知了）。他對待學生特別蠻橫。打算盤，錯一個數，打一板子。打算盤錯上十個八個數，甚至上百數，是很難避免的。我們都挨了不少的板子。不知是誰一嘀咕：“我們架（小學生的行話，意思是趕走）他！”立刻得到大家的同意。我們這一群十歲左右的小孩也要“造反”了。大家商定：他上課時，我們把教桌弄翻，然后一起離開教室，躲在假山背后。我們自己認為這個錦囊妙計實在非常高明，如果成功了，這位教員將無顏見人，非卷鋪蓋回家不可。然而我們班上出了“叛徒”，雖然只有幾個人，他們想拍老師的馬屁，沒有離開教室。這一來，大大長了老師的氣焰，他知道自己還有“群眾”，于是威風大振，把我們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者”狠狠地用大竹板打手心打了一陣，我們每個人的手腫得像發(fā)面饅頭。然而沒有一個人掉淚。我以后每次想到這一件事，覺得很可以寫進我的“優(yōu)勝紀略”中去。“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如果當時就有那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創(chuàng)造了這兩句口號，那該有多么好呀！

談到學習，我記得在三年之內，我曾考過兩個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兩個乙等第一，總起來看，屬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實際上，我當時并不用功，玩的時候多，念書的時候少。我們班上考甲等第一的叫李玉知，年年都是第一。他比我大五六歲，好像已經很成熟了，死記硬背，刻苦努力，天天皺著眉頭，不見笑容，也不同我們打鬧。我從來就是少無大志，一點也不想爭那個狀元。但是我對我這一位老學長并無敬意，還有點瞧不起的意思，覺得他是非我族類。

我雖然對正課不感興趣，但是也有我非常感興趣的東西，那就是看小說。我叔父是古板人，把小說叫作“閑書”，閑書是不許我看的。在家里的時候，我書桌下面有一個盛白面的大缸，上面蓋著一個用高粱稈編成的“蓋墊”（濟南話）。我坐在桌旁，桌上擺著四書，我看的卻是《彭公案》《濟公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等舊小說?！都t樓夢》大概太深，我看不懂其中的奧妙，黛玉整天價哭哭啼啼，為我所不喜，因此看不下去。其余的書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叔父走了進來，我就連忙掀起蓋墊，把閑書往里一丟，嘴巴里念起“子曰”“詩云”來。

到了學校里，用不著防備什么，一放學，就是我的天下。我往往躲到假山背后，或者一個蓋房子的工地上，拿出閑書，狼吞虎咽似的大看起來。常常是忘記了時間，忘記了吃飯，有時候到了天黑，才摸回家去。我對小說中的綠林好漢非常熟悉，他們的姓名背得滾瓜爛熟，連他們用的兵器也如數家珍，比教科書熟悉多了，自己當然也希望成為那樣的英雄。有一回，一個小朋友告訴我，把右手五個指頭往大米缸里猛戳，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到幾百次，上千次。練上一段時間以后，再換上砂粒，用手猛戳，最終可以練成鐵砂掌，五指一戳，能夠戳斷樹木。我頗想有一個鐵砂掌，信以為真，猛練起來，結果把指頭戳破了，鮮血直流。知道自己與鐵砂掌無緣，遂停止不練。

學習英文，也是從這個小學開始的。當時對我來說，外語是一種非常神奇的東西。我認為，方塊字是天經地義，不用方塊字，只彎彎曲曲像蚯蚓爬過的痕跡一樣，居然能發(fā)出音來，還能有意思，簡直是不可思議。越是神秘的東西，便越有吸引力。英文對于我就有極大的吸引力。我萬沒有想到望之如海市蜃樓般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東西竟然唾手可得了。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學習的機會是怎么來的。大概是一位教員會點英文，他答應晚上教一點，可能還要收點學費。總之，一個業(yè)余英文學習班很快就組成了，參加的大概有十幾個孩子。究竟學了多久，我已經記不清楚，時候好像不太長，學的東西也不太多，二十六個字母以后，學了一些單詞。我當時有一個非常傷腦筋的問題：為什么“是”和“有”算是動詞，它們一點也不動嘛？當時老師答不上來；到了中學，英文老師也答不上來。當年用“動詞”來譯英文的verb的人，大概不會想到他這個譯名惹下的禍根吧。

每次回憶學習英文的情景時，我眼前總有一團零亂的花影，是絳紫色的芍藥花。原來在校長辦公室前的院子里有幾個花畦，春天一到，芍藥盛開，都是絳紫色的花朵。白天走過那里，紫花綠葉，極為分明。到了晚上，英文課結束后，再走過那個院子，紫花與綠葉化成一個顏色，朦朦朧朧的一堆一團，因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還知道它們的顏色。但夜晚眼前卻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點花香而已。這一幅情景伴隨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學習英文，這一幅美妙無比的情景就浮現到眼前來，帶給我無量的幸福與快樂。

然而時光像流水一般飛逝，轉瞬三年已過，我小學該畢業(yè)了，我要告別這一個美麗的校園了。我十三歲那一年，考上了城里的正誼中學。我本來是想考鼎鼎大名的第一中學的，但是我左衡量，右衡量，總覺得自己這一塊料分量不夠，還是考與“爛育英”齊名的“破正誼”吧。我上面說到我幼無大志，這又是一個證明。正誼雖“破”，風景卻美。背靠大明湖，萬頃葦綠，十里荷香，不啻人間樂園。然而到了這里，我算是已經越過了童年，不管正誼的學習生活多么美妙，我也只好擱筆，且聽下回分解了。

綜觀我的童年，從一片灰黃開始，到了正誼算是到達了一片濃綠的境界—我進步了。但這只是從表面上來看，從生活的內容上來看，依然是一片灰黃。即使到了濟南，我的生活也難找出什么有聲有色的東西。我從來沒有什么玩具，自己把細鐵弄成一個圈，再弄個鉤一推，就能跑起來，自己就非常高興了。貧困、單調、死板、固執(zhí)，是我當時生活的寫照。接受外面信息，僅憑五官。什么電視機、收錄機，連影兒都沒有。我小時連電影也沒有看過，其余概可想見了。

今天的兒童有福了。他們有多少花樣翻新的玩具呀！他們有多少兒童樂園、兒童活動中心呀！他們餓了吃面包，渴了喝這可樂那可樂，還有牛奶、冰激凌。電影看厭了，看電視；廣播聽厭了，聽收錄機。信息從天空、海外，越過高山大川，紛紛蜂擁而來，他們才真是“兒童不出門，便知天下事”?？墒撬麄兤恢琅f社會。就拿我來說，如果不認真回憶，我對舊社會的情景也逐漸淡漠，有時竟淡如云煙了。

今天我把自己的童年盡可能真實地描繪出來，不管還多么不全面，不管怎樣掛一漏萬，也不管我的筆墨多么拙笨，就是上面寫出來的那些，我們今天的兒童讀了，不是也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發(fā)，從中悟出一些有用的東西來嗎？

1986年6月6日

我的中學時代

初中時期

我幼無大志，自謂不過是一只燕雀，不敢懷“鴻鵠之志”。小學畢業(yè)時是1923年，我十二歲。當時山東省立第一中學赫赫有名，為眾人所艷羨追逐的地方，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敢報考正誼中學，這所學校綽號不佳：“破正誼”，與“爛育英”相映成雙。

可這個“破”學校入學考試居然敢考英文，我“瞎貓碰上了死耗子”，居然把英文考卷答得頗好，因此，我被錄取為不是一年級新生，而是一年半級，只需念兩年半初中即可畢業(yè)。

破正誼確實有點“破”，首先是教員水平不高。有一個教生物的教員把“玫瑰”讀為jiu kuai，可見一斑。但也并非全破。校長鞠思敏先生是山東教育界的老前輩，人品道德，有口皆碑；民族氣節(jié)，遠近傳揚。他生活極為儉樸，布衣粗食，不改其樂。他立下了一條規(guī)定：每周一早晨上課前，召集全校學生，集合在操場上，聽他講話。他講的都是為人處世、愛國愛鄉(xiāng)的大道理，從不間斷。我認為，在潛移默化中對學生會有良好的影響。

教員也不全是jiu kuai先生，其中也間有飽學之士。有一個姓杜的國文教員，年紀相當老了。由于肚子特大，同學們送他一個綽號“杜大肚子”，名字反隱而不彰了。他很有學問，對古文，甚至“顯學”都有很深的造詣。我曾膽大妄為，寫過一篇類似駢體文的作文。他用端正的蠅頭小楷，把作文改了一遍，給的批語是：“欲作花樣文章，非多記古典不可?！笨蓱z我當時只有十三四歲，讀書不多，腹笥瘠薄，哪里記得多少古典！

另外有一位英文教員，名叫鄭又橋，是江浙一帶的人，英文水平極高。他改學生的英文作文，往往不是根據學生的文章修改，而是自己另寫一篇。這情況只出現在英文水平高的學生作文簿中。他的用意大概是想給他們以簡練揣摩的機會，以提高他們的水平，用心亦良苦矣。英文讀本水平不低，大半是《天方夜譚》《莎氏樂府本事》《泰西五十軼事》《納氏文法》等等。

我從小學到初中，不是一個勤奮用功的學生，考試從來沒有得過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間。我也根本沒有獨占鰲頭的欲望。到了正誼以后，此地的環(huán)境更給我提供了最佳游樂的場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內清溪流貫，綠楊垂蔭。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邊荷塘星羅棋布，蘆葦青翠茂密，水中多魚蝦、青蛙，正是我戲樂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不回家吃飯，家里窮，每天只給銅元數枚，做午餐費。我以一個銅板買鍋餅一塊，一個銅板買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腦，站在擔旁，倉促食之，然后飛奔到校后湖濱去釣蝦，釣青蛙。蝦是齊白石筆下的那一種，有兩個長夾，但蝦是水族的蠢材，我只需用葦稈挑逗，蝦就張開一只夾，把葦稈夾住，任升提出水面，絕不放松。釣青蛙也極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針敲彎，抓一只蒼蠅，穿在上面，向著蹲坐在荷葉上的青蛙，來回抖動，青蛙食性一起，跳起來猛吞針上的蒼蠅，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湎于這種游戲，其樂融融。至于考個甲等、乙等，則于我如浮云，“管他娘”了。

但是，叔父對我的要求卻是很嚴格的。正誼有一位教高年級國文的教員，叫徐（或許）什么齋，對古文很有造詣。他在課余辦了一個講習班，專講《左傳》《戰(zhàn)國策》《史記》一類的古籍，每月收幾塊錢的學費，學習時間是在下午四點下課以后。叔父要我也報了名。每天正課完畢以后，再上一兩個小時的課，學習上面說的那一些古代典籍，現在已經記不清楚究竟學習了多長的時間，好像時間不是太長。有多少收獲，也說不清楚了。

原濟南正誼中學教學樓，季羨林先生在此上初中。

當時，濟南有一位頗有名氣的馮鵬展先生，老家廣東，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幾個中學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創(chuàng)辦的尚實英文學社授課。他住在按察司街南口一座兩進院的大房子里，學社就設在前院幾間屋子里，另外還請了兩位教員，一位是陳鶴巢先生，一位是紐威如先生，白天都有工作，晚上七至九時來學社上課。當時正流行diagram（圖解）式的英文教學法，我們學習英文也使用這種方法，覺得頗為新鮮。學社每月收學費大洋三元，學生有幾十人之多。我大概在這里學習了兩三年，收獲相信是有的。

就這樣，雖然我自己在學習上并不勤奮，然而，為環(huán)境所迫，反正是夠忙的。每天從正誼回到家中，匆匆吃過晚飯，又趕回城里學英文。當時只有十三四歲，精力旺盛到超過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九點下課后，還不趕緊回家，而是在燈火通明的十里長街上，看看商店的櫥窗，慢騰騰地走回家。雖然囊中無錢，看了琳瑯滿目的商品，也能過一過“眼癮”，飽一飽眼福。

叔父顯然認為，這樣對我的學習壓力還不夠大，必須再加點碼。他親自為我選了一些古文，講宋明理學的居多，親手用毛筆正楷抄成一本書，名之曰《課侄選文》，有空閑時，親口給我講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兩個小時。要說我真感興趣，那是謊話。這些文章對我來說，遠遠比不上叔父稱之為“閑書”的那一批《彭公案》《濟公傳》等等有趣。我往往躲在被窩里用手電筒來偷看這些書。

我在正誼中學讀了兩年半書就畢業(yè)了。在這一段時間內，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與不明白之間；主觀上并不勤奮，客觀上又非勤奮不可；從來不想爭上游，實際上卻從未淪為下游。最后離開了我的大蝦和青蛙，我畢業(yè)了。

我告別了我青少年時期的一個頗為值得懷念的階段，更上一層樓，走上了人生的一個新階段。當年我十五歲，時間是1926年。

高中時代

初中讀了兩年半，畢業(yè)正在春季。沒有辦法，我只能就近讀正誼高中。年級變了，上課的地址沒有變，仍然在山（假山也）奇水秀的大明湖畔。

這一年夏天，山東大學附設高級中學成立了。山東大學是山東省的最高學府，校長是有名的前清狀元山東教育廳長王壽彰，以書法名全省。因為狀元是“稀有品種”，所以他頗受到一般人的崇敬。

附設高中一建立，因為這是一塊金招牌，立即名揚齊魯。我此時似乎也有了一點雄心壯志，不再像以前那樣畏畏縮縮，經過了一番考慮，立即決定舍正誼而取山大高中。

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選在北園白鶴莊。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時，風光秀麗旖旎，綠柳迎地，紅荷映天，山影迷離，湖光瀲滟，蛙鳴塘內，蟬噪樹巔。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詩，贊美北園：“楊花落盡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聲聲向人語，此間即是避秦鄉(xiāng)?！笨梢娝麑Ρ眻@的感受。我在這里還驗證了一件小而有趣的事。有人說，離開此處有幾十里的千佛山，倒影能在湖中看到。有人說這是海外奇談?？墒俏矣H眼在校南的荷塘水面上清晰地看到佛山的倒影，足證此言不虛。

原濟南白鶴莊山東大學附設高中，季羨林先生在此學習兩年。

這所新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實的。首先是教員隊伍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所有的老師幾乎都是山東中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國文教員王良玉先生家學淵源，學有素養(yǎng)，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后為青島大學教師。英文教員是北大畢業(yè)的劉老師，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員。教數學的是王老師，也是一中的名教員。教史地的是祁蘊璞先生，一中教員，好學不倦，經常從日本購買新書，像他那樣熟悉世界學術情況的人，恐怕他是唯一的一個。教倫理學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誼的校長鞠思敏先生。教邏輯的是一中校長完顏祥卿先生。此外還有兩位教經學的老師，一位是前清翰林或進士，由于年邁，有孫子伴住，姓名都記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記不清，因為他忠于清代，開口就說：“我們大清國如何如何?！彼詫W生就管他叫“大清國”。兩位老師教《詩經》《書經》等書，上課從來不帶任何書，四書、五經，本文加注，都背得滾瓜爛熟。

中小學生都愛給老師起綽號，并沒有什么惡意，此事恐怕古今皆然，南北不異。上面提到的“大清國”，只是其中之一。我們有一位“監(jiān)學”，可能相當于后來的訓育主任，他經常住在學校，權力似乎極大，但人緣卻并不佳。因為他禿頭無發(fā)，學生們背后叫他“劉禿蛋”。那位姓劉的英文教員，學生還是很喜歡他的，只因他人長得過于矮小，學生們送給他了一個非常刺耳的綽號，叫作“×亙”，×代表一個我無法寫出的字。

建校第一年，招了五班學生，三年級一個班，二年級一個班，一年級三個班，總共不到二百人。因為學校離城太遠，學生全部住校?；锸秤蓪W生自己招商操辦，負責人選舉產生。因為要同奸商斗爭，負責人的精明能干就成了重要的條件。奸商有時候夜里偷肉，負責人必須夜里巡邏，辛苦可知。遇到這樣的負責人，伙食質量立即顯著提高，他就能得全體同學的擁護，從而連續(xù)當選，學習必然會受到影響。

學校風氣是比較好的，學生質量是比較高的，學生學習是努力的。因為只有男生，不收女生，因此免掉很多麻煩，沒有什么“緋聞”一類的流言?！皠⒍d蛋”人望不高，雖然不學，但卻有術，統(tǒng)治學生，胡蘿卜與大棒并舉，拉攏與表揚齊發(fā)。除了我們三班“架”走了一個外省來的英文教員以外，再也沒有發(fā)生什么風波。此地處萬綠叢中，遠挹佛山之靈氣，近染荷塘之秀麗，地靈人杰，頗出了一些學習優(yōu)良的學生。

至于我自己，上面已經談到過，在心中有了一點“小志”，大概是因為入學考試分數高，所以一入學我就被學監(jiān)指定為三班班長。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數第一張桌子，標志著與眾不同。論學習成績，因為我對國文和英文都有點基礎，別人無法同我比。別的課想得高分并不難，只要在考前背熟課文就行了。國文和英文，則必須學有素養(yǎng)，臨陣磨槍，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在國文班上，王良玉老師出的第一次作文題是“讀《徐文長傳》書后”，我不意竟得了全班第一名，老師的評語是“亦簡練，亦暢達”。此事頗出我意外。至于英文，由于我在上面談到的情況，我獨霸全班，被尊為“英文大家”（學生戲譯為great home）。第一學期，我考了個甲等第一名。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榮登這個寶座，雖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我卻有點沾沾自喜。

1934年夏，季羨林先生與高中同學徐家存先生合影。

可事情還沒有完。王狀元不知從哪里得來的靈感，他規(guī)定：凡是甲等第一名平均成績在九十五分以上者，他要額外褒獎。全校五個班當然有五個甲等第一；但是，平均分數超過九十五分者，卻只有我一個人，我的平均分數是九十七分。于是狀元公親書一副對聯，另外還寫了一個扇面，稱我為“羨林老弟”，這實在是讓我受寵若驚。對聯已經佚失，只有扇面還保存下來。

虛榮之心，人皆有之；我獨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絕不能從寶座上滾下來，那樣面子太難看了。我買了韓、柳、歐、蘇的文集，苦讀不輟。又節(jié)省下來僅有的一點零用錢，遠至日本丸善書店，用“代金引換”的辦法，去購買英文原版書，也是攻讀不輟。結果是“皇天不負有心人”，兩年四次考試，我考了四個甲等第一，大大地滿足了自己的虛榮心。我不愿意說謊話，我絕不是什么英雄，“懷有大志”，我從來沒有過“大丈夫當如是也”一類的大話，我是一個十分平庸的人。

時間到了1928年，應該上三年級了。但是日寇在濟南制造了五三慘案，殺了中國的外交官蔡公時，派兵占領了濟南。學校停辦，外地的教員和學生，紛紛逃離。我住在濟南，只好留下，當了一年的準亡國奴。

1934年5月，中學同學歡送季羨林先生（前排中）畢業(yè)時合影。

第二年，1929年，奉系的土匪軍閥早就滾蛋，來的是西北軍和國民黨的新式軍閥。王老狀元不知哪里去了。教育廳長換了新派人物，建立了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山東省立濟南高中，表面上頗有“換了人間”之感，四書、五經都不念了，寫作文也改用了白話。教員陣容仍然很強，但是原有的老教員多已不見，而是換了一批外省的，主要是從上海來的教員，國文教員尤其突出。也許是因為學校規(guī)模大了，我對全校教員不像北園時代那樣如數家珍，個個都認識?，F在則是迷離模糊，說不清張三李四了。

因為我已經讀了兩年，一入學就是三年級。任課教員當然也不會少的；但是，奇怪的是英文、數學、歷史、地理等課的教員的姓名我全忘了，能記住的都是國文教員。這些人大都是當時頗有名氣的作家，什么胡也頻先生、董秋芳（冬芬）先生、夏萊蒂先生、董每戡先生等等。我對他們都很尊重，盡管有的先生沒有教過我。

初入學時，國文教員是胡也頻先生。他根本很少講國文，幾乎每一堂都在黑板上寫上兩句話：什么是“現代文藝”？“現代文藝”的使命是什么？“現代文藝”，當時叫“普羅文學”，現代稱之為無產階級文學。它的使命就是革命。胡先生以一個年輕革命家的身份，毫無顧忌，勇往直前。公然在學生區(qū)擺上桌子，招收現代文藝研究會的會員。我是一個積極分子，當了會員，還寫過一篇《現代文藝的使命》的文章，準備在計劃出版的刊物上發(fā)表，內容現在完全忘記了，無非是一些膚淺的革命口號。胡先生的過激行動，引起了國民黨的注意，準備逮捕他，他逃到上海去了，兩年后就在上海龍華就義。

學期中間，接過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認真講課，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題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寫上四個大字：隨便寫來，意思就是讓學生愿意寫什么，就寫什么。有一次，我寫了一篇相當長的作文，是寫我父親死于故鄉(xiāng)我回家奔喪的心情的，董老師顯然很欣賞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頁上面空白處寫了幾個眉批：“一處節(jié)奏，又一處節(jié)奏?！边@真正是正中下懷，我寫文章，好壞姑且不論，我是非常重視節(jié)奏的。我這個個人心中的愛好，不意董老師一語道破，夸大一點說，我簡直要感激涕零了。他還在這篇作文的后面寫了一段很長的批語，說我和理科學生王聯榜是全班甚至全校之冠，我的虛榮心又一次得到了滿足。我之所以能畢生在研究方向迥異的情況下始終不忘舞筆弄墨，到了今天還被人稱作一個作家，這是與董老師的影響和鼓勵分不開的。恩師大德，我終生難忘。

我不記得高中是怎樣張榜的。反正我在這最后一學年的兩次考試中，又考了兩個甲等第一，加上北園的四個，共是六連冠。要說是不高興，那不是真話；但也并沒有飄飄然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學時代就結束了。當年我是十九歲。

如果青年朋友們問我有什么經驗和訣竅，我回答說：沒有的。如果非要我說點什么不行的話，那我只能說兩句老生常談：“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勤”“苦”二字就是我的訣竅。說了等于白說，但白說也得說。

報考大學

我少無大志，從來沒有想到做什么學者。中國古代許多英雄，根據正史的記載，都頗有一些豪言壯語，什么“大丈夫當如是也”！什么“彼可取而代也”！又是什么“燕雀焉知鴻鵠之志哉”？真正擲地作金石聲，令我十分敬佩，可我自己不是那種人。

在我讀中學的時候，像我這種從剛能吃飽飯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用當時流行的口頭語來說—能搶到一只“飯碗”。當時社會上只有三個地方能生產“鐵飯碗”：一個是郵政局，一個是鐵路局，一個是鹽務稽核所。這三處地方都掌握在不同國家的帝國主義分子手中。在那半殖民地社會里，“老外”是上帝。不管社會多么動蕩不安，不管“城頭”多么“變幻大王旗”，“老外”是誰也不敢碰的。他們生產的“飯碗”是“鐵”的，砸不破，摔不碎。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違“洋”命，則終生會有飯吃，無憂無慮，成為羲皇上人。

我的家庭也希望我在高中畢業(yè)后能搶到這樣一只“鐵飯碗”。我不敢有違嚴命，高中畢業(yè)后曾報考郵政局。若考取后，可以當一名郵務生。如果勤勤懇懇，不出婁子，干上十年二十年，也可能熬到一個郵務佐，算是郵局里的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小官了，就這樣混上一輩子，平平安安，無風無浪。幸乎？不幸乎？我沒有考上。大概面試的“老外”看我不像那樣一塊料，于是我名落孫山了。

1931—1934年，季羨林在清華大學學習，圖為清華大學校景。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才報考了大學。北大和清華都錄取了我。我同當時眾多的青年一樣，也想出國去學習，目的只在“鍍金”，并不是想當什么學者?！板兘稹敝螅菀讚尩揭恢伙埻?，如此而已。在出國方面，我以為清華條件優(yōu)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后來證明，我這一寶算是押中了。這是后事，暫且不提。

清華是當時兩大名牌大學之一，前身叫留美預備學堂，是專門培養(yǎng)青年到美國去學習的。留美若干年鍍過了金以后，回國后多為大學教授，有的還做了大官。在這些人里面究竟出了多少真正的學者，沒有人做過統(tǒng)計，我不敢瞎說。同時并存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一所很奇特的機構，仿佛是西裝革履中一襲長袍馬褂，非常不協(xié)調。然而在這個不起眼的機構里卻有名聞宇內的四大導師：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另外有一名年輕的講師李濟，后來也成了大師，擔任了臺灣“中央研究院”的院長。這個國學研究院，與其說它是一所現代化的學堂，毋寧說它是一所舊日的書院。一切現代化學校必不可少的煩瑣的規(guī)章制度，在這里似乎都沒有。師生直接聯系，師了解生，生了解師，真正做到了循循善誘，因材施教。雖然只辦了幾年，梁、王兩位大師一去世，立即解體，然而所創(chuàng)造的業(yè)績卻是非同小可。我不確切知道究竟畢業(yè)了多少人，估計只有幾十個人，但幾乎全都成了教授，其中有若干位還成了學術界的著名人物。聽史學界的朋友說，中國20世紀30年代后形成了一個學術派別，名叫“吾師派”，大概是由某些人寫文章常說的“吾師梁任公”“吾師王靜安”“吾師陳寅恪”等衍變而來的。從這一件小事也可以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在學術界影響之大。吾生也晚，沒有能親逢國學研究院的全盛時期。我于1930年入清華時，留美預備學堂和國學研究院都已不再存在，清華改成了國立清華大學。清華有一個特點：新生投考時用不著填上報考的系名，錄取后，再由學生自己決定入哪一個系；讀上一陣，覺得不恰當，還可以轉系。轉系在其他一些大學中極為困難—比如說現在的北京大學，但在當時的清華，卻真易如反掌。可是根據我的經驗：世上萬事萬物都具有雙重性。沒有入系的選擇自由，很不舒服，現在有了入系的選擇自由，反而更不舒服。為了這個問題，我還真?zhèn)它c腦筋。系科盈目，左右掂量，好像都有點吸引力，究竟選擇哪一個系呢？我一時好像變成了莎翁劇中的Hamlet碰到了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我是從文科高中畢業(yè)的，按理說，文科的系對自己更適宜。然而我卻忽然一度異想天開，想入數學系，真是“可笑不自量”。經過長時間的考慮，我決定入西洋文學系（后改名外國語文系）。這一件事也證明我“少無大志”，我并沒有明確的志向，想當哪一門學科的專家。

1934年，季羨林先生在清華大學畢業(yè)時留影。

當時的清華大學的西洋文學系，在全國各大學中是響當當的名牌。原因據說是由于外國教授多，講課當然都用英文，連中國教授講課有時也用英文。用英文講課，這可真不得了呀！只是這一條就能夠發(fā)聾振聵，于是就名滿天下了。我當時未始不在被振發(fā)之列，又同我那虛無縹緲的出國夢聯系起來，我就當機立斷，選了西洋文學系。

從1930年到現在，六十七個年頭已經過去了。所有的當年的老師都已經去世了。最后去世的一位是后來轉到北大來的美國的溫德先生，去世時已經活過了百歲。我現在想根據我在清華學習四年的印象，對西洋文學系做一點評價，談一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我想先從古希臘找一張護身符貼到自己身上：“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庇辛诉@一張護身符，我就可以心安理得，能夠暢所欲言了。

記北大1930年入學考試

1930年，我高中畢業(yè)。當時山東只有一個高中，就是桿石橋山東省立高中，文理都有，畢業(yè)生大概有七八十個人。除少數外，大概都要進京趕考的。我之所謂“京”是一個形象的說法，就是指的北京，當時還叫“北平”。山東有一所大學：山東大學，但是名聲不顯赫，同北京的北大、清華無法并提。所以，絕大部分高中畢業(yè)生都進京趕考。

當時北平的大學很多。除了北大、清華以外，我能記得來的還有朝陽大學、中國大學、郁文大學、平民大學、輔仁大學、燕京大學等。還有一些只有校名，沒有校址的大學，校名也記不清楚了。

有的同學大概覺得自己底氣不足，報了五六個大學的名。報名費每校三元，有幾千學生報名，對學校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收入。我本來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新育小學畢業(yè)就沒有勇氣報考一中。但是，高中一年級時碰巧受到了王壽彭狀元的獎勵。于是虛榮心起了作用：既然上去，就不能下來！結果三年高中，六次考試，我考了六個第一名。心中不禁“狂”了起來。我到了北平，只報了兩個學校：北大與清華。結果兩校都錄取了我。經過反復的思考，我棄北大而取清華。后來證明我這個判斷是正確的。否則我就不會有留德十年。沒有留德十年，我以后走的道路會是完全不同的。

那一年的入學考試，北大就在北沙灘，清華因為離城太遠，借了北大的三院做考場。清華的考試平平常常，沒有什么特異之處。北大則極有特色，至今憶念難忘。首先是國文題就令人望而生畏，題目是“何謂科學方法？試分析評論之”。又要“分析”，又要“評論之”，這究竟是考學生什么呢？我哪里懂什么“科學方法”。幸而在高中讀過一年邏輯，遂將邏輯的內容拼拼湊湊，寫成了一篇答卷，洋洋灑灑，頗有一點神氣。北大英文考試也有特點。每年必出一首舊詩詞，令考生譯成英文。那一年出的是“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梅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所有的科目都考完以后，又忽然臨時加試一場英文dictation。一個人在上面念，讓考生整個記錄下來。這玩意兒我們山東可沒有搞。我因為英文單詞記得多，整個故事我聽得懂，大概是英文《伊索寓言》一類書籍抄來的一個罷?？偲饋?，我都寫了下來。倉皇中把suffer寫成了safer。

北京大學東語系60級畢業(yè)合影。

我們山東趕考的書生們經過了這幾大災難才仿佛井蛙從井中躍出，大開了眼界。了解到了山東中學教育水平是相當低的。

2003年9月28日

1930—1932年的簡略回顧

1930年夏天，我從山東省立濟南高中畢業(yè)。當時這是山東全省唯一的一所高中，各縣有志上進的初中畢業(yè)生，都必須到這里來上高中。俗話說“千軍萬馬獨木橋”。濟南省立高中就是這樣一座獨木橋。

一畢業(yè)，就算是走過了獨木橋。但是，還要往前走的，特別是那些具備經濟條件的學生，而這種人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即使是家庭經濟條件不夠好的，父母也必千方百計拼湊摒擋，送孩子上學。舊社會說：“沒有場外的舉人?！鄙洗髮W就等于考舉人，父母怎能讓孩子留在場外呢？我的家庭就屬于這個范疇。舊社會還有一句話，叫“進京趕考”，即指的是考進士。當時舉人進士都已不再存在了，但趕考還是要進京的。那時北京已改為北平，不再是“京”了?？墒菨细咧形睦韮煽飘厴I(yè)生大約有一百多人，除了經濟實在不行的外，有八九十個人都趕到北平報考大學。根本沒有聽說有人到南京、上海等地去的。留在山東報考大學的也很少聽說。這是當時的時代潮流，是無法抗御的。

當時的北平有十幾所大學，還有若干所?？茖W校。學校既多，難免良莠不齊。有的大學，我只微聞其名，卻沒有看到過，因為，它只有幾間辦公室，沒有教授，也沒有學生，有人只要繳足了四年的學費，就發(fā)給畢業(yè)證書。等而上之，大學又有三六九等。有的有校舍，有教授，有學生，但教授和學生水平都不高，馬馬虎虎，湊上四年，拿一張文憑，一走了事。在鄉(xiāng)下人眼中，他們的地位就等于舉人或進士了。列在大學榜首的當然是北大和清華。燕大也不錯，但那是一所貴族學校，收費高，享受豐，一般老百姓學生是不敢輕叩其門的。

當時到北平來趕考的舉子，不限于山東，幾乎全國各省都有，連僻遠的云南和貴州也不例外。總起來大概有六七千或者八九千人。那些大學都分頭招生，有意把考試日期分開，不讓舉子們顧此失彼。有的大學，比如朝陽大學，一個暑假就招生四五次。這主要是出于經濟考慮。報名費每人大洋三元，這在當時是個不菲的數目，等于一個人半個月的生活費。每年暑假，朝陽大學總是一馬當先，先天下之招而招。第一次錄取極嚴，只有極少數人能及格。以后在眾多大學考試的空隙中再招考幾次。最后則在所有的大學都考完后，后天下之招而招，幾乎是一網打盡了。前者是為了報名費，后者則是為了學費了。

北大和清華當然是只考一次的。我敢說，全國到北平的學子沒有不報考這兩個大學的。即使自知庸陋，也無不想僥幸一試。這是“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的事，誰愿意放過呢？但是，兩校錄取的人數究竟是有限的。在大約五六千或更多的報名的學子中，清華錄取了約兩百人，北大不及其半，百分比之低，真堪驚人，比現在要困難多了。我曾多次談到過，我幼無大志，當年小學畢業(yè)后，對大名鼎鼎的一中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是湊合著進了“破正誼”?，F在大概是高中三年的六連冠，我的勇氣大起來了，我到了北平，只報考了北大和清華。偏偏兩個學校都取了我。經過了一番考慮，為了想留洋鍍金，我把寶押到了清華上。于是我進了清華園。

同北大不一樣，清華報考時不必填寫哪一個系。錄取后任你選擇。覺得不妥，還可以再選。我選的是西洋文學系。到了畢業(yè)時，我的畢業(yè)證書上卻寫的是外國語言文學系，不知道是什么時候改的。西洋文學系有一個詳盡的四年課程表，從古典文學一直到現當代文學，應有盡有。我記得，課程有“古典文學”“中世紀文學”“文藝復興時期文學”“英國浪漫詩人”“現當代長篇小說”“英國散文”“文學批評史”“世界通史”“歐洲文學史”“中西詩之比較”“西方哲學史”等等，都是每個學生必修的。還有“莎士比亞”，也是每個學生都必修的。講課基本上都用英文。“第一年英文”“第一年國文”“邏輯”，好像是所有的文科學生都必須選的?！拔膶W概論”“文藝心理學”，好像是選修課，我都選修過。當時旁聽之風甚盛，授課教師大多不以為忤，聽之任之。選修課和旁聽課帶給我很大的好處，比如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和陳寅恪先生的“佛經翻譯文學”，就影響了我的一生。但也有碰釘子的時候。當時冰心女士蜚聲文壇，名震神州。清華請她來教一門什么課。學生中追星族也大有人在，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們都到三院去旁聽，屋子里面座無虛席，走廊上也站滿了人。冰心先生當時不過三十二三歲，頭上梳著一個信基督教的婦女王瑪麗張瑪麗之流常梳的髻，盤在后腦勺上，滿面冰霜，不露一絲笑意，一登上講臺，便發(fā)出獅子吼：“凡不選本課的學生，統(tǒng)統(tǒng)出去！”我們相視一笑，伸伸舌頭，立即棄甲曳兵而逃。后來到了50年代，我同她熟了，笑問她此事，她笑著說：“早已忘記了?！蔽疫€旁聽過朱自清、俞平伯等先生的課，只是淺嘗輒止，沒有聽完一個學期過。

西洋文學系還有一個奇怪的規(guī)定。上面列的必修課是每一個學生都必須讀的；但偏又別出心裁，把全系分為三個專業(yè)方向：英文、德文、法文。每一個學生必有一個專業(yè)方向，叫Specialized的什么什么。我選的是德文，就叫作Specialized in German，要求是從“第一年德文”經過第二年、第三年一直讀到“第四年德文”。英法皆然。我說它奇怪，因為每一個學生英文都能達到四會或五會的水平，而德文和法文則是從字母學起，與英文水平相距懸殊。這一樁怪事，當時誰也不去追問，追問也沒有用，只好你怎樣規(guī)定我就怎樣執(zhí)行，如此而已。

清華還有一個怪現象，也許是一個好現象，為其他大學所無，這就是：每一個學生都必須選修第一年體育，不及格不能畢業(yè)。每一個體育項目，比如百米、二百米、一千米、跳高、跳遠、游泳等等，都有具體標準，達不到標準，就算不及格。幸而標準都不高，達到并不困難，所以還沒有聽說因體育不及格而不能畢業(yè)的。

寸草心

我已至望九之年，在這漫長的生命中，親屬先我而去的，人數頗多。俗話說：“死人生活在活人的記憶里。”先走的親屬當然就活在我的記憶里。越是年老，想到他們的次數越多。想得最厲害的偏偏是幾位婦女。因為我是一個激烈的女權衛(wèi)護者嗎？不是的。那么究竟原因何在呢？我說不清。反正事實就是這樣。我只能說是因緣和合了。

我在下面依次講四位婦女。前三位屬于“寸草心”的范疇，最后一位算是借了光。

大奶奶

我的上一輩，大排行，共十一位兄弟。老大、老二，我叫他們“大大爺”、“二大爺”，是同父同母所生。大大爺是個舉人，做過一任教諭，官階未必入流，卻是我們莊最高的功名，最大的官，因此家中頗為富有。兄弟倆分家，每人還各得地五六十畝。后來被劃為富農。老三、老四、老五、老六、老八、老十，我從未見過，他們父母生身情況不清楚，因家貧遭災，闖了關東，黃鶴一去不復歸矣。老七、老九、老十一，是同父同母所生。老七是我父親，從小父母雙亡，我從來沒有見過我的祖父母。貧無立錐之地，十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九叔也萬般無奈被迫背井離鄉(xiāng)，流落濟南，好歹算是在那里立定了腳跟。我六歲離家，投奔的就是九叔。

所謂“大奶奶”，就是舉人的妻子。大大爺生過一個兒子，也就是說，大奶奶有過一個兒子?？上г谌⑵奚雍缶拓餐隽?。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因此，在我上一輩十一人中，男孩子只有我這一個獨根獨苗。在舊社會“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環(huán)境中，我成了家中的寶貝，自是意中事?？赡苓€有一些別的原因，在我六歲離家之前，我就成了大奶奶的心頭肉，一天不見也不行。

我們家住在村外，大奶奶住在村內。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每天早晨一睜眼，滾下土炕，一溜煙就跑到村內，一頭撲到大奶奶懷里。只見她把手縮進非常寬大的袖筒里，不知從什么地方拿出半塊或一整個白面饅頭，遞給我。當時吃白面饅頭叫作吃“白的”，全村能每天吃“白的”的人，屈指可數，大奶奶是其中一個，季家全家是唯一的一個。對我這個連“黃的”（指小米面和玉米面）都吃不到，只能湊合著吃“紅的”（紅高粱面）的小孩子，“白的”簡直就像是龍肝鳳髓，是我一天望眼欲穿地最希望享受到的。

按年齡推算起來，從能跑路到離開家，大約是從三歲到六歲，是我每天必見大奶奶的時期，也是我一生最難忘懷的一段生活。我的記憶中往往閃出一株大柳樹的影子。大奶奶彌勒佛似的端坐在一把奇大的椅子上。她身軀胖大，據說食量很大。有一次，家人給她燉了一鍋肉。她問家里的人：“肉燉好了沒有？給我盛一碗拿兩個饅頭來，我嘗嘗！”食量可見一斑?？上椰F在怎么樣也挖不出吃肉的回憶。我不會沒吃過的。大概我的最高愿望也不過是吃點“白的”，超過這個標準，對我就如云天渺茫，連回憶都沒有了。

可是我終于離開了大奶奶，以古稀或耄耋的高齡，失掉我這塊心頭肉，大奶奶內心的悲傷，完全可以想象?！斑b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蔽抑挥辛鶜q，稍有點不安，轉眼就忘了。等我第一次從濟南回家的時候，是送大奶奶入土的。從此我就永遠失掉了大奶奶。

大奶奶會永遠活在我的記憶中。

我的母親

我是一個最愛母親的人，卻又是一個享受母愛最少的人。我六歲離開母親，以后有兩次短暫的會面，都是由于回家奔喪。最后一次是分離八年以后，又回家奔喪。這次奔的卻是母親的喪。回到老家，母親已經躺在棺材里，連遺容都沒能見上。從此，人天永隔，連回憶里母親的面影都變得迷離模糊，連在夢中都見不到母親的真面目了。這樣的夢，我生平不知已有多少次。直到耄耋之年，我仍然頻頻夢到面目不清的母親，總是老淚縱橫，哭著醒來。對享受母親的愛來說，我注定是一個永恒的悲劇人物了。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關于母親，我已經寫了很多，這里不想再重復。我只想寫一件我絕不相信其為真而又熱切希望其為真的小事。

在清華大學念書時，母親突然去世。我從北平趕回濟南，又趕回清平，送母親入土。我回到家里，看到的只是一個黑棺材，母親的面容再也看不到了。有一天夜里，我正睡在里間的土炕上，一叔陪著我。中間隔一片棗樹林的對門的寧大叔，徑直走進屋內，繞過母親的棺材，走到里屋炕前，把我叫醒，說他的老婆寧大嬸“撞客”了—我們那里把鬼附人體叫作“撞客”—撞的“客”就是我母親。我大吃一驚，一骨碌爬起來，跌跌撞撞，跟著寧大叔，穿過棗林，來到他家。寧大嬸坐在炕上，閉著眼睛，嘴里卻不停地說著話，不是她說話，而是我母親。一見我（毋寧說是一“聽到我”，因為她沒有睜眼），就抓住我的手，說：“兒?。∧阕屇锵氲煤每嘌?！離家八年，也不回來看看我。你知道，娘心里是什么滋味呀！”如此刺刺不休，說個不停。我仿佛當頭挨了一棒，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按理說，聽到母親的聲音，我應當嚎啕大哭。然而，我沒有，我似乎又清醒過來。我在潛意識中，連聲問著自己：這是可能的嗎？這是真事嗎？我心里酸甜苦辣，攪成了一鍋醬。我對“母親”說：“娘啊！你不該來找寧大嬸呀！你不該麻煩寧大嬸呀！”我自己的聲音傳到我自己的耳朵里，一片空虛，一片淡漠。然而，我又不能不這樣，我的那一點“科學”起了支配的作用?！澳赣H”連聲說：“是??！是?。∥乙吡?。”于是寧大嬸睜開了眼睛，木然、愕然坐在土炕上。我回到自己家里，看到母親的棺材，伏在土炕上，一直哭到天明。

20世紀90年代初，季羨林先生回山東臨清，在其父母親墓前敬獻花圈。

我不能相信這是真的，但是希望它是真的。倚閭望子，望了八年，終于“看”到了自己心愛的獨子，對母親來說不也是一種安慰嗎？但這是多么渺茫、多么神奇的一種安慰呀！

母親永遠活在我的記憶里。

我的嬸母

這里指的是我九叔續(xù)弦的夫人。第一位夫人，雖然是把我撫養(yǎng)大的，我應當感謝她；但是，留給我的卻不都是愉快的回憶。我寫不出什么文章。

這一位續(xù)弦的嬸母，是在1935年夏天我離開濟南以后才同叔父結婚的，我并沒見過她。到了德國寫家信，雖然“敬稟者”的對象中也有“嬸母”這個稱呼，卻對我來說是一個空洞的概念。一直到1947年，也就是說十二年以后，我從北平乘飛機回濟南，才把概念同真人對上了號。

季羨林先生夫婦與嬸母、兒女、孫女等合影。

嬸母（后來我們家里稱她為“老祖”）是絕頂聰明的人，也是一個有個性有脾氣的人。我初回到家，她是斜著眼睛看我的。這也難怪。結婚十幾年了，忽然憑空冒出來了一個侄子?！八鞘裁慈四?？好人？壞人？好不好對付？”她似乎有這樣多問號。這是人之常情，不能怪她。

我卻對她非常尊敬，她不是個一般的人。我離家十二年，我在歐洲經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她在國內經歷了日軍占領和抗日戰(zhàn)爭。我是親老、家貧、子幼?？墒潜揲L莫及。有五六年，音信不通。上有老，下有小，叔父脾氣又極暴烈，甚至有點乖戾，極難侍奉。有時候，經濟沒有來源，全靠她一個人支持。她擺過煙攤；到小市上去賣衣服家具；在日軍刺刀下去領混合面；騎著馬到濟南南鄉(xiāng)里去勘查田地，充當地牙子，賺點錢供家用；靠自己幼時所學的中醫(yī)知識，給人看病。她以“少妻”的身份，對付難以對付的“老夫”。她的苦心至今還催我下淚。在這萬分艱苦的情況下，她沒讓孫女和孫子失學，把他們撫養(yǎng)成人?？傊?，一句話，如果沒有老祖，我們的家早就完了。我回到家里來也恐怕只能看到一座空房，妻離子散，叔父歸天。

我自認還不是一個混人。我極重感情，絕不忘恩。老祖的所作所為，我看到眼里，記在心中。回北平以后，給她寫了一封長信，稱她為“老季家的功臣”。聽說，她很高興。見了自己的娘家人，詳細通報。從此，她再也不斜著眼睛看我了，我們兩人之間的關系十分融洽，互相尊重。我們全家都尊敬她，熱愛她，“老祖”這一個樸素簡明的稱號，就能代表我們全家人的心。

叔父去世以后，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華從濟南遷來北京。我們一起生活了將近三十年，從沒有半點齟齬，總是你尊我敬。自從我六歲到濟南以后，六七十年來，我們家從來沒有吵過架，這是極為難得的。我看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也不為過。老祖到我們家以后，我們能這樣和睦，主要歸功于她和德華兩人，我在其中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以八十多歲的高齡，老祖身體健康，精神愉快，操持家務，全都靠她。我們只請了做小時工的保姆。老祖天天背著一個大黑布包，出去采買食品菜蔬，成為朗潤園的美談。老祖是非常滿意的，告訴自己的娘家人說：“這一家子都是很孝順的?！笨梢娝砟晷那橹话?。我個人也是非常滿意的，我安享了二三十年的清福。老祖以九十歲的高齡離開人世。我想她是含笑離開的。

老祖永遠活在我的記憶里。

我的妻子

我在上面說過：德華不應該屬于“寸草心”的范疇。她借了光。人世間借光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我因為是季家的獨根獨苗，身上負有傳宗接代的重大任務，所以十八歲就結了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不在話下。德華長我四歲。對我們家來說，她真正做到了“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一輩子勤勤懇懇，有時候還要含辛茹苦。上有公婆，下有稚子幼女，丈夫十幾年不在家。公公又極難侍候，家里又窮，經濟朝不保夕。在這些年，她究竟受了多少苦，她只是偶爾對我流露一點，我實在說不清楚。

1980年，季羨林先生與夫人彭德華在寓所前和孫女（左一）、嬸母（左二）合影。

1991年，季羨林先生與夫人彭德華在慶賀季羨林先生八十壽辰和結婚六十周年宴會上。

1992年，季羨林先生與夫人彭德華合影。

德華天資不是太高，只念過小學，大概能認千八百字。當我念小學的時候，我曾偷偷地看過許多舊小說，什么《西游記》《封神演義》《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七俠五義》《小五義》等等都看過。當時這些書對我來說是“禁書”，叔叔稱之為“閑書”?？础伴e書”是大罪狀，是絕對不允許的。但是，不但我，連叔父的女兒秋妹都偷偷地看過不少。她把小說中常見的詞兒“飛檐走壁”念成“飛騰走壁”，一時傳為笑柄?？墒?，德華一輩子也沒有看過任何一部小說，別的書更談不上了。她沒有給我寫過一封信，她根本拿不起筆來。到了晚年，連早年能認的千八百字也都大半還給了老師，剩下的不太多了。因此，她對我一輩子搞的這一套玩意兒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東西，有什么意義。她似乎從來也沒有想知道過。在這方面，我們倆毫無共同的語言。

在文化方面，她就是這個樣子。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卻是超一流的。上對公婆，她真正盡上了孝道；下對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應做的一切；中對丈夫，她絕對忠誠、絕對服從、絕對愛護。她是一個極為難得的孝順媳婦、賢妻良母。她對待任何人都是忠厚誠懇，從來沒有說過半句閑話。她不會撒謊，我敢保證，她一輩子沒有說過半句謊話。如果中國將來要修“二十幾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婦女列傳”或“閨秀列傳”的話，她應該榜上有名。

1962年，老祖同德華從濟南搬到北京來。我過單身漢生活數十年，現在總算是有了一個家。這也是德華一生的黃金時期，也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候。我們家里和睦相處，你尊我讓，從來沒有吵過嘴。有時候家人朋友團聚，食前方丈，杯盤滿桌，烹飪往往由她們二人主廚。飯菜上桌，眾人狼吞虎咽，她們倆卻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瞇瞇地看著我們吃，臉上流露出極為怡悅的表情。對這樣的家庭，一切贊譽之詞都是無用的，都會黯然失色的。

我活到了八十多，參透了人生真諦。人生無常，無法抗御。我在極端的快樂中，往往心頭閃過一絲暗影：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們家這一出十分美滿的戲，早晚會有煞戲的時候。果然，老祖先走了，去年德華又走了。她也已活到超過米壽，她可以瞑目了。德華永遠活在我的記憶里。

1995年7月

我的家

我曾經有過一個溫馨的家。那時候，老祖和德華都還活著，她們從濟南遷來北京，我們住在一起。

老祖是我的嬸母，全家都尊敬她，尊稱之為老祖。她出身中醫(yī)世家，人極聰明，很有心計。從小學會了一套治病的手段，有家傳治白喉的秘方，治療這種十分危險的病，十拿十穩(wěn)，手到病除。因自幼喪母，沒人替她操心，耽誤了出嫁的黃金時刻，成了一位山東話稱之為“老姑娘”的人。年近四十，才嫁給了我叔父，做續(xù)弦的妻子。她心靈中經受的痛苦之劇烈，概可想見。然而她是一個十分堅強的人，從來沒有對人流露過，實際上，作為一個喪母的孤兒，又能對誰流露呢？

德華是我的老伴，是奉父母之命，通過媒妁之言同我結婚的。她只有小學水平，認了一些字，也早已還給老師了。她是一個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沒有跟任何人鬧過對立，發(fā)過脾氣。她也是自幼喪母的，在她那堂姊妹兄弟眾多的、生計十分困難的大家庭里，終日愁米愁面，當然也受過不少的苦，沒有母親這一把保護傘，有苦無處訴，她的青年時代是在愁苦中度過的。

至于我自己，我雖然不是自幼喪母，但是，六歲就離開母親，沒有母愛的滋味，我嘗得透而又透。我大學還沒有畢業(yè)，母親就永遠離開了我，這使我抱恨終天，成為我的“永久的悔”。我的脾氣，不能說是暴躁，而是急躁。想到干什么，必須立即干成，否則就坐臥不安。我還不能說自己是個壞人，因為，除了為自己考慮外，我還能為別人考慮。我堅決反對曹操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

1935年，季羨林先生在德國。

季羨林先生的夫人彭德華。

就是這樣三個人組成了一個家庭。

為什么說是一個溫馨的家呢？首先是因為我們家六十年來沒有吵過一次架，甚至沒有紅過一次臉。我想，這即使不能算是絕無僅有，也是極為難能可貴的。把這樣一個家庭稱之為溫馨不正是恰如其分嗎？其中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我們全家都尊敬老祖，她是我們家的功臣。正當我們家經濟瀕于破產的時候，從天上掉下一個餡兒餅來：我獲得一個到德國去留學的機會。我并沒有什么凌云的壯志，只不過是想苦熬兩年，鍍上一層金，回國來好搶得一只好飯碗，如此而已。焉知兩年一變而成了十一年。如果不是老祖苦苦掙扎，擺過小攤，賣過破爛，勉強讓一老，我的叔父；二中，老祖和德華；二小，我的女兒和兒子，能夠有一口飯吃，才得度過災難。否則，我們家早已家破人亡了。這樣一位大大的功臣，我們焉能不尊敬呢？

季羨林先生與愛貓。

如果真有“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的話，那就是老祖和德華。她們忙忙叨叨買菜、做飯，等到飯一做好，她倆卻坐在旁邊看著我們狼吞虎咽，自己只吃殘羹剩飯。這逼得我不由不從內心深處尊敬她們。

我們曾經雇過一個從安徽來的年輕女孩子當小時工，她姓楊，我們都管她叫小楊，是一個十分溫順、誠實、少言寡語的女孩子。每天在我們家干兩小時的活，天天忙得沒有空閑時間。我們家的兩個女主人經常在午飯的時候送給小楊一個熱饅頭，夾上肉菜，讓她吃了當午飯，立即到別的家去干活。有一次，小楊背上長了一個瘡，老祖是醫(yī)生，懂得其中的道理。據她說，瘡長在背上，如凸了出來，這是良性的，無大妨礙。如果凹了進去，則是民間所謂的大背瘡，古書上稱之為疽，是能要人命的。當年范增“疽發(fā)背死”，就是這種瘡。小楊患的也恰恰是這種瘡。于是，小楊每天到我們家來，不是干活，而是治病，主治大夫就是老祖，德華成了助手。天天擠膿、上藥，忙完整整兩小時，小楊再到別的家去干活。最后，奇跡出現了，過了幾個月，小楊的疽完全好了。老祖始終沒有告訴她這種瘡的危險性。小楊離開北京回到安徽老家以后，還經常給我們來信，可見我們家這兩位女主人之恩，使她畢生難忘了。

我們的家庭成員，除了“萬物之靈”的人以外，還有幾個并非萬物之靈的貓。我們養(yǎng)的第一只貓，名叫虎子，脾氣真像是老虎，極為暴烈。但是，對我們三個人卻十分溫順，晚上經常睡在我的被子上。晚上，我一上床躺下，虎子就和另外一只名叫貓咪的貓，連忙跳上床來，爭奪我腳頭上那一塊地盤，沉沉地壓在那里。如果我半夜里醒來，覺得腳頭上輕輕的，我知道，兩只貓都沒有來，這時我往往難再入睡。在白天，我出去散步，兩只貓就跟在我后面，我上山，它們也上山；我下來，它們也跟著下來。這成為燕園中一條著名的風景線，名傳遐邇。

這難道不是一個溫馨的家庭嗎？

然而，光陰如電光石火，轉瞬即逝。到了今天，人貓俱亡，我們的家庭只剩下了我一個人，形單影只，過了一段寂寞凄苦的生活。

然而，天無絕人之路。隔了不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的學生，了解到我的情況之后，立刻伸出了愛援之手，使我又萌生了活下去的勇氣。其中有一位天天到我家來“打工”，為我操吃操穿，讀信念報，招待來賓，處理雜務，不是親屬，勝似親屬。讓我深深感覺到，人間畢竟是溫暖的，生活畢竟是“美麗的”（我討厭這個詞兒，姑一用之）。如果沒有這些友愛和幫助，我恐怕早已登上了八寶山，與人世“拜拜”了。

那些非萬物之靈的家庭成員如今數目也增多了。我現在有四只純種的，從家鄉(xiāng)帶來的波斯貓，活潑、頑皮，經常擠入我的懷中，爬上我的脖子。其中一只，尊號毛毛四世的小貓，正在爬上我的脖子，被一位攝影家在不到半秒鐘的時間內搶拍了一個鏡頭，赫然登在《人民日報》上，受到了許多人的贊揚，成為蜚聲貓壇的一只世界名貓。

眼前，雖然我們家只剩下我一個孤家寡人，你難道能說這不是一個溫馨的家嗎？

2000年11月15日

高中國文教員一年

1934年夏季，我畢業(yè)于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后改名外國語文系）。當時社會上流行著一句話：“畢業(yè)即失業(yè)。”可見畢業(yè)后找工作—當時叫搶一只飯碗—之難。對我來說，這個問題尤其嚴重。家庭經濟已瀕臨破產，盼望我掙錢，如大旱之望云霓。而我卻一無奧援，二不會拍馬。我好像是孤身一人在荒原上苦斗，后顧無人，前路茫茫。心中郁悶，概可想見。這種心情，從前一年就有了。一句常用的話“未雨綢繆”或可形容這種心情萬一。

但是，這種“未雨綢繆”毫無結果。時間越接近畢業(yè)，我的心情越沉重，簡直到了食不甘味的程度。如果真正應了“畢業(yè)即失業(yè)”那一句話，我恐怕連回山東的勇氣都沒有，我有何面目見山東父老！我上有老人，下有子女，一家五口，嗷嗷待哺。如果找不到工作，我自己吃飯都成問題，遑論他人！我真正陷入走投無路的絕境。

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的那樣：“天無絕人之路”，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刻，好機遇似乎是從天而降。北大歷史系畢業(yè)生梁竹航先生，有一天忽然來到清華，告訴我，我的母校山東濟南高中校長宋還吾先生托他來問我，是否愿意回母校任國文教員。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喜訊，我大喜若狂。但立刻又省悟到，自己學的是西洋文學，教高中國文能行嗎？當時確有一種頗為流行的看法和做法，認為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國文。這個看法本身就是不科學的，能寫的人不一定能教。何況我只不過是出于個人愛好，在高中時又受到了董秋芳先生的影響，在大報上和高級刊物上發(fā)表過一些散文，那些都是“只堪自怡悅”的東西，離一個真正的作家還有一段頗長的距離。像我這樣的人怎么能到高中去擔任國文教員呢？而且我還聽說，我的前任是讓學生“架”走的，足見這些學生極難對付，我貿然去了，一無信心，二無本錢，豈非自己去到太歲頭上動土嗎？想來想去，忐忑不安。雖然狂喜，未敢遽應。梁君大我?guī)讱q，穩(wěn)健持重，有行政才能。看到了我的情況，讓我再考慮一下。這個考慮實際上是一場思想斗爭。最后下定決心，接受濟南高中之聘，我心里想：“你敢請我，我就敢去！”實際上，除了這條路以外，我已無路可走。于是我就于1934年秋天，到了濟南高中。

校長

校長宋還吾先生是北大畢業(yè)生，為人豁達大度，好交朋友，因為姓宋，大家送上綽號曰“宋江”。既然有了宋江，必有閻婆惜，逢巧宋夫人就姓閻，于是大家就稱她為“閻婆惜”。宋先生在山東，甚至全國教育界廣有名聲。因為他在孔子故鄉(xiāng)曲阜當校長時演出了林語堂寫的劇本《子見南子》，劇本對孔子頗有失敬之處，因此受到孔子族人的攻擊。此事引起了魯迅先生的注意與憤慨，在《魯迅全集》中對此事有詳細的敘述。請有興趣者自行參閱。我一進學校就受到了宋校長的熱烈歡迎。他特在濟南著名的鐵路賓館設西餐宴為我接風，熱情可感。

教員

我離開高中四年了。四年的時間，應該說并不算太長。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卻仿佛是換了人間。雖然校舍依舊巍峨雄偉，樹木花叢、一草、一木依舊蓊郁葳蕤；但在人事方面卻看不到幾張舊面孔了。校長換了人，一套行政領導班子統(tǒng)統(tǒng)換掉。在教員中，我當學生時期的老教員沒有留下幾個。當年的國文教員董秋芳、董每戡、夏萊蒂諸先生都已杳如黃鶴，不知所往。此時，我的心情十分復雜，在興奮欣慰之中又雜有凄涼寂寞之感。

1934年，季羨林先生清華大學畢業(yè)后，返中學母校濟南高中任教時留影。

在國文教員方面，全校共有三個年級，每個年級四個班，共有十二個班，每一位國文教員教三個班，共有國文教員四名。除我以外應該還有三名。但是，我現在能回憶起來的卻只有兩名。一位是冉性伯先生，是山東人，是一位資深的國文教員。另一位是童經立先生，是江西人，什么時候到高中來的，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兩位都不是作家，都是地地道道大學國文系的畢業(yè)生，教國文是內行里手。這同四年前完全不一樣了。

英文教員我只能記起兩位，都不是山東人。一位是張友松，一位是顧綬昌。前者后來到北京來，好像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審。后者則在廣東中山大學做了教授。有一年，我到廣州中大時，到他家去拜望過他，相見極歡，留下吃了一頓非常豐富的晚餐。從這兩位先生身上可以看到，當時濟南高中的英文教員的水平是相當高的。

至于其他課程的教員，我回憶不起來多少。和我同時進校的梁竹航先生是歷史教員，他大概是宋校長的嫡系，關系異常密切。一位姓周的，名字忘記了，是物理教員，我們之間的關系頗好。1934年秋天，我曾同周和另外一位教員共同游覽泰山，一口氣登上了南天門，在一個雞毛小店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凌晨登上玉皇頂，可惜沒能看到日出。我離開高中以后，不知道周的情況如何，從此杳如黃鶴了。最讓我覺得有趣的是，我八九歲入濟南一師附小，當時的校長是一師校長王祝晨（士棟，綽號“王大?！保┫壬嫒?，我一個乳臭未干的頑童與校長之間宛如天地懸隔，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面，曾幾何時，我們今天竟成了同事。他是山東教育界的元老之一，熱情地支持五四運動，脾氣倔強耿直，不講假話，后來在1957年反右時，被劃為右派。他對我怎么看，我不知道。我對他則是執(zhí)弟子禮甚恭，我尊敬他的為人，至于他的學問怎么樣，我就不敢妄加評論了。

同我往來最密切的是張敘青先生，他是訓育主任，主管學生的思想工作，講黨義一課。他大概是何思源（山東教育廳長）、宋還吾的嫡系部隊的成員。我1946年在去國十一年之后回到北平的時候，何思源是北平市長，張敘青是秘書長。在高中時，他雖然主管國民黨的工作；但是臉上沒有黨氣，為人極為灑脫隨和，因此，同教員和學生關系都很好。他常到我屋里來閑聊。我們同另外幾個教員經常出去下館子。濟南一些只有本地人才知道的小館子，由于我是本地人，我們都去過。那時高中教員工資相當高，我的工資是每月一百六十元，是大學助教的一倍。每人請客一次不過二三元，誰也不在乎。我雖然同張敘青先生等志趣不同、背景不同；但是，作為朋友，我們是能談得來的。有一次，我們幾個人騎自行車到濟南南面眾山叢中去游玩，騎了四五十里路，一路爬高，極為吃力，經過八里洼、土屋，最終到了終軍鎮(zhèn)（在濟南人口中讀若仲宮）。終軍是漢代人，這是他降生的地方，可見此鎮(zhèn)之古老。鎮(zhèn)上中學里的一位教員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設盛宴表示歡迎之意。晚飯之后，早已過了黃昏時分。我們走出校門，走到唯一的一條橫貫全鎮(zhèn)的由南向北的大路上，想領略一下古鎮(zhèn)傍晚的韻味。此時，全鎮(zhèn)一片黢黑，不見一個人影，沒有一絲光亮。黑暗仿佛凝結成了固體，伸手可摸。仰望天空，沒有月亮，群星似更光明。身旁大樹的枝影撐入天空，巍然，森然。萬籟俱寂，耳中只能聽到遠處泉聲潺湲。我想套用一句唐詩：“泉響山愈靜?！痹谶@樣的情況下，我真仿佛遠離塵境，遺世而獨立了。我們在學校的一座小樓上住了一夜。這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第二天早晨，我們又騎上自行車向南行去，走了二三十里路，到了柳堡，已經是泰山背后了。抬頭仰望，泰山就在眼前?！搬纷诜蛉绾危魁R魯青未了。”泰山的青仿佛就撲在我們背上。我們都不敢再前進了。撥轉車頭，向北騎去，騎了將近百里，回到了學校。這次出游，終生難忘。過了不久，我們又聯袂游覽了濟南與泰山之間的靈巖古寺，也是我多年向往而未能到過的地方。從上面的敘述可以看到，我同高中的教員之間的關系是十分融洽的。

上課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高中共有三個年級，十二個班；包括我在內，有國文教員四人，每人教三個班。原有的三個教員每人包一個年級的三個班，換句話說，就是每一個年級剩下一個班，三個年級共三個班，劃歸我的名下。有點教書經驗的人都知道，這給我造成了頗大的困難，他們三位每位都只有一個頭，而我則須起三個頭。這算不算“欺生”的一種表現呢？我不敢說，但這個感覺我是有的?？梢仓荒軉∽映渣S連了。

好在我選教材有我自己的標準。我在清華時，已經讀了不少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我最欣賞我稱之為唯美派的詩歌，以唐代李義山為代表，西方則以英國的Swinlum、法國的象征派為代表。此外，我還非常喜歡明末的小品文。我選教材，除了普遍地各方面都要照顧到以外，重點就是選這些文章。我相信，在這一點上，我同其他幾位國文教員是不會相同的。

我沒有教國文的經驗，但是學國文的經驗卻是頗為豐富的。正誼中學杜老師選了些什么教材，我已經完全記不清了。北園高中王崑玉老師教材皆選自《古文觀止》。濟南高中胡也頻老師沒有教材，堂上只講普羅文學。董秋芳老師以《苦悶的象征》為教材。清華大學劉文典老師一學年只講了江淹的《恨賦》和《別賦》以及陶淵明的《閑情賦》。課堂上常常罵蔣介石。我這些學國文的經驗對我有點借鑒的作用，但是用處不大。按道理，教育當局和學校當局都應該為國文這一門課提出具體的要求，但是都沒有。教員成了獨裁者，愿意怎么教就怎么教，天馬行空，一無阻礙。我當然也想不到這些問題。我根據自己的興趣，選了一些中國古典詩文。我的任務就是解釋文中的典故和難解的詞句。我雖讀過不少古典詩文，但腹笥并不充盈。我備課時主要靠《辭源》和其他幾部類書。有些典故自己是理解的，但是頗為“數典忘祖”，說不出來源。于是《辭源》和幾部類書就成了我不可須臾離開的寶貝。我查《辭源》速度之快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為了應付學生畢業(yè)后考大學的需要，我還自作主張，在課堂上講了一點西方文學的概況。

我在清華大學最后兩年寫了十幾篇散文，都是慘淡經營的結果，都發(fā)表在全國一流的報紙和文學雜志上，因此，即使是名不見經傳，也被認為是一個“作家”。到了濟南，就有報紙的主編來找我，約我編一個文學副刊。我愉快地答應了，就在當時一個最著名的報紙上辦了一個文學副刊，取名《留夷》，這是楚辭上一個香花的名字，意在表明，我們的副刊將會香氣四溢。作者主要是我的學生。文章刊出后有稿酬，每千字一元。當時的一元可以買到很多東西，窮學生拿到后，不無小補。我的文章也發(fā)表在上面，有一篇《游靈巖》，是精心之作，可惜今天遍尋不得了。

我同學生的關系

總起來說，我同學生的關系是相當融洽的。我那年是二十三歲，也還是一個大孩子。同學生的年齡相差不了幾歲。有的從農村來的學生比我年齡還大。所以我在潛意識中覺得同學生們是同伴，不懂怎樣去擺教員的譜兒。我常同他們閑聊，上天下地，無所不侃。也常同他們打乒乓球。有一位年齡不大而聰明可愛的叫吳傳文的學生經常來找我去打乒乓球。有時候我正忙著備課或寫文章，只要他一來，我必然立即放下手中的活，陪他一同到游藝室去打球，一打就是半天。

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我的前任一位姓王的國文教員是被學生“架”走的。我知道這幾班的學生是極難對付的，因此，我一上任，就有戒心，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避免蹈我的前任的覆轍。但我清醒地意識到，處理好同學生的關系，首先必須把書教好，這是重中之重。有一次，我把一個典故解釋錯了，第二天上課堂，我立即加以改正。這也許能給學生留下一點印象：季教師不是一個騙子。我對學生絕不阿諛奉承，講解課文，批改作業(yè)，我總是實事求是，絕不講溢美之詞。

我同校長的關系

宋還吾校長是我的師輩，他聘我到高中來，又可以說是有恩于我，所以我對他非常尊敬。他為人寬宏豁達，頗有豪氣，真有與宋江相似之處，接近他并不難。他是山東教育廳長何思源的親信，曾在山東許多地方，比如青島、曲阜、濟南等地做過中學校長。他當然有一個自己的班底，走到哪里，帶到哪里。其中除庶務人員外，也有幾個教員。我大概也被看作是宋家軍的，但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雜牌。到了學校以后，我隱隱約約地聽人說，宋校長的想法是想讓我出面組織一個濟南高中校友會，以壯大宋家軍的軍威。但是，可惜的是，我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不善活動，高中校友會終于沒有組織成。實在辜負了宋校長的期望。

聽說，宋夫人“閻婆惜”酷愛打麻將，大概是每一個星期日都必須打的。當時濟南中學教員打麻將之風頗烈。原因大概是，當過幾年中學教員之后，業(yè)務比較純熟了，瞻望前途，不過是一輩子中學教員。常言道：“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彼麄兊摹案咛帯痹谑裁吹胤侥兀棵烀５綆缀鯖]有?！安粸闊o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于是打麻將之風尚矣。據說，有一位中學教員打了一夜麻將，第二天上午有課。他懵懵懂懂地走上講臺。學生問了一個問題：“×是什么？”他脫口而出回答說：“二餅?！彼撵`魂還沒有離開牌桌哩。在高中，特別是在發(fā)工資的那一個星期，必須進行“原包大戰(zhàn)”，“包”者，工資包也。意思就是，帶著原工資包，里面至少有一百六十元，走上牌桌。這個錢數在當時是頗高的，每個人的生活費每月也不過五六元。鏖戰(zhàn)必定通宵，這不成問題。幸而還沒有出現“二餅”的笑話。我們國文教員中有一位我的師輩的老教員也是牌桌上的嫡系部隊。我不是不會打麻將，但是讓我去參加這一支麻將大軍，陪校長夫人戲耍，我卻是做不到的。

根據上述種種情況，宋校長對我的評價是：“羨林很安靜?！薄鞍察o”二字實在是絕妙好詞，含義很深遠。這一點請讀者去琢磨吧。

我的苦悶

我在清華畢業(yè)后，不但沒有畢業(yè)即失業(yè)，而且搶到了一只比大學助教的飯碗還要大一倍的飯碗。我應該滿意了。在家庭里，我現在成了經濟方面的頂梁柱，看不見嬸母臉上多少年來那種難以形容的臉色。按理說，我應該十分滿意了。

然而，事實卻不是這樣。我有我的苦悶。

首先，我認為，一個人不管闖蕩江湖有多少危險和困難，只要他有一個類似避風港樣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就不會失掉前進的勇氣，他就會得到安慰。按一般的情況來說，家庭應該起這個作用。然而我的家庭卻不行。雖然同在一個城內，我卻搬到學校里來住，只在星期日回家一次。我并不覺得，家庭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

其次是前途問題。我雖然搶到了一只十分優(yōu)越的飯碗，但是，我能當一輩子國文教員嗎？當時，我只有二十三歲，并沒有什么遠大的理想，也沒有夢想當什么學者；可是看到我的國文老師那樣，一輩子庸庸碌碌，有的除了陪校長夫人打麻將之外，一事無成，我確實不甘心過那樣的生活。那么，我究竟想干什么呢？說渺茫，確實很渺茫；但是，說具體，其實也很具體。我希望出國留學。

留學的夢想，我早就有的。當年我舍北大而取清華，動機也就在入清華留學的夢容易圓一些?，F在回想起來，我之所以癡心妄想想留學，與其說是為了自己，還不如說是為了別人。原因是，我看到那些主要是到美國留學的人，拿了博士學位，或者連博士學位也沒有拿到的，回國以后，立即當上了教授，月薪三四百元大洋，手挎美婦，在清華園內昂首闊步，旁若無人，實在會讓人羨煞。至于學問怎樣呢？據過去的老學生說，也并不怎么樣。我覺得不平，想寫文章刺他們一下。但是，如果自己不是留學生，別人會認為你說葡萄是酸的，貽笑大方。所以我就夢寐以求想去留學。然而留學豈易言哉！我的處境是，留學之路渺茫，而現實之境難忍，我焉得而不苦悶呢？

我親眼看到的一幕滑稽劇

在苦悶中，我親眼看到了一幕滑稽劇。

當時的做法是，中學教員一年發(fā)一次聘書（后來我到了北大，也是一年一聘）。到了暑假，如果你還沒有接到聘書，那就表示，下學期不再聘你了，自己卷鋪蓋走路。那時候的人大概都很識相，從來沒有聽說，有什么人賴著不走，或者到處告狀的。被解聘而又不撕破臉皮，實在是個好辦法。

有一位同事，名叫劉一山，河南人，教物理。家不在濟南，住在校內，與我是鄰居，平時常相過從。人很憨厚，不善鉆營。大概同宋校長沒有什么關系。1935年秋季開始，校長已決定把他解聘。因此，當年春天，我們都已經接到聘書，獨劉一山沒有。他向我探詢過幾次，我告訴他，我已經接到了。他是個老行家，聽了靜默不語；但他知道，自己被解聘了。他精于此道，于是主動向宋校長提出辭職。宋校長是一個高明的演員。聽了劉的話以后，大為驚詫，立即“誠懇”挽留，又親率教務主任和訓育主任，三駕馬車到劉住的房間里去挽留，義形于色，正氣凜然。我是個新手，如果我不了解內幕，我必信以為真。但劉一山深知其中奧妙，當然不為所動。我真擔心，如果劉當時竟答應留下，我們的宋校長下一步棋會怎么下呢？

我從這一幕鬧劇中學到了很多處世做人的道理。

天賜良機

常言道：“天無絕人之路?！痹谖覠o法忍耐的苦悶中，前途忽然閃出了一線光明。在1935年暑假還沒有到的時候，我忽然接到我的母校北京清華大學的通知，我已經被錄取為赴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可以到德國去念兩年書。能夠留學，吾愿已定，何況又是德國，還能有比這更令我興奮的事情嗎？我生為山東一個窮鄉(xiāng)僻壤的貧苦農民的孩子，能夠獲得一點成功，全靠偶然的機會。倘若叔父有兒子，我絕不會到了濟南。如果清華不同德國簽訂交換留學生協(xié)定，我絕不會到了德國。這些都是極其偶然的事件?！笆篱g多少偶然事？不料偶然又偶然?！?/p>

我在山東濟南省立高中一年國文教員的生活，就這樣結束了。

2002年5月14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