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偶然”

好了，回過頭來談另外一部新文學史的編纂史吧。王宏志先生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嚴格地說，這本書，不能稱為新文學史編纂史，作者也沒有這樣的打算。這部書的副題是“從香港看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限定了所談的范圍。它主要討論的是50—70年代在香港出版四部現(xiàn)代文學史。他把討論的范圍限定在：第一，地點是香港。這點很重要。他非常明確地意識到這關(guān)系到研究者的身份、地位和處境的問題。第二，是在50—70年代這個時間出版的。這個時段的香港，在與大陸和臺灣相比較所表現(xiàn)的特殊處境，是個重要的問題。第三，研究對象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在這部書中他討論的幾部文學史是：曹聚仁的《文壇五十年》，這是1955年在香港出版的，這部書現(xiàn)在內(nèi)地也有了版本^[3]。主宏志把它叫做“見證的文學史”。大家都知道，曹聚仁是一位著名的“報人”，也是個作家，他跟許多作家有交往，所以他采取的寫法是“見證”的寫法，主要以他的親身經(jīng)歷和見聞為主，是一部“回憶錄性質(zhì)的書”。第二部是李輝英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這是1970年香港的東亞書局出的。還有一部是徐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過眼錄》，雖然出版在1991年，但是里面的文字寫在70年代，所以，王宏志也把它歸入這一時間段。還有一部是大家很熟悉的司馬長風的《中國新文學史》，有三卷，分別出版在1975、1976和1978年。記得我是80年代初期才讀到這部書的，已經(jīng)記不清楚是香港正式的版本，還是內(nèi)地的盜版本。

王宏志的主要研究思路在什么地方呢？他的重點是考察政治、社會、歷史、教育、文學，文學史理論，和編寫者自身等各種因素的互相牽制、影響，對文學史編寫產(chǎn)生的制約。也就是說，他非常注重文學史的面貌，和編寫者的身份、社會地位、生活境況、文學觀點、政治立場等的關(guān)聯(lián)。由于這部書屬于香港文化研究的課題，作者也特別注意現(xiàn)代文學史與香港這個地域的特殊關(guān)系。他提出的問題是：曹聚仁、李輝英這些作家的文學史是在香港編寫、出版的，那么，他們跟香港究竟是什么樣的關(guān)系？第二個問題，他們能不能稱為香港的文學史家？第三，他們?yōu)槭裁催x擇在50—70年代的香港來撰寫一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第四，這些作者在大陸成長，成名，他們的過去經(jīng)歷，也就是所謂“大陸經(jīng)驗”，在他們的文學史寫作中，又起到什么樣的作用？這些經(jīng)驗怎樣制約了他們的文學史寫作？還有一個問題是，他們的文學史跟同一時期中國大陸編寫的文學史有什么異同？這種異同跟他們生活的香港這樣一個地點有什么關(guān)系？—我想，王宏志先生是位頭腦清晰，善于提問題的研究者。當然任何好的研究，都是能在對對象以及相關(guān)問題考察的基礎(chǔ)上，來提出問題，產(chǎn)生進一步辨析、思考的關(guān)節(jié)點，或者是研究的生發(fā)點。

關(guān)于歷史的“偶然”，談陳平原2005年的著作《觸摸歷史與回到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相信會留下深刻印象。其中講述五四學生運動那一天發(fā)生的種種細節(jié)，為我們勾勒了一個與過去的描述不同的“五四”。在這個敘述中，一些偶然性的事件、細節(jié)對事情的展開起到重要作用。

可以稍稍多花點時間，來具體看看《歷史的偶然》中的一些描述。書里面談到，曹聚仁等四位作家，都不是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他們四個人都是在1950年前后從大陸來到香港。大陸與香港的封關(guān)的時間，大概是1950年的7月份。這些人既不能稱為“香港作家”，但也不能算作“南來作家”。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盧瑋鑾（她又是著名散文作家，發(fā)表散文的時候，用“小思”的名字）對“南來作家”的定義是，指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因各種因素而暫時來港的作家，如茅盾、夏衍、蕭乾、戴望舒等。而李輝英等是1950年前后來到香港，而且一直留居香港，他們并沒有南來北往地來回穿梭，從1950年到香港后，就一直住下來。因此，也可以說就是“香港作家”或“香港學者”了。但是，另一方面，這些作家跟香港又都有一種疏離感，一直到他們的晚年，跟香港的文化總處在一種隔離的、不是很融洽的狀態(tài)中，并沒有能完全投入，沒能與香港認同。對這個問題，盧瑋鑾分析說，這些作家都來自于大陸，來自于文化強勢、文藝主流的大陸。因為大陸跟香港，顯然構(gòu)成一種強勢和弱勢的關(guān)系。一般在大陸有比較長寫作經(jīng)歷的作家，不容易認同香港的文化，總是在文化地位上保持一種優(yōu)勢的感覺。與這個相聯(lián)系的是，對他們在香港的現(xiàn)實處境，又會產(chǎn)生一種強烈的失落感。所以王宏志說，“由始至終他們只是香港的過客，甚至是非常無奈的過客”（第28頁）。他們并沒有拋棄大陸的經(jīng)驗，而且，大陸的經(jīng)驗在他們在香港的寫作中，仍是支配性的。因此，他們的文學史著作中的文學史理念，文學史內(nèi)容，以及對這些內(nèi)容的詮釋，基本上是來自在大陸形成的那種經(jīng)驗。

雖然《歷史的偶然》分析了這幾位作家的這些共同點，但并不做一種籠統(tǒng)的、趨同的評述；而這在我們的當代文學研究中，是經(jīng)常使用的。這些作家中，有的反共立場非常明顯，非常公開，比如司馬長風。有的就不是這樣，比如說曹聚仁。原來是打算留在大陸的，但是一直到1950年，他還沒有找到工作，也沒有給他安排什么工作，所以他有一種很孤單的感覺。王宏志的這本書引用了李偉寫的《曹聚仁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其中分析了曹聚仁為什么離開大陸的原因。曹聚仁這個人在30—40年代和國共兩方面的作家都有一些聯(lián)系，兩方面有時都把他看成朋友，但是有時候兩方面又都可能把他看成很可惡的人，對他進行攻擊。1949年5月的時候，曹聚仁一直停留在家，沒有收入，家庭陷于困境。而且據(jù)王宏志引證李偉《曹聚仁傳》的研究，他在解放初期的時候，曾經(jīng)在北大聽過一次艾思奇的演講。四五十年代大陸向往革命的知識分子，對艾思奇應(yīng)該是不陌生的。他是中共黨內(nèi)著名的哲學家，他的主要的著作是《大眾哲學》。《大眾哲學》在延安，在40年代的解放區(qū)和國統(tǒng)區(qū)，以至到解放初期，在青年知識分子中有廣泛的讀者。曹聚仁聽艾思奇的演講，“使他猛然一驚”：“一塊磚頭砌到墻頭里去，那就推不動了，落在墻邊，不砌進去的話，那就被一腳踢開了?！保ā稓v史的偶然》第23頁，《曹聚仁傳》第333—334頁）這對于在20年代末就確定了不卷入政治漩渦，只做“一個看革命的旁觀者”的人來說，是個重要的打擊。《曹聚仁傳》認為這是他離開大陸的很重要的原因。所謂“旁觀”，就是在政治斗爭、沖突中，在政黨政治中保持某種獨立性，這是現(xiàn)代中國一部分知識分子的選擇。但這種選擇卻往往難以實現(xiàn)。他意識到在大陸繼續(xù)當一個“旁觀者”的不可能：要不就砌到墻里頭，要不就落在墻頭外被拋開了。他就懷著這樣一種人生立場，認為走了，離開大陸當一個旁觀者可能更好一些。王宏志分析了他的這種立場，與這部《文壇五十年》的選材、評述體系的關(guān)聯(lián)是有說服力的。

在20世紀90年代，一些想“重寫”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會發(fā)現(xiàn)，他們試圖批評、超越的當代文學史有兩個系列：一是50年代開始建構(gòu)的文學史秩序，另一是80年代確立的以“文學性”和“多元共生”的想像所確立的文學史敘述。這增加了“當代文學史”敘述上的復雜性。

對于為什么在50—70年代的香港來寫現(xiàn)代文學史這個問題，《歷史的偶然》這部書指出，在這個期間，大陸和臺灣的歷史敘述都受到政治等外在因素的嚴重掣肘；而香港這個地方，相對來說，提供了個人意愿表達的較大空間，自由度相對要更大一些。當然，所謂的“自由度”、“表達空間”，并不是絕對的，而且是有一定的趨向性的。實際的情形也是如此。他們的文學史寫作都有針對性。實際上，文學史寫作，背后總有一些他要超越、批評或糾正的文學史的影子存在。80年代后期，陳思和、王曉明他們提出“重寫文學史”，也是出于這樣的背景。反對、糾正、超越一些文本，構(gòu)成他們寫作的重要動機。曹聚仁、司馬長風的寫作，可以看到針對當時大陸現(xiàn)代文學史，以至臺灣的一些現(xiàn)代文學史的清楚背景。特別是對于影響很大的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的針對性。當然，還有劉綬松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初稿》等。王宏志在談文學史寫作的個人意愿和自由空間這一點上，始終持一種辨析的、對“浪漫化”保持警惕的態(tài)度。司馬長風、徐的文學史雖然反復標榜一種客觀的、中立的、藝術(shù)的態(tài)度，一種非政治的態(tài)度，說他們的文學史論述，堅持的是“文學性”或“藝術(shù)性”的標準。王宏志很有說服力地指出，他們其實也表明了非常強烈的政治立場；這種“非政治”的態(tài)度，實際上是對當時主流政治的一種抗衡，是一種政治立場。我們讀司馬長風的文學史，那種政治立場，意識，一點也不比他所反對的王瑤的新文學史弱?！稓v史的偶然》的第一章，標題是“（非）政治論述”，從一個方面，我們可以理解是辨析那些“非政治論述”的“政治論述”性質(zhì)。80年代中期的“文學自覺”、“回到文學自身”的文學“非政治”潮流，也可以看到它的政治涵義。王宏志的第一章的標題，有點類似于特里·伊格爾頓《20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最后一章的標題：“結(jié)論：政治批評”。王宏志和伊格爾頓其實都在說明，不必把政治拉進文學理論（或文學史），“政治從一開始就在那里”。伊格爾頓說，這個標題“并非意味著：‘最后，一個政治的代替物’；卻意味著；‘結(jié)論是，我們已經(jīng)考察的文學理論具有政治性。’”（第213—214頁）如果王宏志先生允許我們代他仿照這種語式說話，那就是，“（非）政治論述”“這個標題并非意味著：‘文學史，政治的代替物’；卻意味著，‘我們己考察的文學史具有政治性?！碑斎唬罢巍边@個詞，不應(yīng)該做很狹窄的理解；“我們用政治一詞所指的僅僅是我們組織自己的社會生活的方式，及其所包括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所謂“純”文學理論，所謂純粹以“文學性”、“藝術(shù)性”作為標準的文學史，如伊格爾頓說的，只是一種學術(shù)神話。確實是這樣，文學理論，文學史，這些與人的意義、價值、語言、感情、經(jīng)驗有關(guān)的論述，必然和更深廣的信念密切相連，這些信念涉及個體和社會的本質(zhì)，個體和社會的關(guān)系，權(quán)力的問題等等。它們怎么能保持“純粹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