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24日，蕭克將軍在北京逝世，享年102歲。彈指間，五六年就過去了。五六年來，我常常想起這位和藹的老將軍；讀書看報，只要“蕭克”兩個字映入眼簾，常常要沉思片刻。這樣說，并不表明我和這位老將軍有多么熟悉多么親近——我不敢“謬托知己”，實際上我跟他只是有過幾面之緣，幾次聆聽過他的教誨而已。

但，我的確經(jīng)常想起他。關注他，是對他參與的或者主動推動的那一段歷史充滿了敬意；關注他，是因為他曾經(jīng)是我的間接領導，感受過他實事求是、勇于擔當?shù)钠返?；關注他，是因為他的教誨至今仍然是我工作和研究所奉行的信條。

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將軍

美國記者尼姆·韋爾斯給蕭克一個“軍人學者”的稱呼，“因為他有著許多精確的事實和數(shù)字”。美國記者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稱蕭克是“一個善于思考、有學者風度的人”。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稱蕭克“思維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銳，蘊藏著一種令人生畏的力量”。無論哪一種評價，都說明一個事實，蕭克將軍是軍中少有的文人將軍。

我“印象”中的蕭克，也是從這樣可以被描繪的圖像開始的。記得蕭克這個名字是從《紅旗飄飄》中“飄”來的。那時，關于長征的宏大敘事是青春男兒的一劑成長猛藥，走過這段路程的人都是我們心目中的英雄，而《紅旗飄飄》系列出版物曾經(jīng)有很多關于長征的回憶錄，蕭克就在其中。今天，我已經(jīng)記不清蕭克的回憶錄標題是什么，但清楚記得標題是手寫體——好像張愛萍將軍也是用的手寫體。能有這樣清晰的記憶，是因為正在青春豪放之際，蕭克的字體透著一種不備馬鞍就旅行的狂放，張愛萍的字也大致如此，我臨摹了好多次。在回憶錄中，蕭克談到自己早年練過書法，也談他在長征寫詩的經(jīng)歷，一派革命的豪邁。

后來才知道，在1955年授銜的開國將帥中，很多人都是在革命軍隊中才開始學習文化的，而蕭克在加入隊伍之前就能詩善書，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儒將。蕭克不僅愛看書，對文學創(chuàng)作也一直非常有興趣。紅軍時期，蕭克在湘贛根據(jù)地寫過白話詩、小故事等，發(fā)表在根據(jù)地的報刊上。即使在長征途中，詩情也與硝煙相伴隨，沒有畫意但也有一種硬氣。

蕭克后來果然成了作家。1988年，蕭克寫的長篇小說《浴血羅霄》出版。雖然文壇經(jīng)歷了“傷痕文學”、“尋根文學”等等掙扎之后，一步一步地在掙脫革命話語體系的羈絆，關于革命英雄主義的題材已經(jīng)逐漸被邊緣，但蕭克這部小說還是引起了一些轟動。我記得先是在廣播里聽到章節(jié)連播才去買小說讀的。那時，廣播似乎是我們這樣的孩子與書連接的唯一有效通道。廣播里演播什么小說，我們就去追什么小說。

蕭克在接受訪談時說，創(chuàng)作《浴血羅霄》的背景，要從一本蘇聯(lián)小說《鐵流》說起。西安事變后，蕭克讀了蘇聯(lián)小說《鐵流》，書中講述的俄國工農(nóng)武裝隊伍的故事及所塑造的紅軍指戰(zhàn)員的英雄形象，都讓他激動不已。蕭克想到，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規(guī)模比俄國大，時間比俄國長，應該寫出中國的《鐵流》。經(jīng)過構思，他決定以第四次反“圍剿”時期羅霄山脈紅軍一支小游擊隊伍的成長歷程為故事主線，展現(xiàn)中國革命力量的興起。從1937年5月動筆到1939年10月完稿，蕭克寫出了長達40萬字的小說初稿。在隨后的四五年中，他先后做了三次大修改，多次小修改。此后，就一直保存在箱子里。

1958年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蕭克受到錯誤批判。為了尋找批判他的材料，這部塵封的書稿被翻騰出來，裝訂成三冊，“內(nèi)部”傳看，還附上“供批判用”的字樣。得到這個“善本”，當時他心里真是高興，就把原來的草稿扔進了火爐?！拔母铩睍r，蕭克和他的小說又一次在劫難逃。為了批判他，造反派又將書稿拿去油印了數(shù)百冊。所以，有人開玩笑說，這是全國唯一一本還沒正式出版就被油印了兩次的小說。

1985年底，蕭克從解放軍軍事學院院長的職位上退下來時，曾作詩自嘆：“既感事太多，尤嘆時間少。雖老不知疲，愈老愈難了?！边@“難了”之事，指的便是這部命途多舛的小說。于是，蕭克開始修改小說。1988年建軍節(jié)前夕，小說出版。蕭克也從一個30歲的青年，變成了81歲的老人。

1991年，《浴血羅霄》獲得“茅盾文學獎”。蕭克的履歷上又添了一條：在眾多的開國將軍中，他是唯一寫過長篇小說并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將軍。

關于長征中的事

不過，在當年讀《紅旗飄飄》回憶錄時，我們還不知道欣賞蕭克或者其他回憶者的文筆，我們的關注點在“排座次”，按照這些回憶錄來排每一個人的座次——從軍團級開始排起，一直排到連級干部；排每個人所經(jīng)歷的戰(zhàn)爭——是不是走完了整個長征。排來排去，我們發(fā)現(xiàn)，蕭克25歲當軍長，27歲任紅六軍團軍團長，應該是長征隊伍中最年輕的一個“大官”。

后來，我有機會跟蕭老聊天的時候，我特意說到了年輕時小伙伴們這樣的座次排比，老人哈哈大笑。當然，話題說到長征，老人興致勃勃地說：其實，當年紅六軍團長征的時間比別的軍團早，是在1934年8月上旬，而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的時間是在這一年的10月。后來才知道，當時，由于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接連失利，中央決定紅六軍團和紅七軍團分別西征和北上，目的分別是探路和引敵，是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偵察、探路的先遣隊。

話題又轉到我提到的“排座次”，蕭老很嚴肅地講到一件歷史：關于林彪的官銜問題?！拔母铩敝校瑸榱恕傲指敝飨崩^位的合法性，宣傳中把“朱毛會師”改為毛與林在井岡山會師——連我這樣的小孩也都知道。蕭老認為，應該尊重歷史事實，絕不能人云亦云。偶爾有人前來調(diào)查井岡山會師的情況，蕭克也只是說及朱德、陳毅與毛澤東會師，根本不提林彪。有人善意地提醒他說，還有林彪。蕭老回答說：“林彪?yún)⒓恿四喜鹆x，但不是南昌起義的領導人。那時像林彪這一級干部多得很。”意思是林彪排不上“座次”的。

說這話的時候是在“文革”，是舉國皆知的“林副統(tǒng)帥”如日中天之際。而此時，因1958年的所謂軍內(nèi)“反教條主義”遭批判，蕭克早已在軍中靠邊站，因“文革”風云又處境艱難，蕭克采取這樣的態(tài)度，是要冒著極大風險的。但是，思想者的“膽識”，讓他將這種風險置之度外。

但是，在1971年林彪出事后，1973年批判“林彪反黨集團”時，中央批發(fā)的材料中，有的說林彪在南昌起義時還是見習排長。蕭克將軍卻認為這樣說不符合歷史事實。他對來訪者談及這一情況時說，1927年5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蔣先云犧牲后，干部調(diào)整時，林彪即升為連長了。他還給北伐時期曾與林彪一起工作的覃士冕打電話，覃證實了他的記憶。為此，他特意要求從事黨史教學的同志在講課中予以糾正。而斯時，林彪已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林賊”，一些人躲避都來不及，蕭克將軍居然這樣“往上靠”。

1996年，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舉行《長征·世紀豐碑》系列活動，蕭老應邀為《長征大事典》寫序。他在《序》中再一次講到這段歷史。他寫道：

記得70年代初，我有幸去井岡山，正遇上兩個縣的同志在爭論一個問題，即毛澤東在何時、何地任命林彪當團長。甲說在甲縣，乙說在乙縣。雙方爭論不休，雖然沒有說明爭論的目的，根據(jù)當時的歷史背景，大概不外是爭點“光”吧。

同是這個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說他是南昌起義的正確代表，說他是湘南起義部隊到井岡山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的代表。而摔死后，則連他在南昌起義時的連長職務也“貶值”了，改成為見習排長了。

接著，蕭老嚴肅指出：“歷史就是歷史，不能人為地歪曲事實。真理只有一個，是不能以某種‘政治上的需要’來改變的。有些同志喜歡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歪曲事實”?！斑@很不好”，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tài)度”。

蕭老一直主張研究歷史“不唯上，不唯親，不唯權勢”。他說：“歷史的事實是最大的權威?！薄案銡v史研究的同志必須‘求實存真’，不能作違心之論?！?/p>

1991年5月，“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成立大會。居中為蕭克將軍，二排右四為杜導正。

蕭克談毛澤東

1990年，時任中顧委常委的蕭克將軍參與發(fā)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8月經(jīng)民政部批準注冊之后，蕭老就積極倡導創(chuàng)辦一個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弘揚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以史為鑒、以史資治的刊物，并親自督促辦理有關審批手續(xù)。11月25日，他在關于創(chuàng)辦《炎黃春秋》的申請報告上批示：“同意。最好快點辦理。”

熟知蕭克將軍經(jīng)歷和秉性的人都知道這幾個字的分量，大家以將士請戰(zhàn)、受命的心情“快點辦理”。1991年3月完成正式出版的審批手續(xù)；當月通過《炎黃春秋雜志社試行方案》；4月1日，全體工作人員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宮院內(nèi)集中辦公；7月1日，第一期刊物面世。

草創(chuàng)時期的雜志社，租用的是一家招待所坐西向東的幾間平房，“化緣”來的幾張桌子有的還殘留著“文革”時寫大字報的痕跡。簡陋的辦公室剛剛布置好，蕭老就親自來視察。他說，辦公條件艱苦一點，但還是比延安要好多了。他笑著說：“這比當年住窯洞好多了，窯洞里能培養(yǎng)革命干部，你們在這里也能辦好雜志。”

社長杜導正將大家一一介紹給蕭老，蕭老專注地聽著，他既關心著大家的工作，又關心著大家的生活。談話中洋溢著領導對部屬的關懷，長者對晚輩的關愛。

兩個月后，副社長宋文茂前往蕭老住所請示工作時，蕭老還特別囑咐說：“雜志社來了新同志，一定領他們到我這里來。哪能有連長不認識他的排長、班長，班長不認識他的兵的道理呢？”他還特別說：“下午三點到晚上十一點的時間，只要我沒有特殊的事，都歡迎大家來。”

蕭克和杜導正為《炎黃春秋》確定了宗旨，杜導正在蕭克的支持下主持雜志社工作。圖為二人合影。

因為有蕭老這“命令”在，我在1994年年初進入雜志社工作時，拜見蕭老就成為一道例行手續(xù)。

蕭老的家在西城區(qū)的一條胡同內(nèi)，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進院后，便來到他的辦公室。雖然是寒冬季節(jié)，但辦公室內(nèi)點綴的綠色植物，有一種融融的暖意。給來訪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一排偌大的筆架，粗細不同的毛筆懸垂在筆架上，像隊伍整齊、紀律嚴整的士兵，意境獨特。

照例的寒暄過后，我就和老人聊到當年讀《紅旗飄飄》的事情。關于長征和林彪的話題后，我不知深淺地問到另一個問題：我聽說關于您，毛澤東有過這樣的話：“××是好人犯錯誤，蕭克是壞人干壞事”，確切否？

蕭老似乎陷入了沉思。他避開我的問題，談到和毛澤東關系的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他投毛澤東反對票。

1929年6月，紅四軍召開第七次黨的代表大會。按照那時的慣例，紅四軍每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一項重要的議程是重新選舉軍黨委和軍委書記。在這次選舉軍委書記時，代表們要從兩個候選人中選一個，即在毛澤東和陳毅之間選擇。蕭克把票投給了陳毅，大多數(shù)代表也都投了陳毅的票，而只有林彪等少數(shù)幾個人投了毛澤東的票，毛澤東落選了！陳毅接替毛澤東擔任軍委書記。毛澤東則到漳州“養(yǎng)病”去了。

陳毅當選后，就化裝繞道香港去上海，向中央軍委匯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情況。當時，周恩來任中央軍委書記。周聽了陳毅的匯報后，指示陳毅一定要把毛澤東請回來。根據(jù)周的指示，陳毅又化裝成商人，幾經(jīng)周折，請回了毛澤東。1929年12月，紅四軍在福建古田召開了第九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報告，并根據(jù)這個報告做出了決議——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毛澤東又恢復了在紅四軍的領導職務。

第二件事，是蕭克在“文革”中和毛澤東見面的情形。那是1968年“五一”勞動節(jié)，蕭克在天安門城樓上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回憶起了與蕭克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他緊緊握住蕭克的手說：“我們是在龍溪洞見面的，那時候，你們有多少人？多少槍？”蕭克回答說：“男女老少加在一起，有五六百人，六七十條槍，300多桿梭標?！泵飨牶蟾锌卣f：“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后來，我看蕭老的回憶錄以及別人的回憶錄，講到不少蕭克和毛澤東的關系的事情?？墒牵谀翘?，蕭老獨獨只講到這兩件事，我一直琢磨不透為什么。想起來，我當時問這樣的問題肯定非常唐突，所以，后來我也沒有敢再問蕭老。

1958年，軍隊開展了一場所謂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劉伯承、蕭克以及粟裕等一批將領被整肅。現(xiàn)在知道，這場運動是毛澤東支持發(fā)動的。為何將蕭克列為批判的靶子？我后來也問過蕭老，蕭老沒有多說。他只是談到了在那場批判運動中遭殃的粟裕。他說，粟裕的平反非常艱難，應該說，中央到現(xiàn)在也沒有一個正式的結論性的東西出來，這對于粟裕這樣一位對中國革命和事業(yè)有大貢獻的人來說，是不公平的。你要記住，將來有機會，雜志應該寫文章來說說這件事。

2003年，在粟裕去世20周年即將來臨之際，我去采訪了粟裕的夫人楚青，寫出了一篇《粟裕平反的曲折歷程——訪粟裕夫人楚青》，在2004年第一期雜志上頭條發(fā)表，算是執(zhí)行了蕭老的“命令”。

不過，蕭老的命運我一直很關注。我也草草地梳理過他的歷史軌跡，希求從中能得到點什么。27歲，蕭老就是紅六軍團軍團長，但此后他的命運卻跌宕起伏得有些莫名其妙，疑似于“自由落體”：六軍團跟二軍團會師以后，他受賀龍和任弼時領導，成為副手；長征到陜北之后，他卻離開六軍團，被調(diào)到30軍當軍長；紅軍改編成八路軍的時候，他到120師當副師長；解放戰(zhàn)爭期間，他是晉察冀軍區(qū)副司令員，親自指揮的戰(zhàn)役很少。作為一名老資格的戰(zhàn)將，這種種的無法獨當一面的局面，顯然是令人遺憾的。

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揣測，我不知道蕭老是否這樣看。

擬定“求實存真”的辦刊原則

《炎黃春秋》辦刊宗旨的確立，與蕭克將軍是分不開的。自刊物醞釀到問世后，蕭老最關心的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質量?！堆S春秋》以主要篇幅記述重要的歷史人物和重大歷史事件，蕭老便把“求實存真”四個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賞東漢哲學家王充的兩句話：譽人不增其美，毀人不益其惡。換成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寫好人好事，要寫得適當，不要再去涂粉；講壞人，講敵人，也不能講過（頭）。1996年7月，《炎黃春秋》創(chuàng)刊五周年紀念，蕭克將軍又把王充的話題字贈我們，以資告誡和勉勵。

但是，現(xiàn)實是歷史研究中仍然殘存著的非科學的條條框框，束縛著人們的手腳。對一些因國家威權史觀的需要而扭曲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要想“求實存真”并不那么容易。有時候，編者難免會產(chǎn)生敢不敢、要不要講真話的困惑。當我們向蕭克將軍傾訴這種困惑時，從他那里我們總是得到鼓勵。這種鼓勵，不但使我們的困惑迎刃而解，而且也增強了突破各種束縛的信心。更為可貴的是，蕭克將軍不但給予我們鼓勵，而且決絕地為刊物發(fā)表的文章承擔責任。

1989年，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后，因為種種人為的因素，報刊上對于這位對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做出過巨大貢獻的領導人，一直緘口不言。對于這種非科學的歷史態(tài)度，我們一直想做點什么。1994年，在胡耀邦逝世5周年之際，我們在封三發(fā)表了一首悼念耀邦的白話詩。盡管很不正規(guī)，但在當時是一個重要的突破。這一突破，自然引起了有關方面的注意，并要求我們停止發(fā)行這一期雜志。我們向蕭克將軍匯報后，他對有關方面抹殺歷史真相的做法表示強烈的不滿。他鼓勵我們說，雜志做得對，不要驚慌，如果有人怪罪下來，就說是我蕭克的主意。把我的電話號碼告訴他們，讓他們給我打電話。

蕭克將軍那種淡定和從容的神態(tài)，使我們受到鼓舞和激勵的同時，也深深地體會到這位文人將軍捍衛(wèi)“求實存真”這一原則的決心。

對于《炎黃春秋》的老讀者來說，都有這樣一個感受：雜志自創(chuàng)刊之日起，陸續(xù)對被扭曲的歷史問題進行撥亂反正。陳獨秀、李立三、托派問題、富田事變等等，這些因為國家威權史觀的需要而被遮掩的歷史，都在雜志上陸續(xù)有所正本清源。這與蕭克將軍的指導是分不開的。

即以對陳獨秀的研究而言，雜志陸續(xù)發(fā)表了多篇有關陳獨秀的研究文章，本著“求實存真”的原則，恢復陳獨秀在歷史上的本來面目。這是蕭克將軍對這一問題思考的一種體現(xiàn)。

早在1978年審讀《南昌起義初稿》時，蕭老對作者在當時歷史情況下所批評陳獨秀主張取消主義，搞議會斗爭的說法，就予以糾正。他說：“陳獨秀是1928年才發(fā)展到取消主義，當時還沒有主張搞議會斗爭。唯物主義，對敵人也不能多講、講過（頭），對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實事求是，反映事物本來面目?！?/p>

1981年8月，蕭克將軍在紀念中共建黨60周年的一次學術討論會上就說過這樣一段話：

陳獨秀問題，過去是禁區(qū)，現(xiàn)在是半禁區(qū)，說是半禁區(qū)，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觸了，但不全面，也還不深入，大概還有顧慮。這個問題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澤東同志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和李大釗等把當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先進青年“集合起來，……創(chuàng)造了黨，有功勞”?！皩砦覀冃拗袊鴼v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周恩來同志也說：“陳獨秀創(chuàng)黨有功”。我想，對于這樣光輝時代的“總司令”和創(chuàng)造了黨有功的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及開除出黨后搞了托陳取消派，也應該全面研究。

蕭老在談了這段話之后，毫不含糊地說，“不認真研究陳獨秀，將來寫黨史會有片面性”；他明確批評，從紀錄片《先驅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和創(chuàng)黨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陳北李（大釗）”之說才是“合乎歷史事實的定論”。

基于這樣的認識，蕭老在1993年欣然為《陳獨秀詩集》作序，并對該詩集的幾位編注者說：“只有忠于史實，才能忠于真理?！?/p>

蕭克這篇序言（見《炎黃春秋》1994年6月號），是較早的一篇對陳獨秀做出公正評價并倡導史學工作者對這一歷史人物進行深入研究的文章。蕭老開風氣之先的文章，極大地鼓舞了作者和編者，隨后，《炎黃春秋》連續(xù)編發(fā)了幾篇有關實事求是地研究陳獨秀的文章。

蕭老非常關注對張聞天的研究。1995年年初，蕭老接到張聞天夫人劉英寄送的《張聞天傳》的征求意見稿。他認真地看了18章以后的大部分章節(jié)后，給劉英回信，認為應該宣傳張聞天。這年5月，在一次籌備抗戰(zhàn)勝利50周年紀念的會議上，蕭老特意跟我說，雜志要圍繞著張聞天組一些稿子，這是一位在歷史上受了委屈的同志，我們不能忘記他在歷史上的偉大功績，并把他4月11日給劉英回信的復印件給了我。

這封信我至今保留著。我不知道蕭老的書中是否收入這封信。這里把這封信公布出來，也可以為研究蕭老和張聞天提供一點材料。

蕭克寫給張聞天夫人劉英的信

劉英同志：您好！來信及書都收到。早收到的張聞天傳，自18章以后大部分都看了。我又從別書報上看到他在六中全會時期寫的論待人接物問題（六中全會結束時看過，感到很值得讀。延安整風，又受到批評，甚至近乎誹謗，所以前兩年又看一遍，也很有教益）。七八年前接到您贈給我和先佛的《回憶張聞天》，當時選讀了一些，回想起他以前廬山會議上的發(fā)言等文章，寫了一首感懷詩：

斯人斯文

畢生揮翰談麗珠，學貫中西智若愚。

秘密公開皆得道，外交國策具深謨。

廬山迷霧已清覽，法劍神壇早嗚呼。

喜見遺文多宏論，斯人去矣奈何如。

我詩雖然不好，也表現(xiàn)我對這位老同志看法和身后的感慨。再見。敬禮

蕭克

1995年4月11日

接到蕭老的命令，我當然積極去組稿。后來，我找到了張聞天傳記組的負責人張培森約稿。他陸續(xù)地給我寫出了七八篇文章，對廓清張聞天研究中的迷霧，有開拓之功，也因此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推動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

在與蕭克的接觸中，我體會到，他不僅以“求實存真”的原則指導《炎黃春秋》，而且，在黨史、軍史的研究中，也一直倡導著這一原則，以“歷史事實是最大的權威”，來推動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

蕭克1926年即參加國民革命軍，此后歷經(jīng)北伐戰(zhàn)爭和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在二萬五千里長征中擔任軍團長職務與方面軍領導職務。1949年后，多年擔任軍隊的領導職務?？梢哉f，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他基本上是親歷者，也是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參與者、謀劃者。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風云的變幻，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有些也成為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一些重大歷史事件或重要歷史人物的作為被扭曲。對此，蕭老一直持不同的觀點。

1977年后，蕭老回到軍中，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并兼任軍事科學院院長。在那個乍暖還寒的時節(jié)，他義無反顧地推動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他不僅對我們雜志社的編輯談起過這些往事，而在他的鼓勵下為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秉筆直書的學者們，也在文章中有所披露。

“百團大戰(zhàn)”，是彭德懷指揮的一場戰(zhàn)役，也是中共歷史上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對于這一歷史事件的評定，至今也不能說塵埃落定。在延安時，百團大戰(zhàn)結束后，毛澤東曾給彭賀電，但1945年延安召開的華北座談會上，有些與會者卻質疑這一戰(zhàn)役的貢獻，到1959年彭老總落難后，這一歷史事件被全面歪曲。1978年秋季，為了推動對這一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給彭德懷平反，唐棣華（黃克誠的夫人）擬在她所主持的《近代史研究》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彭德懷自述”中的部分內(nèi)容，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百團大戰(zhàn)。為了配合“彭德懷自述”的發(fā)表，想請人寫一篇介紹百團大戰(zhàn)情況的文章，但很多人心有余悸，不敢承擔這一任務。唐棣華找到軍事科學院的蔣杰先生后，蔣杰雖然答應了，但卻招來了校政治部一位主任的勸阻。為此，蔣杰向蕭克請示。蕭克明確說：你是搞黨史的，人家找上門來，你應該寫，怕什么，我支持你寫。為了幫助蔣寫好文章，他主動介紹1945年七大前后華北工作座談會的情況，他說當時批評百團大戰(zhàn)最積極的，軍隊是朱瑞和林彪二人，聶榮臻沉默不語，似不贊同。彭德懷因受批判，七大的選票大大減少。

初稿寫出后，蕭克親自修改，在結束語中他加了一段：

從當時我軍在敵后處于戰(zhàn)略防御階段來說，百團大戰(zhàn)采取全面進攻戰(zhàn)略態(tài)勢，軍事上是早產(chǎn)的，政治上是有錯誤的。但不能說是流產(chǎn)，更不能說是投降主義的產(chǎn)物。也不能否認在戰(zhàn)役戰(zhàn)斗上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以及對全國戰(zhàn)局有一定的影響和提高我黨我軍聲威的重大意義。從理論上說，在敵后處于防御階段不應舉行戰(zhàn)略進攻，這一般是指全面的戰(zhàn)略行動而言，但從各戰(zhàn)略區(qū)甚至較少方向，可以抓住適當時機舉行區(qū)域性的戰(zhàn)略進攻，這是許可的，也是可以成功的。

這段話對這篇文章具有畫龍點睛的作用。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后，引起了極大的反響。對撥亂反正，正確評價百團大戰(zhàn)問題起了積極作用。

而熟知黨史和軍史的學者都知道，彭德懷和蕭克在1958年曾經(jīng)是那樣地“對陣”過。

1958年，那一場反教條主義斗爭的風波中，令人震驚地在軍內(nèi)高層揪出了一個所謂“以蕭克為主帥、李達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和高中級干部被打成“反黨分子”，包括劉伯承在內(nèi)的一批軍中將帥受到錯誤批判和處理：劉伯承元帥被迫辭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主管全軍軍事訓練和院校工作的解放軍訓練總監(jiān)部被撤銷，蕭克上將、李達上將被免去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jiān)部部長、副部長的職務，調(diào)出軍隊；陳伯鈞上將、宋時輪上將、郭天民上將等也都受到嚴厲批判。這場斗爭使新中國成立后剛剛起步的軍隊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建設進程受到嚴重挫折，極大地破壞了軍隊訓練和院校教學工作，并且給以后的軍隊建設工作造成了長期的惡劣影響。而這場斗爭的主持者，就是彭德懷老總。

“文革”結束以后，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斗爭被黨中央否定，受這場錯誤批判牽連的同志逐步得到了平反，這樁公案得以澄清。而蕭克對彭老總當年特殊背景下的作為也從不掛懷。他曾經(jīng)對我們講過有關彭老總對這件事的看法。他說：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動，還在“文革”前，彭總被“罷官”后，曾囑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革”結束后，彭起超找到我家對我說，他伯伯要他向我轉達幾句話：“1958年的事，讓你們受苦了，對不起同志們??！”我聽了非常激動。彭老總不愧是一個真正的共產(chǎn)黨員，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他的話，既是自責，也是一個老革命家對黨內(nèi)斗爭這個問題的深刻思考。

而蕭克對待彭老總歷史評價所持的態(tài)度，同樣“也是一個老革命家對黨內(nèi)斗爭這個問題的深刻思考”。

一位謙遜的思想者

我前面幾次提到蕭克的“命令”，其實，蕭老是一位十分謙虛的長者。他身經(jīng)百戰(zhàn)，指揮過千軍萬馬，但對于我們——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和《炎黃春秋》雜志社的工作人員，即使布置工作，也從未有命令的口吻?！堆S春秋》的記者隨他出差，看他走到哪里都是詢問，傾聽；他出席各種學術研討會，需要講話時一定事前聽取有關同志特別是學者的意見，做認真的準備。蕭老講話，有話則長，無話則短，平實無華中常常透出令人吃驚的睿智。試舉幾例：

——文化不等于意識形態(tài)。紛繁復雜的文化現(xiàn)象，并不是只有階級內(nèi)容。文化形成比階級的形成早，“壽命”也比階級長，人類的全部文化是包括知識分子在內(nèi)的勞動人民以及統(tǒng)治階級中的開明人物的勤勞創(chuàng)造的，其中一部分如意識形態(tài)可能在歷史上曾經(jīng)屬于某一階級，但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它已成為人類既成的全部文化成就的一部分，不再是某一特定的階級所專有的了。

——誠然，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兩重性，即精華與糟粕并存。我理解，人們所說的“精華”，是傳統(tǒng)文化中對社會的進步、民族的振興起積極作用的部分，這是傳統(tǒng)文化的主體?！霸闫伞笔菍ι鐣M步、民族振興起阻礙作用的部分?！@里還強調(diào)指出的是，文化遺產(chǎn)中的“糟粕”和“精華”有時是很難一下子分清的。我還認為，文化現(xiàn)象不一定只有“精華”和“糟粕”非此即彼兩極。文化現(xiàn)象復雜得多，不能用形而上學的觀點來處理。（見《炎黃春秋》1994年5月號）

——中華文化的優(yōu)秀傳統(tǒng)中有一個“恕道”，就是以“推己及人”的精神去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記得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末期，當時中共中央書記張聞天同志同我說過，要重視這個“恕”字。要以“恕道”來解決民族和人民之間的矛盾?！袊貋碇v“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今天，大家都能“推己及人”，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就會形成一種人們之間互相支持的祥和氣氛。在黨內(nèi)，也利于民主集中制和優(yōu)良作風的發(fā)揚；在國家，能夠健全民主與法制，這樣，我們才能集中力量聚精會神地使我們的事業(yè)更加健康地向前發(fā)展。（見《炎黃春秋》1996年12月號）

1969年，蕭老被下放到江西永修云山國務院農(nóng)林部“五七”干校。“因禍得?！?，他在干校讀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不少著作，幫他“清理了時下流行的被顛倒的馬克思主義觀點”。當時，蕭老在讀馬恩列斯著作時，寫下了很多的眉批——他的心得體會。后來，我看到過蕭老的這些眉批，實在是驚嘆這位老人的讀書求甚解的精神。1996年7月是中國共產(chǎn)黨創(chuàng)建75周年，又恰恰是列寧《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發(fā)表的75周年，我們特請蕭老將1971年冬寫在列寧的《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書眉上的讀書筆記核校后發(fā)表。

2008年10月24日，蕭克去世。11月5日，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主持召開蕭老追思會?！堆S春秋》發(fā)表了由我執(zhí)筆、署名“本刊編輯部”的懷念文章：《蕭克與＜炎黃春秋＞》。

蕭老在筆記中稱贊列寧“最偉大最感人之處，就是他敢于公開承認十月革命四年來所犯的重大錯誤，深刻分析了錯誤的由來，并提出了切實措施堅決予以改正”。他說：“我重溫列寧這些論述，深深感到列寧無論什么時候，對革命事業(yè)和他所領導的黨和國家都極端認真負責，表現(xiàn)了一種真正的科學精神，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對的繼續(xù)做下去，錯的便承認錯誤，切實改正。”

列寧文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原打算（或許更確切些說，我們是沒有充分根據(jù)的假定）直接用無產(chǎn)階級國家的法令，在一個小農(nóng)國家里按共產(chǎn)主義原則來調(diào)整國家的生產(chǎn)和產(chǎn)品分配?，F(xiàn)實生活說明我們犯了錯誤。”

蕭老反復閱讀后寫道：

我認為，這句話非常重要。想在一個小農(nóng)國家里按共產(chǎn)主義原則來調(diào)整國家生產(chǎn)和產(chǎn)品分配，這是錯誤之一；想用熱情的浪潮來直接實現(xiàn)經(jīng)濟任務，這是錯誤之二；想直接用無產(chǎn)階級國家的法令來達到上述目的，這是錯誤之三。回顧我們自己有些年代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建設的實踐，這三條不值得我們特別認真地思考一番么？

讀了蕭老的這篇讀書筆記，聯(lián)想到1971年冬國家仍然嚴峻的政治、經(jīng)濟形勢，對于蕭老這一輩革命家的政治洞察力和治國安邦的遠見卓識，我們能不感嘆嗎？

人們常以“膽”、“識”來區(qū)分學者和思想者。有識無膽者，可成為學者，而有膽有識者，才能成為思想者。從蕭克對歷史問題的撥亂反正中所展現(xiàn)的膽識中，我們能深深體會到這一點。

如今，蕭老已經(jīng)去世六年了，《炎黃春秋》也走過23個年頭了；而我，也由蕭老眼中的“小編”變成新“小編”眼中的“老編”啦。隨著歲月的流逝，在自己從青年進入中年的流年中，對蕭老的話倒是慢慢有了更多的體會。這，也是我時常想起他老人家的一個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