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罷學歸國

袁世凱與日本簽下的所謂“二十一條”，其中共五號(項)，第一號就是“山東問題”?！岸粭l”始終遭到中國國內(nèi)各界人士強烈反對。日本政府惟恐在一次大戰(zhàn)結(jié)束后，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之一，在不久的“巴黎和會”上突然臨時變卦，于是在1918年9月24日，委派外務(wù)大臣后藤新平秘密照會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提議膠濟鐵路歸中日合辦經(jīng)營，即所謂《山東問題換文》(日方稱《山東善后協(xié)定》)，“鐵路巡警本部及樞要驛并巡警養(yǎng)成所內(nèi)須聘用日本人”(照會中第四條)，并欲以兩千萬日元貸款，以濟北京政府之急，試圖簽下“濟順”(濟南至順德)和“高徐”(高密至徐州)兩條鐵路借日款修建的合同。

在這份秘密合同中，不僅寫明日本應在山東省內(nèi)繼承德國過去所享有的全部權(quán)利，還包括膠濟鐵路的交換條文。根據(jù)這份密約，不僅使日本完全取代德國的權(quán)利，甚至還超出德國的舊有權(quán)利。北京政府急于籌軍費，以鞏固加強自己的實力，指示駐日公使章宗祥秘密復照后藤新平，對日本政府這一提議表示“欣然同意”。這是日本政府繼向中國政府逼簽“二十一條”之后，以其政治貸款試圖控制北京政府的同時，打著“共同防御俄國革命”的幌子，與北京政府秘密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xié)定》中的一部分。段祺瑞與日本政府的這一秘密交易，事先被泄露出來，激起在日中國留學生的不滿和抗議，這一歷史事件，史稱“拒約運動”。

據(jù)雷震本人回憶，北京政府意欲簽下“秘密合同”的消息，在中國留學生中不脛而走，“立刻現(xiàn)出極度悲觀的騷動和不安”。曾琦(后為中國青年黨領(lǐng)袖，也是雷震好友之一)發(fā)起的“留日學生罷學歸國”行動，以及組織的“救國團”，得到眾多留日學生的響應，“此時無論是官費生抑或自費生，又無論是已經(jīng)入學或正準備入學的學生，都不能安心讀書，猶如滔天大禍快要臨頭似的。其悲慟的心情，正如喪考妣。大家不僅在私下談?wù)?，見面就問到事情發(fā)展到了什么地步，而且三三五五，到處集會，商討應付辦法。這樣或明或暗、半公半私的醞釀了兩個多星期之后，留日學生總會乃召集全體留學生大會，決議‘罷學歸國’，要求留日學生全體即日回國，以后不再留在日本讀書，表示要與日本斷絕文化的關(guān)系，以抗議日本的無理勒索”。

這一段記述，可見此事在當年留日學生內(nèi)心所帶來的極大震蕩，以及民族主義情緒適時發(fā)酵的真實一面。雷震置身其中，不可能不受到影響，他不僅將一年多來添置的書籍、桌椅、和服以及日常生活用品統(tǒng)統(tǒng)賣掉，還發(fā)誓再也不愿在日本這個蠻橫無理的國家讀書。這次“罷學歸國”行動，就雷震個人而言，與當年在湖州自發(fā)地反對“二十一條”抵制日貨活動有所不同，因為幕后策劃者，仍是“中華革命黨”東京支部，雷震當時“像發(fā)了狂的瘋子一樣，只想到如何完成我擔負的任務(wù)，每日到各處宿舍找同學們談話，傳達留學生總會的意旨(黨部未公開露面)，好像多能回國一人，我就多一份光榮似的，我對國家就多一份功勞似的”。

作為一次有組織、有策劃的“罷學歸國”行動，不免蒙上一層人為的政治陰影，在當時，并非人人都自愿“罷學回國”。當時青年周恩來也在日本，他卻主張在日本就地組織某些反抗行動，可見有分歧或不同意見。不過，在一種普遍的激奮情緒之下，如若有人反對罷學或不愿歸國， 即會遭到某些激進者的“賣國賊”之辱罵，甚至還有“挨揍”的危險。一些學生甚至組織起“鐵血團”、“歸國隊”、“糾察組”等臨時性團體，在主體上以溫和方式勸導中國留學生回國，其中亦不乏脅迫之舉。

雷震決定回國前，去見當年的業(yè)師劉式玉。劉玉式見他執(zhí)意要放棄即將到來的考試，再三勸說“不必這樣興奮的自暴自棄，要冷靜些考慮考慮自己的前程，以免將來后悔莫及”。劉式玉是一位忠厚的大哥，當年與雷震等人結(jié)伴而來，在湖州城內(nèi)出發(fā)前，陳氏一再拜托他好好照料和看管雷震，以免不慎而誤入歧途。劉式玉盡自己的責任，好言相勸，無奈雷震在沖動之下而不知自抑，對劉式玉所說，大不謂然，甚至放言“年輕人應重信義，中途退縮，乃莫大之恥”！

1918年5月，雷震等人從東京乘夜車至神戶，轉(zhuǎn)乘“八幡丸”號輪船于下旬抵達上海。在虹口、匯山碼頭，分別受到先期返國留日學生的歡迎。雷震下榻在一個名為“振興”的小旅館，這是湖州人開辦的一家旅店。店老板十分熱情，尤其對日本歸來的同鄉(xiāng)店客，有所照顧，房價折扣優(yōu)惠。雷震當天就去已遷至上海辦公的留日學生總會報到，他以為回國之后，就可以投入到蓬勃興起的“反日救國”運動中去。

事實上，此次“罷學歸國”行動并不順利，北京段祺瑞政府根本不理睬留日學生歸國團提出的“拒約要求”。據(jù)1918年6月11日《民國日報》報道，段祺瑞接見留日學生代表，在會見時，“歸國團”團長王兆榮及代表團成員“聞其剛愎自用之言，乃知廢約之無望”。段祺瑞政府還接連發(fā)出訓令，要求歸國學生一律于6月中旬返日復課，并以開除學籍相威脅。如此意想不到的結(jié)局，使雷震深感一腔熱血，無地可灑，“一切與在日本的想象相去甚遠”。

“歸國團”第一批成員抵滬不久，創(chuàng)辦了一份《救國日報》，作為反對簽訂中日軍事協(xié)定的輿論陣地(1920年秋，在經(jīng)濟、政治雙重壓力之下，《救國日報》被迫?？?。雷震擔任發(fā)行之職，負責報紙的推銷工作。雷震本來就對上海社會不熟悉，更不懂報紙營銷，雖然干得十分賣力，卻不見效果，最后不得不感嘆道：“其他又無投效之事可做，真是‘盲人瞎騎馬，夜半臨深池’，簡直不曉得今后要怎么辦才好?！?sup>

“罷學歸國”學生的所有費用，均由個人自己承擔。除了路費等開銷之外，加上平日里的日常生活之需，雷震在日本變賣生活用品的錢款已所剩無幾，不僅旅館欠賬不能支付，最后連坐車子錢也沒有了。萬般無奈之下，雷震只好給母親陳氏寫了一封信。

陳氏做夢也沒有想到此時雷震竟然不在日本，而是已回國多時，在上海灘上賣什么報紙，且受困于小旅館之中。在此之前，雷震曾給她發(fā)來一函，述說自己正在發(fā)憤努力，將在這一年夏天投考第一高等學校特別預科，語氣中透著十足的信心。可眼下的情形，與所說竟是兩回事，陳氏不禁傷心至極。母親畢竟是母親，陳氏讓三兒用國帶上一百五十銀元，前往上海去尋找雷震，并傳達自己的意思，無論如何，必須回家一趟。從弟弟的口氣中，雷震深知母親的失望，不免悔意頓生。就這樣，雷震隨三弟回到了長興鄉(xiāng)下，度過了一段極為難堪而又失落的時光。雷震無法向前來探望的親朋至友解釋此次返國的真實原因；而當時，在政府與一般百姓眼中，民黨、國民黨、革命黨均為“亂黨”。就在前一年，雷震在湖州就讀時的好友韓裕峰從滬上返鄉(xiāng)，被誣為“亂黨”分子，竟被湖州鎮(zhèn)守使王桂林槍決。陳氏對此心有余悸，對誰也不敢吐露實情。

然而，天下沒有不透風的墻。兩星期之后，雷震在與友人一次相聚的酒席上，發(fā)現(xiàn)湖州鎮(zhèn)守使署的兩名暗探正在門外監(jiān)視。他們不知從何處得知雷震此次回國，乃因反對“膠濟鐵路密約”，參加罷學行動，疑與亂黨有關(guān)，只是一時無真憑實據(jù)，無法下手。未幾，發(fā)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雷震堂兄子才與湖州鎮(zhèn)守使署密探朱阿二為一名土娼式女子爭風吃醋打架被拘，被誣為“亂黨嫌疑分子，拒捕行兇”。根據(jù)他的口供，湖州鎮(zhèn)守使署確認雷震是反對北京政府、罷學回國的激進分子，立即派出若干密探前去捉人。

這一天，雷震正好前往表叔丁鶴人家中做客，所幸不在。陳氏面對湖州密探的盤問，鎮(zhèn)定自若，一再聲稱雷震前幾日就去了上海，此時或已回到日本。陳氏并解釋說雷震此次返鄉(xiāng)，不過是暑期例行省親而已，與罷學無任何關(guān)系。陳氏一邊與密探周旋，一邊暗中差人通知雷震，讓他速往附近親戚家中暫避。夜半時分，雷震來到一位親戚家中，當親戚問明真相，十分害怕。將雷震藏匿在后閣樓上，連大小便都不讓他下來。彼時容留亂黨分子在家，輕則受到處罰，重則株連九族。雷震在后閣樓上待了兩天，實在不堪忍受，差人通知母親說要離開這里，陳氏只好同意雷震前往蘇州吳縣渡村鎮(zhèn)姑夫那里再避一些時日。

吳縣渡村鎮(zhèn)距蘇州城約六十華里?？拷赐ド剑瑥奶K州前往乘木船一日即可到達。姑夫沈文卿在小溪口種過雷家的田，光緒三十一年遷至渡村鎮(zhèn)，與雷震已有十三年沒有見過面。雷震的突然到來，沈文卿不免感到詫異，卻也料到其中必有原委。沈文卿并沒有深問，而是濃酒醇茶以待，二人相與笑樂。雷震在沈文卿家大約住了半月，又應遠門親戚敖云翹先生之邀前往蘇州小住。雷震有一遠房侄女嫁給敖先生之子為妻，平添了一門親戚關(guān)系。敖先生家居蘇州城內(nèi)，得此之便，一生喜山樂水的雷震盡情游覽各處名勝，許多景點不止去了一次。他還將“天堂”中的蘇杭作了一次生動的比較：杭州西子湖邊，風景秀麗，山水明媚，引人入勝，處處生機盎然；蘇州名勝古跡，處處可見衰頹老舊的模樣，一如大家庭門道敗落之氣象，與《紅樓夢》后半部中的大觀園毫無二致。盡管如此，蘇州人聲鼎沸的茶樓仍給雷震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在蘇州這段期間，約摸有兩個月，雨天無處可游則常至茶樓品茗，分享蘇州人的樂趣。敖親家最喜歡上茶館，幾乎天天非去不可。他到的那些地方，可以碰上舊雨新知，談天說地，打聽消息；而我可以到茶館看看報紙，了解內(nèi)外大事。蘇州茶館之大而且多，在中國則是鼎鼎有名的。蘇州人上茶館，似乎等于每日經(jīng)常工作之一。早晨起來跑到茶館找朋友聊天。泡上了一碗茶可以過上一天，隨到隨吃，走時關(guān)照一聲，堂倌自會收留，用不著另外花錢。所以茶館也者，乃是蘇州人交際應酬、呼朋會友、商場交易和消閑休息的場所。就是游覽名勝古跡，也還離不開吃茶一事，不論虎丘或留園，隨地都設(shè)有茶樓、茶亭，高檔的或簡單的，游客游畢一地時，必定坐下來吃茶休息。這確比喝汽水有味道得多。

在一種悠閑而又頗為失落的心境中，雷震似乎忘記了自己是湖州鎮(zhèn)守使署欲以捉拿的“亂黨嫌疑犯”。但在夜靜更深時，他還是想到了母親的某種擔憂和失望，雖然也知道，母親并不會認為自己做錯了什么，但此次輕率“罷學返國”無異于一種荒棄學業(yè)、浪擲光陰的幼稚行為。當年，家中谷賤傷農(nóng)，收入卑微，母親為了讓自己出國留學不惜舉債度日，不知耗盡多少心血。想到這里，雷震決定給母親寫信，說想返回日本繼續(xù)求讀，“此番前去一定可以考上官費學?！保栀M用已不會太多，請母親趕緊籌措，并由此下了決心，“今后不再盲目參加學生救國運動，必須好好的多念一點書，求一點有用的知識，俾使他日可以自立于社會，以免依賴社會或貽害社會……國者人之聚，個人如能自立，也就是對國家、對社會有貢獻的地方。而一個人必須具備有淵博的知識，和高遠的學問，而后才能自立，才能有所貢獻。蓋讀書求知即所以救國，尤其是在科學昌明的時代，‘知識即權(quán)力’……”

有了這一番切身感悟，雷震對以后的政治活動，抱以疏離的態(tài)度，對他而言，這很現(xiàn)實。這一年12月，陳氏將稻谷加工成大米出售變作川資和學費，然后攜帶錢款、衣物、書籍等，與雷震從蘇州一同趕往上海。雷震再次赴日本留學，中國學生“特別預科”考試早與他擦肩而過，只能等待來年7月的又一次考試。近半年的從事“政治活動”，原先預習的許多功課多有丟失，必須從頭至尾再溫習一遍，“每晚常常讀到夜半更深，甚至次晨一二時左右就寢，早晨不到六時又起床，每晚僅睡四五個鐘頭。這樣繼續(xù)準備了四個多月，不料在入學考試之前一個月，忽然頭部劇痛，眼睛昏花，彎腰時眼中發(fā)黑，星火迸發(fā)，口中干燥無味”，就是在這種緊張、自律開快車的苦讀中，困擾雷震一生的失眠癥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