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愛情，女人與記憶

愛情，女人，記憶

愛是我們最需要的，愛情卻是我們最怕的。因此男人與女人的關(guān)系很少會不復(fù)雜，使之復(fù)雜的是我們的記憶。愛情與記憶之間為什么給我們帶來這么多痛苦呢？

從記憶的本身來看，本來有兩種記憶。為了了解這個現(xiàn)象，最好用兩個不同的詞來解釋記憶，有集體的和個體的記憶。集體的記憶我們最好叫紀(jì)念。一個民族每年會紀(jì)念建國之類的歷史事件，她分享集體的記憶。如果一個民族失去了這種紀(jì)念，她會從歷史上失蹤，或者陷入很大的困境。

跟紀(jì)念不一樣的記憶是個人的，我們叫它回憶。人類很晚才有這種現(xiàn)象。比歐洲早一千多年，中國已經(jīng)有詩人能這樣說：你還記得嗎？二十年以前我們兩個……因此不少唐朝的詩歌用“記”這個漢字來作為標(biāo)題。

這種回憶都包含一點憂郁的感覺，因為所有的回顧跟時間有密切的關(guān)系。我們記得的經(jīng)常已經(jīng)沒了。好的文學(xué)作品就是從懷念開始。無論是杜牧、魯迅或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懷念”是他們大作的出發(fā)點，這讓讀者傷心。我們懷念的一般是人，是我們愛的或重視的人。我們可能已經(jīng)失去這些人，或者他們走了，讓我們一個人留下來。失去后我們會太難過，會覺得生活是空的。想起一個已經(jīng)離開的人，也可能我們不光會有一種美感，更有最深刻的悲痛。如果回憶離不開痛苦，我們不一定敢面對它。

德國當(dāng)代哲學(xué)說每個人出生的時候要經(jīng)歷一種原場景（primaeval scene）。比如娃娃看到媽媽的微笑，他也開始微笑。微笑就是愛。因此每個人首先看到的原場景跟愛有關(guān)系。孩子長大了，他（她）不光需要愛，也需要愛情。如果是男的，他去找。如果是女的，她開始吸引。按照什么標(biāo)準(zhǔn)來找、來吸引呢？可能他們（她們）都會靠無意識地看到的一種原形象（primaeval image）。要不然在幾億人之中他們/她們找不到自己要的對象。找到了，他（她）會說“就是他（她）”。跟顧城一樣。20世紀(jì)80年代初他在北京火車站的人群中看到了謝燁，他知道他要的不是別人，就是這個人。

可以說一個人看到別人，愛上他（她）了，這也算一種原場景。這可能是我們第二次原場景。不過，不少我認識的女人怕這種原場景。最近有一位女士坦率地告訴我，如果她有一天會碰到一個一輩子再也找不到的最合適的男人（man of my life），她肯定要跑掉。另外一個已經(jīng)去世的女性朋友十幾年前來信問我：如果我們有一個一直感覺到的愿望，但是完全不愿意滿足它，我們怎么辦呢？第三個我認識的女人聽一個男人說“我愛你”，她的反應(yīng)非常奇怪。雖然她也愛過他，雖然他們兩個享受過愛情的深度，她提醒這個男朋友：這句話我不允許你說！

女人怕愛情嗎？她們怕激情（passion）！好像她們不要一個能滿足她們所有愿望的男人，寧愿跟一個老實的丈夫在一起。去年有一個跟我讀完博士的中國女生告訴我：“老師，我知道你覺得我的老公不好看，他肚子太大，他的身材不怎么樣，總的來說他不是帥哥，但是因為我可以控制他，所以我只好跟他在一起?！边@不是一個奇怪的觀點嗎？她說控制，不說愛情，更不說激情。肚子大的中國男人喜歡這樣嗎？

當(dāng)時我想起Rod Stewart來，他是英國有名的搖滾歌手，他1980年唱過：even the president needs passion（連一個總統(tǒng)也需要激情）。他這首歌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的生活沒有激情的話，它能是完美的嗎？因此，怎么可能有女人會不要激情呢？

是的，女人經(jīng)常害怕激情，因為激情太深。激情能打開一個女人的真心。打開后，她的痛苦就開始了。一些歐洲語言的passion這個字是從拉丁文來的。除了激情外，它還是痛苦的意思。激情與痛苦真的是一致的嗎？好像是，從女人來看，也許更是。大夫們說女人比男人更懂和渴望愛和愛情。女人就是愛和愛情。如果一個男人了解這個，如果他掌握了愛情的秘密，他可以觸摸到一個女人最神秘的地方。然后他們能夠成為神與女神。這樣宇宙的秘密也快要打開了。天人合一是人最大的渴望，能夠得到嗎？通過互相擁抱能得到。不過需要勇氣。為什么呢？

女人的心打開了后，它要求永久滿足。不是永久的、每天的滿足，心開始缺少太多，開始害怕。心害怕記憶。因為記憶說：有一次有……現(xiàn)在什么都沒有。如果是這樣的話，女人一般不允許一個人問她“你得到過你最想要的嗎”，因為無論怎樣，所有的回答都會打開痛苦的大門。

因為我今年70歲，我做過不少女人“靈魂的辦公室”。女人們有時敢找我談她們自己。有一個說她跟一個男人好幾年以前享受過她生活中最美麗的時光。過了一段時間以后，她決定了要走。原因是他們的關(guān)系太美。如果這樣繼續(xù)下去她老了，就沒辦法回到她的丈夫身邊去。這么一個女人中國報紙叫情人（mistress），這是一個男人的角度。女人也可能因為她得不到她本來要的，她到處去找，希望能一輩子滿足一次她最深刻的盼望。滿足了以后，不允許她自己回顧，不允許任何人提到過去。什么都不說是她唯一不要面對她生活最大的快樂與痛苦的方式。

20世紀(jì)80年代柏林的女權(quán)主義者在游行的時候總是喊“我們要一切”的口號。從今天來看，她們都失敗了，因為生活不一定會提供一切?？蓱z的女人！

翻譯與女人

我在中國教書已經(jīng)五年了。我都用中文上課，當(dāng)然很勉強，很費力氣。大部分學(xué)生是女孩子，很聰明的女孩子。來上課的男生很少，他們經(jīng)常比不上女同學(xué)。在教室里，男生坐在后面，女生坐在前面。女生認真、微笑，很可惜男生總是麻木。

因為這樣，我的問題就來了。什么問題呢？了解、理解的問題。我的中國學(xué)生大部分學(xué)外語和翻譯。翻譯算服務(wù)，因此無論國內(nèi)還是國外，學(xué)外語的學(xué)生大部分是女生。我學(xué)了好多外語，也教外語和翻譯學(xué)，那么，我是女的嗎？好像是。什么意思呢？

我當(dāng)然是男的。我的名字和性別都證明我是典型的男性，典型的德國人。但同時我是女性的。跟歌德寫中國銀杏的一首詩說得一樣：我不是一個，我是兩性的（Ginkgo Biloba中詩行直譯）。因此歌德和我都會主張：兩種靈魂睡在我心上。

我的心呢？一個是男性的，一個是女性的。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歐洲的。

大部分男人不太重視女人。不過，不理解女人的男人可能也會難以了解自己。因此我總從女性的角度來看我自己。我就倒霉了。男人會問我為什么想去做女子。我不想做女人，我想體會女性，理解她們。所以我老考慮到她們：她們是誰，她們要什么，她們希望什么。我總試試看能不能滿足她們的要求。我就倒霉了。

原來男人多反思一個女人的心理應(yīng)該是好的。但是，我這么看好像是錯的，不符合時代。我原來每個星期給某一個中國報紙寫專欄。過了一年多后編輯來電話告訴我不再需要我的小品，因為我寫關(guān)于女性的話題太多了。

本來我希望女讀者發(fā)現(xiàn)我不再寫我的散文會表示反抗，但她們沒有。為什么沒有呢？大概不好說。也可能她們覺得不應(yīng)該是男人解釋她們，應(yīng)該是她們解釋自己。反正從德國來看是這樣的，那里的口號是：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

一般來說，男人是單行路。女人大部分是矛盾的。因此我不再多談男人，太無聊。不如談女人、談翻譯吧！

愛和愛情是翻譯。我們愛，我們就把我們的感情翻譯成語言或手勢。我們的眼睛會說很多。我們的眼睛有時包含了我們所有的渴望。但如果我們是低著頭的呢？

我喜歡在北京的飯館看人吃飯。場面都一個樣——飯來以前，女的看手機，男的看手機。菜來了后還是這樣。男人胖，女人瘦。男人穿得亂七八糟，女人穿得很美。

穿衣服也是一種翻譯。如果我是女孩子，我不可能跟一個不文明的男人結(jié)婚。飯館里的中國男人經(jīng)常不夠文明。現(xiàn)在天氣熱了，他們會給我看看他們的肚子，還拍一拍自己胖胖的肚子。怎么辦呢？

魯迅說過“救救孩子”。我們今天只能說救救男人。要不然他們還是在香山“禁止抽煙”的牌子旁拼命地抽煙。救救香山！

男人與女人真的平等嗎？

女人的解放也可能是20世紀(jì)發(fā)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女人是人類的一半，寫女人就寫半個人類，是不是？我原來是這么想的。

一兩年前，我每個星期給某一個中國報社寫一篇散文。過了一年多后，該報社的編輯（他當(dāng)然是一個男的）來電話告訴我：你老寫關(guān)于女人的話題，我們不太想再發(fā)表你的文章。我吃了一驚。寫女人不對嗎？落后嗎？好像是。我早聽說過這樣一個說法：男人做女子的鏡子，給她們各種各樣的認同。當(dāng)時是50年前，我覺得這個說法不錯，有道理。今天我怎么看呢？

30年來我經(jīng)常說：我是女權(quán)主義者。沒想到有一天在波恩會有一個女人就此問我：“你為什么想做女人呢？”我不想當(dāng)女人，即使我總是坐著小便，為了干凈，沒有別的意思。我不喜歡看男人站著撒尿。他們還不洗手就離開廁所。我還記得50年代的德國，我們小男孩每一次公開地一塊兒噓噓，大聲地喊一聲口號：誰不站著，誰不是男子漢。很調(diào)皮，對嗎？這件事情不要多說了，有一點無聊。

有一次一個中國男性讀者跟我家里人說：“顧彬不喜歡男人，他最討厭的是中國男人！”有道理嗎？慢點，情況復(fù)雜一些。

我們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德國長大的孩子，經(jīng)常看不到爸爸。他們有的死了，有的作為戰(zhàn)俘，有的到外地賺錢去了。我爸爸早上很早離開家，晚上很晚工作回來。他回來我已經(jīng)睡了，因此很少能看見他。

那時候，我們小孩兒老跟女人在一起，渴望有一天會來一批男人跟我們玩。他們來了，他們是士兵，英國人。他們的軍營就是在我們住的房子后面。每天他們到我們房子前面的荒地來進行部隊演習(xí)，我們小豆豆們都跟著他們，有時高興地坐在他們的高射炮上。雖然我們不懂事兒，有一點頑皮，比方說把石頭扔到他們的營房，但英國軍人還是對我們孩子們非常親切。

當(dāng)時我們小孩兒做戰(zhàn)爭的夢，夢見到戰(zhàn)地打仗去。我們心上都代表一種男人主義。我們看不起女孩子。我們到野地玩兒騎馬牧者與印第安人的游戲，到森林爬樹，在那里女人對我們來說都不存在。我們是男人，我們是英雄。上學(xué)我們經(jīng)常帶武器，當(dāng)然是玩具槍。有時我們在樹林子里找到真的兵器或真的手榴彈，就把它們藏起來。而且當(dāng)時在家里還有真正的手槍與真正的彈藥，它們是大戰(zhàn)留下來的。我們孩子當(dāng)時的生活其實有些危險。

無論如何我居然有一天發(fā)現(xiàn)了女孩子，女人的文明，在小學(xué)、在學(xué)童日托所。我是在德國的北方出生的，在策勒（Celle）。1952年，我在這個古老城市的郊區(qū)開始上學(xué)。大概四年級的時候，我們男生受不了老師老歌頌兩個女生的書法，還讓她們兩位把我們的名字寫在我們本子的封面上。原因是老師覺得我們的書法太難看。他說他認不出我們的姓名來。兩個姑娘把我們的名字在我們的手冊上寫好了，我們發(fā)現(xiàn)什么呢？不光發(fā)現(xiàn)她們的書法好看，我們也發(fā)現(xiàn)她們本身的溫柔、文明、美麗。

下課我們學(xué)生大部分去學(xué)校旁邊的學(xué)童日托所。那里的阿姨們都是年輕人。她們個子高，頭發(fā)長，身體瘦，她們很女性。我們偷偷地看她們漂亮的體形，特別是她們?nèi)棺拥牡皖I(lǐng)。從那時我開始害怕女人，到今天我還怕她們。為什么？不太清楚。好像對我來說，她們代表一個跟男人不一樣的，另外一種世界。

20世紀(jì)50年代女人在家里什么都決定，但是如果她們想到外面工作去，她們需要丈夫的批準(zhǔn)。反正在1949年后的西德是這樣。不過像鮑勃·迪倫的歌兒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一樣，時代在改變。好像六七十年代社會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歷史看起來從男轉(zhuǎn)到女，無論在德國、美國或中國。

大地上新的口號是Pretty girl rules the wolrd（美女統(tǒng)治天下）。到目前為止，連她們的內(nèi)衣也受到男女的贊成。Victoria's Secret的時裝在全世界成功。我們男人偶然路過它的商店，根本不知道把我們眼睛放在哪里，最好把它們裝到口袋里頭吧。不過，不看的話，女人不高興，看的話，她們會想：你瞧這個好色之徒。

七八十年代以來發(fā)生了什么呢？難說。因為歷史是復(fù)雜的。應(yīng)該承認到現(xiàn)在不少女人還是不幸的。不要說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區(qū)，哪一種社會，誰都知道女子在那里要面對暴力。不過，女人的不幸福不再是歷史的傾向，相反的，在學(xué)校女生超越男生，在德國、在中國都是這樣。我在汕頭大學(xué)或者在青島海洋大學(xué)上課，女生坐前面，男生坐后面，女生寫最好的考卷，男生寫最差的。

可能20世紀(jì)以來有兩種社會的趨勢：一個是美學(xué)丑的發(fā)展，一個是女人自信，后者是我們要贊美的變化。人需要美，要不然生活單調(diào)。不過，現(xiàn)代藝術(shù)、當(dāng)代文藝、今天的文學(xué)等不一定還能代表美。幾十年來，丑代替了美。另外，今天看新聞，經(jīng)常看到戰(zhàn)爭，大部分是男人打仗去。可能由于這類的原因，時裝表演越來越多受歡迎。無論我們怎么評論，在高臺（cat walk）上出現(xiàn)的女人，在女時裝雜志上看到的服裝都不丑，相反地我們的眼睛感覺到美的幸福。如果男人看模特在高臺上走來走去，都是從臺下觀察臺上的她們。電影、圖畫、文學(xué)作品里描寫的神女經(jīng)常在高尚的地方，經(jīng)常從上面下來，下到大地上，到男人界。中國英文版的《環(huán)球日報》（Global Times）最近有一篇文章談女人的內(nèi)衣，報道一個美國男人把 Victoria's Secret 的模特叫成 “angels”（天使），看上去有一點道理。

80年代西柏林的街上經(jīng)常能聽到、看到女人游行的口號：“我們要一切，一切要馬上就來！”當(dāng)時的西柏林全部依賴當(dāng)時的西德，兩個德國統(tǒng)一后柏林還是依靠德國的西部，因此柏林的福利很好。根據(jù)2007年的統(tǒng)計，當(dāng)時柏林百分之五十的居民不工作，靠城市的福利好好過日子。因此誰都可以要“一切”。

80年代西柏林的女人還有另外一個口號“ 魚不需要自行車，女人不需要男人”。如果她們還是要孩子，怎么辦呢？請一個男的幫忙，孩子生了后讓他出錢，柏林城市因為缺少它的后代也會給錢。女人這樣生一兩三個娃娃，不需要發(fā)愁。

1977年，我開始做柏林自由大學(xué)漢學(xué)系的“副教授”。我的學(xué)生大部分是女的，都是女權(quán)主義者。在她們的影響之下，我改了我的思路、我的生活方式等。我跟隨她們從“男性文學(xué)”轉(zhuǎn)到“女性文學(xué)”。我從事了這個新的研究方向十年多。我跟我的學(xué)生（也包括一些男生在內(nèi)）一起研究、翻譯了中國現(xiàn)代、當(dāng)代女作家的優(yōu)秀作品。

我為什么有一天“停止了”繼續(xù)把女性研究放在我研究的中心呢？有好幾個原因。最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男人，集中在女人的世界，不但使男人，更使女人表示懷疑。1985年到了波恩大學(xué)后，我發(fā)現(xiàn)我的學(xué)生對女權(quán)主義不感興趣。她們好像代表另外一個時代。她們給我的感覺是她們非常自信。她們不再認為男女是對立的，相反是平等的。我就開始孤獨。

我開始孤獨，為什么呢？在柏林，我學(xué)好了“恨”男人，恨我自己。我聽夠了女人說“每一個男人都是一個潛在的強奸者”。我在波恩聽不到這類的起訴。波恩屬于比較寬容的地區(qū)，因為羅馬帝國、法國曾經(jīng)在這里一段時間，也因為狂歡節(jié)的影響。波恩的女人很強，不需要我這類的人為她們說話，她們自己說。

我的孤獨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女人得到了自信以后，她們不要男人保護她們，無論是在口頭上，還是研究方面、生活上。雖然我開了女人的研討會，出了有關(guān)婦女文學(xué)的不少書、文章、譯本，但是從來沒有一個女學(xué)者邀請我參加她們開的關(guān)于女人的討論會。雖然我今天還注意到女作家，可是我對她們產(chǎn)生距離感。

我最近產(chǎn)生的距離感跟媒體有密切關(guān)系。德國的媒體所謂的女明星老公開地攻擊或諷刺男人。目前我感受到一種不安全感的苦。我們西歐男人這些天說話、寫作非常小心。談猶太人、寫外國人，或者跟女人接觸，我們都怕會犯錯誤。因此我們老審查自己的話和態(tài)度，要不然我們倒霉了。

德國的女人，反正媒體上的女生是這樣，老污蔑男人。如果我們敢像她們一樣，問不合適的問題，我們馬上就會有困難。我還記得80年代有一個電視臺女節(jié)目主持人問一個男流行歌手：“你的褲衩兒放哪里啊？”媒體沒有反應(yīng)，女人沒事兒。90年代一個男記者在記者招待會上問美國女電影演員 Sharon Stone：“你的內(nèi)衣在哪里？”媒體就有反應(yīng)了。

更糟糕的是：上次德國的選舉前，有一個女記者給媒體報道一個政治家對她說的話。這句話是一年前在彼此之間說的，因此是私人的話。女記者報道，她當(dāng)天穿了Dirndl，這是一種突出女性身材的德國南方和奧地利的服裝。根據(jù)報紙的報道，政治家看到了這種民族衣服，告訴她：“你真會充實你的裙子?！眻蠹埦椭肛?zé)這個政治家sexism（性別主義）。指責(zé)了一年了！要求他下臺。原來小事兒變成了國家的大事情。在這期間男人不再敢歌頌一個女孩子的衣服，因為他們怕女人會覺得他們的眼睛在檢查她的身體。

在中國，我們最近老聽到女孩子們把好看的男明星叫成 young fresh meat（小鮮肉）。國內(nèi)國外很少對這種污蔑的說法做出反應(yīng)。更可怕的是一個在德國媒體非常成功的女作家在一個電視節(jié)目問一個男的：“你的小雞雞已經(jīng)起來了嗎？”媒體批判她嗎？沒有！她要下臺嗎？沒有！幾個星期前還有一個女明星告訴媒體她跟男人一樣放屁。如果男人不但在彼此之間，也是在媒體對女人敢這樣說，他們就完了。

好像這個時代，女人想做什么，她就做什么。在中國，有女人夜里隨便敲賓館的門或隨便打賓館屋子的電話；在科隆大教堂的祭壇上有女人隨便打開胸罩；在波恩的大學(xué)區(qū)有女人隨便抓住男人的中心。她們要怕法院的懲罰嗎？不。要怕媒體罵她們嗎？更不。為什么不呢？好像女人還算弱者，男人算強者。但是女人越來越強，男人越來越弱。男人不敢公開地說他們在女人的手里，會丟臉，因此男人沉默。

其實男人不再是強者，口頭上或行為上犯錯誤，他們都要負責(zé)。男人越來越害怕碰到女人。因為女人，比如在德國，無論說什么都是對的。十年前，一個男老師要坐十年的牢。原因是他的女同事起訴他在辦公室強奸她。他在監(jiān)獄死了后，法院才發(fā)現(xiàn)女老師的故事全部是編造的。

當(dāng)然我們可以質(zhì)疑，這些女人是否代表所有的女人。同時我們也可以質(zhì)疑，對女人不好的男人能否代表所有的男人。反正國內(nèi)國外有好男人，好像有困難看到他們，但是他們是有的。我們跟我們崇拜的女人去找他們吧。

男人能愛女人嗎？

最近中國報紙發(fā)了一個很奇怪的消息：一個女學(xué)生帶了三個男學(xué)生去醫(yī)院，要求那里的大夫們檢查出誰是她肚子里孩子的爸爸。我的問題不在于誰玩兒過誰，而在于中國還有君子嗎？如果是“我”作為這三個男學(xué)生中的一個，那么無論是不是“我”的孩子，“我”會說：“是我，我是孩子的爸爸?！币粋€君子應(yīng)該這樣。那三個男生愛不愛那個女生我們都不知道。也可能他們只想“放松”。那么，那個女學(xué)生也“放松”過嗎？根據(jù)中國的統(tǒng)計是不太可能的，中國女孩子很少得到全面的滿足，真可惜。

住北京的四川詩人歐陽江河說過這樣一句話：所有的女人到了30歲后開始老，特別是她們的皮膚。我老在考慮這句話，真是這樣嗎？如果在男人的眼睛里如此，這就真可怕。那么，女人30歲后還會有她們自己完美的生活嗎？如果沒有的話，30歲后的女人都趕快學(xué)德國女人吧。德國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女人都一個人住、自己過日子，她們沒有丈夫，沒有對象，沒有孩子。所謂的進步女權(quán)主義者鼓勵單獨的女人說：有什么男人就玩兒什么男人，但是不要跟他們在一起。我敢問：男人是東西嗎？好像是，我們男人喜歡作為女人的——上面提到的這類女學(xué)生的玩具嗎？我跟大部分的男人只好說：不喜歡，討厭！從“五四運動”開始，我們男人要受到女人的批判。她們覺得，“我們”都把她們作為“我們”的“性奴隸”（sex slave）。

現(xiàn)在我們男人應(yīng)該表示反抗：我們是人，我們不像美國明星Madonna（麥當(dāng)娜）說的那樣，男人不是女人的toyboy（男性的玩具）。麥當(dāng)娜雖然50多歲，還是非常好看。她為什么沒有跟歐陽江河說得一樣已經(jīng)老了呢？因為我們男人看到她的照片，看不到她的“現(xiàn)實”，看到的是她的“形象”（image）。這個形象當(dāng)然很美，很有吸引力。我們“男人”看到她的照片都太想跟她“在一起”。跟一個形象在一起嗎？是的，我們“男人”不要女人的現(xiàn)實，要她們的形象。因此女人注意她們的外表，無論內(nèi)衣還是鞋。女人知道怎么引起男人的注意。那么，男人愛上一個女人，愛她的本身嗎？還是愛上她的內(nèi)衣或者襪子呢？男人愛上女人的現(xiàn)實還是形象？很可能只愛上她的外表。女人的外表不能代表她的本身。她的外表是一個以形象為主的媒體的創(chuàng)造。比方說好萊塢電影給我們看的女人都是假的。當(dāng)然電影里的男人也是?！凹佟笔鞘裁匆馑寄兀縁ifty Shades of Grey（《五十度灰》）這部電影最近非常成功，從我的視角來看，電影女主人公原來看起來非常一般，但在電影里因為化妝的原因她好像是大美女。

好幾年以前，一個朋友告訴我：我們女人為你們男人什么都會做，你們男人對我們女人來說是最重要的。我吃了一驚。因為原來我在當(dāng)時的柏林碰到的女人都是不要男人的。她們說：女人跟魚一樣，魚不需要自行車，因此女人也不需要男人。還告訴我：如果一個女人為了滿足她肉體的要求而跟男人在一起，但是找不到最理想的男人，女人就應(yīng)該幻想跟她最崇拜的男人在一起來滿足自己。那么，一個女人這樣得到滿足，她其實不是跟她的丈夫、對象或者朋友，而是跟另外一個，也可能在媒體上看到的、根本不認識的形象。如果這樣的話，也可以問：女人能愛男人嗎？

英文媒體談女人經(jīng)常用girls這個說法。德文不能這樣說。德文談姑娘不清楚是一個還是幾個。英文分girl和girls。20世紀(jì)80年代英國流行音樂團體Sailor最成功的一支歌兒叫Girls，Girls，Girls。那么為什么是復(fù)數(shù)呢？一個姑娘不夠嗎？好像不夠。原因大概是，對男人來說，一個姑娘不是個體的，她只代表她女性的本身。男人要的就是這個。但是女性的本身不一定是個體的。如果我們從媒體來看，這種本身是所有女人的。無論是選美、模特秀還是汽車展覽，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girl，我們享受的是好幾個。那么，一個不夠嗎？好像對男人來說一個不夠。

我個人也是這么看的嗎？不是。我不需要girls，我需要的是一個人，一個女人，一個了解、理解我的女人。對我，一個男人不能代替她，不能！為什么呢？男人不夠開放，好多問題他們不敢面對，特別是他們個人的。從我來看，男人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女人。他們起社會的、工作的、政治的作用，但是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女性的本身是青春。因此女人潛意識里希望她們一輩子能做girl。從媒體來看，我們已經(jīng)進入姑娘時代。所有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女人都是姑娘似的樣子。美國幾年前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的女人典型：girlie。無論30歲還是50歲，不少女人會穿得跟女學(xué)生一樣。那么女人的青春真是最重要的嗎？女權(quán)主義者會這樣回答：是你們男人要求我們女人年輕，是你們的盼望讓我們這樣做。

奇怪，我從來沒有對我重視的中年女人說過：你們性感點，最好穿短的裙子，多注意到胸部的美。我也是一個男人，但是我的標(biāo)準(zhǔn)不是從媒體來的。因此裙子短不短我無所謂。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一個女人的微笑，她的智慧，她用心聽的能力——這就是她了解、理解的才能。我不喜歡跟男人說話。我覺得跟他們談私人的問題是浪費時間。男人很少敢面對自己。所以他們也不會跟別的男人談私人的事情。所謂大事兒是他們的題目：國家、人類、未來。奇怪他們的眼睛里還是會有青春的姑娘們，為什么？

美麗的女人美麗的書

書原來是神圣的，它們會作為我們的朋友或者老師，指導(dǎo)我們怎么過日子。因此我們可以跟別人說：出示你目前看的書，我可以告訴你你是誰。

書是神圣的。Bible，這個英文詞，來源于古代希臘文。希臘文的biblos是書的意思。在歐洲的中世紀(jì)除了Bible以外沒有別的書——《圣經(jīng)》就是書，書就是《圣經(jīng)》。如果有別的書的話，不許看。看別的書算犯罪。到了文藝復(fù)興時期，閱讀才慢慢解放了，社會上也逐漸會有別的讀物。

《詩經(jīng)》對孔子來說也是一種神圣的書。不過，除了它之外還會有別的書。所以孟子不要等待什么圖書的解放，當(dāng)時除了四書、五經(jīng)、十三經(jīng)以外還會有其他的很多著作。跟中世紀(jì)的歐洲比較起來當(dāng)時的中國開放得多。因為有書，所以有發(fā)展。

歐洲是翻譯大國。歐洲還沒有開始翻譯以前，她沒有中國發(fā)達。通過翻譯，17世紀(jì)小的英國成為當(dāng)時最強的國家。翻譯是看，看是了解，了解是知道人在哪里可以獲得好處。

但是為什么會這樣呢？讀，德文說 lesen。這個動詞是拉丁文來的：legere。無論是德文還是拉丁文，兩個動詞都有兩個意思：一、從地上撿起來東西；二、看書。兩個意思有關(guān)系嗎？有！寶貴的東西我才會撿起來。看書應(yīng)該有心得，從書上撿起的心得會給我們生活帶來變化。最明顯的例子是馬克思的著作對中國的影響。如果中國人沒有翻譯和閱讀過《資本論》，那么就沒有新中國。翻譯的道理就是這么簡單。

很可惜，在中國還會有人看不起翻譯和譯者。還有人會說“誰都可以翻譯”，這是很愚蠢的說法。翻譯一本書是藝術(shù)，看和念一本書也是藝術(shù)，出版一本書更是藝術(shù)。因此如果書不能再是神圣的，它應(yīng)該是寶貴的、美麗的。

有美麗的書嗎？德國每年出版的圖書百分之七十是譯本。德國的讀者大部分是女人，女人在德國算“美麗的類別”，可以說“美麗的女人”，因此書也應(yīng)該是美麗的。無論如何書與女人是分不開的。荷蘭畫家維梅爾（Vermeer van Delft）有名的一幅畫是《女人看書》。我想不起來男人看書的圖畫。男人騎馬的畫很多，真無聊。

中國的書很便宜，而德國的書好貴（因為德國的大部分書制作精美）。美麗的女人需要美麗的書，美麗的書應(yīng)該很輕，要不然閱讀的負擔(dān)太重。紙應(yīng)該好聞，因為女人的鼻子非常敏感。封面應(yīng)該有吸引力，封面上最好給顧客看一個在樹上享受愛情故事的姑娘。長篇小說做愛情的夢，小姑娘更做愛情的夢。

中國的書經(jīng)常太重，因此中國的美女隨身帶它有困難。她寧愿看手機，一個機器作為她的神，比身旁的書與男人還輕。

看、念、聽都是藝術(shù)。我們用眼睛，用嘴巴，用耳朵，結(jié)果都不一樣。我們的眼睛有的時候看不懂，耳朵聽不到，口說不出來有魔力的聲音。語言是我們存在的房子，美女們都想住在比較好的房子。因此她們跟一個男的見面，首先要聽他的聲音。如果嗓子有噪音，她們開始懷疑。然后看他的眼睛，如果他的眼睛無神，說明他連一句話也看不懂，她們更質(zhì)疑。最后如果他的耳朵聽不明白女人的含義，美女們會不要他。

女人是一本書。應(yīng)該好好看，好好聽，好好念。

書現(xiàn)在還是神圣的嗎？它的本身不一定還是。不過，如果美麗的女人看它，它會變成女神或神女的讀物。因此它還有希望。

表情包

現(xiàn)代（modernity）原來是啟蒙。它要求人要面對自己。面對自己時，人不要怕什么，要了解和認識自己。

不過，現(xiàn)代人好像有困難看自己的眼睛，有困難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會讓人感覺到路上的孤獨。因此人老需要安慰，需要泰迪熊，需要表情包。

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長大的。德國20世紀(jì)50年代的口號還是：孩子應(yīng)該跟Krupp（克虜伯）的鋼鐵一樣硬。當(dāng)時，我們小孩兒還老聽到大人說：一個印第安人不哭，因此我們向印第安人學(xué)不哭泣。到現(xiàn)在我不太會流淚。我七十多歲，周圍的朋友一個一個地去世，我還是不流眼淚，當(dāng)然我會很難過。

我的孩子們都會哭，為什么呢？我對孩子的教育跟我爸爸媽媽的完全不一樣。我爸爸媽媽都參加了“二戰(zhàn)”。從戰(zhàn)場回來后，他們要求家里的三個男孩兒不要流淚。因此我們都沒有淚水，真的比鋼鐵還硬。我們學(xué)好了壓抑所有的感情，最后什么情緒都沒有。反正我們這一代人就這樣看自己。

“二戰(zhàn)”后德國缺少男人。男人去打仗，很多人回不來，死在戰(zhàn)場。因此我基本是被女人培養(yǎng)的。我的媽媽、祖母、一些托兒所阿姨、一些小學(xué)的女老師改變了我原來非常軟弱的性格，因為教育我的女人們老說：別哭?！皠e哭”是她們唯一的口號，因此我沒有學(xué)好哭。

1974年我的第一個兒子出生了。當(dāng)時女權(quán)主義的活動慢慢開始了。1977年我到了柏林自由大學(xué)后，我的女學(xué)生都說我應(yīng)該學(xué)哭。我拒絕了。到現(xiàn)在我還不會哭，我比鋼鐵還鋼鐵。這樣是對的嗎？難說。

我有好幾個孩子，他們都會哭。孩子哭的時候我高興嗎？也難說。因為眼淚讓人感覺到人生的缺憾。什么缺憾呢？渴望與現(xiàn)實的矛盾。我們希望很多，因此要為了自己的夢而奮斗，但是經(jīng)常失敗。失敗也是一種重要的經(jīng)驗。不過，失敗有時讓我們比鋼鐵還鋼鐵，有時也讓我們太弱、太軟。因此人也需要安慰。

幾年來日本的表情包（emoji）越來越多影響到我們對社會的感覺。它們看起來是可愛的。但是我們?yōu)槭裁葱枰鼈兡兀俊拔覀儭敝刚l呢？如果指男人，女人喜歡男人作為需要安慰的哭娃娃嗎？

現(xiàn)代的女人太復(fù)雜。一邊她們要求男人比鋼鐵還鋼鐵，一邊她們要求男人很軟、很溫柔。也可能她們需要男人的手比女人的手還溫順?？墒钱?dāng)男人在她們的肩膀上哭的時候，她們大概還會說“別哭，別做哭娃娃”。

男人從女人的擁抱中溫和地回來，到社會上去做鋼鐵。但是，即使這樣，男人在女權(quán)主義者的眼里好像還是不太對，因為男人永遠只是男人。男人要變成表情包嗎？表情包不是男性，不是女性，不是鋼鐵，只是娃娃之類的吧。女人都要抱一個孩子。那么，男人做她們的娃娃吧，但是不要哭。

男人與孩子

幾十年來歐洲學(xué)術(shù)界常用兩個我最討厭的動詞，“發(fā)明”和“發(fā)現(xiàn)”。我跟孔子一樣，覺得人不需要再發(fā)明或者發(fā)現(xiàn)什么。古代什么都有，因此我們應(yīng)該回到傳統(tǒng)去。

無論如何，為了公平地評估歷史，我們還是必須談發(fā)現(xiàn)不發(fā)現(xiàn)的問題，比如發(fā)現(xiàn)孩子。我是在德國的北方長大的。那里的農(nóng)民把他們的孩子叫“煩惱”。19世紀(jì)的德國還是很窮，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西德更窮了。貧窮的生活中孩子是一個負擔(dān)。我還記得20世紀(jì)50年代零下20攝氏度的冬天，我們小孩兒哆嗦了。家里可怕，屋子里頭的窗戶都有冰。孩子們連下雪時都穿著拖鞋去上學(xué)。課間休息時我們不得不到外面去，老師們不讓我們在里面享受暖氣。我們都聽到了同樣的聲音：家長打仗時比你們還痛苦。那時老師還能打我們。每天打我們，打得很厲害。我們要脫褲子，他們打的時候我們是光著屁股的。要不然他們打我們一個耳光。我們當(dāng)時很淘氣嗎？也可能。

那時候大概不光是家長把孩子看成“煩惱”，老師們也是吧。他們罵我們，拿東西扔我們。好像我們是老虎，他們是馴虎者。我們的老師當(dāng)然都是男人，他們也會有他們的痛苦。因為剛從戰(zhàn)場回來，他們不少是殘疾的，我們不是。但是我們和他們還是會有共同點：飯不夠吃，衣服不夠穿。

小孩真的是一種煩惱嗎？我有四個孩子。對我來說，一個也不是什么煩惱。我還為了他們，每天奔波在路上，掙他們需要的錢。雖然是負擔(dān)，但也快樂。

最近有一個老朋友來了一封信說，不單是她教育她的小女兒，也是她的小女兒教育她。雖然很少能聽到這么一種思想，但它不是新的。我不太喜歡男的，不過還會覺得有一些男人了不起，比如豐子愷。我很早愛上他的漫畫，原因是他老畫孩子。一般來說，男藝術(shù)家（artists），包括作家，不寫、不畫孩子。男人，特別是中國男人，覺得家庭的事情是小事兒，他們寧愿談所謂的大事情。然而我的大事情，豐子愷的大事情都是從孩子開始的。談孩子時我們講宇宙，主張?zhí)烊撕弦?。這就是所有好的寫作和好的繪畫的秘密。

別人覺得我不但“討厭”男人，我更“討厭”中國當(dāng)代男作家。他們老告訴我，因為“文革”，因為這個或那個原因，他們當(dāng)時不能創(chuàng)作什么。連抽屜里他們都沒放什么東西?？蓱z的男人！可是，無論什么情況之下，東歐的作家老寫大作。這類創(chuàng)作大作的人，中國“文革”的時候也有過。豐子愷就是其中之一。復(fù)旦大學(xué)的陳思和告訴過我，這個漫畫家的書信該算“文革”最好的文學(xué)作品。從我這來看，不僅僅是這樣吧。“文革”期間豐大師感覺到自己快不行了，他決定要抓緊完成一百幅圖畫的最后幾十幅。其實他畫了117幅，畫好就去世了。他創(chuàng)作的《護生畫集》不是一般的作品，是大作。為什么他會這樣，而當(dāng)時大部分的作家不會呢？

原因可能是豐子愷太了解人，可當(dāng)時的文人只理解烏托邦。

七山：白雪公主的避難所

七山是德國北威州波恩郊區(qū)的山脈。我家在山的最后面，在樹林里。無論山前還是山后，七山都很美。它的美在于神話，原來白雪公主就是在那里，在龍山——七山中的一座山。七個小矮人也在七山，他們老看白雪公主的美。我也看過她的美，因為我也是小矮人之一。不相信嗎？來看吧。不過，現(xiàn)在的白雪公主不一定再是德國姑娘，也可能她是中國女孩兒，叫小王、小徐、小周或者小張。

我經(jīng)常跟中國來的博士生去七山喝當(dāng)?shù)氐钠咸丫啤ｋm然她們是女的，我還是覺得她們是當(dāng)?shù)氐钠邆€小矮人。盡管我是男的，我還是以為我是白雪公主。反正她們老說我好看。70歲的老頭子還會好看嗎？如果他是白雪公主，他不一定太丑。

不相信嗎？來吧，看吧。我們，一個白雪公主與七個小矮人，老在七山下清朝初年的木架飯館集合，吃飯，喝當(dāng)?shù)氐钠咸丫啤?/p>

真的是清朝飯館嗎？那么，我們的問題就開始了。七山的“七”是什么意思呢？不清楚。有人說因為有七座山，有人說是雨的原因，七山的雨很傾斜。也有人說七山的名字是從動物而來的，是從獅子而來，七山中有一座山叫獅子山。

不過，我的問題不在于七山的名字，而在于它的顏色。

我不再開車。我開過20年，開的是大眾車，老百姓的車。我是老百姓，我的先祖都是農(nóng)民，我忘不了我的過去，因此我騎自行車。無論在北京還是在波恩。我不需要寶馬或者奔馳，我需要的是一輛快的自行車。好的自行車比飛機還快，誰都知道。

自行車是哲學(xué)家的交通工具。騎自行車的時候可以思考存在的問題，比如七山的顏色。早上我去波恩大學(xué)，七山還是黑的。早上我經(jīng)過萊茵河，七山還在睡，它的顏色是睡眠的顏色，黑色。它還沒醒來。還在做白雪公主的夢，我的夢。我呢？我騎自行車過萊茵河前已經(jīng)做了《紅樓夢》的夢，5點半開始。5點半開始寫作，目前寫敘事詩，寫關(guān)于河南姑娘的敘事詩。

早上的七山是沒有顏色的，如果說黑色不是顏色，這樣也有道理。七山黑，我的自行車黑，我也黑。但是下午我從大學(xué)回家七山有顏色。什么顏色呢？每天不一樣。今天黃，明天綠，后天藍。那么它原來的顏色是什么呢？這樣問我們哲學(xué)的問題就開始了。東西的本身是什么呢？是白雪公主嗎？是七個矮人嗎？是我們的眼睛嗎？是我們的自行車嗎？

每天下午七山的顏色不一樣。我問過它，你原來的顏色是什么呢？它說：“我原來的顏色是白雪公主的。但是因為姑娘老在睡覺，七個矮人老在搗亂，因此我老變色。今天我是白雪公主的白，明天我是矮人們的灰，后天我是你們哲學(xué)家憂郁的藍。你滿意嗎？”我說：“可以，但是你最好還加上革命的紅色?！逼呱酱饝?yīng)了，波恩的七山現(xiàn)在特別紅。

媽媽

我的北京是一個曾到處都有田地的北京，一個藍天的北京，一個自行車的北京。今天的北京是一個高樓的北京，一個寬大馬路的北京，一個私人車輛的北京。我今年不再是當(dāng)年二十幾歲來華學(xué)習(xí)，而是70多歲到北京教書。時間是殘酷的，它不管我們懷念我們的年輕時代還是往前看賺錢。因此我突然發(fā)現(xiàn)我也是進步的，每天坐在一座高樓的辦公室研究中國古代哲學(xué)。目前我在寫列子，思考有無。我是矛盾的嗎？好像是。不過，無論如何，我是幸運的。我不是單獨的，我不是一個人，在我辦公室大窗外的地平線有西山。天氣允許的話，它早上跟我打個招呼，晚上請我看日落。因為是這樣，我的懷古、我的渴望出乎意料地又找到了固定的、需要的對象。

“又找到了”里“又”是什么意思？我們倆已經(jīng)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好朋友。我第一次到北京，第二天就到西山爬山。后來我經(jīng)常從現(xiàn)在的北京語言大學(xué)騎自行車去看那里的臥佛寺，或者享受它里面的香山。當(dāng)時來參觀的人很少，往往我一個人在山下思考 “得大自在”的問題。我1974年得到了“自在”嗎？好像是。要不然我不會寫關(guān)于臥佛寺的這么多詩歌和散文。

西山是一個在遠方的朋友。霧霾時這朋友失蹤了，從辦公室看不到它。山失蹤了，我的哲學(xué)問題慢慢產(chǎn)生了。我問自己，人看不到時還會在嗎？我們看得到的真有嗎？有無不光是中國哲學(xué)最重要的問題，也是我們存在的核心。

從我住的高樓還能看到下面的一個廣場。白天好多孩子在那里玩。孩子們很熱鬧，小狗與老人豐富了他們的游戲，有時一兩個母親會出現(xiàn)在他們之間。因為有媽媽，所以孩子有安全感。

我在辦公室最多聽到娃娃們大喊的聲音是媽媽。媽媽不是在他們旁邊嗎？是呀。但是他們?yōu)槭裁催€是喊叫她呢？他們玩的時候，玩得太無意識——跟著球跑，跟小狗跳。突然看不到媽媽。媽媽在球后失蹤了嗎？媽媽跟小狗回家了嗎？沒有媽媽，孩子于是開始害怕，就喊媽媽。沒有媽媽，沒有宇宙。沒有宇宙，沒有我。

還是奇怪：我們看不到的所有的現(xiàn)象，我們的聲音可以讓它回來，回到我們的眼睛里。媽媽聽到孩子的呼喊，她就開始跑過去。孩子看到媽媽的臉就笑了。為什么笑呢？因為在媽媽那里他們能看到宇宙，養(yǎng)育他們的宇宙。

北京人喜歡早上四點鐘去香山。到了后，四點多的香山看不到。還要等一兩個小時它才打個招呼。那么，人家干什么呢？他們開始喊山。香山慢慢醒來，慢慢出現(xiàn)，慢慢得到它的“自在”。一個人的聲音夠了，在霧霾前，在夜晚后，提醒香山它的存在。92歲或102歲，死亡之前我也會去西山喊一聲。到時大概所有已經(jīng)死了的朋友會從山后出來說：“我們回來了，你別發(fā)愁。”

你什么時候來的？

因為沒有像動物一樣本能的方向感，人需要另外一種方向感。為了找到自己的路，最有幫助的方式是提問題和聽回答。女人感覺不到她男人的感情，會問他：“你愛我嗎？”貓不會這樣做。

“你愛我嗎？”不一定是一個最奇怪的問題，因為愛情是女人與男人之間最復(fù)雜的，也最重要的事情。沒有愛情我們的生活就沒有固定的方向。貓與狗都不要面對有沒有愛和愛情的困惑。有時候我們在街上能看它們玩兒它們的青春。真的，它們能混在一起。我們羨慕它們嗎？它們也可能代表男人與女人的關(guān)系，女人經(jīng)常是貓，男人有時是狗。

真正的貓不會問狗：“你是什么時候到的？”狗來不來，貓一般無所謂，因為貓還有其他的動物可以玩兒，比方說老鼠。老鼠在貓的口里時，會問：“你是什么時候來的呢？”大概不。

每次我從德國回北京上課，人家在路上看到我，就問：“你是什么時候來的？”在中國我每年上9個月的課。也可以說，我目前生活在中國，不在德國。因此在大陸，人家問我是什么時候來的，本來沒有什么意思。我不是來的，我是在場的。

那么我回波恩上課，街上的人也會問我：“你是什么時候到的嗎？”他們不問。奇怪嗎？也不一定，因為波恩人不是北京人。

每次我在京聽同事或者學(xué)生問我：“你是什么時候來的？”我有點尷尬，怎么回答呢？“來”這個字原來有一個哲學(xué)的背景?？赡芪业膶W(xué)生和同事不知道，因為他們沒有跟我一樣學(xué)過哲學(xué)。無論在哪一種語言中，“來”這個動詞都有一個時間的和空間的含義。我們“來”，都是從一個具體的地方來，同時也是從昨天或今天來。所有的“來”應(yīng)該有一個目的，要不然人不能來。不過人知道他為什么來，知道自己為什么來到大地嗎？

所有的“來”包括各種各樣的“走”。誰會來，誰也會離開。因此我們的痛苦就開始了。女人離開男人，男人離開女人。一個留下來的人不能再問：“你是什么時候來的？”只好問：“你是為什么走的？”這樣看，“來”讓我們快樂，“走”讓我們悲哀。

人離開，他一般去哪里呢？他可能回去，回到哪里呢？回家、回家鄉(xiāng)。我們真正的家鄉(xiāng)是什么呢？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這個詞涉及我們的來源，涉及我們是誰，我們要什么的問題。

現(xiàn)代性（modernity）要求人應(yīng)該走他自己的路，不要作為貓口里的老鼠。特別是現(xiàn)代女人（modern woman），從1900年前后起，她們越來越多地離開家，尋找個體的幸福和滿足。她們在路上也能聽到：“你是什么時候到的呢？”如果碰到她們覺得合適的男人，會這樣。也可能男人要說：“我等你，我已經(jīng)等你等了一輩子了。你是從哪里來的呢？你為什么讓我一個人等這么長時間呢？”女人可能會回答：“我是從我的故鄉(xiāng)來的，從天堂來的，我在那里準(zhǔn)備跟你見面。我現(xiàn)在才能來，回到我心里的原型（primaeval image）去。”

這樣所有的時間、所有的空間，最后是完成的。幸福的女人，幸福的男人！

你也來了嗎？

有時候看起來最小的字，看上去最次要的詞會決定我們思想的深邃。“也”這個漢字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每天用它，不過我們不一定每天思考它的意義。它會因此難過嗎？大部分文人肯定會回答“漢字不會孤獨”。但是，我覺得漢字會孤獨，特別是使用它的學(xué)者、作家等老不問自己為什么用它，為什么不用它。

歐陽江河2006年問過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什么是好的漢語？”他原來也可以問，什么是好的語言？雖然已經(jīng)過了8年，我還想回答他。

無論如何連平凡的日子也會給我們留下語言上最大的秘密。2014年春天我有機會再去鄭州、開封做報告。我在那里認識了一個非?？蓯鄣奈娜?，年齡比我小大概十歲。20世紀(jì)80年代他特別喜歡喝白酒，現(xiàn)在不喝了，但是還很想跟我談一談他當(dāng)時的快樂。那時候他經(jīng)常跟他的哥們兒到一家酒吧喝白酒。他們的酒不一定是到那里才買的，可能是在街上打的。8毛錢一升土豆釀的白酒，他說，很可惜現(xiàn)在沒了，因為土豆的價格升高了。德國也有土豆做的白酒，所以我了解他的痛苦。如果老百姓不自己來釀的話，很難找到這種酒。好像對這個文人、對我，土豆白酒都作為一種藥，它能治好靈魂上的憂郁。憂郁是好的，憂郁是一個真正文人的生活態(tài)度，因此土豆白酒也是好的。

那么他和他的哥們兒到了酒吧后干什么呢？吃零食，聊天兒，喝酒。喝完了怎么辦？跑到街上，又買一升，去另外一個酒吧看看有沒有其他哥們兒來了。如果有，他們都是一個口氣說：“你也來了嗎？”

他們這樣互相打個招呼，我們語言的秘密就開始。他們?yōu)槭裁炊加谩耙病边@個漢字呢？他們原來可以不用嗎？不用不行。不用的話，他們不夠朋友?！耙病卑粋€非常重要的信息。這個漢字說明：一個人老想另外一個人，希望他也會來喝酒。突然他就來了，誰都高興。

我記住中國人的名字很有困難，因為許多人的姓一樣，比如太多人姓王。因此我喜歡給我喜歡的中國人一個綽號。因為這個喝土豆白酒的文人也姓王，所以我叫他“八毛王”。為什么呢？他的“也”太多了。因為他的“也”這么多，每一次說了“你也來了嗎”后，應(yīng)該再喝一升、再出8毛買一升。結(jié)果呢？因為他的“也”越來越多，不少次要送他到醫(yī)院去，要不然他沒辦法再問“你也來了嗎”，只能跟地獄里的魔鬼競爭喝土豆白酒。

“也”這個字可能是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小字。它把我們跟人、空間、時間聯(lián)系起來。你看魯迅先生寫他日本老師的一篇散文。第一句話太豐富：“東京也無非是這樣。”為什么用“也”呢？可以不要嗎？不要不行。“也”在這句話比所有其他的漢字重要得多?！耙病敝v了一個故事，一個空間的、時間的故事。它的信息是：原來在大陸是這樣，現(xiàn)在在日本還是這樣，中國的希望在哪里？

豐富的生活、豐富的友誼、豐富的語言、豐富的文學(xué)作品，有的時候可以從“也”出發(fā)。

晚上的英雄，早上的蟲子

希望讀者還記得八毛王。這個偉大的河南酒鬼一個晚上能跟他的哥們兒喝三四瓶土豆釀的白酒，然后到醫(yī)院玩兒去。我羨慕他，我從來沒有喝中國白酒后找過什么大夫。醉了后別人帶他去醫(yī)院是小事兒，八毛王第二天醒來再接著喝土豆白酒。他老是說“白酒好，中國好”。我相信他，就是這樣。

德文有一個詞叫Schnapsleiche，酒+尸體：白酒尸體。我在中國看過不少這類的酒徒。他們的哥們兒帶他們從飯館出去，先讓他們在外面吐，再允許他們上車。我的兒子喜歡看他們這樣，還諷刺他們。我看這些白酒尸體不一定愉快。

汕頭大學(xué)有一個造反派，一個很想喝白酒的女子。別跟她喝酒去。她會在男人面前說，你們都不行，你們是沒用的、無能的。有一次我們是有“用”的。她喝醉了，我們沒有。因此我們四個人“能”扶她上車。每個男人“帶”她一只手或一個腳。讀者該知道汕頭大學(xué)有一個跟其他男人不一樣的教授。他老穿得很漂亮，是君子、紳士的樣子。因為幫忙帶這位姑娘回家，咱們的君子倒霉了。車上喝醉的女人吐得很厲害，吐到紳士好看的衣服上。姑娘到了家后，她的丈夫非常不高興。我呢？我和我的哥們兒都沒喝醉。我在宿舍繼續(xù)喝白酒，繼續(xù)工作。

中國人喝白酒真的會有困難。我的一個河南學(xué)生老給我說她爸爸酒后找不到回家的路。她夜里出去到處找喝醉的爸爸，有時早上才能找到。有時她爸爸在家門口，但是忘了哪里是他的家。

原來我想英國人不會學(xué)河南省的爸爸們。這些天因為獲了散文獎，我去四川。頒獎典禮前一個晚上，成都的作家們請客。我們吃火鍋，喝“郎酒”。白酒不是買的，是酒廠老板帶來的，53度，對我來說沒問題。山東人早告訴我怎么喝中國的酒。一滴白酒，一滴開水。這樣不能喝醉，連微醉也是不太可能的。

那個晚上也有一個英國人。他的英文很漂亮，說英文時好像在唱歌兒。祝賀西北大學(xué)的學(xué)生有這么好的老師！不過，這個英國人太像我河南學(xué)生的爸爸。他不是一滴一滴地喝白酒，他喝美麗的郎酒跟喝水一樣，一口一大杯。好像他是英國的李白，三百杯還不夠。但是我知道英國人喝酒很有限制。喝太多酒后他們醉倒在地上，沒辦法走路。這樣不像人，也不像動物。大概是另外的一個民族，是酒徒階級吧。

我有經(jīng)驗，因此那晚我知道這個英國人喝了三百杯后慢慢開始有問題。他坐在桌子邊的樣子越來越可怕，我告訴大家應(yīng)該把他送回賓館。只有四個姑娘幫我的忙，把他帶到車上去。男人們都留在桌旁繼續(xù)喝白酒，繼續(xù)哈哈大笑。這個英國人是“大象”，有三噸重吧。我們老怕帶他下去時會摔倒。特別是我，因為我的右膝蓋壞了。

無論如何，我們成功了，感謝幫助我的姑娘們。不過，到了賓館后，英國人在他房間的廁所開始睡。因為沒有起重機，所以好幾個服務(wù)員圍著他一個小時后都投降了，他們無法把英國“大象”放在床上。我還覺得奇怪他怎么到11樓的房間呢，也許是八仙幫過忙。

偉大的英國有時也是可憐的英國，因為中國的白酒，因為四川的烈酒。

翻譯的幸與不幸

約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譯獎

（Johann-Heinrich-Vo?-Preis）獲獎致辭

海嬈 譯

偉大的美國翻譯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生于1939年）——我們感謝他翻譯了2016年的諾獎獲得者莫言的作品（生于1955年）——說過一句精彩的話：他以翻譯求幸存。翻譯真的跟生命、幸存有關(guān)嗎？真的類似我們在柏拉圖意義上借以渡過大洋以獲取知識的木板嗎？無論如何，翻譯如同航海。我們從一個語言的港口出發(fā)，橫渡到另一個語言的港口。我們最初看我們的渡船也許不滿意，但最后也許會滿懷深情回望它，并以此開始新的生活。

依爾瑪·阿庫沙（Ilma Rakusa，生于1946年）曾經(jīng)談到翻譯者對譯文的恨。這種恨多年來一直在理論和實踐中伴隨我。但它最終變成了愛。因為在翻譯后的一段時間距離之后，原文和譯文都會變得陌生。兩位“敵人”會變成彼此的陌生人。它們會偶爾與我相逢。我們禮貌地彼此問候。這時我會覺得，中文如德文都不太糟。為什么我曾經(jīng)會對它氣惱？有時我冷靜而打趣地自問。

翻譯者會對兩種語言都感到陌生，母語和外語，仿佛對兩者都不再有把握。他懷疑一切。這樣也好，因為他會謙虛。在我這種情況下，他會感覺，無論德語還是漢語都仿佛沒有真正掌握。這兩種語言，或者是由上帝創(chuàng)造或者是從地獄誕生。一種在大約公元前1000年的祭祖廟里開始，另一種帶著梅塞堡的咒語在公元9世紀(jì)。一種在1933年的第三帝國里結(jié)束，另一種在1966年的“文革”開始。但幸運的是兩者都從危險中得到拯救。這就是翻譯，它把德國人從1945年以后，中國人從1979年之后，于瘋狂中拯救出來。海因里希·伯爾（Heinrich Bll，1917—1985）通過美國短篇小說的翻譯重新學(xué)習(xí)他的母語，而中國則從毛澤東的文字改革中解放出來，即使不是完全的解放，也使長期被疏忽了的世界文化遺產(chǎn)得以保存。這兩種情況都應(yīng)驗了專家學(xué)者長期以來的推測：只有在有翻譯的地方，才有進步；只有吸取，才有現(xiàn)代。德國和中國在這方面也許是最好的例子。因為這兩個國家，當(dāng)它們沒有翻譯時，它們是道德文明最糟的國家?，F(xiàn)在，因為它們在世界上翻譯得最多，它們已經(jīng)多年來不僅僅在經(jīng)濟上取得巨大成功。

我就這樣在翻譯的過程中意識到過去的失敗和未來的希望，其間我也曾咒罵過，原因很多。舉最近的例子，今年2月在漢斯?fàn)柍霭娴臅锻膱A》。為了這本于作者楊煉（生于1955年）和出版人米歇爾·庫格爾（Michael Krüger，生于1943年）都很重要的詩集，我用了三年時間。一般情況下，一百頁左右我只需忙碌半年。但這次不行，詩人很久以來就要求我：希望他的一首德語詩能載入德國文學(xué)史。在此我不想指出翻譯中那些中文的難度和更多相應(yīng)的德語困難。因為現(xiàn)代中文作為一種外語還能讓人將就學(xué)會，但德語作為母語卻很難。這時要完成一種完美的翻譯總感到不足。于是內(nèi)心的聲音怒吼道：你的作品完成了，但還完成得不夠。

無論如何，前面提到的書似乎并非我最喜歡的，但它事實上卻在翻譯史上開辟了一條路。一位柏林的評論家在她的文章中說，我的跋文“因為他壞脾氣的誹謗將在文學(xué)史上留下來”（《柏林日報》79，2013.4.5）。感謝上帝，今天我不僅得到一個美麗的獎，我還將被載入史冊。

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呢？我不想把有可能是楊煉代表作的翻譯的困難向尊敬的廣大讀者隱瞞，也不想袒護詩人和他的英譯者。楊煉的作品對我而言顯得很重復(fù)，另一位（布萊恩·荷爾頓，Brian Holton，生于1949年）則好像只列了一個詞匯表。不過，自從我的版本出版之后我就只聽到來自各方面的贊美，這讓我非常懷疑，一定有某人不對。詩人說，不是他。出版商說，不是他。讀者說，更不是他。剩下的就是：翻譯。但為什么他該是唯一的犯錯者呢？

這個問題讓我糾結(jié)至今。也許我真的犯了一個美麗的錯誤，只是不知道。難道我沒被評論家約阿希姆·賽多利希（Joachim Sartorius，生于1946年）和卡林·亨佩爾·索石（Karin Hempel-Soos，1939—1999）在90年代末說過，我實際上也是一個翻譯嗎？我從未認為自己是翻譯，而寧愿是科學(xué)家或者詩人、散文作家以及后來的短篇小說作家！我不想讓人在背后說，我只是一只翻譯中國文學(xué)的鸚鵡，或者說好聽點，是中國作家的影子。因此我決不容忍自己只是一名翻譯。

不管怎樣，我該及時知道，翻譯不僅改變社會，也改變個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1885—1972）于我的意義，正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1818—1883）于中國的意義。后者幫助推翻了帝國，前者將我于1968年從神學(xué)研究帶入漢學(xué)研究。于我而言，李白（701—762）的兩句英語詩就足以將我從新教的講壇帶走，而后又讓我站在波恩講臺后。在那里我初具規(guī)模。首先在理論上，因為在波恩大學(xué)我有十年之久教授翻譯（現(xiàn)代中文）和翻譯研究。在后來的實踐中，由于德語國家的出版社和文學(xué)組織自1979年以來，對翻譯的需求量增大。我很樂意受雇于他們。

我一直盡可能去翻譯而很少參與那些以巨大中德文化差異為出發(fā)點的討論。原因也許在于，我從16歲起就開始寫作，并且讀了許多偉大的譯作，以探尋成為作家的可能。無論寫作或者翻譯，都被我用以提高我的母語能力。當(dāng)然這本身并非目的。因為眾所周知，語言決定了我們世界的大小和我們的生活。在這一點上，葛浩文是對的，他認為翻譯和生活是一致的。

我自己是伴隨古希臘文一起長大的。無論拉丁文或者希臘文老師，他們都認為，只有古典語言讓我們更具人性，而現(xiàn)代語卻不能。因此不奇怪，我早在1967年就開始學(xué)古代漢語，而現(xiàn)代漢語則很晚幾乎是不情愿地開始學(xué)習(xí)。現(xiàn)在，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老子（生卒年不詳）是否讓我變成了另一個人呢？是的，他們一位教會了我孝，另一位教會了我靜與德，這些都是作為一名翻譯所具備的，因為他不想永遠仇恨和詛咒。

世界在今天變得很小。尤其是語言不能再相互避開。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中文的詞匯已經(jīng)再次改變，有的甚至回溯到古希臘文和拉丁文。比如，出租車叫“的士”（希臘文tachys，快的意思），公共汽車叫“巴士”（拉丁文cum omnibus）。我讀過約翰·海因里?！の炙梗↗ohann Heinrich Vo?，1751—1826）翻譯的《奧德賽》，其中的希臘文節(jié)奏，不僅影響了我的寫作，而且影響了我的翻譯，并讓我的德文和中文都希臘文化了。我在當(dāng)代文學(xué)中沒有受過形式邏輯之苦，如它自1968年在德語國家通常的那樣。對我而言，形式也有內(nèi)容，因為它指出了我們的語言、寫作和生活必不可少的邊界，以便一切都變得可以感受。

然而，這種可感受性有時卻將我引入不情愿的奇怪境地。在2011年春天，北京詩人王家新的詩作《時間》由我翻譯發(fā)表了。我至少有兩次在公開的活動中被讀者圍攻，因為人們把我當(dāng)成騙子。他們認為，這絕不是譯詩。這首詩一定是我自己寫的。但因為不能出版，便借用他人之名。所有的解釋都無濟于事。讀者和翻譯彼此不滿卻又得意揚揚。

作為半個維也納人，我有時也喜歡發(fā)牢騷。2009年4月我在得克薩斯大學(xué)（達拉斯）關(guān)于現(xiàn)代社會與預(yù)言的翻譯實踐講座上總結(jié)說，中文翻譯永遠不可能得到一項令人稱道的獎項。這樣的獎項一般只為非亞洲語種的翻譯而定。因此美國應(yīng)該以身作則，葛浩文應(yīng)得到相應(yīng)的尊重。今天我出人意料地站在你們面前，但很可能我敬愛的美國同事不會這么快在美國也得到類似的待遇。當(dāng)我現(xiàn)在喜獲約翰·海因里?！の炙狗g獎，并樂意公開我的錯誤時，他肯定也不會對此不滿。眾所周知，作為翻譯我們會犯美麗的錯誤。達拉斯之錯也許將是我最美麗的錯誤。

翻譯與死亡

Socrates說過一句很難理解的話：搞哲學(xué)這就是學(xué)死。如果搞哲學(xué)真的是學(xué)好死亡，那么我們也可以說，搞翻譯是好好學(xué)埋葬自己。

人家會問，哲學(xué)與翻譯有什么共同點呢？這個問題不容易問答。為什么呢？很少人從事翻譯，很少人重視翻譯，特別在中國。那里基本上沒有作家，沒有教授把他們國外同行的著作翻譯成中文。為什么不呢？

翻譯是一種服務(wù)，一種為別人的服務(wù)，包括作家，包括讀者在內(nèi)。那么，服務(wù)不好嗎？服務(wù)從基督教的實際，從社會主義的理論來看都很好?！盀槿嗣穹?wù)”是毛澤東提出的很不錯口號。你為最低的人而做的就是為我而做，這是耶穌的最重要的話之一。

從這個角度來看翻譯是一種故意的，一種樂于犧牲自已的貢獻。那么，翻譯家是烈士嗎？大概是這樣。不過，為什么是呢？

翻譯家會死兩種死，其中有好的死，也有不好的死。什么叫好的死？如果一個譯者通過翻譯工作變成另外一個人，那么，這就是好死。他怎么會搞翻譯的時候作為新人呢？他可能提高了他的母語水平，加深了他的思想范圍，修改了他的世界觀。這樣，連壞人翻譯的時候也會變好人。

不過，老實說，這種變化，雖然真的會發(fā)生，但是發(fā)生的比較少。一個翻譯家的死一般的來說不太可能是這么理想的，是這么美麗的。

翻譯真的是犧牲，跟一個烈士更可怕的犧牲。因為一個烈士才會死一次。但是一個真正的譯者每天要死好幾個死。

德國最晚從歌德（Goethe）時代開始有從事翻譯的作家，包括歌德和席勒（Schiller）在內(nèi)。到現(xiàn)在還是這樣：德國最好的作家也是德國最好的翻譯家。

人家會問，德國作家為什么除了寫作外還會不休息，還想繼續(xù)工作，繼續(xù)把留下來的時間都放在翻譯別人的作品那里去？我們覺得，這是我們的任務(wù)，世界上不光有德國文學(xué)，不僅有我們的文學(xué)作品，還有可能比我們更好的外國作家，如果不介紹他們，那么我們就不能發(fā)展自己。

翻譯是什么？好的翻譯也是愛。我翻譯的時候，我會把我自己的時間，也會把我個人辭匯里頭最好聽的辭都給別的詩人，給夏宇、羅志成、鄭愁予、歐陽江河、王家新、梁秉鈞、翟永明等。我為他們而提供完全我自己、別人完全不用的詞，我寫作時不能再用。因為什么呢：如果再用同樣罕見的詞匯的話，人家會說我寫詩都模仿他們的語言與思想。

所以我每天從事翻譯，我同時每天學(xué)愛，學(xué)死，學(xué)一千個愛，學(xué)一千個死。

談郭沫若及其翻譯

我翻譯過郭沫若的詩歌，研究過他的自傳，我寫過討論他的文章。我覺得郭沫若是中國20世紀(jì)文學(xué)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郭沫若什么都是，既是詩人、文學(xué)家，又是翻譯家，所以我們不能只從一個角度來談他。

郭沫若寫傳記的時候?qū)懥艘痪浞浅Ｓ幸馑嫉脑挘f他自己通過傳記想寫一個自我的歷史，所以我們說“自我”好像就是郭沫若思考的主線。由于他具有現(xiàn)代性的傳記，郭沫若大概是第一個創(chuàng)造現(xiàn)代性的中國人。

我20年來做過不少有關(guān)“苦悶”的研究工作。別人會奇怪我為什么用盡20年的時間研究這個問題，因為它和現(xiàn)代性是分不開的?！翱鄲灐痹?989年以后在德國哲學(xué)界突然成了討論的熱點課題。我現(xiàn)在有機會談?wù)労５赂駹柕淖髌贰Ｎ野l(fā)現(xiàn)他用了150頁談?wù)摽鄲灥膯栴}。郭沫若原來是憂郁者。憂郁癥是一種病態(tài)，但苦悶不是，它是一個人對民族、對文化的一種態(tài)度。但是一個人充滿苦悶的話，他當(dāng)然會有很大的問題。我們知道郭沫若曾經(jīng)想自殺。那么郭沫若怎么能夠拯救自己呢？他的情況與當(dāng)時許多的歐洲人有太多的相似之處。當(dāng)時有不少歐洲人覺得丟掉了原來的傳統(tǒng)而絕望，所以他們不少人從印度和中國找出路，從印度和中國的經(jīng)典里找出路，他們大部分人都找到了。但是郭沫若不能從傳統(tǒng)中找到解決自己憂郁問題的辦法，那他怎么辦呢？如果我們以郭沫若為例，我們會發(fā)現(xiàn)，郭沫若想通過政治行動來拯救自己。他在這個方面比較成功。到了30年代以后，他參加了不少政治活動，最后成了政治家。

“五四運動”以后，郭沫若也提出破壞這個概念。破壞這個概念是梁啟超主張的，而梁啟超的這個概念是從法國革命來的，指在破壞原來世界的基礎(chǔ)上建立一個全新的世界。同五四運動中的許多人一樣，郭沫若好像要面對兩個世界：一個是舊的，一個是新的；一個是不好的，一個應(yīng)該是好的；一個是老人，一個是年輕人。我自己覺得這樣一個分裂是非?？膳碌?。這樣的一個分裂完全允許年輕人打老人，允許年輕人把傳統(tǒng)破壞。30年代還有作家認為老人是有罪的，而年輕人才代表前途。郭沫若面對舊社會，盼望新的社會盡快到來。他翻譯過《查拉斯圖拉如是說》，所以覺得新來的人、代表未來前途的人不應(yīng)該對舊社會給予同情，也就是說不應(yīng)該保留什么仁愛?！拔母铩睍r候的紅衛(wèi)兵以此為由去打人，去打他們的老師，去殺人。在尼采看來，現(xiàn)代性的一個特點是墮落，即不要拯救舊社會，包括舊社會所有的傳統(tǒng)、語言和文化。所以從某一個角度來看，他是思想家，但是我們不能盲目地崇拜他，我們應(yīng)該同他保持一定的距離。但這并不是說明我們將來不應(yīng)該再看他的作品，而是我們不得不看他的作品，不管是好的作品還是不好的作品。道理很簡單，因為從世界歷史來看郭沫若，我們才能明白他為什么是如此重要的作家、翻譯家和舉足輕重的人物。所以郭沫若不但是中國的作家，而且還是世界的作家。

我研究郭沫若的時候完全能夠了解整個20世紀(jì)的背景和中國的災(zāi)難。郭沫若的思想和當(dāng)時留學(xué)法國學(xué)生的思想是非常接近的?，F(xiàn)在德國有許多哲學(xué)家都在研究郭沫若的思想。1989年以后逐漸衰落的民主德國有不少哲學(xué)家在思考社會主義的問題。德國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是左派或者具有左派的傾向。所以那時候不但憂郁是一個新的課題，而且還有一些完全新的詞，其中一個新詞來自英國：fellow traveling，德文里面沒有這個詞，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說。如果將其翻譯成中文，是否可以翻譯成“跟跟派”？其意思是，有什么運動就跟著什么運動走。從1989年以后的歐洲來看，當(dāng)時也是一個“跟跟派”，因為它不想用自己的腦子來思考。郭沫若完全支持過“文革”。他是“文革”最重要的代表之一，所以他也是一個“跟跟派”。

德國人尼采說過一句非常可怕的話：“上帝死了。”它不光說明上帝死了，還說明歐洲死了，歐洲的傳統(tǒng)死了。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誰還在活呢？就是尼采他自己。他就是新時代的新上帝。從今天來看，我們可能覺得他可能有點狂妄自大，但是從那個時代來看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歐洲的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念。18世紀(jì)的時候，“尼采”們并沒有什么權(quán)力，但是他們也要設(shè)法表現(xiàn)自己的存在，所以他們認為應(yīng)該對貴族和教堂的權(quán)力表示反抗，表示他們不光存在，而且他們也要權(quán)力。但是他們與“五四”時期的魯迅、郭沫若不同，他們并不代表老百姓，并不考慮工人和農(nóng)民的利益。有一批“五四運動”的代表認為他們應(yīng)該教育農(nóng)民。郭沫若看過尼采的作品以后覺得中國也需要所謂的“超人”，這樣的“超人”能夠幫助中國再生，能夠給中國人帶來全新的生活。從今天來看，這個希望有點過分。無論是尼采、魯迅還是郭沫若，他們的希望都沒有多少基礎(chǔ)，我們現(xiàn)在知道這樣的希望是需要基礎(chǔ)的，特別是經(jīng)濟方面的基礎(chǔ)。

如果我們從郭沫若的《女神》來看這個問題，包括上帝，整個的歐洲社會，都是“屠宰場”。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為什么那么多外國人喜歡孔子、宋代的散文、明代的小說？如果像郭沫若說的那樣，當(dāng)時的中國是“屠宰場”，怎么會有唐代的瓷器、宋代的書法呢？如果一個人公開地說“上帝死了”，傳統(tǒng)死了，文化死了，什么都死了，他很可能是想把他自己變成他批判的；他唾棄的；他嘲笑的人和神。海德格爾說得非常有意思。他說，人的基礎(chǔ)不可能還在什么上帝那兒，新的基礎(chǔ)是“我是”（I am）。如果你們還記得郭沫若的《天狗》，《天狗》包括三十八個“我”。郭沫若看過海德格爾的作品嗎？沒有。那他的“我”是從哪里來的呢？有人說是從美國詩人惠特曼那兒來的，因為他翻譯過的《草葉集》。但是更可能是從《圣經(jīng)》來的，從《舊約》來的（可能也有其他來源）。因為在《舊約》中上帝才能說“我是”。在尼采以前，沒有人能夠說“我是”，只能說“我聽”“我做”?！拔沂恰笔枪艚o中國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一個新的自我。在中國和歐洲的傳統(tǒng)里是不可能這么說的。如果一個新的自我上臺以后，這樣一個自我會跟誰接觸呢？只能跟自己接觸。這么一個自我的背后什么都沒有。在他的前面也是什么都沒有，在他的前面什么都應(yīng)該去做。這樣一個自我需要自己去做一切的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那他能夠成功嗎？這么一個自我很快會發(fā)現(xiàn)，他沒有這個能力。如果他覺得什么都不需要，爸爸、媽媽、老師、上帝、神都不需要。但后來他會發(fā)現(xiàn)這個新的“自我”完全是空的，這是20世紀(jì)初很多中國人要面對這個問題的一個原因。他們覺得自己完全需要一個新的領(lǐng)導(dǎo)。如果我們從《天狗》來看，我們就會非常容易了解郭沫若在《天狗》中的“自我”完全是空的。這個新的“自我”什么都有，包括太陽和月亮在內(nèi)，但如果世界沒有太陽，沒有月亮，世界還能夠活下去嗎？當(dāng)然沒有可能。但是在《天狗》里，人可以創(chuàng)造新的太陽、新的月亮。如果我們從蘇聯(lián)來看這個問題，蘇聯(lián)和民主德國之所以會失敗，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不需要什么上帝，我們不需要什么太陽，我們什么都由自己來做。你們現(xiàn)在可以去看看，現(xiàn)在的俄羅斯根本無法和中國比。如果沒有傳統(tǒng)，如果一切都由自己做，人會活得非常累。另外，他將按照什么標(biāo)準(zhǔn)做呢？今天，中國文學(xué)有很大的危機，中國作家沒有什么標(biāo)準(zhǔn)。他們不知道好的文學(xué)是什么，不好的文學(xué)是什么，好像什么都是文學(xué)，又什么都不是文學(xué)。

《天狗》是一首非常重要的詩，我們不管是否喜歡它，無論是從中國還是從德國來看，這首詩是現(xiàn)代性最重要的一個文本，我完全能夠通過這首詩了解現(xiàn)代性，不少國外的漢學(xué)家認為中國的文化、哲學(xué)、藝術(shù)應(yīng)該是從傳統(tǒng)留下來的，和傳統(tǒng)是割裂不開的。我們從《天狗》來看，中國同德國、法國的現(xiàn)代性一模一樣，是一個以分裂為主流的現(xiàn)代性：現(xiàn)代性和傳統(tǒng)沒有什么關(guān)系，應(yīng)該超越所有的傳統(tǒng)。

我的一個同事對郭沫若的研究非常深入，他老想在中國找到《女神》的第一個版本。他說找不到。但是他為什么想去找呢？《女神》有一些問題，最早的《女神》里面有一個聲音，表示對一個文人兼德國法西斯的代表表示崇拜，但這個名字在后來的《女神》里找不到了。也可能《女神》的第一個版本有這樣的問題。

我自己認為郭沫若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我們今天可以對他進行批評或者批判，但也可能是非常不公平的。郭沫若不但能代表中國的20世紀(jì)，而且還能代表德國和歐洲的20世紀(jì)，因為他的知識和經(jīng)驗跟歐洲的知識分子一模一樣。很多的德國和法國知識分子都覺得我們不應(yīng)該放棄我們的文化和文學(xué)，我們應(yīng)該參加所有的政治活動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但他們都常常以失敗而告終。我們今天有這樣的認識，跟他們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有密切的關(guān)系，我們就可以避免犯他們已經(jīng)犯過的錯誤。不管你是否喜歡郭沫若的《女神》，我認為它完全能夠代表20世紀(jì)所有的中國文學(xué)，還能夠代表20世紀(jì)所有的德國和歐洲文學(xué)。我們應(yīng)該通過他們的錯誤去了解他們面對的困難，從而使我們在將來避免犯類似的錯誤。不管你是否喜歡郭沫若的《女神》，我還認為它具有世界代表性。郭沫若寫的傳記是很了不起的，在20世紀(jì)恐怕沒有第二本傳記能與之媲美，德國也沒有。歐洲是否有，我也表示懷疑。郭沫若寫傳記的時候還沒有從政治的角度審視自己。他想通過寫傳記表達一個中國人的自我意識，這是很了不起的，可能還沒有一個德國人、法國人想寫自我的歷史。他的傳記語言美麗，思想深邃，富于幽默。

郭沫若對中國翻譯文學(xué)史和世界文學(xué)的貢獻是非常巨大的。郭沫若不一定是最好的歌德翻譯家，但是郭沫若是歌德翻譯的先驅(qū)者，所以我們應(yīng)該承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人物。郭沫若翻譯的歌德作品是非常有影響的，如果沒有郭沫若的歌德翻譯，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xué)可能走的是另外一條道路?！拔逅倪\動”以后，不少作品都受到郭沫若翻譯的影響。如果沒有他的影響，今天就可能不會去討論郁達夫和他的作品。無論是歌德還是郭沫若，從某一角度看，他們的作品都是18世紀(jì)或者20世紀(jì)的經(jīng)典。郭沫若的翻譯不但能讓我們了解20世紀(jì)的中國，而且還能了解20世紀(jì)的德國和歐洲的知識分子，也可以說是了解知識分子的悲劇。因為不管是在歐洲還是在德國，知識分子的要求都很多，但他們經(jīng)常不清楚自己要求的基礎(chǔ)在哪里。他們在寫作的時候并不清楚他們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是政治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要求，還是什么都要求。如果從德國看，尼采這一批人看不起商人，看不起政治家，他們完全能夠建立起一個精神世界，包括海德格爾在內(nèi)。今天我們已經(jīng)認識到這是完全錯誤的。20世紀(jì)20—30年代的知識分子創(chuàng)造的“自我”是空的，是沒有基礎(chǔ)的。30年代以后他們覺得只有文化的基礎(chǔ)是不夠的，還應(yīng)該有政治的基礎(chǔ)，當(dāng)時他們還沒有考慮到經(jīng)濟基礎(chǔ)。這并不是責(zé)怪他們，我們也是逐漸才明白的。將來還會有人批判我們，批判我們了解得還不夠。所以從郭沫若身上能夠了解到中國、德國乃至歐洲的困難和問題。

早期的“郭沫若”們覺得這個社會、這個世界不公平，所以很不滿意。他們需要一個新的、完全滿足自己要求的社會和世界。其實歐洲的知識分子都有同樣的思想。從法國大革命到1989年的200年間，無論是法國人、魯迅還是郭沫若都覺得他們應(yīng)該先破壞原來的世界和社會，在廢墟上建立一個完全新的世界。這個破壞思想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災(zāi)難。現(xiàn)在不少中國人沒有傳統(tǒng)價值觀，不少中國學(xué)者缺乏傳統(tǒng)價值標(biāo)準(zhǔn)，他們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意義在哪里。所以1989年以后，凡是具有思考能力的中國人、歐洲人都在思考過去和未來應(yīng)該怎么辦。此后不再有人提出要破壞原來的世界，因為我們已經(jīng)破壞得太多了，中國、德國、法國都是如此。法國人曾經(jīng)對文化的破壞也是很大的。所以我總是講破壞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目前進入了合作時代。

我去沙灣參觀郭沫若故居時發(fā)現(xiàn)在介紹郭沫若的文字中有很多“家”的頭銜，但怎么也找不到“翻譯家”三個字。郭沫若也是位翻譯家，而且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翻譯家，但在中國好像不太重視翻譯。翻譯是非常重要的任務(wù)，還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工作。沒有翻譯就沒有世界文學(xué)，翻譯創(chuàng)造了世界文學(xué)。如果一個作家只能看懂中國文學(xué)作品而不能看懂翻譯成的德國文學(xué)作品，那他怎么能夠懂得世界文學(xué)呢？什么時候開始有世界文學(xué)呢？從歌德的時代開始有世界文學(xué)。那為什么歌德提出“世界文學(xué)”概念呢？因為歌德本人也是翻譯家，歌德學(xué)了很多種語言。歌德是當(dāng)時德國最重要的詩人、翻譯家，他把不少詩歌翻譯成德文，他用古希臘語的韻和語調(diào)來寫德國詩。如果我們這樣來看郭沫若，我們也會發(fā)現(xiàn)他受外語的影響很深。

一個人在翻譯時通過翻譯找到自己的話語，這是德國作家波爾說過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德國作家沒有自己的語言，所以他們通過翻譯找到自己的語言。“五四運動”前后可能也是這樣一種情況，中國作家在找他們的語言。所以也可能郭沫若通過翻譯工作才找到自己的語言。在找到自己的語言后，郭沫若不想再搞純文學(xué)翻譯了。他跟30年代以后的很多文人一樣發(fā)現(xiàn)，如果太依靠個人主義，很難解決中國所有的問題。他首先是一個文人，但他覺得文人的基礎(chǔ)是非常脆弱的。他感覺到他提出的中國文學(xué)現(xiàn)代性的問題得不到根本的解決，所以他選擇離開自己原來選擇的道路。所以他覺得他如果走上共產(chǎn)主義的道路，他就能夠更好地解決這些問題。今天我們都知道中國五六十年代有很多問題，但他當(dāng)時不一定感覺得到。那個時候不止他一個人是這樣，只不過他很有代表性。那個時候不僅是中國的知識分子，甚至德國的、歐洲的知識分子都覺得中國的路完全是對的。所以1976年前，歐洲幾乎沒有知識分子認為郭沫若是錯的。

今天我們批評郭沫若，是因為我們通過回顧與反思歷史了解了當(dāng)時發(fā)生的歷史事件，所以我說他代表了解20世紀(jì)的中國、德國和歐洲知識分子的悲劇。通過他的作品，我們可以了解當(dāng)時的中國和德國走過的道路。德國和法國的很多知識分子都是左派，都受到“文革”的影響。他們都歌頌“文革”，都覺得“文革”完全是對的?，F(xiàn)在我們批判郭沫若“文革”時寫的詩，因為現(xiàn)在我們知道當(dāng)時是錯的，但是我們更應(yīng)該去發(fā)掘他會寫這些詩，為什么會犯這樣的錯誤，以便警醒現(xiàn)代人不能再犯同樣的錯誤。

我既從事翻譯，也在波恩大學(xué)教過翻譯學(xué)。無論什么樣的翻譯，我們都應(yīng)該放在一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我們才能明白翻譯是什么。漢學(xué)家在看譯文時并不是去給譯文挑錯，因為我們都是人，錯誤是無法避免的。如果有人可以去找郭沫若翻譯中的錯誤，我覺得是在開玩笑。對一個翻譯家來說，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外語，而是他的母語。郭沫若翻譯成中文的作品水平是非常高的。搞翻譯的人母語一定要好，但母語是非常復(fù)雜的，有時比外語還復(fù)雜。有時候明明知道外語是什么意思，但你根本或很難用母語表達出來。翻譯不但可以破壞原來的意思，還可以破壞一個作家?，F(xiàn)在中國之所以有那么多人重視歌德，是因為他有能力創(chuàng)造一個中國式的歌德。

搞翻譯的人都知道，翻譯是一種藝術(shù)。翻譯可以塑造一個人，也可以破壞一個人。如果沒有郭沫若，也許在中國就沒有歌德，或者歌德在中國起不了什么作用，沒有幾個人知道德國還出了個歌德。所以歌德在中國的地位是由郭沫若建立起來的。很多人還不知道翻譯是一種藝術(shù)。搞翻譯的人應(yīng)該懂很多東西，如果什么都不懂，那就什么都翻譯不出來。

郭沫若在做翻譯時，生活時常很拮據(jù)。他為了糊口，有時翻譯的速度很快。德國也有不少翻譯家也是如此。曾經(jīng)在德國開過一個翻譯家的會，我碰到一個翻譯家。他已經(jīng)在德國翻譯出版了126本書。他說他將來不能再翻譯第一流的作品，因為他想過日子。每次他翻譯一部優(yōu)秀的作品前都要先寄出5000歐元，因為他需要很多人幫他查資料去弄懂這位優(yōu)秀作家的歷史文化背景。出版社是在出版后才付給你稿費。你在翻譯魯迅的時候，你就不能不去了解民國時的中國，甚至辛亥革命時的中國，否則你翻譯什么呢！翻譯《紅樓夢》、李白、杜甫也是如此。假如我只是翻譯家而不是漢學(xué)家，我怎么可能把魯迅、郭沫若翻譯出來呢？！我需要很多人給我當(dāng)助手，比如遇到我不懂的文言文，他就可以幫助我。但是我是漢學(xué)家，這個助手就可以不要了。剛才我提到的那個翻譯家就說，出于生活的考慮，他將來要翻譯通俗文學(xué)賺錢，不能老跑銀行把錢寄出去。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批評郭沫若有很多的不是，但我們應(yīng)該從歷史來看。此外，他不光是翻譯家，他還是作家，也是政治家，他什么都是。如果一個人一輩子只做翻譯家，那我們對他的要求可以更嚴(yán)格一些。但是對郭沫若我們應(yīng)該更寬容一些。他的功勞是不小的。我現(xiàn)在對翻譯家比較寬容，因為我也是翻譯家，也在不斷地翻譯。翻譯中的錯誤人人都會犯，是沒有辦法避免的。我們有的時候是需要考慮物質(zhì)基礎(chǔ)的，我們不是在天上、在空中過日子?，F(xiàn)在搞翻譯的條件應(yīng)該說是很好的，但我聽說有的翻譯家譯得并不認真。是什么原因使得有些人認為郭沫若為了生存而翻譯得這么快呢？其中的一個原因是翻譯家在中國得不到足夠的重視。在德國很重視翻譯家。德國現(xiàn)在有非常著名的翻譯家。

翻譯家和作家是分不開的，無論是1949年以前的中國還是1945年以后的德國。他們通過翻譯創(chuàng)造自我，通過寫作掌握翻譯的策略和方法。所以翻譯家的藝術(shù)水平一般而言是非常高的。魯迅、郭沫若、卞之琳、林語堂、錢鐘書等都是搞翻譯的，但他們同時又用兩三種語言寫作。所以文學(xué)的藝術(shù)影響到翻譯的藝術(shù)，而翻譯的藝術(shù)同樣也影響文學(xué)的藝術(shù)。如果你想評價一個翻譯家的翻譯水平，你應(yīng)該從文學(xué)藝術(shù)的角度來評價，從語言的角度來評價。

現(xiàn)在研究郭沫若的人，包括研究郭沫若翻譯的人，存在的突出問題是外語水平不高，或者只會一兩門外語。其次，研究者不一定從世界文學(xué)的角度去研究郭沫若的翻譯。郭沫若作為一個世界作家，我們可以通過郭沫若了解20世紀(jì)文學(xué)和歷史的所有問題，即上帝死了以后人怎么辦的問題。人在現(xiàn)代性背景下還能找到自己的故鄉(xiāng)，因為海德格爾說得非常清楚，人到了現(xiàn)代后找不到自己的故鄉(xiāng)，所以魯迅總是描寫在路上追求理想的人。在海德格爾看來，他們的追求注定要失敗。郭沫若在作品中表達的理想是19世紀(jì)歐洲就有的理想：我們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創(chuàng)造一個完全能夠滿足我們一切要求的世界。但是現(xiàn)在我們知道，無論在中國、美國還是德國，生態(tài)環(huán)境已經(jīng)給我們帶來太多的問題，我們的力量還未達到能夠完全滿足我們的一切要求。

片段 回憶顧城和謝燁

顧彬 著

張棗 譯

我把刀子給你們。

——顧城：《水銀》，第35頁。

我們可以一起死，但你得先殺死我。我不想自殺。

——謝燁：《袖珍漢學(xué)》（1993年1月），第23頁。

我愿意死

去那生活的邊緣

去看看大海

那兒玫瑰花葉和風(fēng)帆掠過。

——謝燁：Die horen 156，第23頁。

我來了，沒帶魚網(wǎng)

只帶來我的心

在遼闊的大海里，我想

只要有句愛的話語

魚兒就會跟我上岸。

——顧城：《瑛兒》，《九十年代》（1993年9月），第95頁。

零

許多電話太遙遠，顯得不真切。第一次是在十年前的柏林：某某自殺了，請于某月某日來某某墓地參加葬禮。這回電話是從特里爾打到波恩來的：聽說了嗎？還沒有，我天真地盼著是好消息。然而，先前在艾弗爾所顯的預(yù)兆已是太不祥了，在波恩、柏林、洛杉磯和奧克蘭之間還是未能消解掉。后來跟在悉尼的楊煉通話，才知道消息更糟：不是雙雙殉情，不是沖動的情殺，而初步猜測是蓄意謀殺。于是我在周六的晚上（10月9日）揣測似的給朋友們寫了個通告：

親愛的朋友們：

顧城和謝燁去世了。這不幸地應(yīng)驗了《袖珍漢學(xué)》1993年第一期春季號所載高力克和張穗子與他訪談中所顯露的兆頭。

顧城和謝燁先是應(yīng)“德國學(xué)術(shù)交流服務(wù)處”DAAD（藝術(shù)家項目）之邀，于1992年3月至1993年4月住在柏林。他寫了組詩《城》，她在寫她的回憶錄。這一年對兩人都像是好事。

然后從8月中起，他們搬進我柏林的住宅，想過渡一段時間，等位于艾弗爾的日?！げ疇柣饡囊环轂槠谌齻€月的資助金。顧城埋頭寫他的《懺悔錄》，后香港《九十年代》雜志選發(fā)了一些（“我有兩個妻子”）——指謝燁和瑛兒。據(jù)《法蘭克福匯報》所載，這份完成的手稿在深圳書市拍賣得了好價。

在艾弗爾就出了危機。顧城打了謝燁，謝燁決定分手。幸虧伯爾基金會處理周到，雙方和解，提前離開。就在他們8月27日回去前我們還在波恩見了面。雙方看來都有信心，想再試試。

經(jīng)美國回新西蘭后，謝燁可能決定最后分手。雙方開始獨立生活。兩周后的10月27日下午，顧城用斧頭砍殺了謝燁，然后上吊自盡。留下一個快六歲的兒子。

很少人知道的是：若沒有謝燁，顧城便失去了生活能力、作為詩人也是不可思議的。她謄寫和審編了所有那些讓他出了名的稿子。他只能通過她說話，失去她，也就等于失去了他的語言和他自身。他知道這點，而她也肯定知道。

此事的發(fā)生，似乎并不因為精神錯亂，更多是因為他們歷來關(guān)系的邏輯后果。這一點高力克和張穗子寫了很多。

在柏林時，謝燁生氣勃勃，有許多的計劃，不過她也知道他的危險。顧城在柏林時嚴(yán)厲地批評中國，他總是將自身的危險歸結(jié)于“文革”。

顧彬，1993年10月10日

對一個我們自認為認識的人，我們到底了解多少？顧城和謝燁看上去不是理想的一對嗎？總是無憂無慮，輕輕松松的？在柏林時從未聽到說起另一個女人，顧城的“我想死”無非是夸大其詞，周圍的人輕快地回答說：“那請便吧。”只有張穗子1992年顯靈節(jié)時在倫敦看出了事情的另一面：我們常常面對了死，謝燁對她說，我的路是死路一條。

如果誰日子顯得這么快活的話，我們又怎樣能了解他呢？這些年來，死的觀念對我來說是不陌生的，我是孩子的時候就多次來訪維也納，這死亡的京都，前前后后又在親屬中體驗到對死的儀式般的渴望。他們大都長壽，沒誰是自殺的。“我要是能死該多好”，像是個社會游戲。為何顧城竟與眾不同呢？他身邊不是有個為他犧牲了一切，并準(zhǔn)備一絲不茍按他設(shè)定的形象來生活的妻子嗎？她正忙著筆錄下他的一生。也是她，在他與我和他人的談話時，忙著錄音，記錄，整理和交付出版。

我開始在記憶和舊日筆記下追根究底。

一

我跟顧城的第一次見面應(yīng)該是在1984年的11月。一天傍晚，北島來到天安門廣場的國旗下接我。天黑得早。騎車一會兒就到了他的住所：幾個人在準(zhǔn)備餃子，北島的妻子，畫家邵飛，我記得頗清楚，還有顧城，但另一個是誰，就不大真切，或許是謝燁？北島去幫活，顧城和我便坐到一張沙發(fā)上。于是開始了我們的第一次談話。因“文革”的緣故，他只有上三年學(xué)的機會。他的語文和知識，歸功于中文版的《格林童話》和《辭?！?。是婚姻才使他有了談話的能力。他覺得在一個互為陌路人的社會里，人變成了昆蟲，他自己呢，像只螞蟻。只有靈魂才能使人超越東西和動物。后來他一直稱讓·亨利·法布爾（1823—1915）的《昆蟲故事》（1908—1914）是他愛讀的書，多年后還讓人將那本童年讀過的中文版寄到柏林來。

二

對后來三次在北京的晤面，記憶都模糊了：1985年3月初在文化宮青年作家與德國作家的聚會上我見到他（可能還有謝燁）；一年后(1986年4月18日下午)在動物園附近的西苑飯店；再一次是1986年12月30日在名人住區(qū)百萬莊。有兩點我還記得：一是談老子，再是講他與謝燁頗具命運色彩的相逢。他在北京車站的人堆中一眼就看見了她，他便認出她了：就是她，她就是我心中的偶像。這樣便開始了他們連體雙胞的生活。

三

我的小小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檔案庫很快就被顧城和謝燁用其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史料添加了許多，它的里面一直保存著他們1987年1月30日應(yīng)邀來明斯特參加詩歌節(jié)的機票。臨到他們抵達前還不清楚，是否他們真能來。我每天第一件事就是給北京掛長途。那個周六的上午也如此，當(dāng)時他們該朗誦了。他們來是來了，帶著官方的忠告：下次不許再來。但來得太晚，已經(jīng)錯過了朗誦會。張穗子在法蘭克福機場沒接到他們，車開得再快還是沒趕上，所以我們直到午后才在大教堂和郵局之間碰上。我第一次看見他戴那頂帽子。我在賓館認真勸他在正式場合脫掉那玩意兒，終歸無效。顧城在那晚的招待會即席寫的那首詩，充當(dāng)了安排在市政廳的朗誦會和明斯特詩歌節(jié)的結(jié)束語，它表達了一個古老的思想：世界只是在我的感知中存在，我死了它也完蛋。

后來在明斯特他們住在木屋里，吃的是膩人的威斯特法倫地區(qū)的食品。日子過得沉悶（5月31日—6月2日）。在維也納也陰郁，顧城和謝燁是在奧斯納布魯克和海德堡朗誦后7月5日趕到那兒的。他們隨身帶了大量肥皂，因為他母親擔(dān)心在西方找不到盥洗的東西。這一小袋肥皂就留在了維也納，里邊那么多塊，你每天用都用不完，像是對朋友的記憶不愿在時間中消逝一樣。

生活顯得很充實：在老史密德文化宮朗誦，去山頂?shù)膽c典臺觀光，到必去的中心墓園和圣馬克斯墓地看看，寂靜的時辰與上海作家戴厚英在努斯多夫（普羅布斯巷6號）的大樹下聚會，那兒貝多芬曾生活過。小別（6月13日）：我們在闊氣的維也納人寬敞的廚房里安逸地包餃子，愜意的陽光照著露臺，使人慵倦。6月底在波恩心情開始沉郁，東方語言系辦的朗誦會不多不少來了一些人，顧城的開場白總是這樣：我聽見一個聲音，一只鳥的聲音，這聲音對我講話……謝燁需要衣服，顧城又一步都離不開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區(qū)的一家時裝店，他一聲不吭地坐在地上，對他來說沒有什么比生活的具體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飯，他后來總是說，在他看來毫無實質(zhì)。多年來我所認識的他確是一個比我還穿得糟糕的人。不過我的耳朵卻聽到一個矛盾：它后來在柏林總是聽到并記錄了這樣一句話和其各種可能的變體：“我想吃點東西?！鳖I(lǐng)著謝燁一道，在我們的儲備角里到處翻找，令人吃驚地抖落出一些早忘了的甜點的，不正是他本人嗎？

再次去維也納前（7月12日），我還清楚地記得和顧城在城南栗樹下漫步在古堡街頭。聽見他再三講一句話，“我很想回去看看”。他后來不記得這句話了，卻暗地里付諸實行。這些年頭我不僅成了他的檔案庫。還成了他的記憶，原因很簡單：我們的中文名字都姓“顧”，我們的兒子，奧萊爾（顧小彬）和塞穆兒（顧木耳）是同時在維也納懷上的，也許在同一個城區(qū)，梅德林城區(qū)，饒赫巷16號，在17和平20門后面。不過他們在維也納時倒不是生孩子高手，而是睡懶覺能者。散步時他們大都像尖兵般走在前面，樹下找到長椅就補睡。但我總是把他們轟起來，帶他們?nèi)ビ^看維也納眾多的死神和美酒的場所。

四

一直有這樣的傳聞：他不愛這孩子；一直有這樣的傳聞：她要管倆兒子，一大一小。他們拿DAAD的基金于1994年3月16日到了柏林，沒帶孩子。他們住在哈愣湖，夾在高速路和公路的中間。我每次去他們那兒總走丟。3月12日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踢完足球后我和奧萊爾下了飛機就直接去他們家。正好有客人。荷蘭詩歌節(jié)的馬丁·莫耶伊在那兒。謝燁很高興，因為她又可以燒菜了，不是來了客人嘛。在新西蘭顧城不準(zhǔn)做飯，規(guī)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我們?yōu)g覽塞穆兒和他們在奧克蘭附近歲赫科島上的農(nóng)場的照片。塞穆兒寄養(yǎng)在一戶毛利人家，當(dāng)親兒子一樣。顧城離開北京到明斯特前愛上一個叫李瑛的女孩，他在新西蘭開始纏她。謝燁給她出了機票，一個冬天都把丈夫讓給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

顧城在柏林時忽兒又開始想他“一去不返的愛情”，“靈肉的真正結(jié)合”的瑛兒了。謝燁得去找她，就像那次在奧克蘭一樣。但她找不著她，因為瑛兒早就跟一位上了年紀(jì)的先生，據(jù)說是一位開按摩廳的老色鬼，遠走高飛了。后來還是找到了，顧城在柏林也激烈地以自殺來威脅，然而據(jù)說那女孩在電話里說，他顧城要死要活她管不了。

然而在當(dāng)時并沒人知道這些事，我們所見只是這幸福的一對，有才華的詩人和溫暖賢惠的妻子。五年前在波恩的雨中我們?nèi)タ催^老墓園，在維也納時也去過中心墓園的猶太墓地：而在這個三月的星期天（3月22日）我們在柏林的第一次散步就是去了克羅茨伯格的那些歷史性墓地。我們在默林壩21號看的第一個墓園后來三個月成了這對求靜的夫婦常常去散步的地點。

五

初到柏林的那段時間里他倆大都出了門，因而開先幾月我們是靠電話和通信保持聯(lián)系的。8月中才再見面，一起在柏林散步。他們總是滿懷眷戀地談起新西蘭的大自然，我便想指給他們看，森林和流水其實離得很近。星期一上午，天空陰沉沉的，我們乘著119路經(jīng)國王街，過了瓦爾特·拉特瑙被害的地點，到達終點站羅森內(nèi)克，幾分鐘后我們就到了綠森林。謝燁開始講她如何跟一個叫貝蒂娜的人學(xué)德語，不過談話馬上轉(zhuǎn)到老一套話題上：這兒如何如何像承德，倆人一塊兒叫道。他們的意思是，這些樹木，這些斷裂的枝丫，陰沉的雨天讓他們想起了北中國。而我卻發(fā)現(xiàn)自己身在柏林，我愛的柏林，帶著我的孩子，他不是在林地上找枝竿就是要人背。從綠森林湖的圍獵宮到克如門蘭科的路對他們就像一條穿越中國之路，穿越記憶的中國，五年過來它成了談話中可用以開心的話題?！拔母铩钡哪切┍У氖虑樗麄冃χ?dāng)笑話，那是他們童年的歷程。謝燁談到她父母的吵架和離婚，說她在承德的一家醫(yī)院一個人整整過了有一年。顧城抱怨母親的分離，那幼兒園里沒有她的不可忍受的六天，孤零零地面對四壁，白得像死亡，他為了自慰跟它講話。根據(jù)我的筆記，顧城第一次在柏林談到他想死，談到這種渴望是一般中國人所不具備的。我對他說話的學(xué)院似的把握使我沒能完全理解他下一層命題。他神秘兮兮地說。中國人的自由是欄桿前的自由，只要我不承認界線，我就可以為所欲為，此話可怕的真相直到后來我才領(lǐng)悟。走了四小時無處停歇，我們在傾盆大雨中告別。我們還穿著夏裝。冷得發(fā)抖，地上一片泥漿，頭頂天空擺出一副我在柏林從未見過的模樣。

六

我們在星期四下午（8月20日）約好去動物園散步，卻沒有碰上頭，我們等在動物園門口，他們等在火車站正面。打了電話，幾小時后才碰上。奧萊爾正好利用這段時間，不肯從圍欄脫身。他使我也對野獸著了迷，今后他還會引我去那兒。我后來對顧城說，我了解了你的生活，你就像柏林動物園的那些沒有亮光住在深底的動物。他同意我的說法，答應(yīng)一起去看看。

這天下午去斯圖克溫科的路上我開先又迷路了。孩子舒暢疲倦地睡在膝上，公交車遠自王侯壩開出，好不容易到達哈愣湖橋，我卻在錯站下了車。似乎有某種東西在我里面抵觸著不讓我很快到達目的地，也許是王侯壩末的那片荒涼的景象，它只會對顧城煥發(fā)異彩，因為它是不真實的，只是他回憶北京和他的夢的跳板。

顧城有中國情結(jié)，他因遠離故土所以只能談過去。他常自言自語，談這談那，從毛澤東到父母到婚姻，毫無選擇。每次總是談某種缺陷：從沒人說愛他，最多說“多吃點”，“穿暖點”。謝燁也從不說愛他。她在灶臺旁，給我們做餃子。她什么也不說，說什么呢。她的一生不是奉獻，不正是無言的愛嗎？他是通過她才學(xué)會講話的，他的言說，還有他的書寫都得歸功于她：她幫他校正初稿，抄錄，將作品變成了那種以他的名字發(fā)表的形式。每部作品都有她的勞動。如果誰將他的言說和書寫給了我，而自己再不能公開或偷閑來言說和書寫，那他不是給了我與事物和動物相區(qū)分的靈魂嗎？為何他要聽那些空話，那些隨意的，在中國本不尋常而在西方到處泛濫的空話呢？

七

我常常對顧城謝燁談到我在柏林喜歡的一幅畫：勃克林的《死島》。最好的那幅從前掛在希特勒的辦公室內(nèi)現(xiàn)歸國家博物館所有。我們星期五（8月21日）上午的郊游就是去那兒。我們從動物園出發(fā)，經(jīng)過護城河的那個地點，那兒暗探把羅莎·盧森堡的尸首扔進了河里。不久我們從動物園里戰(zhàn)前的凋敝的使館區(qū)走過，顧城和謝燁一下子變得興高采烈起來，使我感到很陌生。似乎某種東西誕生了，大自然恢復(fù)了其本性，人也從巨型縮回到原樣。我們到了從前的國防部，還剩一點兒時間可參觀抵抗希特勒的展覽和試圖刺殺希特勒的斯道芬伯格的紀(jì)念場。看《死島》的時間所剩無幾了。我會夢見過——顧城唯一的評語。

在消逝事物前引起的興奮幾小時后又在勛卑格的圣馬太墓園再度降臨。我們站在一個銀行家豪華的墓前。沒有詩人能如此安葬，顧城也不行，只能默默無聞如作曲家馬克斯·布魯赫，我半開玩笑地說。那些修葺一新的墓碑，往年的風(fēng)流人物和那些初綠點飾引人思睡的長椅感激地看我們離去，隱進夕陽里。

八

萬湖有兩條路我很喜歡，特別是那條孤寂地通向孔雀島的。我樂于從記錄了破碎之美的那段路出發(fā)。高樹下舊時代精美的別墅間有一座堂皇的房子，人們也許不敢正視其恐怖：納粹在這決議了猶太人問題的最終處理，那個星期一（1993年8月24日）紀(jì)念地關(guān)門，我便建議顧城和謝燁改天來。他們來過卻沒找到地方。那是輕快的一天，淺淺的陽光和淡灰的氣色，水邊我們走了四小時，話題似乎只有中國，因為萬湖他們又回想起了承德。謝燁半開心半沉思地用豐滿美妙的聲音唱起童年和“文革”時的歌曲。唱到一些地方他們便大笑起來，而我感到莫名其妙。過去的傷痕像在愈合，生活充滿輕松的愉快，像萬湖的道路和臺階一樣有軌可循。從前的木匠顧城注意到地板，他在激流島的家園就是用這些東西穩(wěn)固的。我們歇了兩次，第一次在弗倫茨堡群獅下，再是在孔雀島對面的水灣，這涼天里只有鴨子在戲水。我們臨水騁望。毛澤東是他自己制度的囚徒，顧城認為。

九

一天我們在斯圖克溫科跟詩人、翻譯家約阿西姆·薩托里烏斯聚在一起，晚飯吃的又是餃子。我是顧城和薩托里烏斯的中間人，他們都通過我說話。談到了寫作和什么是好的中文（如魯迅、周作人）和差的中文（郁達夫、劉心武和張潔），談到了既簡單又神秘的作家（羅伯特·弗羅斯特）。薩氏提問，顧城大段獨白：詩是不能寫的，它自然而來，跟文字一樣，它在與不在，人不能強求。因而寫作從道家的意義上來講是無為：你只有不去碰觸玻璃杯才能把握這玻璃杯。寫作和修改在內(nèi)部是找“氣”，如此理解才對。說到修改我便有機會提出有關(guān)顧城身上有個父親的論點：正如當(dāng)年他父親把兒子的詩改動去發(fā)表或鎖起來一樣，顧城如今也任意改動自己的作品：其實呀，得從他那搶救詩稿才是。這有點玄的談話很快被現(xiàn)實追上了：謝燁指著聽錄器提到她在計算機上的編輯工作，提到他的錯別字，有時她沒改好就送去付印了，比如中德版的《水銀》就是一例。但顧城樂于再錯。他第一次來德國的時候他對一切都視而不見，似乎那只是想象的生活和在樹下睡上一覺。眼下在柏林就不一樣了：得好好利用這段時間。五年來因為人在新西蘭和政治形勢，他跟出版社沒什么關(guān)系，最近才考慮出版的事，主要在香港，因為大陸上唯一的法律就是需求關(guān)系。

十

參觀克特·珂勒惠支文物館后我們坐到法薩嫩街的文學(xué)屋的陽臺上，秋氣清涼。這是一個星期一的下午（9月14日）。談話短快地觸及剛剛看的，他認為珂勒惠支的作品太現(xiàn)實了。談話的焦點又是中國。這次他批評文人。1949年后他們就只知道謀私利，不像西方和中國1911年前的文人。頭號例子是郭沫若，他到處投機取巧，丑態(tài)百出。他對詩人李白與杜甫的研究完全是投“文革”意識形態(tài)之所好，是喪盡天良地以精神自殘對毛澤東做知識獻媚的表現(xiàn)。很難找到例外，或許沈從文，他被妻子出賣，想尋死，后來干脆不搞文學(xué)。

在告發(fā)和自我批評的氣氛中，作家協(xié)會比公安局還壞。臨出國前他顧城還得在會上聽任人家罵他寫詩是為了“搞破鞋”。

送別的路上還有片刻時間可用以跳回柏林的現(xiàn)實：我們回到王侯壩角，回到當(dāng)年羅伯特·穆西爾寫著《沒有個性的人》的地方，回到從前的中國大使館，它的國民黨旗一直掛到了70年代，如今有一家中餐館高高在上，最后在記憶中回到那幅題為《懷疑者》的轉(zhuǎn)畫，那是我們兩周前（8月28日）參觀那里的墓園后在布萊希特屋看到的。

最后回到世俗的事兒，它既是每次聚會的結(jié)尾又是它的起始：首先是在電話里問那個習(xí)慣了的問題：我要不要應(yīng)邀到他們家來吃煎餃子；再就是謝燁針對她丈夫說的那句一貫評語：這家伙討厭死了（或煩死人了）。

十一

整整過了四周（10月25日）我們又在斯圖克溫科見面，又吃餃子。顧城馬上又談他的兩個話題：中國和謝燁。中國的每種語言都是撒謊的語言。這點我們沒談多久，他又引入了第二個話題：謝燁呀，只會通過包餃子來表達感情，或者他只有在她的作品中才知道她的思想，她總是不說話。結(jié)婚前她有兩年沒跟他講過一句話，要講也是用命令的口吻：我告訴你……她從沒對他說過愛他。

“不愛說話”的謝燁在為柏林的女讀者準(zhǔn)備三次朗誦會。她想選讀在新西蘭寫的筆記《島上一千日》和《賽咪》，對兒子的回憶。她也想拿出點她早期的詩，都是我從波恩找來的，以后再也沒還我。她后來淚汪汪地談起了這些朗誦會，說她的心是那么沉重。

十二

顧城12月15日18點在波恩大學(xué)禮堂又是用那些不久前在柏林DAAD畫廊講過的話開始他的朗誦會的：每次在北京坐公交車我都害怕，售票員喊，下一站是“故宮”，聽上去就像下站是“顧工”，我的父親?；蛘撸骸冻恰肥且唤M寫我的詩，因為它跟我的名字相同。

與柏林不同的是朗誦后可提問。為什么戴那頂詩人帽？回答總一樣：因為它給我安全感。晚上也不脫，這安全感一直進入睡眠。問到的時候，他坦率地談到了他的危機：1985年前他想做一個人。他還不了解世界。他希望像個孩子，相信靈魂和希望。并抱有回歸的愿望。但世界變成了幻象，所以他認清了自己，以一種超然物外的態(tài)度結(jié)束了“思考”，告別了社會。如果做人太難，太無聊，他也不愿作為物，今后只想走鬼或幽靈的道路，作為影子自樂于縹緲中。

從科隆和波鴻的朗誦會回來，又去了南部城市海德堡參加中國流亡文學(xué)討論會，談話就此告一段落。會上顧城和北島爭了起來，他認為詩歌是從精神中誕生的，北島說是從語言，但語言不正是從精神中產(chǎn)生的嗎？

這次在波恩我們?nèi)タ戳水嫾荫R克屋，去看了他在藝術(shù)博物館的晝展，又經(jīng)過克羅茨伯格和坡培多夫墓園去了小教堂，最后去看了坡培多夫堡的礦物博物館。對顧城這位石頭詩人和愛好者來說，這就等于他近期波恩觀光的高潮。他和謝燁很融洽，大飽眼福。路上我試著提示他從前想回中國看一看的愿望，不過他無數(shù)次重復(fù)他在柏林說過的話：中國太可怕了，受不了，因而他組詩《城》的那些鬼魂不過表達了對中國的某種拒絕態(tài)度而已。

這中國恐懼癥與他從農(nóng)村回到北京有關(guān)。1974年他認識到，現(xiàn)在再也聽不到自然之聲了，只有實用的交通的喧鬧。十六歲時他父親就總是規(guī)勸他，叫他學(xué)他大寫“文革”贊歌。為了回避與父親的沖突，他這潛在的自殺者，作為緩解專門去當(dāng)了五年的木匠。這沖突的效力到后來才展示出來，也使得顧城在新婚之夜對謝燁說：我們一起去死吧；也使他1987年到新西蘭，為了緩解和扼殺思考，整整四年都在敲擊石頭。

難道他什么也不愛嗎？當(dāng)然，他愛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美國化未來臨之前的北京。他沒有高興的事嗎？有，他說只要北島得了諾貝爾文學(xué)獎。他讀王蒙嗎？不，王朔。

剩下的時日如何度過？顧城在廚房存好了食品，這樣我們可一起為他的詩歌愛好者做一些魚。然后又是煎餃子并談了談唐代詩人李賀。

十三

星期天晚上（1993年1月17日）我坐夜車回波恩前，我們足足有兩小時時間在哈愣湖待在一起。在謝燁餐桌上包餃子的地方。顧城攤開了巴黎觀光時的照片?！坝憛捤懒?，這個人?！边@話我聽過。他們沒辦簽證，是坐朋友的車過境的，去看了全身癱瘓的馬德生。顧城把照片從桌上清開，又拿來了畫和書法。那幅題為“在碟子里想家的魚”讓我們開心。畫畫猴子或用左手來書寫“革命”的字樣倒是挺適時的愉快。他難過的時候就畫，只有高興了才寫。

好像我們不是在柏林似的，晚上唯一的話題又是：自私的人和批評聲音的沉寂。在一個只莊重物質(zhì)的世界里，每個人只想自己，對未來誰也不負責(zé)。過河拆橋，老子天下第一……

最后，在119公車站兩個蹦跳地揮手作別的人影。一個回波恩開會，另一個回去寫詩寫文章，回到中國。

十四

我們想利用寒假最后在柏林聚聚。DAAD一年的資助快完了，謝燁想孩子，顧城想他的農(nóng)場。我們躲開了波恩的狂歡節(jié)，于星期六和星期天（1993年2月20日到21日）聚在一起。張穗子和顧城忙著看《袖珍漢學(xué)》春季號他訪談錄的校樣。問題出在中國似的邏輯上，含蓄的說法顯得沒有重量，對20年代文學(xué)的傳統(tǒng)關(guān)聯(lián)也顯得過強。這克羅茨伯格之夜過得飛快，像是要來象征這一年的飛逝。謝燁催著去電影節(jié)，夜半后有一部香港的功夫片。顧城呢，就會在她身邊扮演一個瞌睡者的角色。

第二天晚上用來回顧哈愣湖的時光。我問他中國到底有什么那么可怕。他指著自己說，在新西蘭老子最可怕。他顯得蒼白而邋遢，站在因屋里來客而推到墻邊的紙堆間，都是些書法，他二百馬克在柏林出賣。他根據(jù)莊子魚之樂的寓言寫了一張，送了給我做留念。

柏林的收獲是那首組詩《城》，其誕生他完全歸功于這冬天和鬼魂。北京以前是個“城”，現(xiàn)在卻是個“市”，失落在買賣中。它的毀滅跟羅馬和其他城市不一樣，完全是自己造成的。

十五

顧城改變了主意，不想錯過伯爾基金會三個月的資助。但到正式開始還有四個月的時間得過渡。他們1993年4月中搬進了我在柏林克羅茨伯格的住房。他們搞得神秘兮兮的，閉門寫作，每次我想進去打電話或看體育新聞時，他們就把筆記本合上或遮住，飛快地換個房間，容不得中斷。最終我才知道原來在寫《懺悔錄》。顧城在讀《圣經(jīng)》，開始談自己如何壞，如何恨自己。謝燁幫著寫下和修訂他讀在聽錄器上或?qū)懺诩埰嫌嘘P(guān)他新西蘭的生活。這時她已知道，他在寫遺囑了。或許是這點使她越來越不安，使她伏案記錄而不是那些顧城講的與瑛兒具體又色情的冒險故事。他們狂熱地工作，只有吃飯和散步時才停下。她去廚房時，他就躺在瓦藤堡街7號的后院梨樹下的長椅上，讓鄰居們頗感驚慌。他說他實際上在工作，在追思他生活中最重要的，在懷想一個寧靜的地方。好幾次我得去叫他吃飯。

他們散步是出去玩玩，到臨著克羅茨伯格的虹恩街的兒童游戲場打打乒乓球，或去默林壩的舊墓園看看。談話的時間很少，但打打幾分鐘的乒乓球倒是其樂無窮的。

十六

五月中的一個周末(5月14—15日），正逢柏林最美的時光。法布爾那本書的中文版寄來了。這書簡直是他的《圣經(jīng)》，他贊嘆其語言美。他也談到另一本《圣經(jīng)》的文筆，他只能用中文讀，他說沒譯好，中文讀起來一點都不美。除了法布爾的書外，他說《奧賽羅》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讀物，但他指的恐怕是《哈姆雷特》吧？還有兩本書也使他想做個“好人”，一是哈代一本不太有名的書，再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與被欺凌者》。

我問組詩《城》里的人稱代詞“她”這一人物是怎么回事。她是顧城離開中國前在北京認識的一個小女孩，謝燁神色愉快地說。她也喜歡這女孩。我不太明白。顧城談到他的矛盾：被母親慣壞了（孩子，多吃點），他貪愛卻不愿給予。他有賈寶玉情結(jié)，像是《紅樓夢》的主角那樣，對他來說少女的世界是純潔的，他想活在其中卻做不到，因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無所事事才顯得美，因而他要求謝燁什么都不干，待在家里，也不去看電影。

我們站在廚房里準(zhǔn)備晚飯。做酸辣湯用肉泥我需要一把快刀或菜刀。顧城給我磨了一把中國菜刀，特快，虧得他叫我小心。謝燁驕傲地說，他磨刀真內(nèi)行。

吃飯的時候，顧城給嗆了，他吃不來辣的東西。我們在談人的幸福。他從前的幸福是在山東省農(nóng)村度過的時光。他送了些當(dāng)時的照片給我的檔案庫。

我們站在陽臺上望著約克橋前舊車站的一場大火。大戰(zhàn)后鐵道就再沒投入使用，荒草萋萋，愛去那兒散步的不止他倆。看見火光，謝燁想起了木耳。

十七

我柏林的房子若住了人，我就一般睡到廚房里。顧城知道我起得早，而他自己又失眠，便總愛有違習(xí)慣地很早遛到廚房來。他總愛提些問題，而我正低頭批改試卷，一時答不上。一個星期天上午（1993年6月13日）他想從我這兒知道，為什么人與人不同？那是為了讓有謝燁這樣的人來愛你，幾小時后我才對他說。他不太滿意。最好既沒有男人又沒有女人，說這些的是一個把自己當(dāng)作女性而把謝燁當(dāng)男性的人，一個只想像賈寶玉那樣生活在女人中的人。奇怪的是，《紅樓夢》的問題他又看得很清楚：只有對美的零落哀悼，而不是對人之死，比如說對別人的逝世林黛玉就無動于衷。

死又這樣潛入了我們的談話。對一個中國人來說，其他的人只是“人口”也就是說是動物，沒有神正好，他可以任意隨便殺人。他把死理解成“無生”，它是某種變化或夢或睡或某種“未知”的東西。

這個陰雨綿綿的柏林周末，我們最后一次的相聚，哪些尚可追憶？《懺悔錄》完成了，他又在寫《城》，并同意想著法蘭克福神學(xué)和哲學(xué)家請他去做的報告，專題是中國思想中的自然。他問我能不能幫他，我?guī)土怂贿^是在其他領(lǐng)域里。我們一起用一根木棍修好了洗衣機，那里面塞住了一件衣服。

不久，他做報告的那個前夜（報告后來倆人興高采烈說很成功），好容易才阻止了他自殺的想法。

十八

8月中，他們從克羅茨伯格遷到艾弗爾的蘭根布羅伊赫。還沒過一周，顧城就在8月23日虐待了謝燁。她進了醫(yī)院。直到8月16日的周六他們都一直在吵，她要求把他送進精神病院。她想單獨回新西蘭。然而，沒有找到救護車。星期五他們說和好了。他們想經(jīng)波恩和柏林回家，但先得去心理醫(yī)生那兒。顧城要不要送醫(yī)院，就看謝燁的決定。她因他的哀求心軟了，并聲明說，她愛丈夫，愿意跟他一起回新西蘭。

他們在人的陪送、下于下午到了波恩。我跟我的工作人員約好，早就到了城里來送行。我看著靜悄悄的顧城，他答應(yīng)改進，愿意變好，關(guān)懷兒子，做個好丈夫。打謝燁的不是他，從前謝燁手上最小的一點傷疤都會讓他最最心痛，因而打她的不是他而是“它”。他說，《城》這組詩他難能寫完。這聽上去像是某種變化的征兆似的。是的，他保證再也不寫東西了，甚至《懺悔錄》的寫作他也發(fā)誓放棄，這部作品今天他也無法寫了。我看著謝燁，她隱蔽著傷痕，一如既往地微笑，容光煥發(fā)。但為何告別后她還在階梯上久久回望？我們多年后或許會在新西蘭的“無歷史”中再見，我還以為這是說著玩兒。廳里她身后站著顧城，他的瞥視較短促，卻依舊那么溫暖，而世界不久就會質(zhì)疑這種溫暖。

第二天打電話到柏林沒找著人。但他們到了克羅茨伯格，并給一熟人留了張條。我9月10日才讀到：我們開路了，再見。那么在永別前呢？他們跟柏林許多朋友都告了別。顧城跟人玩牌，顯得很好處，贊嘆死之美。謝燁卻驚恐不安，似乎她預(yù)感到他有關(guān)身體哲學(xué)的后果：如果某一部分想死，那么整體就得跟著走。

十九

他們在美國待了幾天或幾周，那兒發(fā)生了什么，現(xiàn)在只有猜測。在柏林我就注意到他們總是像對夫婦一起出現(xiàn)，他不讓她單獨出門。她若想去看電影，他就陪她去，毫無興趣，打著瞌睡讓電影放完。我閉目可見他跟她在克羅茨伯格一起購物回來。突然間日常事務(wù)對他產(chǎn)生另一種含義。據(jù)說她在美國時就像他的俘虜，他對她越來越壞，像待一個奴隸似的。謝燁早在倫敦時就講到過虐待的事。到了奧克蘭據(jù)說不準(zhǔn)她跟人說話和打電話。24小時地監(jiān)視。從來就是他說了算，現(xiàn)在他也不準(zhǔn)她跟兒子在一起。

謝燁本來幾周來就憔悴不堪，回去后（9月24日）更惡化，而顧城卻越來越冷靜。他回去后馬上就想去借槍。未果。朋友們都想來幫幫。她想帶孩子逃跑，沒成。有人出面干預(yù)了。勸他分居，他同意了并住到了他姐姐顧?quán)l(xiāng)那兒。最后分開前他還有個最后的心愿：再給他十天時間，他想跟她一起為兒子寫本書。謝燁同意了。白天他們在顧?quán)l(xiāng)的家里一起工作，晚上便各走各的路，直到星期四晚上，他受不了啦。星期五上午他在研讀交通規(guī)則，給她打了個長電話，請她下午來教他開車。他在停車場手拿交通規(guī)則的書等她。她跳出車來，因他準(zhǔn)備了一把斧頭，想逃脫，他從后面擊中她，頭骨破裂，背上滿是傷。謝燁并沒死，喘息著。他到一棵樹邊系好繩索，然后去屋里洗手。他嚴(yán)詞喝命他姐姐說，他殺了謝燁，現(xiàn)在要自殺，她不準(zhǔn)來阻止他。他上吊了。他姐姐去找謝燁，叫了急救車，把弟弟從樹上解下。他還活著，沉重地呼吸著。她根據(jù)他的指示，沒有幫他。謝燁兩小時后因傷勢過重在醫(yī)院去世。

二十

顧城是從“文革”以來就一直想自殺而未果的人，某天突然自殺成了，這想來似乎不太難理解。但他為何之前要殺妻并奪走他孩子的母親呢？對這問題的回答已經(jīng)搞得神乎其神了，像當(dāng)年斐特拉·克麗和爾德·巴斯蒂安一樣：美國和新西蘭的報紙都在說悲慘的情死，有第三者，是謝燁在柏林時認識的。這里又把受害者當(dāng)作了行事者。以顧城在柏林時就采取的監(jiān)視格式來判斷，是不可能有第三者的。當(dāng)他懷抱自殺計劃時，謝燁可能尋找的不過是同情與交談的溫暖。其他人在這點上或許比我精明，而我只要想到顧城所熟練掌握的外在形式，我就會執(zhí)迷不悟。他確實在新西蘭從言論到行為上折磨過妻子和孩子。她人死了，難道還要成為這樣的丈夫的犧牲品？他不是公開承認與第三者有色情關(guān)系并像他從前鄙視的郁達夫那樣用青春期的筆法公諸于世嗎？(見《九十年代》1993年第9期，第95—103頁。)

真相自在別處，《懺悔錄》結(jié)尾的認知過程，因那少兒似的甚至可笑的愛戀的結(jié)結(jié)巴巴，十分貧乏?；蚴强伤阕髯砸詾槭堑幕橥鈶俚闹黝}認識和一場自負其咎的損失。顧城在柏林時就知道瑛兒離開了他，因而他便推遲回程并張揚回去就等于死。謝燁是他的言說與書寫，他剝削她直至精疲力竭。她想將所剩的力量獻給孩子。他兀然孑立，西廂也空了，生活得從頭學(xué)起。這他是無能為力的。

但如何解釋那種殘忍呢？顧城不是總在追求絕對的美和真嗎？他不是在謝燁身上找到了嗎？他不是沖動殺人，而是謀殺。但他為何眼看她獨自死去而自己去洗手呢？為何一直愿意跟她一起赴死的他竟冒這個死后天各一方的險呢？死后的第三天在小圈子里舉行他的火化儀式，骨灰根據(jù)中國習(xí)俗不土葬而是交好友保存。謝燁的尸體警察局后來才發(fā)放，她也火化了，十來個好友參加，骨灰移交給她弟弟，找到最后安息。已經(jīng)宣布說她一部分骨灰要運回中國。將來他們共有的只是激流島上人們?yōu)榧o(jì)念他倆種植的一棵樹。

世界會罵顧城是一個被慣壞的不承認原則的孩子。出門在外他顯得有節(jié)制，回家卻對妻子孩子為所欲為。他的絕對意志，他的無我狀態(tài)，他作為“幽靈”的存在，整個這些，加上他的霸道，使他覺得像神，操掌生殺大權(quán)。他的愛戀只是一種手段，迫使他人為他的生活而交出自己，只為他而生活。給予謝燁自由就意味著他藝術(shù)制造的世界的完蛋，也使她能夠給后世留下另一幅顧城的畫像。

二十一

問題仍未解答：為何那些最渴望愛的人，自己卻不能給予愛？為何他們，視美高于一切，卻如此不美地離開人世？顧城只是眾多人中的一例。我想征用羅曼羅·戈瓦蒂尼奇妙的著作《論憂郁的意義》的一段來結(jié)尾：

這使我們接近了憂郁的價值中心：最本質(zhì)地講，憂郁是對愛的渴望，對愛的所有形式和階段的渴望，從最基本的色相到精神的最高級的愛。憂郁的中心力量是愛欲，是對愛和美的渴求……它體驗到消逝的苦痛：愛侶的被奪，生氣之美的曇花一現(xiàn)，美的鄰居乃死神……這兒勃發(fā)了兩種生命基本沖動，一是對于滿足的，一是對于毀滅的：它們賦予了憂郁者以特別色彩，使他體認痛苦的矛盾……對絕對的渴求是與憂郁者的某個一切皆徒然的深層意識相關(guān)聯(lián)的。對絕對如此焦躁的渴求，如此直接而對中途狀態(tài)視而不見直至踏上幻覺的快捷方式的渴求，這種方式本身就意味著絕對的求之不得。

二十二

最后是那些通話，那些簡單的問題：有新的消息嗎？回答者這邊總是絕望：作為最終的原因我能告訴你什么呢？

最后是那些信件和負疚感。她，“這不平凡的女人”，本來是可營救的，可她自己很顯然不愿意。顧城在德國的精神病院，謝燁在新西蘭，這不鬧得滿城風(fēng)雨嗎？她若扔下他，他也就再不能寫作，而時刻可能自殺，她會怎樣對兒子和奧克蘭的那個孔孟圈子談這一切呢？是一個清醒、有預(yù)謀的意志而不是一個神經(jīng)病者干了這一切。

最后是那些圖片：照片和錄像帶，波恩拍的，維也納的，到處都有。最后是去柏林(11月11日）在紙簍里找尋蹤跡，抹掉信箱上他倆名字的遺跡。倆人的骨灰天各一方，一去不返，他們留在身后的東西卻近似好玩似的四散著，以至于我孩子問道：他們死了，對誰有好處呀？

最后是那本書，一本官方版的一本非官方版的《懺悔錄》，畫了個半裸的女人，有時遮掩，有時沒有，有人從北京帶了回來。

最后對于人，人到底了解多少？如何回答？或許答案就像日常的事物如餃子一樣簡單。它跟人一樣有層外皮，里邊是什么，只有在太平凡的生活實踐中才顯露出來。顧城的《懺悔錄》無非給自己出丑，他對弱者的所作所為，只有種子能原諒。而長年奉獻了自己的謝燁，盡可相信人世的殘忍，卻萬萬想不到死會出自顧城之手。她留下了一個沉重負擔(dān)：去親近那些人世間的弱者，既不要被表面的熱情也不要被那一個微笑所迷惑。

1. 這篇文章是根據(jù)我1993年10月14日在波恩大學(xué)召開的顧城謝燁追悼會上的發(fā)言整理擴充而成，其摘要會載1993年10月25日的《日報》，第15頁。
2. （譯注）因一時找不著作品中文原文且無法與出差的原作者取得聯(lián)系，此處引文均從德文譯出。
3. 顧城和謝燁美好的通信中會談到他先前的失語。見《作家》（1987年3月），第52—60頁。德文選譯見：《龍舟》（1988年2月），第83-84頁。
4. 我記得是這樣的。有的文章說顧城和謝燁是（1979年？）在京滬列車上認識的。
5. 根據(jù)1993年10月23日《北京青年報》的消息顧城和謝燁曾在1993年3月回了北京一周住在父親顧工家里，他們在柏林從未提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