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內(nèi)外交困的蔣介石

【金圓券風暴】

金圓券是民國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在中國大陸發(fā)行的一種貨幣。從1948年8月開始發(fā)行，至1949年7月停止流通，只使用了10個月左右，貶值卻超過兩萬倍。金圓券發(fā)行初期，政府以行政手段強迫民間以黃金、銀圓和外幣兌換；但由于沒有嚴守發(fā)行限額，造成惡性通脹，令民間經(jīng)濟陷入混亂。特別是城市的小、中產(chǎn)階級所受經(jīng)濟損失極巨，令國民黨失去原來最重要的支持者，這也是國民黨在國共內(nèi)戰(zhàn)中迅速垮臺的原因之一。

發(fā)行金圓券的目的是取代原來流通的法幣。法幣在1935年起由國民政府發(fā)行，抗戰(zhàn)期間由于財政支出增加大量發(fā)行。到了戰(zhàn)后，國民黨為支付與共產(chǎn)黨作戰(zhàn)的軍費，法幣的發(fā)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戰(zhàn)勝利時的5兆569億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間增加超過1000倍。在政府庫存黃金、外幣都沒有實質(zhì)增加的情況下，造成了民間的惡性通貨膨脹；甚至出現(xiàn)造紙廠以低面額的法幣作為造紙的原料獲利。8月8日，法幣美元匯率已達1100萬：1；以美元計算，通貨膨脹率每月達50%以上，民不聊生矣。

宋子文做行政院院長時，試圖以金融政策穩(wěn)定法幣，拋售庫存黃金購回法幣；不料卻造成有錢人大量囤積黃金的后果，法幣依舊狂貶。1948年5月行憲選舉后，由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院長，既無學歷又無文憑完全靠自修出身而又高足滿門的王云五為財政部部長，開始籌劃貨幣改革。同時，蔣介石安排原財政部部長、時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亦擬訂關于幣值改革的方案。俞鴻鈞組織的以中央銀行專家為主的起草班子，認為法幣不做根本性改革還可以維持一定時限的局面；如從根本上改革，那就會垮得更快。

俞鴻鈞班子擬訂的方案主要著眼于財政收入的增加和改善，建議仿照1937年用關金征收關稅的辦法，所有納稅款和外貿(mào)結(jié)匯均使用這種特殊貨幣，這樣不致隨法幣一起貶值，還可使財政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例從10%多增加到40%或50%。但蔣介石對此并不滿意，認為這樣不能收集舉國的金銀、外匯民間儲備以應付現(xiàn)實的困難局面。1948年7月29日，蔣介石在莫干山召開會議研究發(fā)行金圓券事宜，認為王云五所擬金圓券方案，設計挽救財政，收集金銀、外幣，管制物價，都是必要的措施。會上行政院院長翁文灝、外交部部長王世杰、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表示同意。

這次幣制改革是在極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除與會人員外，蔣介石僅找了前中國銀行總經(jīng)理、剛辭去中央銀行總裁的張嘉璈，另外由翁文灝在改革實施前幾天向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通報。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由翁文灝、王云五提出的貨幣改革方案。翁文灝于當天下午召開行政院會議，討論、通過幣制改革方案。當晚，根據(jù)行憲國大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賦予總統(tǒng)的緊急處分的特權，蔣介石以總統(tǒng)名義發(fā)布“財政經(jīng)濟緊急處分令”，全國廣播，并公布“金圓券發(fā)行法”，主要內(nèi)容為：

金圓券發(fā)行采用十足準備，其中必須有40%為黃金、白銀及外匯，其余以有價證券及政府指定的國有事業(yè)資產(chǎn)充當。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米（厘米即克），由中央銀行發(fā)行，發(fā)行總額定為20億元。金圓券1元折法幣300萬元，東北流通券30萬元，限期1948年12月20日以前收兌已發(fā)行的法幣及東北流通券，……臺灣省幣及新疆幣的處理辦法由行政院另定……

禁止私人持有黃金（1兩兌金圓券200元）、白銀（1兩兌金圓券3元）、銀幣（1元兌金圓券2元）、外匯（1美元兌金圓券4元）。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據(jù)此制定、頒布、實施了《人民所有金、銀和外幣處理辦法》。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包括法人）存放國外的外匯資產(chǎn)，違者予以制裁。全國物價及勞務價凍結(jié)在8月19日水平。

與此同時，蔣介石派出經(jīng)濟督導員到各大城市監(jiān)督金圓券的發(fā)行。其中上海作為全國金融中樞，由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擔任正督導員，蔣經(jīng)國為副督導員（8月21日就職，11月6日去職），實際負主要責任。

8月23日，金圓券發(fā)行，以5億美元等值的金銀外匯交中央銀行作為準備金（包括黃金253萬市兩，約值1.4億美元，其余為銀及外匯），發(fā)行上限為20億元。由于金圓券發(fā)行倉促，來不及印刷新鈔，就把庫存的廢券，即1945年由美國鈔票公司印的1元（蔣介石像）、5元及20元（林森像）、10元（蔣介石像）、兩種50元（孫中山及蔣介石像）及100元（蔣介石及林森像），1948年由國內(nèi)中央印刷廠印的5角，總共約20億元，正好用來當金圓券。

金圓券發(fā)行初期，在沒收法令的威脅下，大部分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民眾皆服從政令，將積蓄之金銀外幣兌換成金圓券。據(jù)9月5日蔣介石日記：“國家各銀行外匯皆已集存中央銀行，其總數(shù)約一億余美元。”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1948年11月16日向蔣介石報告收兌成績：黃金166.3萬兩，白銀（即銀塊）893.7萬元，銀圓2403.8萬元，美鈔4773.5萬元，港元8732.5萬元，合計折合1.9億美元。另據(jù)國民黨政府所公布的資料，中央銀行在上海一地就收兌了美鈔3400萬，取得黃金110萬兩及銀圓500萬塊，占全國70%左右。

然而，面對一個組織松懈又無效率的國民政府，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剛剛經(jīng)歷法幣巨貶，不是傻瓜，會為一紙命令老老實實地把金銀外幣全部上繳嗎？這搜刮的100多萬兩黃金（極可能低報）只是民間藏金的一小部分。連蔣介石都知道這一點，1948年11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下：“自金圓券以來，中小級人民，皆以其所藏金銀外鈔依法兌券表示其愛國……”但中小級人民所藏金銀畢竟是少數(shù)。

根據(jù)《中華民國人民存放國外外匯登記管理辦法》，人民（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社團）存放國外的外匯資產(chǎn)，均應在12月1日前向中央銀行或其他指定銀行申報登記。上海銀行公會商定按照各行實力湊足1000萬美元，以應付了事。蔣介石大為不滿，在1948年9月6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總理紀念周會議上，斥責上海這些商業(yè)銀行領頭人物，不遵守法令將全部外匯資產(chǎn)（估計有3億美元）向中央銀行申報登記，想以湊集1000萬美元敷衍了事，仍如過去二三十年前，只愛金錢，只知自己，不知民生，藐視法令，妄知大義；限他們本周三之前將所有外匯向中央銀行登記，并派蔣經(jīng)國去上海督辦。

與此同時，中華民國政府試圖凍結(jié)物價，以法令強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價供應貨物，禁止抬價或囤積。而資本家在政府的壓力下，雖然不愿，亦被迫將部分資產(chǎn)兌成金圓券。在上海，躊躇滿志的蔣經(jīng)國共召集了兩萬多名上海青年人，參加“打老虎”行動，在街頭宣傳揭發(fā)囤積販子的要領，還到各公司、商號舉辦貨品稽查，可謂轟轟烈烈，最終將部分不從政令的資本家收押入獄以至槍斃，來殺一儆百。“9月4日：蔣經(jīng)國將滬上最大紗廠榮鴻元與杜月笙之子等拿交法庭，可謂雷厲風行?！保?948年9月至12月蔣介石日記摘要）蔣經(jīng)國在上海嚴厲“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對金圓券的信心。

然而有一則消息，杜月笙長孫杜順安口述的《我的祖父杜月笙》談到，在蔣經(jīng)國上海經(jīng)濟管制期間，其三叔杜維屏以囤積罪被抓，而杜維屏并沒有做囤積居奇的事，蔣經(jīng)國抓他是殺雞儆猴。若干年后，杜月笙長子杜維藩與杜順安等家人，在臺北市長安東路一家廣東燒臘餐廳吃飯，剛好蔣經(jīng)國也在那里用膳。蔣經(jīng)國看到他們后，馬上走了過來，坐在杜維藩旁邊，用上海話說：“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

中央銀行收兌人民持有金銀的期限原來規(guī)定是9月底，結(jié)果卻延期一個月到10月底，這使金圓券信譽破產(chǎn)。從9月30日到10月7日，全國各城市陸續(xù)掀起了搶購風潮。一時市場上有價無市，商人不愿虧本，存貨待售，使得市場交易大幅減少，僅有的交易大都轉(zhuǎn)往黑市進行。蔣經(jīng)國的“打老虎”行動，當查封到孔令侃的揚子公司時最終遭遇阻力，后在宋美齡和父親的壓力下，演變成一樁無法收拾的政治殘局。10月31日，行政院公布施行《財政經(jīng)濟緊急處分令補充辦法》，規(guī)定“糧食依照市價交易，自由運銷”，物價管制最終失敗。翁文灝內(nèi)閣11月3日總辭，蔣經(jīng)國于11月6日亦辭去上海區(qū)經(jīng)濟管制副督導員職務。11月11日，財政部部長王云五辭職，同日公布《修正金圓券發(fā)行辦法》和《修正人民所有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將金圓券的法定含金量由原來的0.22217厘米減為4.4434公毫（公毫為百分之一克），減低了4/5，原來1美元兌4金圓券立即貶值五倍，降至1美元兌20金圓券；對金圓券發(fā)行總額已經(jīng)不做規(guī)定，第十二條改為“金圓券發(fā)行總額另以命令定之”，實際上是無限額發(fā)行。

金圓券政策失敗的最致命處是發(fā)行限額沒有得到嚴守。民國政府在1948年戰(zhàn)時的赤字，每月達數(shù)億元至數(shù)十億元，主要以發(fā)行鈔票填補，而希望得到的美國貸款援助卻從來沒有落實。金圓券發(fā)行上限原定為20億元，到1948年12月底已增至81億元，至1949年4月時增至5兆，至6月更增至130兆，比10個月前初發(fā)行時增加24萬倍。金圓券鈔票面額也不斷升高，發(fā)行不到半年，最高面值鈔票500萬元出籠，但其實際價值卻不及初發(fā)行時的5分錢。自此金圓券價值江河日下，一瀉千里。當1948年年底開始準許以金圓券兌換金銀外幣時，全國各地立即出現(xiàn)數(shù)以十萬計搶兌人潮，最終釀成黃金擠兌慘劇。

1949年四五月，南京、上海相繼被人民解放軍攻占，中共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圓券流通。中華民國政府遷到廣州后曾繼續(xù)發(fā)行金圓券，新疆等地區(qū)亦繼續(xù)發(fā)行，但其價值皆已接近廢紙（新疆銀行曾發(fā)行過單張60億元的高額紙鈔）。到了7月3日，行政院宣布停止發(fā)行金圓券，改以銀圓券取代，結(jié)束了金圓券的歷史。

金圓券快速貶值及造成的惡性通脹，皆源自政府的財政及貨幣政策。中華民國政府無視財力所限，繼續(xù)維持戰(zhàn)事，政府赤字以印鈔票來支付，遂造成急劇的通脹。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貨的發(fā)行，只試圖以違反市場規(guī)律的行政命令去維持物價和幣值，最終引致金融混亂，市場崩潰。正所謂“霜濺之花，強打精神無作用；蟲欺之果，再夸甜蜜也生疑”，這場金圓券改革使多少原本小康人家因此傾家蕩產(chǎn)，百姓對國民政府怨聲載道。這使國民黨人心盡失，蔣介石政府陷入信任危機。

【屢戰(zhàn)屢敗】

軍事方面，蔣介石也是屢戰(zhàn)屢敗，敗局已形似回水，難以遏止；國民黨軍隊在解放軍的強勢攻擊下敗退如潮，可謂“一風撼竹，萬竿俱折”。

1948年5月18日：國民政府頒布“全國總動員令”，表明“戡亂到底”之決策。

8月8日：國民政府國防部發(fā)表半年“剿匪”戰(zhàn)績，解放軍總?cè)藬?shù)達240萬。現(xiàn)國共兵力為2∶1，過去為3∶1［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曾發(fā)表，解放戰(zhàn)爭初起時（1946年7月1日），國民黨軍隊總數(shù)為430萬，解放軍為120萬。］。

9月27日：解放軍攻克濟南。

10月2日：蔣介石巡視沈陽，已知東北整個局勢惡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個華北也需做最壞打算，巡視完東北及華北。

10月10日蔣介石日記：……錦州被攻甚急……太原危殆……令長春部隊南下突圍也……

10月15日：蔣介石再飛沈陽，“督導各軍激進赴援”錦州、長春。16日，解放軍攻占錦州。

10月20日蔣介石日記（三赴沈陽）：……上午9時半由平起飛，正午到達沈陽，即在飛機上與衛(wèi)（立煌）杜（聿明）等檢討錦州方針……突圍恐已絕望，為此心力交瘁，對部署與學生，已盡我職責，再無他道，聽命而已，悲傷極矣。

10月30日：晚8時，（蔣介石）召見翁文灝、孫科、王云五、何應欽、于右任、張群等，表示東北軍事已失敗，問大家提出辦法。（香港左派《華商報》1948年11月1日報道國民政府內(nèi)部10月30日晚的消息，而且似乎有預測相當準確的標題——“蔣介石替自己算命，只望再拖三個月”“他對張群、翁文灝等人表示：軍事局勢‘壞極了’”。到次年1月21日蔣介石下野，剛巧近三個月，其實這是蔣自己的評估。）

11月2日：沈陽失守，東北全陷，國民黨軍隊精銳的32個師完全喪失；解放軍大舉入關，壓迫平津外圍，“徐蚌會戰(zhàn)”（中共稱之為華東區(qū)淮海戰(zhàn)役）開始。

11月22日：參與淮海戰(zhàn)役的國軍大將、第七兵團司令黃百韜在碾莊兵敗自殺；十幾萬兵力幾被全殲，黃百韜兵團覆沒。

11月30日：林彪率63萬東北野戰(zhàn)軍離開沈陽，一路浩浩蕩蕩，入關南下。遼沈戰(zhàn)事已經(jīng)完結(jié)，國民黨昔日的遠征軍精銳部隊大多凋零在黑土地上。該日，國民黨軍隊杜聿明部放棄徐州，在解放軍的咻咻炮火中狼狽撤離。敗兵三天僅走十余公里，沿途都是面黃肌瘦、神情沮喪的傷兵、廢棄的武器、汽車、坦克車。解放軍緊隨國民軍敗退的車轍進占了徐州城。徐州一失，江南門戶已然洞開。此時，中共在軍事上已開始取得絕對優(yōu)勢。

整個東北、華北戰(zhàn)場，國軍覆軍折將、人地盡失的一幕反復上演，令蔣介石憂急如焚。“環(huán)境與局勢雖甚惡劣，尤以高級將領，凡軍長以上者，幾乎多是貪污怕匪，以至軍隊枉然犧牲，而反加余之恥辱。思之無以自解，幾乎無地自容，唯情勢之黑暗，極有生以來未有如此之悲慘者，此時唯有天父之恩德……昨為舊歷九月十五日余六十二生辰?！保?0月18日蔣介石日記）

【木中蠹蟲】

根深蒂固的腐敗問題，也是彼時國民政府衰弱肌體上的一顆毒瘤，而且這顆毒瘤已牽制到心臟，令蔣介石深惡痛絕而又無可奈何：任其發(fā)展必會慢慢死亡，一刀割之或會當場殞命。蘇軾（《范增論》）曾云：“物必先腐也，而后蟲生之?！薄豆砉茸印ぶ\篇》亦云：“墻壞于其隙，木毀于其節(jié)。”的確，墻崩因縫，器壞有孔，普遍而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往往是一個王朝衰敗的重要因素。

“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言善，身行惡，國妖也?！保ā盾髯印ご舐浴罚ㄗ炖锬苤v出來，又能身體力行，這是國家的珍寶；嘴不能講，但有實際行動，這是國家的重器；嘴上講得好，而行動上做不到，還能為國家所用；嘴上說得漂亮，而行動上則為非作歹，這種人是國家的妖孽。）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荀子曾把官員等級評定為四類，即國寶、國器、國用和國妖?，F(xiàn)代著名學者梁濟（梁漱溟之父）也說做官有兩類人，一類“視官為身家仰給之資，則謀生者不可一日離”；另一類“視官為國事責任所寄，則負疚者不敢一日居”。他在此模糊提到“政治負疚感”，說從政者如果有“政治負疚感”，便一刻不敢逞威福，一刻不敢松懈努力；“以人民救星自居的人，最終不過是人民災星”。

身懷“政治負疚感”，自覺將服務于社會國家作為自己為官從政的主要目的，在這方面，中國宋代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無疑為后世清官的典范。他自覺身體力行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原則，恪守道義，是個模范官員。他曾說：“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一日食飲奉養(yǎng)之費，及所為之事。果自奉之費及所為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泵恳狗词∽约阂惶焖鶠橹率欠衽c俸祿相稱，如果不相稱，竟至于徹夜不眠，思量次日如何彌補上來。這種帶有自虐性的慎獨精神，無疑弘揚了先秦儒家“士不可不弘毅”的傳統(tǒng)。

當然在國府內(nèi)部，不乏有國寶、國器、國用之才，懷有“政治負疚感”的官員也大有人在，比如國民黨名市長、學者吳國楨先生，國民黨軍隊財務署署長吳嵩慶等等，都是非常勤政的官員。但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彼時的國民政府，正如一個瀕臨倒閉的大公司，盡管主管人員使出渾身解數(shù)慘淡經(jīng)營，員工們也克勤克勉，但依然無法補救破產(chǎn)的命運。

古語云：“當權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蹦承┤松钪O此道，于是枉法舞弊，大搞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假公濟私，大發(fā)國難財?！叭朔昀庪y逃，心到貪時最硬”，“前仆后繼，人見利而不見害；左游右泳，魚見食而不見鉤”。

“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保ɡ钌屉[《詠史》）生活簡樸的官員，肯定都是勤勉政事，不會徇私舞弊或貪贓枉法的清廉之士，而奢侈腐化必是墮落的溫床。某些國民黨官員醉心于紙醉金迷、燈紅酒綠的社交娛樂生活，“費輒千萬錢，供得一時樂。杯浮赤子膏，筵列蒼生膜。宮廷日歡娛，閭里日蕭索。猶嫌白日短，醉舞銀蟾落?！保ā讹嬔缭姟罚﹫蠹埳弦步?jīng)常樂此不疲地傳出某某高官與某某明星的花邊新聞。他們忘懷國事，醉心于酒池肉林，風月場中魚游春水，游風戲浪；他們倚翠偎紅，最愛美人朱唇上那顆櫻桃，皓齒間兩行碎玉，沒魂鄉(xiāng)里眠花夢月，惹草招風。

“蠅伏蝸居朽木生”，官員腐敗如同食物變質(zhì)一般不可禁止，又如箱中的爛蘋果具有驚人的破壞力和感染力。蔣介石老先生本人能夠克難奮進，克己克儉，但卻無力改變這普遍而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為此他心力交瘁，痛憤之至而又無可奈何。而最為他憂慮的則是財經(jīng)界和軍隊的腐敗問題。

財經(jīng)界高官貪腐問題由來已久，尤其是“中央銀行問題甚難解決也”（1945年4月30日蔣介石日記）。中央銀行長期掌控在孔祥熙手中，其勢力盤根錯節(jié)，蔣介石深感美金公債舞弊案和中央銀行的問題比較棘手。

1942年，國民政府為解決日益膨脹的財政問題，用美國對華5億元貸款中的1億元作為基金，在西南、西北地區(qū)發(fā)行“同盟勝利美金公債”。美金公債由國民政府財政部交中央銀行國庫局分發(fā)各地銀行銷售，每元折合國幣20元，人民以國幣購買，待抗戰(zhàn)勝利后兌還美元。然而，雖有美金作底，各地人民對美金公債卻采取多購不如少購，少購不如不購的消極態(tài)度，發(fā)行情況并不很好。至1943年秋末，全國實際售出還不到預定計劃的一半，約4300萬美元。已購者也不很相信將來會兌還美金，因此大多在購得后即轉(zhuǎn)手求脫。在黑市上，美金公債券一元僅值國幣17—18元。但是，其后由于通貨膨脹，國幣貶值，美金公債券的價值逐漸提升，由美券一元可值國幣30元發(fā)展至可值273元。

由于美金公債券價格持續(xù)上漲，身為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于1943年10月9日致函蔣介石，以“顧全政府之信譽”“如不籌維辦法，將來再請援助恐有妨礙”為由，申請于10月15日結(jié)束美金公債的發(fā)售。屆期，財政部密函國庫局，命令立即停止銷售美券，各地尚未售出的美券，全數(shù)由中央銀行業(yè)務局購進，上繳國庫。彼時國庫局局長呂咸卻從中看到發(fā)財?shù)臋C會，企圖乘機舞弊，損公肥己。他于1944年1月命債券科科長熊國清代擬了一個簽呈，稱：“查該項美券銷售余額，為數(shù)不貸，擬請?zhí)販仕鶎俾殕T，按照官價購進，用副國家吸收游資原旨，并以調(diào)劑同人戰(zhàn)時生活?！边@份簽呈寫得冠冕堂皇，似乎既符合國家發(fā)行公債的目的，而且照顧到國庫局員工的利益。但是，當時美券一元的最高市價已經(jīng)飛漲到國幣250元，而國庫局的同人卻仍可以20元的低價購得；尚未售出的美券5000余萬元，其市價將達125億元國幣。按照呂咸的辦法，這一筆天文數(shù)字的巨款就可以成為國庫局少數(shù)“同人”的囊中財富。對于這樣一個損公肥私的簽呈，身為中央銀行總裁的孔祥熙竟然批準，并且加蓋了“中央銀行總裁”的官章。

事實上，“調(diào)劑同人戰(zhàn)時生活”也仍然是一句掩人耳目的官話。據(jù)后來在國民參政會上提案揭發(fā)的參政員陳賡雅說：呂咸取得合法手續(xù)后，于1944年2月首先孝敬孔祥熙美金公債券350萬元，其后，又用以票換票，買空賣空的辦法貪污美券近800萬元。（1945年年末，國民黨元老張繼告訴陳賡雅，真正的分成比例是：孔祥熙最多，占七成；呂咸二成半；其余所謂應行調(diào)劑戰(zhàn)時生活的經(jīng)辦人，僅得微乎其微的半成。）兩項合計，共1150余萬美元，折合國幣約26.47億元。

孔祥熙、呂咸等人如此明目張膽地舞弊、貪污，因1945年春國庫局幾個知情年輕人的秘密檢舉，最終為蔣介石知悉。蔣介石發(fā)現(xiàn)中央銀行美金公債賬目不清，開始重視，并且決定交財政部部長俞鴻鈞（1944年11月，孔祥熙卸任財政部部長，由原財政部政務次長兼中央信托局局長俞鴻鈞繼任）徹底查究。俞鴻鈞和孔家淵源甚深，但是查究美金公債案出于蔣介石的“欽命”，自然不敢怠慢。從蔣介石系列日記中可見，調(diào)查有進展，蔣介石逐漸發(fā)現(xiàn)了問題所在。

與美金公債案幾乎同時，原任部長孔祥熙掌控的財政部還發(fā)生一起“黃金加價舞弊案”。1944年3月，戰(zhàn)時重慶國民政府宣稱出售黃金，收縮通貨。28日，財政部預定自當晚起，每兩黃金售價由2萬元增加至3.5萬元。但財政部官員高秉坊等事先走漏消息，預知內(nèi)情的達官貴人投機搶購，致使當日重慶出售黃金數(shù)字劇增，成為轟動一時的“黃金加價舞弊案”。4月7日蔣介石《上星期反省錄》云：“美金公債與黃金舞弊案正在徹查中?！?月20日，財政部將該案移送重慶地方法院審理。

長期以來，孔祥熙的貪瀆名聲早已流傳在外，口碑甚壞。著名經(jīng)濟學家馬寅初，抗戰(zhàn)期間擔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中央大學經(jīng)濟系主任，就多次在公開演講中指責孔祥熙大發(fā)國難財，“這種豬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須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職，把他們不義的家財拿出來充作抗戰(zhàn)經(jīng)費！”但是孔是蔣的姻親，宋藹齡、宋美齡都“護孔”，蔣在財政上也要依賴孔，因此，外間雖反孔，而蔣介石卻常加維護。1945年5月5日，重慶召開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日選舉國民黨新一屆中央委員。選舉中，孔祥熙和曾襄助孔祥熙的糧食部部長徐堪票數(shù)都很低；后來選舉常委時，孔祥熙竟至于落選。蔣介石感嘆地在日記中寫道：“其信望墜落至此，猶不知余往日維持之艱難也。可嘆。”同月28日，六屆一中全會開幕，任務之一是解決行政院的改組問題。1938年1月，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長，至1939年11月，蔣介石自兼行政院院長，孔祥熙改任副院長。此后，社會“反孔”情緒更趨強烈，蔣介石不能不考慮“換馬”。六屆一中全會期間，蔣介石日記云：“為庸兄（孔祥熙字庸之，作者著）副院長職務亦甚煩惱，但為黨國計，不能不以公忘私也，苦痛極矣?！睆倪@一頁日記不難看出，蔣介石既想甩開孔祥熙而又難于決斷的矛盾心理。次日，蔣介石宣布，他本人和孔祥熙分別辭去行政院正、副院長職務，改以宋子文、翁文灝充任。6月1日，蔣介石考察干部狀況，在日記中寫下了他對孔祥熙的考語：“（庸之）不能為黨國與革命前途著想，而徒為本身毀譽與名位是圖。”至此，孔祥熙不僅在政治上失勢，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也很不堪了。

1945年7月7日，國民參政會第四屆大會在重慶開幕，參政員陳賡雅率先提案揭發(fā)：國庫局局長呂咸“利用職權，公然將該項未售出之債票，一方逢迎上司，一方自圖私利，以致不可究詰，構成侵蝕公款至美金1150萬余元巨額之舞弊行為嫌疑。該項債票市價因之狂漲，由20元遞漲至數(shù)百元，刺激物價，擾亂金融，莫此為甚”。該案共提出三筆可疑賬款。其中最重要的一筆就是：呂咸“借推銷公債之名，簽呈中央銀行當局，慫恿購買美債余額3504260美元”。這里所說的“中央銀行當局”指的就是孔祥熙。陳賡雅等提出，“如果舞弊屬實，國庫損失之巨，與官吏膽大妄為，可云罕見”，要求國民參政會送請政府“迅予徹查明確，依法懲處”。

孔祥熙貪腐案，同時引起了一位傳奇人物的注意。他便是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傅斯年。傅斯年字孟真，一生富有傳奇色彩：五四運動的北大學生領袖、歷史語言研究所創(chuàng)始人、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而他不畏強權炮轟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宋子文，則為他贏得了“傅大炮”的雅號。

傅斯年從1938年起，作為社會賢達一直被聘為國民參政員。他認為當時國民黨政權的主要危機也來自內(nèi)部的腐敗，來自內(nèi)部既得利益階級的蠶食。對于政府的腐敗，社會上許多人士已經(jīng)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之所以容忍主要是不希望看到政府的垮臺，從而引起更大的混亂。傅斯年曾兩次上書蔣介石，抨擊國民政府，要求彈劾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蔣介石為平息此事，曾請傅斯年吃飯，并說：“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應該信任我所用的人?！备邓鼓昊卮鹫f：“委員長我是信任的，至于說因為信任你也就該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p>

傅斯年性情剛烈，疾惡如仇。除了在陳賡雅的提案上聯(lián)署外，7月15日，他在陳案的基礎上又草擬了一份提案，題為《徹查中央銀行、中央信托局歷年積弊，嚴加整頓，懲罰罪人，以重國家之要務而肅官常案》。這份提案已經(jīng)超出美金公債這一個案，而是要求對孔祥熙所掌握的財政金融系統(tǒng)進行一次總清算。聯(lián)署者達21人。該案稱：

中央銀行實為一切銀行之銀行，關系國家之命脈。然其組織直隸國府，不屬于財政部或行政院。歷年以來，以主持者特具權勢，道路雖嘖嘖煩言，政府并無人查問……其中層層黑幕，正不知幾許。

這里所指“特具權勢”的主持者，當然就是孔祥熙。

傅斯年等提議：1.由政府派定大員，會同專家、監(jiān)察院委員、參政會公推的代表，徹查其積年賬目與事項，有涉及犯罪嫌疑者，一律移送法院。2.改組。使中央銀行改隸財政部或行政院，取消中央信托局。兩者歷年主持之人，在其主持下產(chǎn)生眾多觸犯刑章之事，應負責一齊罷免。其有牽涉刑事者，應一并送交法院。對此案，17日的重慶《大公報》立即做了報道，還特別強調(diào)：“其中國庫局職員私購美金儲券一案，情節(jié)重大?！痹摪附?jīng)參政會大會討論，決議修正通過，送請政府迅速切實辦理。

傅斯年在參政會上慷慨陳詞，堅決揭發(fā)貪污腐敗分子，使他獲得很大聲譽。有些人特意到參政會旁聽，就是為了看傅斯年一眼。還有素不相識的人打聽：“傅先生今天發(fā)言不？”孔祥熙一直堅決否認舞弊，甚至賭咒發(fā)誓。蔣介石看在眼里，大不以為然，覺得孔不配做一名“基督徒”。面對這位與自己共事多年的老姻親，蔣介石不得不拉下臉來“嚴正申戒”，孔這才“默認”。蔣介石見孔祥熙不再強辯，態(tài)度復轉(zhuǎn)溫和，“囑其設法自全”，將主動權交給孔，要他自己尋找解脫辦法。當日蔣介石日記云：“見庸之，彼總想口辯掩飾為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jù)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恥之至！”蔣孔關系一向良好，認為孔“可恥之至”，這是很少有的現(xiàn)象。15日，蔣介石反省上周各事，非常感慨，在日記中寫道：“傅斯年等突提中國銀行美金公債舞弊案，而庸之又不愿開誠見告，令人憂憤不置。內(nèi)外人心陷溺，人欲橫流，道德淪亡，是非倒置，一至于此！”

孔祥熙一面在蔣介石面前承認“有問題”，但同時又緊急布置國庫局采取應付措施；組織了18個人連夜造賬，以對付審查?？紫槲跎踔吝€向?qū)彶檎叱鍪玖耸Y介石交給他閱看的檢舉資料。7月16日，蔣介石審讀中央銀行的審查報告，再次召見孔祥熙。當日日記云：“彼將余所交閱之審查與控案而反示審查人，其心誠不可問矣！”

面對如此棘手的美金公債案以及孔祥熙一再強詞辯解，蔣介石深感苦惱，“庸之圖賴如前，此人無可理喻矣！”（蔣介石7月21日日記）以致整夜“為庸之事不勝苦痛憂惶，未得安睡”。22日下午，孔祥熙又向同時調(diào)查此事的陳布雷（蔣介石的親信，時任軍事委員會侍從室第二處主任）表示：“恐此美金公債或落于外人手中?！笔Y介石聽了匯報之后，覺得到了此時，孔還不肯承認自己舞弊，深為痛憤。當日日記云：“更覺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最后蔣介石決定不能讓孔繼續(xù)擔任中央銀行總裁了。他在日記中寫道：“正午，發(fā)孔庸之辭中央銀行總裁職照準，其遺缺由俞鴻鈞補之命令。”以下蔣自涂約16字，當系對孔祥熙的極度憤怒譴責之詞。可能事后蔣覺得過于粗魯，所以又涂掉了。

7月24日，蔣介石發(fā)布命令，準予孔祥熙辭去中央銀行總裁一職。同日，又手諭孔祥熙：該行經(jīng)辦人員辦事顢頇，本應嚴懲。姑念抗戰(zhàn)以來努力金融，苦心維持，不無微勞足錄。茲既將其經(jīng)辦不合手續(xù)之款如數(shù)繳還國庫，特予從寬議處。準將國庫局局長呂咸、業(yè)務局局長郭錦坤免職，以示懲戒為要。

國庫局美金公債舞弊案不是“辦事顢頇”的問題，蔣介石這樣寫，是一種大事化小的提法，旨在為以后的進一步調(diào)查規(guī)定基調(diào)。

孔祥熙在其兼任財政部部長和中央銀行總裁任內(nèi)，始終不肯將中央銀行的實際存款數(shù)字告訴蔣介石，致使蔣在1944年向美方“強制要求”援助，導致中美關系緊張，“幾至絕境”。蔣介石想起這一段歷史，對孔祥熙及其掌控下的中央銀行更加不滿，深悔撤孔不早。日記云：“庸人不可與之再共國事矣。撤孔之舉，猶嫌太晚矣。”

與俞鴻鈞接任中央銀行總裁的同時，宋子文則接任孔的“四聯(lián)總處”副主席。至此，孔祥熙在國民黨黨政系統(tǒng)中的重要職務，幾乎全部失去。（1948年孔祥熙赴美為國民黨政權尋求貸款，隨即定居美國，實則在美替蔣介石做著暗中牽線的角色，被美國人稱為“院外援華集團的神經(jīng)中樞”。1960年10月，美國進行總統(tǒng)大選，孔祥熙受國民黨當局指使，暗中向尼克松提供競選費用的內(nèi)幕曝光。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死于紐約，時年87歲。此為后話）7月28日，蔣介石日記云：“免除孔庸之中央銀行總裁之職，實為公私兼全與政治經(jīng)濟之成敗最大關鍵也?！彼^“公”，指的是當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統(tǒng)治；所謂“私”，指的是蔣介石本人和孔祥熙之間以及和宋藹齡、宋美齡的關系。蔣介石要“公私兼全”，自然不可能有徹底的調(diào)查和公正的處理。

傅斯年于1938年3月上書蔣介石，認為孔祥熙擔任行政院院長“作來一切若不相似”。此后，傅斯年一直走在“反孔”前列。1938年7月，1939年2、4月，1944年6、9、11、12月，傅斯年多次致函蔣介石，揭發(fā)孔的腐敗、貪污等問題，并且在國民參政會上大聲疾呼：“辦貪污首先從最大的開刀?！敝链?，傅斯年算是大獲全勝，功德圓滿了。7月30日，傅斯年會見蔣介石，蔣肯定傅的揭發(fā)，表示“極好”。8月1日，他致函夫人俞大彩，高興地寫道：“老孔可謂連根拔去（根是中央銀行）?！薄袄峡走@次弄得真狼狽。鬧老孔鬧了八年，不大生效，這次算被我擊中了，國家已如此了，可嘆可嘆?！?/p>

陳賡雅等人的提案雖然沒有提交國民參政會大會討論，但是參政會主席團決議“徑請政府嚴查，依法辦理”。7月31日，參政會秘書處正式將提案簽呈蔣介石，建議密送國民政府，指派人員查明辦理。同時，司法界對此案也關注起來。重慶地方法院向中央銀行發(fā)函詢問，最高法院總檢察署發(fā)公函向傅斯年要材料，“以憑參考”。檢察長鄭烈在報上發(fā)表通告，號召各界揭發(fā)腐敗、貪污分子。監(jiān)察院院長于右任對此案也有彈劾。

蔣介石不僅再次接到了國民參政會轉(zhuǎn)呈的陳賡雅等人提案，而且也了解到鄭烈主張徹底查究的態(tài)度。8月6日，他決定將此案交由國民政府主計長陳其采與中央銀行新總裁俞鴻鈞密查具報。同日，以孔祥熙官邸秘書處原秘書夏晉熊接替呂咸，出任國庫局局長。但是事實上，他并不想徹底查清。8月16日日記云：“晚檢討中央銀行美債案，處置全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唯庸之不法失德，令人不能想象也?！睘榱司S護自己的統(tǒng)治，提高其行政效率，蔣介石愿意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圍內(nèi)反對貪污腐化現(xiàn)象，但是徹底查下去，反下去，就會“夜長夢多，授人口實”，產(chǎn)生影響，危害自己的統(tǒng)治，所以他要下令“速了”。17日，他約請司法部部長謝冠生、俞鴻鈞及陳其采會商辦法。8月26日，陳、俞二人向蔣書面報告，將此案的性質(zhì)輕描淡寫地定性為“未按通常手續(xù)辦理，容有未合”“亦有未妥”，而且債票已經(jīng)追繳，呂咸、郭錦坤亦已免職，云云。蔣接到報告后，未有新的指示，一場轟動一時的舞弊案件就此畫上休止符。（以上節(jié)選自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有刪節(jié)、改動。）

一個腐敗的政權是不能真正反腐敗的。為“安定國本”，蔣只能將孔之“中央銀行總裁”職務撤去，由俞鴻鈞繼任，就把這大貪污案結(jié)了，也因此失信于民，從此國民政府的公債乏人問津，影響十分深遠。另一方面，中央銀行“始終不肯將實際存款數(shù)字”告知蔣介石，也是換人的另一主要原因；但孔宋的心腹人員盤根錯節(jié)，已滲蝕到整個財經(jīng)金融系統(tǒng)。不到一年，1946年3月到1947年2月，接任的行政院院長宋子文命貝祖貽（字淞蓀，中央銀行總裁）拋售黃金、外幣，以回籠貨幣，穩(wěn)定物價，共拋售350余萬兩黃金，國庫60%的黃金一下子化為烏有；孔宋兩家的“孚中”“揚子”公司從中走私套匯巨額美元。蔣介石在1947年1月31日的日記中寫下：“……唯外匯基金日減，黃金減空，（宋）子文不學無術，敗壞國事，不勝焦慮之至?！?947年7月29日，因國民政府當年對新聞管制不夠嚴密，《中央日報》登載了孔宋集團貪污事實，標題為《孚中暨揚子等公司，破壞進出口條例，財經(jīng)兩部奉令查明》。同時，法幣劇烈貶值，1946年和1947年兩年高達近500倍，1948年初法幣美元匯率已達200萬∶1（抗戰(zhàn)初期為20∶1）。1948年3月10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決定以4億美元等值的金銀外匯交中央銀行作為法幣準備金，但作為法幣準備金的外匯與黃金已大半經(jīng)由孔宋及財政金融界人士流失了。

孔祥熙走后，宋子文來做行政院院長，開始，他的一些做法深得人們好感，傅斯年還在《大公報》上寫文章說他的好話。但很快就發(fā)現(xiàn)了問題，于是又開始倒宋。1947年初他在《世紀評論》發(fā)表了《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列舉了宋子文種種劣跡，認為他搞亂了工業(yè)，搞垮了經(jīng)濟，其貪污腐敗行為比孔祥熙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說：“我真憤慨極了，一如當年我在參政會要與孔祥熙在法院見面一樣，國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該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彼麖娬{(diào)說，如果希望政府不垮臺，就必須“要徹底肅清孔宋二家侵蝕國家的勢力”。文章發(fā)表后各報章紛紛轉(zhuǎn)載，舉國矚目，1948年5月宋子文只好卷鋪蓋下臺。1949年宋先赴法國，后定居美國。1971年4月24日，在美國舊金山去世，終年77歲。

孔宋事件，暴露了財經(jīng)界存在的諸多問題，他們種下的毒瘤已深深扎根于國民政府衰弱的肌體上。國民政府腐敗的形象，也在老百姓心中蔓延開來。

在上海經(jīng)濟管制期間，上海商業(yè)銀行領頭不遵守法令，將全部外匯資產(chǎn)向中央銀行申報登記，想以湊集1000萬美元敷衍了事，這讓蔣介石非常惱火，在1948年9月6日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的總理紀念周會議上，對此嚴厲斥責。事后在9月9日日記中寫道：“……商業(yè)銀行李馥生等之奸詐，余欲嚴懲，而俞鴻鈞則畏縮因循不敢任怨，故憤怒頻作……”

10月8日，因孔宋集團揚子公司事件蔣經(jīng)國“打老虎”受阻，蔣介石飛赴上海。10月9日，“在滬朝課如常，經(jīng)兒自無錫來見，在美亭中敘談，聽取其上海經(jīng)濟管制經(jīng)過之報告，經(jīng)濟本為復雜……而上海之難，更為全國一切萬惡詭詐薈萃之地，其處置不易可想而知。對于孔令侃問題，反動派更借題發(fā)揮，強令為難必將陷其于罪，否則即謂之包庇，尤以宣鐵吾機關報攻訐為甚，余嚴斥其妄，令其自動?？！保ó斎杖沼洠┮蛏虾Ｃ襟w大篇幅報導揚子公司事件，讓蔣介石也感到非常難堪，甚至命令宣鐵吾機關報自動?？?/p>

交通繁忙的上海外灘，隨處都可見到美式新型“黑頭”轎車；這種“黑頭”轎車，孔宋的孚中及揚子公司進口數(shù)量甚多。孚中、揚子公司不僅走私大量的奢侈品，如汽車、無線電、電機、冰箱及其他政府嚴禁進口的貨物，并且套匯大發(fā)國難財。蔣介石于1948年11月4日的日記中提到：“孔令侃囤積居奇，見其貨單，痛憤之至?！?1月5日寫道：“……近軍事經(jīng)濟形勢險惡已極……甚至黨報社論亦攻訐我父子無所顧忌，此全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動搖，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財經(jīng)界問題的復雜，蔣經(jīng)國在上?！按蚶匣ⅰ睍r，恐怕已深有體會。他知道某些人（指財經(jīng)界高層人士）是不能得罪的，其中的盤根錯節(jié)，跟那與“打虎”敗陣有直接關聯(lián)的“揚子”“孚中”公司一樣，牽連到內(nèi)廷，連自己的父親也只能干瞪眼，敢怒而不敢言，更何況他這位羽翼未豐的長公子。當年大發(fā)國難財?shù)倪@批財經(jīng)界內(nèi)部人士，釀成“黃金風潮”，加劇了國民政府的垮臺，是蔣介石在大陸大崩潰的開始。這批白蟻后來于1949年又在臺灣重施同樣的伎倆，幾乎把政府徹底搞垮。

蔣介石的日記每周例有上星期反省錄：

“自本月十五日錦州失陷繼之長春……各部隊叛降，加之沈陽出擊主力全軍覆滅者，被匪消滅實有三十二師，此為我平生以來最大之失敗，亦為余最大之恥辱，將帥非人，官長腐敗，軍紀掃地，只要糧款與空運物質(zhì)，其實多為各級主管所中飽，政府以鞭長莫及，無權過問，徒增全國軍餉五分之二以上之負擔，已為國家贅疣……”

國民黨軍隊人數(shù)雖然龐大，但數(shù)目始終無法核實，即“吃空缺”現(xiàn)象普遍。許多將領不但腐敗無能而且互相猜忌牽制。軍令也不統(tǒng)一，非嫡系（雜牌軍）受到軍需及裝備的不公待遇，因而士氣及戰(zhàn)斗力都十分低落；黃埔親信則恃寵驕橫，輕視解放軍，認為有美式裝備100個師以上，解放軍不堪一擊。再者，黨政組織龐大松懈，互相傾軋，爭權奪利，左派及失意政客乘機興風作浪，中共地下黨滲透十分成功，重要軍事情報泄露殆盡，這也使解放軍總有洞察先機之利。軍事上的連連慘敗，與軍隊存在嚴重的腐敗問題息息相關，對此，蔣介石非常清楚?！皩浄侨恕薄肮匍L腐敗”“軍紀掃地”以及歷史上最難解決的“糧耗”問題，都讓他傷盡腦筋。

10月5日蔣介石登上5270噸的“重慶”號巡洋艦視察，7日在日記中寫道：“艦臟非?！瓏莱夤鹩狼遑撠煾恼?，惜乎所部更無海軍人才，而彼以陸軍將領來帶海軍不知負責學習，亦不知海軍之常識，想念國事不勝憂悶之至。……”

桂永清是當時的海軍總司令，是陳誠推薦的。［軍統(tǒng)戴笠原也有野心想當海軍總司令，抗戰(zhàn)末就積極與美國海軍情報機構合作，并在1945年9月把黃浦灘路（今中山東一路）29號劃撥為美國駐華海軍總部，引發(fā)了美國海、陸軍的內(nèi)部斗爭，而戴笠也于次年3月墮機身亡。］蔣介石嚴厲斥責陸軍將領出身的桂永清治艦不嚴，惜乎將帥非人，對海軍非常失望。

至于“糧耗”問題，更是由來已久，積弊頗深。軍糧除了在碾制、運輸、儲藏、洗濯過程中有必要損耗外，在領發(fā)過程中更是“貓膩”多多。按照當時規(guī)定，士兵每日吃的主食為軍米25兩，實則僅20兩，甚至還要低于此數(shù)。很多糧款與物資多被人侵吞，中飽私囊。而兵役的虐政，到抗戰(zhàn)勝利后，也顯然沒有改善。

兵役是抗戰(zhàn)時期中國最大的弊端所在，蔣介石曾槍斃了負責兵役的署長（原屬軍政部），才設立兵役部，讓“黨外”的西北軍將領鹿鐘麟做部長。鹿鐘麟推薦與蔣介石關系甚深又有清譽能吏之稱的吳嵩慶兼任經(jīng)理處長，有如昔日的“欽差大臣”，來糾正風氣。

吳嵩慶的一項任務就是調(diào)查新兵及師管區(qū)醫(yī)務實況。他揭露貴州各師管區(qū)的醫(yī)院就像“催死所”，途中二連新兵直如乞丐群，旅舍不許入內(nèi)，夜臥檐下石板上，以致一夜即添病兵23人。

“……立即將病兵送入醫(yī)院，嗣嚴經(jīng)交涉，始得入室居住。夜聞咳嗽聲呼應不絕，聲聲刺耳，不能入眠，因起而秉燭草此報告。鈞長（指兵役部部長鹿鐘麟）讀之，當亦可聞新兵在寒夜所發(fā)呻吟咳嗽聲，而共掬同情之淚也。誰無父母，孰無子弟，使其流連顛沛至于此極，未握槍受訓殺敵前，已成餓者、病者、死亡者，害民而不能福國，尚有逾于此？ ……”（吳嵩慶日記）

此外吳嵩慶也調(diào)查了新兵的伙食：

“ ……在貴陽則常領不到米?！诖塑娂Z困難中，又有干部克扣之事。據(jù)兵站運輸大隊所接新兵面告，由安順來筑（按：即貴陽）途中，連長曾售去米一斗；是否僅此數(shù)，尚不得而知。每日僅吃稀飯二餐，每人餓得目不能視云云?！粮笔掣劜坏剑?guī)定固少，而一般干部尚多克扣。調(diào)查兵站運輸大隊新兵，據(jù)云，每天僅吃稀飯，并無副食，并須為連長每人挑菜若干來筑圖利。在晴隆查安興師區(qū)四團六連及十連時，據(jù)云，副食每兵每天以十元計算，余做燈油等費。見其所吃之菜，亦不過菜湯一缽，每人分食少許而已。已囑應照規(guī)定發(fā)十三元，此等事不一而足，實不勝追究，唯諄戒要愛新兵而已。……”（吳嵩慶日記）

這些只不過是吳嵩慶替兵役部實地調(diào)查的冰山一角，兵役的虐政，到抗戰(zhàn)勝利后，也顯然沒有改善。1945年8月盟軍中國戰(zhàn)區(qū)的參謀長魏德邁（Albert C. Wedmeyer，1897—1989）向蔣委員長呈上一份措辭強硬的報告稱：

“……中國的征兵方式是如厲疾……新兵都骨瘦如柴，身體軟弱無力；軍醫(yī)院都成病兵的葬身之地……”

1947年年底，美國顧問建議蔣介石，將國防部改組，實施新編制，將聯(lián)勤總部的財務署劃歸主計系統(tǒng)。時任行政院主計長的徐堪（字可亭，屬張群的政學系，1949年1月出任財政部部長）向國防部部長白崇禧推薦吳嵩慶出任國民黨軍隊財務署署長。白崇禧說：“他是我北伐時的老部下，當然歡迎?！币騾轻詰c是蔣介石和桂系都能接受的人，故而是最佳人選。蔣介石對舊軍需系統(tǒng)已失去信心，要吳嵩慶會同國防部與財政部協(xié)調(diào)，革新軍中財務，核實國民黨軍隊人數(shù)（即清除“吃空額”），以減少多出的40%的軍費支出，降低巨額財政赤字。但這談何容易！國民黨軍隊官長將帥的腐敗，蔣介石自己心知肚明，豈是一位財務署署長就可一蹴而就的？直到兩年后，國民政府敗退到臺灣，在50年代，吳嵩慶才把蔣交代的任務完成。

抗戰(zhàn)勝利后從陪都回到南京總統(tǒng)府的蔣介石，是多么的英姿風發(fā)；他的民族統(tǒng)一大業(yè)正要開始，廣大的百姓才要脫離苦難，厭戰(zhàn)的人們卻要面對一場中國人打中國人的內(nèi)戰(zhàn)。盡管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各自都高舉著正義的旗幟，此時，兩黨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也成為戰(zhàn)爭的關鍵。財經(jīng)界和軍隊的腐敗問題，加深了人們對國民政府貪腐的印象，民心開始悖離那個曾領導抗戰(zhàn)勝利的“國民政府”。

【“惡劣”外交】

1947年年底，蔣介石在國事繁忙之際，于12月準備召開國民大會，走美國式的政體，此舉或想使中國永遠是西方民主陣營的一員，但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由這條路，能繼續(xù)得到美國的大量軍經(jīng)援助。其實蔣介石在1946年任命具有西方式政府概念、頗受美國政府賞識的吳國楨為上海市長，就有這方面的考慮。

1948年7月3日，中美簽訂雙邊協(xié)定，美援4億美元，美方保有隨時停止援助之權。

1948年11月3日，杜魯門當選美國總統(tǒng)，而國民黨支持的杜威落選，這讓蔣介石深感外交形勢“惡劣”。當天，他在日記中寫道：“本日美國杜魯門當選總統(tǒng)而杜威落選，以后我國外交形勢更為惡劣……”

1945年4月，副總統(tǒng)哈里·杜魯門接任去世的羅斯福，擔任美國總統(tǒng)。繼任后，杜魯門脾氣倔強，言語辛辣，威望每況愈下。到1948年，民主黨黨魁一直在醞釀拋棄杜魯門，尋找其他人參加競選；而共和黨也胸有成竹地期盼著在11月份的競選中大獲全勝，因為他們推出的是托馬斯·杜威——名氣如日中天的共和黨政客。

媒體一邊倒地認為杜魯門必敗，編輯、專欄作家、廣播評論員、政治分析家以及民意測驗都預言，杜威會取得壓倒性的勝利。當時的《紐約郵報》寫道：“民主黨應該立即承認敗給了杜威，并省下進行選戰(zhàn)活動的資金?！薄度A盛頓郵報》說：“民主黨最好立即向杜威讓步，節(jié)省競選的服裝和淚水?！?/p>

按美國的法律，參加競選總統(tǒng)的人，不能接受外國的捐款。但彼時的杜威實在太缺錢了，已顧不了那么多。接受了國民政府的資金援助后，杜威十分感激，并一再向送錢的國民黨人說：“我很感謝蔣委員長的幫助。如果我順利當選，將盡力幫助蔣委員長扭轉(zhuǎn)不利戰(zhàn)局，徹底消滅中國境內(nèi)的共產(chǎn)黨，使蔣委員長能安安穩(wěn)穩(wěn)地做‘總統(tǒng)’?！?/p>

于是在當時的北京街頭，在遠隔萬里之外的中國北平，就出現(xiàn)了為托馬斯·杜威競選總統(tǒng)制造聲勢、游行助威的場景。人們抬著掛有杜威畫像的大型模型，由神武門出發(fā)先向東，繞過紫禁城角樓向南，經(jīng)東華門再向南，由長安左門向東，沿長安街走到南池子，再進南池子向北。場面頗為壯觀。

然而杜威竟失敗了，杜魯門獲得了連任。這讓蔣介石非常難堪，深感外交形勢“惡劣”。果然，就在杜魯門獲得連任后的第三天，即11月5日，美國就開始撤退京滬僑民了。“……近軍事經(jīng)濟形勢險惡已極……甚至黨報社論亦攻訐我父子無所顧忌，此全為（孔祥熙）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動搖，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此日，美國開始撤退京滬僑民?！保?1月5日蔣介石日記）11月28日，宋美齡飛美，爭取美國給予緊急軍事和經(jīng)濟援助，但遭遇對蔣介石頗為反感的杜魯門總統(tǒng)的冷落?；仡櫵昵耙彩峭瑫r節(jié)訪美在參眾兩院演說的風光無限，能不令人浩嘆？

外交形式的“惡劣”，中美關系的難堪，也是蔣介石憂心如煎的重要原因。

【“逼宮”危機】

1948年年底，國民政府內(nèi)部一片混亂，桂系趁機逼宮，國民黨內(nèi)外要求蔣介石下野的聲音不絕于耳，蔣介石再次面臨權力危機。

1948年的南京非常熱鬧，這里是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年初就準備召開國民大會；美國早在兩年前就已宣布放棄調(diào)停國共沖突，內(nèi)戰(zhàn)正轟轟烈烈地在東北及其他各地燃燒著。3月，國民黨在內(nèi)外危機中召開了第二屆國民代表大會，即所謂“行憲國大”，主要議程是選舉民國正、副總統(tǒng)。蔣介石說：“黨內(nèi)同志（指國民黨黨員）可以自由參加競選。”李宗仁據(jù)此決定參加副總統(tǒng)競選。他的作風較開明，常召開座談會，虛心聽取教授學者等社會賢達名流的建議，限制特務胡作非為，在北平的歐美各國人士均對李宗仁有好評。而且，李宗仁有美國暗中支持。當蔣介石的統(tǒng)治行將崩潰的時候，美國為了不失掉中國這塊殖民地，認為有必要扶植一個新傀儡，以代替失掉人心的蔣介石。于是選中了當時在長江以南仍保持較多實力的桂系，決定支持李宗仁當選國民黨副總統(tǒng)，以便必要時使其成為蔣介石的繼承人。時任美國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在給國務卿馬歇爾的報告中說：自由主義分子或改良主義分子對蔣介石感到絕望，“他們聚集在李宗仁的周圍”。他認為，挽救局面，“李宗仁和他的支持者或者——只是或者——可能做到這一點。”盡管馬歇爾認為“美國政府不應置身于建議委員長退休或其他華人為中國政府領袖的問題”，但司徒雷登仍在悄悄地活動，以等待逼迫蔣介石下臺。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躊躇滿志，勁頭更足，有心通過民選問鼎中央。但新桂系的一些頭頭們當時都反對李宗仁參加副總統(tǒng)競選，理由是蔣介石不會同意。但李宗仁堅持己見，執(zhí)意要參加副總統(tǒng)競選，并致電白崇禧等人在南京為他轉(zhuǎn)報蔣介石。

對于李宗仁競選副總統(tǒng)這件事，開始蔣介石不置可否，李宗仁誤以為蔣已同意，于是發(fā)表講話，成立競選事務委員會?？刹痪檬Y介石卻突然拋出黨內(nèi)參加正、副總統(tǒng)競選，應“由黨提名”的要求，并宣布內(nèi)定孫科為副總統(tǒng)，讓孫參加競選；并讓國民黨要人于右任、居正、張群、吳忠信等一起出面，向李宗仁施加壓力，“勸說”李宗仁退出競選。李宗仁認為蔣介石出爾反爾，說話不算數(shù)，堅持不讓，于是蔣介石決定親自出馬找李談話，正式要李放棄副總統(tǒng)競選。

蔣介石來到李宗仁的辦公室，輕蔑地看了李一眼說：“德公（指李宗仁，字德鄰），你還是自動放棄的好，你必須放棄?！崩钭谌驶卮鸬溃骸拔瘑T長，這事很難辦啊?！笔Y介石接著說：“我是不支持你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得到？”“這倒很難說！”李宗仁負氣地道?！澳阋欢ㄟx不到！”蔣介石加重了語氣。李宗仁目光如炬，回敬道：“你看吧！我能選得到！”

蔣介石急了，說出“只要你不參加副總統(tǒng)競選，才能避免黨內(nèi)的分裂”之類的話來威脅李宗仁。但李宗仁毫不動搖，最后兩人越說越僵，不歡而散。

李宗仁自己曾說過，蔣介石是有名的大獨裁者，一般部下和他說話，為其氣勢所懾，真可說是不敢仰視，哪里還敢和他吵嘴。李宗仁這回不但敢和蔣介石吵嘴，而且還針鋒相對，讓蔣介石非常惱怒。蔣介石把孫科拉出來參加副總統(tǒng)競選，是想利用這位“太子”來擊敗李宗仁。孫科本來就不打算參加副總統(tǒng)競選，后經(jīng)蔣介石夫婦出面保駕，硬是把他拉出來參加競選。蔣介石除答應全力支持外，還提供全部競選經(jīng)費。盡管如此，仍未能挽救孫科敗北之命運。選舉計票結(jié)果，李宗仁得1438票，比孫科（得1295票）多143票。李宗仁擊敗了孫科，成功當選副總統(tǒng)。

1948年5月1日，蔣介石、李宗仁當選國民政府正、副總統(tǒng)。就職當天，據(jù)李宗仁回憶，蔣介石故意不讓他知道要穿著中式禮服，結(jié)果他穿軍裝，看起來好像是蔣的副官。蔣介石于該年年底的“反省錄”中認為：本年最大失敗為政治，而政治失敗之總因即在副總統(tǒng)主張黨員自由選舉之方式，尤其在選舉前夕為李宗仁前來哭訴懇求，誤信其被選后，彼不能有單獨政治主張之諾言，于是支持孫科當選之決心動搖，對民青兩黨選票，任其選李，因之孫敗，此乃余決心不堅。

從這次正、副總統(tǒng)選舉中，足見蔣李矛盾之尖銳。而歷史上，蔣介石和桂系宿怨很深，蔣李時分時合，矛盾重重。蔣介石三次下野，均與桂系“逼宮”有很深的聯(lián)系。

1927年，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新桂系，幫助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血雨腥風中建立了南京政權；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失敗。但實力強大的新桂系并不甘心對蔣稱臣，尤其是蔣介石獨裁專制、排除異己的行為引起了他們的不滿，“反蔣”言行時有所聞，蔣桂關系日趨惡化。于是，蔣介石在打擊共產(chǎn)黨人之后又密令何應欽執(zhí)行剿滅桂系的計劃。與白崇禧私交甚厚的何應欽不愿無故翻臉，拒不執(zhí)行這個計劃。這引起蔣介石的懷疑，認為“何已經(jīng)軟化”，二人關系緊張起來。李白（李宗仁、白崇禧二人合稱“李白”）知道蔣的陰謀后，愈發(fā)感到這個人“陰險”“不可靠”，遂加緊糾結(jié)各方反蔣勢力，準備把蔣介石趕下臺。而汪精衛(wèi)亦揚言“一切均可磋商，對蔣氏個人，絕不能相諒”，把以張發(fā)奎為總指揮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從武漢調(diào)至九江地區(qū)“東征討蔣”。8月9日，唐生智發(fā)表討蔣通電，稱蔣介石“以軍治黨，以黨竊政”，要求“海內(nèi)忠實同志共起而平亂”。李宗仁將第七軍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區(qū)，又聯(lián)絡浙江周風岐的二十六軍將部隊開到南京，對蔣形成包圍之勢。蔣介石敗退南京后，一面致電馮玉祥表示贊成寧、漢合作，一面又邀白崇禧率部與武漢汪精衛(wèi)作戰(zhàn)。但桂系已經(jīng)控制了南京四周，故而向蔣攤牌；白崇禧公開頂撞蔣介石，拒不執(zhí)行對武漢作戰(zhàn)的命令。其他反蔣分子也紛紛表示愿意與武漢“妥協(xié)”。1927年8月，蔣介石被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實力派“逼宮”通電下野，由其三人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黨務委員。南京與武漢兩國民政府亦達成統(tǒng)一，史稱“寧漢合流”。

蔣介石辭職后，身邊僅帶12名衛(wèi)士返回浙江奉化老家。但他并不甘于沉寂，通過張群等人的幫助，獲得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和陸軍大臣向川義則等政府政要的政治支持和巨額經(jīng)濟援助。同時和宋氏家族結(jié)成“政治聯(lián)姻”，這是決定他以后政治生涯的重大抉擇。（當蔣介石與宋美齡結(jié)婚時，李宗仁是國民政府全體中央委員中唯一一個未送結(jié)婚賀禮之人。）

1928年初，趁廣州事變及“桂系排汪”造成的影響，蔣介石得以復出。鑒于當時形勢，原來的不少國民黨人紛紛主張蔣介石“復職”，收拾國民黨內(nèi)部的混亂局面；北方的馮玉祥和閻錫山想對張作霖作戰(zhàn)，也主張蔣復職；何應欽則要蔣出來“主持軍事”。蔣介石掃除了一切障礙，于1928年1月4日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計”，1月9日正式通電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接著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最高職務，可謂權傾一時。從他下野到重掌大權僅116天；而新桂系軍隊被迫撤出南京、江南等要害富庶之地，發(fā)展受到挫折。

1928年1月蔣介石重新上臺后，任命李宗仁為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務委員會委員、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主席和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參加其舉行的第二期北伐。但蔣對李白逼宮之事，一直耿耿于懷，尋隙報復，東山再起后，就首先把矛頭對準了桂系，瓦解其軍事力量，以后蔣桂之間爭斗不斷。1929年3月，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桂系戰(zhàn)敗，逃回廣西。蔣介石以“叛亂黨國”的罪名，開除了李宗仁黨籍，免除本兼各職。1929年秋，李宗仁返回廣西南寧，組建護黨救國軍，自任總司令，白崇禧為前敵總指揮，下轄第三、八兩路軍，此后長期盤踞廣西，與蔣介石對抗，伺機發(fā)展勢力以求東山再起。1930年馮玉祥、閻錫山聯(lián)合反蔣，57名將軍和81名著名人士在太原通電全國，要求蔣介石下野，桂系趁機加入反蔣聯(lián)合陣線。李宗仁被推為中華民國陸軍副總司令（總司令閻錫山）兼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由廣西進軍湖南，支援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同蔣介石作戰(zhàn)。但后來因為張學良率奉軍入關助蔣，聲勢浩大的反蔣聯(lián)盟失??；新桂系、馮玉祥、閻錫山三大派別在中原大戰(zhàn)中都被蔣中正擊敗。

蔣介石為鞏固政權，請回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出任立法院院長，但是，這個曾主持南京國民政府并擔任過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的元老級人物，在蔣介石心目中不過是一個可利用的“擺設”而已。胡漢民不滿蔣介石擅權，于1931年2月28日被蔣介石扣押，并軟禁在南京湯山。此事在朝野引起軒然大波，導致了國民黨內(nèi)的又一次大分裂。1931年4月31日，經(jīng)胡漢民授意，國民政府文官長古應芬等聯(lián)合各反蔣派系發(fā)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歷數(shù)蔣的罪狀，要求撤職查辦，得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和粵系軍閥代表、第八集團軍總司令陳濟棠等人的擁護。5月27日，汪精衛(wèi)、孫科等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指責南京之“黨部為個人勢力所劫持，實無存在之價值”，推舉汪精衛(wèi)為首任國民政府主席，又在燕塘閱兵。一時劍拔弩張，戰(zhàn)爭一觸即發(fā)。

各派勢力的“逼宮”使蔣介石焦頭爛額，“九一八”事變的發(fā)生則直接導致了他的下臺?！熬乓话恕笔伦儼l(fā)生后，由于蔣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卻加緊圍剿紅軍，激起全民義憤，遂掀起了抗日反蔣高潮。1931年9月20日，國民黨中寧方以國民黨中央名義致非常委員會，表示贊同和平，提出以釋放胡漢民為議和條件，要求蔣介石下野。11月18日粵方四全大會召開，主持人胡漢民發(fā)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項政治主張，中心內(nèi)容是要求蔣介石下野。12月15日，內(nèi)外交困的蔣介石在各方壓力下發(fā)表了《蔣主席辭職電》，宣布下野，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及陸?？湛偹玖畹嚷?。

為減少今后復出時的障礙，蔣介石在辭職當日首先召開國務會議，一舉改組了四個省政府，任命顧祝同等為幾個省政府的主席。而財政部部長宋子文也帶領所有工作人員集體辭職，并帶走了所有賬本。這就為蔣的再起埋下了伏筆。

蔣介石再次返回故鄉(xiāng)奉化溪口，但并未賦閑，而是密切關注著局勢的發(fā)展。

國民黨內(nèi)部各派系爭權奪利愈演愈烈。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濬發(fā)起“九省聯(lián)防”，率先公開支持蔣介石，希望借此同胡漢民在廣州成立的“中央黨部西南執(zhí)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相對抗；陳濟棠又倡議“西南五省大團結(jié)”；張學良、閻錫山、馮玉祥等也在籌劃“北方六省大聯(lián)合”。國民黨可謂四分五裂。面對這種形勢，蔣介石感慨道：“哲生（孫科）庸暗，季新（汪精衛(wèi)）狡猾，當此危局，余茍不力為支持，天下事尚可問乎？”

蔣介石下野后，孫科上臺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外交和財政，他深感新政權難有作為，因而在參與逼蔣下野不久，不得不給蔣打電報請其“蒞京坐鎮(zhèn)”。1932年1月4日，孫科迫于形勢，辭去行政院院長職務，南京政權出現(xiàn)危機。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親蔣派乘機提出“請蔣先生到南京主持中央政治會議”的動議。1932年3月1日，國民黨在洛陽召開四屆二中全會，選定蔣介石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軍事參謀部參謀長。至此，蔣介石終于再次重掌軍事大權，“蔣委員長”的稱呼，在以后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幾乎成了他的專用名詞。伴隨著蔣介石的下野與再起，國民黨內(nèi)各派勢力相互達成妥協(xié)，逐步形成了以蔣介石為主導、各派聯(lián)合統(tǒng)治的局面。

1936年6月李宗仁、陳濟棠借蔣介石不抗日為名，再次發(fā)動反蔣事變，成立抗日救國軍第一軍團，出兵湖南，要求北上抗日。1937年在全國一致抗戰(zhàn)的形勢下，桂系“皈依”蔣氏中央。由于桂系在抗戰(zhàn)中戰(zhàn)果輝煌，1944年年底，蔣中正為防止桂系力量壯大，將李宗仁從第五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的位置，調(diào)升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漢中行營主任，名義上是指揮第一、五、十3個戰(zhàn)區(qū)，實則是虛設機構，明升暗降，以削其兵權。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圍繞如何處理共產(chǎn)黨的問題，蔣介石與李宗仁之間產(chǎn)生諸多分歧。蔣任命李為國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轅主任，名義上統(tǒng)帥冀、魯、察、綏、熱、平、津、青五省三市，實則并無調(diào)兵遣將、馭控下屬之實權。1947年年底，李宗仁拒絕在無實際權力下總責華北、東北事務，且其“東北華北剿匪方略”亦被蔣中正否定。在此情形下，李宗仁三度拒絕指揮東北戰(zhàn)事，堅持參選中華民國副總統(tǒng)。1948年3月，國民大會選舉第一任行憲總統(tǒng)和副總統(tǒng)，李宗仁在蔣中正的反對和壓力之下，最終擊敗蔣中正屬意的孫科當選為副總統(tǒng)。

1948年5月底，蔣中正調(diào)任白崇禧為華中剿總司令長官。李宗仁強烈反對蔣介石設立華中剿總這一機構，認為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地區(qū)應由華東剿總統(tǒng)一指揮；若硬要一分為二，也應由白崇禧出任華東剿總。

到1948年年底，在人民解放軍的強大打擊下，蔣介石的軍事力量已日暮途窮；國共軍事力量已逆轉(zhuǎn)為150萬：400萬。在經(jīng)濟上，上海爆發(fā)了金圓券風暴。外交上，美國對蔣介石也失去了信心。司徒雷登在1948年10月23日向美國國務院建議“勸告蔣委員長退休，讓位給李宗仁或者國民黨內(nèi)其他較有前途的政治領袖”，企圖“換馬”。杜魯門上臺后，屢屢給蔣介石施加壓力，逼蔣下臺。而新任“華中剿總司令”白崇禧又乘蔣之危，統(tǒng)領50萬大軍于武漢耀武揚威，與兩廣相呼應，操縱整個中南。李宗仁、白崇禧操縱的桂系再次向蔣介石“逼宮”，迫其第三次下野。

既要面臨中共軍隊的毀滅性打擊，又要面對國民黨內(nèi)部的壓力，再加之“友邦”的“換馬”，蔣介石可謂四面楚歌，憂心如焚，夜難成寐?？勺钭屖Y介石頭疼的還是李宗仁桂系勢力的日益強大，經(jīng)過再三思忖，蔣介石做出了一個重大決定。

不久，在南京中央軍官學校蔣介石的住宅里，蔣介石接見了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和保密局云南站站長沈醉，鄭重交給沈醉一項重大任務，并一再說明這是關系到黨國安危的大事，叫沈醉絕對不能向外泄露半點機密，一旦決定行動，便要絕對完成使命。最后蔣看著沈醉對毛人鳳說：“這是我們最忠實勇敢的同志，他工作上生活上如有困難，你要盡力幫助解決?！?/p>

軍事上屢戰(zhàn)屢敗，對陸、海軍將領的失望；經(jīng)濟拮據(jù)；外交艱窘；立法、監(jiān)察各院之黨員“無法無天”，使蔣介石備感情勢黑暗，極有生以來未有如此之悲慘。 11月24日，當參與淮海戰(zhàn)役的國軍大將黃百韜十幾萬兵力幾乎全被殲滅時，他在日記中寫道：“黨政軍干部之自私、無能、散漫、腐敗不可救藥。若要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棄現(xiàn)有基業(yè)，另選單純環(huán)境，縮小范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xiàn)局之成敗，不以為意矣。”那么，這個單純的環(huán)境，縮小的范圍，另起的爐灶，當指何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