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引言：為中國著迷

我的父親福蘭閣生于1863年，他先在弗萊堡（Freiburg）和柏林（Berlin）學習歷史與古典語文學，后來到哥廷根（G?ttingen）大學學習梵文和比較語言學，并于1886年獲得這兩個專業(yè)的博士學位。第二年他又回到柏林，跟從葛祿博（Wilhelm Grube，1855-1908）在新成立的東方語言學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學習漢語，并初步掌握了中文的基礎知識。1888年夏，我父親被派遣到北京，擔任德國公使館的翻譯見習生，先后在北京、天津、上海，后又回北京，工作了8年。1896年他回德國老家休假，并與我母親結(jié)婚。我母親路易斯·尼布爾（Luise Niebuhr，1877-1962）生于1877年，漢堡人，住在德累斯頓（Dresden）她的母親那兒。第二年，我父親帶著母親又來到中國的北京、上海、廈門，一直待到1901年。我姐姐和哥哥分別在北京、上海出生。1903～1907年，我父親擔任柏林的中國公使館秘書。1907～1908年，他作為特別全權(quán)代表再次來到中國進行談判，目的是在當時的德國保護區(qū)青島為中國人建立一所高等教育機構(gòu)^[1]。在此之前，我父親在柏林大學取得了漢學專業(yè)的大學授課資格。1909年，他被聘為漢堡大學前身的德國殖民學院漢學專業(yè)的第一位大學教授。1910年，父母帶著我的三個兄姐移居漢堡（Hamburg），1912年我在此地出生。

在我出生長大的家里，到處都是中國家具和其他的中國物件：客廳里陳列的是中國瓷器和手工藝品，走廊里放著漂亮的景泰藍花瓶和壇子，我父親工作室的書架上，擺放著許多中文書籍（木版書籍）。吃飯或其他時候，大家會大量談論中國的事情，我父母在中國度過了他們婚后的前幾年時光。中國客人常來我家，其中有商衍鎏（1875～1963）先生，這是一位老派的中國著名學者，我父親爭取到與他合作組建中國語言與文化系（Seminar für Sprache und Kultur Chinas）。這樣，中國很早就進入了小傅吾康的意識中。他后來也想去中國，這一點對他和他父母來說，完全是理所當然的。

我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父母外出旅行，原來照看我的瑪麗·科赫（Marie Koch）小姐脫不開身，來幫忙的是她的妹妹。此時正值一戰(zhàn)后期，食品相當匱乏，但是，為了能烤一塊特別合我口味的蘋果蛋糕，這位保姆還是用某種辦法弄到了必需品，這時，我對她說；“要是你總給我烤這么好看的蘋果蛋糕，我將來就帶你去中國！”她對小男孩的話十分驚奇，轉(zhuǎn)告了我父母，他們也同樣詫異，還問起我這件事。這個小插曲一直保留在我的記憶里。

幾年后，有一位客人在我父親的書房里，當時我也在場，我指著中文書籍對他（或她）說：“將來我長大了，這些書全都是我的！”

20年代末，我讀高中的時候，我父親正在撰寫他的《中華帝國史》（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第一卷，我母親則用打字機謄寫該書手稿，因此，吃飯或者別的場合，總會談論中國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由于這些因素的激勵，在選擇學校的作文和報告題目時，我盡量尋找有關(guān)中國的話題，并且開始閱讀我父親的著作，特別是《東亞重組》（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里的文章。所以，我高中畢業(yè)后自然而然地想到學習漢學。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未來的生活事先已經(jīng)規(guī)劃好了。我父親雖然不反對我的選擇，但顯然感到驚奇，他寫道：

……最小的兒子1930年在柏林通過了高中畢業(yè)考試，立刻毫不猶豫地決定學習漢學，他沒有受到我的任何影響，他的決定甚至讓我也大吃一驚。這只能說是環(huán)境的奇特作用，因為生物學的影響并沒有發(fā)揮效果。至今，他從來沒有片刻的疑慮，而是從一開始就走上一條筆直的道路，沒有迷失方向。與他父親走過的彎路相比，這當然意味著節(jié)約大量的時間^[2]。

[1] 華德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Chinesisch-deutsche Qingdao Hochschule für Spezialwissenschaften mit besonderem Charakter）?！幾g者注

[2]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78-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