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研究

漢代郊祀歌音樂形態(tài)研究

閆運利 （北京，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100089）

提要：郊祀歌是古代天子郊祀天地神靈所用的樂歌。漢代皇帝郊祀天地各有側(cè)重，間有制作，今留存武帝朝《郊祀歌十九章》?！督检敫枋耪隆废道钛幽甑葥?jù)音樂、祭祀需要，選取司馬相如等人詩賦作品中的一句或幾句割裂、拼湊而成。祭祀表演神圣、隆重，可能配以《云翹舞》。東漢、曹魏沿用，明確配以舞蹈，音樂體系更加成熟?！肚嚓枴返雀璞饼R仍有傳唱。唐后多有《天馬歌》擬作，明胡應麟有《擬漢郊祀歌十九首》，多不歌。

關(guān)鍵詞：漢代 郊祀歌 音樂形態(tài)

作者簡介：閆運利，女，1987年1月生，河北邢臺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專業(yè)2014級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

郊，即“古者天子夏親郊祀上帝于郊”。^[1]祀，即“昭孝事祖，通神明”。^[2]狹義上的“郊祀”指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廣義上包括南郊祭天、北郊祭地、泰山封禪、明堂、雩祭、籍田、神州、朝日夕月、風師雨師、社稷、先農(nóng)、祈谷、先圣先師等?！胺蚪检胝撸魍踔⑹?，國家之大禮”。^[3]郊祀活動是一個國家禮樂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郊祀歌是郊祀過程中祈天降福所用的樂歌。郭茂倩《樂府詩集》將“郊廟歌辭”置于十二類中的第一類，郊祀歌又位于郊廟歌辭之首。數(shù)量占十二卷中的七卷，足見其地位之重要。

學人對漢代郊祀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郊祀歌十九章》。如對作者的辯證，有龍文玲《漢〈郊祀歌十九章〉作者辯證》^[4]；對作品創(chuàng)作時間的討論，有張樹國《漢武帝時代國家祭祀的逐步確立與〈郊祀歌十九章〉創(chuàng)制時地考論》^[5]、龍文玲《漢武帝〈景星〉及文學史意義》^[6]及王淑梅、于盛庭《再論〈天馬歌〉的寫作緣由和年代問題》^[7]；對十九章內(nèi)部排序內(nèi)涵的解讀，有張強《〈郊祀歌〉考論》^[8]；對《郊祀歌》與漢代郊祀禮樂文化之間關(guān)系的考察，有王長華、許倩《漢〈郊祀歌〉與漢武帝時期郊祀禮樂》^[9]；對“鄒子樂”的考辨，有王福利《郊廟燕射歌辭研究》^[10]、郭思韻《漢郊祀歌的“鄒子樂”與東漢兩用〈朱明〉小議兼論與〈帝臨〉之關(guān)系》^[11]。趙穎暢碩士論文《西漢郊廟樂府研究》對其作者、作品內(nèi)部排序及郊祀儀式過程進行了全面論述。^[12]另有羅根澤《樂府文學史》^[13]、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14]、鄭文《漢詩研究》^[15]、張永鑫《漢樂府研究》^[16]、趙敏俐《周漢詩歌綜論》^[17]等專著，都曾論及《郊祀歌十九章》，且各有創(chuàng)見。

但目前研究存在兩方面的不足：一是對《郊祀歌十九章》之外的漢郊祀歌基本沒有關(guān)注；二是從音樂角度研究的較少，目前只有王福利《郊廟燕射歌辭研究》一書對《郊祀歌》有所論述。因此本文擬在厘清漢代郊祀活動及郊祀歌辭留存狀況的基礎(chǔ)上，對以《郊祀歌十九章》為代表的漢代郊祀歌的創(chuàng)作、表演、流變等音樂形態(tài)進行系統(tǒng)、全面的整理與研究，以期對漢郊祀歌研究有所推進。

一 西漢郊祀活動及郊祀歌辭留存狀況概述

公元前202年，劉邦正式稱帝。自此始，西漢歷經(jīng)兩百多年。根據(jù)西漢各朝郊祀活動特點分為高祖—景帝、武帝、昭帝—元帝、成帝—王莽四個時期。

（1）高祖時期，郊祀活動多依秦儀，未遑新制。如《史記·封禪書》載：

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sup>[18]

并且“有司進祠，上不親往?！?sup>[19]高祖并不參加。高祖于四時春以羊彘祠枌榆社，釁鼓旗以祠蚩尤，于歲時祠靈星以牛，以羊豕臘祠社稷等。整個祭祀活動充滿了濃重的民間巫術(shù)色彩，且無天地之祀。但高祖始創(chuàng)“五帝”之說，《漢書·郊祀志》載：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guān)，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祠?！备咦嬖唬骸拔崧勌煊形宓?，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蹦肆⒑诘垤?，命曰北畤。^[20]

此說對后世祭祀五帝影響極大。

孝文帝時，多祠五帝?！妒酚洝ば⑽谋炯o》載：

十五年，黃龍見成紀，天子乃復召魯公孫臣，以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詔曰：“有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害于民，歲以有年。朕親郊祀上帝諸神。禮官議，毋諱以勞朕?！庇兴径Y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親禮祀上帝于郊，故曰郊?！庇谑翘熳邮夹矣?，郊見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禮焉。^[21]

又《史記·封禪書》載：

文帝出長門，若見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22]

并且文帝受方士影響，郊祀天地較隨意。如聽趙人新垣平的進言，作渭陽五帝廟，且于夏四月，親拜霸渭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權(quán)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23]場面甚為隆重。又聽新垣平之言，“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24]可見方士之言，主導當時的郊祀活動。當方士之言被攻破，“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lǐng)，以時致禮，不往焉”。^[25]《禮記正義·曲禮》言：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26]

祭祀不可擅自廢、舉，孝文帝之舉，可見隨意。

孝景帝在位，郊祀活動無有所興?！笆?，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sup>[27]《史記·孝景本紀》僅記載一次郊祀活動：

中六年二月己卯，行幸雍，郊見五帝。^[28]

總而言之，高祖時，無天地之祀；文帝時，多祀五帝；景帝時，無有所興。在郊祀五帝活動中也未見與音樂相關(guān)的記載。但是郊祀與音樂自古就有聯(lián)系，“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29]只是郊祀活動所用音樂、歌辭成為正式的郊祀樂是自武帝時代的李延年始。

（2）漢武帝時代是一個極具開創(chuàng)性、娛樂性，充滿神秘色彩的時代。從開創(chuàng)太一、后土之祀到始用郊祀樂，從打破周代以來的禮法到隨意以天馬等祥瑞之歌郊天祭祖，從相信方士無稽之談到與方士共同主持漢代郊祀活動，無不體現(xiàn)著這種鮮明的時代特征。武帝“尤敬鬼神之祀”^[30]，郊祀活動頻繁。據(jù)《西漢會要》載：

孝武親郊十一，幸雍祠五畤八，幸甘泉郊泰畤三。^[31]

事實上，武帝幸雍祠五畤八次，幸甘泉郊泰畤四次，幸河東祠后土五次，封禪泰山七次。如《漢書·武帝紀》載：

（元光）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2]

（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33]

（元狩）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4]

（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5]

（元鼎）五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6]

（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7]

（元封）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38]

（太始）四年十二月，行幸雍，祠五畤。^[39]

“雍”指雍縣。五畤即鄜畤，密畤，吳陽上畤、下畤，北畤?！稘h書·郊祀志》曰：

蓋天好陰，祠之必于高山之下畤，命曰“畤”。^[40]

秦文公建鄜畤祀白帝，秦宣公建密畤祀青帝，秦靈公建吳陽上畤、下畤祀黃帝、炎帝，漢高祖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武帝前期熱衷于祀雍五畤，后逐漸衰落。如《史記·封禪書》載：“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芬芳不備。”^[41]

《漢書·武帝紀》載郊甘泉泰畤四次，祠河東后土五次：

（元鼎）五年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立泰畤于甘泉。天子親郊見，朝日夕月。^[42]

元封五年四月，還至甘泉，郊泰畤。^[43]

天漢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44]

后元元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45]

（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46]

元封四年春三月，祠后土。^[47]

元封六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48]

太初二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49]

天漢元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50]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分別建于元鼎五年、元鼎四年，是武帝郊祀活動的重心。成帝時遷至長安南北郊，哀帝時恢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王莽時又恢復到長安南北郊。

又《漢書·武帝紀》載泰山封禪七次：

（元封元年）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51]

元封五年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甲子，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52]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祠上帝于明堂。^[53]

太初三年四月，修封泰山。^[54]

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55]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56]

征和四年三月，還至泰山，修封。^[57]

封禪之禮最早見于管仲的《封禪篇》，亡佚?！妒酚洝し舛U書》曰：

泰山上筑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58]

每易姓而王、有符瑞，受命然后得封禪。或逢盛世，封禪以答謝上天。武帝多次修封泰山，祀上帝于明堂。且“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59]

武帝頻繁的郊祀活動，用樂卻自李延年始?！稘h書·郊祀志》載：

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被蛟唬骸疤凼顾嘏奈迨疑?，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庇谑侨显?，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及箜篌琴瑟自此起。^[60]

從滅南越的時間上看，武帝初識李延年應為元鼎六年。又《漢書·佞幸傳》載：

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61]

“上方興天地諸祠”之時即元鼎六年。此“新聲曲”即現(xiàn)存的《郊祀歌十九章》，以《漢書·禮樂志》為證：

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xié)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shù)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diào)，作十九章之歌。^[62]

又據(jù)《漢書·藝文志》載：

泰一雜甘泉壽宮歌詩十四篇、諸神歌詩三篇、送迎靈頌歌詩三篇。^[63]

雖不確定此三類二十篇是否全為武帝時期的作品，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用于郊祀活動的歌辭很多，流傳下來的只有《郊祀歌十九章》。

（3）武帝后，昭帝“富于春秋，未嘗親巡祭云”。^[64]宣帝即位，重宗廟之祀，十二年后始重郊祀，幸雍祠五畤一次，幸甘泉祠泰畤五次，幸河東祠后土兩次。如《漢書·宣帝紀》載：

五鳳二年春三月，行幸雍，祠五畤。^[65]

神爵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6]

五鳳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7]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8]

甘露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69]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70]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71]

五鳳三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72]

宣帝“修武帝故事”，神爵元年后尤重祠甘泉泰畤。關(guān)于郊祀過程中與音樂相關(guān)的文獻記載找到以下兩處：

明年正月，上始幸甘泉，郊見泰畤，數(shù)有美祥。修武帝故事，盛車服，敬齋祠之禮，頗作詩歌。^[73]

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shù)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xié)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苯哉僖姶t。^[74]

可見宣帝欲興協(xié)律之事，因沒有相關(guān)文獻流傳下來，最終結(jié)果不得而知。但因“修武帝故事”，故宣帝一朝祠五畤、甘泉泰畤及河東后土所用音樂、歌辭，很可能是在武帝朝基礎(chǔ)上略作修改。

元帝即位，“間歲正月，一幸甘泉郊泰畤，又東至河東祠后土，西至雍祠五畤。凡五奉泰畤、后土之祠。亦施恩澤，時所過毋出田租，賜百戶牛酒，或賜爵，赦罪人”。^[75]另幸雍祠五畤三次，整體上多遵舊儀。元帝雖“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76]，頗好俗樂，但對當時用于郊泰畤、祠后土的郊祀樂并無建樹。

（4）成帝時，一改昭帝、宣帝、元帝時代的“遵舊儀”，開始進入改革期。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等以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不合古制，路途遙遠、舟車勞頓，且吏民困苦、百官煩費，勞所保之民、行危險之地，難以奉神靈而祈福佑等原因，主張將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遷至長安。其后又建言皆廢雍五畤及陳寶祠等。如《漢書·成帝紀》載：

（建始）二年春正月，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郊……三月辛丑，上始祠后土于北郊。^[77]

后匡衡坐事免官，很多人開始反對遷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之祠。又因“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折拔畤中樹木十圍以上百余”。^[78]及成帝無繼嗣，恢復親郊禮及部分長安、雍、郡國祠。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皇太后詔有司恢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雍五畤、陳倉陳寶祠等。如《漢書·成帝紀》載：

（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神光降集紫殿……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79]

（元延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0]

（元延）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81]

（元延三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2]

（元延）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83]

（綏和元年）三月，行幸雍，祠五畤。^[84]

（綏和）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85]

綏和二年三月，成帝崩于未央宮。皇太后詔有司復長安南北郊，以順成帝之意。成帝三遷其址，整體上以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為主。整個過程基本沿用《郊祀歌十九章》，只因丞相匡衡主張郊饗天地貴誠尚質(zhì)，對極度夸飾描繪的部分歌辭做了修改。如《漢書·郊祀志》載匡衡所言：

臣聞郊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zhì)也。歌大呂舞云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犢，其席槁稭，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zhì)，不敢修其文也。以為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zhì)不飾，以章天德。紫壇偽飾女樂、鸞路、骍駒、龍馬、石壇之屬，宜皆勿修。^[86]

因此匡衡將《惟泰元》中“鸞路龍鱗”改為“涓選休成”，《天地》中“黼繡周張”改為“肅若舊典”。

哀帝即位，“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余所，一歲三萬七千祠云”。^[87]且令太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祠如故，遣有司行事而禮祠，君不親祠。從哀帝罷樂府的具體內(nèi)容看，當時的郊祀樂已具規(guī)模?！敖技罉啡藛T六十二人，給祠南北郊……諸族樂人兼云招給祠南郊用六十七人”。^[88]

平帝及王莽時期，復長安南北郊，多改祭禮，郊祀制度逐漸定型。元始五年，王莽與太師孔光、長樂少府平晏、大司農(nóng)左咸、中壘校尉劉歆、太中大夫朱陽、博士薛順、議郎國由等六十七人集體商議，“復長安南北郊如故”。^[89]王莽于居攝元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關(guān)于當時所用音樂，尚未找到相關(guān)文獻記載。但《漢書·王莽傳》有一處記載：

六年春……初獻新樂于明堂、太廟。群臣始冠麟韋之弁。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sup>[90]

鑒于當時郊樂、廟樂多有通用現(xiàn)象（如《天馬歌》），所獻“新樂”也可能用于郊祀天地。但除了“清厲而哀”的風格外，我們對其創(chuàng)作、表演等情況并不知曉。

二 東漢郊祀活動及郊祀歌辭留存狀況概述

東漢近兩百年間，郊祀之事多遵西漢舊儀。下文分為三個階段——光武時期、明章盛世、沒落時期，對東漢郊祀活動及郊祀樂使用情況進行簡要論述。

（1）光武帝建武元年“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91]政治色彩更加濃厚，并成為魏晉之后郊祀活動的重要特征。二年正月，初建南郊于洛陽城南七里。中元二年，初立北郊于洛陽城北四里，并于正月辛未祀后土。此時期郊祀活動整體上中規(guī)中矩，多依舊儀。如洛陽城南七里制郊兆，圓壇及五帝位置皆采元始中故事。此外，祭品、音樂使用崇尚節(jié)約。如祭祀時“天地共犢，余牲尚約”。^[92]北郊、封禪、明堂皆“用樂如南郊”——凡樂奏《青陽》《朱明》《西顥》《玄冥》?！肚嚓枴贰吨烀鳌贰段黝棥贰缎ぁ贩謩e是《郊祀歌十九章》中的第三、四、五、六首，東漢沿用其名。關(guān)于歌辭內(nèi)容暫無明確記載，筆者認為可能沿用《郊祀歌十九章》。郭茂倩在《樂府詩集·郊廟歌辭序》中提到：