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由之賜
一
1910年8月16日，胡適赴美后，先入康乃爾大學農(nóng)學院，一年半之后，即1912年春，因?qū)r(nóng)學失去興趣而轉(zhuǎn)入文理學院[1]。
本世紀初的美國，正處于一個經(jīng)濟飛速增長，政治民主、言論自由的新時代。這里實驗主義風行，自由主義高揚，胡適置身于這個社會，以他那活潑的天性，開放的胸襟和求知若渴的品性，迅速從隔膜走向認同，并十分透徹地感受到了“美國精神”，且成為他心理上一個濃得化不開的情結。
初到美國，一切對胡適來說都是新奇而富有刺激的。學校、教會、基督徒家庭，乃至一些主要的公眾場合都留下了他的足跡，并因此而揚名，被選為康乃爾大學世界大學生會主席。
胡適留學時
在感受美國精神的過程中，最使胡適徹骨透心的還是美國的政治。他在美國居住六年之后，曾在日記中寫道：
余每居一地，輒視其地之政治社會事業(yè)如吾鄉(xiāng)吾邑之政治社會事業(yè)。以故每逢其地有政治活動，社會改良之事，輒喜與聞之。不獨與聞之也，又將投身其中，研究其利害是非，自附于吾所以為近是之一派，與之同其得失喜懼。[2]
這種政治交感神經(jīng)的顫動與發(fā)散，使胡適有時醉心地投入。剛到美國，他對其集團、組織、選舉、議會、政黨一無所知。一年之后，遇上了美國大選之年。威爾遜、塔夫托、老羅斯福分別代表民主黨、共和黨和進步黨（自共和黨分出），角逐總統(tǒng)。三方勢均力敵，競選尤為引人入勝。這一年，胡適選修了康乃爾大學政治系山姆·奧茲教授的“美國政府和政黨”專題課。而奧茲教授的授課方式是師生雙方對現(xiàn)實政治的完全投入，實踐中求真知。他對學生的選課要求是：看三份報，注視大選的經(jīng)過，同時認定一個候選人作你自己支持的對象，并將三份報的讀后札記和聯(lián)邦四十八州競選中的奇聞軼事作一比較研究，一并上交，為期終作業(yè)。因為當時紐約出版的三大報《紐約時報》《紐約論壇報》《紐約晚報》分別支持威爾遜、塔夫托、老羅斯福。奧茲教授還要求學生參與綺色佳一帶的每一個政治集會。胡適依師行之，選了老羅斯福作為支持對象，佩戴一枚象征支持老羅斯福的大角野牛像，東奔西跑。這種對美國政治的投入，使他樂以忘憂。10月30日夜，他在學生會餐廳內(nèi)發(fā)起做游戲投票，選舉美國總統(tǒng)。尤其是老羅斯福被刺后那次由一位工友主持的大會，竟被他稱之為“畢生難忘的政治集會之一”。時至1916年再次大選，已轉(zhuǎn)學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的胡適，又佩戴上了支持威爾遜的襟章。為了期待威爾遜是否獲勝的消息，他肯在“紐約時報廣場”等到午夜，然后步行10里返校。威爾遜當選的消息傳來，他又加入那狂歡的游行隊伍，激動得熱淚盈眶。
這種通過選舉對美國民主政治的透視，通過對美國議會程序的觀察和實踐，感受到美國政治上的民主精神，和公民的言論自由，以及對政治的熱情介入，使胡適對政治產(chǎn)生了一種“不感興趣的興趣”。后來他便以此作為心理規(guī)范和行為尺度，關注中國的政治和政府，并施加相應的政治干預。
1912年11月7日夜，他在讀書時“忽思發(fā)起一‘政治研究會’”，以使中國留學生研究世界政治，為日后對中國國內(nèi)政治施加影響。11月16日，“政治研究會”正式成立，他主持召開了第一次組織會議。這種對民主政治、言論自由的濃重興趣，在日后越來越深，以致使他一度對學業(yè)也無興趣。
在美國，國民對政治的普遍興趣，和知識階層對政治的介入，使胡適感到一個知識分子在社會政治中的作用就是提供判斷。于是，他便嘗試著鍛煉自己的政治判斷能力。1913年，他為《留美學生年報》寫了《政黨概論》，把自己到美后對民主政治的感觸形諸文字：“吾緒論政黨，以政見歧異為政黨之原起，而以政黨勢力之最后根據(jù)地，歸諸投票人之一票。誠以國民者，監(jiān)督政黨之最高機關也。政黨無國民之為后盾，不能成立；成立之后，其勝負之樞紐，終歸國民之掌握。國民之喜怒，政黨之勝負系焉。如是則國民為政黨之主人，而政黨為國民之公仆，則政黨之制，利多而害輕。反是，若國民懵然不留戀于國事，政治知識，又不足以監(jiān)督政黨，而惟任少數(shù)政客貪夫指揮而進退之，而左右之，放棄其政治上之責任，而甘心為人作傀儡。國民之程度如是，是為喧賓而奪主，其效果所及，將坐令奸人宵小，把持國事，而吾民無與焉。是以共和民主之美名，而行貴族政治之實也。故吾曰：政黨在今日政局，為不可免之機關，惟不可無以防其弊。防弊之法無他，曰：惟增進投票人之道德知識而已?！?/p>
1914年2月4日，美國報紙上登載了大總統(tǒng)袁世凱《郊天祀孔法案》被“政治會議”通過的報道，胡適評論道：“此種政策，可謂舍本逐末。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耳?！币簿驮谶@天晚上，他旁聽了綺色佳城的公民議會，認為“其共和平權之精神可風”，在與中國的獨裁政治對比后，胡適認為：“此等議會真可增長知識，覘國者萬不可交臂失之。吾去年在美京，每得暇輒至國會旁聽，尤數(shù)至眾議院，然所見聞，不如此間之切實有味也。”[3]至7月12日，他對威爾遜、老羅斯福的演說進行評議，認為“威爾遜氏所持以為政府之職在于破除自由之阻力，令國民人人皆得自由生活”；“而羅氏則欲以政府為國民之監(jiān)督，維持左右之，如保赤子”。在“二者之中，吾從威氏”。
兩個月后，即9月9日，他在與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孫恒討論自由平等問題之后，進一步明確了對自由平等的理性認識，且在與女友韋蓮司的長期交往中，就家庭問題，產(chǎn)生了“容忍遷就”的主張。至11月上旬，他的政治思維與人倫思維格局得以確立：于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于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
1915年暑假，胡適對杜威派實驗主義哲學發(fā)生了興趣，從此以后，實驗主義成了生活和思想的一個向?qū)?，成為他自己自由主義思想的哲學基礎。9月，他轉(zhuǎn)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研究部，從師杜威，研習哲學。
此時正是哥倫比亞大學在學術界，尤其是哲學方面，聲望最高的時期，杜威、烏德瑞、芒達基、厄德諾等著名教授都在哲學系，陣容誘人。后來成為達官、學界名流的宋子文、孫科、蔣夢麟、張伯苓、郭秉文、張奚若，當時都在該校求學。連后來與胡適一同揮動自由主義大旗與國民黨爭自由、要人權（《新月》時期）的羅隆基，也由清華畢業(yè)后入該校研究政治學。所以說哥倫比亞大學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達官和教育家的搖籃。北京大學的三任校長蔣夢麟、胡適（又曾任中國公學校長）、馬寅初，南開學校代理校長暨南開大學籌辦科主任張彭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東南大學校長郭秉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四川大學校長任鴻雋，青島大學校長楊振聲，齊魯大學校長朱經(jīng)農(nóng)，河南大學校長查良釗、凌冰、鄧萃英（鄧還出任過廈門大學校長），金陵大學校長陳裕光，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楊蔭榆，北平師范大學校長李蒸，嶺南大學校長鐘榮光，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暨南大學校長姜琦、安徽大學校長楊亮功、武漢大學代校長劉樹杞、光華大學副校長、后出任上海師范學院院長的廖世承，創(chuàng)建東南大學教育系和曉莊師范的陶行知，參與創(chuàng)建東南大學教育系，后出任南京師范學院院長的陳鶴琴，參與創(chuàng)建東南大學教育系和浙江大學教育系的鄭曉滄，都是出身哥大研究院，或為哥大師范學院學生，或為杜威實驗主義的門徒。
實驗主義本是皮爾士提出來的，后來詹姆士把這個思想方法應用到宗教經(jīng)驗上，并加以心理學、哲學的升華。到舍勒又把它的范圍擴大到真理論和實在論的“人本主義”領域。隨著實驗主義應用范圍的擴大，影響也就相應的增加。杜威則認為這樣做太偏重人體事物的“意志”了，故把它界定在“工具主義”或稱“實用主義”的范疇。它在胡適看來，“不過是科學方法在哲學上的應用”。事實上，作為一種哲學思潮，它是19世紀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發(fā)展的必然產(chǎn)物，其基本觀念是試驗室的態(tài)度和歷史的態(tài)度。而后者便是自達爾文、赫胥黎以來，進化論觀念在哲學上應用的結果。
在胡適經(jīng)歷了農(nóng)學、文學而轉(zhuǎn)向哲學之時，實驗主義在美國與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自由經(jīng)濟已產(chǎn)生了相應的親和力，并走向社會化的成熟。胡適接受實驗主義時，皮爾士、詹姆士都已作古，杜威作為集大成者，正走紅升溫。杜威個人在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政治哲學、思維科學、邏輯學、倫理學等多個領域均卓有建樹，對胡適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但具有決定性的根本影響乃是被胡稱之為“實證思維術”的思想——“一切的理論都不過是一些假設而已；只有實踐證明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同時要證明一個理論之是否是真理的唯一方法，也便是想出這個理論在實際運用上牽涉到的各種情況；然后在實驗中觀察這一特殊理論是否能解決某一問題的初步困難，從而進一步找出一個原來所要尋找的解決方案”。由于杜威受近世生物進化論的影響最大，且具有現(xiàn)代科學哲學的基本經(jīng)驗、訓練，所以，他的哲學帶有進化學說的性質(zhì)，又最能與現(xiàn)代人、現(xiàn)代社會生活產(chǎn)生親和作用。在其歷史的態(tài)度和實驗的方法上，他以經(jīng)驗來統(tǒng)括，認為它是人類的一種“應付的行為”，同時能使人類具有創(chuàng)造能力，養(yǎng)成“創(chuàng)造的智慧”。胡適通過對杜威實驗主義系統(tǒng)思想的五個階段（1．疑難境地；2．指定疑難之點；3．提出種種假定的解決方法；4．決定哪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5．證明——拿證據(jù)來）的吸收、消化、改造，結合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十字思維方法范式，并以此來指導自己畢生的學術生活。以至他晚年回首往事時，還特別強調(diào)：“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zhuǎn)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在得益于杜威的影響?！蓖瑫r，這種思想方法，也使他用來對待一切“主義”“信仰”“真理”“學說”。因為他的這種“實驗的態(tài)度”——提倡懷疑，反對武斷，反對一切教條主義，反對迷信。主張一切主義和信仰，都必須先要經(jīng)過懷疑、實踐檢驗，仔細考究過，然后才能去相信。
二
在實證思維術之外，杜威影響胡適最大的便是他的自由主義思想。杜威主張哲學家不能脫離開社會事務，必須去研究由于社會目標和社會志向造成的人類沖突的實際情景，并要求思想家、哲學家必須對如下兩件事作出選擇，即：他們想使生活成為什么，以及他們讓人們改造其理智活動所要達到的目標。
在本世紀初自由主義思想的主旨中，民主政治、言論自由、和平漸進的改革，以及容忍反對黨，影響胡適至深。在胡適自由主義感念中，他談起思想在改造世界中的力量，以及這樣一種信念——像通過技術發(fā)明可以改造客觀環(huán)境一樣，人們也可通過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與政治形式來改造他們的環(huán)境。
胡適的老師杜威
轉(zhuǎn)學哥倫比亞大學，師從杜威之前，他與杜威就心有靈犀，他就中國國內(nèi)情形所提出的和平穩(wěn)妥的改革方案，暗合杜威自由主義政治哲學的漸進程序。1914年，在中日關系緊張之時，他寫了《論充足的國防》一文，指出增兵救國之策雖可嘉，而非根本之計：
根本之計奈何？興吾教育，開吾地藏，進吾文明，治
吾內(nèi)政：此對內(nèi)之道也。對外則力持人道主義，以個人名義兼以國家名義力斥西方強權主義之非人道，非耶教之道，一面極力提倡和平之說，與美國合力鼓吹國際道德。國際道德進化，則世界始可謂真進化，而吾國始真能享和平之福耳。
難者曰，此乃迂遠之談，不切實用也。則將應之曰：此七年病求三年之艾也。若以三年之期為迂遠，則惟有坐視其死耳。吾誡以三年之艾為獨一無二起死圣藥也，則今日其求之時矣，不可緩矣。[4]
1915年10月底，剛轉(zhuǎn)學哥倫比亞大學不久的胡適，在紐約州大選后觀看三個多小時爭取婦女選舉權的游行，并為其秩序井然，神態(tài)莊嚴而感動，對此，他指出：“游行之目的大率有二：一以宣示宗旨，一以鼓動觀聽。一言以蔽之曰，示眾而已，所謂登廣告是也?！蓖瑫r，他對新澤西州婦女選舉權運動發(fā)表了自己的看法：
紐吉色省乃美總統(tǒng)威爾遜氏之本省。威氏于前月宣言贊成本省婦女參政問題。選舉期屆，復親回鄉(xiāng)投票。其內(nèi)閣中人之屬于此省者亦皆宣言贊成此案。然此案卒未能通過。以一國元首之贊助，而不能使其鄉(xiāng)人附從之，此亦可見西方人士獨立思想之高，不輕易為位高爵尊者所聳動也。[5]
胡適個人對于美國政治運動的興趣可謂“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主要是在試圖獲得一種合乎自己個性的政治教益，以便在日后有益于自己的祖國。盡管一開始他反對激進的暴力政治，主張漸進、和平穩(wěn)妥的改革，且對他老師杜威親自驅(qū)車參加婦女選舉運動，并發(fā)表演說感到有失大哲學家、思想家的風度，即觀念性人物與實際行動派應有所不同。但他卻從中感受到了民主、自由的確得之不易，需要用心力去爭取。他在美國居住的時間愈長，政治興趣日增，且逐步從一開始單純的精神活動和超然的興奮與客觀，轉(zhuǎn)向以美國政治為鑒，觀照中國現(xiàn)實。對此，他認為：“蓋吾人所居，即是吾人之社會，其地之公益事業(yè)，皆足供吾人之研究?！辈⒃谧晕曳词≈袑ψ约旱恼闻d趣提出了相應審視：“今人身居一地，乃視其地之利害得失若不相關，則其人他日歸國，豈遽爾便能熱心于其一鄉(xiāng)一邑之利害得失乎？”[6]
對于胡適個人來說，祖國動蕩的政治，混亂的勢局，不能不使他就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zhàn)發(fā)出自己良心上的呼聲和理智上的判斷。1914年12月13日，胡適在日記上摘錄了朋友金仲藩的來信，說“國勢危殆，民情渾沌，仍無異我五年前未去國之時?！覈槿ス埠唾Y格遠甚遠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識書字，千人中不能得一人可與道常識，百萬人中不必得一人可與言外情，達治理。眾愚如此，吾誠不知與誰言共和也！即真得共和矣，亦數(shù)十人之共和，而非民國之共和也。”[7]1915年5月22日，胡適從《大中華》第二號上讀到梁啟超《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針》一文之后，立刻有“其言甚與吾意相合”之感，并摘錄了梁文，主張“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之計”，批評那種舍教育國人之策，率國人日日為無意識無根蒂之政治活動。認為這樣是不能御亂而免于亡者，只有社會教育之道可行。
這里，胡適認識到，救國在于救國人，即改造國民素質(zhì)這一根本問題。1915年下半年，國內(nèi)袁世凱稱帝的呼聲甚高，美國約翰·霍布金斯大學校長兼中國政府制憲顧問弗蘭克·約翰遜·古德諾贊同其說，主張實行帝制獨裁。對此，胡適于8月17日接受紐約《外觀報》詢問，責罵古德諾是一個反動政客，幫助袁世凱扼殺了中國的第一個共和憲法，“古德諾及許多其他別有用心的憲政權威認為東方人不適合民主政體，因為他們從前絕未有過民主。相反，少年中國正因為認為它過去沒有民主，所以現(xiàn)在必須要有民主”。同時，胡適主張民主實驗，只有實驗才能推動實施民主：“少年中國相信民主；它認為，實現(xiàn)民主的唯一途徑便是實行民主。治理是門藝術，所以需要實踐……盎格魯—撒克遜人如果從未實踐過民主，就絕不會有民主?！?sup>[8]但同時，胡適也不得不面對中國嚴酷的現(xiàn)實：“中國的民主……僅是名義上的，近兩年來，這個國家沒有議會、省立法機構和地方議會。沒有政黨、出版和言論自由?！?/p>
袁世凱于1916年果真稱帝，其倒行逆施，自然遭到國人的反對。在這種情形下，胡適于1月11日寫了《論“造新因”》：
我認識到，沒有通向政治體面和政治效率的捷徑。……沒有某些必要的前提條件也不能保證有好的政府。那些主張中國為了國內(nèi)與國力的強盛而需要帝制的人，與那些認為共和式政府會創(chuàng)造出奇跡的人一樣愚蠢。沒
有我說的“必要的前提條件”，無論是帝制還是共和都不能拯救中國。我們的工作就是提供這些必要的前提條件——去“創(chuàng)造新的原因”（造因）。
我準備比我的君主制論的朋友們走得更遠。我甚至不許外國人的征服改變我“創(chuàng)造新的原因”的決心。更不要說眼下這點小變化了。[9]
“創(chuàng)造新的原因”即是“從事于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杜威政治哲學中的漸進實驗態(tài)度，直接影響作用于胡適漸進改良的政治社會主張，成為他觀照中國現(xiàn)實政治的心理導向。他在1月25日夜寫信給好友許怡蓀，再論“創(chuàng)造新的原因”：
適近來勸人，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倘祖國有不能亡之資，則祖國決不致亡。倘其無之，則吾輩今日之紛紛，亦不能阻其不亡。不如打定主意，從根本下手，為祖國造不能亡之因，庶幾猶有雖亡而終存之一日耳。
適以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故適近來別無奢望，但求歸國后能以一張苦口，一支禿筆，從事于社會教育，以為百年樹人之計：如是而已。
明知樹人乃最迂遠之圖。然近來洞見國事與天下事均非捷徑所能為功。七年之病當求三年之艾。倘以三年之艾為迂遠而不為，則終亦必亡而已矣。[10]
“創(chuàng)造新的原因”即造“新人”。梁啟超的“新民”未竟，只有到五四時代，胡適的造“新人”夢才得以實現(xiàn)。即與蔡元培、陳獨秀、魯迅、周作人等啟蒙思想家聯(lián)手，締造“新青年”，并由此為中國政治社會開啟一個新的時代。
和平漸進的改革，從教育國民入手，以造就“新人”為目的，這是胡適理智與情感的雙重追求。因此他對激進的暴力革命便持相應的不容樂觀的保守態(tài)度。這種心態(tài)在他1916年1月31日致康乃爾大學地質(zhì)系H．S．韋蓮司教授的信中有所表露：
對于各種革命我都不譴責，因為我相信，它們是進化過程中的各個必要的階段。但我不贊成不成熟的革命，因為它們通常都是耗費性的因而也是毫無結果的……正由于這個理由，我才不對當前在中國進行的革命抱更多的希望，盡管我非常同情那些革命者。
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喜歡一步步做起。我已認識到，沒有通向政治體面與政治效率的捷徑。中國的革命者們也想得到這兩樣東西，但他們是想通過一條捷徑——通過革命，來得到它們。我個人的觀點是：“無論發(fā)生什么事，讓我們?nèi)ソ逃覀兊娜嗣瘛Ｗ屛覀優(yōu)槲覀兊暮蟠蛳乱粋€他們可以依賴的基礎?！?/p>
這是一個必要的非常緩慢的過程，人類應當有耐心！但是，在我看來，這個緩慢的過程又是唯一的過程：它對革命和進化都是必要的。[11]
這是胡適式自由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征，即呈文化批判上的激進與政治時局批評的相對溫和、節(jié)制。
胡適作為一個現(xiàn)代自由主義者，他的思想實質(zhì)既不同于傳統(tǒng)的自由主義，也有別于極端自由的無政府主義。他堅決反對一切阻礙思想自由的習俗與政治禁錮，尤其反對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xiàn)代的武斷的思想權威，反對一切只讓人信奉而不許懷疑的教條主義和正統(tǒng)觀念。就胡適式的自由主義對社會現(xiàn)實的關注和對個人的健全發(fā)展來說，他的言行主要是一種解決政治問題的方式方法——即引導公共政治生活的準則。盡管他為社會提供的這些“準則”屢屢失靈、遭挫，但他始終懷有極大的熱誠和樂觀精神，試驗，再試驗！
在胡適式自由主義觀念中，這種文化批判上的激進與政治時局批評上的溫和之間的疏離，不只是一種個人觀念、情感上的矛盾，更主要是來自胡適所受現(xiàn)代自由主義觀念人物，尤其是杜威等人的影響。霍布豪斯在1911年把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作用解釋為“理性秩序的應用”：
自由主義是一種信仰，這種信仰認為社會是能夠安全地建立在這種自我指導的人格力量基礎之上的，只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建立一個真正的社會，而且經(jīng)過如此建立起來的基礎是非常深厚的和廣泛的，以致我們可以無限制地擴大這個建筑。這樣自由也就不是作為一種社會必要的重要個人權力。自由的基礎不是A可以不受B干涉的權利，而是B把A作為一個理性的人來對待的責任。……自由的作用正是理性秩序的應用。自由正是對理性、想象和社會感情的呼聲敞開了大門；而且如果對這類呼聲沒有這種反應的話，也就無法保證社會的進步。[12]
杜威則把自由主義說成是一種心態(tài)，一種有助于維護民主社會結構的思想訓練的精神導向，乃至把自由主義思想習慣本身當作理解社會變革的關鍵：
作為一種社會哲學，“自由主義”貫穿的領域很廣，一方面，它包括一種朦朧模糊的思想傾向——通常稱作向前看的思想傾向；另一方面，它又包括一種關于社會行為的目的和方法的明確信條。第一種思想傾向過于模糊以致它不能提供任何可靠的行為指導；第二種傾向又十分具體和確切以致會造成武斷，所以都不是自由主義的思想。作為一種實驗方法的自由主義是以對社會愿望和實際條件的正確見解為基礎的，因而它可以避免這種二難境地。自由主義意味著，把科學的思想習慣運用到社會事務之中。[13]
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中，有著他導師杜威留給他的深重的烙痕。
“革命”，對于這大半個世紀的中國青年來說，是一種富有刺激而且頗具誘惑力的東西。不論什么意義上的“革命”，都會有許多青年，乃至一代又一代，去赴湯蹈火，在所不惜。而對青年胡適個人來說，卻沒有這相應的魔力，反而遭到他的排斥。這是胡適特立獨行的個性所致。
三
胡適留學時
在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長河里，白話文學作為一股時隱時漲的潛流，有過兩次掀動波浪的時期：明末公安三袁兄弟的文學、清末維新改良派文學。前者得助于李贄“左派王學”開啟的思想解放運動；后者得勢于國門大開后的西學東漸，以及由此而起的維新改良的政治機遇。事實上，公安派的文學革新只是在傳統(tǒng)文學內(nèi)部進行的局部改良，而非徹底、明確的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即白話文與白話文學的量、質(zhì)上的區(qū)別。他們借口語、鄉(xiāng)語俗字的生命力，借“性靈”的真誠以廓洗復古的惡習、延續(xù)文言文的生命。因為歷史還沒有給他們提供必要的條件和機會。自公安派以下，白話文運動的聲勢（流向）或隱或漲，這既說明明代以下文人對白話文運動不乏自覺的見識者，又表明語言文字合一成了中國文學發(fā)展的方向。
時值清末，維新改良派的文學革新，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詩界革命，散文解放，小說、戲曲的改革與提倡。然而，這場“革新”運動并沒有形成一股徹底改變舊文學的力量，也沒有完成革命的任務。他們認為“白話文”改革可以“保圣教”，這如同他們的政治維新改良一樣，要在原有的文學機制中實行調(diào)節(jié)、完善，并沒有提出徹底的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以白話文學取代舊文學——建設新文學的主張。
歷史把由白話文到白話文學轉(zhuǎn)折的方向盤和引擎交給了胡適。這既是一個歷史的機遇，也是時代的感召。由于文學變革的承擔者多是具體的個人，并隨社會歷史的狀況不同，有時會形成一種由“個體意識”到“集體意識”的文學運動，且受制于民族文化的整體控制。又因為在文學變革的過程中，“進行思考、行動、夢想和反叛的總是具體的個人”[14]。所以，個體行為在文學變革中的作用常常成為一個顯現(xiàn)的歷史性創(chuàng)舉。胡適經(jīng)歷了清末民初白話文運動的高漲，他在上海主編過白話報刊《競業(yè)旬報》，并開始寫作白話文。到美國后，自由之邦，新的天地，新的語言環(huán)境，以及美國意象派詩潮的沖擊，使他得以審視白話文運動的得失，致使他文學革命的主張結胎異邦，并于1917年此岸新文化運動勃興之后，在思想解放，個人自由的時勢下降生母土，胡適也因此成了改變20世紀中國文學歷史進程的第一人。新文化運動與新文學、五四時代與胡適的關系成了：大河之旁必有大城。
中國新文學結胎美國，是中西文化交融的產(chǎn)物，并由胡適個人的努力，從“個體”走向了“集體”，由“自我”走向了“社會”。
這里有一個歷史的過程——
胡適到美后，經(jīng)歷了農(nóng)學、文學、哲學三個求學階段，在他由農(nóng)學轉(zhuǎn)向文學后，他一方面如饑似渴地瀏覽西洋文學名著，同時，從現(xiàn)代語言學上觀照中國傳統(tǒng)語言學。在他這種文化認同和反觀之前，已有一部《馬氏文通》，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語法學體系和方法論，但馬建忠的著述，又是當時走出國門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中體西用”的典型之舉。馬建忠在文化心理上仍未走出傳統(tǒng)的界域。胡適自1912年寫作《〈詩經(jīng)〉言字解》到1915年完成《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一文，達到了對馬建忠“中體西用”思維模式的超越，找到了他要發(fā)動文學革命的突破口。并在這種文學創(chuàng)舉的初始，體現(xiàn)出了他作為文學家背后的文化基質(zhì)：懂得中國語言文學的歷史，同時更了解西方現(xiàn)代語言文學的現(xiàn)狀（胡適幾年后立定北大，崛起輿論界，他的看家資本是首倡文學革命，而蔡元培看重的是他的“漢學”根基，即學者的素質(zhì)。陳獨秀看中他的是由文學引發(fā)出的思想革命）。
胡適1912年寫成的《〈詩經(jīng)〉言字解》[15]一文，是以英語語法作參照系，用歸納的方法將《詩經(jīng)》中言字分歸三類：當連詞用，與“而”字相似，如“陟彼南山，言采其蕨”；當副詞用，作“乃”字解，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作代名詞“之”字解，如“捷捷幡幡，謀欲譖言”，并認為“以近日趨勢言之，似吾國文法之學，決不能免。他日欲求教育之普及，非有有系統(tǒng)之文法，則事倍功半，自可斷言”。章士釗正是讀了胡適的這篇文章后（此文也在國內(nèi)《神州學報》上刊登）開始對胡適產(chǎn)生印象的。章士釗1915年給胡適的信中說：“足下論字學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傾慕之意，始于是時?！?sup>[16]
1915年，在美東中國學生會“文學科學研究部”的年度論題《中國文字問題》討論會上，胡適提交了《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的論文。胡適在文章中指出：漢字問題之中心在于“漢字究竟可為傳授教育之利器否”上，漢字之所以不易普及，是因為教法不完備，其不完全的教法大致有四弊：半死文字，以活法教之；視官文字，不能以傳聲教之；不重文法；不用文字符號。這些見解顯然是胡適從傳統(tǒng)語言學出發(fā)，根據(jù)中國語文教學的實際，參照他國語言而提出的。其中認為文言為半死的文字則是他的獨到見解，也是他隨后發(fā)動文學革命的突破口。
在寫作《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于教授》之時，任叔永（鴻雋）、梅覲莊（光迪）、楊杏佛（銓）、唐擘黃（鉞）都在綺色佳過夏，胡適便將關于“文言為半死的文字”的見解與他們討論。其中任叔永、楊杏佛分別為胡適在中國公學時的同學和學生，和胡適沒有構成意見上的分歧。與胡適成為對壘之勢的卻是他的安徽老鄉(xiāng)，自幼酷愛讀書，12歲即應童子試的宣城算學望族梅氏之后梅覲莊（他與胡適相識于1909年的上海，1910年夏同時參加庚款留美考試，結果胡適考中，梅光迪落榜。梅遲一年考中，入美國西北大學）。梅氏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兩位老友從文字到文學，辯論過無數(shù)個回合，梅氏越辯越守舊，胡適倒越來越激進，由文字改革過渡到文學革命。
時至9月17日，梅覲莊要往哈佛大學從師文學批評家白璧德深造。臨行前，胡適做了一首長詩送給他，其中一段頗為大膽：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久枯餒，
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
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
且復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
鞭笞驅(qū)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以此報國未云菲，縮地戡天差可擬。
梅生梅生毋自鄙！[17]
梅光迪對胡適“文學革命”的提法很不以為然，但未立即作出反應。旁觀的任叔永讀了胡適的贈詩，卻將其中的外國人名和譯音連綴起來，嘲笑胡適的“文學革命”：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
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
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18]
受到朋友嘲笑的胡適，頗感不平，于是就在赴哥倫比亞大學的火車上用任叔永戲詩的韻腳，寫了莊重的答詞，寄給在綺色佳的朋友：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
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
愿共戮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19]
轉(zhuǎn)學哥大，本想逃避應接不暇的“演講”之苦，和1915年因反對中日開戰(zhàn)的“公開信”招來的討伐，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作詩如作文”的文學革命主張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遭到眾朋友的“圍剿”。原來只是旁觀，或偶發(fā)戲言的任叔永也倒向梅覲莊，合力出擊，逼迫胡適上了“梁山”。
為了應戰(zhàn)，胡適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文學見解。于思考中，他首先認識到模糊的“文學革命”觀念，是不能作為論戰(zhàn)的有力武器?！白髟娙缱魑摹北仨氂衅渫副俚睦碚撘罁?jù)和充分的實踐砥柱。哥大佛納大樓住定，胡適便在嚴肅認真的思索中，開始了白話詩的寫作嘗試和理論上的探索。
1916年2、3月間，在與梅、任等朋友的論辯中，胡適明晰、確定了兩個基本的文學觀念，并以此作為論戰(zhàn)的盾牌和畢生的看家本領：
一整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的工具去替代另一個工具。
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代替死文學的歷史。
同時，他將這一具有歷史進化意識的見解加以具體的論證、闡發(fā)，用長信傳達給梅覲莊。出乎意料，這些觀點，梅氏竟在回信中無條件地接受了。
初戰(zhàn)告捷，胡適高興得手舞足蹈，欣然揮毫，寫下了《沁園春·誓詩》：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日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為蒼天歌哭，作彼奴為！
文學革命何疑！且準備搴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yè)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qū)馳。[20]
隨后此詩又改動兩次，其中第三次改定稿為：
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落日尤奇。春去秋來，干卿甚事；何必與之為笑啼，吾狂甚，恥與天和地，作個奴廝。
文章要有神思。到琢句雕辭意已卑。定不師秦七，不師黃九；但求似我，何效人為；語必由衷，言須有物；此意尋常當告誰！從今后，待掃除陳腐，重鑄新辭。[21]
有了對中國文學發(fā)展的基本看法和非我莫屬“搴旗作健兒”，“掃除陳腐，重鑄新辭”的雄心，下一步就是面臨革命的系統(tǒng)方案和具體措施，而這一切又必須是有的放矢——找到革命的對象。這年4月，胡適在日記中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吾國文學大病有三：一曰無病而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無物。[22]
此言切中肯綮，并在6月份諸友綺色佳聚會中得到首肯。于討論中，他進一步明確了以下幾點，并在《白話文言文之優(yōu)劣比較》中顯示出（摘錄）：
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種半死的文字；今日白話是一種活的語言；白話并不鄙俗，俗儒乃謂之俗耳；凡文言之所長，白話皆有之；白話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進化；白話的文學為中國千年來僅有文學；白話的文字既可讀，又聽得懂……[23]
但是胡適關于“文學在今日不當為少數(shù)文人之私產(chǎn)，而當以能普及最大多數(shù)之國人為一大能事”；“文學不當與人事全無關系。凡世界有永久價值之文字，皆當有大影響于世道人心者也”的提法，梅光迪卻不能接受，認為這顯然是功利主義的文學觀。是托爾斯泰、梁啟超之輩所倡導功利主義文學的余緒。因為梅光迪此時正從師新人文主義思想家、批評家白璧德學習文學，思想保守，觀念陳舊，他并沒有感到中國文學傳統(tǒng)的沒落。
7月初，胡適返回紐約，綺色佳的朋友泛舟湖上，并產(chǎn)生了一首《泛湖即事》的四言長詩。詩主任叔永將此詩寄給胡適，本想得到這位“文學革命”倡導者的唱和，不料卻遭到曾誓詩“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為大中華，造新文學”的胡適的一頓譏笑。說詩中“言棹輕楫，以滌煩疴”，“猜謎賭勝，載笑載言”等句子用了死字“言”“載”，是三千年前的死句。叔永不服，覲莊也出來打抱不平，雙方再度發(fā)生筆戰(zhàn)。書信頻繁，論戰(zhàn)中將胡適逼上了做白話詩的路。
開始雙方各不相讓，但心平氣和。后來各自走向極端，相持不下。胡適作詩要用白話的主張，尤為對方所不能接受，特別是覲莊竟動了肝火。胡適見此，便做了一首白話游戲詩逗他，其中部分章節(jié)詼諧、風趣，寓有深意：
“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zhàn)場。
拍桌罵胡適，“說話太荒唐！”
說什么“中國要有活文學！”
說什么“須用白話做文章！”
文字豈有死活！白話俗不可當！
……
老梅牢騷發(fā)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請平心靜氣，這是什么論調(diào)！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來同是一字，聲音少許變了。
……
今我苦口嘵舌，算來卻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煉”，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出幾個白話的囂俄，
和幾個白話的東坡。
那不是“活文學”是什么？[24]
這首白話游戲詩，更惹得覲莊生氣，他和叔永同時寫信，指責這首詩如兒戲，如此做白話詩試驗，非失敗不可。
詩是中國文學中最堅實的堡壘，從“詩”找到突破的途徑，是非常艱難的。胡適把文學革命的突破口放在“詩”上，可謂知難而進。他有了文學革命的基本理論，此時還需要從創(chuàng)作實踐上加以配合。胡適雖有嘗試白話詩之信心，但四顧無人，未免有孤軍荷戟之感。為了說服朋友，證明白話詩古已有之，他從杜甫、白樂天、蘇東坡、王陽明的詩集中尋覓例句。為了求得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他將給梅覲莊、趙元任、朱經(jīng)農(nóng)、楊杏佛、任叔永、胡明復、陳衡哲等朋友的信全改成白話文或白話詩?！皣缕澍Q矣，求其友聲”。他甚至在日記中也以白話入詩。其中有反映“孤單”之感的即景之作：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么，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25]
盡管他以白話作詩的主張遭到朋友的反對，但在論辯中，他的“文學革命”主張越辯越明，并逐步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系統(tǒng)。在8月21日的日記中，他寫道：
我主張用白話作詩，友朋中很多反對的。其實人各有志，不必強同。我亦不必因有人反對，遂不主張白話……
新文學之要點，約有八事：（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五）須講求文法；（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須言之有物。[26]
并在8月21日這天，他致信《新青年》主編陳獨秀，與之討論文學革命之事。隨之受陳獨秀之約，他將“八事”衍化為《文學改良芻議》，并由此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先聲。
有了以上“八事”作行文、寫詩的規(guī)范，胡適決心毫不妥協(xié)進行下去，并反陸放翁詩意而用之，寫了《嘗試歌》：
“嘗試成功自古無”。放翁這話未必是。我今為下一轉(zhuǎn)語：“自古成功在嘗試！”請看藥圣嘗百草，嘗了一味又一味。又如名醫(yī)試靈藥，何嫌六百零六次？莫想小試便成功，天下無此容易事！有時試到千百回，始知前功盡拋棄。即使如此已無愧，即此失敗便足記。告人此路不通行，可使腳力莫枉費。我生求師二十年，今得“嘗試”兩個字。作詩做事要如此，雖未能到頗有志。作《嘗試歌》頌吾師：愿我?guī)焿矍f歲！[27]
目標已明，決心已定，需要的只是時運和機遇，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四
胡適文學革命主張結胎于美國，他這“八事”主張與英美世紀初文藝思潮究竟是個什么樣的關系？這也是需要探明的。
1916年夏，胡適在與梅光迪討論用白話作詩時，梅光迪于7月24日致信胡適，批評他白話文主張是“剽竊”歐美文學“新潮流”的。也就在胡適收到了梅信27天之后，他關于文學革命的“八事”主張已明確，并開始向陳獨秀昭示。梅光迪致胡適信中說道：
文章體裁不同，小說詞曲固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今之歐美，狂瀾橫流，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耳已聞之熟矣。有心人須立定腳根（跟），勿為所搖。誠望足下勿剽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也。
其所謂“新潮流”、“新潮流”者，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有何革新之可？[28]
梅光迪所謂的“新潮流”是指未來主義、印象主義（意象主義）、自由律詩。直到1922年胡先骕在《學衡》上發(fā)表《評〈嘗試集〉》的長文中，還堅持說胡適的白話文主張和白話新詩是“復摭拾一般歐美所謂新詩人之唾余”[29]，并告誡青年，不可向胡適學習，去“模仿頹廢派”[30]。繼梅光迪、胡先骕之后，劉延陵、梁實秋都曾指出胡適的“八事”是來自“意象派”的“六條規(guī)則”，但胡適則持否定意見。
在胡適關注中國文學的變革，并與朋友討論如何用白話文學取代舊文學時，英美詩壇出現(xiàn)了一場意象主義運動。龐德、羅厄爾（又譯洛威爾、羅威爾）、芒羅（又譯蒙羅）在1912年創(chuàng)辦《詩刊》，1913年，龐德與杜利脫爾、阿爾丁頓商討確立了“意象主義”的主要宗旨，于是該期《詩刊》上便出現(xiàn)了一個宣言式的聲明——弗林特寫的《意象主義》，在不長的文章中，他披露了對意象主義注解的“三條規(guī)則”。同時該刊還登有龐德寫的《意象主義者的幾“不”》。隨之，意象派內(nèi)部分裂，羅厄爾、龐德、弗林特分手。1915年4月，羅厄爾編輯出版了一本《意象主義詩人》。在該書序言中，她把弗林特的“三條規(guī)則”和龐德的幾個“不”改成了“六條規(guī)則”。這六條規(guī)則實際上也成了意象派的宣言，又稱“六戒”。胡適在1916年底才通過《紐約時報》的轉(zhuǎn)載而獲知。胡適把這“六條規(guī)則”從英文報紙上剪下，貼在12月份的日記上，并批注說：
此派所主張與我所主張多相似之處。[31]
胡適的“八事”在這年8月21日已成熟，并寫在日記上。他所說與意象派“六條規(guī)則”的“相似”，是他清醒地認識到，自己已經(jīng)躍入“世界文學”發(fā)展的潮頭，有同步之感。意象派的“六條規(guī)則”，也稱“六戒”是：
胡適留學時的書房
1．運用日常會話的語言，但要使用精確的詞，不是幾乎精確的詞，更不是僅僅是裝飾性的詞。
2．創(chuàng)造新的節(jié)奏——作為新的情緒的表達——不要去模仿老的節(jié)奏，老的節(jié)奏只是老的情緒的回響。我們并不堅持認為“自由詩”是寫詩的唯一方法。我們把它作為自由的一種原則來奮斗。我們相信，一個詩人的獨特性在自由詩中也許會比在傳統(tǒng)的形式中常常得到更好的表達，在詩歌中，一種新的節(jié)奏意味著一個新的思想。
3．在題材選擇上允許絕對的自由……
4．呈現(xiàn)一個意象（因此我們的名字叫“意象主義”）……我們相信詩歌應該精確地處理個別，而不是含混地處理一般……
5．寫出硬朗、清晰的詩，決不要模糊的或無邊無際的詩。
6．最后，我們大多數(shù)人都認為凝煉是詩歌的靈魂。[32]
可以說，胡適的“八事”和意象派的“六條規(guī)則”是中外文論的第一次歷史性的“匯流”“交融”。
中國的白話文學涌動，雖經(jīng)明末和清末兩次高潮，卻因時代的局限，未能帶給文學以徹底的革命。但由于清末白話文運動的高漲，更主要的是隨著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中西文化的交流、撞擊，中國語言文字的自足性封閉系統(tǒng)發(fā)生了裂變，摻入了西方文化的新質(zhì)。一批留學生對西方文化接受、拿來，并自覺地使用于中國語言文字的改革。這種歷史性質(zhì)變的機遇和因緣，被胡適這位先覺者把握住了，并充當了先驅(qū)者，而首舉義旗。
從一種逆向的平行視角看，當胡適和他朋友們正在根據(jù)中國白話文學的歷史和文壇現(xiàn)狀議論文學革命的時候，“意象派”詩人龐德、羅厄爾、弗林特等人的活動“流入”到他們議論的漩渦之中（胡適、梅光迪都感受到了）。當胡適與朋友們討論中國文學的革命時，遇上了美國“意象派”運動的初潮，這就使他有一種渾然天成，一步躍入潮頭之感。胡適從對中國白話文學傳統(tǒng)這一潛流的推動、揚波的需要上提出革新主張，與意象派制定的“六條規(guī)則”，它們形成一種共同的發(fā)展勢頭，并相互交織、整合，進而被胡適聚化成了自己的文學革命理論。
從“世界文學”這一更廣闊的視野看去，這是中外文學第一次歷史性匯流。胡適和美國20世紀初“意象派”詩人運動的接觸，以及接觸時的基本心理狀態(tài)和文學思想碰撞時的所得（“相似”感），已經(jīng)超乎了具體的個體意義。后者對胡適也不單純是影響，而是整體性文化精神浸染的一部分。中外文論的最新思潮在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中交匯、聚化，形成了一種新質(zhì)。這充分表明了五四新文學是與歐美涌現(xiàn)出來的現(xiàn)代文學思潮相關聯(lián)的，相互作用的。這種“關聯(lián)”和“作用”產(chǎn)生了一種“新質(zhì)”——它既不是明代公安三袁兄弟零碎隨感式的改良主張，也不是維新改良派舊風格含新意境的功利意義上的倡揚，更不是“意象派”詩歌運動中為了創(chuàng)造“在一剎那的時間里表現(xiàn)出一個理智和情感的復合物的東西”——意象而進行的自我掙扎、超越。而是一種合乎中國文學實際的革命性宣言，并且在實踐中證明是一個可行性的綱領文獻。這種在中西文化相互作用、關聯(lián)下的文學革命的先聲，既體現(xiàn)了五四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的意義，也表明了中國的白話文學自五四新文學始，帶著民族的本色，真正走向世界，并與世界文學的總體走向（“新潮流”）同步，獲得了文學現(xiàn)代化意義上的嶄新價值。也正是這一輝煌的起步，中國文學原有的自足性封閉系統(tǒng)打破了，走出去與拿進來，不再單單被視為“經(jīng)國大業(yè)”的一部分，而且文學走向了平民，實現(xiàn)了“白話文學”和“人的文學”的新境界。
1917年是胡適在自己祖國出人頭地，大顯身手的一年。他因這年一月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始暴得大名，并立足北京大學，加入《新青年》革命陣營，一躍成為思想文化界之領袖。也就在這年1月胡適在國內(nèi)思想文化界異軍突起，自由主義的革命大旗高樹之時，他于1月27日在華盛頓朱經(jīng)農(nóng)處交談時，好友朱經(jīng)農(nóng)問他：“我們預備要中國人十年后有什么思想？”胡適認為：“此一問題最為重要，非一人所能解決也，然吾輩人人心中當刻刻存此思想耳?！?sup>[33]
事實上，胡適已為時下中國人準備了自由主義思想，且影響至深至遠。然而，在他自由主義的行進歷程上卻是險阻重重，挫折層出。這一點在他1917年6月9日離開紐約準備回國時，便預感到了。因為他那理性的、理想式的自由主義思想在放置祖國時，會有無地自由之感。對此，他在《歸國記》中寫道：
吾數(shù)月以來，但安排歸去后之建設事業(yè)，以為破壞事業(yè)已粗粗就緒，可不須吾與聞矣。何意日來國中警電紛至，南北之分爭已成事實，時勢似不許我歸來作建設事，倪嗣沖在安徽或竟使我不得歸里。北京為倡亂武人所據(jù)，或竟使我不能北上。此一擾亂乃使我盡擲棄吾數(shù)月來之籌畫，思之悵然。[34]
這種“悵然”是思想家智慧的痛苦和對國事的感傷。
胡適乘風歸來，欲張揚實驗方法的自由主義大旗。
歷史已經(jīng)給予他了相應的機遇。
“如今我們已回來，你們請看分曉罷！”[35]
胡適在這年3月的日記中抄錄了《伊利亞特》的這句詩。
五
胡適13歲時，由母親作主，與一位纏了腳的村姑江冬秀訂婚，之后胡適求學上海，留學美國，27歲回故里完婚。這便是一般人所知道的“胡適博士的小腳太太”——“民國史上的七大奇事”之一，且由于胡適和江冬秀白頭到老，一度雙雙旅居美國，此事更顯得有趣?！把蟛┦俊迸c“小腳太太”，中西合璧，土洋結合，在現(xiàn)代史上是少有的。這種獨特的結合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歷史文化的認識價值。
一滴水可見太陽之光輝，一個人的婚姻可體現(xiàn)一個時代的精神風貌和歷史文化。胡適作為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發(fā)展過程的中間物，繼往開來的啟蒙師，他婚戀的心路歷程，本身就是一段蘊含著豐富、復雜內(nèi)容的歷史，是一個“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的獨特、典型的矛盾體。展示這一矛盾體，得見的不僅是一代文化名人、啟蒙思想家的人性本體，更重要的是他置身的那個歷史時代及其文化基質(zhì)。
胡適不滿4歲時，即失去了父親，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地生活。1904年初春，13歲的胡適，由母親作主，與距家鄉(xiāng)上莊20公里的江村江世賢之女江冬秀定婚后，旋即到上海求學。而這時江冬秀是一個纏著小腳的文盲。面對這樣的問題，胡適既無力抗爭，也不愿違命，因為本世紀初是大清帝國還未倒臺的時代，世風如此，且這件事是由母親作主的，母親的話對他來說便是“圣旨”。
當胡適置身上海大都市幾年之后，稍諳世事，青春騷動之時，他便開始反思自己的婚事，同時也開始關注中國人的婚姻。他在《競業(yè)旬報》第25期上寫有《婚姻篇》一文，曾主張兒女的婚姻大事應由父母作主，因為父母最疼愛孩子，最了解孩子。就在這時，他第三次讀《茶花女》。對該書，他基本上是持否定態(tài)度。
然而，胡適對自己包辦婚姻的矛盾心理，也由此而始。在《婚姻篇》中，他同時寫下了與上述觀點相矛盾的一段話：
中國男女的終身，一誤于父母之初心；二誤于媒妁；三誤于算命先生；四誤于土偶木頭。隨隨便便，便把中國四萬萬人，合成許許多多的怨偶，造成了無數(shù)不和睦的家族……
那可怪不得那些青年男女要說家庭革命了。[36]
這種矛盾沖突表明，在社會新思潮的沖擊下，他內(nèi)心已泛起對包辦婚姻不滿的漣漪。但是又怕傷了母親的心，所以1908年他17歲時，家里讓回去結婚，且娶、嫁雙方都做好了準備，他只好以“求學要緊”為借口，逃避婚事。
年僅17歲的胡適在抗婚的同時，已接手主持中國公學的《競業(yè)旬報》。他在該報發(fā)表的數(shù)十篇文章中，談論最多的是家庭、婚姻問題。這里有他自己心靈的投影，有他對自身包辦婚姻重負的反思。
本世紀初的美國，遠非中國的封建帝制所能比。經(jīng)濟騰飛、政治文化發(fā)達的內(nèi)在機制是民主、科學、自由。飽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教育的胡適來到一個新的世界，他的思想、觀念必然要因此而發(fā)生波動和裂變。然而，這種變化在胡適來說，卻是經(jīng)歷了一番痛苦、矛盾和掙扎的過程。
到美國的最初4年，他因有前車之鑒——上海那段荒唐生活的隱痛，不曾入女生宿舍訪友，如苦行僧有意扼制情性，并在日記上引以為榮。他對美國式的自由戀愛、婚姻及家庭生活方式是排斥、批判的。到美一年之后，他在日記上記有這樣一段話：
演說會第一次舉行辯論，題為《中國今日當行自由結婚否？》。余為反對派，以助者不得其人，遂敗。[37]
第二年，他甚至想研究中國的婚姻，并構思內(nèi)容：婚姻、婦女地位、家庭制度等，并在日記中寫道：
忽思著一書，曰《中國社會風俗真詮》（In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取外人所著論中國風俗制度之書一一評論其言之得失，此亦為祖國辯護之事。[38]
接著，他這種對美國式的戀愛、婚姻方式的排斥和批判態(tài)度有了進一步強化。他在《我國女子所處地位高于西方女子》《演說吾國婚制》中，為中國舊婚制辯護（即上述“為祖國辯護之事”），抨擊西方的自由婚戀：
吾國顧全女子廉恥名節(jié)，不令以婚姻之事自累，皆由父母主之……女子無須以婚姻之故，自獻其身于社會交際之中，仆仆焉自求其偶，所以重女子之人格也。西方則不然，女子長成即以求偶為事……其能取悅于男子，或能以術驅(qū)男子入其彀中者乃先得偶。其木強樸訥，或不甘自辱以媚人者，乃終其身不字為老女。是故，墮女子之人格，驅(qū)之使自獻其身以釣取男子之歡心者，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39]
這里，胡適錯把父母包辦當成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其實這種沒有戀愛和婚姻自由的包辦，哪里談得上尊重女子呢？更可笑的是，胡適說中國的舊式婚姻“往往能長成真實的愛情”：
西方婚姻之愛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國婚姻之愛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訂婚之后，女子對未婚夫自有特殊柔情。故偶聞人提及其人姓名，伊必面赤害羞；聞人道其行事，伊必傾耳竊聽，聞其有不幸事，則伊必為之悲傷；聞其得意，則必為之稱喜。男子對未婚妻亦然。及結婚時，夫妻皆知其有相愛之義務，故往往能互相體恤，互相體貼，以求相愛。向之基于想像，根于名分者，今為實際之需要，亦往往能長成為真實之愛情。[40]
并由此演化出他政治、生活準則，即《“容忍遷就”與“各行其是”》一文中所說的，“吾于家庭之事，則從東方人，于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西方人”[41]。
從表面上看，胡適的這些話似乎是一時感情沖動之語，或因自己是包辦婚姻而對中國舊式婚姻自我解脫、辯護。但實際上這里有著胡適內(nèi)心深處的矛盾，而這一矛盾歸根到底是中西兩種文化的沖突。接受一種政治信仰，從而改變其思想是容易的（事實在胡適也如此），但生活觀念、方式的變化卻遠比政治信念難得多。在對美國的自由求婚方式觀照之后，胡適感到“求婚一定是極堪狼狽的事”。因此，他的主張是回歸傳統(tǒng)，認為媒妁之婚姻正好能夠“免于青年的求婚的苦惱”。當他感到美國的婚戀自由方式超過了他心目中的“適度”時，他仍退縮回傳統(tǒng)，以中國舊式婚姻為參照系，覺得中國婚姻方式能夠“培養(yǎng)青年人的守常、忠貞，和純潔之心”?？梢哉f，胡適因有自身婚事的難言之苦，和心靈上的重負，在感情沖動和為自己包辦婚姻辯護之外，在異域文化生活新的觀念、方式的威脅、沖擊下，心靈一時難以承受，采用上述這種敵視、排斥、批判態(tài)度也是必然的。而采取這種態(tài)度的立足點和參照系便是他自幼飽受的傳統(tǒng)文化的基質(zhì)。每當他處在兩種文化沖突、撞擊之間，而又一時無法承受時，他必然退避，而不是自我超越。
然而，美國不是封閉、落后的中國。有著豐厚東方文化基質(zhì)的胡適，排斥、抵制美國現(xiàn)代文化一時尚可，卻不能長久。環(huán)境會改變一個人。不過4年，胡適在東西兩種文化之間筑立的心理防線崩潰了。他在日記上說：
吾十年之進境，蓋全偏于智識（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幾全行忘卻，清夜自思，幾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念懸崖勒馬，猶未為晚，擬今后當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發(fā)達。吾在此邦，處男女共同教育之校，宜利用此時機，與有教育之女子交際，得其陶冶之益，減吾孤冷之性……
吾在此四年，所識大學女生無算，而終不往訪之。吾四年未嘗入Sage College（女子宿舍）訪女友，時以自夸，至今思之，但足以自悔耳。今夜始往訪一女子，擬來年常為之。[42]
自由之邦，戀愛自由，少年才俊，匪無艷遇。由于心理防線轟毀，觀念突變，生活方式也隨之起了變化。這時，胡適結識了康乃爾大學地質(zhì)系一位教授的女兒韋蓮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女士，她在紐約學習美術，“極能思想，讀書甚多，高潔幾近狂狷。雖生富家而不事服飾”。她的灑脫不羈，表現(xiàn)在穿的衣服“數(shù)年不易。其草冠敝損，戴之如故。又以發(fā)長，修飾不易，盡剪去之。蓬首一二年矣。行道中，每每行人指目”。而家人勸阻她時，她反而說，別人奇裝異服，換來換去，才是怪事。胡適對她的結論是：
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于一身者，惟一人耳。[43]
在異國他鄉(xiāng)交女友，這對胡適來說，首先是對自己恪守的中國舊式婚姻“守常、忠貞、純潔”觀念的背叛，是向美國文化認同。陷入國際情場的胡適，和韋女士郊外散步，公寓約會，看傍晚落日，櫛月夜涼風，泛舟湖上，以及尺牘傳情。當然，韋蓮司女士闖進胡適的生活，不僅改變了他對家庭、婚姻、女子教育等問題的看法，同時也影響到他的思想方法，即“獨立意識”與“容忍寬恕”。幸好韋女士及時給他寫了一封批評其行為“即在所倡最自由放任之美國，亦足駭人聽聞”的長信，勸他斬斷情絲，絕“色欲之誘”，重“高級”情性之交，謀求柏拉圖式愛情，而求“讀書上進”。于是，他便復韋女士信，相約“此后各專心致志于吾二人所擇之事業(yè)，以全力為之，期于有成”。尤其是胡適還明確地要求自己“自今以往，當屏絕萬事，專治哲學，中西兼治，此吾所擇業(yè)也”[44]。
胡適與大自己6歲的韋女士交往，得到了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的諸多啟發(fā)，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他原有的文化心理結構，但自小形成的戀母、殉孝情結，又時時支配著他，他便難以完全突破。由于在1911年1月30日致母親信中，特別談了在美的“交際”，并流露出敬慕之情：
美國男女平權，無甚界限。此間大學學生五千人，中有七八百女子，皆與男子受同等之教育。惟美國極敬女子，男女非得友人介紹，不得與女子交言（此種界限較之中國男女之分別尤嚴，且尤有理）。此間有上等縉紳之家，待中國人極優(yōu)，時邀吾輩赴其家座談。美俗每有客來，皆由主婦招待，主人不過陪侍相助而已。又時延女客與吾輩相見。美國女子較之男子尤為大方，對客侃侃談論，令人生敬。此亦中西俗尚之不同者也。[45]
這樣，引起了他母親的不安，怕異域生活，兒子另找女友，違背婚約，所以才有致信胡適說欲將冬秀擇吉日接到家中，算作出閣之打算。
自胡適經(jīng)過1915年1月的感情轉(zhuǎn)折之后——與韋女士進一步確立重“高級”性情之交，絕“色欲之誘”（沈按：唐德剛認為是韋女士的母親從中作梗，棒打鴛鴦。周質(zhì)平認為是胡適關鍵時刻主動退卻），他才堅定了不違婚約的信心（當然一年后又有波折），并決定不再抱怨江冬秀沒文化和纏了小腳。
就在胡適與韋蓮司女士陷入國際情場時，東方才女，同時也是中國較早一批留美女學生陳衡哲（莎菲）在美國也愛上了胡適。雖然陳是胡適的好友任叔永追求的對象，但由于胡適當時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中，出類拔萃，到處演說，發(fā)表英文文章和讀者投書，所以陳衡哲對胡適便起了愛慕之情。“膽小君子”胡適在既不忍扔掉江冬秀，又無法與韋蓮司女士結秦晉之好的兩難境地中，此刻又遇上了陳衡哲，更增加了一重苦惱。
面對陳女士對自己的好感，而朋友任叔永又積極地追求陳女士，胡適便退避三舍，促成任、陳結百年之好。后來胡、任、陳成了摯友。
“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異國之戀雖未成功，卻在雙方的心靈上蕩起一條永不消逝的電波，如一根琴弦，隨時會被它的主人撥動，并產(chǎn)生情感的震顫。但胡適內(nèi)心的痛苦有誰知向誰訴——他后來將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這件事，直到60多年后，才被胡適的學生唐德剛識破。所以夏志清說，后來“任、陳婚姻如此美滿，胡適自己家里有個病中不準他看書、寫詩的老婆——相形之下，他免不了艷羨他們的幸福。他騙過江冬秀，給自己的女兒取名素斐（Sophia），雖不能說紀念他同陳衡哲那段舊情，至少也希望女兒長得像瓦莎學院優(yōu)等生莎菲一樣的聰明好學，而一點也不像她生母那樣的庸俗。德剛道破胡適為愛女取名用心良苦這一點，實在令人心折”[46]。
從胡適此時（留美后期）的詩作《病中得冬秀書》，可見他矛盾、復雜、痛苦的心情，及在婚事上“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的絕人性、存天理的犧牲成“名”精神——一種為保全人格而作出的痛苦而艱難的選擇：
病中得她書，不滿八行紙，全無要緊話，頗使我歡喜。
我不認得她，她不認得我，我總常念她，這是為什么？豈不因我們，分定長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里，終有故鄉(xiāng)情，其理亦如此。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47]
1917年5月，胡適參加博士論文答辯未能通過（1927年第二次答辯方通過），應陳獨秀之邀，回國出任北京大學教授。臨行前，他重歸康乃爾大學，到韋蓮司家，互道惜別，共囑珍重，并約韋女士再度漫步昔日的林蔭道。重溫浪漫的舊夢，竟使雙方執(zhí)手相看淚眼，無語凝噎！
后來，胡適因發(fā)動白話文學運動，而暴得大名，并多次出訪、出使美國，與韋女士雖舊情難忘，但難能重圓。
1927年胡適自美國與韋女士再次離別時，韋女士在給他信中說：
讓你走，是如此的艱難，老友——但是你留下來也不會有什么好結果。生命充滿了離合聚散，在離合和聚散之間，我們工作。[48]
六
1917年7月，26歲的胡適，被蔡元培、陳獨秀聘為北京大學最年輕的教授?；丶視r，他告訴家人說自己寒假回來完婚，并要求去江村見江冬秀一面。但冬秀家從中作梗，竟使胡適乘興而去，掃興而歸——進了閨房，而未見帳中冬秀。就這樣，直到年底結婚時，一對大齡青年相對鞠躬行禮時才見到第一面。
1921年8月30日，他與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所長高夢旦談話后，在當天的日記上記有：
胡適夫人江冬秀
他談起我的婚事，他說許多舊人都恭維我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說，他的敬重我，這也是一個條件。我問他，這一件事有什么難能可貴之處？他說這是一件大犧牲。我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么大犧牲？他問我何以最討便宜？我說，當初我并不曾準備什么犧牲，我不過心里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里并沒有什么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的，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于此事的過分贊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我也不曾求人贊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49]
胡適夫婦
胡適一家人
胡適說這些話有言不由衷的成分，這在后來的生活中得到了驗證。
就這對婚配來說，江冬秀成為幸運的“博士太太”“教授太太”，卻苦了西裝革履、里外洋化的胡適，“情愿不自由”的日子，使他不得不靠譯詩、寫詩抒發(fā)自己苦悶、痛苦的情思。他想沖破禮教、孝道的束縛，并且也嘗試之——婚外戀，但失敗了——這場未遂的家庭革命的犧牲者是曹誠英。曹誠英，號珮聲，是胡適家鄉(xiāng)附近的旺川鄉(xiāng)人，同時也是胡適三嫂（胡適同父異母之兄長的妻子）的同父異母妹妹。1917年冬，胡適與江冬秀結婚時，曹為江冬秀的伴娘。當時曹誠英只有15歲，嬌小可愛，從此她認識胡適，并一直稱胡適為穈哥（胡適的乳名是嗣穈）。1918年春天，16歲的曹誠英在父母包辦下，與胡冠英結婚嫁到胡適的鄰村宅坦。曹誠英是一個有遠大理想而且性格剛強的女性，不甘心終身做一個家庭婦女。她哥哥曹誠克當時在美國留學，也反對這門親事。結婚不滿二年，她就在哥哥的安排下，于1920年初離開家庭到杭州的浙江女子師范讀書。至1923年冬，胡冠英由母親作主，另外納妾。原因是曹誠英在外讀書不能為胡家生兒育女。于是曹誠英與胡冠英中斷夫妻關系。1923年春，胡適到杭州煙霞洞養(yǎng)病，旅杭的績溪同鄉(xiāng)都去看他，胡適與曹誠英也闊別重逢。
起初，曹誠英約汪靜之一起去看胡適，后來干脆就獨自一個人去。兩人暢游西湖，同登西山。如此不久，因胡適去上海辦事，兩人暫時分開。6月間，胡適復返煙霞洞，曹誠英也因放暑假，兩人有更多的時間接觸。
1923年10月4日，胡適離開煙霞洞到上海，直到年底才返回北平。在此期間，他纏綿徘徊于滬杭之間，不少在滬杭的績溪人都知道胡適與曹誠英的關系。后來他與曹的書信來往，都是由他侄子胡思猷代轉(zhuǎn)的（思猷曾就讀于南開中學和上海大夏大學）。因為胡適本人謹慎，且為聲名所累，怕情書落入他人之手，敗壞他的大名，毀了他的人格。當1923年10月11日，在上海滄州旅館與徐志摩閑談時，他出示近作《煙霞雜詩》，徐問：“尚有匿而不宣者否？”胡適“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以有所顧忌”[50]。
青年時代的曹珮聲
中年時代的曹珮聲
由于江冬秀的劇烈反對，胡適也怕因此而壞了盛名，胡、曹的這段愛情不得不告吹。此事雖止于理，但胡適并沒有因此而絕乎情。在此后的幾年間，他幾首若隱若現(xiàn)的愛情詩，都反映了他對曹誠英不絕如縷的一片深情。如《西湖》《舊夢》《也是微云》《八月四夜》等等。
程法德先生在信中還告訴筆者：
家父知此事甚詳，他曾告訴我，1923年春，胡適去杭州煙霞洞養(yǎng)病（肺?。苷\英隨侍在側，發(fā)生關系，胡適當時是想同冬秀離異后同她結婚，因冬秀以母子同亡威脅而作罷。結果誠英墮胎后由胡適保送到美國留學，一場風波平息（墮胎一事胡適僅告家父一人）。
曹誠英失戀后，發(fā)憤求學，考入南京中央大學農(nóng)學院，繼之在哥哥和胡適的幫助下考取留美生，入胡適的母?？的藸柎髮W農(nóng)學院學習。回國后，在復旦大學任教。曹曾經(jīng)與一位曾姓男子相愛，正準備結婚時，曾的親戚在上海，一個偶然的機會，被江冬秀泄露了底，曾便取消了婚約。曹誠英一氣之下，遁入空門，上了峨眉山，擬作尼姑。后來她哥哥曹誠克親自上山找她，勸她說結婚不成，可以獨身。她便下山，重返教壇。1949年前后，她獨身生活，先后在安徽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和沈陽農(nóng)學院任教授?！拔母铩逼陂g也遭沖擊，1969年孑然一身回原籍績溪老家，輾轉(zhuǎn)于旺川村和縣城居住。1970年冬去上海探望女友，因病醫(yī)治無效，于1973年1月18日孤寂一人在上海辭世，終年71歲。
胡適與曹誠英相愛及分手之間寫有許多首情詩。徐志摩有一首無題詩揭示了胡適的心態(tài)：
隱處西樓已半春，
綢繆未許有情人。
非關木石無恩意，
為恐東廂潑醋瓶。
曹誠英（珮聲）墓
不幸的包辦婚姻，和由此而形成的沒有愛情的家庭，使胡適產(chǎn)生了外遇，但他終未越雷池一步而發(fā)動家庭革命。在調(diào)整情感與理智的人生坐標中，沒有使命運玩弄于股掌之間。他的這些作為與他西裝革履號召“充分世界化”說也符，也不符。他表現(xiàn)出更多的是傳統(tǒng)知識分子的心態(tài)和扭曲變形的人格。胡適一生著書作文，崇尚自由主義、人本主義，痛斥傳統(tǒng)道德，抨擊封建禮教，尤其對程朱理學存天理、滅人欲，以理殺人的信條深惡痛絕，但他自己卻扮演著一出歷史的悲?。鹤杂X不自覺地蹈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舊轍。而這一悲劇是歷史的、社會的、文化的，也是他性格上的。
胡適作為一代啟蒙思想家，他為現(xiàn)代中國嶄新的開始盡了他的歷史責任，為開辟一個科學、民主的時代而奔走、吶喊，沖鋒在前，同時也為民族歷史文化的重構、復興而在諸多領域開拓、奠基。然而，他自己心靈的重負，他因襲的歷史重擔，卻使他的思想、行動烙上了時代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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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適全集》第18卷第187—188頁。
[2]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81頁。
[3] 《胡適全集》第27卷第282頁。
[4] 《胡適全集》第27卷第585頁。
[5] 《胡適全集》第28卷第285頁。
[6] 同上書，第481頁。
[7] 《胡適全集》第27卷第585—586頁。
[8] 《胡適全集》第28卷第231頁。
[9] 《胡適全集》第28卷第297—298頁有英文原文。此處是用魯奇的譯文。詳見（美）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魯奇譯）第73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0] 《胡適全集》第28卷第306頁。
[11] 《胡適全集》第28卷第315—316頁有英文原文。此處用魯奇的譯文。詳見（美）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魯奇譯）第74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2] 轉(zhuǎn)引自（美）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魯奇譯）第347—348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 同上書，第348頁。
[14] （美）懷特：《文化科學》（曹錦清等譯）第154頁中引語言學家薩丕爾的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5] 該文初刊于《留美學生年報》，1913年1月出版，又載《神州學報》1913年8月第1卷第1期。收入《胡適文存》時改名為《詩三百篇言字解》。
[16]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冊第1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17] 《胡適全集》第18卷第104頁。
[18] 《胡適全集》第18卷第104頁。
[19] 《胡適全集》第18卷第105頁。
[20] 《胡適全集》第28卷第353頁。
[21] 同上書，第354—355頁。
[22] 同上書，第356頁。
[23] 《胡適全集》第28卷第391—393頁。
[24]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10—415頁。
[25]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42頁。
[26] 同上書，第439頁。
[27]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52—453頁。
[28]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21—422頁。
[29] 《胡先骕文存》（上卷）第26頁，江西高教出版社1995年版。
[30] 同上書，第59頁。
[31] 《胡適全集》第28卷第496頁。
[32] （英）彼德·瓊斯編：《意象派詩選》（裘小龍譯）第158—159頁，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33] 《胡適全集》第28卷第510頁。
[34] 同上書，第565—566頁。
[35] 《胡適全集》第28卷第529頁。
[36] 《胡適全集》第21卷第27—29頁。
[37] 《胡適全集》第27卷第180頁。
[38] 同上書，第206頁。
[39] 同上書，第252頁。
[40] 《胡適全集》第27卷第262頁。
[41] 同上書，第539頁。
[42] 《胡適全集》第27卷第330頁。
[43] 《胡適全集》第28卷第17頁。
[44] 同上書，第148頁。
[45] 《胡適全集》第23卷第28—29頁。
[46] 唐德剛：《胡適雜憶》第15—16頁，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47] 《胡適全集》第10卷第60—61頁。
[48] 周質(zhì)平：《胡適與韋蓮司》第78頁，臺灣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98年版。
[49] 《胡適全集》第29卷第436—437頁。
[50] 《徐志摩散文全編》第661頁，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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