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對

大史學家陳寅恪妙論很多，行止也多與常人不同。比如他認為對聯(lián)在各種文學形式中字數(shù)最少，但卻最富于中國文學的特色，所以1932年清華大學新生入學考試時，他出題以“孫行者”為上聯(lián)，讓考生對下聯(lián)，結(jié)果大半考生交了白卷。但也有對出來的，其中以“胡適之”對“孫行者”最為有名。

上面是翻梁羽生《名聯(lián)趣話》得來的典故。這讓我想起另兩篇談?wù)撋钲谖幕奈恼?，它們的主旨也可?gòu)成一巧對。斯英琦的一篇題為《一次回望歷史的機會》的書評，談的是何博儒的歷史小說，表達的是作者對深圳文化建設(shè)的一個觀點。他以文學創(chuàng)作為例，認為深圳的文學創(chuàng)作要“形成規(guī)?！?，需要作家對深圳有“同根相生、同氣相求的血緣情感，有共憂患、同滄桑的家園情感”。如何獲得這種情感？他開出的方子是“回望歷史”，因為“一個作家的個體生命在于對價值的了解和尋找，這種了解和尋找必須通過傳統(tǒng)和語言來證實”。不然的話，“文藝創(chuàng)作至多只能是淺薄的謳歌或隔靴搔癢式的生活表層反映”。

而三版《深圳的聲音》的作者劉偉似乎是持另一種看法。他說“現(xiàn)在不少文化人有意無意地希望深圳也變成傳統(tǒng)文化的領(lǐng)地，以他們傳統(tǒng)眼光來看，深圳文化實在太少”。那怎么看才多？劉偉的“藥方”是“面向未來”，不然的話，深圳“這位充滿朝氣的小伙子”就會成為“踱著四方步、滿口之乎者也的儒雅君子”。前者要“回望歷史”，后者要“面向未來”，應(yīng)該算是“巧對”(音韻上盡管有些不工)。

其實兩人說的都不錯，合在一起則又是“巧對”，又是“真理”。“深圳的特點和魅力就在于新”(劉偉語)，沒錯，但“新”來自“舊”，創(chuàng)新需要以傳統(tǒng)為根底?！皹诵隆辈灰欢ǚ恰傲悺?；“翻新”亦無不可，但最好不“棄舊”。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希爾斯在《論傳統(tǒng)》一書中說，一個社會是一種“跨時間”現(xiàn)象，并不能由瞬間的存在構(gòu)成，“它只是歷時地存在著，它需有一種時間跨度，正如它有空間上的整合一樣，它也有時間上的整合”。深圳文化既需“空間整合”，也需“時間整合”。當然要“面向未來”，但需“回望歷史”，在傳統(tǒng)中尋求“價值支持”。一味求新，就有可能“以不斷翻新的潮流和旗號來掩飾內(nèi)心的空虛，正像失去自信的女人頻頻在鏡頭前換妝補粉一樣”(斯英琦語)。不把根扎在深圳，不時時地“回望歷史”，就會把深圳看成“別人的城市”，形成“間隔心態(tài)”(斯英琦語)。話說得很到位，但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化人來講，僅僅“回望歷史”，深圳還會是“別人的城市”，他們不會有機會像何博儒那樣在深圳有“幾十年生命的浸淫”，他們必須“面向未來”，一邊揚棄舊的傳統(tǒng)，一邊創(chuàng)造新的傳統(tǒng)，想想看，“如果深圳在開發(fā)之初便是一塊傳統(tǒng)文化的厚硬地帶，深圳還能有今天嗎？”(劉偉語)

考做對子確實有趣，上聯(lián)是問題，下聯(lián)就是答案，一個回合解決問題，“寫意”得很。但有時一個回合也解決不了問題，陳寅恪雖然認為以“胡適之”對“孫行者”妙極，但梁羽生認為對得最好的是“祖沖之”，因為“祖孫相對，天造地設(shè)”。如何建設(shè)深圳文化，已成為眾人關(guān)注的問題，仿佛是個上聯(lián)正在求對，“回望歷史”“面向未來”都是好下聯(lián)，但也許有更好的。“胡適之”“祖沖之”都已是歷史，須時時回望，不能忘記，但誰說得清有沒有一個什么人更“對”得起“孫行者”呢？那便是“未來”了，一定要面對。

1995年11月12日《深圳商報》

第三版《文化廣場周刊》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