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學求學

一 漢堡學習：1930～1931年

1930年的夏季學期，我進入大學學習。按照當時還很流行的習俗，我父親同意我先不在柏林而是去其他城市的大學學習。我想開始學習中文，所以只能考慮漢堡。除了柏林和漢堡，萊比錫（Leipzig）是德國僅有的設有漢學專業(yè)的大學，由海尼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擔任教授，但我們家里從來沒有談論過萊比錫大學。我父親不怎么了解當?shù)匾哉Z言學—世界歷史為方向的漢學研究狀況，我也沒什么興趣去那兒。反之，漢堡大學的漢學是由我父親創(chuàng)立并組建的，我開始學習時的第一個重要老師是我父親的學生兼助手顏復禮（Fritz J?ger，1886-1957），我父親非常器重他；另外，家鄉(xiāng)始終吸引著我，在柏林我從沒有真正地感到過愉快；此外，我姐姐奧爾加作為候補文職人員在漢堡講授拉丁語、希臘語和德語。在奧爾加的幫助下，我找到了奧特馬爾申區(qū)（Othmarschen）的柯拉納赫大街（Cranachstraβe）上一個便宜的房間，這個房間在一棟獨門獨戶的房子里，主人從南美洲返回，整棟房子加蓋在其他房子的一側。我到漢堡后，可以立刻入住。

我父親根據(jù)他本人糟糕的經(jīng)歷，勸告我在法學院注冊。當時我們完全沒有商量決定以后我將從事學術研究。對漢學專業(yè)來說，就業(yè)機會本來就很少，其中一個就職機會還是一直由法學家壟斷的外交部。由于這個原因，我父親當年因為沒有參加國家法律考試而在外交部吃了很大的虧，雖然他擁有梵文博士學位，在語言方面有較高的學術資格，這也是13年以后他最終從外交部離職的原因之一^[1]。因此，我按照父親的建議，聽法學導論的講座，但很快發(fā)現(xiàn)，講座的材料雖然生動，但與之相關的問題卻根本引不起我的興趣。因此，我第二學期轉到漢學專業(yè)所屬的哲學學院。在法學講座中，我父親過去的同事兼朋友庫爾特·佩雷爾斯教授的“德意志帝國土地法”（Deutsches Reichs- und Landes-Staatsrecht）和“民法”（V?lkerrecht）還比較令我感興趣。

無論如何，我的學習重點是漢學，因此首先在顏復禮教授那里上漢語導論課，他立刻真誠地歡迎我，保證努力傳授他從我父親那兒學到的一切。除我以外，同樣的課程中還有其他三四個初學者，他們中有來自柯尼斯堡的安妮·科貝爾特（Anni Kobbert），她1933年在柏林東方語言學院通過了碩士考試^[2]。但是，這門導論課的講課方式完全不符合現(xiàn)代語言教育的要求，這門語言的學習進展也相應地緩慢。顏復禮教授并無一定的教學方法，他喜歡跑題。不過，對一個未來的漢學家來說，這正好是對的——有點歪打正著——我學到了許多后來對我很有用的東西，直到今天，我還感激自己的老師。導論課從卜朗特（J.Brandt，1869-1944）的《文言文入門》（《漢文進階》，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開始^[3]，該書的前十篇課文里，同一篇文章的書面語和口頭語并列在一塊兒，所以，從一開始，兩者之間的區(qū)別就一目了然。大約6個星期以后，在我們結束初級課文以前，顏復禮教授教我們《康熙字典》體系中的214個部首，并指導我們練習從《字典》里查找字詞。因此，我很早就習慣了這種體系，學會很快而且輕松地查找生字生詞，如果這些字詞是按照《康熙字典》的部首體系編排的話。直到今天，我通常還能比我的中國朋友和同行更快地查到字詞。最初的十篇初級課文完成以后，就不再繼續(xù)使用卜朗特的《入門》了。顏復禮教授認為我們必須先學習更多的口語——這是正確的——所以拿來了微席葉（A.Vissière，1858-1930）的教材《初級漢語教程》（《北京官話：漢語初階》，Premières le?ons de Chinois）^[4]，直到兩個學期后的導論課結束時，我們都使用這本教材。

在練習查找字詞的過程中，我初次接觸到高本漢（B.Karlgren，1889-1978）的《中日漢字分析字典》（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5]，它引起了我的關注，令我特別感興趣的是文字符號的組合形式，所以，我喜歡先從高本漢的字典里查找生字——開始時，生字很多。按照這種方法，我能更好地記住它們。我也開始致力于語音學，因為從一開始我就被迫去研究各種各樣的羅馬化的中文體系：卜朗特的威妥瑪-翟里斯拼寫體系（Wade-Giles-System）、微席葉的法語體系、《呂登伯格字典》（Rüdenbergs W?rterbuch）中的德語萊辛-歐特梅爾體系（Lessing-Othmer System）、我父親使用的德語轉換和高本漢的嚴格的語音轉換體系，我暫時也使用后者做筆記。這一基礎理論研究雖然有些延緩我在實用語言訓練上的進展，但我并不后悔。中國語言和文字及其背后的文化使我著迷，我從學習中體會到了快樂。

除了提到的導論課以外，還有中國老師上的會話練習課。起初，擔任該職的是邱長康（1900～1960）先生，他來自福州，卻說一口很好、很標準的中文，當時正在寫民族學的博士論文^[6]。接下來一個學期，我父親的同事商衍鎏的兒子商承祖（1900～1975）代替了邱長康。這個孩子隨他父親來到漢堡，上了好幾年德語學校，現(xiàn)在要在漢堡攻讀博士學位，也以民族學^[7]和日耳曼學作為副專業(yè)。語言老師的課不是被安排在早上就是在晚上，因此，在職人員——大多數(shù)是中國公司的雇員——也能參加。上課的形式通常是這樣的：老師隨便提出一個小題目，接著開始和學生對話，我們盡自己所能地參與。在這個過程中，老師解釋我們不知道的新詞和用語，大家記下來。有時候，語言老師也講一個小故事，要我們復述。雖然上課根本就不系統(tǒng)，但我們學會了還算正確的發(fā)音，不久后就能簡單地表達。書法課也由語言老師來擔任。

兩個學期以后，我們上完了導論課，之后，我可以參加佛爾克（Alfred Forke，1867-1944）教授的文言文《孟子》的閱讀練習。雖然佛爾克不是一位特別能調動學生情緒的老師，但他掌握材料，懂得如何借助文章來引導學生進入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這是我第一次通過文言文的原文與這個思想世界的直接接觸，令我印象深刻，直到今天都還記得。第二、三學期，我也參加了顏復禮的其他講座。此時，我父親撰寫的到漢代為止的《中華帝國史》第一卷正好出版，顏復禮將這本書作為練習的素材，參加講座的每個學生都要就一定的章節(jié)作報告，接著進行討論，顏復禮教授作些補充。與閱讀無聲讀物相比，這是更有效地記住材料的方法，因此，我比較好地掌握了中國歷史的基礎知識。在另一個練習中，我們閱讀胡適（1891～1962）關于漢學的基礎藏書的文章，從中我初次獲得了目錄學的知識。

高本漢的《分析字典》以及他的其他著作喚起了我對語音學和語言學的興趣，所以我去聽了與之相關的課程，特別是語言學家潘孔切利-卡西亞（Panconcelli-Calzia）教授給語言學者開設的實驗語音學導論，他是一個活潑的羅馬人，是大學語音室的領導和這個專業(yè)的創(chuàng)立者。潘孔切利-卡西亞有一個學生是當時剛獲得語音學博士學位，后來任廈門大學社科系主任的周辨明（1891～1984）教授。共產(chǎn)黨執(zhí)政后，周辨明在新加坡生活，我60年代在那里又見到了他。我也上了皮耶羅·美里吉（Pietro Meriggi）的練習課，他是意大利語老師兼無薪講師，教授普通語言學。我還在提倫琉斯教授那里聽了民族學講座，他同時也是民族博物館的館長，留著白胡子，是一位令人尊重的老先生。這個課程的內容沒有給我留下什么特別的印象，我想不起來它是關于什么的。在大學學習之外，我自己也繼續(xù)研究一點兒希臘語。佩雷爾斯教授將我介紹給當時的無薪講師布魯諾·施內爾（Bruno Snell）博士。在霍赫魯夫特肖斯?jié)纱蠼郑℉oheluftchaussee）的家里，布魯諾·施內爾給三個已畢業(yè)的古典語言研究者上討論課，每周一次，形式不限，也允許我參加。我們一起閱讀、翻譯希波克拉底（Hippokrat）的醫(yī)學歷史文章《古代醫(yī)療學》（über die alte Heilkunde）。我的希臘文知識比起那幾個專業(yè)人士差得不是太多——這是格林納瓦德中學我的老師拉貝爾良好的教學質量的明證。

當時，漢學是所謂的“幽蘭專業(yè)”^[8]，和日本學加在一起不到20個學生。兩個系在埃德蒙德—希梅爾斯大道（Edmund-Siemers-Allee）的主樓第二層各有一個挺大的閱覽工作室，教學活動也在此進行。不過，教學活動并不是很多，所以白天大部分時間，教研室可以讓給人數(shù)很少的學生當工作室，我大多數(shù)時候在系里學習，那里有一切必備的書籍。教研室后面，日語系的旁邊，是教授兼主任佛爾克的房間，那里以前曾是我父親的辦公室。從前，我中午從不遠處的伊斯普蘭娜德街上的學校放學后，有時到那兒去找父親，我們一起穿過海姆胡德爾街（Heimhuder Stra?e）、米特兒路、索菲亞梯地大街（Sophien-Terrasse），通過克魯克科佩爾和費爾澤西特大橋，步行大約40分鐘回家。顏復禮教授在走廊對面的外頭有自己的辦公室，隔壁是擔任兩個系秘書的魯特根斯（E.Lütgens）女士，我父親在職的時候，她已經(jīng)在那兒了。魯特根斯女士總在系里，兩個系就是她的全部生活內容，她像母親一樣，對教授和學生同樣友好和關心，她還特別欣賞我父親。柏林這邊的大學既不怎么愿意給我父親提供幫助，也沒有給予特別有用的支持，而他還不得不違心地表示滿意，每當此時，我父親總會想到魯特根斯女士。

就這樣，兩個系的成員——老師和學生——組成了一個大家庭，大家彼此較為了解。同學中，學日語的赫爾伯特·查赫特（Herbert Zachert）和我最為接近，他是柏林人，比我高幾個學期，與我同時到漢堡，因為當時柏林大學還沒有日本學。他后來的妻子蘇茲·西爾鮑姆（Suzi Schierbaum）當時也在漢堡日語系學習，我偶爾和她打網(wǎng)球，我保持著與查赫特一家的聯(lián)系。查赫特獲得博士學位后，我在柏林多次見到過他，直到1934年他們夫婦去了日本，1943年我在那兒看望了他們。后來我們在柏林還偶爾見面，他在洪堡大學教書，但住在他的家鄉(xiāng)——柏林西邊的弗里德勞（Friedenau），以后我們也在波恩（Bonn）見過面。

我中文系的同學有露特·施勒辛格爾（Ruth Schlesinger），后來的名字叫克拉德爾（Krader），她比我晚一年開始學習，1933年在東方語言學院通過碩士考試^[9]，然后去了瑞士并在日內瓦（Genf）獲得了博士學位。戰(zhàn)后，她在西雅圖（Seattle）的華盛頓大學當漢學圖書管理員，我訪問那兒的時候又見到了她，她也到漢堡來過幾次。另外，我讀書的時候，魏翰基（Hans Wist）^[10]也獲得漢學博士學位。1933年以后，他作為奧托·薩姆森（Otto Samson）的接班人，曾暫時在漢堡的民族博物館工作，50年代與艾士宏（Werner Eichhorn，1899-1990）一起在蒂賓根（Tübingen）教書。第一學期，我還認識了孫用震，這是我的第一位中國朋友，他當時是中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偶爾到系里來。孫用震是孫寶琦（1867～1931）的兒子，孫寶琦1907～1909年擔任中國駐柏林公使，當時我父親在中國公使館工作，因此他是我父親的上司。這樣一來，傳統(tǒng)的家庭友誼即世交將我和孫用震聯(lián)系在一起。我們30年代末在北京又見了面。此后他遷居上海，我去看過他一兩次。戰(zhàn)后的60年代還在香港多次見到過他，最后一次是1990年在舊金山。從70年代開始，孫用震住在當?shù)氐淖优畟兡莾海钡?994年11月18日去世。

我偶爾打網(wǎng)球鍛煉身體，但主要是參加位于羅滕堡姆大街（Rothenbaum）的塔特爾薩爾（Tattersall）的騎馬練習，這是大學體育系給學生提供的便宜的訓練課，騎馬令我快樂。我有時在霍赫坎普（Hochkamp）的皮卡爾滕大街（Pikartenstra?e）的馬場里騎馬，偶爾從這里騎到里森的杜鵑花原野（Rissener Heide）。漢堡也有傳統(tǒng)的學生聯(lián)盟，不過，在面向世界開放的大城市里，它們不如南德大學城的聯(lián)盟那么重要?？亢绕【?、比武來表現(xiàn)果敢的男子漢氣概，大家對這種與眾不同的方式習以為常，我卻很討厭。通過我的表哥，也是弗萊堡學生聯(lián)誼會成員的阿圖爾·尼布爾（Arthur Niebuhr）的描述和他的一些行為，學生聯(lián)誼會給我留下了清晰卻可怕的印象。中學老師拉貝爾在高中畢業(yè)時的評語又加強了我對這類組織的負面印象：拉貝爾不明白，一些畢業(yè)生為何那么高興。他們曾將中學的束縛拋在腦后，現(xiàn)在卻立即服從大學學生聯(lián)盟的新束縛。我也沒有意愿去參加任何其他的學生協(xié)會。

我父母在漢堡特別是在大學里還有許多朋友，他們有時候請我做客。我特別愿意回憶公法教授庫爾特·佩雷爾斯，他定期于每周的某一天請我吃午飯，我到他的系里去接他，一起去拉本大街（Rabenstra?e）的船碼頭，乘船到渡口，再到他位于卡爾斯大街（Carlsstra?e）的家里。佩雷爾斯教授已喪偶，獨自住在一棟很大的房子里。他有點兒過分拘泥于細節(jié)，但很關照我。佩雷爾斯教授的結局很悲慘，因猶太人出身，1933年面臨解雇，導致他割腕走上了絕路。我父母尤其是我姐姐與提倫琉斯一家也是朋友，大家極少看到提倫琉斯教授。但是，提倫琉斯太太帶著她的四個孩子住在阿布太大街上，他們有的比我大，有的比我小，這家人很好客，我姐姐和我經(jīng)常去那兒。

異性當然吸引我，我喜歡跳舞，也有很多機會，例如在布蘭肯內澤郊區(qū)緊挨著易北河畔的阿爾貝格（Ahrberg）咖啡館。有時我會去那兒，有幾次是與我房東的女兒伊爾瑪（Irma）一起去，她大我8歲，很吸引人，但有點兒歇斯底里。伊爾瑪喜歡我，開始時很容易接近，后來，在她眼里，小男孩大概太天真又沒有經(jīng)驗，很遺憾，她從我身邊縮了回去。

我也和其他人去過幾次圣保利大街^[11]（St.Pauli）。我們先到自由大街（Gro?e Freiheit）旁邊的施木科大街（Schmuckstra?e）的中國小餐館晚餐。小餐館其實是一個房子的客廳，有一張大飯桌，據(jù)猜測，桌子上方掛著的是帕西法爾（Parsival）在圣杯前的畫作^[12]。這是當時唯一能吃上一頓劃算的中餐的地方，味道還算湊合。然后我們很高興地參觀“殖民地與本土博物館”，博物館館長卡普滕·哈澤（K?ptn Haase）自稱是“未被發(fā)現(xiàn)之科學的教授”。這是一個小酒館，放著從世界各地弄來的奇珍異品，這些大雜燴是卡普滕·哈澤旅行時搜集的，其中有一個動物標本，是剝開制作的，稱為“帶來孩子的長頸鹿”，正像大家通常說的，孩子是仙鶴帶來的。大多數(shù)時候，卡普滕·哈澤醉酒酣睡，酒醒了就給我們開不正經(jīng)的玩笑，并進行粗野下流的評論，特別是當著女性客人的面。不過，圣保利街的女孩不吸引我，反而讓我覺得特別討厭。

我有時在父母家，有時在別處度過假期。1930年夏天，為了提高法語水平，我參加了在圖爾（Tours）的假期班。利用這個機會，我乘坐當時最大的客船——北德的羅特（Norddeutscher Lloyd）輪船公司“歐洲”號，從不來梅港（Bremerhaven）到切爾伯格（Cherbourg），進行了我的第一次海上小旅行。接著，乘火車到巴黎待了幾天，繼續(xù)到圖爾?？上В捎谀樕系钠つw病，在當?shù)卦居腥さ亩毫糇兊糜行吲d，在以后的歲月里，這皮膚病還是偶爾給我?guī)砺闊?931年暑假，我在石勒蘇益格市的騎馬和駕駛學校參加了騎馬課程，結業(yè)時獲得了一枚古銅色騎士徽章。我選擇石勒蘇益格市，是因為我小時候的保姆瑪麗·科赫住在那兒。由于過去的親密關系，每天我到她那兒去吃晚飯的時候，她都很慈愛地照顧小沃爾夫岡。

二 柏林學習：1931～1934年

1931～1932年的冬季學期，我轉到柏林大學的時候，我父親剛剛退休。我繼續(xù)在東方語言學院接受中文訓練。漢堡的課程很不系統(tǒng)，所以我在柏林只能上第三學期的課，這是許勒（Wilhelm Schüler，1869-1935）教授教的，他的課有點兒沉悶，但他本人卻是一位友善的老先生。許勒教授是神甫，常年生活在中國，很了解中國，也很理解她的人民，他在學生當中有一個外號叫“小爸爸”。10年以后，我從他的后代那里得知，許勒是因為缺乏正統(tǒng)的教會觀，受到教會管理部門的懲罰而被調往中國，這恰好說明了他為人很好。瓦爾特·特里特爾（Walter Trittel）講接下來的第四學期的課，他特別注重操練。特里特爾同樣曾經(jīng)在中國生活過多年，后來在荷屬印度工作。在他嚴厲、有些吹毛求疵的指導課上，特別要閱讀的是經(jīng)濟方面的文章如購物合同、船運清單、官方的規(guī)章制度等，它們用書面的專業(yè)術語寫成，往往不易理解，尤其是內容極少能引起我的興趣，但這些讀物對我必須參加的畢業(yè)考試是絕對必要的。此外，每周有幾個小時的會話課，由語言老師曾垂祺教這門課。他是四川人，友好但令人印象模糊，說起德語和說他的家鄉(xiāng)方言一樣，從來不能區(qū)分l和n等邊音和鼻音。曾垂祺這樣上課：他講短小的中國故事，學生們必須用中文復述。1932年7月就是所謂的研究生考試。考試委員會里，除了系里相關的教授以外，還有外交部的代表，即當時已經(jīng)在高延那里獲得漢學博士學位的彼德爾（H.Bidder）博士，此外還有我父親，但他沒有向我提問。畢業(yè)成績單上寫著我的成績：

該考生在閉卷的筆試中，將一篇不太容易的漢語文言文翻譯成德語，獲得“及格”。用中文口語翻譯同一篇文章得到的評語為“良好”。用中文口語翻譯另一篇德文文章的成績?yōu)椤凹案瘛薄?/p>

在閉卷考試“中國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與農(nóng)業(yè)問題概況”（“Grundzüge der Landwirtschaft und der Agrarfrage in China”）中，考生表現(xiàn)出良好的綜合知識，但鑒于他極少圍繞主題回答問題，分數(shù)是“及格”。

口試中，該考生翻譯了一篇中等難度的漢語文言文、漢語口語對話，并圍繞專業(yè)進行了談話，表現(xiàn)了“優(yōu)異”的知識。

綜合筆試和口試成績，考試委員會向哲學學院學生傅吾康先生頒發(fā)此畢業(yè)證書，總成績?yōu)椤傲己谩?，并通過了中文語言考試。

對我來說，閉卷考試就像前面提到過的在跳蚤上準備考試的動物學家，只不過動物學家得到的考題是有關大象的：“大象是一種哺乳動物，有四條腿，后面有一條尾巴，前面有一個象鼻和兩顆長牙。它身上有許多跳蚤。跳蚤屬于某科……”。我不懂經(jīng)濟，更確切地說不懂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但對一些內容也有所了解，可以談談中國人與自然的關系，特別是道教對這種關系的闡述，以及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觀念上的區(qū)別。在談論上述內容的時候，我還能用希臘原文逐字逐句地敘述索?？死账沟摹栋蔡岣昴罚?i>Antigone）中的一段引文，其德語的開頭是：“有許多強有力的事物，但沒有比人更強大的東西。”顯然，這給考試委員會留下了一定的印象，導致他們做出了寬松的評語。

在大學真正的漢學課程中，我定期聽西門華德（Walter Simon，1893-1981）的課，他是大學圖書館館員兼學院的無薪講師。我還記得《聊齋志異》、《莊子》讀物、一門語言學討論課和一門日文中的中文——漢文（Kambun）導論課。在我的記憶里，當時的情景仍然那么清晰，仿佛就在眼前。西門尚未到過中國，卻非常清楚如何從多方面來安排課程，令學生的學習情緒高漲并獲益良多。我從他那兒學到了許多東西，與他和他妻子在校外也有聯(lián)系。1932～1933年的冬季學期，我父親也教過一門課，讀物是《春秋公羊傳》，他很有把握自己掌握了這一讀物，知道如何講解才能激起學生的學習熱情。此外，我還參加了雷興（Ferdinand Lessing，1882-1961）教授的講座，他1933年從中國回到東方語言學院，也常到我父母家做客。我們閱讀一本現(xiàn)代的佛教教義問答手冊，雷興擁有淵博的佛教知識，懂得梵文、巴利文、藏語和蒙古語所著的佛教教義，知道如何安排讀物才能引起大家的強烈興趣并有所心得。我所了解的一點佛教知識，要歸功于他的這門課程。

我父親的接班人是海尼士。他來自萊比錫，受聘擔任柏林的漢學教授，他可能是當時唯一有資格坐這個席位的人，大家顯然不愿意聘請外國人，所以也就別無選擇。我父親大概不甚了解萊比錫的漢學，這是由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所創(chuàng)建的漢學學派，海尼士1925年接任。不管怎樣，我和父親談到我可能的學習地點時，從來沒有提到萊比錫。相反，他勸我到萊頓（Leiden），到他賞識的戴聞達（Duyvendak，1889-1954）教授那里去學一個學期?？上?，戴聞達在我想去的那個學期剛好去了美國客座講學而不在荷蘭當?shù)?。所以?932～1933年冬季學期到1933～1934年冬季學期，我上了海尼士的課，內容我已經(jīng)忘記，很可能是古文。他對待教材的方法、針對中國的一切方式都令我不感興趣。他讓學生翻譯中文文章，就像文理中學里水平一般的7年級老師要學生翻譯愷撒（Caesar）的《高盧戰(zhàn)記》（Bellum Gallicum）一樣：唯一重要的是逐字逐句的翻譯，內容必須準確，語法必須清楚。對海尼士來說——與翻譯拉丁文一樣——始終只存在著唯一正確的翻譯，如果背離此原則，在他看來就是錯誤的。他并不了解文言文的精微差別，而對這些差別常?？赡苡懈鞣N不同的解釋。我還記得，有一次海尼士在課堂上對馮·查納爾（E.H von Tscharner）剛剛發(fā)表在《東亞雜志》（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上的文章《德譯中國詩歌》（“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13]提出了批評，態(tài)度很輕蔑。馮·查納爾在文章中指出，中文詩歌具有較為豐富的多種含義，因此要進行翻譯是比較困難的。查納爾的說法令人非常信服。我們沒有從海尼士那兒感受到文學的精美，也沒有了解所讀文章的更深刻的內容，所以這些沒有給我留下長久的印象。與提到過的其他老師相反，我也從不認為自己是海尼士的學生。那時，海尼士在學生中有個綽號是“瑪麗阿姨”，我父親則被稱為“偉大的奧托”^[14]。

另外一次經(jīng)歷也令我對海尼士保持距離。海尼士1932～1933年冬季學期來柏林上任以前，10月初，我們系要從法國大街（Franz?sische Straβe）搬到城堡附近一棟叫做“宮廷馬廄”的古老樓房里。1930年從我父親那兒獲得博士學位的白樂日（又名伊天恩，Stefan Etienne Balazs，1905-1963）和我負責中文書籍的打包和拆包。這些情況都告訴了海尼士，他想表示感謝，就請我們兩人上餐館。喝了一點啤酒后，海尼士開始講他在中國的經(jīng)歷：1904～1911年，他在武昌（今天武漢的一部分）的軍事學堂——武備學堂擔任德語老師。此時此刻，當他談到“中國人”時，與在中國通商口岸生活的外國人通常所做的一樣，同樣的無知和輕蔑。我深為震驚，我在父母家里從來沒有聽到過人們如此議論中國人，雖然我父母也在外國移民區(qū)，確切地說是在北京公使館生活過。回家后，我極為憤怒地講述了海尼士的觀點，我父親保持沉默——他不愿意說自己的同事兼接班人的壞話——但我發(fā)現(xiàn)，他是理解我的。

對海尼士來說，中國——與古希臘、古羅馬一樣——其文化是死亡的古典文化，漢學是一門純粹關于語文學的古典學科，與當代沒有關系。不過，這種態(tài)度后來能夠讓他拒絕納粹政權濫用其學術，從而避免了必須就中國的時事問題表明立場。

除了我的中文主專業(yè)的學習以外，我聽從父親的勸告，開始學習日語。為此，我在東方語言學院上日語入門課。授課的老師克萊門斯·沙恩施密特（Clemens Scharschmidt）很優(yōu)秀，但也很苛刻，對學生的要求很多。沙恩施密特在日本生活了很長時間，除了語言以外，他還傳授有關這個國家、人民和文化方面的知識。當時柏林大學還沒有日本學，但有些學生對此抱有興趣。1933年日本研究所開始定期地開設日本學課程。我已經(jīng)忘記了日文研究所所長黑田源氏（Kuroda Genji，1886-1957）的第一堂課的主題，接著是該所德國所長冉明（Martin Ramming）的閱讀課《平家物語》（Heike Monogatari），他是一位知識豐富、感情細膩的學者，令人極有好感。弗里茨·魯姆弗（Fritz Rumpf，1888-1949）的課給我留下的印象最為強烈，近松門左衛(wèi)門（Chikamatsu Monzaemon）的戲劇《博多小女郎浪枕》（Hakata Kojōrō Namimakura）是這門課的基礎讀物。魯姆弗非常了解與課程相關的內容，向我們傳授他對日本戲劇尤其是歌舞伎（Kabuki）的豐富知識和經(jīng)驗，讓我們產(chǎn)生了豐富的想象。1989年，魏漢茂（Hartmut Walravens）編輯了非常漂亮的紀念文集《你懂我們的心》（Du verstehst unsere Herzen gut），其中，以多種方式展現(xiàn)了魯姆弗的個性。

我也很感謝奧托·屈梅爾（Otto Kümmel）教授的東亞藝術課，我聽了好幾個學期。講座讓我掌握了理解藝術品的基礎知識，我后來可以在中國和日本看到原作，但從來沒有具備東亞藝術的扎實知識。

在柏林，我也繼續(xù)關注自己在漢堡就萌生的對語音學和普通語言學的興趣。我主要在迪特里希·韋斯特曼（Dietrich Westermann）那兒學習，甚至開始學非洲語，起初是學蘇阿赫利語（Suaheli），然后學了一點兒埃維語（Ewe）。我想，也許可以利用這些語言作為附加專業(yè)而獲得博士學位。韋斯特曼曾經(jīng)長期生活在非洲，也知道如何傳授知識，讓大家對非洲世界有個印象。然而，我已經(jīng)強烈地瞄準東亞，所以他講的那些內容沒有引起我的特別興趣，以后我也沒有繼續(xù)進行已經(jīng)開始的非洲研究。

在大學、東方語言學院和日本研究所聽課以及為此所作的準備，雖然是主要的，但并不是我在柏林學習的唯一內容。冬季，總是有大量關于東亞的講座，由東亞藝術協(xié)會（Gesellschaft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遠東聯(lián)合會（Verband für den Fernen Osten）和其他機構舉辦，我經(jīng)常定期參加。1933年11月有徐悲鴻（1895～1953）的特展。1934年1～2月劉海粟牽頭的較大型的展覽，展出了中國現(xiàn)代繪畫，展覽中除了劉海粟以外，還有許多在世畫家的作品。

碩士學位文憑考試后不久，我也參加了一個漢學研究小組。學期中，小組成員多次碰面，大多數(shù)時候是在其中一個成員的家里。白樂日、貝克曼（K.Beckmann）、卡爾·賓格爾（Karl Bünger）、艾伯華（Wolfram Eberhard，1909-1989）、葛瑪麗（Annemarie von Gabain）、沃爾夫·海尼士（Wolf Haenisch）、施翰基（Hans O.H. Stange，1903-1978）和馮·查納爾都屬于這個小組。通常，在誰那兒舉行，就由他作有關自己研究領域的報告。我還記得小組會談中的一幕：葛瑪麗去中國旅行，時間比較長——這在當時并不是普通的事——她回來后講述這次旅行時，施翰基，這個在漢學家中稱得上是冒失鬼的人，顯擺自己知道的所有東西都要比葛瑪麗的好，葛瑪麗生氣地堵住他的嘴：“施翰基先生，您知道，聰明的孩子早死！”于是，他才不說話了。在艾伯華的鼓勵下，我寫了第一篇小論文《康有為的德國旅行記》（“Ein Reisebericht Kang Yu-wei’s über Deutschland”）^[15]，作為獻給我父親70歲生日的紀念文章。盡管我是初學者，但將來的某一天，這個圈子里一定會出現(xiàn)一些我要表達的東西。我與父親談起這些。為此，他給我《皇朝經(jīng)世文新編》的樣本，還有他較早時候作的有關筆記?！缎戮帯肥撬鸭木S新改革運動的文集。我以此擬定了一份報告用于研究小組的討論。后來，我甚至將它擴充成博士論文。除了提到過的教學活動以外，我父親從來沒有給我上過課，但是如果我?guī)е鴨栴}去找他——也許這些問題對他來說都是很基本的——他卻始終愿意傾聽。一旦有相關的文獻，他就告訴我，我也能隨時使用他那出色的漢學圖書室。

上述維新改革運動的文集是用文言文寫的，特別是康有為（1858～1927）的文章，大多數(shù)相當難懂，尤其對初學者來說。為了幫助熟悉這些文章，學習漢學的學生喜歡和中國學生互換合作。起初，我和學日耳曼學的學生陳銓（1903～1969）^[16]一起互助，他1932年春季離開柏林后，從1932年12月到1934年春，我和歷史學家張貴永（1908～1965）互換交流，他在赫爾曼·歐肯（Hermann Oncken，1869-1945）那里準備博士論文^[17]。這兩位中國人都是北京的清華大學畢業(yè)生，青年時期受過良好的中國文字訓練，在我翻譯課文時能提供許多幫助，每次見面，我都認真地準備將要共同閱讀的課文的翻譯，就像上課一樣。我主要是幫助中國人修改潤色他們的德語博士論文。1937年6月，我在北京還見到過一次陳銓，但后來失去了聯(lián)系，與張貴永則保持聯(lián)系直到1965年底他的早逝。張貴永回到中國后，先后在南京中央大學、重慶，最后在臺北擔任歐洲歷史教授。我后來在南京、美國劍橋哈佛大學，最后在臺北又見到過他。

在柏林，我的同學圈子比在漢堡大得多，可想而知，我大多數(shù)的朋友來自一個圈子。其中，克勞斯·克里格（Claus Krieg）和貝阿特·克里格（Beate Krieg）兄妹是在北京德國醫(yī)院長期擔任院長的克禮（Paul Krieg）教授的子女，所以與中國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他們小時候還在那兒住過一段時間，眼下正在準備東方語言學院的碩士考試，并先后于1934年、1935年考完。1932年4月，我去他們的家鄉(xiāng)西里西亞（Schlesien）的西爾西貝格（Hirschberg）看他們，他們的母親克禮太太如果不住在北京，就在這兒生活。我和弗蘭茨·菲林格（Franz Ferring）在一起的時候特別多。他在東方語言學院我的班級里，并和我一起參加了碩士考試，后來在外交部工作。同一年考試的還有約翰內斯·米什（Johannes Misch），他的興趣主要是語言學，后來獲得漢學博士。我們偶爾見面。約翰內斯·米什有部分波蘭血統(tǒng)，但受德國教育長大，獲得博士學位后到了波蘭，二戰(zhàn)后去了美國。在我已提到過的1932年11月參加的漢學研究小組里，我與白樂日、艾伯華和葛瑪麗的聯(lián)系很密切。他們都是在柏林我父親那兒獲得博士頭銜的。從1933年春季開始，我很多時候和卜愛玲（Anneliese Bulling）在一起，她正準備東亞藝術史的博士論文，這在當時尤其需要廣泛的綜合知識，其中包含漢學。我也到卜愛玲的家鄉(xiāng)奧登堡（Oldenburg）附近的埃爾伍登（Ellwürden）看過她一次。她比我大很多，我從她那里得到的一些啟發(fā)和幫助，可以用來理解中國藝術和中國的人情世故。我一生都和她保持聯(lián)系。我還記得她說過：在我父母家里，不僅柜子、五斗櫥和抽屜里的物品這些物質性的東西整理得很仔細，非物質性的東西似乎也是如此。她的觀察可能并非完全不準確。

在漢學家的圈子以外，我保持和老朋友赫爾穆特·迪貝琉斯的聯(lián)系，他在柏林學習芬蘭-匈牙利語。我們常常一起步行或者騎自行車閑逛。他根本不是納粹甚至也不是民族主義者，卻成為戰(zhàn)爭的犧牲品。此外，我在漢堡還認識了威廉·布勞爾（Wilhelm Brauer），他是埃彭多夫醫(yī)院（Eppendorfer Krankhaus）醫(yī)務主任盧道夫·布勞爾（Ludolf Brauer）教授的兒子，我父母和教授夫婦很熟。這個兒子在商界供職，在南非工作過多年，來柏林擔任達爾波文（Darboven）咖啡公司的代理。威廉·布勞爾比我大幾歲，對文學、藝術和音樂很感興趣，他的職業(yè)其實不適合他。他愛好交際，我們相處得很好，可惜他的精神狀態(tài)不穩(wěn)，后來只能待在療養(yǎng)院里。通過威廉·布勞爾，我認識了一些人，其中有非洲學者索貝爾（R.Schober）博士，我和他很合得來，后來卻失去了聯(lián)系，我擔心他也成了戰(zhàn)爭的犧牲品。

1932年6月底，我和父母從霍恩錯掄達姆大街的比較簡陋的房子搬到呂德斯海姆廣場（Rüdesheimer Platz）10號3樓的公寓，我們的房子在一個又老又舊的樓房里，有7個房間。1933年5月父母出去旅行時，我成了這房子的主人，利用這個機會，在卜愛玲的幫助下，邀請了我所有的朋友參加晚間社交舞會，來的人有葛瑪麗、克勞斯·克里格、索貝爾、威廉·布勞爾、艾伯華等人。艾伯華在此認識了也應邀參加舞會的東方語言學院學生阿莉德·羅美爾（Alide R?mer），不久后就和她結了婚。

通過我父母，我和一些非漢學專業(yè)的教授們建立了聯(lián)系，特別是和我姐姐的好朋友古典語文學家哈拉爾德·福克斯、哲學家兼教育學家愛德華·施普冉格夫婦，我后來也和這對夫婦保持著聯(lián)系。我很高興又能去聽歌劇，特別是1931～1932年冬天的《波希米亞人》（La Bohème）、《卡門》（Carmen）、《游吟詩人》（Troubadour）、《唐·喬瓦尼》（Don Giovanni）、莫扎特的《后宮誘逃》（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假面舞會》（Maskenball）以及由福特萬格勒（Furtw?ngler）、克勒姆佩雷爾（Klemperer）、克萊伯（Kleiber）、布萊希（Blech）指揮的音樂會。我也聽一些與東亞無關的講座、報告，比如古典語文學家維也訥·耶格爾（Werner J?ger）的報告。

為了鍛煉身體，從1933年春天開始，我又定期騎馬，有時和葛瑪麗一起在格林納瓦德森林里，或者朝著馬西諾夫（Machnow）、得萊林登（Drei Linden）、特爾托夫運河（Teltow Kanal）方向騎去。我和我姐姐以及她的朋友坐小船旅行過幾次，也和艾伯華乘船旅游，他住在波茨坦，有一艘小船。我多次在柏林周圍騎自行車郊游，距離長短不一，有時候騎自行車環(huán)游好幾個星期，騎車到波羅的海，經(jīng)過梅克倫堡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滕（Schleswig-Holstein）再到庫克斯港（Cuxhaven）。我的家鄉(xiāng)漢堡還是那么吸引我，每年我都去那兒好幾次，或者是騎車旅游期間去，或者是和朋友乘汽車、火車去。每次去，即便待的時間不長，也總有好幾天。此外，我還發(fā)現(xiàn)了登山的樂趣。我加入了阿爾卑斯山協(xié)會（Alpenverein），1932年8月，在和大我很多的堂兄弗里茨·弗蘭克以及他妻子特奧多拉在克恩藤（K?rnten）的白湖（Wei?er See）逗留了兩個星期以后，我第一次去高山旅游，登上了格羅斯格羅克內爾山（Gro?-Glockner）。接著，9月8日我乘火車從博岑（Bozen）到威尼斯（Venedig）。在博岑的火車站，我意外地遇到了去威尼斯的西門華德教授，他要在威尼斯搭乘羅特—特里斯蒂洛公司（Lloyd Triestino）的“孔特維爾德”（Conte Verde）或者“孔特羅索”（Conte Rosso）客船去中國。我們同乘一輛火車，他為我在意大利的旅行提供了一些好的建議，顯然，他比較熟悉意大利。除了參觀景點以外，我在利多島（Lido）度過了大部分時間。在那兒，大家可以在亞得里亞海（Adria）優(yōu)哉游哉地游泳。9月中旬我又回到柏林了。兩年后，我和阿爾卑斯山協(xié)會的朋友地理學家溫茨（Winz）博士以及他的妻子再次去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旅游，并在帕拉山脈（Pala-Gruppe）登山，登上了沃特勒爾山（Ortler）。隨后我又到威尼斯，從此地乘船到弗美（Fiume），在伊斯特利半島（Istrien）的勞拉納海濱浴場（Laurana）停留了一段時間。9月初又按原路返回了柏林。此外還有一些小旅行，除了提到的在北德的自行車旅行以外，1932年4月，我去了我舅舅阿圖爾·尼布爾的新農(nóng)莊——他已經(jīng)賣掉了皮阿吉恩，搬到西里西亞的勞班（Lauban）旁邊的格拉斯海姆（Gerlachsheim）——我從那兒到布拉格（Prag），1933年6月去了摩澤爾河（Mosel）和拉恩河（Lahn）。

1933年1月30日是所謂希特勒和他的同伙奪取政權的日子。對納粹分子，我父母起初是克制觀望的，但并非絕對抵制。1932年1月，我在維爾門斯多夫區(qū)的網(wǎng)球大廳聽了希特勒的一次比較溫和的演講，雖然如此，我卻擔心會有嚴重的情況發(fā)生。遺憾的是，我是對的。納粹的真面目暴露的日益明顯，特別是在納粹通過建立“德意志基督徒”（Deutsche Christen）這個組織來干涉新教教堂并任命“帝國主教”（Reibi）以后，我父母的立場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因此，1933～1934年的秋冬時節(jié)，我父母和我多次參加達勒姆區(qū)（Dahlem）尼默勒^[18]牧師的晚間接待日，批判討論教會問題。因為我父親已經(jīng)退休，新政權的權威們也就沒有打擾他。然而，從納粹的立場來看，此后他還是被認為“政治上不可靠”。我父母也逐漸不再與糾纏不休的納粹親戚和熟人往來。我默默地抗議納粹的德意志狂熱，從1933年7月開始寫的日記以及其他文字，通常只用拉丁文，而在此之前則是用德國的語言。所謂的“強制性一體化”日益引起關注，尤其是柏林的文化生活遭到破壞，因為文化界、科學界的大部分卓越人士不同程度地被迫移居國外，以逃脫厄運。甚至在阿爾卑斯山協(xié)會的學術部門里，主席也必須聲明，他得到了命令，要開除“非雅利安人”，即猶太或部分猶太出身的成員。對此，溫茨博士很果敢地說，沒有任何線索能夠說明協(xié)會成員的出身。實際上，成員里肯定有所謂要被開除的人。

三 漢堡結束學業(yè)的前后：1934～1935年

1934～1935年冬季學期就是我的第十個學期了，我希望現(xiàn)在能以博士學位結束學業(yè)。在當時的德國高校，對于以東方語言為主要專業(yè)的學生來說，唯一可能的畢業(yè)形式就是獲得博士頭銜。我不想在柏林的海尼士那兒取得博士，我父親對此完全理解。所以，實際上只有再次考慮漢堡。通過補充和修改得到我父親啟發(fā)的專題報告，秋天時，我基本上完成了博士論文《康有為及其學派的國家政治革新嘗試——論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思想爭論》（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 und seine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19]，佛爾克教授原則上已經(jīng)表示接受這篇文章作為博士論文?？瓷先ビ悬c成問題的是兩個副專業(yè)，因為漢堡的日本學教授卡爾·弗洛倫茨（Karl Florenz）和柏林的沙恩施密特合不來，我擔心，弗洛倫茨不會完全承認我在柏林的學業(yè)，反而會認為我在他那兒僅僅一個學期的學習，對于博士學位所要求的副專業(yè)來說是不夠的。不過，令人高興的是，這個情況在弗洛倫茨訪問我父親的時候得到澄清。他聽了我的日本學研究后，直接要求我去他那兒，雖然這時已是最后一個學期。我首先想到用非洲語言作為第二副專業(yè)，這些在漢堡比在柏林有著更悠久的傳統(tǒng)。但我后來聽其他的漢學家和日本學家說，講授中世紀歷史和現(xiàn)代歷史的尤斯圖斯·哈斯哈根（Justus Hashagen）教授很和氣，考試時只要求具備19、20世紀西方國家關于東亞政治的基礎知識。無論從東方學院還是從博士論文來看，這都是我熟悉的主題。哈斯哈根立即接受了我，我既不需要聽他的講座也不需要參加他的討論課，他甚至成了我博士論文的第二評閱人。

因此，1934年10月底，我到了漢堡，很高興又回到我的故鄉(xiāng)。這期間，我姐姐在歐爾斯多夫大街（Ohlsdorfer Stra?e）68號的城市公園旁邊租了一套小房子，我可以住在那兒，騎車大約20分鐘可以到大學。與4年前一樣，中文系和日文系還在原來的地方，幾乎沒有什么變化。我主要參加佛爾克和弗洛倫茨的教學活動。在佛爾克那兒，我們閱讀的文章有康熙皇帝1671年的《圣諭廣訓》，其中號召遵守正統(tǒng)的儒家學說，抵抗異端學說。在弗洛倫茨那兒，我們閱讀《萬葉集》（Manyōshū）中的文章，他特別深入地研究過此文，相應的也很熟悉文章內容，這門討論課是我學習期間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教學活動。那時，漢堡大學的正式教席教授有一項義務：每個冬季學期要作一個小時的公開報告，以一般性的問題為主題，所有人——包括校外人員——都能自由參加，我也聽了這個講座。佛爾克的報告在一個很小的階梯教室里，少量的聽眾中，有幾個人似乎只是為了進來取點兒暖：開課10分鐘后就睡著了。而弗洛倫茨的講座是在一個中等大小的教室里，聽眾很感興趣。

在圣誕節(jié)以前，我就正式遞交了博士論文，然后去柏林父母家里過節(jié)。返回后不久，我得到了博士論文獲得接受的通知和口語考試的日期：1935年1月26日，星期六早上8點，先在哈斯哈根那兒半小時，然后一個小時在佛爾克那兒，接著半小時在弗洛倫茨那兒進行了口語考試。10點整是學院的會議，會后不久我就得到了結果。與以前的高中畢業(yè)考試和碩士考試一樣，這次我也是口語比筆試成績好得多。在哈斯哈根的考試中，我很熟悉所談及的問題并得到了最好的成績“優(yōu)異”。在佛爾克那兒要討論漢學范圍內的一切問題，我當然不可能全都同樣熟悉。主考人牢記住這一點：他沒有根據(jù)我專門準備的、他的專業(yè)即中國哲學來考我，而問了其他問題。我記不得這些問題了，但無論如何，他還是感到滿意，也給了我最好的成績。弗洛倫茨在圣誕節(jié)前告訴我，他要考的是10世紀的游記《士佐日記》（Tosa nikki）中的一篇文章。我認真地準備，弗洛倫茨覺得滿意。但我忽略了一個細節(jié)問題，應該用“與……同時”翻譯のに——表示轉折，用“因為”翻譯ので——表示因果，所以我只得到了第二好的分數(shù)“很好”。雖然我的論文被評為“良好”，但總成績仍是“很好”。當天夜晚我就打電話通知父母自己通過了考試。

這篇成績?yōu)椤傲己谩钡牟┦空撐?，絕不能被低估?；厥淄拢瑢ξ襾碚f，它比較單薄，顯然只有初學者的水平。原始材料的整理、思路的安排還算可以接受，但在細節(jié)論述上還有很多不足之處。我懷疑，以后我當大學教師的時候，是否會接受這樣的博士論文。盡管如此，我這樣的論文還是發(fā)表在《柏林東方語言學院通訊》（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Abt.I）上^[20]，我甚至得到了一筆稿酬——這是我生平自己賺的第一筆錢。這篇論文得到了認可，戴聞達教授也寫了一篇很客氣的評論，但他也拿出了理由，提醒人們注意其中明顯的不足^[21]。

我以前的同學中沒有一個人在漢堡。但我與來自柏林的、有過一面之交的霍福民（Alfred Hoffmann，1911-1997）很快交上了朋友。他比我高兩個學期，先在柏林學習并于1931年夏參加了研究生畢業(yè)考試，然后到了漢堡。他很有語言天賦，掌握的中文比我多一大截。當時，霍福民對中國當代文學和中國現(xiàn)代文化思想很有興趣。他與《東亞評論》（Ostasiatische Rundschau）編輯部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在那里發(fā)表了他的大多數(shù)文章^[22]。當時，《東亞評論》的許多“小報告”出自霍福民。盡管霍福民具備必要的條件，但無法下決心開始寫博士論文。顏復禮教授和我都試圖勸說他。在大學以外，我和霍福民待在一起的時間也很多，我經(jīng)常去他在大學附近的格林德霍夫（Grindelhof）的家里看他。

騎馬中斷了我的研究工作，對我卻是身心的休養(yǎng)。從歐爾斯多夫大街騎車到格羅斯-波斯特爾的塔特爾馬棚圣胡貝爾圖斯（St.Hubertus）并不很遠。大家從這里騎馬去周邊郊游，很美?？荚嚭螅瑵h堡還有一個多月時間才到學期末，我利用這段時間學習開車。第一次測試時，就通過了當時要求不太高的駕駛考試并獲得了駕照。不過，在此之后幾乎30年的時間里，我并沒有機會開車。

通過了博士考試以后，另一個會產(chǎn)生長遠影響的事情是：建立一套科學卡片索引。我在格羅斯布萊辛街（Gro?en Bleichen）上的沙赫特和韋斯特里希（Schacht & Westerich）商店買了一箱與明信片一般大小的各種顏色的卡片，然后將我在各個筆記本里的記錄轉抄到卡片上，并按字母順序編排整理。后來，在柏林我還接收了我父親的資料卡片。他曾經(jīng)開始過卡片索引工作，但沒有繼續(xù)下去。直到今天我還從無間斷地做卡片索引，感覺它們對我的工作非常有用。這些卡片主要包括書目、人物生平和其他摘錄?？ㄆ饕赡茴A示著我今后將繼續(xù)從事漢學研究的意愿。1935年2月底，我返回柏林的父母家。

我父親立即交給我一項工作。他建議我用德語翻譯胡適的一篇較長的論文《說“儒”》，我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任務。譯文以《胡適關于儒的起源及其與孔子、老子的關系》（“‘Der Ursprung der Ju und ihre Beziehung zu Konfuzius und Lao-Dsi’ von Hu Shi”）為題發(fā)表^[23]。同年，我為《東亞評論》撰寫了《論中國文字改革之可能》（“Die M?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China”）、《論日本文字改革之可能》（“Die M?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Japan”）兩篇短文^[24]。當時，我還沒有固定的漢學研究的興趣范圍。在語言交換活動中，我與日語語言伙伴野一色（Noishiki）先生的個人關系，不如與我的中文語言伙伴那樣接近。我也嘗試學俄語，我父親的斯拉夫語同事法斯默爾（Vasmer）給我提供了一些建議。不久我就發(fā)現(xiàn)俄語的語法太復雜，與拉丁語和希臘語完全不同，所以很快就放棄了學習。我不想分散精力，更愿意全神貫注于漢語和日語上。

這期間，西門教授從中國回來了。他以《東方文獻報》（Orientalistische Literaturzeitung）中國部門合作出版人的身份，交給我一些書籍讓我評論，并在當年和次年發(fā)表了我的書評。當時，西門教授的處境困難。他從中國回來后不久，正是1934年2月初的學期，不允許他繼續(xù)在大學執(zhí)教。學生的申訴也沒有用，有些學生就是納粹的武裝聯(lián)盟突擊隊的成員。不過，西門還可以在大學的圖書館工作一段時間，因為他在一戰(zhàn)中作為情報官員立過功。最終，他很幸運地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找到了一份合適的工作。1935年10月底，我在柏林最后一次見到他。我的其他熟人已經(jīng)不在柏林了，我只偶爾見到卜愛玲、葛瑪麗。有時候，我們仍然一起騎馬散步。我還見到貝阿特·克里格、索貝爾和溫茨。我也再次見到了哈拉爾德·?？怂菇淌诤褪┢杖礁窠淌?。另外，一些漢學家來看望我父親，比如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的高本漢教授、衛(wèi)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和謝禮士（Ernst Schierlitz，1902-1940）。后來在北京我與他們還會有密切的接觸。

5～6月，我大部分時間在漢堡度過。我隨時可以在歐爾斯多夫大街我姐姐那里落腳，很方便，我與她相處得很好。她那時和我們的父母有些對立。20年代她在弗萊堡學習的時候，與一個在音樂和其他方面極有天分的俄羅斯移民是非常密切的朋友，此人在弗萊堡大學教俄語。我姐姐很想和他結婚，然而我父母尤其是我父親堅決反對。按照他的傳統(tǒng)觀念，他的女兒應該與一個有固定職業(yè)、有能力養(yǎng)家的人結合，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姐姐雖然順從了父母的愿望，放棄結婚，但私下里仍與她的男友保持著緊密聯(lián)系。他假期到漢堡她那兒，或者她到南德去看他。不過，只要我姐姐不去那兒度假，我父母就希望她假期回他們那里。所以，如果她不想去柏林，有時必須找個適當?shù)慕杩?。我母親大概猜到了真實情況，對自己的女兒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不愿意在這件事情上與我父親強硬地對抗。在這種情形下，我姐姐試著在逐漸長大的小弟弟身上尋求理解，并且也得到了他的理解。我們常常談到她的問題，我十分同情她。此外，我們都很反感納粹。她是公立中學的老師，所以她的處境比作為學生的我困難得多。當時，我姐姐基本上接受革命的和“左派”的思想，這大概是她生活中最富有成果的時期，能將大部分身心交給自己的學生。她認為，一個教師在教學工作的第一個五年里可以對學生有點好處；在第二個五年里，不給他們帶來損失；但從第三個五年開始，就只能傷害他們了。這個想法也許并非完全沒有根據(jù)。她特別懂得如何對日益遭受歧視的猶太學生表示同情、傳遞人與人之間的溫暖。他們沒有忘記她，二戰(zhàn)后，一些人邀請我姐姐訪問他們的新故鄉(xiāng)——以色列或者南美洲。我姐姐對中國完全沒有興趣，雖然她在那兒出生，并度過了生命的頭兩年——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但無論如何，她完全理解我為去中國所作的努力，尤其是她考慮到納粹統(tǒng)治下的德國沒有希望的時候。

4月底我騎車去漢堡：從原柏林地鐵的最后一站瑙恩（Nauen），經(jīng)過帕爾希姆（Parchim）、呂貝克。從漢堡出發(fā)，我還進行了較長的自行車環(huán)游，到費馬恩（Fehmarn）和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滕的北海海岸以及哈利根沼澤島（Die Halligen）。我越來越了解我遼闊的故鄉(xiāng)。大多數(shù)時候，我在便宜的青年旅館過夜。6月底我又騎車花了2天時間經(jīng)過于爾岑（ülzen）、薩爾茨韋德爾（Salzwedel）、施滕達耳（Stendal）返回柏林。不久，我在葛瑪麗那里認識了一個學日耳曼語的匈牙利學生埃迪特（Edith.S），并迅速和她成為朋友。我們每個星期多次見面，一起去灣湖游泳，去某個地方跳舞，她來我這里，或者我去她在施特格利茨區(qū)（Steglitz）羅滕伯格大街（Rothenburg-Stra?e）上租的房子看她。8月底，埃迪特返回布達佩斯（Budapest），我9月份去那里看她。接著，我獨自乘南斯拉夫輪船游覽地中海，從蘇薩克（Su?ak）經(jīng)過拉布（Rab）、希貝尼克（?ibenik）、希普利特（Split）、杜布羅尼克（Dubrovnik）到德爾法（Delphi）和雅典（Athen），在這里參觀了一天半。此地有風景如畫的德爾法遺址，它坐落在群山環(huán)繞的高高的山峰上，還有我從畫作里已經(jīng)非常了解的帕德農(nóng)神廟（Parthenon）和其他雅典遺址。與之相比，德爾法遺址給我留下了更為強烈的印象。但是，我也看到了乏味的標識，比如“禁止吸煙”，上面貼著我領略過的美妙的希臘古典文字，這一點令我奇怪。返回柏林的旅行經(jīng)過科孚島（Korfu）、科托爾（Kotor）、新海爾采格（Hercegnovi）、杜布羅尼克、克庫拉島（Kor?ula）、赫瓦爾（Hvar）和拉布，在拉布待了兩天。然后到薩格勒布（Zagreb）、布達佩斯，在布達佩斯待了9天，大部分時候和埃迪特在一起。

四 服役：1935～1936年

獲得博士學位后不久，我決定自愿服一年兵役。我父母從他們傳統(tǒng)的崇敬軍隊的民族主義思想感情出發(fā)，支持我的決定。但對我來說，服兵役既不是出于民族主義的動機，也不是我對軍隊的狂熱——實際上我厭惡它。相反，這純粹是功利性的考慮。我的目標是盡快到中國去，我父親答應給我必要的資金。納粹掌權后，估計很快就會實行普遍的義務兵役制，我和同齡人將應召入伍，因此我的中國計劃會受到嚴重的阻礙。自愿服一年兵役，可能抵消我將來服兵役的義務，此外，我自己還可以選擇兵種和駐地。事實上，在我服役期間，普通義務兵役已成為法律。自此，在我以后一年即1913年出生的人，都必須服兩年兵役。我出生的1912年或者早于1912年的人，只要有幾周的短期培訓就夠了。這是1935年初大家沒有預料到的。堅定我決心的還有第二個理由：當時，軍隊似乎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倒戈去反對納粹統(tǒng)治。鑒于這種情況，我要兩害相權取其輕，與種種可能性相比，自愿服役總不算太壞。不過，事實證明，這后一個愿望并不現(xiàn)實。

我很喜歡馬，騎馬也使我快樂，所以我報名去路得維希盧斯特（Ludwigslust）的第14騎兵團。這是梅克倫堡州的一個小駐防城，是漢堡到柏林快速鐵路的一站。1935年秋，我應征入伍。我對服兵役的環(huán)境不抱有任何美好的希望，知道它不會是我的世界。穿上制服暫時改變了我的身份，并且接受了一個陌生的角色，而且不得不根據(jù)別人的命令去扮演這個角色。我再也不是我自己，再也不是漢學研究者傅吾康，而是傅騎士。吩咐給我的事情，我還能湊合完成，不會違令。我絕沒有野心特別賣力，炫耀賣弄。上司自然慢慢地發(fā)現(xiàn)了這種態(tài)度，我沒有像其他受過高等教育的戰(zhàn)友那樣，當選為預備役軍官候選人，直到服役快結束時也沒有得到提拔。但我并不在乎這些，反而認為這是完全合理的。兵役生活并不是我真正的生活，所以我不會抱怨，不會覺得自己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遭到過分的刁難。我偶爾也能和上司（二級下士）談談我的世界，他比較有人情味，也通情達理。例如，一個周末的晚上，我單獨待在住了11個人的士兵寢室里，讀著希臘語-德語對照的荷馬（Homer）史詩《伊利亞特》（Ilias）。這時進來一個巡邏的士官，他翻了翻這本書并問它是什么，我做了解釋，他提了幾個問題，可以看出，他知道除了軍事以外還有我這個人本該屬于的另一個世界。有一段時間，我的團里有一個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年輕軍官來做客。一次，我被中士長從馬棚里叫出來，要我到那個中國人那兒去。我向這位中國人介紹了自己剛剛出版的博士論文，并用中文跟他講了幾句話。這事兒引起了轟動，雖然我當時的中文水平還很有限。我大概被認為是一個非常不適合軍隊的怪人。

不過，我離自己原本的生活也并不那么遙遠，我也不是沒有感覺到軍隊生活帶來的小小煩惱和快樂。我沒有興趣在“休假直至睡到醒”的周末，和戰(zhàn)友們去有姑娘的舞場。我通常下午獨自去有美味糕點的咖啡館，晚上去“漢堡酒店”。在那里花一塊五毛錢就能坐在酒店餐桌邊享受一道梅克倫堡的拼盤，其中有一道熱菜，加上各類切片的面包，大家可以隨心所欲地吃。服役也要照顧好胃口嘛！夏季，我偶爾騎自行車去周邊郊游。每隔幾周可以請假，我不是去柏林我父母家就是到漢堡我姐姐那兒。即使是在假期，大家也必須始終穿著制服，禁止穿便衣出門，這當然不能阻止我一到家后立即脫去制服重新成為自己。一年后，我擺脫了這一切。這是我生活中唯一一段多少有些沒有意義的日子，虛度了光陰。這次經(jīng)歷大大增強了我對軍隊和兵役的反感。我母親，大概只從理想的一面看事情，對我的態(tài)度有些傷心，我父親則不表態(tài)。后來，一句人人皆知的中國諺語，讓我思考自己與兵役的關系，這個諺語就是：“好鐵不當釘，好丁不當兵”。

五 柏林，準備前往中國：1936～1937年冬

1936年秋天，我熬過了討厭的軍隊的日子后，先到匈牙利旅行，主要是為了看望在布達佩斯的埃迪特。我有一個不太合適的想法，就是和她結婚，但這個想法沒有實現(xiàn)。也許她愿意，但她父母不同意唯一的女兒去那么遙遠的中國。起初我有些傷心，但不久就接受了現(xiàn)實。和一個歐洲女性結婚，而這個人除了因為我以外與中國沒有任何關系，這樣的婚姻會關閉我在那兒的諸多大門，妨礙我在中國的活動，而且會使我在中國的居留變得很不一樣。

1936～1937年的冬季主要是為去中國的旅行做準備。我父親存了一些瑞士法郎，他獲得批準，可將其中一部分用于我的中國旅行——在當時嚴格的外匯管制下，這是很不容易的。在德國的學習結束后去中國繼續(xù)接受必要的教育，對于相關的主管部門來說大概是可以理解的。撇開這一點不說，我相信，盡管這次分離令人傷感，但我父母心里其實很高興我能夠離開第三帝國——雖然他們從來沒有說過什么。當時已經(jīng)可以預料到，納粹的政治極有可能導致一場新的戰(zhàn)爭。作為一名不怎么樣的普通士兵，我?guī)缀鯖]有機會幸存。在失去了我的兩個哥哥以后，我父母至少還要保住我。的確，與我有聯(lián)系的同齡同事大部分死于二戰(zhàn)。我到中國的時機很合適，1937年7月中日戰(zhàn)爭開始后，很可能就不能進行這種旅行了。

雖然我有在中國待上大約一年的資金，但在德國就著手聯(lián)系在中國的工作，還是應該的。此時，我父親特別想起了從1935年開始由外交部資助的北京中德學會（Deutschland-Institut）。在我服兵役以前，1935年8月通過我父親的介紹我拜訪了外交部，并與內閣大臣奧斯特爾（Oster）、施泰澤爾（Stelzer）博士、屈爾伯恩（Kühlborn）先生以及德查坡伍施（de Chapeaurouge）博士談話——后者是漢堡市議員的兒子，而且是我一個中學同學的哥哥——這一家住得離我們不遠。1937年2月我又一次拜訪了外交部，并遇到了柏林格林納瓦德文理中學的老同學希爾加德（Hilgard）先生。我已經(jīng)忘記了還與哪些先生談過話。在我父親的安排下，我還拜訪了已經(jīng)退休但與外交部仍有聯(lián)系的德國前駐中國公使卜爾熙（von Borch，1876-1961）先生。起初，外交部并沒有許諾我在中德學會工作，但后來的事實表明，我和我父親的努力還是有成效的。此外，我也給我父親在30多年前就有密切聯(lián)系的《科隆報》（K?lnische Zeitung）編輯部寫信^[25]。于是，這家報社請我當自由職業(yè)者，時不時地寄一些報道給他們。1937年的下半年，我寫了一些文章，編輯部刪掉了我關于日本人的批評性評論。此后，我停止了寫作，因為那時納粹德國要求大家盡量支持日本人，但我不愿意這樣做。寫讀者感興趣的有關日本占領下的中國的文章，同時要保持中立，這幾乎不可能。此外，我也不靠那極少的稿酬過活。

在心懷好意的朋友們的建議下，我拜訪了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26]（NSDAP）的海外組織（Ausland-Organisation，AO）負責人——海軍將軍門歇（Admiral A.D.Menche）先生。凡是有大量德國人生活的國家，這個黨就設有國家性團體，在許多城市都設立了地方性團體。為了避免可能的麻煩，即抵制政黨也許會給我在中德學會的工作造成困難甚至是完全的妨礙，朋友們建議我去柏林的海外組織自我介紹，請它轉告當?shù)氐慕M織，說我將要到中國，雖然我無法證明自己按照政黨意愿參與過政治活動，但至少曾自愿服過兵役。門歇先生也很友善，他對我說，我將有機會在中國入黨，這在當時的德國是不太容易的。后來，在上海我也拜訪了該組織中國地區(qū)領導人拉爾曼（Lahrmann）先生。

這年冬天，我沒有做本職的漢學研究。我試圖與中國國民革命軍將軍上官云相（1895～1969）先生互換練習口語，我是通過中國大使館的林秋生先生認識他的。上官先生是山東人，在保定軍官學校受訓，并不屬于與蔣介石（1887～1975）比較緊密的派系。他有興趣學說德語，我們相處得很好，每兩三天見一次面，大多數(shù)時候是在夏洛騰堡區(qū)（Charlottenburg）他的家里。由于中國的時局，1937年1月底他又回去了。為了讓我繼續(xù)練習口語，他向我推薦了一位姓陳的上將，名字我已經(jīng)不記得了。

我也重新加入了一個有關東方國家的研究小組，每兩三周開會，大多數(shù)時候是在民族博物館里，有時也在某個成員家中。其中有藝術史學者兼民族學家卜愛玲、庫爾特·埃德曼（Kurt Erdmann）、漢斯·芬德埃森（Hans Findeisen）、弗里茨·蓋爾貝克（Fritz Gelbke）、布龍希爾德·萊辛（Brunhild Lessing）、威廉·邁斯特爾（P.Wilhelm Meister），日本學學者弗里茨·魯姆弗，外交部研究東南亞古代銅鼓的漢堡人赫茨（Hertz）以及其他一些人。那時，艾伯華已不在柏林，而是在萊比錫的博物館，11月我看望了他們夫婦。和過去一樣，我定期去聽關于東亞和東南亞問題的報告。1月份用德語演出了一部中國戲劇，先是在達勒姆區(qū)的哈納克之家（Harnack-Haus）非公開上演，然后在貝林大街（Behrenstraβe）的劇場公開演出。劇團團長兼女主演羅莎·榮格（Rosa Jung）（又名雍竹君，Jung Chu Chün）有一半中國血統(tǒng)（父親是德國人），她在北京長大并受過京劇訓練。男演員是里迪格爾（Riediger）先生，特雷弗茨格爾（Trefzger）博士負責音樂。雍竹君和里迪格爾之前在北京和洪濤生（Vincenz Hundhausen，1878-1955）^[27]一起工作過，并演出了洪濤生用德語翻譯的一部戲劇作品。后來，他們和洪濤生鬧翻了，但修改了他的譯作并在德國排練上演了《趙五娘》。雍竹君扮演主角，并用中文唱了一些詠嘆調。演出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雍竹君、里迪格爾和特雷弗茨格爾也來看我們，我也多次見到他們。戰(zhàn)后，雍竹君在希爾德斯海姆（Hildesheim）經(jīng)營一家中餐館，我和我妻子曾去那里看過她一次。

我的閱讀范圍挺廣，學習期間以及后來的閱讀并沒有僅僅局限于專業(yè)和中文文獻。中學后期，陀思妥耶夫斯基、馮塔納（Fontane）和高爾斯華綏（Galsworthy）就已經(jīng)是我偏愛的作家。然后又有歌德、霍夫曼（E.T.A. Hoffmann）和戈特弗里德·凱勒（Gottfried Keller）和當代作家。歷史政治和哲學著作中，讓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弗里德里?！み~內克^[28]的《世界主義和民族國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維耶訥·耶格爾的《教育》（Paideia）以及阿爾貝特·史懷哲^[29]的《我的生活與思考》（Aus meinem Leben und Denken）、《文化的沒落與重建》（Verfall und Wiederaufbau der Kultur）、《基督教與世界宗教》（Das Christentum und die Weltreligionen）、《文化與倫理》（Kultur und Ethik）。但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我的奮斗》（Mein Kampf）和羅森貝格^[30]的《20世紀的神話》（Der Mythos des 20. Jahrhunderts）增強了我對納粹的反感。

這期間，我的老朋友弗蘭茨·菲林格已經(jīng)在外交部工作，我們有時見面。我也見到過卜愛玲、赫爾穆特·迪貝琉斯和索貝爾幾次。從軍隊回來后不久，我認識了后來的朋友福華德（Walter Fuchs，1902-1979），他從沈陽回德國休假時看望了我父親。不久后，我們就送別了施普冉格教授和他的夫人，他到日本去接管東京的日德文化研究所（Japanisch-Deutsches Kulturinstitut）的領導工作。如果我記得還正確的話，他發(fā)表了一些不符合納粹思想的公開言論，所以，他離開德國一段時間是恰當?shù)?，此時也是有利的機會。

3月底，終于到了我出發(fā)的日子。我告別父母，于3月28日乘火車到不來梅，在那兒和我姐姐碰面。她為了陪我一段路程專門從漢堡趕過來。第二天，我們乘上了北德羅特輪船公司的“富爾達”號（Fulda）機動船，它是一艘裝載儀器設備和限量旅客的貨船，只有我們兩個乘客。我們夜晚起航，31日晚上到達安特衛(wèi)普（Antwerpen），我姐姐第二天下船。4月2日晚上，我前往鹿特丹（Rotterdam），在這里上來了第二個乘客，他是在香港警察局工作的英國人，相當隨和。旅行非常舒適宜人，我們是整個旅途中僅有的兩個乘客。4月4日我們離開鹿特丹，中間沒有停留，直接經(jīng)過直布羅陀海峽（Straβe von Gibraltar））到達賽德港（Port Said）（4月17日）。在岸上我們只能待幾個小時，參觀了當時很有名的百貨商店西蒙-阿茨特（Simon-Arzt）。當天晚上，穿過蘇伊士運河（Suez Kanal）航行，4月18日在蘇伊士短暫停留后進入紅海。我在日記里寫道：“兩岸的土地，只有沙漠和山脈，令人印象深刻！夏季的落日如此美麗?！蔽覀兝^續(xù)航行穿越印度洋，并于5月1日抵達科倫坡（Colombo）短暫?？?。5月5、6日到了檳城（Penang），5月7日到達瑞天咸港（Port Swettenham）（現(xiàn)稱巴生港，Port Klang），5月8日來到新加坡。每次停留時間的長短取決于在當?shù)氐男敦浕蜓b貨的時間。只是在香港，從5月13日至14日，?？康帽容^長一點兒，這樣，我可以上岸散幾次步，得到了對中國的初次感受，美麗的景色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另外的一個乘客在此離開了輪船，我單獨繼續(xù)最后一段航行直至抵達上海。

[1]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112.

[2]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Universit?t Berlin：Ostasiatische Studien，Berlin 36：1933，S.III.

[3] J.Brandt，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hinese，Peking 1927.

[4] A.Vissière，Premières le?ons de Chinois，Leiden 1928.

[5] B.Karlgren，Analyt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Paris 1923.

[6] Chiu Ch’ang K’ang，Die Kultur der Miao-Tse nach ?lteren chinesischen Quellen，Hamburg 1937（Dissertation）.

[7] Schang Tscheng-tsu，Der Schamanismus in China. Eine Untersuchung zur 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wu’，Hamburg 1934（Dissertation）.

[8] 幽蘭專業(yè)，表示稀少和異域風情的意思?！幾g者注

[9] 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an der Universit?t Berlin：Ostasiatische Studien，Berlin 36：1933，S.III.

[10] Hans Wist，Das Chinesische Zensorat，Hamburg 1932.

[11] 漢堡的娛樂場所。——編譯者注

[12] 騎士史詩，《尼伯龍根之歌》中的一個傳說?！幾g者注

[13] E.H.Tscharner，“Chinesische Gedichte in deutscher Sprache”，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18：1932，S.189-209.

[14] 因其名字與偉大的首相奧托·俾斯麥相同?！幾g者注

[15] Wolfgang Franke，“Ein Reisebericht Kang Yu-wei’s über Deutschland”，in Sinica 8：1933，S.188-192.

[16] Chen Chüan，Die chinesische sch?ne Literatur im deutschen Schrifttum，Heidelberg-Glückstadt 1933（Dissertation）.

[17] Chang Kuei-yung，Friedrich von Holstein，Studien über den Charakter und die Methoden seiner Au?enpolitik，Leipzig 1934.

[18] 馬丁·尼默勒（Martin Niem?ller，1892-1984），著名神學家，在柏林成立了牧師危機聯(lián)盟，由于反對納粹的統(tǒng)治，1938～1945年被關押在不同的集中營。1961～1968年擔任世界基督教會聯(lián)合會的六位主席之一。——編譯者注

[19] Wolfgang Franke，Die Staatspolitischen Reformversuche K’ang Yuweis’s und seiner Schule. Ein Beitrag zur Geistigen Auseinandersetzung Chinas mit dem Abendland，in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 zu Berlin，38：1935，S.1-83（Dissertation）.

[20]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8：8，April 1937，S.217.

[21] Duyvendak，in T’oung Pao 33：1937，S.95-100.

[22] 詳情參閱書評：“Zur Festschrift für Alfred Hoffmann”，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lkerkunde Ostasiens，Hamburg 123：1978，S.88-91。

[23] Wolfgang Franke，“‘Der Ursprung der Ju und ihre Beziehung zu Konfuzius und Lau-Dsi’ von Hu Shi”，Sinica-Sonderausgabe 1935，S.141-171；1936，S.1-42.

[24] Wolfgang Franke，“Die M?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China” in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6，1935：15，S.407-408 und “Die M?glichkeiten einer Schriftreform in Japan” in Ostasiatische Rundschau，Hamburg 17，S.462-465.

[25] Otto Franke，Erinnerungen aus Zwei Welten，Berlin 1954，S.70.

[26] 又稱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簡稱國社黨，統(tǒng)稱納粹黨?！幾g者注

[27] 洪濤生將一些著名的中國戲劇翻譯成德語。他幾乎不懂中文，請一位精通德語的中國人逐字翻譯并解釋中文內容，然后將其轉換成完美的德語，他是一位德語語言大師。詳情參閱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ür Natur- und V?lkerkunde Ostasiens，Hamburg 79/80：1956，S.142-147；Fritz van Briessen，“Deutsche Institutionen und Pers?nlichkeiten in China”，in Rüdiger Machetzk：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 Ein Handbuch. Institut für Asienkunde，Hamburg，1982，S.81-82。

[28] 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54），德國著名歷史學家。

[29] 阿爾貝特·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20世紀著名的學者和人道主義者。

[30] 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納粹最為重要的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