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乾《樂府正義》收錄曲辭考述^[1]

徐靜 （石家莊，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050000）

摘要：清人朱乾的《樂府正義》是一部對樂府詩作品進行注釋、評點的選集。該書在選錄郭茂倩《樂府詩集》曲辭的基礎(chǔ)上，另有意補錄文人之作，在曲題和作者的選擇上，也力求表現(xiàn)禮樂、文學之正統(tǒng)觀念，以闡發(fā)、匡正樂府詩的真正內(nèi)涵。

關(guān)鍵詞：《樂府正義》 曲辭 曲題

作者簡介：徐靜，女，1989年生?，F(xiàn)為河北師范大學文學院2012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唐宋文學。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樂府詩集》整理與補編（13&ZD110）”的階段性成果。

清代朱乾《樂府正義》是中國歷代樂府學研究專書中頗具代表性的論著，值得充分重視。全書十五卷，大體依據(jù)《樂府詩集》的分類標準，收錄曲辭844首，分為郊廟歌辭、燕射歌辭、鼓吹曲辭、橫吹曲辭、相和歌辭、清商曲辭、舞曲歌辭、雜曲歌辭和歌謠辭九類。^[2]該書打破郭茂倩《樂府詩集》搜羅曲辭、考辨音樂源流的體例，致力于對具體的樂府詩曲調(diào)、曲辭的涵義進行考訂、注釋，以闡發(fā)、匡正樂府詩的真正內(nèi)涵，對各類樂府詩的曲題名稱、本事、本義、歷史背景之考訂尤多用心。其中雖然也有穿鑿附會的嫌疑，但其大多數(shù)考訂能做到援引材料豐富，持之有據(jù)，且議論頗為中肯，令人信服。王運熙先生認為此書“在明清兩代樂府專書中，當推為材料最豐富、見解最突出之作”^[3]，充分肯定了其研究價值。

但直到目前為止，學界關(guān)于《樂府正義》的研究還非常少見，甚至關(guān)于其曲辭收錄的具體情況也少有深入考察。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對《樂府正義》所收錄曲辭的曲題、曲調(diào)及樂種歸屬，朱乾收錄曲辭的傾向性等情況略作考述，以為相關(guān)研究提供一定參考。

一

在朱乾《樂府正義》收錄的844首樂府曲辭中，以其所分九類為標準，《樂府正義》選錄的各類曲辭數(shù)量分別為：郊廟歌辭70首；燕射歌辭30首；鼓吹曲辭29首；橫吹曲辭57首；相和歌辭196首；清商曲辭135首；舞曲歌辭26首；雜曲歌辭175首；歌謠辭126首。從收錄數(shù)量上來看，《樂府正義》中所選相和歌辭數(shù)量居最，其次為雜曲歌辭。相和歌辭原為漢代的民間歌曲，后經(jīng)過樂府采摭，成為漢代俗樂的組成部分，并以弦樂器、管樂器配合歌唱，分平調(diào)、清調(diào)、瑟調(diào)三類。雜曲歌辭多為文人案頭之作，沒有配樂，風格多數(shù)與相和歌辭相近。整體而言，朱乾更傾向于選擇貼近普通文人生活和創(chuàng)作的民間樂府詩，具有較強的社會關(guān)注意識。

《樂府正義》曲辭收錄主要本自《樂府詩集》，有762首作品直接選自該書。以下筆者將對《樂府正義》所選《樂府詩集》中同類樂府詩作品的數(shù)量作以列舉和比較，以期更直觀地展現(xiàn)出朱乾對郭氏《樂府詩集》的選錄情況：

以上數(shù)據(jù)顯示，在對《樂府詩集》的選錄數(shù)量上，相和歌辭以187首居于第一，其次為選錄163首的雜曲歌辭。但在選詩比例上，相對于相和歌辭在數(shù)量上居最，歌謠辭在郭茂倩《樂府詩集》同類曲辭中的選錄比例卻最高，約占《樂府詩集》中歌謠辭總數(shù)的24.7%。而相和歌辭所選數(shù)量約占《樂府詩集》中相和歌辭總量的22.8%。因此，朱乾對數(shù)量上并不多的歌謠辭同樣非常關(guān)注，他在“歌謠辭”解題中提到“愚按國家政教有得失，感于民心有喜怒，喜則天地之順氣應(yīng)之，怒則天地之逆氣應(yīng)之，氣至聲隨，故或發(fā)于民謠，時有征驗，圣人亦取焉”。^[4]使政教得失、民心喜怒在歌謠中得以展現(xiàn)，而歌謠辭亦多數(shù)產(chǎn)自民間。因此，對于民間呼聲的關(guān)注，也是朱乾對《樂府正義》曲辭選錄的重要標準。

除選自郭茂倩《樂府詩集》以外，《樂府正義》中還有一部分曲辭并非來源于郭氏之作。這些相對于《樂府詩集》的補錄之作也是反映朱乾編選思想的重要依據(jù)。該書補錄之辭約有82首，其補錄情況列舉如下：

續(xù)表

從以上表格中可以看出《樂府正義》中補錄曲辭的收錄情況。首先，《樂府正義》補錄曲辭以卷十五“歌謠辭”數(shù)量最多，共47首，占該卷總數(shù)的37.3%，且該卷集中以“歌”“謠”類曲辭為主。與之相應(yīng)的是，該書卷三、卷九和卷十一中并無補錄之作，故相應(yīng)的鼓吹曲辭、舞曲歌辭和部分相和歌辭中所選的曲辭均來自《樂府詩集》。

其次，除古辭之外，在《樂府正義》補錄曲辭中，朱乾明顯表現(xiàn)出對作者及其作品的選擇性。如卷一中選擇了班固《明堂詩》《辟雍詩》《靈臺詩》《寶鼎詩》《白雉詩》共五首，而班固對作品情感的關(guān)注又主要是通過詩歌歷史性關(guān)照體現(xiàn)出來的，他在《漢書·禮樂志》中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yīng)感而動，然后心術(shù)形焉……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shù)而法立。”^[5]以詩、樂合一為立足點，對儒家“詩言志”和樂本人心的觀點加以發(fā)揮。他在《漢書·藝文志》中又提到“自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fā)，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6]對所錄樂府民歌的整體把握體現(xiàn)出以“哀樂”之情為核心的理論特點，而涉及當時社會政治時，又往往以“宣上德而盡忠孝”。^[7]此外，王粲《太廟頌》載魏公“加九錫，始立宗廟”，^[8]成公綏《晉中宮詩二首》記后妃之德等等。由此觀之，朱乾對于補錄之辭的選擇，明顯具有正統(tǒng)文學的意味。

二

樂府詩的創(chuàng)作主要包括兩個層面：一是音樂，二是曲辭。單從音樂層面上來說，樂府詩創(chuàng)作包括曲題、曲調(diào)和體式等多種因素，而曲題更是這些因素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曲題中往往保留著樂府最初的主題，它也是目前樂府詩研究的重要切入點。因此，正如詞有詞牌，曲有曲牌，樂府詩的曲題也不容忽視，這對于樂府詩的探討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

根據(jù)筆者統(tǒng)計，在朱乾《樂府正義》844首作品當中，對于曲題的收錄數(shù)量是相當豐富的，大致收錄約530個曲題。按其曲題選詩數(shù)量由多到少，其收錄情況如下：

由以上所列曲題選辭情況可以看出，《樂府正義》中《食舉東西廂歌》的選辭數(shù)量為18首居最，其次為《漢安世房中歌》選辭17首，《秋胡行》選辭15首。樂府詩的曲題名稱在命名之初都或多或少反映了該作品在內(nèi)容或形式上的一些特征。對于《樂府正義》曲題數(shù)量和內(nèi)容相關(guān)情況的了解，能夠直接或間接揭示出該書所選作品的風貌。例如，《食舉東西廂歌》開始便寫道：“天命大晉，載育群生。於穆上德，隨時化成。自祖配命，皇皇后辟。繼天創(chuàng)業(yè)，宣文之績?！?sup>[9]這種明顯帶有古代宮廷禮儀性質(zhì)的活動，表現(xiàn)出時人對于上天以及大晉的敬畏和虔誠，寄寓著深厚的禮儀意識。

上文列舉選辭數(shù)量在5首以上的曲題，其各自分屬的樂府詩種類也必須引起關(guān)注，通過對數(shù)量上較為集中類別的樂府詩的考察，能夠進一步了解《樂府正義》所收錄作品的鮮明特點。在此筆者將以上曲題所屬類別的分布情況整理如下：

通過以上表格可以看出，《樂府正義》選辭數(shù)量在5首以上的22個曲題所屬樂種情況為：

其一，選辭數(shù)量居于首位的《食舉東西廂歌》出自燕射歌辭。從內(nèi)容上說，燕射歌辭多是帝王用于國宴和大射的歌辭。《樂府詩集》“燕射歌辭”題解：

《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大客之儀以親諸侯，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侯伯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子男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大夫、士皆如之?！?sup>[10]

中國的古禮皆具深意。燕饗之禮更是如此。對于這一點，朱乾表現(xiàn)出了清晰的認識?！抖Y記》中有“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11]因此，朱乾對于燕射歌辭的重視，充分表明了其對禮樂觀念的肯定，這種思想也自然滲入到《樂府正義》的編選之中。

其二，選辭數(shù)量居于其次的《漢安世房中歌》出自郊廟歌辭。古代帝王立郊祭祭天地，于宗廟祭祖宗。郊廟歌辭正是古人拜祭尊奉天地和祖先的樂歌?！稘h安世房中歌》中有：“我定歷數(shù)，人告其心。敕身齋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極爰輳?！敝烨谄浜笤疲骸叭硕v數(shù)以天，我定歷數(shù)以人。人告其心，則歷數(shù)定矣。端其本者存乎身，善其則者存乎教，乃天與人歸之本。而孝者，又敕身施教之本也……”^[12]寥寥數(shù)語，指出作品在文學內(nèi)容上的政教性傾向，而其中所傳達的禮樂精神也與朱乾本人所追求的“正義”思想切合。因此，無論是從曲題的選辭數(shù)量上，還是從曲題所屬類別的分布來看，《樂府正義》對作品的收錄都體現(xiàn)出朱乾對于禮樂正統(tǒng)思想的關(guān)注。

三

從曲題、曲辭的選擇上能看出編者選詩的大致傾向。這種傾向性從編者對樂府詩作者的選擇上也可以明顯看出。作家作為獨立的創(chuàng)作個體，其作品往往會呈現(xiàn)出各自鮮明的風格特色，不同的創(chuàng)作者所關(guān)注的主題及所表達的主旨等也都會有不同，對于《樂府正義》編選標準的考察，也是不可或缺的一步?！稑犯x》中所選作者，涉及范圍非常廣泛，其大致選詩情況列舉如下：

續(xù)表

從以上表格列舉情況來看，《樂府正義》中選傅玄樂府詩49首，居于首位。其次為曹植和鮑照，分別選36首和27首。而他們都是樂府創(chuàng)作大家，其作品也都有自己獨特的創(chuàng)作風貌。首先，傅玄“長于樂府而短于古詩”。^[13]《樂府詩集》共收其作品達35題89首之多，可見郭氏對其作品亦十分關(guān)注。傅玄性情剛直，受儒家思想影響較深，精通音樂，在西晉時期樂府詩創(chuàng)作頗有成就。然而，儒家一向重“禮”崇“德”，孔子曾言：“道之以德，齊之以禮?！?sup>[14]荀子亦提到：“禮者，所以正身也?！?sup>[15]對于這些儒家傳統(tǒng)思想的接受，多少都會融于作品創(chuàng)作之中，例如，其郊廟歌辭中《夕牲歌》《明堂饗神歌》，燕射歌辭中《征西將軍歌》《食舉東西廂歌》等等，都具有明顯的正統(tǒng)色彩。其次，曹植存詩90余首，古詩、樂府參半。曹植重視民間文學，曾主張“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應(yīng)有風雅；匹夫之志，未應(yīng)輕棄”，^[16]注意向漢樂府俗曲學習，但反對因襲模仿，倡導創(chuàng)新，提出“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17]故其樂府詩創(chuàng)作也具有獨特的風貌。再次，鮑照樂府詩創(chuàng)作頗具風骨?！稑犯娂肥掌渥髌?7首，元代陳繹曾曰：“六朝文氣衰緩，唯劉越石、鮑明遠有西漢氣骨?！?sup>[18]其樂府詩創(chuàng)作多采用漢魏舊題，自出新意，集中表達出下層人士的憤懣不平，具有現(xiàn)實主義批判精神，顯示出獨特的個性氣質(zhì)。

從對以上三位作者的大致了解中可以看出，無論是對作品題材的選擇，還是在作品后所附的解題，都顯示出朱乾在編選樂府作品時對于“正義”的關(guān)注性，這種關(guān)注不僅只在于尋求對作品內(nèi)涵的正確解釋，更在于將禮樂、政治、文學上的正統(tǒng)觀念融入該書的編選過程之中。

另外，除以上明確指明作者的樂府詩和古辭以外，《樂府正義》中還存在一部分只標明出處的作品，主要包括卷第一中選自鄒子樂的《青陽》《朱明》《西顥》《玄冥》；卷第五中選自楚辭鈔的《陌上?！?；卷第十中選自晉宋齊辭的《子夜歌四十二首之四首》《子夜歌四時歌七十五首》，選自晉宋梁辭的《上聲歌》；卷第十四中選自古咄唶歌的《棗下何纂纂》。關(guān)于“鄒子樂”，自明清以來諸多學者認為其是歌辭作者或者是漢時“鄒陽”，現(xiàn)代學者有的認為漢郊祀四時祭歌中的“鄒子樂”實為所奏樂名，而非指歌辭作者。^[19]而楚聲、楚辭的音樂特性使?jié)h代樂府詩受其影響，楚聲、楚辭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也被各個時期的樂府詩汲取和利用，楚聲之悲怨特征形成漢魏樂府“以悲為美”的音樂特色。此外，樂府詩在篇章結(jié)構(gòu)等方面也深受楚辭的影響，^[20]故朱乾注明其部分作品選自楚辭鈔。至于晉宋齊辭、晉宋梁辭則大多是對所選特定時間段作品的總稱?！哆蛦嚫琛芬娪凇段倪x》卷十八潘安仁《笙賦注》，《樂府詩集》未收，作者不詳，其為一首漢樂府古辭。對于這些作品，朱乾大致交代了其出處，對于后代樂府詩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幫助。

綜合上述，朱乾《樂府正義》的編集充分顯示了其對樂府詩“正義”的主要目的，它秉持“夫聲音者，由理義而生者也”^[21]之觀念，強調(diào)對于樂府詩“理義”的闡發(fā)，此類探求在中國歷代樂府學研究專書中是較為獨特的。首先，在曲辭的選擇上，朱乾在繼承《樂府詩集》編選特點的基礎(chǔ)上又有所發(fā)展，在整體數(shù)量上傾向于選擇相和歌辭、歌謠辭等貼近普通人生活的民間樂府詩，關(guān)注民間呼聲。對于班固、王粲等文人補錄之作的選擇，又反映出朱乾對于正統(tǒng)文學觀念的認可。其次，在曲題的選擇上，從選辭數(shù)量最多的《食舉東西廂歌》《漢安世房中歌》等，顯示出朱乾對于燕射歌辭、郊廟歌辭等樂種的重視，這些作品在文學內(nèi)容上的政教性傾向，也充分表現(xiàn)出朱乾對禮樂正統(tǒng)觀念的肯定。再次，在作者的選擇上，無論是對作品題材的選錄，還是在作品后所附的解題，都顯示出朱乾在編選樂府作品時對于“正義”的闡述，這種闡述不僅體現(xiàn)在對作品內(nèi)涵的正確解釋上，更在于將禮樂、政治、文學上的正統(tǒng)觀念融入每首作品的解讀之中。總之，朱乾《樂府正義》在闡發(fā)、匡正樂府詩的真正內(nèi)涵上具有重要的貢獻，其對樂府曲題、曲辭等的選錄，反映出明顯的正統(tǒng)色彩，相對于歷代其他樂府詩研究專著具有特殊的價值。

[1]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樂府詩集》整理與補編（13&ZD110）”的階段性成果。

[2] 本文所引用朱乾《樂府正義》內(nèi)容皆參考國家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秬香堂刻本。

[3] 王運熙著《樂府詩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第323頁。

[4] （清）朱乾著《樂府正義》卷第十五。

[5] 《漢書》第22卷，中華書局，1962，第1037～1038頁。

[6] 《漢書》第30卷，中華書局，1962，第1756頁。

[7] 郭紹虞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144頁。

[8] （清）朱乾著《樂府正義》卷第二。

[9] （清）朱乾著《樂府正義》卷第二。

[10] 《樂府詩集》第13卷，中華書局，1979，第181頁。

[11]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37卷，中華書局，1980，第1527頁。

[12] （清）朱乾著《樂府正義》卷第二。

[13] （清）沈德潛選《古詩源》第7卷，商務(wù)印書館，1936，第89頁。

[14] 楊伯峻譯注《論語譯注》，中華書局，2005，第12頁。

[15] （清）王先謙撰《荀子集解》，中華書局，1988，第82頁。

[16] 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153頁。

[17] 趙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第323頁。

[18]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xù)編》，中華書局，1983，第631頁。

[19] 王福利：《漢郊祀歌中“鄒子樂”的含義及其相關(guān)問題》，《樂府學》第3輯，2008。

[20] 郭建勛：《論樂府詩對楚聲楚辭的接受》，《中國文學研究》2002年第4期。

[21] （清）朱乾著《樂府正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