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東亞殖民主義與文學

19世紀末20世紀前半葉，日本軍國主義者擴張的野心不斷膨脹，先后以武力強占的殖民地有臺灣、關東州（旅順、大連）、庫頁島、朝鮮半島、南洋群島等，而在中國東北炮制出的“滿洲國”，是其采取不同統(tǒng)治策略的最大的一塊殖民地。“滿洲國”始于“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年，1932年3月，終結于中國抗日戰(zhàn)爭勝利的1945年8月，歷時13年零5個月，地域包括中國東北三?。ㄟ|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熱河省以及內(nèi)蒙古一部分。名義上的元首是清王朝的宣統(tǒng)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實為日本關東軍把持下的軍事法西斯控制區(qū)^a，偽政府機構及社會組織都被編織在類軍事化的管理網(wǎng)絡中。例如被稱為“國家精神子宮”的“協(xié)和會”（1932）^b，實為全民動員的工具，所有的官員、教師和地方名流都被納入其中。“協(xié)和會”下設有“青年團”和“國防婦人會”，16—19歲的年輕人和有身份有地位的女性也被編織到“協(xié)和會”的外圍組織之中^a。而“滿洲藝文聯(lián)盟”（1941）垂直管理“滿洲文藝家協(xié)會”“滿洲劇團協(xié)會”“滿洲樂團協(xié)會”“滿洲美術家協(xié)會”，1944年改為組織更加嚴密的“滿洲藝文協(xié)會”，下設“文藝局”“演藝局”“美術局”“音樂局”“電影局”，形成控制嚴格的文藝家全面統(tǒng)制的法西斯體制。但是只要不是奧威爾筆下的《一九八四》那樣的“惡托邦”，總有管道通往他處。在“滿洲國”這個異態(tài)時空中，同樣有以文學為志業(yè)的人們，盡管他們絕大多數(shù)被歸屬于“協(xié)和會”和“滿洲文藝家協(xié)會”，身份復雜多樣，但所謂的“國策文學”和“報國文學”比重并不高，“獻納詩”和“時局小說”^b在很多作家那里有時只是一種應景姿態(tài)。而殖民地作家創(chuàng)作出的大量形態(tài)各異、意味豐厚的作品，如實地記錄下殖民地真實生活場景和精神想象，其中有或強或弱的政治訴求和精神抵抗，也有灰色曖昧的協(xié)作和算計，這些作品因其殖民地文本的屬性而獨具無可替代的價值。而且這些作品不僅僅屬于文學世界，因為它與20世紀對殖民主義的全盤反省相關，并對理解21世紀的世界現(xiàn)實有啟發(fā)。對偽滿洲國殖民地文學遺產(chǎn)的清理，不僅可以發(fā)現(xiàn)文學是反日本殖民斗爭的構成以及如何構成，更可以看到殖民傷痕如何切入殖民地人的精神深處，在反殖/協(xié)作、被動接受/主動親和、民族主義/殖民主義的糾纏交叉之處看到殖民地知識者的心路歷程，深入反省東亞殖民主義。

滿洲殖民地，地處中國東北邊疆，毗鄰蘇俄和朝鮮半島。這里不僅有日本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本土中國人，還有在殖民構架中謀生的朝鮮人和俄羅斯人。生活在此地的人們在國家身份、民族認同以及信仰、階層、語言等方面呈重層雜多狀態(tài)，具體到偽滿洲國文學，也呈現(xiàn)出多國家、多民族、多語種的特點，其中有中國人文學、日本人文學、俄羅斯人文學和朝鮮人文學等。了解偽滿洲國文學，需深入當時的“滿系”文學、“日系”文學、“鮮系”文學、“俄系”文學進行考察，探入各個語族作者作品深處，細察東亞殖民主義與文學的關系。例如，在何種情況下如何抗爭和抵抗，而這些抗爭和抵抗是否又不經(jīng)意間落入了殖民者的邏輯；在何種境遇中如何迎合并協(xié)作，而這種迎合和協(xié)作的背后是否包含了有別于殖民主義的政治訴求；在欲利用殖民者當局的政策并與之周旋的危險嘗試中，殖民傷痕如何刻印在殖民地人們的精神深處，由此呈現(xiàn)“滿洲國”的盤根錯節(jié)的精神印記，清理東亞殖民主義帶來的悠長纏繞的苦難。

“滿系”文學：解殖與協(xié)作

“滿洲國”成立后，偽稱“多民族的現(xiàn)代國家”，在其所謂的“建國宣言”中宣稱“五族協(xié)和”^a，而且試圖在種族差異基礎上建立一套“滿洲國”的身份認證體系，首先模糊東北在地人的民族身份，將漢族、滿族、回族等東北原住民命名為“滿人”“滿系”“滿洲人”，漢語被改稱為“滿語”，而把1932年3月以后由關內(nèi)“入境”的漢族、滿族等稱為“中國人”。這樣一套新稱謂表明了日本殖民者對中國東北的野心，同時也讓清醒的中國人知曉其竊據(jù)中國東北的企圖。

“滿洲國”被炮制之初，地處偽國都新京（今吉林省長春市）之遠的北滿哈爾濱文壇，開展了勇敢的反日反滿政權的文學活動，洛虹（羅烽）、巴來（金劍嘯）、黑人（舒群）、姜椿芳、林郎（方未艾）等共產(chǎn)黨作家，三郎（蕭軍）、悄吟（蕭紅）、劉莉（白朗）、梁蒨（山丁）、星（李文光）、侯小古、金人、林玨等熱血文藝青年，在“滿洲國”統(tǒng)治下的哈爾濱《國際協(xié)報》《大北新報》《黑龍江民報》和新京的《大同報》，直面抵抗日本及其傀儡政府，發(fā)表具有民族主義意識和階級斗爭意識的作品，形成具有抵抗性質(zhì)的反殖文學^b。但是隨著“滿洲國”治安監(jiān)控體制的加強及暴虐，有作家被殺，有作家被捕，有作家逃亡，有作家直接參加了抗日隊伍，反殖文學在偽滿洲國被迫落下帷幕。上述作家中只有山丁繼續(xù)留居“滿洲國”，其他人星散到中國各地，最著名的是創(chuàng)作出優(yōu)秀抗日文學作品的“東北作家群”。

留居“滿洲國”的作家及在這里成長起來的作家，直接反抗已經(jīng)沒有可能，他們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與殖民地文化政策共存，這里以吳瑛的《新幽靈》^a和古丁的《新生》^b兩部小說為例，細察文學如何回應殖民地的文化宣傳，消解與協(xié)作背后的精神傷痕及訴求。此外，這兩部作品都是藝術家小說，以周邊世界和自身為素材，由此還可看到殖民地生活的側面及作者的內(nèi)心世界。

吳瑛的小說《新幽靈》以殖民地“新中間層”的日常生活為主要內(nèi)容。殖民地伴隨了所謂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和現(xiàn)代家庭的建設，在社會上營造一種新中間層的“良好生活”模式。受過教育的殖民地青年，他們在城市的行政機關、產(chǎn)業(yè)工廠、商業(yè)公司做下級官吏、技術人員、辦公室職員，每月領取固定的薪水，形成社會上的新中間層。典型的新中間層家庭模式是充滿恩愛的城市核心家庭——青年夫婦和兩三個活潑健康的孩子。以新中間層為題材的宣傳畫張貼在新京、奉天和哈爾濱等都市的公共場所，一方面為殖民地招攬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的勞動者，一方面為殖民地青年營造“樂土”的夢想。吳瑛的小說揭開了新中間層的面紗，小說寫了兩個空間，一個是城市中的核心家庭，一個是“官廳”的現(xiàn)代辦公室，大學生丈夫即官廳里的下級職員把這兩個空間串起來。家里，夫妻間格格不入，居家的春華嫂成天想著靠哭鬧和生兒子來攏住丈夫，大學生丈夫?qū)ζ拮赢斆骓槒?，背地里找女人“逛道”（去妓院）。官廳辦公室里，只要說日語的科長在，四個職員就假裝認真工作，科長一走，他們就“松快”起來，這個辦公室徒有現(xiàn)代的軀殼而已，裝神弄鬼的高壓和應付了事是每天的節(jié)奏。小說中的新中間層既沒有恩愛和睦的小家庭，也不是勤勞奉公、積極向上的現(xiàn)代員工，吳瑛把新中間層隱喻為“新幽靈”。

《新幽靈》能如此拆穿偽滿洲國致力營造的“良好生活”，暴露其幽暗內(nèi)核，消解殖民地的正面宣傳，這不僅僅是不合作的文學，而且是具有抵抗意味的解殖文學^a——如腐蝕劑一般消解、溶解、拆解著殖民地的文化宣傳。小說還展示出殖民傷痕如何切入殖民地人的精神世界。大學生在家應付妻子，上班應付 “類主子”的“科長”，不認真生活，不認真做事?！皯豆碜印痹诮裉斓臇|北是一句俗語，其背后的淵源正是來自東北殖民時代。殖民地人“應付鬼子”在一種意義上是他們消解殖民統(tǒng)治的一種方式，但在另外一種意義上也敗壞了他們自己的生活——對自己的真實生活也采取得過且過的態(tài)度。殖民統(tǒng)治，掠走的不僅僅是物質(zhì)，還帶來了精神生活的淪落。生活在殖民地的與日本人共事的中產(chǎn)階級，始終要面臨殖民者的淫威、貪婪和鄙視，為了生存下去，精神萎靡或淪落幾乎成為難以避免之事，為了“明哲保身”，“陽奉陰違”地應付生活。殖民主義在精神上的侵蝕傷痕更為持久并難以修復，需要幾代人的自我治療。

與吳瑛的《新幽靈》消解殖民宣傳相反，古丁的《新生》看起來似合作之作。

《新生》的主題是“民族協(xié)和”，而且是“日”“滿”協(xié)和。該小說曾獲第二屆“大東亞文學賞”次賞。小說的主要內(nèi)容是“百死毒”流行期間，因鄰居染病死亡，主人公“我”一家人被迫健康隔離，在隔離病院“我”遭到日本人的白眼也得到日本人的幫助，最后與日本人秋田等相互幫助渡過難關。出院后，與日本人一起總結撲滅病毒的關鍵是“民族協(xié)和”。對該小說的解讀，有兩種對立的觀念，一種認為是屈服于日偽淫威的漢奸文學^b，一種是同情其背后的曲折隱情而給予正面解讀^c。一種是批判，一種是同情理解。兩種解讀依據(jù)各自的時代、立場和文化背景，對于理解該作品都有意義。我們從反省殖民主義與殖民傷痕的角度來解讀這篇作品?！皾M洲國”殖民者，用“暴力”和“說服”兩套策略實施統(tǒng)治：關東軍是侵占鎮(zhèn)壓的暴力，而“協(xié)和會”實施宣傳說服，制造出各種理論和意識形態(tài)話語，如 “新滿洲”“五族協(xié)和”“王道樂土”“現(xiàn)代文明（包括教育、衛(wèi)生、育兒、婦女觀念等）”等。與殖民者合作的文士們在這些意識形態(tài)話語中讀出了一種進步、平等的氣息，欲借“民族協(xié)和”來謀求“民族平等”，欲借“現(xiàn)代文明”謀求“民族進步”。這是古丁小說背后隱情之一。該小說取自古丁本人的一段經(jīng)歷。1940年秋，新京流行鼠疫，因為鄰居患病身亡，古丁一家被強制隔離一個月。這段生活，古丁稱給自己帶來了“極大的精神震蕩”^a。所謂精神震蕩，是指隔離病院中的生活讓古丁強烈地感到了民族差異與民族歧視。古丁因其文學才華和流利的日語，成為偽滿洲國文化界的名流，很多“日系”文人也敬重他。但是到了隔離病院，這些都毫無意義，人們只按種族被分為“滿人”和日本人，被區(qū)別對待。這樣的經(jīng)歷，讓古丁主動地親近“民族協(xié)和”的意識形態(tài)口號，這是古丁寫出《新生》這篇協(xié)力殖民者作品的一個契機。不僅如此，在北京大學讀過書并深深喜愛魯迅作品的古丁，深知國民性理論。他的思考邏輯是，要實現(xiàn)“民族協(xié)和”，需得民族平等相待，而欲平等相待得改造國民性。這篇小說道出：對百死毒，“日系”有著科學而正確的觀念，他們遵守秩序，安安靜靜；而“滿系”關于細菌、傳染病的知識幾乎為零，不講衛(wèi)生，吵鬧不守秩序。小說中的“我”給自己的鄰居鞋匠陳萬發(fā)講解“撲滅老鼠”“細菌感染”“打預防針”等相關知識，可陳萬發(fā)根本不把“我”的話當回事。在隔離病院里，看護婦區(qū)分對待“滿人”和日本人，作者議論道：“這是怨不得誰的?！敝允芷缫暎蛟谧约旱牡土?，要想徹底改變，得先改變自己。這套話語正是殖民者炮制出來并極力宣傳的殖民主義邏輯：“日本是先進的、文明的，滿洲是落后的、低等的；落后的、低等的滿洲需要先進的、文明的日本來統(tǒng)治，這是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一致的愿望。”^b

《新生》并非一篇迫于外部壓力下不得不寫的作品，而是自發(fā)協(xié)同殖民者觀念的作品，這背后有作者自己的理想訴求，或啟蒙或改造國民性或?qū)で笃降?，但是在這個充滿矛盾的危險嘗試中，協(xié)同者跌入了殖民者的邏輯。深陷現(xiàn)代性理論的文士們，容易陷入這個邏輯之中。古丁在另一篇協(xié)力“民族協(xié)和”的作品《西南雜感》中表述道：“如果用民族協(xié)和的力量去開發(fā)，熱河會一躍而為我國的產(chǎn)業(yè)地區(qū)，更可為東亞的產(chǎn)業(yè)地區(qū)?！睙岷用魅諛嬒胧牵骸八Πl(fā)電所的建設，地下埋藏的稀少金和石炭鐵銅的發(fā)掘和礦業(yè)區(qū)的建設，高架鐵道的開設，電燈明亮，收音機齊備，興亞礦工大學設立，溫泉旅館和療養(yǎng)所設置，奶酪畜牧業(yè)振興，各部落國民學校和縣屬健康所開設，紡織工廠設立，杏、梨、栗、棗之外還有蘋果園，植造的松林，蒸汽船的定期運行……”^a這種把現(xiàn)代文明變成拜物主義，忽略其帶有的殖民暴力性，殖民者壓迫的話語變成了社會文明進步的可能性。如果不對此進行深入的反省和揭示，這種殖民主義邏輯經(jīng)過改頭換面就會重新出現(xiàn)在今日世界，例如有人聲稱“偽滿洲國是東北經(jīng)濟建設最快最好的時期”^b。

“日系”文學：虛妄與傲慢

偽滿洲國成立后，移居中國東北地區(qū)的日本人越來越多，除關東軍之外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類：一類是來殖民地政府任職的各類大小官吏和來教育機構任教的文化人；一類是借助日本殖民力量來獲得資本利益的商人；一類是隨日本大陸政策而來的開拓團農(nóng)民。除原來在關東州的文人外^c，來“滿洲國”的職業(yè)文學家非常少見。其實很多“日系”文人/作家是偽滿洲國“培養(yǎng)”起來的，他們原為各行各業(yè)的普通日本人，因為身居偽滿洲國，殖民者的絕對優(yōu)越感給他們一種幻覺——人種和文化優(yōu)秀——可以做任何事情?！鞍讶毡镜奈膶W橫向移植到‘滿洲國’殖民地，并促使在滿日本作家的創(chuàng)作添加滿洲的地域特色，從而提升原本低下的滿洲文化?！?sup>a身處殖民地社會上位的日本人發(fā)表作品十分容易，原本在日本本土很難做到的事情，在偽滿洲國卻唾手可得，有些日本人就借此便利條件成了“作家”，當時僅“滿洲文話會”一個文學社團中有記錄的“日系作家”就高達300多人^b。而所謂的“開拓文學”，如“大陸開拓文藝懇話會”編的《大陸開拓小說集》和“農(nóng)民文學懇話會”編的《農(nóng)民文學十人集》中，很多作品就出自于“開拓團”中的日本農(nóng)民之手。

今日重讀這些“日系”文學，并非全為文學審美，而是由此觀察殖民者記錄的殖民地生活場景以及殖民者的內(nèi)心世界。來“滿洲國”的殖民者如前所述，各懷目的，各式各樣，有高高在上的壓迫者、盤剝者，也有被裹挾而來的赤貧者和知識分子；有與政治、意識形態(tài)、軍人融為一體的軍國主義文士，同時也有反省殖民政策、心懷夢想的知識人。軍國主義的“筆部隊”，有專書考察^c，我們以牛島春子的《祝廉天》（又譯《姓祝的男人》）^d和北村謙次郎的《那個環(huán)境》^e兩部小說為例，細察殖民者的文學如何表現(xiàn)滿洲生活，以及他們對日本殖民的反省及反省的限度和陷阱，由此看殖民主義在殖民者身上的烙印。

小說《祝廉天》，塑造了一位“滿人”翻譯官吏“廉潔、公正、勤懇”的形象。該作品獲日本“芥川賞”候補之作?！皾M人”形象在“日系”作家中，常常是“貪婪、無操守、懶惰”的代名詞；在古丁等“滿系”作家的作品中，是“愚昧、落后”有待啟蒙的對象；在“鮮系”和“俄系”作品，也很難見到正面、正常的形象。牛島春子在小說中塑造的“滿人”——桀驁不馴、個性鮮明，可說是可貴之點，而且小說還挖苦了傲慢無識的日本官吏，稱他們是“聾”“啞”人——因為語言問題無法與當?shù)厝藴贤ǎ┞冻鲆粋€不會說漢語的日本官吏管理三十萬縣民的空虛和危險，“勉強施行建立在三十萬縣民之上的政治……一想起來就后背直冒冷汗”。牛島春子作為一個來“滿洲國”的日本官吏的妻子，旁觀“滿洲國”的政治治理，有著客觀清醒的認識：“滿洲國”毫無根基。貌似強大的雄飛海外的“大和民族”根本不是“滿人”的對手。雖然如此清醒，但是小說最后還是落到了“民族協(xié)和”的窠臼，“廉潔、公正、勤懇” 的祝廉天對日本人上司忠誠無比，與這樣的滿人“協(xié)和”，“新滿洲”才能建立起來。這里的邏輯與“滿系”作家古丁相似，一個是要改造國民性，一個是洗去日本人的驕傲凌人之氣。由此，這里還是透露出殖民者天然帶有的高于其他民族的盲目自信，其背后隱現(xiàn)的是殖民主義邏輯。

北村謙次郎的小說《那個環(huán)境》，講述了日本少年忠一由東京到“滿洲國”，在殖民地環(huán)境中學習、工作、生活的故事。少年時在關東州讀書，與當?shù)厝擞淇旖煌翢o芥蒂，但是成年后已是作家的忠一與“滿系”交流充滿齟齬，“非常寂寞”，作品最后以忠一立志扎根“滿洲國”結束。在滿洲長大的北村謙次郎，對“滿洲風土”懷有感情，字里行間充滿溫情。作品里的主人公忠一充滿熱情，真心與“滿系”作家交往，而且能夠“想著滿人、白俄人，那些和自己在不同環(huán)境中長大的人們”，愿意真誠地對待這些差異，欲與他們建立超越意識形態(tài)的“協(xié)和”。同時小說對“滿洲國”的文藝政策有反省和批評。作家的感情和小說中忠一的感情都是真誠的個人情懷，無須懷疑；從對“滿洲國”文藝政策及組織形態(tài)的批評中，也可見作者冷靜的反省精神。但是“我喜歡，我就要扎根在這里”，“我熱心與你交往，你須同樣回應”，這里有殖民者的任性和有意無意的居高臨下的姿態(tài)，背后藏著其自身難以察覺的心理現(xiàn)實：生逢其時，浮躁于一個民族的知識分子階層中的令人吃驚的自信——世界以我族為中心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