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弄堂里廂的小胖子

俗話說，“三歲看大，七歲看老”。這話是有一定道理的。

通過對一個人童年的觀察，我們至少可以在兩個方面對他有所了解。

其一，是這個人的遺傳基因。

這里說的“遺傳基因”并不是嚴格指生物學、遺傳學意義上的“遺傳因子”，而是更為寬泛的父母長輩在基因上對子女個體的定性。這種定性既體現(xiàn)在生理范疇—子女的身高、體重，是否健康、強壯，有無遺傳病史等；同樣體現(xiàn)在心理范疇—子女內(nèi)向或是外向，膽大或是膽小，文靜或是好動，善談或是寡言……而這一切，都是他成年后邁向成功道路的重要決定因素。

種子的品質(zhì)特性決定了植物的優(yōu)劣特征，繼承自父母的“遺傳基因”，同樣是一個人成功道路上最基礎(chǔ)的決定因素之一。

其二，是這個人的生長環(huán)境。

“孟母三遷”的故事，告訴了我們環(huán)境對兒童成長的巨大影響?！敖煺叱啵吆凇?，特別對于兒童而言，成長環(huán)境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其心理特點、個性傾向的建立，影響其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最終形成。父母長輩的適度關(guān)愛、學校老師的正面引導、同學玩伴的和睦相處……出現(xiàn)在身邊的每一個人、發(fā)生在身邊的每一件事，都會對其人格、性格、品格構(gòu)成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甚至能在一定程度對個人生理、心理方面的先天特征予以修正，揚長避短。

培育一棵好的盆栽要從幼樹時期開始整形修剪，培養(yǎng)一個優(yōu)秀的人才同樣要從最關(guān)鍵的童年時期著手教育指導。

應該說，曹可凡擁有一個相對優(yōu)越的生存環(huán)境—無論是物質(zhì)層面還是精神層面，曹可凡的祖上都為家族留下了頗為豐裕的財富。作為榮氏家族的左膀右臂，被稱為“面粉二王”王氏家族的大女婿，曹可凡的祖父憑借著自己的努力以及伯樂的賞識，成功擺脫了昔日低微窮困的生活，為自己的家庭贏得了邁向富裕殷實的第一桶金，也為子孫后代換來了一個幸福的成長環(huán)境。

然而第三代，往往是一個家族中最微妙，也是最關(guān)鍵的一代。

西方有一句諺語，叫作“三代才能培養(yǎng)出一個貴族”；而中國又有一句全然相反的諺語，叫作“富不過三代”。這說明，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人們都將第三代的作為看成家族成敗興衰的關(guān)鍵。到底是“龍生龍、鳳生鳳”“虎父無犬子”，還是在嬌縱、奢侈的環(huán)境下淪為紈绔子弟，沒有人能夠預知結(jié)果。

特別是在新舊中國交替之際，逐漸興盛發(fā)展的曹家究竟會往哪個方向發(fā)展？作為家族關(guān)鍵的第三代，在上海出生、成長的長子嫡孫，曹可凡究竟是在什么樣的家庭環(huán)境下長大，父母的遺傳、環(huán)境的變遷又對他的成長產(chǎn)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不妨讓我們追溯到四十多年前，從曹可凡小時候的生活中，追尋些許成年后的影子？

（一）我的父親

我的祖父總共生有六個子女，兩個女兒，四個兒子。在這其中，我父親排行老三，上頭有兩個姐姐，他是家中的長子。

父親他們出生的年代，正是近代中國最混亂的時刻，到處都在打仗，生意也非常難做。對絕大多數(shù)老百姓來說，都會有種過一天是一天，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感覺。

在這種時局下，大戶人家總會想方設(shè)法把孩子送去國外，一方面是接受更先進的教育，更主要的還是躲避國內(nèi)的戰(zhàn)亂，讓孩子們在一個相對安穩(wěn)的環(huán)境下生活。

祖父的想法也是如此。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祖父將他的兩個兒子—我的二叔、三叔送去了美國念書，身邊只留下了我的父親和四叔。之所以把這兩個孩子留在上海，是因為我父親身體不好，有著比較嚴重的肺病—在當時，肺病可是非常嚴重的疾病，祖父實在不放心讓我父親背井離鄉(xiāng)去海外生活；而我四叔則是最小的一個孩子，那時候年紀實在太小，沒法送去國外生活。

所以，在我小時候的記憶中，只記得二叔、三叔都只在祖父和父親的口中出現(xiàn)過，雖然時常有書信往來，但真正見面卻是我成年以后的事了。而時至今日，我的祖父、父親、二叔、三叔、四叔以及兩個姑姑都已經(jīng)相繼過世。

雖然沒能去國外念書，但作為有錢人家的孩子，我的父親依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父親從小在教會學校念書，大學畢業(yè)于中國近代最著名的教會學?！ゼs翰大學。許是受到家族代代經(jīng)商的影響，盡管父親自小對中國歷史興趣濃厚，但他依然選擇了經(jīng)濟學作為大學的主修專業(yè)。父親的邏輯思維能力很強，思路清晰縝密，辦事規(guī)范嚴謹。畢業(yè)之后他進入了中國紡織機械廠擔任工程師，屬于新中國為數(shù)不多的高學歷青年才俊。

父親是一個非常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愛看書，愛學習，而且有著很強的主動學習能力和自我學習意愿。早些年，在我們錦園的家里，專門有一間他的書房，里面密密麻麻地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書，其中不少是原版外文書—有英文的、俄文的、德文的、日文的……

為了能讀懂這些書，父親非常勤奮地自學外語。在他很小的時候，他就開始學習俄語，還特地雇了俄國老師來家里給他上課；后來，他又自學了德文，因為沒有請老師教，當時也沒有什么德語錄音教材，所以他學的只能叫作“啞巴德語”—會看、會寫，但一句都不會念；到了抗戰(zhàn)時期，上海淪陷，正在讀小學的父親又在日本人的命令下開始學習日語，并且很快就達到了閱讀日文書籍的水平；當然，由于他畢業(yè)于美國人創(chuàng)辦的教會學校，英語水平幾乎等同于母語，無論是文字閱讀還是言語交流都絲毫沒有障礙?？梢哉f，在語言方面，父親是有著很高的天賦的。在這一方面，我非常幸運，得到了他的些許遺傳，更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導。這對我現(xiàn)在從事語言工作可謂是受益匪淺。

（二）“文革”窮日子

1963年，我來到了這個世界。

在我剛出生的時候，家里的條件還算優(yōu)渥。祖父留給父親的家產(chǎn)還都在—除了錦園的房子以外，父親手頭還有一些面粉公司、棉紡公司的股份，每年都能拿到分紅。除此以外，作為工程師的父親每月能拿到109元工資，這在那個年代算得上是很高的收入標準了。所以那個時候，家里依然能住寬敞的房子，吃得好穿得好，還有傭人伺候，幾乎算得上是衣食無憂。

然而，好日子沒過多少年，家道便在整個國家的動蕩中中落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

“文革”時期經(jīng)常提到的“階級敵人”有：地主、富農(nóng)、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壞分子、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社會把這些人統(tǒng)稱為“黑九類”。爸爸拿過國家的“定息”，便直接被戴上了“資產(chǎn)階級”的帽子，受牽連自是難免的。

最先是被批斗。紅衛(wèi)兵沖到家里來，把爸爸、媽媽，還有我，全部抓到外面去游街示眾。這個叫作“游斗”，在當時是非常流行的。我父母以及其他一些挨批挨斗的大人，每人脖子上都掛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他們的“罪行”。我那時還小，只有三四歲，小學都還沒有上，但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很“細致周到”地替我準備了一塊小一號的牌子，同樣掛在脖子上，上面寫了些什么罪狀我是完全不明白的，總之被押出去和大人們一起游街示眾。

“文革”的遭遇給我全家，特別是我的父親留下了難以愈合的創(chuàng)痛。但對我而言，回想那一段經(jīng)歷，似乎只是一段荒唐的笑談。現(xiàn)在的我也說不清楚，那時究竟是因為年紀太小，記不得那些不愉快的事，還是因為年紀太小，紅衛(wèi)兵覺得我沒啥批斗的價值?？傊拔母铩北慌返慕?jīng)歷，我有，但印象不是很深。

比起被批斗，家中經(jīng)濟狀況突然變得窘迫，我是印象深刻的。

工廠停工鬧革命，父親的工程師顯然是干不成了，被迫下放勞動改造，每月109元的工資也停發(fā)了。公司的股份都成了廢紙，年底也領(lǐng)不到“定息”了……到最后，就連我們一直居住的錦園的房屋也被占去了大半—紅衛(wèi)兵把我們統(tǒng)統(tǒng)趕到了四樓的幾間房間，樓下住進了好多不知從哪里來的“革命群眾”，這些不速之客莫名其妙就成了我家的“鄰居”。

總之，日子過得越來越艱難。家中最主要的經(jīng)濟來源沒有了，家里雇了好多年的傭人也陸續(xù)離開，洗衣、做飯之類的家務勞動便平均分擔到了每一個家庭成員的身上。記得在我讀小學的時候，有一段時間我每天早上五點出頭就得起床，跑到東諸安浜路的菜場去買菜，回家后按照媽媽教的步驟來淘米、燒飯。這種事，放在現(xiàn)在的小孩子身上，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但在我們那個年代，則是再尋常不過了。

然而，無論環(huán)境多么惡劣，生計多么困難，我父親依然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著知識分子固有的生活習慣。父親每天早上風雨無阻的兩個習慣，看起來有些風馬牛不相及：一個是喝咖啡，另一個是打太極拳。他每天早上四點起床，先在弄堂里打一套“楊氏太極拳”，接著坐20路公交車從愚園路趕到外灘，去中央商場里喝一杯咖啡，再看上一個鐘頭的書報雜志—那時在中央商場，還能看到日文版的《人民中國》，這也是僅有的閱讀外國雜志的途徑—然后再坐公交車去楊浦區(qū)軍工路上班。

年復一年，家里的儲蓄越來越少，日子越過越緊，很快就出現(xiàn)了入不敷出的狀況。在這種情形下，父親只能和其他大戶人家一樣，變賣家中值錢的東西以維持生計。家具、首飾之類的賣完了，就開始賣書。父親愛讀書，在家收藏了好多珍貴的外文書籍，有的還是當初從香港乃至國外帶回來的。在我家經(jīng)濟最困難的時期，父親就是依靠變賣這些珍貴的外文書籍來維持家中開銷的。

再說回那些突然住到我家樓下的“革命群眾”。那時候有資格住進來的，都是所謂“根正苗紅”的家庭。在他們眼里，我們?nèi)叶际恰半A級敵人”，所以從骨子里看不起我們。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樓下的一對姐妹，對我家的態(tài)度特別惡劣，時不時就會和我家鬧出一些矛盾，發(fā)生一些爭執(zhí)。

錦園的房子都是磚木結(jié)構(gòu)，整體的隔音不是很好，一旦住的人多了，自然會互相影響。每天晚上，只要我們樓上的小孩兒發(fā)出一丁點兒聲響，這對姐妹就會跑上來大吵大鬧。碰到這種事情，我的爺爺、父親總是盡量忍讓，避免和她們發(fā)生沖突。記得有一次，她倆沖到樓上來罵我父親，我父親實在是太老實了，束手無策，而我那時雖然年紀小，但實在被罵得忍無可忍，一時怒火中燒，一手抄起把菜刀，一手提起個熱水瓶，對著她們大喊：“你們誰要再敢罵，我拿開水澆你們！”

當然，如果母親在家，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母親沒有知識分子那樣懦弱的性格，“口吐蓮花”的才能少有人能企及，她可不像家里的男人們那樣好欺負，每次和樓下吵架都能全勝而歸。所以，她們看到我母親特別害怕，只敢在她不在家的時候欺負我父親。

艱難的日子經(jīng)歷了6年之久。1972年，雖然“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jié)束，但另一件重大的政治事件使我家的生存環(huán)境稍稍得到了改善。那年2月，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訪華，中美雙方發(fā)表《上海聯(lián)合公報》，宣告兩國關(guān)系走向正?；?。

在那之后，遠在美國、香港的親戚們漸漸與父親有了聯(lián)系，我們家的“海外關(guān)系”一下子就派上了用場。親戚們知道大陸物資極端匱乏，就定期給我們家寄送生活必需品。美國的叔叔間或會給我家匯上些許美金，香港的親戚也會時不時給我們寄些罐頭火腿、固態(tài)食用油等“上檔次”的生活物資。至此，我家靠變賣藏書才能填飽肚子的苦日子可算結(jié)束了。

又過了幾年，“文革”結(jié)束，我父親的工資又重新調(diào)回了109元，我家的經(jīng)濟條件又重新回到了“小康”水平。

（三）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是精神病院的護士，她天資聰穎、做事麻利，且有遠見卓識。我的一生，受母親的影響非常之深，特別是在我小的時候，曾經(jīng)發(fā)生過一件足以改變我命運的事情，當時母親的應急處置，充分體現(xiàn)了她不同于常人的智慧與氣魄。

母子

那時我讀小學二年級，我家對面有一個“煙紙店”，我經(jīng)常會在下課回家的路上買個梨，邊走邊吃。那天我像往常一樣走去“煙紙店”買零食，在路上走著走著，忽然從我后方快速駛過一輛三輪機動車，一下子就把我撞倒在地。

那時候的我不算太胖，但也是個“大塊頭”，三輪車這么一撞沒把我撞飛，卻鬼使神差地把我掛在了車尾，往前拖行了好幾米。路上經(jīng)過的行人見了，趕緊叫司機停車。司機起初還不知道怎么回事，回過頭一看才發(fā)現(xiàn)自己撞到了人，嚇得臉色蒼白，趕緊把我送到附近的長寧區(qū)中心醫(yī)院。中心醫(yī)院的醫(yī)生一看，撞得還真不輕，不敢貿(mào)然處置，只是給我做了簡單的包扎，然后轉(zhuǎn)往瑞金醫(yī)院進行治療。

經(jīng)瑞金醫(yī)院的大夫診斷，我的左腳脛腓骨骨折了。那時候處理骨折唯一的方法就是上石膏，先把骨頭正過來，然后用石膏做傷腿做一個笨重的“套子”，連腳帶腳踝、小腿一起包起來，慢慢等骨頭愈合。

然而，我總覺得有點兒不大對勁兒。起先是感覺石膏里的腳有點兒疼，我心想估計是骨折的緣故，也就沒多在意；可過了幾天越來越疼，而且似乎疼的位置和骨折的傷口不在一塊兒，那顯然就是有問題了。

不過當時我畢竟只是一個小孩兒，疼也不敢跟大人說，擔心大人覺得是我是在“作”，所以只好忍著。那時候我的“忍功”真的是一流，也不哭也不鬧，覺得痛了就做數(shù)學題，通過轉(zhuǎn)移注意力的方式來忘卻腳上的疼痛。

整整幾天，幾乎沒有人察覺出我的異樣，但母親看出來了。她問我是不是哪里不對勁兒，我起初不敢說，后來實在瞞不住，就告訴了她。母親做了那么多年護士，怎么說也是個專業(yè)人士，她判斷一定是石膏綁得有問題，便立刻帶我去醫(yī)院復診。

醫(yī)生稍微看了看，也沒在意，說有點兒疼是正常的，過兩天就好。但我母親卻不認可醫(yī)生的診斷，堅持讓醫(yī)生拆開石膏重新檢查。醫(yī)生不答應—石膏可不像鞋子，想脫就脫想穿就穿，在傷勢沒有痊愈的時候拆開檢查，就意味著要把石膏砸碎，檢查完還得重新做一個。這一方面費錢，另一方面醫(yī)生也覺得麻煩，沒必要。

但在這件事上，母親卻是據(jù)理力爭，她跑去找到骨科主任，對他說：“如果你覺得沒必要拆開石膏檢查，就給我寫個證明，萬一將來孩子的腳有什么問題，我要跟你打官司！”骨科主任見我母親那么堅決，實在是沒辦法了，只得把我腳上的石膏拆開重新檢查。不看不要緊，一看嚇一跳！因為石膏綁得太緊，患處局部已經(jīng)發(fā)生了壞死！

后來醫(yī)生說，幸虧母親及時發(fā)現(xiàn)，并且堅持要拆開檢查，如果再拖兩天，我的這只腳很有可能就要截肢了。只是作為后遺癥，在我的腳踝處至今還留著一個非常明顯的疤，每次我看到這個疤，就會想到我的這條腿是母憑她敏銳的觀察、科學的判斷、強硬的堅持才被保全的。

這件事，到這里似乎就算是結(jié)束了，可是10年之后，卻意外地出現(xiàn)了“后文”—后來我考上了第二醫(yī)科大學—瑞金醫(yī)院是二醫(yī)大的附屬醫(yī)院—教我骨科課程的老師竟然正是那個為我診治的瑞金醫(yī)院骨科主任。都說無巧不成書，即使是生活中的真人真事，也會有那么多的巧合。

（四）母親的朋友侯御之

在母親工作的精神病院里，曾經(jīng)收治過許多社會各界名人的親屬子女。這或許與那個時代多變的社會環(huán)境有關(guān)吧—在紛亂的時代洪流中，社會名流總是處于風口浪尖的位置，過山車般的生活更易使人的心理產(chǎn)生驟變。當然，也可能是因為普通百姓沒有意識、沒有條件把心理、精神層面的病人送去病院治療。

在單位里，母親是一個特別有“個人魅力”的人。醫(yī)院里各部門的領(lǐng)導、各處室的大夫，沒有誰不認識我的母親，人人都會賣她幾分“面子”；一塊兒工作的護士更是將母親視為“知心大姐”，無論什么事情都愿聽她的意見。不僅如此，她與病患以及病患家屬之間的關(guān)系也非常好，很多把親屬帶來治病的人，在離開醫(yī)院的時候，都能和她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母親的眾多“病人朋友”中，有一家人家十分特殊。在一次極其偶然的機會下，母親意外地與她們結(jié)緣，令我家的生活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

那家的男主人姓杜，名叫杜重遠，是中國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革命家、教育家、實業(yè)家，很早便遭反動派殺害了。妻子名叫侯御之，也是一位頗有聲望的社會名流，獨自一人撫養(yǎng)著一雙兒女，居住在離我家不遠的地方。

備注：

杜重遠，吉林公主嶺人。生于1897年，死于1943年。早年留學日本，歸來后先是實業(yè)救國，開辦了中國最大的磚窯公司；隨后作為記者在全國各地宣傳抗日，出版多本愛國刊物，并因此受過牢獄之災；又放棄優(yōu)越生活，攜妻兒遠赴新疆創(chuàng)辦新疆學院；最終在新疆遭反動軍閥盛世才殺害。

他的一生充滿傳奇，宋子文、張學良、周恩來等各黨派要員均是他的密友，此外，在他身上還發(fā)生過三件足以載入史冊的大事。

其一，1933年，鄒韜奮主編的愛國周刊《生活》被迫停辦，他挺身而出創(chuàng)辦了《新生》周刊。由于在《新生》上刊登了調(diào)侃日本天皇的《閑話皇帝》一文，他遭到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瘋狂迫害，最終被反動當局以“誹謗罪”判刑一年又兩個月。這是當年轟動中外的“新生事件”。

杜重遠與侯御之在滬結(jié)婚

其二，三年后，在國內(nèi)外各界人士的強烈抗議下，國民黨當局被迫將杜重遠“釋放”，軟禁在上海虹橋療養(yǎng)院。在療養(yǎng)院居住的那段時間，他多次與張學良、楊虎城商議抗日救國大計；重獲自由后，他更是親自前往西安與張、楊二人會談，并最終成為推動“西安事變”發(fā)生的重要幕后策劃人。

其三，又過三年，他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前往新疆從事教育工作，創(chuàng)辦了新疆學院并擔任院長，在當?shù)貍鞑タ茖W文化知識和馬克思主義理念。在此期間，他曾聘請茅盾、趙丹等文學家、藝術(shù)家赴新疆任教，在當時形成風潮。后來，他被叛黨投敵的新疆反動軍閥盛世才秘密殺害，同時被殺害的還有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

侯御之：杜重遠之妻，生于1912年，逝于1998年。她是中國著名法學家，愛國民主人士。

作為杜重遠的妻子，侯御之的人生經(jīng)歷同樣充滿戲劇性。她8歲小學畢業(yè)，公派去日本留學，18歲大學畢業(yè)，22歲就成了中國第一個留日法學女博士。她能講7國語言，琴棋書畫無所不通，在日本享受近似于皇族的待遇，有人稱贊她是“白梅獨秀”，還有不少日本貴族稱她為“公主殿下”，可見對這個女子的贊賞與傾慕。

然而在“九一八事變”后，她毅然放棄日本的一切，回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并于1933年與志同道合的革命志士杜重遠結(jié)為夫婦?；楹蟛坏桨肽辏钣隳克驼煞蛉氇z，此后反反復復，始終處于丈夫被軟禁、關(guān)押、通緝的不安之下；再后來隨丈夫去新疆從事教育建設(shè)，當?shù)仄D苦的條件令從小過慣貴族生活的侯御之痛苦不堪。更為糟糕的是，沒過幾年丈夫再次被反動軍閥逮捕，秘密殺害。原本是才子佳人的圓滿愛情，卻在國難之中化作了一出令人唏噓不已的悲情故事。

杜重遠犧牲后，侯御之帶著三個孩子重新回到了上海，住在位于淮海路的一棟花園洋房里—這棟小樓正是當年宋子文送給他們夫妻的結(jié)婚禮物—過著孤兒寡母的艱難生活。

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考慮到她特殊的民主人士身份以及“法學博士第一人”的學術(shù)背景，周恩來曾經(jīng)有意邀請她擔任新中國的司法部部長，卻被她婉言謝絕。在那之后，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專心致志將膝下的二女一子培養(yǎng)成才。

（五）滴水之恩

在我的印象中，杜家的成員都非常漂亮，有氣質(zhì)。杜重遠的妻子侯御之，年輕時的容貌與才華絕不遜于民國第一才女林徽因。即便到我記事那會兒，她已經(jīng)年過半百，但身上的那股端莊、典雅、知性、大氣，依舊給人一種“驚為天人”的感覺。所以在那時，我和我的同齡小伙伴都喜歡叫她“外國人阿婆”。

她家的孩子，同樣有著與同齡人完全不一樣的裝扮與風范。在新疆的時候，侯御之和三個子女都遭到了反動軍閥盛世才的殘酷迫害，渾身都是病，唯一的兒子杜任還因受到刺激而有些精神失常，但這絲毫不能掩蓋他們身上的“貴族氣質(zhì)”。即便在物質(zhì)條件最艱難的時期，杜家的孩子仍舊穿著最光鮮的新衣服出門，特別是兩個姐妹杜毅和杜穎，長得漂亮，氣質(zhì)好，走在馬路上永遠是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因為兒子的精神狀況不怎么穩(wěn)定，所以“外國人阿婆”經(jīng)常帶著兒子來母親所在的醫(yī)院看病，一來二往，母親對他們家的幾個成員都有了印象。

某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天氣非常寒冷，母親在醫(yī)院急診室上夜班。就在她四處巡視的時候，忽然看到兩個姑娘畏縮在醫(yī)院大廳的一條長凳上，瑟瑟發(fā)抖。母親跑去一看，這不就是杜家兩姐妹嗎？為什么這么冷的天，大晚上還不回家，反而在醫(yī)院待著呢？

母親便上去詢問。她倆閃爍其詞，欲言又止，說是弟弟在家又犯病了，要打她們，她們沒辦法，只能從家里逃了出來，又沒地方去，在街上走著走著，不知不覺就走到醫(yī)院里來了。

母親感覺有些不太對勁兒，因為從她們的雙眼中，能夠看出異于平常的驚嚇與恐慌。當然，對于別人的家事，母親也不便多問，當務之急是讓這兩個凍僵了的姑娘暖和暖和。于是母親把她倆帶進了護士值班辦公室—那里有一間給值班護士休息的小房間，有桌椅有床鋪，可以睡覺。那天晚上，杜家姐妹就在母親的照顧下，在值班護士的休息室里過了一夜。

后來，母親通過其他渠道知道，那天杜家姐妹之所以會出現(xiàn)在醫(yī)院大廳，并不是因為弟弟舊病復發(fā)，而是紅衛(wèi)兵沖到她們家里抄家。杜家是大戶人家，孤兒寡母住在花園洋房，特殊的家境令他們成了紅衛(wèi)兵“革命”的重點目標。那天晚上，大批紅衛(wèi)兵沖到他們家中，又打又砸又搶。侯媽媽眼見情況不對，趕緊讓兩個女兒逃出去避難，自己則留在家里保護兒子，在紅衛(wèi)兵喪心病狂的毆打下度過了一夜。

在那之后很多天，母親都沒有見到杜家姐妹和她們的母親—第二天一早，有人來醫(yī)院門口領(lǐng)走了杜家姐妹，然后他們?nèi)胰硕己孟裣Я艘话?，一連好幾天都沒有出現(xiàn)。

又過了一段日子，忽然有人在媽媽工作的醫(yī)院四處打聽，某月某日急診室有一個值班的護士叫什么名字—來打聽的人正是杜家媽媽侯御之。那天晚上母親帶著一個很大的口罩，兩姐妹從頭到尾都沒看到母親的長相，所以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好心的護士“救”了自己。

后來，媽媽了解到，就在杜家遭到紅衛(wèi)兵抄家、毆打后的第二天，就有人給他們買了火車票，將他們一家四口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侯御之先帶著兒女去找了當時的統(tǒng)戰(zhàn)部副部長童小鵬，向他說明了全家的遭遇。

新中國成立后，杜家因為特殊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貢獻，一直是國家統(tǒng)戰(zhàn)部重要的統(tǒng)戰(zhàn)對象，這次的情況著實令政府大吃一驚。童小鵬立刻把侯御之和她的孩子們帶去了釣魚臺西花廳，直接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了此事。了解情況后，周總理立即發(fā)出特別指示：從今往后，嚴禁紅衛(wèi)兵靠近杜家。并且派專人對他們進行保護。

自那以后，杜家就再也沒有受到紅衛(wèi)兵的騷擾。而為了感謝在最危急時刻救助杜家姐妹的恩人，他們特地托了一位朋友—瑞金醫(yī)院口腔專家黃培喆教授尋找母親，并向母親表達了感激之情。打那以后，我家和杜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在二醫(yī)大讀書期間，黃教授又正好是教口腔科的老師。

逢年過節(jié)，杜家姐妹就會邀請我們?nèi)ニ齻兗易隹?。杜家的房子特別大，而且他們的生活方式非常“洋氣”。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他們家過“圣誕節(jié)”—煎牛排、拌色拉、掛圣誕樹……全部都是西式“范兒”—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簡直就是不可思議的。

“文革”過后，改革開放。杜家三姐弟陸續(xù)都去了香港，借助過去父親的社會關(guān)系幫中國政府招商引資。而我家也同樣不斷受到他們的恩惠，包括后來幫我們家換房子、我生病的時候幫我找醫(yī)院看病、在70年代幫我們家從海外帶了第一臺電視機……都是杜家對于“滴水之恩”的“涌泉相報”。

（六）父親教我學習

都說孩子是父母的結(jié)晶，特別是對于長相俊俏、頭腦聰明的孩子，人們通常都愛用“遺傳了父母的長處”這種說法加以夸贊。對我來說，很難講我從祖父、曾外祖父身上繼承到了哪些“遺傳基因”，但僅從我父母的性格、喜好來看，我也算是比較幸運地繼承了兩個人的長處。

我的父親是一個傳統(tǒng)知識分子，而且還是個“理工男”，所以有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典型特征—理性思維、低調(diào)含蓄、性格內(nèi)向、不善交際、講求生活品質(zhì)；而我的母親卻和父親全然相反，她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卻是“社會大學”的“高才生”—頭腦靈活、性格外向、能力強、人緣廣，擅長和不同的人打交道，積累不同的社會資源。

在我的身上，有著父親遺傳的頭腦和思維。我的學習成績一直都還不錯—后來之所以能考上醫(yī)科大學，還能以高分考上研究生，“工程師老爸”的頭腦功不可沒；同時我也遺傳到了父親身上的語言天賦—雖然不像他那樣能掌握多國語言，起碼我模仿各地方言惟妙惟肖，外語能力在主持人中也算比較強的。此外，我喜歡看書，喜歡音樂，喜歡書畫藝術(shù)，這些興趣愛好都有著我父親的影子。

而母親的遺傳基因，在我的身上更加明顯。她賜予了我“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的本領(lǐng)—這幾十年我在待人接物方面做得還算不錯，各界的朋友伙伴彼此都相處甚歡，這方面的能力得益于母親的遺傳；同時，她也賜予了我“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的能力—在主持界，我的口頭表達能力、口語應用能力都還算不錯，無論是臺前還是幕后，說話比較風趣、得體，這同樣得益于母親的遺傳。另外，在工作能力、組織能力、領(lǐng)導能力方面，母親同樣賜予我許多先天的優(yōu)勢。

當然，僅僅靠基因遺傳是不夠的，后天的教育和熏陶也是子女吸取父母優(yōu)長的關(guān)鍵途徑。在這方面，我父母對我的培養(yǎng)更是不遺余力。

在讀書學習上，父親給了我十分重要的指導，特別是在語言學習方面。因為時代的關(guān)系，我在小學和初中的外語課上學的并不是英語，而是俄語。但事實上，在20世紀70年代初，中蘇關(guān)系就已經(jīng)徹底交惡，且絲毫沒有修復的趨勢，反倒是1972年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后，中國與西方的關(guān)系進入了破冰期。了解歷史的父親在我語言學習的道路上做出了十分明智的判斷—他認為今后學習俄語將毫無用處，相反英語學習將成為必須。于是，他便在我放學回家之后，親自教我學英語。

父親的外語水平很高，在他學習語言的過程中，總結(jié)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學習竅門。他告訴我：學習英語一定要掌握兩大訣竅，一個叫“imitation”，就是模仿，這個是最重要的；另一個叫“practice”，就是實踐。任何東西，一開始先要學“像”，然后通過反復的練習，才能最終學“會”。一個英語單詞，看一千遍、一萬遍，都只能算是學了一遍，只有在電視、雜志、課本等不同的地方看到這個單詞，理解這個單詞在不同環(huán)境下的不同意義，才算是真正懂得了這個單詞。

因此在我學英語的時候，他從不要求我背單詞，而是找來一些音頻的學習材料，讓我反復聽，照著錄音跟讀。讀上10遍、20遍、30遍，自然也就掌握了。我一直按照父親教的這個方法來學英語，效果明顯?？忌细咧泻髮W校也開始上英語課了，很多以前學俄語的同學一開始完全跟不上，但我的外語成績卻絲毫不比那些從初中就開始上英語課的同學差。到了大學雖然我學的不是英語專業(yè)，但同樣需要閱讀很多英語的醫(yī)學資料，里面的一些英文醫(yī)學術(shù)語非常復雜，但我學著卻一點兒也不費勁兒。

后來中日邦交正?；?，父親又開始教我學日語，用的也差不多是同一套方法。雖然在我日后的學習、工作中使用日語的場合并不多，但誰又能想到，我會在2011年的時候出演電影《金陵十三釵》，其中有好幾個場景都用到了小時候父親教過我的日語。

不僅僅是語言學習，父親更幫助我養(yǎng)成了愛看書的好習慣。家中的藏書雖然在“文革”時期變賣了不少，但依然留有許多十分有價值的書籍。等我識字以后，父親就推薦我看各種類型的書，特別是文史哲方面的，一方面讓我學習更多課堂上沒有的知識，另一方面讓我養(yǎng)成愛看書、愛學習的好習慣。

全家照

所以，雖然我在大學讀的是醫(yī)科，但對文史哲同樣有所涉及，只不過比較凌亂，缺乏系統(tǒng)性，特別是對民國時期的文化、歷史可以說是無比癡迷。而這些都和小時候在父親的影響下看了大量民國時期的文學、歷史作品分不開。

此外，在音樂方面父親也同樣給了我許多熏陶。他喜愛聽古典音樂，于是就帶著我一起聽，還把那些音樂家們的故事講給我聽。在那個時候，什么莫扎特、貝多芬……我都不懂，聽過也就聽過了，但等我長大了，開始正式接觸這些東西的時候，兒時的記憶便復蘇，讓我覺得那些音樂是如此親切，如此熟悉。

（七）學琴記

說起音樂，在我童年中還有過一段學琴的經(jīng)歷。

我從小比較頑皮，每天一下課，就帶著小伙伴們在弄堂里瘋玩。記得有年夏天，錦園里有幾幢房子正在裝修，我便帶著小伙伴們一起爬到腳手架上玩兒。忽然看到有一戶人家窗戶沒關(guān)，我們便偷偷爬進去尋覓一番。搜索的結(jié)果，是發(fā)現(xiàn)了保溫桶里的幾支綠豆棒冰，這等好東西怎能放過？我們幾個小伙伴三下五除二就把棒冰消滅干凈了，帶著勝利的喜悅揚長而去。

可萬萬沒想到，這戶鄰居的偵察本領(lǐng)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計，才剛到晚上，我們的罪行就被“偵破”了。結(jié)果可想而知，鄰居跑到家里來告狀，結(jié)果少不了一頓打。

父親在“文革”期間是吃過不少苦頭的，這讓他原本就謹小慎微的性格變得愈發(fā)膽小。對于我這么個搗蛋鬼兒子今后會不會闖出什么大禍，他心里一直擔心得很。因此，他總是想著，有什么辦法能讓我老老實實待在家里，盡量少在外頭“瘋”。

另一方面，我家成分不好，屬于“資產(chǎn)階級”。在那時候，成分不好的小孩兒想要讀大學、當兵或者做工人什么的，簡直是癡心夢想。對于我長大后的生計問題，父母甚是擔心?？粗渌百Y產(chǎn)階級”成分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出去學手藝，他們也有了這樣的想法—讓孩子去學習個一技之長，既能減少在弄堂瘋玩的時間，將來說不定還可以靠手藝混口飯吃。

至于學什么好呢？父親喜歡古典音樂，尤其對小提琴演奏偏愛有加，他希望我能夠成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演奏家，便用平日里省吃儉用攢下的錢為我買了一把小提琴，讓我去學拉小提琴。

當然，學拉小提琴也是要請老師支付學費的，費用不算高，一節(jié)課也就是一兩塊錢的樣子。但那時候我們家正處于困難時期，即便是一兩塊錢也是一筆巨大的支出。

就這樣學了3個月左右，忽然有一天父親讓我拉給他聽，看看這段時間學得怎么樣了。于是我就拉了一段給他聽。學過樂器的人都知道，像小提琴這種樂器，沒學個一年半載是完全拉不成調(diào)兒的，更何況我那時才小學一年級，人小手小連琴都端不穩(wěn)。結(jié)果可以想象，我第一次的小提琴“匯演”慘不忍睹。

可父親聽了之后卻說：拉的蠻好的嘛。我也知道，他只是在安慰我而已。自那以后我也就沒再去學小提琴了，倒不是因為我拉得太差，主要還是家中的經(jīng)濟條件所限。父親聽了我的表演，確信我在小提琴方面真是沒啥天賦，那也就沒必要再花錢去學了。

于是父親又說，干脆換個東西學學吧。學什么呢？知識分子出身的父親終究不愿意讓我去做裁縫、木匠之類的粗活兒，依然想讓我學習藝術(shù)。商量了半天，最終決定學琵琶，原因很簡單，我有個姨父是上海音樂學院的琵琶老師，在當時也算是頗有名氣的琵琶演奏家，跟著他學習，起碼可以把課時費省下來。

就這樣，我放下了小提琴，拿起了琵琶，繼續(xù)學琴。每周日，我都要抱著那把巨大的琵琶，坐公交車去姨父家學琴。姨父雖然是“自家人”，但教起課來異常嚴格。除了每周一次上課，還要求我每天練琴兩個小時。當然，這對父母來說，著實是省心了不少。

彈琵琶

為了防止我偷懶，父母讓祖母幫忙監(jiān)督我練琴。每天我做完功課，祖母就搬個凳子坐在我身邊，還特地拿出家中的小鬧鐘，把鬧鈴調(diào)到兩小時，然后擱在旁邊的小桌上，一邊做事，一邊監(jiān)督我彈琵琶。

就這樣，每天彈琵琶的這兩個小時，成為我一整日最痛苦的兩個小時。那段時間正是其他小伙伴在弄堂里玩耍的時候，他們見我被困在家中出不來，便趴在我家窗戶下高聲尖叫我的名字，也不知道是誠心喚我出來玩兒，還是故意刺激我。聽著窗外小伙伴們嬉笑打鬧，我卻還得端個琵琶，苦練兩個小時，那是多不甘心?。?/p>

不得不說，“急中生智”這句話是絕對有道理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快就想到了一個能夠減少練習時間的“餿主意”。在那之后，每天練琴的時候，我都會想辦法把祖母支開一小會兒。一旦祖母走開了，我就立刻把旁邊的小鬧鐘撥快十幾二十分鐘。祖母年紀大了，記性也不好，再加上那時候家里的計時工具有限，通常發(fā)現(xiàn)不了。

糟糕的是，有一天彈完琴我在外面玩兒得興起，忘了在父母下班前把時間撥回來。父親回家后發(fā)現(xiàn)鬧鐘的時間不對，立刻就拆穿了我的“詭計”。接下來的待遇相信大家都能猜到，小時候說不定也都體驗過—父親把我狠揍一頓。

雖然我小時候也頑皮，但書生氣十足的父親很少打我。那一次之所以那么生氣，主要還是擔心我學壞，萬一嘗到了騙人的甜頭，習慣坑蒙拐騙的營生，那人生就走入歧途了。

（八）跟著媽媽見世面

與父親不同，我的母親雖然只是個護士，但在社會大課堂上，她的“知識”卻比我父親“淵博”得多。在單位里，無論工作能力還是人緣威望，她都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

前陣子我去了趟美國，聽說母親有不少老同事現(xiàn)在都在那邊，就特地去見了其中的一些。據(jù)他們介紹，當時在醫(yī)院中，即便是一些科室主任，見到我母親都要忌憚三分。一方面是因為她的業(yè)務水平高，怕被她指出什么差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她在單位威信高，醫(yī)生護士都聽她的。

父親和母親都非常喜愛文藝，那時雖然正逢“文化大革命”，但在上海還會舉辦一些文藝演出。只不過由于演出稀少，買票一直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即便后來我家經(jīng)濟條件好轉(zhuǎn)了，但有錢也未必能買到這些演出的入場券。

這種情況下，我父親就會在劇場門口等退票。每當有演出的時候，他就會叫我在家待著，別煩他，他跑去劇場等退票，有點兒像現(xiàn)在的“黃牛黨”。在這方面他還真有一套，往往都能找到想要退票子的人，問他把票子買下。一旦等著了退票就趕緊回家叫上我和母親，一起去看演出。久而久之，看戲就成了我家的一種家庭文化。

當然，不能指望每一次的演出父親都能買著票，家里也沒那么多錢。這時，母親的交際圈就派上“大用場”了。通過工作關(guān)系，母親結(jié)識了許多文化界、文藝界、體育界的朋友，而她的這些朋友，無一例外都成了我家“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投資人”。

和父母參觀展覽

在我母親的朋友中，有當時的中國女子乒乓球國手、世界冠軍鄭敏之—她的兩個妹妹都曾是母親醫(yī)院的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得到了母親的許多照顧，于是結(jié)為好友。她經(jīng)常送給母親各類體育比賽的觀賽券，每次拿到之后母親都會帶著我去看比賽。

還有一個是原中國劇場的經(jīng)理，她經(jīng)常會給我母親一些話劇、戲劇、音樂會的門票，母親同樣會帶我去看，后來那個阿姨調(diào)到黃浦區(qū)做了劇院經(jīng)理，那邊能看到很多的內(nèi)部電影（那個時代普通老百姓是沒有機會看海外電影的，多數(shù)片子只針對特殊人開放，所以叫作“內(nèi)部電影”），她也會時不時給我們一些電影票。

上述的那些與母親交好的叔叔阿姨、爺爺奶奶，包括先前說起的杜家姐妹，他們都給我提供了許多普通人很難獲得的增長見聞、提升素養(yǎng)的機會，這些人都對我的成長提供過重要幫助。

一個電視節(jié)目主持人，從稚嫩到成熟，通常要經(jīng)歷兩個“怕”：一個是“怕鏡頭”，面對鏡頭不知道該怎么應對，手忙腳亂；另一個是“怕名人”，面對名人不知道如何開口，手足無措。而對我來說，從第一次登臺開始就能做到不受這兩方面的影響，這同小時候跟著母親“見世面”的經(jīng)歷關(guān)系很大。

比如說，有一次媽媽帶我去看京劇《四郎探母》，邊上坐著的是梅蘭芳先生的大弟子、上海戲曲學校教授魏蓮芳先生。魏先生年輕時，正是以飾演《四郎探母》中的蕭太后而聞名，當時為了演好這個角色，他還特地去向梨園界的“通天教主”王瑤卿請教，可謂是深得其中精髓。他在看戲的時候，一邊看一邊還會點評臺上的演員，這邊唱得不好啦，那邊演得不對啦……那時候我年紀還小，也從沒有學習過戲曲，京劇我怎么可能看得懂呢？可聽他在邊上那么一嘀咕，再看看臺上演員的表演，還真就能摸到一些門道了。

我媽媽還有一個朋友，是上海音樂學院的鋼琴老師，名字我有些記不清了。每每到了夏天我就喜歡去她家玩兒，因為在她家里能品嘗到許多很稀罕的夏日甜品—手磨咖啡豆，把咖啡粉放進一個古老的冰滴壺里，再在壺里放上冰塊，慢慢地就能滴濾出一杯冰咖啡；從冰箱里挖一個冰激凌球，等到略微融化一些的時候，再澆上厚厚的一層巧克力漿，就做成了一個“巧克力圣代”……即便在艱難的“文革”環(huán)境中，老一輩藝術(shù)家們依然堅持著高貴而有情調(diào)的生活。

記得有一次去她家，她家里剛好有一個五十來歲的中年女性在唱歌，她則彈琴伴奏。一首《瀏陽河》，唱得簡直美極了，比我在收音機里聽的、在劇場里聽的都要美。后來我才知道，那個人的名字叫張權(quán)，是中國非常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因為“文化大革命”不讓登臺演出了，只能在朋友家里唱歌消遣。后來張權(quán)先生成為中國音樂學院的副院長，與上海的周小燕先生并稱“南周北張”，被音樂節(jié)公認為是中國近代最偉大的聲樂教育家之一。

有的時候，想想過去見到的那些人，那些事，真是唏噓不已。那么偉大的藝術(shù)家，生逢那樣一個錯亂的時代，無法在舞臺上展示自己的才華，無法讓所有喜愛他們的人欣賞到他們的藝術(shù)魅力，只能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默默地閃爍著光芒。

然而，對于那時小小的我而言，錯亂的時代反倒給了我一份幸運，讓我有機會與藝術(shù)大家面對面。童年的這些點滴，對我日后在藝術(shù)上的成長，幫助很大。

（九）偶遇溫可錚

還有一個藝術(shù)家，同樣也是我在“文革”期間認識的。

我那教我彈琵琶的姨父是在上海音樂學院工作的，因為他的關(guān)系，我經(jīng)常會去音樂學院玩兒。有一次，我正在校園里瞎逛，忽然聽到一個渾厚而有磁性的男聲在唱歌。歌聲輕輕的，不是那種放聲歌唱的聲音，更像是在哼唱。唱的歌曲也很“應景”，俄國作曲家穆索爾斯基創(chuàng)作的一首諷刺歌曲《跳蚤之歌》。頓時，我被這迷人的聲音吸引住了。循著歌聲找去，看到一個老伯伯正在低著頭掃地，歌聲正是從他的口中傳出的。

當時我很好奇，怎么一個掃地的老頭兒唱歌都那么好聽呢？我干脆停下腳步，站在他身邊聽，他也沒注意我，繼續(xù)唱他的歌，掃他的地。等他掃完地準備離開了，我一下子跑到他面前，對他說：“你唱歌真好聽，你叫什么名字?。俊彼卮鹞艺f，他叫溫可錚，說話的聲音同樣渾厚而有磁性。

回到家里，我把在音樂學院里的所見所聞告訴了父親。父親聽后，告訴我說：“那個溫可錚可是赫赫有名的歌唱家，我也是他的歌迷呢！”我吃了一驚，沒想到就這么個掃地的老頭qt，竟然是了不起的歌唱家，還是我父親的偶像！于是，我心中就留下了一個念想，總覺得今天認識了一個很“厲害”的人。

溫可錚

備注：溫可錚，中國著名男低音歌唱家，生于1929年，逝于2007年。

溫可錚生于音樂世家，10歲時曾獲得“北京市天才兒童音樂獎”，后考入南京國立音樂學院聲樂系學習。先后師從于著名俄羅斯籍聲樂教授蘇石林和保加利亞聲樂教育家契爾金。畢業(yè)后，先后擔任南京金陵大學音樂系教師、上海音樂學院聲樂系主任。

1957年，溫可錚赴莫斯科參加第六屆世界青年歡聯(lián)節(jié)古典歌唱比賽，獲得銀質(zhì)獎章，同年，他又受蘇方邀請，在蘇聯(lián)國家唱片公司錄制個人唱片。這也是新中國音樂家錄制的首張個人專輯。

當時的溫可錚老師也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不能教書，不能唱歌，只能在學校里做勤雜。但即便如此，他依舊沒有放下自己的聲音。他在讀書讀報的時候練聲，在打雷下雨的時候跑去郊區(qū)唱歌，在去工廠勞動改造的時候給工人唱歌……抓住一切可以唱歌的機會來保持自己的嗓子?，F(xiàn)在想來，在音樂學院掃地的時候哼歌，也是他在那個特殊年代保持聲音的一種途徑吧。

后來，我做《可凡傾聽》，溫可錚老師是我計劃采訪的首批嘉賓。在與他訪談的時候，我還特意向他提起了當年在音樂學院里的那一次偶遇。雖然他已經(jīng)忘了，可因為有這么一段故事，所以我總覺得那次的采訪，于我而言有著特殊的意義，是一次跨越時空的對話。

那一回的采訪，有兩個細節(jié)令我印象很深。

首先，我問他對“三大男高音”來中國開演唱會怎么看，溫老師的回答毫不遮掩當下的浮躁之風。他說，在他看來，多明戈、帕瓦羅蒂這些世界知名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們來中國開音樂會，都是失敗的，因為他們練得少，沒把中國的歌迷當回事?！斑@叫走穴，國際走穴，這個絕對不行。藝術(shù)哪能這樣干呢？”

面對被國人奉為“神明”的世界三大男高音，也只有溫可錚這位10歲被稱作“天才兒童”、75歲仍在舉辦獨唱音樂會的大師，才有資格、有膽量提出如此尖銳的批評。

還有一個細節(jié)。在采訪中，溫可錚老師無意間講了這么一句話：“已經(jīng)有十幾年沒有記者來過我家了?！甭犃诉@句話我頓時覺得一陣心酸。整整一代偉大的藝術(shù)家，被一個錯亂的時代揮霍了他們最美好的青春，好不容易苦盡甘來，卻又被另一個浮夸的時代遺忘了他們的最后光芒。如果，他們出現(xiàn)在一個穩(wěn)定、安康的時代，將獲得怎樣偉大的成就??！

（十）童年點滴

我的童年，雖然生活在一個物質(zhì)、文化雙重匱乏的社會，但即便如此，我的父母仍然盡其所能，為我創(chuàng)造良好的學習氛圍，培養(yǎng)我對各種事物的興趣愛好，教導我取得謀生的一技之長。在他們的心血灌溉下，年幼的我獲得了更多開闊眼界的機會，學習了更多的知識技藝，見識過更多的名家大師，感受過更多的藝術(shù)文化，體味過更多的人生感悟……這些，無一例外地成為我成長道路上受用終生的寶貴財富。

小學時代

人生，就像是一枚硬幣，有著A面和B面。在剛出生的時候，父親與母親的遺傳基因分別賦予了嬰兒A、B兩面；在童年的成長歷程中，學校的教育、父母的期許、生長的環(huán)境又會在A、B兩面刻上不同的印記……

感謝我的父母，在我生命的起始端就為我的硬幣刻上了美麗的花紋—在我的A面，刻著父親的聰明與好學，在我的B面，刻著母親的熱情與能干；在那之后，他們又不斷地為我打磨、雕琢，讓我的硬幣變得愈加光彩—在我的A面，父親刻上了為人治學的準則；在我的B面，母親又刻上了待人接物的技巧……

感謝我的父母，他們不僅給了我健康的體魄與強健的頭腦，更給了我一個值得我自豪一輩子的美好童年。

說起童年，一定少不了童年上學的記憶，童年伙伴的記憶。

我的小學叫“愚園路第五小學”。雖然不是什么有名的學校，但學校建筑卻是典型的歐陸風格。挺拔的愛奧尼柱雖有些斑駁，卻仿佛一位位傾訴歷史的長者。前些年偶然得知，那竟然出自為上海留下國際飯店、大光明電影院、百樂門歌舞廳等無數(shù)優(yōu)秀建筑的匈牙利著名設(shè)計大師鄔達克之手。

雖然是在“文革”期間，整個國家的學習氣氛都很淡薄，但學校老師依然十分關(guān)心、愛護學生，日常教學也都盡職盡責完成。只可惜，后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母校被拆并入了其他的學校，就此從上海小學名錄中消失了。

我上小學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jié)束，因此在上學過程中，我仍然受到過一些因“文革”而造成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在學校里填表格了，無論填寫什么表格，有一個空格是和姓名、年齡一樣屬于必填的項目—“家庭成分”。而這，也是我最忌諱的東西。

其他的小朋友往往會在那欄填寫工人、農(nóng)民等，但我卻必須要在那個空格里填上非常刺眼的“資本家”三個字—我的父親繼承了祖父傳下的少量公司的股份，雖然那些股份后來全部被“充公”，但我們家依然被劃分到了“資本家”這個“黑九類”群體之中。盡管當時年幼的我并不明白“什么是資本家”，“為什么我是資本家”，但這依然令我在班中感到相當自卑。

幸而，“家庭成分”這個小小的空格并沒有給我?guī)肀砀褚酝獾睦_。同學們從沒有因為我是資本家的孩子而欺負我、排擠我，老師也沒有因為這個別扭的標簽而將我區(qū)別對待。我童年的校園生活與其他小朋友一樣快樂而又平凡。

和大多數(shù)小學一樣，愚園路第五小學也是一所就近招收學生的“社區(qū)型學?！?，所以學校的同學，有不少都是我在錦園一同玩耍的小伙伴。早上和小伙伴們一起上學，在學校一起讀書；下午和小伙伴們一起回家，做完作業(yè)在弄堂里一起玩?！@些便成了我每天生活的主旋律。

小時候的我雖然挺胖，但絲毫不影響我的調(diào)皮搗蛋。再加上我的腦子在小伙伴中比較活絡(luò)，經(jīng)常是惹是生非的主力軍。因此無論在學校還是在弄堂，都會惹出一些當時讓人氣急敗壞、現(xiàn)在想來啼笑皆非的趣事。就像是在學校里把老師自行車上的鈴鐺卸掉；在老師寫板書的時候偷偷溜出去買梨吃；傳作業(yè)本的時候跟前排同學惡作劇結(jié)果本子被撕壞；帶小人書來學?？?，結(jié)果被同學弄壞……這些事在我們這一代人童年的時候，簡直是每個人都會經(jīng)歷的。

小學的時候，學校沒什么文藝活動，我在這方面的能力基本沒有展示的空間。偶爾有一次，學校組織什么活動，老是讓我拿著一面五星紅旗從這頭跑到那頭。就這么一件小任務，在當時就讓我激動了好幾天，我每天拼了命的練習，卻沒想在演出當天，由于我過度緊張，又奔得太起勁兒，腳下一打滑，直接在舞臺上摔了個大跟頭。

這件事情，讓我懊惱了好幾個月。而那之后，老師也就不敢再讓我上臺了。直到后來我練了琵琶，在文藝方面有了這么一個特長，才重新有了展示文藝特長的機會。

（十一）老友記

說來慚愧，在我腦中有關(guān)童年的記憶，并不是非常清晰。其中縱然有一些片段，例如之前我所提到的，母親與杜家姐妹的故事、我與溫可錚的見面等，我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更多的經(jīng)歷，特別是讀小學期間，我和童年玩伴間的故事，在我的記憶中就變得十分模糊了。

然而，記憶就是那么有趣的東西。無論你把它藏得多深、多隱秘，只需一個小小的契機，他就會一股腦兒地從你的眼中、耳中、口中噴涌而出，讓你忽然記起—原來在自己的人生中，還曾有過這樣的一段經(jīng)歷。就在去年，塵封在我腦海最深處有關(guān)童年生活的記憶，突然被一期特別的電視節(jié)目激活了。

2013年7月，我被河北衛(wèi)視邀請作為嘉賓參與《明星同樂會》節(jié)目的錄制。這是一檔以“童年”為主題的情感綜藝節(jié)目，主持人是我的同行好友—李彬。不得不承認欄目組導演的本事真不小，在上海各處找到了十幾個我小時候的鄰居、同學、玩伴，并從他們的嘴里“挖”出了好多我的童年故事。

在錄制現(xiàn)場，還發(fā)生了一些“尷尬”事。節(jié)目的主線就是安排“真假同學”講述關(guān)于我小時候的點滴趣事，讓我去分辨哪個是我的真同學，哪個是我的假同學。然而，我在節(jié)目中說得最多的一句話卻是：“真不記得了……”

有的老同學，見面似乎臉熟，名字卻不記得了；有的老同學，小名還能叫得出來，長相卻不記得了；還有的老同學，說的都是我小時候干過的事，我卻一件都不記得了。最終，4個真同學我只認出了一半，自始至終我的臉上都掛著尷尬的笑容。

當然，無論如何，老同學重逢的喜悅依然是真切的。聽節(jié)目主持人李彬說，凡是上這個節(jié)目的嘉賓，幾乎都是哭著回去的，但我做完節(jié)目卻是笑著回去的，這次的節(jié)目真是帶給了我太多開心的事情了。很多幾十年不見的老朋友重新聯(lián)系上了，很多幾乎快要忘記的往事又被喚醒了……舊友重逢，又怎能用淚水去迎接彼此呢？

在那之后，我們又陸陸續(xù)續(xù)找到了好多以前的老同學—他們之中有的當了公務員，有的成了大老板，有的在外地打拼了十幾年又重歸故里……四十多年未見的同學重新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吃飯，一起唱歌，一起去看昔日的恩師，一起回憶過去在學校里的故事。

感謝河北衛(wèi)視《明星同樂會》，讓我在知天命之年，重新找回了童年的記憶。

后記

我曾經(jīng)多次采訪曹可凡。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個記憶力特別好的人。豐富的人生閱歷中，經(jīng)歷的每一件事、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在心中記得清清楚楚。

唯一的例外，就是他自己童年的記憶。曹可凡對自己童年的記憶似乎相當模糊，自己小時候是什么性格、什么脾氣，喜歡些什么、討厭些什么，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在這方面的“健忘”與他在工作、學習中的博聞強記、過目不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因而我不得不理解為，正是因為工作與學習耗費了他太多的腦力，才使得他不得不將那些“不常用”的童年記憶擱置于記憶的最深處，好騰出頭腦中的“好位置”去記憶那些更為“常用”的信息。

但是，在我看來，想要全面了解曹可凡其人，童年的成長經(jīng)歷又是不可或缺的。盡管我們可以通過他的祖輩、他的父母“窺視”他體內(nèi)的遺傳基因，了解他先天的性格特性，但這些只有與成長經(jīng)歷、成長環(huán)境相結(jié)合，才能拼合出一個完整的曹可凡，才能真正回答“曹可凡是怎樣煉成的”這個問題。

好在前陣子河北衛(wèi)視請曹可凡做了一期《明星同樂會》，在節(jié)目里請來了好些曹可凡童年的玩伴。于是，曹可凡便對我說：“去問問我的小學同學吧，我小時候的事兒，他們記得更清楚?！?/p>

就這樣，我開始逐一尋訪曹可凡的童年好友、小學同學。第一個進入我視線的，就是曹可凡小學班級里的“大姐大”—封偉靜。

封偉靜是曹可凡的發(fā)小，從小在“錦園”一塊兒長大，在同一個小學、同一個初中讀書。小的時候，封偉靜是班里的活躍分子，很有“江湖地位”。河北衛(wèi)視《明星同樂會》請曹可凡上節(jié)目，最初就是找到了封偉靜來做“參謀”。

（一）“大姐大”封偉靜

封偉靜不但給欄目組講了好多曹可凡的童年故事，還幫忙將曹可凡“失散多年”的童年玩伴、小學同學一個一個都找了出來，邀請大家一同參加節(jié)目的錄制。然而，非常遺憾的是，由于封偉靜職業(yè)角色的特殊性，她自己反倒無法上臺與曹可凡見面，最終只能甘做幕后英雄。

得知我的來意后，封偉靜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還特意聯(lián)絡(luò)了好幾個童年好友，多方收集曹可凡留在大家記憶中的印象。

在她口中，小時候的曹可凡有這么幾個特點。

第一，就是聲音好，擅長朗誦。他們讀小學的時候正值“文革”后期，每個班級每天都要組織讀《毛選》。當時他們小學的規(guī)矩是，全班輪流讀?？墒菍τ谛W生來說，《毛選》上的內(nèi)容實在深奧得很，很多小朋友完全沒法讀順溜。到后來老師干脆改變“策略”，就讓讀得最好的曹可凡和另一個女生兩個人輪班讀，其他同學就在下面聽。封偉靜回憶，那時候聽曹可凡讀“毛選”，就已經(jīng)有一種享受的感覺了。

第二，就是外語好。小時候?qū)W俄語，是班里學得最好的學生之一。那時候的外語老師特別喜歡曹可凡，喜歡到什么程度？只要一有空就會帶上曹可凡和班里另一個孩子去看原版“內(nèi)部電影”。要知道，那時候能弄到“內(nèi)部電影”的觀影券，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第三，就是知識面豐富。當時大家年紀都很小，對于社會、文化、政治方面的東西不懂，也不關(guān)心。可曹可凡卻表現(xiàn)出遠遠高過其他小朋友的知識面和眼界，時常會談論一些小朋友們完全不明白的時事話題。

聽了封偉靜與另幾位同學的介紹，我似乎對童年曹可凡有了一個初步的印象。這時，封偉靜又很熱情地建議，過陣子他們打算去看望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那位老師對曹可凡也是印象深刻，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和他們同去。

有這樣的好機會，自然是再好不過。于是，過了一兩個月，封偉靜又約上了幾位同窗好友，帶我一同去看望了曹可凡的小學班主任—張汝襄老師。

（二）班主任張汝襄

張老師是曹可凡小學一年級的班主任，曾經(jīng)教過許多優(yōu)秀的學生，話劇《于無聲處》的編劇、著名作家宗福先同樣也是她的高徒。如今張老師雖已年逾八旬，但身體依舊硬朗，思路清晰，表達流暢。因為不愿意給子女添負擔，幾年前她把自家的房子租了出去，拿著房租搬進了長寧區(qū)的一家醫(yī)院附屬養(yǎng)老院生活。按她的說法，是趁自己身體好的時候先進養(yǎng)老院熟悉環(huán)境，好過以后走不動了再進去，生活不方便。

和小學啟蒙老師張汝襄在一起

當然，也正因為張老師租掉了自己住的房子，搬進了養(yǎng)老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的學生們都沒能聯(lián)系上她。直到這次，借助封偉靜的關(guān)系網(wǎng)，好不容易找到了老師的住處。

聽說我是為曹可凡而來，張老師又高興，又欣慰。她告訴我，雖然她只帶了曹可凡3年，但曹可凡卻一直心系著自己?？即髮W的那會兒，他就曾經(jīng)找過張老師聊天散心；在上海電視臺做節(jié)目那會兒，他也曾登門看望過這位昔日的啟蒙老師。后來隨著時間推移，大家陸續(xù)搬家，聯(lián)系電話也都改了，彼此間的聯(lián)系也就漸漸斷了。

然而就在去年，張老師剛巧在路上偶遇曹可凡的媽媽，曹媽媽一眼就認出了這位曹可凡四十多年前的恩師。她把曹可凡的手機號碼告訴了張老師，又對張老師說：“無論有什么事都可以去找曹可凡。”可張老師卻并沒有給曹可凡打電話。按張老師的說法，曹可凡工作那么忙，自己又沒什么事，干嗎去麻煩人家呢？

說起小時候的曹可凡，有幾件事，張老師依舊記憶猶新。

第一件事，發(fā)生在曹可凡剛剛讀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天，張老師在教室里上課，上著上著，忽然發(fā)現(xiàn)教室里少了一個學生—坐在最后一排的曹可凡忽然不見了！張老師趕緊四下尋找。沒過多久，只見曹可凡手上拿著一個大鴨梨，一邊啃一邊走回了教室。小孩子嘴小啃梨不方便，手上沾滿了鴨梨的汁水，他也不以為然。

張老師趕緊問他：“剛才到底跑哪兒去了？”曹可凡回答：“我的嘴巴實在干死了（口渴），學校沒水喝，所以我跑出去買個梨吃。”張老師又問：“那你哪兒來的錢？”曹可凡答：“我沒有錢，我跟弄堂口賣水果的阿婆說了，先借一個梨，下午我媽媽來還?！?/p>

曹可凡的回答如此“真誠”，聽得張老師又好氣又好笑，只得對他說：“這樣吧，你別在教室里吃，去我辦公室吃吧，吃完了把手好好洗干凈，再回來上課?！甭犕辏芸煞簿秃艿ǖ厝マk公室繼續(xù)啃梨了。

事后，張老師很嚴肅地告訴曹可凡，上學期間是不可以私自跑出校門買東西吃的，上課的時候不跟老師請假就跑出教室更是不允許的。當然，考慮到那時的曹可凡剛剛到小學讀一年級，什么規(guī)矩都不懂，所以張老師也沒有太過嚴厲的批評。

第二件事，與曹可凡小時候?qū)W琵琶有關(guān)系。那時曹可凡的琵琶已經(jīng)學得有模有樣了。有一次學校舉辦少先隊文藝演出，曹可凡就問張老師：“我怎么著都得演個節(jié)目吧！”張老師說：“好呀，那你就準備一個吧。”曹可凡又問：“那你說，我是彈一個‘陽春白雪’，還是彈一個‘下里巴人’呢？”看著曹可凡一副小孩兒學大人說話的樣子，張老師只好說：“隨你吧！”于是他便很認真地準備了一首曲子。演出那天，張老師又把辦公室讓給了曹可凡，讓他端著琵琶在里面準備，后來表演，他彈得特別起勁兒。從那時起，張老師就覺得曹可凡挺有藝術(shù)天賦的。只是能成為如此有名的主持人，那可真是萬萬沒有想到。

那個時候，張老師一直覺得曹可凡是塊讀書的料兒。雖然在小學的時候，他的成績算不上最好，也就是班級的中等偏上—主要是因為考試不夠認真仔細—但他的知識面卻是特別廣，懂的東西很多，展現(xiàn)出了很強的學習潛力。張老師提到的最后一件事，正是發(fā)生在曹可凡考大學前夕。

有一次，張老師回家，發(fā)現(xiàn)門口貼著一張紙條，正是曹可凡所留。上面大致寫著“張老師，我今天來您家看望您，但您沒在家，我下回再來”之類的。又過了幾天，曹可凡又來找張老師了。那次兩人的話題主要便圍繞在曹可凡考大學的事情上。

張老師問他：“怎么就想到報醫(yī)學院呢？”曹可凡回答：“我也不想啊！您也知道我是喜歡文科的，不過我媽媽不讓我報文科，她說男孩子學文科將來沒出息，但是我理科又不好，所以干脆就讓我報醫(yī)學院算了。”

雖然事實證明，曹可凡報考醫(yī)科非但是選對了專業(yè)，更是選對了命運。但在那個時候，他竟然向小學老師親口承認自己想學文科，選擇醫(yī)科是母親的意思，這個橋段恐怕連曹可凡自己都不記得了吧！

接著，同去探望張汝襄老師的其他同學也都你一言我一語地聊起了曹可凡。

首先，大家證實了曹可凡之前提到的一些家中的家庭情況。如祖父在榮家企業(yè)擔任高級職員，后因“文化大革命”全家被趕上頂樓居住，底下的房子都讓給了別人，而且因為成分、立場等問題，鄰里關(guān)系一直不是很和睦。

然后，便是對他的贊譽。其中最集中的就是對他語言天賦的贊嘆。大家普遍反映，曹可凡從小就有著很強的語言天分，小學、初中學俄語，俄語老師是最喜歡他的，后來考到復旦中學學英語，同樣也學得很好。

不僅在外語方面，在中國語言的應用方面曹可凡也有著過人之處。他學習方言特別快，模仿起來惟妙惟肖；他從小音色就很好，普通話也非常標準，對朗誦更有著濃厚的興趣，上課的時候讀課文都是由他來領(lǐng)讀。

另外，還有一件事也是曹可凡本人都不記得的—有同學稱，其實曹可凡在小學的時候，就曾經(jīng)主持過學校的活動。他的主持生涯，完全還可以往前計算十多年。

（三）歡喜冤家董英

在那天，有一位女士名叫董英。她眼中的曹可凡，可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皮大王”，一提到這個名字，她就有一肚子的“私人恩怨”不吐不快。

第一件恩怨，發(fā)生在上課前交作業(yè)的時候。那時董英坐在曹可凡的前排，早上交作業(yè)，都是后排的同學把自己的作業(yè)本往前遞，前排的同學不用回頭，直接雙手向后伸，拿到后排同學的本子就夾在自己的本子里，再傳給前面一個同學……以此類推，第一排的同學收齊整列同學的作業(yè)本，一并交給課代表或者任課老師。

可是曹可凡偏偏在這個時候搞起了惡作劇。他把本子遞到前排董英的手上，自己卻不放手，于是兩人一個要把本子往前傳，另一個拽著本子不讓往前傳，作業(yè)本就這樣被扯在半空。眼見曹可凡惡作劇作業(yè)本沒法往前傳，董英心里著急用力一拽，曹可凡的本子頓時被撕成了兩半。

雖然是自己的本子被撕壞了，可因為是自己搗蛋，曹可凡當場也沒有跟董英爭執(zhí)?？缮险n的時候，曹可凡越想越不對勁兒，越想越覺得吃虧，等到中午回家吃飯的時候，實在忍不住了，于是跑去董英家里“算賬”。

董英也聰明，她在上課的時候就發(fā)覺曹可凡不對勁兒，算準了他會在中午的時候找自己麻煩。中午回家后，她立即告訴住在一扇大鐵門里的鄰居：等一下會有一個小胖子來找我，你們千萬不要給他開門。

果不其然，曹可凡跑到董英家門口，“咣咣咣”拼命敲打鐵門，打算找董英“秋后算賬”?？墒乔昧税胩?，董英就是不出來，于是兩人“隔空對話”，一個說“你賠我本子”，另一個說“我就是不賠”，互相扯了半天也沒個結(jié)果，曹可凡自討沒趣，肚子又餓得咕咕叫，只得回家吃飯。好在孩子們的爭吵來得快去得也快，第二天，本子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有過受欺負，自然也會有欺負人的時候。

另外一次，曹可凡和董英一塊兒在操場上玩兒。那時候的操場可沒有什么塑膠跑道、人工草坪，地上鋪的都是凹凸不平的煤渣。兩人打打鬧鬧，一不小心曹可凡把董英推在地上，董英雙膝著地，頓時煤渣全都扎在了她的膝蓋上，鮮血直流。

曹可凡一看不對，趕緊逃跑。董英哭著回家找媽媽告狀去了。

沒過多久，董英媽媽帶著雙腿磕破的董英來到曹可凡家，向曹可凡媽媽告狀。曹媽媽一看情形，就知道是兒子闖了禍?？刹芸煞惨猜斆髦?！他知道董英肯定會來家里告狀，就一整天躲在外頭不回家。曹媽媽、董媽媽等到天黑都不見曹可凡回家，也就沒法聯(lián)合起來好好“教育”曹可凡一頓了。

也就是因為那件事，曹媽媽和董媽媽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之后的家長會，兩人都是結(jié)伴而行，有說有笑，兩家人家的關(guān)系因為小孩子們的玩?！安淮虿幌嘧R”了。

還有一件事，發(fā)生在曹可凡骨折的腳痊愈不久的時候。

“文革”中后期的時候，每個街道的居委會都會以街巷為單位，成立“向陽院”，借助“向陽院”這種形式開展各類群眾性的文化、娛樂、教育活動。小學生們同樣如此，每個街巷的小朋友們都會聚集在一起成立“小小班”，大家一塊兒做作業(yè)、玩游戲。

那次正好是在曹可凡家里開展“小小班”活動。正當大家玩兒得起勁的時候，曹可凡忽然把自己的“石膏腳”拿出來嚇唬同學。小孩子本來就膽小，看到一個像斷腿一樣的東西晃來晃去，紛紛四散而逃。等回過神來的時候才發(fā)現(xiàn)，原來只是曹可凡骨折那陣子，套在腳上的石膏模具而已。

而曹可凡看到小朋友們被自己嚇得魂飛魄散的樣子，心中著實得意得很。

（四）七嘴八舌聊可凡

說起曹可凡的惡作劇史，邊上其他的同學也似乎頗有共鳴，尤其是他童年的“好兄弟”徐葦，至今還記得一清二楚。

同樣是在“小小班”的時候，同學們在錦園的石井上蓋上一塊板，一起做作業(yè)一起玩耍。那時候，他們特別愛玩兒“好人壞人”的游戲。在游戲里，大家都要做“好人”，不肯做“壞人”；可在現(xiàn)實生活中，頑皮的孩子個個都是“壞人”。

有一陣子，可能是哪家在裝修吧，弄堂里多了好多黃沙，鋪在地上厚厚一層。曹可凡便帶著小伙伴們一起惡作劇—在黃沙里挖一個深深的坑，然后在坑上鋪上一張蛇皮袋，四周用沙土壓實，當中空心的位置則蓋上薄薄的一層黃沙。這樣，一個“陷阱”就做成了。然后大家一起躲在旁邊，等著哪個可憐的人一腳踏空踩進陷阱，小伙伴們便歡呼雀躍，四散逃開。

做了“壞事”，有人追上來了，溜得最快的同樣是曹可凡，而其他幾個愣頭愣腦的小兄弟就成了他的“替罪羊”。等到“風聲”過了，曹可凡又會偷偷溜回來，對小伙伴們說：“剛才我祖母叫我有事……”小伙伴們不信，他就趕緊拿出糖果“賄賂”大家?？蛇@“糖果”一進嘴，大家立即吐掉，還趕緊“呸呸”吐口水。原來他偷偷地把肥皂切成糖果大小，再包上一層糖衣紙給別人吃，等著看別人吃下肥皂的窘樣。

除了在弄堂里，校園內(nèi)的惡作劇同樣屢見不鮮。

有一天他一覺睡醒，一看鬧鐘—哇，大事不好，睡過頭了！臉也不洗牙也不刷就沖去學校。到了學校，還是遲到了，老師批評他。他一臉不服氣地說：“不是我睡過頭，是我家鬧鐘壞了……”

晚上，老師騎著自行車挨家挨戶去家訪，到了曹可凡家，曹可凡卻趁家人不注意溜了出去，找到老師的自行車，偷偷把自行車的車鈴鐺拆了下來，然后交給那個總是幫他“背黑鍋”的小兄弟，讓他把鈴鐺給扔掉。老師出門一看，車鈴鐺沒了，氣得火冒三丈，卻至今不知道是誰干的。

（五）小胖子是怎樣煉成的

如上種種“劣跡”，同去看望張汝襄老師的同學們越說越歡，仿佛開起了“曹可凡同學批斗會”。只不過，說起往事，沒有一個人咬牙切齒憤憤不平，每個人都洋溢著幸福的笑意。

最后，張汝襄老師做了一個總結(jié)：曹可凡雖然頑皮，卻也是聰明的表現(xiàn)。很多鬼點子他能想出來，還能帶著大家一起玩兒，頗有點兒“意見領(lǐng)袖”的樣子。而且，他的內(nèi)心總是很豁達。小孩子之間吵架是再平常不過的事，可吵歸吵，完了從不記仇。有的時候，別人也會叫他“小胖子”，拿他的體型來調(diào)侃，他也從不生氣，這還真是挺不錯的。

聽到“小胖子”，我忽然又問了一個很八卦的問題：“他是從小就那么胖嗎？”

大家回答：幼兒園的時候他就塊頭兒挺大，但還真不那么胖。自從他的腿受傷了之后，家里天天給他補營養(yǎng)，然后他就漸漸變成小胖子了。而且從小他就特別容易口渴，特別愛吃水果，幾乎每天中午都要去學校門口的水果攤買梨吃，一天一個，到了后來，水果攤主都認識他了，看他白白胖胖特別可愛，每次都不收他錢，免費送梨給他吃。

此外他還愛吃西瓜。那時候有一種叫“堂吃西瓜”，就在西瓜攤兒現(xiàn)吃，價格比買個西瓜回去吃便宜。吃完把西瓜籽吐在一個大缸里，集籽做藥。他三天兩頭就會跑去西瓜攤兒吃“堂吃西瓜”。

正當我們聊得興起，忽然聽得門口有人喊：“開飯啦……”原來是敬老院到了晚飯時間了。這才發(fā)現(xiàn)，我們叨擾了張汝襄老師將近2個小時了。為了不妨礙張老師吃飯休息，我們趕緊起身，與張老師就此別過。

和當年小伙伴重聚“錦園”

張老師熱情地把我們送到門口，依舊依依不舍，又送我們到電梯口，又把我們送下電梯，一直陪著我們走到了敬老院的大門口，這才在我們的百般勸阻下停住了腳步。一路上，張老師逢人便說：“這是我以前教過的學生，整整40年啦，大家還過來看我……”她并沒和護工、鄰居們提及“曹可凡也是我學生”，在她心中，無論是曹可凡還是其他人，每一個學生都是同樣可愛的。

衷心祝愿張汝襄老師身體健康，衷心希望今后會有更多張老師的學生去養(yǎng)老院看看她，陪她說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