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壺

冰心

冰心，原名謝婉瑩。祖籍福建長樂，1900年10月5日生于福建福州隆普營。1923年畢業(yè)于燕京大學，獲金鑰匙榮譽獎。1926年畢業(yè)于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研究院，獲碩士學位。曾為全國人大代表，現(xiàn)為全國政協(xié)常委，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顧問，中國文聯(lián)副主席，民進中央副主席、名譽主席。主要作品有詩集《繁星》、《春水》；小說集《超人》、《去國》、《姑姑》、《冬兒姑娘》、《陶奇的暑期日記》；小說、散文合集《往事》、《小桔燈》、《晚晴集》；散文集《寄小讀者》、《南歸》、《平綏沿線旅行記》、《關于女人》、《歸來以后》、《我們把春天吵醒了》、《櫻花贊》、《拾穗小札》、《還鄉(xiāng)雜記》、《我的故鄉(xiāng)》、《關于男人》等。譯作集有《先知》、《印度童話集》、《吉檀迦利》、《馬亨德拉詩抄》、《燃燈者》、《園丁集》等。近年相繼出版了《冰心近作選》、《冰心選集》、《冰心文集》、《冰心全集》。小說《空巢》獲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落價》、《遠來的和尚》獲“南車杯”百花獎；《兩個家庭》獲“天津佳能杯”短篇小說獎?！缎〗蹮簟帆@第二次全國少年兒童文藝創(chuàng)作獎；《關于男人》獲首屆優(yōu)秀散文榮譽獎；《施者比受者更為有?！帆@“花地”佳作獎。此外還榮獲“樟樹獎”、“金盾獎”。冰心的作品由外國翻譯家譯成日、英、德、法、俄、意、羅、黎、捷等文字出版。

我原名謝婉瑩，1900年10月5日（農(nóng)歷庚子年閏八月十二日）生于福建福州隆普營。我的原籍是福建長樂。我的曾祖父以達公，是長樂縣橫嶺鄉(xiāng)的一個貧農(nóng)，因為天災，逃到了福州城里學做裁縫，我的祖父謝鑾恩（子修）是謝家第一個讀書識字的人，在福州城內的道南祠授徒為業(yè)。我的父親謝葆璋（鏡如），是我祖父的第三個兒子。我的兩個伯父，都繼承了我祖父的職業(yè)，做了教書匠。在我父親17歲那年，正好祖父的朋友嚴復（又陵），回到福州來招海軍學生，他看見了我的父親，認為這個青年可以“投筆從戎”，就給我父親出了一道詩題，是“月到中秋分外明”，還有一道八股的破題。父親都做出來了。父親就跟著嚴老先生到天津紫竹林的水師學堂，當一名駕駛生。甲午中日海戰(zhàn)之役，父親是軍艦上的槍炮二副，參加了海戰(zhàn)。這艘軍艦后來在威海衛(wèi)被擊沉了。父親泅到劉公島，從那里又回到了福州。不久，海軍名宿薩鼎銘（鎮(zhèn)冰）將軍，就來了一封電報，把我父親召出去了。我的母親楊福慈，14歲時她的父母就相繼去世，跟著她的叔父頌巖先生過活，19歲嫁到了謝家，她的婚姻是在她9歲時由我的祖父和外祖父作詩談文時說定的。結婚后小夫妻感情極好，因為我父親長期在海上生活，“會少離多”，因此他們通信很勤，唱和的詩也不少。

我生下來七個月，也就是1901年的5月，就離開我的故鄉(xiāng)福州，到了上海。那時我的父親是“海圻”巡洋艦的副艦長，艦長是薩鎮(zhèn)冰先生。上海是個大港口，巡洋艦無論開到哪里，都要經(jīng)過這里停泊幾天，因此我們這一家便搬到上海來，住在上海的昌壽里。

在上海那兩三年中，父親隔幾個月就可以回來一次。母親談到夏天夜里，父親有時和她坐馬車到黃浦灘上去兜風，她認為那是她在福州時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親回到家來，很少在白天出去探親訪友，因為艦長薩鎮(zhèn)冰先生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派水手來叫他，薩鎮(zhèn)冰先生是父親在海軍中最敬仰的上級，總是親昵地稱他為“薩統(tǒng)”。我對“薩統(tǒng)”的印象也極深。

1903—1904年之間，父親奉命到山東煙臺去創(chuàng)辦海軍軍官學校。我們搬到煙臺，先住在市內的海軍采辦所，所長葉茂蕃先生讓出一間北屋給我們住。南屋是一排三間的客廳，就成了父親會客和辦公的地方。我記得這客廳里有一副長聯(lián)是：

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

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這一副對聯(lián)，因為這是我開始識字的一本課文！父親那時正忙于擬定籌建海軍學校的方案，而我卻時刻纏在他的身邊，說這問那，他就停下筆指著那副墻上的對聯(lián)說：“你也學著認認字好不好？你看那對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這幾個字不都很容易認的嗎？”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筆，坐在父親的身旁一邊學認一邊學寫，就這樣，我把對聯(lián)上的22個字都會念會寫了。

不久，我們又搬到煙臺東山的海邊上，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郁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fā)展，不和常態(tài)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游，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4歲起，便跟著母親認字片，對于文字，我卻不發(fā)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里，叫我認字，我卻掙扎著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地敲著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墒菑奈创虻竭^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脾氣嚇?；厝ィ?/p>

刮風下雨，我出不去的時候，便纏著母親或奶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臺》等都聽完之后，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jīng)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允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后，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舍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著，脫鞋解衣，哭著上床。而白日的功課，卻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并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7歲。

我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著重復呈現(xiàn)的關系，居然字義被我猜著。我越看越了解，越感著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7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好玩有趣的事。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余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面跳躍著，后面白衣的水兵，抱著一大包小說，笑著，跟著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為“金鼓齊鳴，刀槍并舉”，重復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兒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文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澳筹@者，多行不道”，重復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后便又盡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后面的《說部叢書》目錄里，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托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菚r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為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真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著，覺得憂慮；竭力地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里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趑趄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松或茶葉罐里，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著他們，在夜里無人時偷看。漸漸地對于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上?！渡裰萑請蟆?、《民呼報》。于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并進。到了11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游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10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夅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便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著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夸我“吐屬風流”?！易詮膼劭磿磺械淖中?，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lián)；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煙畫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巧狭藥滋煺n，多談幾次以后，表舅發(fā)現(xiàn)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地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于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詩經(jīng)》接觸。

夅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著他的善誘，我發(fā)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于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作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作了一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于課內書的興味，最為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1910年我的三弟謝為楫出世了。就在這后不久，海軍學校發(fā)生了風潮！

大概在這一年之前，那時的海軍大臣載洵，到煙臺海軍學校視察過一次，回到北京，便從北京貴胄學堂派來了20名滿族學生，到海軍學校學習。在1911年的春季運動會上，為著爭奪一項錦標，一兩年中蘊積的滿漢學生之間的矛盾表面化了！這一場風潮鬧得很兇，北京就派來了一個調查員鄭汝成，來查辦這個案件。他也是父親的同學。他背地里告訴父親，說是這幾年來一直有人在北京告我父親是“亂黨”，并舉海校學生中有許多同盟會員——其中就有薩鎮(zhèn)冰老先生的侄子（？）薩福昌……而且學校圖書室訂閱的，都是《民呼報》之類，替同盟會宣傳的報紙為證等等，他勸我父親立即辭職，免得落個“撤職查辦”。父親同意了，他的幾位同事也和他一起遞了辭呈。就在這一年的秋天，父親戀戀不舍地告別了他所創(chuàng)辦的海軍學校，和來送他的朋友、同事和學生，我也告別了我的耳鬢廝磨的大海，離開煙臺，回到我的故鄉(xiāng)福州去了！

我們在回到福州的中途，在上海虹口住了一個多月。振奮人心的辛亥革命在這年的10月10日發(fā)生了！我們每天都在搶著等著看報。報上以黎元洪將軍（他也是父親的同班同學，不過父親學的是駕駛，他學的是管輪）署名從湖北武昌拍出的起義的電報（據(jù)說是饒漢祥先生的手筆），寫得慷慨激昂，篇末都是以“黎元洪泣血叩”收尾。這時大家都紛紛捐款勞軍，我記得我也把攢下的10塊壓歲錢，送到申報館去捐獻，收條的上款還寫有“幼女謝婉瑩君”字樣。我把這張小小的收條，珍藏了好多年。

1911年我回到福州，那時我們的家是住在“福州城內南后街楊橋巷口萬興桶石店后”。這所房子很大，住著我們大家庭的四房人。祖父和我們這一房，就住在大廳堂的兩邊，我們這邊的前后房，住著我們一家六口，祖父的前、后房，只有他一個人，和滿屋滿架的書，那里成了我的樂園，我一得空就鉆進去翻書看。我所看過的書，給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清袁枚（才子）的筆記小說《子不語》，還有我祖父的老友林紓（琴南）老先生翻譯的線裝的法國名著《茶花女遺事》。這是我以后竭力搜求“林譯小說”的開始，也可以說是我追求閱讀西方文學作品的開始。

我們這所房子，有好幾個院子，但它不像北方的“四合院”的院子，只是在一排或一進屋子的前面，有一個長方形的“天井”，每個“天井”里都有一口井，這幾乎是福州房子的特點。這所大房里，除了住人的以外，就是客室和書房。幾乎所有的廳堂和客室、書房的柱子上、墻壁上都貼著或掛著書畫。正房大廳的柱子上有紅紙寫的很長的對聯(lián)，我只記得上聯(lián)的末一句是“江左風流推謝傅”，這又是對晉朝謝太傅攀龍附鳳之作，我就不屑于記它！但這些掛幅中的確有許多很好很值得記憶的，如我的伯叔父母居住的東院廳堂的楹聯(lián)，就是：

海闊天高氣象

風光月霽襟懷

又如西院客室樓上有祖父自己寫的：

知足知不足

有為有弗為

這兩副對聯(lián)，對我的思想教育極深。祖父自己寫的橫幅，更是到處都有。我只記得有在道南祠種花詩中的兩句：

花花相對葉相當

紅紫青藍白綠黃

在西院紫藤書屋的過道里還有我的外叔祖父楊維寶（頌巖）老先生送給我祖父的一副對聯(lián)是：

有子才如不羈馬

知君身是后凋松

那幾個字寫得既圓潤又有力！

回到福州，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姐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里，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驚異沉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

1912年，我考上了福州女子師范學校預科，第一次過起了學校生活。頭幾天我還很不慣，偷偷地流過許多眼淚，但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怕大家庭里那些本來就不贊成女孩子上學的長輩們，會出來勸我輟學！但我很快地就交上了許多要好的同學。至今我還能順老師上班點名的次序，背誦出十幾個同學的名字。福州女師的地址，是在城內的花巷，是一所很大的舊家宅第，我記得我們課堂邊有一個小池子，池邊種著芭蕉。學校里還有一口很大的池塘，池上還有一道石橋，連接在兩處亭館之間。我們的校長是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聲洞先生的姐姐，方君瑛女士。我們的作文老師是林步瀛先生。在我快離開女師的時候，還來了一位教體操的日本女教師，姓石井的，她的名字我不記得了。我在這所學校只讀了三個學期。

大概是在1913年初秋，我到了北京。

中華民國成立后，海軍部長黃鐘瑛打電報把我父親召到北京，來擔任海軍部軍學司長。父親自己先去到任，母親帶著我們姐弟四個，幾個月后才由舅舅護送著，來到北京。

到了北京東車站，父親來接，我們坐上馬車，我眼前掠過的，就是高而厚的灰色的城墻，塵沙飛揚的黃土鋪成的大道，匆忙而又迂緩的行人和流汗的人力車夫的奔走，在我茫然漠然的心情之中，馬車已把我送到了一住16年的“新居”，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中剪子巷十四號。

這是一個不大的門面，就像天津出版社印的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的封面畫，是典型的北京中等人家的住宅。大門左邊的門框上，掛著黑底金字的“齊宅”牌子。進門右邊的兩扇門內，是房東齊家的住處。往左走過一個小小的長方形外院，從朝南的四扇門進去，是個不大的三合院，便是我們的“家”了。

這個三合院，北房三間，外面有廊子，里面有帶磚炕的東西兩個套間。東西廂房各三間，都是兩明一暗，東廂房作了客廳和父親的書房，西廂房成了舅舅的居室和弟弟們讀書的地方。從北房廊前的東邊過去，還有個很小的院子，這里有廚房和廚師傅的屋子，后面有一個蹲坑的廁所。北屋后面西邊靠墻有一座極小的兩層“樓”，上面供的是財神，下面供的是狐仙！

我們住的北房，除東西套間外，那兩明一暗的正房，有玻璃后窗，還有雕花的“隔扇”，這隔扇上的小木框里，都嵌著一幅畫或一首詩。這是我在煙臺或福州的房子里所沒有的裝飾，我很喜歡這個裝飾！框里的畫，是水墨或彩色的花卉山水，詩就多半是我看過的《唐詩三百首》中的句子，也有的是我以后在前人詩集中找到的。其中只有一首，是我從來沒有遇見過的，那是一首七律：

飄然高唱入層云

風急天高（？）忽斷聞

難解亂絲唯勿理

善存余焰不教焚

事當路口三叉誤

人便江頭九派分

今日始知吾左計

枉親書劍負耕耘

我覺得這首詩很有哲理意味。

我們在這院子里住了16年！這里面堆積了許多我對于我們家和北京的最初的回憶。

我最初接觸的北京人，是我們的房東齊家。我們到的第二天，齊老太太就帶著她的四姑娘，過來拜訪。她稱我的父母親為“大叔”、“大嬸”，稱我們?yōu)楣媚锖蛯W生。（現(xiàn)在我會用“您”字，就是從她們學來的。）齊老太太常來請我母親到她家打牌，或出去聽戲。母親體弱，又不慣于這種應酬，婉言辭謝了幾次之后，她來的便少了。我倒是和她們去東安市場的吉祥園，聽了幾次戲，我還趕上了聽楊小樓先生演黃天霸的戲，戲名我忘了。我又從《汾河灣》那出戲里，第一次看到了梅蘭芳先生。

我常被領到齊家去，她們院里也有三間北屋和東西各一間的廂房。屋里生的是大的銅的煤球爐子，很暖。她家的客人很多，客人來了就打麻將牌，抽紙煙。四姑娘也和他們一起打牌吸煙，她只不過比我大兩三歲！

齊家是旗人，他本來姓“祈”（后來我聽到一位給母親看病的滿族中醫(yī)講到，旗人有八個姓，就是佟、關、馬、索、祈、富、安、郎。），到了民國，旗人多改漢姓，他們就姓了“齊”。他們家是老太太當權，齊老先生和他們的小腳兒媳，低頭出入，忙著干活，很少說話。后來聽人說，這位齊老太太從前是一個王府的“奶子”，她攢下錢蓋的這所房子。我總覺得她和我們家門口大院西邊那所大宅的主人有關系。這所大宅子的前門開在鐵獅子胡同，后門就在我們門口大院的西邊。常常有穿著鮮艷的旗袍和坎肩，梳著“兩把頭”，髻后有很長的“燕尾兒”，腳蹬高底鞋的貴婦人出來進去的。她們彼此見面，就不住地請安問好，寒暄半天，我遠遠看著覺得十分有趣。但這些貴婦人，從來沒有到齊家來過。

就這樣，我所接觸的只是我家院內外的一切，我的天地比從前的狹仄冷清多了，幸而我的父親是個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小院里砌上花臺，下了“衙門”（北京人稱上班為上衙門）便卷起袖子來種花。我們在外頭那個長方形的院子里，還搭起一個葡萄架子，把從煙臺寄來的葡萄秧子栽上。后來父親的花園漸漸擴大到大門以外，他在門口種了些野茉莉、蜀葵之類容易生長的花朵，還立起了一個秋千架。周圍的孩子就常來看花，打秋千，他們把這大院稱作“謝家大院”。

“謝家大院”是周圍的孩子們集會的地方，放風箏的、抖空竹的、跳繩踢毽子的、練自行車的……熱鬧得很。因此也常有“打糖鑼的”擔子歇在那里，鑼聲一響，弟弟們就都往外跑，我便也跟了出去。這擔子里包羅萬象，有糖球、面具、風箏、刀槍等等，價錢也很便宜。這糖鑼擔子給我的印象很深！前幾年我認識一位面人張，他捏了一尊壽星送我，我把這尊壽星送給一位英國朋友——一位人類學者，我又特煩面人張給我捏一副“打糖鑼的”擔子，把它擺在我玻璃書架里面，來鎖住我少年時代的一幅畫境。

總起來說，我初到北京的那一段生活，是陌生而乏味的。“山中歲月”、“海上心情”固然沒有了，而“輦下風光”我也沒有領略到多少！那時故宮、景山和北海等處，還都沒有開放，其他的名勝地區(qū)，我記得也沒有去過。只有一次和弟弟們由舅舅帶著逛了隆福寺市場，這對我也是一件新鮮事物！市場里熙來攘往，萬頭攢動。櫛比鱗次的攤子上，賣什么的都有，古董、衣服、吃的、用的五光十色；除了做買賣的，還有練武的、變戲法的、說書的……我們的注意力卻集中在玩具攤上！我記得最清楚的是棕人銅盤戲出。這是一種紙糊的戲裝小人，最精彩的是武將，頭上插著翎毛，背后扎著四面小旗，全副盔甲，衣袍底下卻是一圈棕子。這些戲裝小人都放在一個大銅盤上。耍的人一敲那銅盤子，個個棕人都旋轉起來，刀來槍往，煞是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