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描繪建設新中國的藍圖

1949年春，隨著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進展，中共中央將籌建新中國的任務提上議事日程。在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問河北平山西柏坡期間，毛澤東向米高揚暢談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基本主張和方針政策。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問題，要求將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并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問題提出規(guī)劃和設想。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提出了籌建新中國的目標和任務。為了澄清人們對新中國政權性質的疑惑，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前夕，毛澤東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對新中國的政權性質和特點進行了說明。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毛澤東莊嚴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并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奠定了新中國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礎，規(guī)劃了新中國各項建設的基本藍圖，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發(fā)揮了臨時憲法作用。

提出“建立新中國”目標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進駐北平香山。從此，籌建新中國的工作進入新的階段。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開。在開幕詞中，毛澤東指出，新政協籌備會的主要任務是“完成各項必要的準備工作，迅速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以便領導全國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肅清國民黨反動派的殘余力量，統(tǒng)一全中國，有系統(tǒng)地有步驟地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和國防的建設工作”。他充滿詩意地表達了對新中國的期望和信心：“中國人民將會看見，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zhàn)爭的創(chuàng)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共和國。”a

建立一個嶄新的強盛的新中國，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夢寐以求的目標。為了改變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滿目瘡痍的落后面貌，一代代志士仁人前仆后繼，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和奮斗。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黨人“歷艱難險巇，以堅毅不撓之精神”，救亡圖存，推翻帝制，創(chuàng)建了中華民國。這曾經給苦難深重的中國人民以很大希望。但袁世凱復辟、張勛復辟的連續(xù)上演，以及北洋政府的頻繁更換，使人們悲觀失望、彷徨歧途，不由得感嘆“無量頭顱無量血，可憐購得假共和”。魯迅的詩句“城頭變幻大王旗”，實際上是當時政局的生動寫照。

在這種社會歷史背景下，建立一個不同于舊中國、舊社會的新中國、新社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的奮斗目標。1920年11月，中國共產黨上海發(fā)起組擬定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就提出“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社會”b。中共一大在制定黨的第一個綱領時，明確宣布黨的名稱為“中國共產黨”，并將共產黨人的綱領及其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具體設想寫入其中。中共二大提出了現階段的革命綱領，那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tǒng)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c1927年5月，中共五大宣言進一步提出：“殲滅軍閥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國。”d

大革命由于國民黨右派的背叛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奮起發(fā)動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揭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序幕。之后，中國共產黨發(fā)動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并在進攻大城市失利后轉兵井岡山，建立了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共產黨提出“統(tǒng)一中國，造成新中國——工農兵勞動貧民代表會議（蘇維埃）的中國”e的主張。1928年9月20日，中國共產黨發(fā)表對時局宣言，再次強調“建立工農兵及一切勞苦群眾蘇維埃中國共和國”的主張。f1931年11月，工農專政性質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正式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雖然僅僅存在5年多時間，卻是中國共產黨建立全國性政權的初步實踐，為之后根據地政權建設提供了借鑒和參照。

中國共產黨一大會場

1931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1935年華北事變后，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主要矛盾。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提出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指出：“為了使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得到更加廣大的與強有力的基礎，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變?yōu)樘K維埃人民共和國。把自己的政策，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政策的許多部分，改變到更加適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情況。這些政策的改變，首先就是在更充分地表明蘇維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農民的，而且是代表中華民族的。”g

為了“聯蔣抗日”，中共中央又于1936年秋季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認為在目前形勢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口號”h。

抗日戰(zhàn)爭時期，陜甘寧邊區(qū)及其他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權。所謂“三三制”，是指抗日民主政權“在人員分配上，應規(guī)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同時，“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占領導地位”，即“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i“三三制”民主政權比工農民主政權具有更廣泛的代表性，屬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性質的政權，為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建國理論提供了實踐基礎。

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進行了較詳細的規(guī)劃和描述，明確指出，未來建立的新中國將既不同于歐美國家，也不同于蘇聯，而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他還指出：“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彼J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相結合，就是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這就是我們要造成的新中國”。j《新民主主義論》明確了新中國的國體、政體，闡明了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中國共產黨建國理論的奠基之作，為建立新中國指明了方向。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毛澤東重申，黨的主要任務是克服一切困難，團結全國人民，“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他說：“一百多年來無數先烈所懷抱的宏大志愿，一定要由我們這一代人去實現?！?span >k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根據形勢發(fā)展，中共中央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了建國理論。為了實現“和平、民主、團結”，在重慶談判和舊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中共中央曾一度做出讓步，打算參加國民黨主導的聯合政府，提出“進去是給蔣介石‘洗臉’，而不是‘砍頭’”。鑒于全面內戰(zhàn)的爆發(fā)，國共和談已無可能，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發(fā)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呼吁“廢除蔣介石統(tǒng)治的獨裁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制度”。12月25日至28日，在陜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問題，主張“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1948年4月底，“五一”國際勞動節(jié)來臨之際，時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廖承志，從駐地河北涉縣西戎村發(fā)來電報，向中共中央詢問“五一勞動節(jié)臨近，中央有沒有什么重要指示發(fā)布”。

當時，中共中央已經到達河北阜平的城南莊?？紤]到內戰(zhàn)已經到了關鍵時刻，有必要向外界宣布中國共產黨的建國目標和主張，因此，中共中央對這個建議十分重視，并迅速起草了“五一口號”初稿，共24條。拿到初稿后，毛澤東斟酌再三，將原稿第五條內容“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革命的領導者，解放區(qū)的工人階級是新中國的主人翁，更加積極地行動起來，更早地實現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改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將原稿第二十三條“中國人民的領袖毛主席萬歲”畫掉，將原稿第二十四條改為“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毛澤東修改后，“五一口號”共23條。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通過，于4月30日由新華社播發(fā)。5月1日，《晉察冀日報》頭版頭條全文刊發(fā)。據原《晉察冀日報》編輯陳春森回憶：“當年4月30日那晚，我是值班編輯，由于這個任務特別重要，時任《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輯的鄧拓也來到編輯室和我一起值班。從下午等到傍晚，稿件一直未到，我們心里不免有些著急。晚上10點剛過，毛主席審定的稿子終于送到了。我們翻開稿子，看到其中第五條‘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段話是毛澤東親筆寫在原稿上的?！薄啊逡豢谔枴话才旁趫蠹埖念^版頭條發(fā)布，文前標的是‘新華社陜北三十日電’。其實，當時新華社已經隨中央到達晉察冀解放區(qū)，這樣做完全是因為戰(zhàn)爭期間，對黨中央、毛主席駐地（在阜平城南莊）保密的需要?！?span >l

“五一口號”發(fā)布后，各地報刊都紛紛刊登、轉發(fā)。5月2日，《人民日報》頭版全文刊發(fā)，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m。晉察冀電臺也用延安呼號，連續(xù)進行廣播。

“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雖然從形式上看是恢復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的名稱，但是，其性質和內容都已經不同?！拔逡豢谔枴碧岢鲇懻摬崿F召集人民代表大會，表明中共中央一開始就主張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新的中央政府。這是按照毛澤東新民主主義建國理論提出的。

“五一口號”發(fā)出后，各民主黨派和社會賢達立即熱烈響應，紛紛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愿意為籌備召開新政協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而共同努力。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等人致電毛澤東，指出中共的“五一口號”第五項“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勝欽企，除通電國內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進完成大業(yè)外，特此奉達，即希賜教”n。

6月14日，中國民主同盟發(fā)表《致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報館暨全國同胞書》，指出：“結束獨裁混亂的舊中國，創(chuàng)建民主和平的新中國，其唯一途徑，我們認為仍舊只有走本盟一向所主張的政治協商會議的路線，以實現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爸泄舶l(fā)布‘五一口號’，其第五項主張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實現民主聯合政府，正與本盟歷來一貫的主張相符合，本盟當然愿為這一主張的早日實現而積極奮斗”。o

6月2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也發(fā)表聲明，認為成立民主聯合政府“誠為消滅賣國獨裁的反動統(tǒng)治和建立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所應循的途徑。這一建議完全符合二十四年前孫先生所提出的預備會議和國民會議的精神，亦為本會行動綱領所明白規(guī)定的”p。中國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國人民救國會等民主黨派，以及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婦女界代表、海外華僑也發(fā)表宣言，表示贊同和支持 “五一口號”。q

盡管各民主黨派與中國共產黨對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新中國在認識上不盡相同，但是對于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卻有著高度的共識和認同。

就在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積極準備時，戰(zhàn)爭形勢的發(fā)展也日趨明朗。此時，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在軍事上繼續(xù)執(zhí)行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將戰(zhàn)爭引向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方針，在各戰(zhàn)場發(fā)起新的強大攻勢，并且初步具備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zhàn)略決戰(zhàn)的能力。截至1948年6月，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經發(fā)展到280萬，其中正規(guī)軍由118個旅增加到176個旅，正規(guī)軍人數由61萬增加到149萬。人民解放軍在前線繳獲了大量武器，兩年主要繳獲計有步槍近90萬支，重輕機槍64000余挺，小炮8000余門，步兵炮5000余門，山野重炮1100余門。r這都使得人民解放軍不僅在總兵力上同國民黨軍隊的差距在縮小，即由原來的1∶3.39，上升至1∶1.3，而且在武器裝備和戰(zhàn)斗火力等方面都具備了打攻堅戰(zhàn)和陣地戰(zhàn)的能力。

大決戰(zhàn)前夕，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的召開為最后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做了重要準備和動員。會上，毛澤東第一次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來代替過去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并強調新中國實行“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和“民主集中制”，“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建國理論已經越來越清晰。

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發(fā)言說：打倒國民黨，統(tǒng)一全中國，以前是宣傳口號，現在是擺在議事日程來計劃了?，F在我們是要準備大的會戰(zhàn)，消滅它兩三個兵團。這種思想要在主要將領中大大宣傳，解釋清楚，這就是圍城打援。s

就在九月會議召開之際，濟南戰(zhàn)役已經打響。1948年9月16日至24日，華東人民解放軍山東兵團在司令員許世友、政委譚震林指揮下進行濟南戰(zhàn)役。濟南戰(zhàn)役全殲守敵10.4萬余人，爭取國民黨整編第96軍軍長吳化文率部起義，俘獲王耀武等23名高級將領，開創(chuàng)了人民解放軍攻堅并解放大城市的新紀錄，使華北和華東各解放區(qū)連成一片。這在國內、國際輿論界引起巨大震動。聞知此事后，蔣介石嫡系將領陳誠說：“濟南為山東心臟，濟南一失，整個山東就全成了一塊死棋?！湓诠曹姺矫妫纫颜莆樟松綎|，自可抽調山東的共軍，轉移使用于其他戰(zhàn)場，于是無論東北、華北、華中，均將造成我軍之力日消、敵軍之力日長的趨勢?！?月26日，美聯社評論道：“自今而后，共產黨要到何處，就到何處，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沒有什么阻擋了。”同一天，日本《朝日新聞》寫道：“中國的內戰(zhàn)進入了一個極重要的新階段?！?span >t

濟南戰(zhàn)役，拉開了大決戰(zhàn)的序幕。9月12日，東北野戰(zhàn)軍發(fā)起規(guī)?？涨暗倪|沈戰(zhàn)役，僅僅用52天就殲滅東北國民黨軍隊47.2萬人，解放了全東北。遼沈戰(zhàn)役結束后，人民解放軍總兵力達到300萬，國民黨軍隊總兵力降到290萬。敵我力量的變化極大鼓舞了人民解放軍的士氣，進一步堅定了人民解放軍進行大戰(zhàn)役的決心。

繼遼沈戰(zhàn)役之后，華東野戰(zhàn)軍和中原野戰(zhàn)軍于11月6日發(fā)起淮海戰(zhàn)役，11月29日，東北野戰(zhàn)軍、華北野戰(zhàn)軍發(fā)起平津戰(zhàn)役。三大戰(zhàn)役共殲滅或改編國民黨軍隊150余萬人，基本消滅了國民黨軍隊主力，大大加速了人民解放戰(zhàn)爭的進程，也推動了新中國建立的步伐。正如毛澤東在1948年11月14日為新華社所寫的評論《中國軍事形勢的重大變化》中指出的那樣：“中國的軍事形勢現已進入一個新的轉折點，即戰(zhàn)爭雙方力量對比已經發(fā)生了根本的變化。人民解放軍不但在質量上早已占有優(yōu)勢，而且在數量上現在也已經占有優(yōu)勢。這是中國革命的成功和中國和平的實現已經迫近的標志?！薄艾F在看來，只需從現時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可能將國民黨反動政府從根本上打倒了。”u

勝利即將到來的關鍵時刻，為了不使革命隊伍的一些人被國民黨釋放的“和平”煙幕迷惑，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親自為新華社撰寫題為《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向全國民眾公開宣布了中國共產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共和國的決心，指出：“如果要使革命進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消滅一切反動勢力，不動搖地堅持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痹谛履戢I詞中，毛澤東強調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v

毛澤東《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新年獻詞播出并在《人民日報》發(fā)表后，在黨內外、人民解放軍和全國人民中引起強烈反響，尤其是在前線浴血奮戰(zhàn)的將士們更加堅定了打敗國民黨軍隊的決心，而廣大民主人士更加增強了參與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熱情和信心。

1949年初，中國人民同國民黨反動派的大決戰(zhàn)取得節(jié)節(jié)勝利，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決議，明確提出要在1949年繼續(xù)向全國勝利進軍；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成立，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并通過共同綱領”w。

一月政治局會議，具體規(guī)定了解放全中國和籌建新中國的各項任務，新中國航船的桅桿已經露出地平線。

同米高揚談新中國藍圖

中國革命即將取得最后勝利，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十分關注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國家性質及各項方針政策，曾多次致電中共中央詢問。為了能同斯大林進行面對面的交流，毛澤東曾打算在1948年底訪問蘇聯，但是戰(zhàn)爭形勢發(fā)展迅速，前線戰(zhàn)事激烈，毛澤東離不開。經過同斯大林商量，蘇共決定派遣一位“政治局的負責的委員”來中國同毛澤東會談。蘇共要派遣的這位中央政治局委員是阿納斯塔斯·伊萬諾維奇·米高揚。米高揚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頗得斯大林信任，訪華目的就是要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建國計劃及具體方針政策。

中共中央高度重視米高揚的訪問，全力以赴做好接待工作。為了保密，毛澤東復電斯大林，建議米高揚先到石家莊，他說：“我決定暫時不來莫斯科。我們十分歡迎你們派一位政治局的同志來中國，地點似在石家莊為適宜。這里比較隱蔽，可以去到我們中央所在地，可以和我們中央書記處五個同志一起談許多問題（目前主要是政協問題、聯合政府問題、外交政策問題）?！?span >x

1949年1月30日，春節(jié)剛過，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迎來了米高揚。隨行人員有蘇聯鐵道部副部長伊萬·瓦西利基·柯瓦廖夫，以及蘇聯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兼翻譯葉甫根尼·尼古拉耶維奇·柯瓦廖夫。y

據負責接待工作的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回憶：“1月底，劍英同志來電，要我到北平去，籌劃把中央機關遷入北平。恩來同志對我說：你抽不出身，因為‘客人’馬上就要到，二中全會還沒有召開，讓李克農先去吧。他說的‘客人’就是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他這次來化名安德列夫，是斯大林派他同中共中央商討軍政大事的。”“這件事是嚴格保密的，書記處的同志在這段時間內全力以赴?！?span >z

對于米高揚訪問西柏坡，中共中央在黨內和沿途群眾中做足了保密工作，以至當時很長一段時間外界都不知道此事。據參與陪同的師哲回憶：

在路途中，米高揚幾次要求停車，要到群眾家里參觀。我們出于安全的考慮，請他不必去。但是他一路上還是幾次下車在村鎮(zhèn)中訪問農民，同男女老少攀談，毫不加掩飾地暴露自己。

我問他：“你既然生怕暴露自己，極想保密，為何自己又要到處亂跑，不注意守密呢？”

他作了個奇怪的回答：“在你們這里哪能做到保密？！我看明后天我就會在路透社或美聯社或其他什么通訊社的新聞消息中出現，而且不只說我訪問了中國，或許還會說，俄國鬼子到中國進行破壞活動了。既然如此，躲躲閃閃又有何用呢？”

我回答：“這些都只是你自己的想法?！?/p>

后來在五十年代初，米高揚每次見到我時，總要回憶他到石家莊—西柏坡的旅行，并深感內疚、頗為抱歉地說：“至今任何一個外國通訊社，無論路透社還是美聯社都沒有報道過我那次石家莊—西柏坡之行的消息。這說明你們黨深深扎根于廣大群眾之中，群眾相信你們，聽你們的話，跟著你們走。你們的力量和影響當然是強大無比的。你知道，這在我們蘇聯就辦不到。如果有一個什么外國人出現在我們的村鎮(zhèn)，那立刻就會向全縣、全區(qū)、全省宣揚出去。但我仍不能懂得，這是群眾覺悟水平高、紀律性強，是你們把群眾訓練好了，還是有別的什么因素在起作用?！?span >aa

石家莊到西柏坡的距離并不遠，不到100公里，但道路蜿蜒崎嶇。米高揚一行經過一路顛簸，30日下午才到達西柏坡。紅光滿面、神采奕奕的毛澤東早已站在門口，熱情迎接來自遠方的客人。

見面后，米高揚轉達了斯大林的問候，并將斯大林贈送的一塊毛料禮品轉交毛澤東。

米高揚對毛澤東說：“我們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來聽取毛澤東同志意見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匯報。我們只是帶著兩個耳朵來聽的，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希望大家諒解?！?span >ab

米高揚到訪的一周多時間，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和米高揚共進行了12次正式會談。

在會談中，毛澤東胸有成竹，侃侃而談，詳細闡述了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計劃及相關政策方針。這次會談，中方由師哲擔任翻譯，蘇方由葉甫根尼·尼古拉耶維奇·柯瓦廖夫擔任翻譯。

當米高揚向毛澤東詢問人民解放軍渡過長江，以及占領南京和上海的大概時間時，毛澤東說：到目前為止，中國革命發(fā)展較為迅速，軍事進展也較快，比過去我們預計的時間要短些，就能過長江，并向南推進。估計渡過長江后，用不了多少時間，就可以攻克南京、上海等大城市。我們的口號是：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ac

談到人民解放戰(zhàn)爭捷報頻傳、迅速取得勝利的原因時，毛澤東說：一方面在于，人民軍隊斗志堅強，士氣旺盛，“戰(zhàn)士和指揮員都比較年輕、活潑，他們精力充沛，戰(zhàn)斗力強，不僅能吃苦耐勞，而且善于發(fā)揮自己的特長、主動性和靈活性。只要指揮得當，在戰(zhàn)略、策略和戰(zhàn)術上都不犯重大錯誤，我們取得完全勝利是有把握的”。另一方面在于，黨的口號、政策符合廣大人民群眾利益和要求，頗得人民的擁戴，“全國工農群眾先進知識分子階層是同我們站在一起的”。“對于我們，目前可以說是人心所向，民心所歸。這是我們徹底打敗蔣介石、國民黨的有利條件和良好時機。‘時乎，時乎，不再來！’這個時機不能失去”。

隨后，米高揚把話題轉到斯大林等蘇共領導人更為關注的新中國政權的性質和組成形式上。毛澤東說：這個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為人民民主專政更為合適，更為合情合理。它必須是有各黨各派、社會知名人士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現在中國除共產黨外，還有好幾個各色各樣的民主黨派，有的已同我們合作多年了。雖然它們的力量都不算強大，人數也不多，它們在工農群眾中或武裝力量中沒有什么聯系和影響；但它們在知識界、海外僑胞中有一定的影響。我們準備繼續(xù)團結它們，照顧它們，給它們在政府部門的各個崗位上留一定的位置。但國家政權的領導權是在中國共產黨手里的，這是確定不移的，絲毫不能動搖的。這樣的一種聯合性質的政權，能合得來，能步調一致嗎？這是一個實際問題、工作方法與制度問題。一方面，制度、秩序可以逐漸建立、完善、健全起來，工作方法也可在工作中逐漸協調和改進。工作中的矛盾、摩擦一定會有的，但也是一定可以克服和改善的?？傊?，將來政府的組成大概就是這樣的，中國共產黨是核心，是骨干。這樣的新政權建立后，需要不斷加強和擴展統(tǒng)戰(zhàn)工作。

革命勝利之后，中國共產黨會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恢復生產、發(fā)展經濟，也是米高揚十分關注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已有較多的、較深入的考慮，說得很簡要。他強調，戰(zhàn)爭一旦結束，我們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毛澤東說，當前擺在中國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問題和安排生產建設問題。為此，應該依靠人民群眾，發(fā)揮工、青、婦組織在生產建設中的作用，特別是要廣泛建立各種形式的青年組織，發(fā)揮青年人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應該研究、參考和借鑒蘇聯歷史上經濟恢復工作的經驗，并希望蘇聯給予大力幫助，特別是能夠派來經濟方面和財政方面的專家與顧問。

談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人員補充、后勤供應及未來發(fā)展問題時，毛澤東信心十足，笑著說，目前人民解放軍的軍事力量發(fā)展較快，青年們踴躍參軍，部隊擴充很快。我軍不只俘虜人員很多，而且繳獲的武器、物資也不少。現代的戰(zhàn)爭就是靠繳獲的武器來進行的。他認為，解放軍除完成作戰(zhàn)任務外，還得駐守新解放區(qū)、接管城市、維護治安和剿匪。解放軍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編、改造和現代化。將來中國無須維持過于龐大的軍力，應實行寓兵于民的方針。

新中國成立后將采取什么樣的外交政策，是米高揚迫切想了解的。為了讓米高揚更容易理解新中國外交政策的主旨和特點，毛澤東形象地提出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他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內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里，把那些臟東西統(tǒng)統(tǒng)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

新中國成立后將如何對待民族資產階級，也是米高揚想了解的。對此，毛澤東也進行了詳細介紹。他說：在恢復和發(fā)展生產中，必須發(fā)揮和利用民族資產階級的積極性。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是很軟弱的，但也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和剝削，甚至受到壓抑和排斥。我們對這部分人采取聯合、利用、改造的方針，使其為祖國建設服務。這個政策他們是樂于接受的。我們利用他們的積極性，也給他們以施展才能的機會、參與國事的權利和應有的社會地位。他們的能力、物力、財力確實有限，但為發(fā)展生產建設，應使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資產階級分子的使用，也可能出現某些消極方面的現象，我們也應注意防止和糾正。

會談中，毛澤東還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發(fā)展和黨內狀況。在談到對犯過錯誤的干部的政策時，毛澤東特別強調，王明、李立三等干部犯有路線錯誤，給黨造成了巨大損失，但仍被選入了中央委員會。

通過會談，米高揚覺得毛澤東“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

與毛澤東會談后，米高揚又同周恩來、任弼時等人，就群眾的組織動員、恢復和發(fā)展生產、革命的發(fā)展和轉變、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新政府的總體規(guī)劃、各部門的職能、對外關系、外貿管理等問題進行了面談。米高揚說：“將來成立中央政府時，究竟應由哪些部委組成，這是應該及早考慮的問題。但這又是靈活機動的問題，絕非一成不變的。從原則上說，中央政府各部門只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才設立。否則，政府部門的臃腫龐大、重疊復雜，幾乎不是人的意志可以轉移和控制的。我們數十年來，政府機構每年都在變化，著力于壓縮、精簡。但結果是，機構一年比一年龐雜、臃腫、笨重、不靈活，工作效率提高不快?！彼J為“蘇聯在這方面的經驗很值得參考。總的來說，新政府一成立，無非是要先抓好內政和外交兩方面的工作”。

會談中，米高揚對中共領導人的修養(yǎng)和能力十分欽佩，覺得中共黨內人才濟濟，認為這是取得勝利的第一保證。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他說：“必須指出，與我交談的政治局委員們，在一般政治、黨務、農民及整體經濟問題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米高揚對周恩來、任弼時更是贊不絕口。他曾對師哲說：“你們成立中央政府時不愁沒有領導人，周恩來是當總理最合適的人選。從哪兒找到周恩來這樣的好總理？！你們有這樣一位好總理真幸運！”“弼時是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修養(yǎng)的領導者，一位很有涵養(yǎng)、有政治修養(yǎng)、有豐富工作經驗的難得的領導人?！?span >ad可以看出，米高揚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十分認可和贊賞。當他把這些信息傳遞給斯大林和蘇共中央時，毫無疑問有利于促進中蘇兩黨關系的發(fā)展。

米高揚訪問西柏坡，是蘇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第一次訪華，也是毛澤東第一次以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身份同蘇共中央代表進行會談。無論對于中共中央還是對于蘇共中央，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米高揚在西柏坡期間，蘇共中央政治局每天都要召開會議，研究和討論米高揚發(fā)自西柏坡的電報，以便對未來的中蘇關系做出準確判斷。會談過程中，米高揚基本上以聽為主，只是偶爾回答一些問題或插話，同時轉達斯大林和蘇共中央的立場和態(tài)度。例如，在談到占領南京、上海等工業(yè)中心城市時，米高揚就根據蘇共中央意見，建議中共占領城市越早越好，認為“占領上海可以大大削弱蔣介石的力量，為共產黨奠定無產階級基礎”；在談到新中國中央政府建立的時間和時機時，米高揚建議“盡快在聯合的基礎上把它建立起來”，并認為“這樣做將是有利的”。他說：“占領南京或上海后就立即宣布成立新的革命政府。這在國際方面也會是有利的。這以后共產黨已經不是作為游擊隊，而是作為政府進行活動了。這會有助于同蔣介石做進一步的斗爭?！贝蜻^長江去，占領南京和上海，建立新中國，本來就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堅定主張，經過同米高揚交流和溝通之后，建立新中國的計劃步驟及方針政策更加清晰，為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召開奠定了基礎。

完成使命之后，2月8日，米高揚從石家莊乘機秘密返回蘇聯。米高揚的西柏坡之行，加深了蘇共對毛澤東和中共的認識，使蘇共詳細了解了中共的建國計劃，為蘇聯制定對華政策提供了直接依據，對此，斯大林和蘇共中央十分滿意。據米高揚后來回憶：“當我抵達符拉迪沃斯托克時，波斯克列貝舍夫往那里打電話，奉斯大林之命告知，政治局對我在中國所做的工作很滿意。每天政治局都閱讀和討論我的電報。斯大林要求我盡快回到莫斯科，更詳細地講講整個情況?；氐侥箍坪?，我確實了解到，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員都很滿意，認為我很好地完成了使命?！?span >ae

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

同米高揚就新中國建國計劃深入交流之后，從1949年2月10日起，毛澤東開始致力于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緊張籌備工作。早在1949年1月6日至8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就提出在北平解放之后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北平解放后，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這個會議的任務是：1. 分析目前形勢和規(guī)定黨的任務；2. 通過準備提交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的草案；3. 通過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分的草案；4. 批準軍事計劃；5. 決定經濟建設方針；6. 決定外交政策；7. 其他事項。”af2月11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了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召開七屆二中全會的通知》，通知寫道：“中央決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駐地召開第二次中央全會，會期五天至七天。你們接電后，望即布置現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員及候補中央委員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應盡可能地按時到達，并即將到會的與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的名單，先行電告。”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