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公權先生序

梁啟超是中國近代史中一個聲名洋溢的人物。他的言論對于近代的中國發(fā)生過廣大的影響，甚至五四運動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不曾讀過他的文字，并得到啟示。然而從民國十八年他逝世到現在三十多年當中，雖有一些論述他的文字，卻都比較簡略。國外雖有人寫了一部專論他與中國近代思想關系的書，但可惜作者不能體會任公立言的意旨和精神，雖然旁征博引，大放厥詞，卻不免有捕風捉影、弄巧成拙之感?，F在張朋園先生的《梁啟超與清季革命》（一部二十余萬言的書）才第一次把任公1894到1911年間有關政治言論的背景、動機及影響作有系統(tǒng)的敘述和分析。這是近代中國政治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貢獻。讀者不必同意于書中一切的論斷，但他不能不承認這是一部精心結構的著作。

張先生根據可靠的史料（最主要的是千余萬言的《飲冰室合集》及丁文江編的《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說明：一、任公雖曾受康南海的影響，但他的思想并不為南海所范圍；二、在清亡以前任公雖致力于君憲運動，他不能忘情于民權革命；三、他與革命運動雖暫合而終離，但他的言論直接或間接有助于革命思想的發(fā)展；四、他在《新民叢報》中攻駁《民報》的文字有助于革命主張之更趨于明晰與縝密；五、他與辛亥革命沒有直接的關系，但因他對革命不乏助成的影響，也可以說是一個“革命先覺者”。在這些論斷當中頗有未經人道的創(chuàng)見。

張先生對于任公與革命運動暫合終離的事實提出了解釋。張先生著眼于任公多年所服膺的民權思想，他當時所處的環(huán)境，他個人的感情，以及他與康南海的師生關系。從前由于民權思想及政治現狀之影響而暫合，后來因感情左右而終離。在大體上這是不錯的。但細繹飲冰室遺著，我們可以看出任公的民權思想與《民報》所揭橥的民權主義有不盡相同之處。任公的思想似乎比較接近英國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他主張辨別是非，卻不相信真理絕對，因此他也不堅持個人一時一地的見解必然是正確而不可移易的。他毫不諱言“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在清末民初時代的言論家當中他是最富有“民主態(tài)度”的一個人。他反對“民之父母”的政治觀。民權的目的是經過“開民智”，“新民德”的程序使個人得到最高的人格發(fā)展。一個政府管理人民的生活，無微不至，縱然使得人人豐衣足食，但因為它阻礙了個人自動自發(fā)的能力，也不能算是真正良好的政府。革命論者也講民權。但他們的思想淵源，與其說是英國的洛克（John Locke）或穆勒（J．S．Mill），毋寧說是法國革命先覺的盧梭（J．J．Rousseau）。他們理想中的政治不以限制政府權力以發(fā)展個人能力為目的，而以檢束個人自由以伸張國家自由為宗旨。他們的民權觀念，因此與任公的民權觀念大有分別。這不是說任公的民權觀念優(yōu)于革命家的民權觀念。自由主義的民權政治只能在憲政已成的國家里面出現。任公的“民主態(tài)度”在中國清季民初的現狀之下是不合時宜的。一般人不但不贊美他虛懷若谷，反要譏笑他反復無常。如果上述的觀察尚無大誤，那么任公之與革命運動終歸分離似乎還有思想上的因素。任公自述其癸卯思想轉變的經過說這是不但由于康南海屢加“責備”與“婉勸”，他自己也“不慊于當時革命家之所為”。這話是值得注意的。入民國后任公效忠于共和政府，投身于政黨政治，傾覆袁世凱的洪憲帝制，反對康南海的宣統(tǒng)復辟，但到底不與中華革命黨或中國國民黨合流。這雖然由于人事的關系，但不能說全無思想態(tài)度上的影響。

張先生這部書的目的是“說明任公在清末十八年間的行誼，由求變的思想以至于與革命運動的合離，并在合離的經過中檢討其對于清季革命的影響及其得失?！焙翢o疑問，張先生已經十足的達成了這個目的。筆者要建議于張先生：希望他續(xù)寫一部《梁啟超與民國政治》，把任公壬子年以后的行誼作同樣系統(tǒng)的精密的檢討。這一建議必然可以得到本書讀者的贊同，更盼望能得到張先生的允諾。

蕭公權 1964年3月27日

1. Joseph R．Levenson，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